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往事：《51号兵站》拍摄往事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61年出品的《51号兵站》，描写的是抗战时期，新四军青年干部梁洪奉命到上海，以封建帮会头子门徒“小老大”的名义做掩护，恢复因叛徒告密而被敌人破坏的地下兵站，机警沉着地把根据地急需的军用物资巧妙运出的故事。尽管它因戏份均集中于男性演员身上而号称“和尚戏”，但无论最初首映还是“文革”后复映，却都取得了上佳的票房，直至不久前被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搬上荧屏，仍赢得颇高的收视率。

　　取材“地下供给线”
　　《51号兵站》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与拥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分不开，其素材来源就是影片编剧之一张渭清的亲身战斗经历。1941年8月，张渭清作为供给工作干部从新四军军部调至一师，当他来到设于黄海边的启东海复镇的司令部报到时，见到了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得知他从小就生长在上海，参加过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粟裕高兴地说：“好啊！我们一师正需要你这样熟悉上海的同志！”
　　其时正值“皖南事变”不久，蒋介石停止了对新四军的一切武器和物资供应，日寇更是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要扭转这种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冲破日伪封锁自我装备。果然仅隔一个半月后，粟裕就派遣张渭清前往上海，设法采购棉布、染料和纽扣，解决部队过冬的棉衣问题。张渭清凭藉大胆心细，利用亲友关系，疏通必要“关节”，顺利避开日本人的查禁，将所购物资偷运至青龙港，再通过与新四军保持联系的抗日武装通海警卫团运回驻地。1942年春节之后，粟裕又命令张渭清与师部卫生科长、通讯参谋再赴上海，购买部队紧缺的西药、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为顺利开展工作，还将他的组织关系通过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转给上海地下党。这一次，张渭清结识了不少具有正义感、愿为新四军出力的私人运输户，并与一些不愿与新四军为敌、希望赚点钞票的忠义救国军小头目建立了联系，通过这些途径将物品陆续顺利运输回去。意外的是上海地下党派来联络的一个叫孙文的被捕叛变，张渭清等因警觉得以脱身，于年底安全返回部队。
　　1943年秋天，正当日伪军集中兵力向苏中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清乡”蚕食的紧急关头，张渭清再一次奉粟裕指示，重返上海采购车、刨、铣、钻等机床和无缝钢管等五金材料，并动员技术人员到苏中，以便筹办军工生产。此时已是一师采购科长的张渭清赶到东台弓京港海防团驻地，该团是新四军为了对付长江沿岸敌伪而建立的一支水上部队，有几百条枪和近30条船，陶勇、吴福海分别担任正副团长。吴福海亲自送张渭清到斗龙港，把他介绍给与新四军有联系的一个青帮头子潘海鹏，由潘再安排搭乘其“学生”吴道生的帐房先生回上海的船走。张渭清知道吴道生是长江口一带的海霸，跟他的船走不会出问题，就买了200桶食油带到上海，作为采购的第一批经费。几天后他们顺利到达鸭窝沙岛（今长兴岛），通过吴道生把油运到吴淞镇的“宝丰渔行”出售。
　　张渭清的家在上海虬江路，离火车站较近，岳父又是做五金、机械生意的，住房下面就是一家钢精厂样品门市部，不出门就可了解整个上海的行情。当时日本人对市场控制很严，尤其是钢铁、机械物资，对外一律禁运。他们分析情况后决定先从物色技术工人入手，结识了曾在三次武装起义中当过纠察队员的车工老师傅朱志义。当时上海失业者很多，但对去苏中根据地有顾虑，朱师傅带头让自已的独生儿子报名，结果先后带动了80多名技术工人到苏中。后来新四军一师军工部来信紧急要求加工“闷头”即迫击炮炮座，一般小作坊无此设备，有设备的工厂又被日本人控制，张渭清又通过朱师傅设法找到原中华造船厂工人徐大新所开的一家小机器厂，日夜加班顺利完成200门八二炮和300门六零炮的“闷头”。徐大新后来还帮助联系购买车床，最后一家三口都到苏中参加新四军军工生产。


