爱华网引“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毛泽东词《沁园春.雪》）唐诗宋词早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汉文化”又是“中文”最主要的一部分。因而研究宋朝流行的宋词以及探讨宋朝灭亡的原因，也就关系到我们现在使用“汉字”和“中文”重要与否的必要性。对于宋朝灭亡的原因历史教材和网上已经归结有很多，我自己也搜集、分析了一些资料并得出以下结论可供朋友们参考：
1）为防兵变，“重文轻武”。因出风头，“精兵简政”。
“陈桥兵变”夺权之后的宋太祖赵匡胤当即“杯酒释兵权”开始实施“重文轻武”国策。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兵变建立的国家，夺取江山之后的宋朝一度希望于“杜绝兵变”就成为其重要的治国之道。自唐朝伊始，就一直穷兵黩武、叛乱不断，先是薛仁贵征东，又是薛仁贵之子薛丁山率军长达数十年的征西，后是薛丁山之子薛刚起兵反唐。并且唐朝还屡屡在北方举大兵远征邻邦高丽（也即现在的朝鲜）未果，接连战败的唐朝在玄宗时期又为“安史之乱”祸害无穷，导致军事实力逐渐衰退。现存唐代诗人杜甫所遗留的诗中就有一篇《兵车行》，描述了他在安史之乱的逃亡途中，所见到的平民百姓饱受战乱之后惨不忍睹的现状。终于唐代宣扬“女权至上”的女皇武则天当政，即遍布爪牙、大杀满朝文武，从上至下朝纲大乱。唐朝自武则天之后的国力就已经日渐衰败，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唐朝后来终被分裂成“五代十国”，与东晋之后“五胡乱华”分裂成十六国一样，也是处于一段乱世的时期。“乱世之秋”拥兵自重的武将也就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正应了那句话：“乱世出英雄”！
因此宋太祖果断地在建立宋朝并相继灭掉周边邻国后，立即效仿汉高祖刘邦及吕后的政策，将立下过“赫赫战功”随其出生入死过的将帅兵权全部收回。架空了武将的势力范围，转而宣扬文臣治国、忠君，也即达到了前所未有空前高涨的地步。北宋虽然规定“不杀士大夫”，但对于文官之间争权夺利的现象却习以为常。这一朝代贯通始末的治国之道也就是“排除异己”，完全与之前历朝历代推行的“求同存异”思想背道而驰。因而，宋朝虽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又经历过多次外来入侵，可是赫赫有名的武将却屈指可数、寥寥无几。后来终于有了两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岳飞、辛弃疾，却还都双双只落了个被整、被冤的下场。
可是也就在这一时期，文风鼎盛、诗词并举、联赋齐鸣，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才高八斗的风流才子多如牛毛；面面俱到、独俱一格、自成一派、鬼斧神工的名师高人数不胜数；百里挑一、能歌善舞、丰姿婀娜、仪态万千、心灵手巧、聪明灵俐的旷世美女云山云海；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一笑倾城再笑倾国，风华绝代的红颜祸水、乱世佳人十年一现。就连民间的发明创造都在当时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在“唐宋八大家”中居然出现了两个生于同时代同朝分管文武最高级别的长官——王安石、欧阳修，另一个辈份稍长的丞相范仲淹也是名气不亚于这俩人的散文名家，而八大家中作词天赋最高的苏东坡也算是欧阳修的门生。令人不齿的是，连“奸臣”蔡京都是北宋时期书法界名极一时“苏、黄、米、蔡”之中蔡系书法的最主要代表人物，苏东坡、黄庭坚、米芾与蔡京的楷书也是留传至今北宋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更让人羞惭的是，甚至连历史罪人“卖国贼”、“大汉奸”宰相秦桧居然还是今天正在沿用宋体字的“创始人”。然而“瑕不掩玉”，自有“众口烁金”！其间的个中理由不外如此：北宋时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率先采用了胶泥制成的字模来替代原来既耗时又费劲的铜板刻印（每修改一次，整张铜板全部都要重刻一次。）。而“活字”印刷的鼻祖自然是那些整天撅着屁股干活的工匠们，最早能想出这种印字方法的就只能是他们中的一个。明显秦桧成于南宋，距北宋尚远。如果有证据已证实他发明了宋体字这一事实，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大不了是他将北宋这一民间发明成果据为己有，末了却将事实真相掩盖下来。做为时任宰相的秦桧，只消稍微动一下手指头就可做到令后人敬仰或遗臭万年的事，又何乐而不为？至于身为宰相蔡京的楷书，拿到今天这个时代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将其列为北宋楷书名家的人其欣赏水平自然也实在不敢教人恭唯。相比之下，现存秦桧的书法真是使人有种“滥竽充数”的感觉。
现如今，全国各地的街头巷尾、犄角旮旯皆流行收藏古玩、字画的时尚。或许在商人眼里，宋朝这两个丞相保留下来的书法作品开价也应该是“一字千金”，出奇的高！这也就是有些值钱的古董并不一定就有较高艺术成就的原因，但毕竟相比那些同一时代“斗字不识”一个的“白丁”和凡夫俗子来说，位极人臣的他们还算是“人中龙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精华中的精英”!
假比抛开“汉族”情结和“汉室”纠结，或许所谓的“愚忠”与“忠君”的性质其实都一样。有用的还是那些能留给后人，可以千古传承的东西！就像南宋宋理宗在位时的又一大奸臣右丞相史弥远为给蔡京、秦桧等人翻案，或许要比给风流成性的落魄词人柳永正名更加紧迫！说到底，又有谁会去讨论当年苏东坡究竟有没有沾花草，霸人良田妻小，那类看似“鸡毛蒜皮”又委实无聊透顶的琐碎之事？
现存宋高宗赵构书画作品
现存宋高宗赵构书画作品
宋高宗附岳飞亲笔信书法作品
2）变法失败，贪污成风。政见不和，冤狱似海。
北宋宋神宗时期，丞相王安石主张“保甲法”、“青苗法”等一系列变革措施因触及地方官僚切身利益而受到歪曲。同时，王安石对以苏轼为首、反对他变法的高官除了被随意处置并谪贬以外，且广为实行放逐和压制。王安石两次变法均失利后，全国税赋加重，地方官吏横行，百姓负担加剧，致使国力日渐衰退。
在北宋王安石实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其目的不外乎都是为了皇帝的利益。为皇帝其实也就是为自己，所以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待他那时的变革失利原因其实并不准确。单从北宋那段时期来看，当时的农业科技仍然依赖于《齐民要素》，农民的栽植培育技术还处于刀耕火种、旱涝保收阶段，耕作方式十分原始和落后。对于抵御防治蝗虫、老鼠、蟑螂、麻雀、蚊子、苍蝇、结霜上冻、洪涝灾害等除了怨天尤人、求神拜佛、祭祖祭天之外一点招都没有，只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当时还缺少行之有效、防患于未然、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手段。无论从科学技术、知识、管理哪个角度进行变革，实际都起不到什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对于“青苗法”的推广，实际上只增加了地方官僚课税、敛财、贪污的尺度和机遇。
