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母亲解放初8年生育了我们5个孩子，都是顺生，所以后面三个妹妹都是在家里出生的。街坊王奶奶解放前接受过正规接生婆培训，是我们这一片有名的“接生奶奶”。王奶奶还管伺候产妇月子，不但伺候产妇，还管给产妇家里大人孩子做饭。大家都信任王奶奶，跟一家人似的，平常有事找王奶奶帮忙，她随叫随到。1960年初夏，母亲生病住进北京医院，王奶奶来我家帮忙。星期天上午，我们兄妹5人到医院探望母亲。北京医院凭住院条一次只允许一人进住院区探视病号。北京医院住院区在东单公园西门的对面，我把四个弟弟妹妹安置在公园一条长座椅上，谁也不许乱跑，坐这儿等我回来，那年我10岁。我从住院处回来，四个弟弟妹妹还规规矩矩做在座椅上。在弟弟的指挥下，一起拍着肚子说，“哥哥，我们小肚肚饿啦。”。我在东单公园门口花二毛钱买了四根小豆冰棍。那时候，小妹妹还不到三岁，基本上是我抱着她回家的。一路上，她老让我舔她的小豆冰棍。东单公园始建于1956年，是距离东城百姓最近的一家免费公园。但五、六十年代游人很少。在那饥馑的时光，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的东单公园尽管绿树掩映，几乎没有人在那里锻炼，体育是一种职业，而锻炼几乎是奢侈。即使是每月有固定收入的城市居民，也没有多余的热量可以消耗。80年后，有人开始在公园的空场上踢毽子，几个人踢，一群人看。再后来，公园里响起了太极24式和老年迪斯科的乐曲声。十几年后的1994年，早晨的东单公园被晨练的人们占满，几乎再也找不到一片空地。2008年奥运会前，全民健身才确定为中国体育发展的战略之一。现在已经从东单搬进新居的王继霞，一直忘不了 与老屋近在咫尺的东单公园和早晨一起跳舞的老姐妹们。有一段时间，她还天天坐七八站公共汽车，回到东单公园参加晨练，东单公园晨练，与景山公园晨练、天坛公园晨练一样有名，是老外们“取景”的好地方，因为这里才能体验到什么是“平民北京精神”。从1968年开始，北京开始“全民备战”，各机关单位、学校、工厂和部队都因地适宜挖“防空洞”。当时国家拨的专项经费是根据城市人口多少决定，参照北京市的人口，1971年到1978年，国家每年拨给北京两千万。建防空洞所用的建筑材料则由地方抽调，人力则是各家各户及各个单位都要出人。目标是北京建成200万平方米的防空洞，按照城区的400万人口核算下来，每个人的指标是完成半平方米。据说周总理听了北京市人防办关于防空洞详情的汇报，说：“好！”随即又说：挖出的土可以在公园堆山嘛，煤山不就是渣土堆起来的吗？北京后来的确有几座山是用防空洞挖出的土堆成的，比如东单公园原来就是个平的广场，后来用堆土堆成了山，陶然亭的北山也是这样来的，这两座山现在也还在，只不过后来都进行了植树种花和绿化美化。像东单土山上还修了六角的亭子。天坛里以前也曾有一座挖防空洞堆土而成的山，后来考虑到对祈年殿景观有影响，在1987年前后被夷平。笔者在北京城搞房地产二十余年，对北京地下防空洞布局略有了解。当时北京城分为四个区，每个行政区各有一条防空洞主干道，各区主干道并没有贯通。东城区主干道是东单至北新桥。西城区主干道是西单至西四。崇文区主干道是天坛东门到揽杆市。宣武区主干道是从南横街到菜市口。1996年我下过宣武区防空洞主干道，北出口在菜市口百货商场一层服装商场柜台后面一个大房间。那时候这条地下通道已经废弃，随着这十来年城市房地产开发的建设，“备战”时期修建的地下防空洞大部分已经消失了。但是，中心区条件较好的地下防空设施，至今还在。如天坛公园南面地下有2000个座位的电影院。东单地下防空洞的出口在洋溢胡同西口，地下的大型防空洞现在有北京市粮食局部门的食用油储备罐，就在东单公园马路对面地下10米处。
“文革”初期，缺少娱乐活动的北京人玩扑克发明了一种六个人“敲三家”的玩法，一直风靡至九十年代。那时候，东单体育场是北京著名民间“敲三家”高手聚齐比试比试的地方。据说输家要请赢家下饭馆吃饭，东西城的高手都来参加，还有企业代表队。在东单公园“敲三家”，讲究的是支辆自行车，六个人围着车货架上的硬纸板比赛。孙正平在回忆文章写道：我和聂卫平年龄相仿。他是1952年出生，但一直以为自己比我大。后来一论年庚才知道原来他比我小一岁。我们志趣相投，经历相近，每次见面都觉得彼此有很多话说。我和老聂初识，就是在1985年的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但要讲老聂的故事，应该从我曾经每天去练嗓子的北京东单公园讲起。他当初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到北京时，因为痴迷围棋，又非常刻苦，棋艺已经了不得。但因为还在业余围棋界，没有进入国家队，在社会上还没有知名度。当时，北京的东单公园是一个围棋爱好者聚集的场所，有一位老先生在业余围棋界有一定名号，自视也很高，认为自己没有对手。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聂卫平，聂卫平年轻好胜，就让朋友带他去和老先生过招。老先生一见聂卫平其貌不扬就有些轻视，抬手就把白棋拿在了手里。按照围棋规则，黑棋先手，白棋后手，显然这是轻视对手的表现。谁知道一盘下来，聂卫平以砍瓜切菜的姿态大胜。老先生认为这是一时疏忽非要再下一盘，结果这一盘更是彻底崩盘，甚至还不如前一盘，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当时围观的人很多，老先生脑门上的汗珠也越来越多。突然人群中闪出来一位资格比较老的业余棋手，抓着老先生问：“您跟谁下棋呢？”老先生说：“我不知道啊。”