　　买的事情办妥了，运输又成了难题，不像以前采运棉纱、药品、通讯器材等，通过跑单帮的小商小贩就可以带出上海，军工材料体积大、数量多，非动用汽车、船只不可，何况又是禁运物资，要从敌人眼皮底下闯运过关，危险性极大。张渭清几经考虑，决定还是去找以前帮助运过东西的单帮头子，这些人头脑活络门路广，只要有钱什么风险都不怕，结果以按货物金额20%收取运费的条件，让其中一个出面联络到日商电讯株式会社的开车朋友，驾驶卡车先把货物弄到旅社，接着找来吴淞地带的“走私大王”，此人与日本宪兵队有勾结，走私货物可受掩护出口。于是张渭清等人便一车一车押着货物，运到杨树浦陈家巷秘密装船，再由日本宪兵的汽艇牵引拖出吴淞口，顺利摆脱海关检查，转经鸭窝沙岛交由自己的同志接手，一路顺风运回苏中，他们则返回上海安排后续物资的运输。这一运输渠道在连续使用几次后被敌人发觉，当1944年春天最后一次承办将37部电台和几十箱电讯、军工器材从上海运往苏中，转而支援已开始战略反攻的华北八路军，张渭清只得以“宝丰渔行”大老板身份出面，利用走私的关系，控制敌海军司令部和警备司令部的军用卡车作为运输工具，同时又抓住伪海防大队长胡老九与鬼子之间的矛盾，借助其巡逻哨船运出吴淞口，在经历了一番周折之后终于园满完成任务。
　　就这样，一条抗日战争烽火岁月开辟的上海通往苏中的地下补给线，一场场紧张曲折、险象环生的“虎口夺食”殊死较量，孕育出了这部以男性角色为主却照样演绎得生动精采的《51号兵站》，赢得了“十七年电影”中最具传奇色彩军事惊险片的赞誉。


　　压上了“看家班底”
　　《51号兵站》筹拍期间，电影战线同样还在执行收缩政策，这也就被逼着在质量上狠下功夫。海燕厂负责创作生产的副厂长徐桑楚读过剧本以后，十分看好这个题材，认为最大的优点是人物写得好，不是脸谱化的，有鲜明性格，而且与特定历史环境十分吻合，显得很真实，因而把它列入I961年的“开锣大戏”。
　　徐桑楚决定把这部戏的导演重任交给刘琼。虽然此时刘琼从演员转为导演不久，但已先后执导了故事片《翠谷钟声》、儿童片《两个小足球队》、喜剧片《乔老爷上轿》、戏曲片《宋士杰》《女驸马》等，导演技巧日趋成熟，而且艺术路子宽广。更为主要的是，抗战期间刘琼没有离开过上海，曾冒着风险积极参加爱国进步影剧活动，对“孤岛”时期的社会生活相当熟悉，该片恰恰描写的又是那一阶段发生于上海的事情，况且刘琼又是资深电影演员出身，艺术实践颇为丰富，能为演员提供表演上的依据与指导。

　　与此同时，徐桑楚动用了一批知名演员，在片中扮演大小配角，用他的话说，不惜把海燕厂的“看家班底”都压了上去。像1925年就进入电影界的第一代电影演员、早期电影“武侠明星”、有“影坛雄狮”美称的张翼；1931年起开始从事话剧表演、以“袖珍小生”驰誉影坛的顾也鲁；抗战起活跃于舞台与银幕，擅长扮演军队尤其是海军官、兵形象，有“演一个像一个”之称的高博；分别饰演地下党方面的领导人老杨、打入伪巡防团的宋先生、以伪军政要身份出现的吴明。当红明星孙道临也被请出来饰演一个“比较文气一点”、但出场不到3分钟的新四军政委。敌伪方面，除了日军情报处长龟田、情报科长马浮根、巡防团长黄元龙三个大配角，由称得上“老资格”的李保罗、李纬、邓楠分别饰演，就连纯属“跑龙套”的角色，如只有“拉场子”宴席露一下脸的帮会头子金老太爷，只在提取无缝钢管时点头哈腰、张嘴结舌的五金店老板，只有一个“是”字台词的王情报员等，也都是由陈述、阳华等资深演员和著名译制演员毕克担任的。
　　刘琼确实未辱使命，从开始剧本创作到后来实际拍摄，乃至片名的设定都煞费苦心。投拍时片名叫《地下运输兵》，刘琼总感到一般化，拍到一半时在摄制组发起征集新片名活动，多数意见倾向改为《虎口拔牙》，刘琼仍觉得不满意，认为缺少文学性，提出最好带点悬疑意味，于是有了《503号兵站》；最后还是刘琼一锤定音，把数字简化一下，干脆就叫《51号兵站》。