保守派中主管军政的欧阳修及苏轼等保守派文官，显然仅仅只是支持文风变革。有不少历史专家认为苏东坡其实也支持变法，但着眼于天下百姓的利益，与坚决维护皇帝利益的王安石就出现了意见分歧。个人以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苏轼当时曾提出过类似“利民”的建议或文书。他强烈反对内政大权在握的丞相王安石进行农业、军事等方方面面“适得其反”的一系列变革，恐怕主要还是想依附同出于四川的老前辈——欧阳修。而欧阳修本人最出名的作品就是那篇《醉翁亭记》，在其字里行间也进一步闸述了他亦因与丞相王安石意见相佐而被贬任滁州太守，在其无拘无束、放纵无羁的麻醉心情下却仍旧对蜀相诸葛亮的故乡——琅琊产生了浓厚的怀恋和向往之心。大致可以说明，欧阳修当时的政治和军事主张极可能倾向于诸葛亮在四川时的那一套从严治国、整军，又相对“宽君”、“利民”的一系列政策。
苏轼是一个因科考中的上佳表现而被欧阳修等人誉为“百年不遇”的“天才”，其人向来才思敏捷，为人清廉正直且惯来直言不讳。
但王安石为压制反对派代表——苏轼等人，屡次三番为难苏轼。先后利用他有“中脘变症，需中峡水引经泡茶”为由，命“初来乍到”的苏轼回乡省亲时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取长江中游水为题，考核出苏轼“疏忽大意、急中生智”原来竟是“撒谎尼啊白”（川方言，意为空谈、谎话），遂将其发配到湖州为官。
中间又因曾于苏杭一带做过官的王安石，在其所作的诗中有“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两句，暗含黄州菊花“秋天落瓣”这样违反常规的自然现象。而刚从被贬湖州三年后归来的苏轼在拜访王安石时再度犯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过错，不知天高地厚竟随手写下“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的评语，竟而又一次触怒了王安石，续又被王丞相贬为黄州团练（职位卑微且无实权的武官）。
王安石还连续出了三个“千古绝联”难倒了苏轼，让大学士苏东坡终于哑口无言、无言以对。
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其实都算是“无稽之谈”！关于'长江中游水泡茶的味道不浓不淡'，就算拿到现在来说都是个弥天大谎。水放得多，茶水自然就味道偏淡。H2O（水的分子式）其实也根本没有水性急、水性缓一说，用长江哪个游的水泡茶都是可行的。更何况，对于从来都没学过化学的王安石丞相而言，他知道的并不比现在的初中生多多少。
再者说，例如像“二季稻”、“东边日出西边雨”、“南方有些少数民族从来不洗澡，身上也没有异味”、“时差”、“胡天八月即飞雪”、“南橘北枳”、“打雷闪电下雨降雪落冰雹”、“天圆地方（以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等等，以及《十万个为什么》上面所述、连如今小学生都知道的一些自然常识，在宋代还并没有找到最合理解释。况且，常在秋天盛开的菊花一般大多数均不会在秋天凋谢，会“落瓣”的地方也就黄州那么少数一两个县城而已。
更何况，至今都无人应对的”千古绝对“在当时来说应该还有很多！翰林学士苏轼一时之间对不上来也属正常，并非世上所有的上联都一定能对得出下联来。
而苏轼对于王安石的种种刁难却无计可施，也才终于被丞相王安石抓住把柄，认为这个妄自尊大、目中无人的苏大学士只不过是个“才疏学浅”、“信口雌黄”、徒有虚名的小人罢了。
王安石将苏轼流放之后，其实对他的变法也没起到啥好作用。本应当加强监督措施“亡羊补牢”，以堵住地方官吏贪污，却变作了对民情熟视无睹、固执己见的“独断专行”。而苏轼在被贬谪之后，终因“乌台诗案”被一些个本就嫉妒他才能的文官继续诬陷为“讽刺朝庭命官”而锒铛入狱。众口铄金的风言风语下，苏东坡在狱中差点丢了性命，还险些被“削为平民”。由此可见，“故意刁难”人才、“嫉贤妒能”，在北宋朝时就已经在高层官员中司空见惯、见惯不惊！
然而，王安石王丞相的变法也并非一无是处。起码他推行的“保甲法”还称得上比较经济实用，直到民国时期还在实施和应用。和平年代，北宋的壮丁在家耕田种粮，一到了战争时期他们就可以立即转变为北宋的兵丁，被派往边疆驻扎防守或打仗进攻。王安石的一系列军事变革其实对北宋也还是有一些益处，至少是他提出建议把朝庭兵器库中那些封存多年不用、早已生锈腐蚀、残破不全，无法供军队使用的弓箭和兵械全部更换成了新的。他为北宋朝庭抵御外来少数民族的入侵，以及镇压地方农民“叛乱”还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北宋末期，宋徽宗赵佶启用蔡京为相。可是蔡京为了专权进而在全国“拉帮结派”，试图瞒天过海蒙蔽大宋皇帝的耳目！蔡京门下的幕僚甚多，身位太师的他以之做为遏制反对他执政的文武百官的“党羽”和“走狗”。当他坐听八方、权倾一时之际，趋之若骛的官吏亦争相拜谒并恣意横行霸道于乡间，也促成了不少民间的“冤假错案"！而他们却顿顿吃着山珍海味、稀世名肴，过着穷奢极欲糜烂的生活。有一回太师蔡京过生日时，由青面兽杨志押运的生辰纲也能花掉10万两白银。各地的地方官绅对平民百姓实行苛政敛财的同时，还对底层各种反抗势力实施暴力镇压。正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历中上正是由蔡京执政的这一阶段，在山东发生了由方腊（其实就是宋江）领导的著名“农民起义”。但对方腊这个历史人物在现有的历史资料中却鲜有记载，因此不少历史学家都推测“方腊”其实就是《水浒传》中的“宋江”或者“晁盖”。
为了镇压叛乱，宋朝当局源源不断点兵点将，派兵征讨叛军，导致北宋末期烽火绵延、战乱频繁。反观内乱平息、相互火并之后的北宋王朝，其军事实力也已变得弱不经风、淹淹一息，显得不堪一击。
苏东坡《前赤壁赋》.01
苏东坡《前赤壁赋》.02
3）奸倿当道，民不聊生。妖魔缠身，君当朝政。
宋朝时期潘仁美、童贯、蔡京、高俅、张邦昌、秦桧、贾似道等卖国求荣的大奸臣相继当道，精忠报国的众将帅受到猜忌和排斥。南宋宋高宗时期，宗泽、李纲、岳家将、韩世忠等等一干坚决抗金的将领均遭到排挤、迫害。
事实上，自宋朝秦桧夫妇之后大家才知道啥叫“奸”，从唐代贵妃娘娘以来我们方明白嘛是“甜”。北宋时期抗辽的主要是杨家将，而潘仁美身为主帅却有意阻碍杨家父子抗辽却差点让大宋江山就此落入西夏辽人的手中。这一着险棋却并未惊动赵氏皇族的后代，愈演愈烈更为悲壮的事件接踵而来使人禁不住“义愤填膺”。
先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的妻子遭到虞侯的调戏，林冲“一怒之下”准备找势大的虞侯这头“色狼”理论，却反遭虞侯诬谄要谋反，并立即受到撤职查处。被关押在案就要发配，差点就惨遭虞侯暗中布下的毒手之际，没曾想“半道杀出来个程咬金”！“花和尚”鲁智深下山截了林教头，杀了无恶不作的虞侯直反上梁山。届时还称得上兵强马壮的宋庭太师蔡京发雄兵数十万讨伐“逆反叛贼”宋江等人，这才上演了一幕幕“水泊梁山英雄好汉”的故事。然而，一百单八个“梁山好汉”又怎会尽是吃素的主？除了在攻打大名府、祝家庄失利，卢俊义与宋江折损了差不多近一半人马之外，宋庭的“天兵天将”基本上都是每阵必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喜欢《水浒传》的读者才懂得什么叫做“逼上梁山”，知道为何“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翻了《荡寇志》的学生才晓得啥子叫做“贼性难改”，明白为啥“万里江山万里尘，一朝天子一朝臣。”。之后不久北宋即被金灭亡，徽宗、钦宗二帝被掳走做为人质。南宋宋高宗赵构建都临安一开始就向金国岁岁称臣，年年进贡。
可怜，元末明初罗贯中笔下令人“拍手称快”的《三国演义》，竟然成为号召汉族同胞们去“光复汉室”、抗元暴政的“学生守册”；施耐庵笔下教人“心急如焚”的《水浒传》，却成了鼓动老百姓来“反蒙复汉”、揭竿而起的“行动纲领”。虽然在宋朝那阵，远有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始皇焚书坑儒以灭秀才口实。近有唐诗三百尽收眼底，则天垂帘听政首开女皇先河。总之，为了维持大宋江山的基业、避免文臣武将居功自傲“以下犯上”，“逆天”的一个个大宋“奸臣”无论是对率兵抵辽侵扰的杨家将抑或是统军抗金的岳家军，向来都是居心厄测地采用恶意造谣中伤、栽赃陷害的手段对付。同仇敌慨、精忠报国当即深受其害，中饱私囊、欺君罔上皆能幸免于难。