来人说：“您还敢拿白棋？这就是有名的大聂啊！”老先生觉得大受羞辱，起身把棋一收就走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来东单下棋，从此聂卫平名声大振。当时的北京，除了东单公园，景山公园也是围棋爱好者聚集的场所，这两座公园里的爱好者代表了当时北京业余围棋界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有人想让两边的高手决一高下，就在彼此之间宣称对方对本方很轻视。后来大家以棋会友，成了朋友，聂卫平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陈祖德击败日本高手和聂卫平的崛起，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围棋迷。说起央视体育评论员孙正平，他对东单公园太熟悉了，他家就住东单公园东门外的小报房胡同6号，租住的是我中学同学李风才他们家的房子。1968年12月孙正平初二毕业，到山西省稷山县插队当知青。1973年推荐到山西大学体育系当工农兵学员。1976年毕业后分配会稷山县翟店中学当体育老师，他的专业是乒乓球。1979年孙正平托关系调到太原铁路一中当体育老师。1979年我在太原铁路分局电大班学习，地点在太原铁三中，在铁一中对面。我的同学冯天重在太原铁一中当语文老师，每周六我都到太原参加学习一天，周六晚上就在铁一中教室睡觉。孙正平是1981年3月从太原铁一中调到中央电视台任体育播音员的。在东单公园东门至同仁医院北墙之间长约80米、宽约20米狭长地带，从八十年代起东单公园用铁栅栏封闭起来，用做出租经营场地。记得最早这里是商贩倒腾瓷器的地方，1998年整治环境把这个假瓷器市场的经营者都赶到潘家园去了。东单公园盖起四栋违章建筑，对外出租经营。因为这里靠近同仁眼科医院，最有名的商户是“光明岛眼镜店东单分店”，旁边是“酷库”面食快餐店，还有一家卖花卖礼品的，满足到同仁医院探视病人对礼品的需求。现在东单公园还有一个别称叫“同志基地”，是同性恋们聚集的地方，这个非正式称谓第一次见诸文字在九十年代文学家陕北知青王小波的散文。
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同志浴室都奉命关闭了。东单尽管是一个闻名世界的同志活动场所，但是在外人看来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园，当然它就名正言顺的不再关闭之列了。正是因为没有其它同志活动场地了，所以来这里同志格外得多，使这里显得比过去更加的热闹。记得那年我刚认同了自己同志身份，就从方刚的一本书上知道北京东单这个“同志基地”。于是在一次初秋出差北京的时候，我有意找了一个靠近东单公园的宾馆。那天接近傍晚的时候我怀着一种既好奇也兴奋的心情走进了这座公园。因为初出茅庐，对世事知之甚少，也对旁人缺少戒备之心。因此当第一个人给我暗送秋波就一下子掉进了他设好的陷阱。东单公园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园，里面各式各样的人混杂。普通老百姓在里面打牌，下棋、唱歌的很多，一圈一群的自得其乐，但是留心观察也可以发现就在这些活动的人群里也一些同志的身影，这些同志大多是不想暴露自己身份又对这里充满好奇的人。当然更多的同志却集中在公园中心区那里的厕所周围。厕所那一带的椅子上坐的几乎全是同志，他们或交头接耳、或嬉戏打闹、或闭目养神、或左顾右盼，总之他们一看就知道是不折不扣的同志，他们对此也没有丝毫的顾忌，因为东单公园里的一般百姓对这里已经了如指掌，对同志已经见怪不怪了。第一次来东单公园的时候我就是在这里掉进敲诈者的陷阱的，现在时过境迁，物事已非，但是看着这熟悉的场景，仍然恍如昨日。走过那些坐满同志的长条椅，我对那些座椅上投来的异样眼光装着视而不见，尽可能的把自己当成一个随意闯入这里的游人。公园里另一处同志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公园东北方向山坡上的树林中。沿着那条不规整的石阶往上行，沿途都能见到一些站着或坐着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独自在这里守株待兔，等着有人来搭讪。如果你经过他的身边，他有可能对你露出笑脸，想吸引你对他的注意。如果你对他还以微笑，那么他会很主动跟你打招呼。据说这其中很多都是做业务的。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真正来此寻找朋友的人。时间越晚，树林里、小道上的人会越来越多。当我走到山坡北边的一条小道上的时候，一个挎包的青年瞄上了我，他的脸上对我堆满了笑容，极力想靠上前来跟我说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对他的笑脸视而不见，匆匆自顾自的穿出了小道。当我回过头去，看见他正跟另一个一起再对我指指点点，看见我回头张望，他马上又跟了上来。看见他继续跟了上来，我不敢多着停留，沿着上山的石阶匆忙向坡下走去。挎包青年尾随我来到山坡下，既想靠近我跟我说话，又怕我反感，所以只好远远的看着我，并以笑脸相迎，希望我能采取主动。过去事件的阴影继续影响着我，我还是当机立断果断的走出了东单公园的的大门，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上文摘自一位年轻人的网络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