　　 “剥光鸡蛋”堪重任
　　海燕厂为拍《51号兵站》压上的“看家班底”，确实将这部戏有力撑了起来，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众星拱月”般托起主人公“小老大”，其扮演者梁波罗由此一举走红。
　　接拍这一角色时，梁波罗进入电影圈不久。此前一年多他才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被分配到海燕厂成为一名正式演员，初上银幕是在反映海军生活的故事片《向海洋》里扮演一名水手，后来分别在工业题材的《激流》和纪实性的《六十年代第一春》里担任过小角色。当厂里宣布由他扮演《51号兵站》主角梁洪时，可以称得上“大姐姐”、“大哥哥”的同仁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并予以勉励。
　　导演刘琼为了使梁波罗能够树立起应有信心，尽快适应角色，破例选择了几个片段进行试排，以往厂里开机前通常都是不排戏的。虽然梁波罗为此作了精心准备，毕竟因为太年轻，又缺乏片场经验，试排结果出来后并不理想，一致反映形象比较稚嫩，人物关系处理也欠准确。尤其是试拍镜头里显现出来的模样，虽然化装师已加厚了色彩，以体现人物所应有的成熟、稳重，但放映出来仍显得年少气盛，有人开玩笑比喻说“剥光鸡蛋”。
　　就在梁波罗茫然不知所措之际，赫赫有名的“箱底”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专门赶来观看排演的赵丹，为他设计了人物基调：“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孙道临提醒他掌握人物性格的核心：“凛然正气，必胜信念”；刘琼要求他集战士、地下工作者、帮会“小老大”于一身，特别是整个戏中“小老大”的身份要重在表现，从角色的内在性格上做足文章。
　　这些“金玉良言”式的指点，被梁波罗恭恭敬敬地录入创作手记，几乎成了他拍摄期间朝夕对照的座右铭。他的手记中还有一条外人难以理解的口诀：“胸微欠，手横甩，行八字，忌挺直”，实际是戏中“小老大”那身“招牌式”长衫的穿着要领，出自与梁波罗演对手戏的李纬的言传身教。那是梁波罗第一次造型，当他化装后穿上长衫戴起礼帽，既忐忑不安、又非常激动，出于创造英雄形象的迫切愿望，还想一定要牢牢记住以角色身份出现的这最初形象。可是当他往装衣镜里一瞧，顿时凉了半截，这哪里是梁洪？分明是《家》里被迫拜堂的新郎倌觉新啊，迈起步来只觉长衫裹腿，活像个小脚女人……他明白人物的精神面貌和生活习惯，与自己相距太远，必须立即加以缩短，就从练习穿长衫开始。身着长衫走得最为飘逸潇洒的李纬，就成了他最好的老师，有趣的一课就这样在摄影棚里开始了，两人一前一后踱起方步。在众目睽睽之下，梁波罗起先还有些怕人笑话，但转而想到一切为了角色需要，也就心安理得地大摇大摆走了起来，口诀就是这样在练习中产生的。
　　正是从学穿长衫开始，梁波罗养成了随时琢磨角色的习惯。其间正逢上海市召开第三届青年代表大会，梁波罗是青年代表，开会期间中午要吃饭，会上提供几个饭店由代表们自选。他不经意间瞥到其中有大鸿运酒楼，猛然想起重场戏“摆场子”，就发生在一个叫大鸿运酒楼的地方，便毫不犹豫地选定了它。当他踏进酒楼的一刹那产生一个联想，假设今天自己就是梁洪，就是小老大，将会如何呢？于是面对穿梭忙碌的服务员和云集喧闹的各种宾客，他俨然以“作东”的姿态，老练地招呼身边的代表一起坐下，跟他们寒暄、周旋、交谈，抓紧时机作一番“身临其境”的体验。
　　随着与角色贴得愈来愈近，摄制进展也愈来愈加顺利，不料就在拍摄梁洪伫立机帆船头胜利返航这一片中的最后镜头时，竟经历了一番意外险情。当日上午摄制组来到吴淞口外江面上实拍，只有梁波罗一个演员。应摄影师的要求，拍摄前把机帆船与海军巡逻舰绑在了一起，准备就绪后，他走上机帆船刚刚站定，突然江面上风起浪涌，冲得机帆船与巡逻舰相互猛烈碰撞。为了避免舰体受损，只得连忙将机帆船松绑，不料因没有了依托，机帆船立刻失去控制，在巨浪猛烈推动下顺流直行，向着江北方向飘去，眼看就要撞上江面巨大的浮桶，发生船毁人亡的惨祸。梁波罗一时不知所措，就在这千钓一发之际，船老大沉着应对及时拨转船头，使船身从浮桶边一闪而过，躲过了这一灾难。梁波罗在庆幸大难不死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大汗淋漓饥肠辘辘，这才想起早晨为了赶来拍戏没吃早饭，这只机帆船又是临时租来的，他连船上人的说话也听不懂，只得孤独地苦苦忍耐。茫茫大海巨浪推涌着机帆船漂来荡去，一直熬到下午三点钟，才重新回到吴淞口外的拍摄点。当远远看到站在大船甲板上焦急等待着的制片主任时，梁波罗真如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为了抢时间拍戏也顾不得吃饭，他又重新潇洒地站到机 帆船头上，一气呵成完成“告别上海”的镜头，定格为风度翩翩“小老大”的标志性形象，这一称呼从此也就一直与梁波罗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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