后是南宋宋高宗时期岳飞率军抗金恰逢在朱仙镇领兵大胜金兀术之时（按理岳飞或许应当凯歌高奏搬师回朝、邀功请赏犒劳三军。），竟然一反常态不顾劳顿挥师北上，大有直捣黄龙、一举收复整个中原之势。却于突然间接到“十二道”十万火急的圣谕金牌，下令岳飞父子等人即刻进京刻不容缓。到达京城后的岳飞立马被朝庭派来的宋兵五花大绑送入天牢，随之而来的是被奸臣万俟卨刑讯逼供令其承认有收容盗匪、聚众谋反朝庭之罪。春暖花开，百鸟朦睁。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清晨，岳飞、岳云、张宪以“莫须有”罪名被押赴位于风波亭的“临时法场”，并被全部处死。可怜，岳飞死后只留下了一首他在北伐时吟咏的词——《满江红》。
如果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了“词赋满江”的岳武穆，系因岳飞“默许有”犯上作乱起兵谋反南宋朝庭之口误倒还勉强说得过去。不杀岳飞不足以“平民愤”，才有了后来大宋“称臣投降”安天下的“锦囊妙计”。然而只可怜“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也难以证明究属讥笑讽刺宋高宗赵构无能还系表明“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目的为了就是“笑谈渴饮匈奴血。”可正当“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之时换来的却是被偷偷拉往风波亭“慷慨就义”。令人觉得宋朝要不灭亡，就只有换来抗金民众的“一声叹息”：老天爷没长眼睛！
岳飞《满江红》
宋高宗赵构与岳飞密议国事
繁体楷书版
4）内忧外患，南北分裂。头重脚轻，上下失调。
南宋宋高宗赵构在位期间因宰相秦桧一贯附和金国而提出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原则致使南宋南北分裂，军事实力大打折扣。“金灭辽”后，黄河以北的地区及中原沦为金国管辖的地盘。
首先，应值得注意的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观点好像是近些年来才被专家学者们所发现和挖掘出来的。至少在十年前，这些秘密还没人敢对外公开。一个观点的形成不该是完全由文字或某本书上所说的那样，但既然有人提出来又无人拿出有力的证据进行反驳，大家也就只有默认。先用这条百度搜过来的论点加以解释南宋灭亡的原因倒也不难办，稍加修饰即可，无需再添油加醋进行过多渲染。到底这条消息是怎么被发现的，倒显得不那么举足轻重！而当年身居要职、曾经出卖过南宋的大臣们再笨也会想到鸟尽弓藏、毁尸灭迹，对那些于己不利之处必定会横加遮掩和蔽盖。
其次，从北宋定都开封、汴京到后来南宋定都临安可知，南宋时期的版图已经大大缩小。此时地处长江以北的地区因属金国，也断然不可能有人会越过国界跑到长江以南。而原在南宋为官，妻儿老小或籍贯又在长江以北的北方人，出于“落叶归根”的想法，也多半会有回到北方的打算。反正中原地区自南宋起始之初就早已沦陷，处于金奴役下的大宋臣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生死，交由懦弱的南宋政府去左右和支配。金做为南宋的“主子”提出“北人归北”完全有可能，至少可以拉拢那些还想反抗金的北方人。至于此时宰相秦桧又在“北人归北”后面自作聪明，索性加上“南人归南”，把那些还滞留在北方的南方人召回，又似乎更多是出于加强南宋实力的需要。已然在外漂泊多年、又被处处排斥、身处北方的南方人也许更愿意借此“衣锦还乡”的机会，顺便再捞上个一官半职。当然也许可以从此不用再继续忍受夫妻长年“分居两地”、“鸿雁传书”所带来的煎熬，否则换来的却只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几许悲哀。但至少他们在家颐养天年、孝敬父母、寻亲访友什么的，也比从前要方便快捷得多。
自打金国最大的仇敌“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岳家将一死，金灭南宋的时机也就日趋成熟。金只要再略微忍耐一下，就可乘此机会一举拿下整个大宋江山。不就和当年联合北宋灭掉身边跟他过不去的辽，再返手一刀灭了北宋一样，何其美哉！天下不就都成了金的？
同样对于秦桧而言，北宋的主子和劲敌加收租大户——辽，也曾被蔡京“无中生有”杀了已接受招安的宋江、卢俊义等一干豪杰这一高招弄得晕头转向，误认为北宋已再也无心与辽恋战下去。连最受皇帝信任的岳飞也都杀了，那么南宋对金还有什么危胁可谈？“联蒙灭金”和当年“联金灭辽”一样，胜利指日可待！为了大宋江山，“假痴不癫”，牺牲一个只知道舞刀弄枪，向来我行我素、不听号令且擅自行动，常常自作主张并看似愚不可及的“草莽英雄”岳飞，又算得了什么？宋高宗赵构或许唯一考虑的是：遭金软禁多年的徽、钦二宗假如回来以后担心自己帝位不保，难免要面临“让禅”的难题。终于可以放下心来，继续过着他养尊处优、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日子。不过，按照当时宋高宗赵构的处境来说，就算迎接“二帝”回来凉在一边，继续坐他的皇位也不是什么问题。更可能的是，宋高宗在“户封八县，家给千兵。”的情况下国库已然被挥霍一空，朝庭缺钱少粮、无兵差饷，又难以继续供养岳飞统军北上之需。唯一值得庆幸的，也许是南宋末期的宋理宗心中当时还正在暗自窃喜：三国时代东吴和魏国私下结盟，出其不意悄悄灭掉了汉寿亭侯关羽的经历，终于在“与金联盟灭辽”的实践中被验证是绝对划算的了。唯一值得耽忧的是，当年魏灭蜀之后又“顺水推舟”，乘势灭掉了东吴！所以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打草惊蛇”，让金国这个可怕的“主子”太早清醒过来。乘其不备、出其不意，待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一定要用同样高明的手法来个“关门捉贼”、“瓮中捉鳖”，一举灭掉金国！到那时，南宋也许才可以长舒一口气，从此一劳永逸、高枕无忧！
再次，辽的地理位置离金更近，鞭长莫及的北宋与金共同灭掉辽，也只加强了金的军事实力。当然，“顺手牵羊”的金王爷怎会把攻下的辽国土地轻易又拱手让给想“混水摸鱼”，并表面臣服于大金国的宋朝皇帝？可以肯定的是，北宋宋徽宗与金联盟，是一步“借尸还魂”的蠢棋。此举不但加速了后来南宋的灭亡，还使得惯于“趁火打劫”的邻邦蒙古游牧部落所拥有的铁骑，在这一期间收降了色目族，已发展壮大到了让汉人难以想像的程度。
在通讯工具还很落后的宋代，新闻消息的传播速度真是慢得惊人。成吉思汗的骑兵不但在此时已如风卷残云一般，悄无声息地征服了亚洲以及与亚洲接壤的欧洲并中东部分国家，并还在色目人的兵员充实和蒙古马壮大的时间里休生养息，“虎视眈眈”并隔岸观火，等待着宋、辽、金相互残杀之后的局势变化，以求“鹬蚌相争,坐收鱼翁之利。”
对于历史上“联金灭辽”的过程目前资料披露得少之又少，还很难判断北宋在灭耶律氏王朝的过程中是否也遭受到了重疮，以致于很快就满盘皆输败给了金。依照北宋灭亡前的处境，能带兵打仗的将领也早已“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甚至，连最崇尚变法的北宋文官们此后也没有再提出或推行新的变革措施，借以加强宋朝的粮草供应、兵力补充并同时提高大宋臣民的经济收入。
在“俯首称臣”的岁月里，南宋朝庭的锋芒于尚未毕露之前似就已被消蚀、磨平。文臣、武将、士卒既不敢忠心耿耿于宋，也不敢奢望偷生于金，更不敢把希望寄托在已然南北分裂的“汉”。这才是一个民族最危险、最没落的时候，“战与不战”完全身不由己、无从选择！“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好坐以待毙、任人宰割！
5）文化科技，难以安邦。愚民政策,无法定国。
宋朝长期实行“愚民政策”，致使虽然宋代已拥有“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科技文化发达却未广泛应用于军事，反被周边愚昧、野蛮的国家所征服。
科技应用于军事是欧洲十八世纪以后的事情，而在这之前围绕天文、地理方面的科技与变革在中国只有极少数涉及到了军事。宋代火药虽然在军队中也初现了身影，但也主要用于发令或传讯。常见于小说中的“只闻得一声炮响，XXX率军突然从四面八方向敌军包围掩杀而来。”由最早周幽王为了博取整天哀声叹气、愁眉紧锁、闷闷不乐爱妃褒姒欢心，冒然“烽火戏诸侯”从而引发的“灭顶之灾”可知，军事消息传递得快捷和准确无误与否，也关系到了战争最后的胜负结局如何。
众多资料表明，火药在宋代还有一种重要用途是制作中药。起源于道士炼丹的火药可以拿来做为药引治病，已在宋代真可称得上是个“新鲜玩意儿”。
宋代的中国还并没有完全掌握如何大量开采、冶炼出钢铁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还缺少把钢锭经热轧、冷轧再冷拔出无缝钢管，以及将之经车、铣、刨后制作并打磨成枪管、炮管的工匠、车床、机具和金属加工车间。在此空谈火炮、火铳、火药枪怎么发射出去和射程远近，以体现火药更大“杀伤力”的时代，谈论火药也显得多余。
据传现存宋代发明的城防理论著述中，最早记录了采用几百斤重的火炮发射泥丸炮弹守城的办法，并且其中好像还有少量西洋火炮。但直至明末崇祯时期，中国明朝军队守城用的器具里依然缺少火炮使用的记载。单就火药本身而言，就算将之埋在地下当作地雷用，也嫌时间太慢！如何抵敌得了西夏、辽、金、蒙古等游牧部落，从草原上成群结队而来，浑似“风驰电掣”的骏马？
那几乎仍然是一个只能用刀砍、剑劈、枪刺、箭射，“醉里挑灯看剑”的“长短兵器”时代。以大刀、长矛、盾牌和弓箭为基本装备的军队，其战斗力完全取决于将士的气力和对“十八般兵器”（刀、枪、剑、戟、斧、铖、钩、叉、鞭、锏、锤、抓、镗、棍、槊、棒、拐、流星锤）及“十八般武艺”掌握的娴熟程度。既不能拿现在看烂了的武侠小说中那类“绝世武功”、“祖传秘方”、“武功秘笈”、“盖世神功”、“内力修为”、“隔山打牛”去比拟，也不能用如今香港功夫片里的“特技表演”、“飞天遁地”、“飞檐走壁”、“人间蒸发”、“瞬间消失”的电脑特技来模仿。武器优劣要以“一寸长一分强，一寸短一分险。”来论，对将帅还处于“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初级阶段。自唐以来，“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故作姿态，假装“闷闷不乐”的文官骑的都是毛驴，也难以和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虚情假意又郁郁寡欢却骑在“千里马”上的武将们并驾齐驱！“身先士卒”于文官而言，仿佛更象是皇帝于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尖酸文人开展进行的一种“精神迫害”。
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可以粗略地说是起源于三国时代。可想当年，吴、蜀联姻、联盟的南方汉人顶多也只能和北方汉人打个平手。更何况，蜀国丞相诸葛亮与“五虎上将”以及刘备本人也尽都是北方人。大智大勇者几被北方占尽，南方所拥者，惟长江与蜀道之天险耳。连三国时期全国最主要的产粮地也多在北方平原地区，怪不得诸葛亮一北伐中原就缺粮，而每次均不得不于乘胜追击时罢兵回蜀。反观惯于剽窃、抄袭而“才思敏捷”的曹操，那么“坏”一个奸臣，带着一群“二”得不行的兵将也始终没露败相。假如把刘备的兵马和曹操对换一下，估计天下早成刘备的了。
在中国的唐代，还曾涌现过像李元霸这样单臂就能“力举千斤”的天下第一条好汉。连差得不行排第十八名的程咬金，都有“三板斧”的英名威震遐迩。话说唐代猛将林立，兼之兵强马壮，堪称世界无双！连周边一些小国家，如：日本、高丽等国之近邻友邦尽皆乐驿不绝往来于中国，以向我大唐称臣纳贡、留学旅游为一生之荣耀！甚而于民间普及的中国围棋都被周边“一衣带水”日本岛天皇的臣民奉为“国棋”，一直尊崇到现在。还在唐朝的时候，中国人擦屁股都一律统一采用的是“草纸”，相比那些同一时代还在用瓦片刮、用水冲屁股的国度来说，不知先进了多少倍，文明了不知多少代，早进化了不知有多少年！
虽然北宋毕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多多少少在当时来说还是有些小用处。相比以往，可以省去浪费在印刷制版上的大部分时间。对于诗辞赋藏书、教育、科学记载、印刷（《三字经》、《女儿经》、《易经》、《诗经》、《竺兰经》、《水经》、《黄帝内经》、《山海关》、《千字文》、《本草纲目》、《论语》、《庄子》、《孟子》、《韩非子》、《诸子百家》、《楚辞》、《吕氏春秋》、《史记》、《三国志》、《新唐书》、《孙子兵法》、《文心雕龙》、《中庸》、《大学》、《洛阳赋》、《唐诗》、《风雅颂》）等等的推广，却比以往朝代要快了不知多少倍。与文化相关的科技实际上并非一无是处，只不过还扭转不了战局。例如：记录战况、绘制兵力部署草图、勾画地图等还是显得无所适从。指南针（那时称罗盘）在南宋海运和航海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外经济贸易为南宋朝庭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可于陆战短兵相接时，也毫无用场可言。由此看出，那阵宋朝大臣们还没意识到采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变、影响战争，而这一认知差不多持续到了清末。宋代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虽然名为“科举”，实际主要还是只偏重于文科，只能算作“文举”。武举考核的书本内容大不了也就是《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金蟬脫殼、拋磚引玉、借刀殺人、以逸待勞、擒賊擒王、趁火打劫、關門捉賊、渾水摸魚、打草驚蛇、瞞天過海、反間計、笑裏藏刀、順手牽羊、調虎離山、李代桃僵、指桑罵槐、隔岸觀火、樹上開花、暗渡陳倉、走為上、假癡不癲、欲擒故縱、釜底抽薪、空城計、苦肉計、遠交近攻、反客為主、上屋抽梯、偷樑換柱、無中生有、美人計、借屍還魂、聲東擊西、圍魏救趙、連環計、假道伐虢。），可就是这样的宋朝从头到尾仍然墨守陈规、一成不变。皇帝也只在边疆受到西夏和辽的军队侵袭和骚扰之时，才想到让丞相王安石在国中推行他的变法。由此也联想到宋时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这么被动，不挨打就不会去想到革新，而等到想要改变的时候又为时晚矣！南宋群臣们一方面在因政见闹不和，相互排斥、贬低；另一方面，又因无力抵御外来入侵常感到力不从心。宋代侧重于文化的科技提高了大宋臣民参政、议政、从政思维能力的同时，却没能及时提高南宋朝庭军队的作战能力。这样的文化科技却又是文臣们在日常学习交流、公务、生活中时时需要用到的，还不可或缺。做为世界科技发展的先驱，可谓中国的宋朝为之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血的教训！
至今还有些观点在归结宋朝的灭亡时，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宋代过多发展了音乐、绘画的结果。认为唱歌弹琴是“无病呻吟”、“糜糜之音”，是“亡国的征兆”，使人听了会由于丝竹而乱耳。还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认为绘画只不过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鬼画桃符”，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民间艺术”，类如难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在北宋时期，面对金兵的烧杀掳虐，文官只有“投笔从戎”，骑上战马、披上铠甲，举起大刀、长矛与敌人进行珠死博斗、反抗才是“王道”。可这些观点站不住脚！众所周知，经工业革命后，欧洲法国拿破伦指挥的军队曾经称雄世界。拿破伦甚而在行军打仗时都还带着他的乐队，指挥官在作战指挥时也全都在军乐队的鼓点声中进行。在还没有发明照相机的年代，法国巴黎的卢浮宫至今还存有不少油画作品，诣在表现出普法战争时期那些恢宏的战争场面，以及处于战斗之中面部表情肌肉因愤怒、呐喊而扭曲的法军士兵。而那阵整个欧洲乃至法国，音乐、绘画方面的发展与普及程度都已远远地超过了宋朝时的中国。其他例子则更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音乐、绘画在战争年代中，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6）四国大战，“三足鼎立”。一箭双雕，两脚踏空。
战败后连年向辽、西夏、金称臣纳贡白银、粮、布、绢等若干，致使原本富足的经济得不到缓解日渐衰退。联合蒙古灭金国后，宋朝再无力组织强大的兵力抗衡蒙军入侵。蒙古灭金后乘机又获取了金国占领的长江以北地区，南宋却在灭金胜利后无所斩获。
说穿了在宋代以前打仗需要的是智商，“一介武夫”有勇无谋反倒不占便宜。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乐毅、田忌到东汉末年的孔明诸葛亮和周瑜周公瑾，《孙子兵法》、《吕氏春秋》与《八阵图》、《三十六计》几乎成为宋代以前谋士必修的主课。甚至三国名将关羽都被后人刻画成有夜读《春秋》增长阅历习惯，能文能武的全才。南宋抗金英雄辛弃疾因“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和“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而名垂青史，也就成了理所当然。说到宋朝丞相，那就自然要比辛弃疾这样的英雄豪杰要高明得多。然而历史就是历史，结局总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宋代的军事策略脱不开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例如《孙子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不战而屈人之兵。”说的就是与其带兵去攻打敌军，不如派个口若悬河、头头是道的“说客”使敌人心悦诚服地投降归顺自己。再有优势的军事实力，也会有“伤敌一万，自损三千。”的损耗。而且田忌赛马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就算两边马实力半斤八两、旗鼓相当，安排上、中、下等马匹对阵的顺序不同，其比赛结果也不尽相同。从北宋“联金灭辽”、“借刀杀人”的结局可知，与”豺狼为伍“是宋徽宗和蔡京犯下的第一个联盟错误。农夫和蛇的故事也同样告诉我们：救一条蛇是自食其果。喂饱了豺狼它不会吃人，一旦饿它两天其凶残、嗜血的本性就会原形毕露无疑。与金联盟壮大了金，而北宋自身的实力却还是停滞不前、固步自封、划地为牢。金灭亡北宋的结局令南宋完全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期迅速灭掉金却如同“痴人说梦”、“以卵击石”。如此这般，南宋宋理宗赵昀信任的丞相史弥远之流才会想着“远交近攻”，去寻找远比“豺狼”还要凶狠的“猛虎”——蒙古结盟。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宋理宗赵昀重蹈覆辙、故技重演，一错再错、病急乱投医造成的。宋朝在当时还算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可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辽、金和蒙古都已相继超过了宋朝。金灭掉辽后，实力比原先几乎增涨了一倍，中原和北方除蒙古之外连成了一片。宋庭如不“笑里藏刀”和蒙古联盟灭掉金，大宋江山转眼将被大金国一个“回马枪”纳入囊中。而宋理宗赵昀和史弥远一干“奸臣”迟早会被金王爷削为平民，正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从未下过地干过活、耕田犁地，抑或农忙时在插苗栽秧中“拔苗助长”过，整天就知道“耽于享乐”、“骄奢淫逸”的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怎么忍受得了如阶下囚般遭受酷刑虐待的日子？所以，最终联合蒙古对南宋朝庭来说势在必行。但是，与蒙古结盟灭掉金，只不过更加速了南宋的灭亡。蒙古大汗明显要比金国王爷出手麻利得多，三下五除二，一个强大的金国就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铁骑组成并拥有大炮，军事实力比金还要强大一倍不止的元朝。可在宋理宗赵昀在位期间和众多奸臣们看来，这些个头矮小、凶悍的蒙古人只不过是一群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人高马大、虎背熊腰、面目峥嵘的粗人而已。宋理宗赵昀与蒙古结盟是深谋远虑、大智大慧的“先见之明”，是远比秦桧还要“聪明精灵”百倍的“天才”，有什么理由杞人忧天？
可惜的是，就连金庸先生也在他的武侠小说里把“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同胞描述成了一个恩怨分明、嫉恶如仇的部落民族。相比之下，贪生怕死、腐朽没落的南宋王朝直有天差地别，差之远矣！好在金庸笔下的成吉思汗、拖雷都还算是响当当的正面人物，既不霸人良田也不掠人妻女和财产。甚至毛泽东在他老人家的诗词里不也说的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吗？
综上所述，元朝替代南宋“一统天下”不但是自南宋以来的民心所向、众望所归，还是其后到现在数不清的文人小说家、政府领导人、老师和同学们的“心愿”，大众的呼声！
7）将帅失和，用人不当。边关失守，知情不报。
宋末宰相贾似道对蒙军突袭襄阳的危险局势没作预估并有意隐瞒不报，私下派遣增援的嫡系主帅与原驻守襄阳的将领闹不和，防御安排不当，兵力布置不周，导致襄樊坚守抵抗六年后失守！襄阳失守从而又引起无险可守的南宋官兵全线崩溃，一发不可收拾。蒙古大军得手襄阳后又迅速扩大战果，在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连续攻克了南宋都城临安及整个江南。
嘉祐年间，南宋执政的宋理宗赵昀因册封新宠贾似道的姐姐为贵妃娘娘，竟破格提拔进士贾似道为两淮宣抚使。开庆元年，蒙军分兵三路攻打南宋，宋理宗即拜国戚贾似道为右丞相。虽身无寸功、穷奢极欲的贾似道竟在短短五年间一路飙升、扶摇直上、平步青云，这也是“奸臣”的一大共同特征。据传他自鄂州战败后曾向蒙古大军求和、投降均因其曾经出尔反尔、不守信用遭到拒绝。蒙古大军兵临城下时，谢太后才开始觉醒知他无能就逼其自尽。贾似道因怕死不肯自杀迫不得已吞服“冰片”，后来在厕所被监送官郑虎臣杀了。也即说明，这位曾经把蒙古可汗当成“救命稻草”的贾丞相实在昏庸得可以。好在毕竟南宋政府还是抵抗了几年，表明“死有余辜”的贾丞相内心深处也并非成心想要“卖国求荣”，只不过因为指挥无能和贪生怕死才被列为“奸臣”。历史上评选的奸臣和昏君以及昏官往往也都是那些主张“求和议降”、“称臣纳贡”、“贪慕荣华富贵且还贪生怕死”，兼之“陷害忠良”、“坑害百姓”之辈。早知如此，一惯“见风使舵”的贾丞相倒不如先于“百忙之中”抽点时间，留下一篇洋洋洒洒、壮怀激烈、英勇豪迈、义不容辞的豪言壮语或爱国诗篇，以免后人误会了贾丞相当年怎么考中的进士，又如何一下子“飞黄腾达”坐到了丞相这个令百官惟马首是瞻的位置上？让我们大家以为贾似道其实就算不是个庸才，也是个糊涂虫！假如不是南宋科举制度出现了“野有贤遗”的问题，就是“任人为贤”没有落到实处。从现存历史资料表明，“暗藏玄机”的南宋科举制度其实和考生的派系、出身都大有联系，这也是“关系”长久以来至今仍不为人所理解，且令人难以琢磨还始终参不透、弄不懂的地方。
可以肯定一点的是：统管军事和内政的贾似道丞相知情不报，在当时犯了“欺君之罪”，论理要被杀头。为了不使宋度宗赵禥知道联合蒙古最后“养虎为患”，他居然一错到底，想要把“襄阳被袭”压在箱底！那怎么可能？照最简单的逻辑，别人打你，你明知打不过还不啃声，那还不得把你活活打死？好在金庸先生比较正直勇敢、仁义善良，派了“一代宗师”郭大侠和黄蓉去帮着守襄阳。虽然最后“功亏一篑”襄阳城并没有守住，但他那份“精忠报国”的心意总算是尽到了。可历史就是历史，他可以在小说中塑造几个“子虚乌有”的英雄人物做为保家卫国的典范。可在南宋晚期，要真的出现象武林盟主郭靖那样集“降龙十八掌”和“九阴真经”于一身的代表人物，就有点荒唐可笑。问都不问一下岳飞、岳云都杀了，郭靖、郭襄难道就杀不得？韩世忠、梁红玉这么忠心耿耿的两口子也都被解了职，安排坐了冷板凳。郭靖、黄蓉又有什么理由会例外，需要特殊照顾和区别对待？这就是南宋，忠奸莫辩、善恶不分、是非颠倒！用着了，就得像条狗一样为他卖命；用不着了，皇帝立马就“过河拆桥”把你“满门抄斩”。真是应验了那句老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其实，除了宋理宗赵昀以外，知道襄阳被围消息的还有很多平民百姓。所以襄阳城才坚守、抵抗了长达六年之久，依然雷打不动在我手中。可见，光皇帝知道又有什么用？南宋朝庭能独挡一面、可供调遣的将领还是没有一个能真正顶得住，用于增援的士卒没有几个能以一挡十！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再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也许当时有人还在埋怨那些呆头呆脑、胆小怕事的守城官兵咋不多学点文化，多读几本兵法，多想点办法，多搞几条跟前辈周郎一样“安天下”的锦囊妙计？能提供给他们多少鸡鸭鱼肉、野味海鲜好吃的都吃了，他们脑壳既不笨也不木，就是打不赢，那有啥办法！好在中国的祖先英明，留给了贾似道丞相还有条《三十六计》“走为上”。常言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所以自打襄阳被蒙古铁骑攻破之后，南宋军队一下子兵败如山倒、斗志全无。蒙古骑兵铁蹄所到之处，一时间据险固守的南宋军队无不兵慌马乱、自相践踏。惊魂未定的士卒扔了兵刃跑，小吏提起裤子跑，文官骑着驴子跑，武官丢了盔甲跑，丞相脱了衣裳跑，皇帝舍了嫔妃跑，平民百姓望风逃窜，一时间乱作一团。哪晓得蒙古大军和金兵的习惯还不同，一点也不像金兵阵前多少还有点“利益熏心”，接受求和、投降、纳贡不杀俘虏。蒙古铁骑一旦交锋就在战场上横冲直撞，犹如“砍菜切瓜”杀得那南宋溃不成军的兵丁人仰马翻、抱头鼠窜、无心恋战、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死伤无计其数；嚇得魂飞魄散的残余“虾兵蟹将”鬼哭狼嚎、哭爹喊娘，直下跪求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宋军战也是死，逃也是死，只好就地举手投降，暗求菩萨保佑。
据元朝的人口普查统计表明：蒙古大军大举进犯南宋到元朝统一全国之后若干年，全国人口锐减了80%，堪称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南宋灭亡之后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汉以外的民族开始统治中国，使所有的汉族同胞看清了一个事实：世上不单只有汉人才能统一全国！也让所有汉人终于弄明白了一个本来很浅显的道理：强将手下无弱兵！
苏轼《江城子》
8）“敌强我弱”江郎才尽，“兵微将寡”黔驴技穷。
宋朝多为步兵，行动迟缓且缺少骑兵，完全无力抵挡蒙古可汗率领的清一色由蒙古、色目、金、辽四支力量联盟组成的“铁蹄大军”。
关于南宋朝庭只发展步兵的唯一理由，不外乎是由于缺少马匹。可是，比马更快的还有麒麟（又称“四不像”），可惜麒麟在宋代也早已灭绝。能攻击骑兵的远程武器还有弓和弩，三国孔明不是就发明过可以一次连发十多支箭的连弩机？可是就算“乱箭齐发”、“万箭穿心”也终没能挡住忽必烈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强悍的骑兵，不顾生死一次又一次冲锋！俗话说：“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在军队里这叫做“士气”；在诗词里这叫做“气魄”；在画里这叫做“气氛”，在歌中这叫做“气势”！
常言道：“兵不厌诈。”（《兵书》云：兵者，诡道也。）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行军打仗对于敌军都是如此。也即，不怕敌人使用阴谋诡计，始终小心毅毅、谨慎仔细！面对敌人强大的骑兵，其实在宋朝之前也早就有不少办法应对。例如：采用火攻的火烧、火牛冲阵、掘开水堤使用水淹或者挖陷马坑、下绊马索、使钩镰枪等等。但是，我们却很难在史书中看到南宋末期有将领实施这样的办法。在那个年代缺乏有“偷梁换柱”、“上屋抽梯”、“釜底抽薪”、“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指鹿为马”等这类貌似可以让“步兵克骑兵”计谋的记载，对于一个发明并宣扬计谋的国家，居然在面对铁骑时一愁莫展，除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以外真感到郁闷和愁怅！五千年的文明不知到哪里去了，五千年的传统不知到哪里去了？假如智商在南宋对抗蒙古的战争中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话，那么现在还保留那么些个兵书有啥用？不是说一条“反间计”，或者来个“擒贼先擒王”就可解决问题？说到底“冷兵器”时代一旦真的打起来，还是“勇者无敌”的作用超过了《三十六计》，最后还是落了个“两强相遇、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也或者是直到现在，“猛男”还在大倡其道的重要原因。至今还有部分人认为，人民解放军是靠着“发动人民群众才取得了新中国最后的胜利”，其实或者也是在“误导”大众！几十年前连毛泽东自己都公开承认了：“枪杆子出政权！”并还须“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那还有什么可争的？让老百姓拿起镰刀、斧头和那些手里既又有枪还有炮，后面还有手雷、飞机、坦克、军舰、航空母舰的敌人去“肉博”，那不是明摆着教平民百姓去送死又是什么？还是俗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理论始终是理论，尽管每一套理论都出自实践。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间、地点、人物不同而已。可是“理论指导实践”需要的仅只是“一套接一套”空洞乏味的“高谈阔论”，也只有“理论结合实际”，加上不断在实践中纠正错误、探索真理才是最有可能获取最后胜利的途径！如果只会“纸上谈兵”，既带不了兵也打不了胜仗，那么科举进士出身，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满腹经纶、博览群书，却又袖手旁观的贾似道宰相才会万万没有想到过“在最危难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那时既不需要他上前线去摇头晃脑地背书写文章、“坐而论道”，也不是要他去动他那智商低得可怜的头脑。而是要他“烹羊宰牛”、“歃血为誓”，斟上一盅“壮行酒”一饮而尽之后，披上盔甲、跨上战马、挥舞着御赐“尚方宝剑”，振臂而呼、一呼百应！指引着大宋王朝的千军万马冲向敌军，与蒙古骑兵分个雌雄、决一死战！除了乞和求饶、临阵脱逃以外，他没有做出别的选择。连“士可杀不可辱”、“男子汉大丈夫，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那点文人士大夫起码的骨气也没了，谁还能指望成天耽于享乐的贾似道宰相有“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效忠南宋”、“以身殉职”、“肝脑涂地”的打算?
王安石的三个“千古绝联”
9）散兵游勇，独木难支。落花流水，群魔乱舞。
宋朝灭亡后几十年里，失去控制的残余南宋军队龟缩至四川各自为政。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于逐城坚守、争夺战中消耗巨大，终被元军分而灭之。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的四川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一直到南宋晚期都是“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极少历经战乱的地方，就是这样“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祖祖辈辈世居在这里的川人几乎由于“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或“水从旱人、不知饥馑。”人人偏安一隅，不情愿出川游山玩水或客死他乡。也许正是因为“天府之国”的关系，虽然缺乏现代化的生产器具和高科技产品，相比“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甘肃省来说，却是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芙蓉如面、桃李缤纷；男耕女织、天下太平。恰如“西南宫内多秋草，满阶落叶红不扫。”生于这片暗黄色土地，懒习惯了的老百姓也就变得不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样勤快。
南北宋那阵，在全国以及四川民间津津乐道、各不相让，使人们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会“吹胡子瞪眼睛”、脸红脖子粗、争个你死我活，甚至恶语相向、大打出手的话题，还尽都是些和以前三国时期流传下来的故事，诸如：“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董卓带兵进京”、“关羽温酒斩华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小霸王孙策”、“关公斩颜良诛文丑”、“吕奉先辕门射戟”、“关羽降汉不降曹操”、“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关云长千里走单骑”、“陶谦三让徐州”、“张翼德当阳桥头一声吼，嚇退曹操百万兵。”、“长阪坡赵子龙单骑救后主”、“刘关张三顾茅庐”、“火烧新野”、“诸葛亮借东风以及草船借箭”、“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周公瑾火烧赤壁”、“孔明三气周督都”、“甘露寺刘备相亲”、“张松献地图”、“黄汉升与关公战长沙”、“张翼德义释老将严颜”、“许禇赤膊战马孟起”、“定军山”、“葭萌关马超挑灯夜战张翼德”、“关公单刀赴会”、“华佗替关羽剐骨疗伤”、“关云长水淹七军”、“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走麦城”、“陆逊火烧连营”、“白帝城刘玄德托孤”、“诸葛亮七擒六纵”、“孔明挥泪斩马谡”、“空城计司马懿退兵”、“诸葛亮六出祁山”、“魏延脑后有反骨日久必反”、“姜邓斗智”、“关公战秦琼”、“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等和三国时代的故事情节有关内容，北宋以来民间就以“说三国为乐”。自然，妇儒皆知、家喻户晓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也是属于四川的。
换句话说，谁不喜欢这里山清水秀、树木郁郁葱葱，葱嫩叶绿的麻辣烫，地地道道、香喷喷的米粉儿，咸香味浓的豆瓣儿酱，辣得吓人的榨菜以及那甜得死人的酒水。从前后主刘禅就是因为过于沉迷这个比“世外桃源”还要美丽的地方，终日骄奢淫逸、搜奇猎艳、捕风捉影，到后来发展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他留恋忘返的皆是些和“春宵一刻值千金”相关，经下人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引经据典琢磨出来的千奇百怪、无所不至的奇谈怪论(貌似独俱风格、非同一般、与众不同教人“口水长流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堪称“天下一绝”的“麻辣重口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渐渐流行。)！阿斗万万没料到这唾手可得、无忧无虑、糜烂奢华的荣华富贵，却如“过眼云烟”，倾刻就好比“昙花一现”一样“樯橹飞灰烟灭”。煞果这哈子才“乐不思蜀”丢了孔明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辛辛苦苦得来的“大好河山”，使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废功夫。”原本“物尽天华”、“应有尽有”的“天府之国”才因之饱受了铁马金戈的战火洗礼。从而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了“生灵涂炭”的个中滋味，连同与日俱增、与生俱来“一代不如一代”的失望和感慨，以及不管是从“家道中落、后继无人”到“国破山河在”，还是由“花落知多少”至“花落人亡两不知”才油然而生的悲凉和沧桑。
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回到“一扬二益”、“固若金汤”的四川，末了也不得不在这里定居下来。还有曾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诗句的杜甫（有人说是李白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个人以为是李白抄袭杜甫的诗，因为李白曾事过高宗，只有杜甫没有。），在成都也搭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草屋——一个简陋的家。而令世人深恶痛绝的是杜甫同样在另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道出：“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 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暗示了唐朝时期四川成都周围的村民从小就已然非常霸道且欺软怕硬、作恶多端，尤其善于欺负那些由外乡流亡入川避乱的孤寡穷人。个人猜测，这或许也极有可能是后来四川在历史上两次曾经被大屠杀的一个借口。当然也有人猜测屠川的蒙军主要是为了给在攻打四川时中暗箭身亡的大汗蒙哥报仇，在古代打仗用暗箭伤人属于小人行为。假如川军当时把“擒贼先擒王”与“杀一儆佰”搞混淆了，那么因此遭来的大祸倒是非常值得发人深省。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川人为了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又继续在川抵抗了几十年，才招来了蒙古兵屠川的不义之举！所以现在很难断定蒙军屠川的真正理由究竟是为了复仇，还是为了“伸张正义”！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四川最终为蒙古大军占领，成为元朝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唐代，四川的交通依然相当闭塞，或许从小就无人管束的娃儿可能大有人在。对于外界而言，这里似乎更像是一个仍然处于蛮荒时代的野人部落聚集处。历代世袭受封的蜀王也因长期远离皇帝的监管，沾染并形成了不少独霸一方的不良习气，极大败坏了川人原本纯朴、厚道、善良、本份的“民风民俗”。
在唐朝之后的五代时期蜀王的偏房花蕊夫人曾在四川成都被宋太祖攻占后，留下了一首《述亡国诗》，诗中记述“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对当时蜀王及其手下懦弱无能的形象尽皆表露无遗。
同样，当年的杜甫就是在游历了“武侯祠”才写下《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以及《八阵图》（名成八卦图，功盖三分国。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和《咏怀古迹》（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长星昨夜附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虎帐不闻施号令，麟台谁复著勋名。空余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十万兵。好看绿阴清昼里，于今无复雅歌声。）等几首都与诸葛亮有关的诗。
唐代自西蜀出产的丝绸锦缎琳琅满目、五光十色，应该甚至比唐代洛阳的纸还要“精贵”！要不然诗人杜甫怎么有“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词句？在芙蓉花开的季节里多少衣着光鲜、一身绫罗绸缎、花团锦簇的蜀汉官绅们在那一步三停慢腾腾的节奏中锣鼓喧天、号角齐鸣、耀武扬威、招摇过市，如同峨嵋山千佛顶上随风飘荡、连绵万里的浮云蔽日那样光彩夺目、耀眼动人，若非有那万水千山、层峦叠嶂的重重阻隔，只怕那些群起纷争、逐鹿中原的英雄定会放下手里的“方天画戟”、“青龙偃月刀”、“丈八点钢矛”、“青釭剑”、“倚天剑”、“双铁戟”、“七宝刀”、“双股剑”、“流星锤”进到那比酒馆还要多的茶楼里一起畅所欲言，兴致勃勃、天南地北“煮酒论英雄”一番！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自朝代变更成了“宋”以来，这里的文化氛围和气息也愈发浓厚。也就是这片清山绿水、碧波荡漾、波光鳞鳞、波澜壮阔、风景如画、四季常青、绵延起伏、秀丽无边的巴蜀山水，培育出了像欧阳修、苏氏父子这样人见人爱、风流倜傥、雅俗共赏的人物来。苏氏父子政治上的不得意与四川本身显然是没有任何联系的，谁教学富五车、技高一筹、身居要职、威名远扬、名扬四海的王安石王大人那么明察秋毫，这么刁钻难缠？四川人向来都很低调，从来不跟外人炫耀这里的甘蔗有多清甜，芙蓉花开得有多娇艳！
公元1231年，也就是南宋宋理宗在位年号“绍定”四年，也即大金国“金正大八年”。跟往常一样阳光普照、风平浪静、风和日丽、生机昂然的一天，突然一群骑着马、背着弓、举着雪亮的弯刀、穿着紧身翻羊毛短棉袄的“塞外野人”，不知从哪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闯了进来。没等年长的大爷开腔，也没等年幼的小孩问话，来不及分辨、不由分说，他们“逢人就砍”、“见人就杀”。平日里作威作福、骄横十足、恶毒惯了的官佬爷、兵哥子忽然都不知藏到哪里去了，竟连声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这样逃跑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四川人还没清醒过来回过神去埋葬、祭拜、痛泣逝去的亲人，居住的人口就开始陡然骤减。从一五一十、成百上千到末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群野蛮的刽子手刀下俱都成了“孤魂野鬼”，每天夜里都有一群野狼自大巴山中发出此起彼伏似痛哭哀吟、荡气回肠、凄楚可怜的惨叫，吵得人们难以入眠。终于，原本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炊烟袅袅、熙熙攘攘的乡镇集市和田园村庄都在刹那间变成了一片荒芜人烟、蛾尸千里的荒郊野岭，以前川流不息、比肩接踵、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州府县城和街铺寺院亦于一转眼变作了一座鸦雀无声、噤若寒蝉的世纪冰川……
数百年之后，有人终于透露了从元朝以来四川省人口调查的统计资料，并且在前些年才在网上对外公开。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就在那场宋末元初的战乱时一共将近60年时间，四川平均每个县城仅只剩下不足3000人!几乎有超过95%的人口被蒙古大军“杀光屠绝”!!全世界为之震惊!!!
苏东坡《水调歌头》
10）墙倾楫摧，“回天乏术”。人死名扬，流芳百世。
战败逃亡的南宋官兵如同“惊弓之鸟”，难以找到栖身立足之地。功败垂成之际，启用文天祥这类一心救国的丞相力挽狂澜时也早已无力回天。直到退至崖山站足未稳即遭到蒙古大军追杀，宋皇帝及文官十万有余投海自杀。
显然蒙古人是看穿了南宋朝庭“一箭双雕”的计谋才开始突袭襄阳，南宋联合金灭辽然后又联合蒙古灭掉金，下一个目标也就是蒙古。也许，“蒙古大汗蒙哥在率兵攻打四川时不幸中箭身亡”，以及“贾似道在与拖雷签订和约后，又背信弃义私下偷袭蒙古骑兵，以此向宋理宗邀功行赏。”这两件事，才促成为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彻底下定决心要灭掉南宋朝庭这个“言而无信”、“反复无常真小人”的唯一原因；也成为忽必烈的铁蹄对待汉人“决不手软”的理由。土崩瓦解的防御一经摧毁，无险可依的南宋军队也很快无心恋战。俗话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难以想像的是，这一支败军竟然一路“浩浩荡荡”撤退到了广东崖山。除了表明南宋已经气数将尽、行将灭亡以外，找不出别的原因。据说在江西义薄云天、文韬武略的丞相文天祥还曾亲自带兵上阵，单枪匹马于中途拦截在后紧追不舍、来势汹汹的蒙古铁骑，甚至对完全一边倒的局面还有些起色和转机。可他孤家寡人一个，孤掌难鸣且于事无补。彼时的南宋已然军心涣散、大势已去！越来越多的南宋将领不战而降，促使胜利的天秤仍然继续向蒙古一方倾斜。就像是黄河猛然决了堤坝，只用一两个人怎么堵得住诺大一个缺口？唯能“望洋兴叹”的文天祥在留下了“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孤军奋战的词句后早已做好了“以身作责”、“杀身成仁”以防万一的准备。至少在后辈眼里的文天祥是个好样的，也不以“成败论英雄”并把他的名字和岳飞、辛弃疾一起留在了宋朝的民族英雄行列。近来，听说国内历史教材已经把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删了，不论真假这恐怕只能算作表示对他的怀疑和否定。不过就事论事来说，生于河南汤阴背刺生母所书“精忠报国”四个大字的岳飞一旦手里有了兵权，带着岳家军打回老家去也没什么不可以！
虽然在北宋时期，开封府还涌现出了受人爱戴和尊敬如丞相包拯这样刚正不阿的清官。可就在他“六亲不认”亲手铡了亲侄子之后，几乎再也难得有一个宋朝的丞相敢于向他学习或者效仿于他。这算是智商和情商的进步，也成了之后办案不公执法不严的漏洞。从宋朝伊始“任人唯贤”，到后来“唯才是用”的北宋，再到后来“任人唯亲”企图瞒天过海的南宋其实并不难。宋朝的皇帝们把京都设在开封也好，汴京、临安也罢，都不是问题，至多只能证明一点：宋朝灭亡并不是因为风水不好。
“一将功成万骨枯”，追击崖山宋军残部的元军将领张弘范是宋将还系“元凶”，倒显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还是，宋军再也没有人敢于和蒙古铁骑相对抗！为了保个全尸、不堪凌辱、至死不降的民族气节，这剩下的十余万人——唯一见证并目睹，还亲历了蒙古人种种暴行的南宋皇帝和臣民们，除了丞相文天祥以外竟然没有一个人留下日记、遗言或遗书，就鬼急忙慌投海自尽、以身殉国。反倒是在后面一直追杀他们的“元凶”却竟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在崖山海边的石壁上刻下了‘某某某灭宋与此’的字样后不久，即意外身亡。显然，他们认识他并知道他的来历，他的祖先也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可是在这个时候反戈相向翻脸不认人的是他，至少他们知道他既不是李纲的阴魂，也不是岳飞、岳云、张宪的化身，更不是秦桧转世投胎做人。本来丞相贾似道只要公开蒙古大军攻打襄阳的消息再悔恨不已认罪伏法甘愿受宋理宗的处置，那么在蒙古大军进攻之初就开始鼓舞南宋军民的斗志，挽回败局还完全来得及。可惜，可怜、可悲！忠于南宋的这最后十万人马连冲向敌人的勇气都没了，他们眼里的蒙古大军一定比“死亡”的威胁更让人感到恐怖。这场海战不单彻底输掉了南宋的军队和江山，还输掉了做人的底气！虽然有人评价“汉族里最有骨气的精华”都在那场战争中被斩尽杀绝，乃至于自南宋以后，汉人开始被注入“奴性”，逐渐走向惰落和不可自拔的痛定思痛。
缺乏了秦的苍劲、汉的刚猛、唐的霸气之后，缺少了“蓬莱文章建安骨”的宋代文风也逐渐开始趋近于孔子儒家的“中庸之道”和“附庸文雅”。也使得几百年之后的我们意识到：万万不可以再走极端！重武轻了文，偏文又忘了武。
刘禹锡《陋室铭》
文张菲
201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