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做出经济改革的重大决策，据说会涉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其基本思路是，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流转，使乡村居民最大程度享受集体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这项经济改革举措，与前些时候公布的取消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城市”户口的户籍制度改革结合，目的是通过城镇化使农民分享改革红利。然而，这些改革回避了目前城市因为房地产发展政策缺陷造成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关键问题。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继续按照目前的思路，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等经济改革，将把贫富两极分化，推到一个更加严重的程度。
中国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已经超过美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一种观点，把中国的贫富不均归结于外部原因，归结于他们认为的“美国对中国的掠夺”。“正如美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廉价优质的日用品来自中国，就是让中国牺牲自然环境与子孙后代的利益给西方打工，让他们享受。然后，挣得的天文数字的美元中国却用来买西方国债，而不是一部分增加国民智力投入与福利，彻底解决义务高等教育、全民社保、全民卫生问题。相反，改革顶层设计还要听从西方世界银行摆布，推动教育产业化、私有化让很多学子读不起书，以及教育进一步背弃社会主义价值方向。医改产业化私有化，让很多人看不起病，逼着医德进一步沦丧，一切向钱看。这种可耻的掠夺仅仅是因为在体制内绑架安插了他们的代言人而得以得逞。”（刘浩锋）这是一种典型的“外因论”思维。
学者袁剑则把贫富分化归于内部原因。他认为，“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国内因素造成的，但事实也证明，全球化以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市场力量并没有自动创造出一种合理的社会后果。它既没有自动地融解肆虐的权力，也没有自动地增加人民的权利。而只一点，一直是市场乌托邦主义者们信誓旦旦向我们承诺的。”“全球化并不是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的力量。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型的深度介入，很可能强化和巩固中国现有格局。其内在的逻辑是，当越来越多的本土中小企业被挤入价值链低端的时候，也将会有更多与本土中小企业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被抛入贫困之中。”（袁剑：中国大裂变）这是“内因论”的观点。
外因论和内因论，这两种思维，都看到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都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如果说，金融资本是一只贪婪的老虎，这只老虎在美国是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的。遗憾的是，中国引进金融资本这个资本主义最贪婪的生产要素，却没有引进把金融资本关起来的铁笼子。金融资本跟权力结合，造出把民间资本和私人财富都圈到里面的其大无比的房地产行业和股票金融行业。其中房地产的私人投资和政府直接介入房地产开发，是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一部分借助90年代开始住房商品化改革和近年房地产开发城市急剧扩大的过程达成。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有两个途径。第一条途径是城市房地产改造和开发。城市房地产开发，造就了一大批城市拆迁中获得合理补偿拆迁户的城市“中产阶级”和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巨富。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城市房地产升值，带动起一部分房地产投资者（包括煤老板和各级官员）进入房地产市场，资金的涌入，房地产升值和泡沫，带动财产净值快速增长。房地产财富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通货膨胀的增长速度。房屋升值利润也落入城市房地产投资者手中。他们的财富跟没有介入房地产投资的人，尤其跟依靠出卖劳动力赚取基本生活的农民工的收入，拉开了距离。
第二条途径是城市急剧扩张的“城市化”。在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大量征用农村土地。农村土地征用价格，大大低于市场平均价格，有的甚至达百倍以上。这个巨大的差额，使城市化的土地征用和开发，成为政府和参与机构的暴利来源。房地产行业的垄断利润，由参与土地开发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共同获取。土地的市场价格和征用价格的差距，是造成农村人口和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和房地产投资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第二个原因。
农村土地征用，常常伴随暴力。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那块土地上。政府土地征用后，他们都将成为没有土地的城市（城镇）居民。他们看到政府从他们手里征用的土地，以百倍的价格转给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开发商本身是政府所有的企业），往往会要求政府提供更高的征用补偿。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政府则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强力行使土地所有权，发生农村征地过程中的暴力事件。
中国30年经济快速发展，是中央集权政府强力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这种强力推行，先在城市完成，进而扩大到城郊，目前正向农村推进。中国的经济出现爆发式增长，是以城市没有进入房地产投资的农民工和其他靠工资为基本收入的工人的相对贫困化为代价，它不光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也隐藏社会阶层冲突的隐患。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政府并没有设计出与之配套的有效的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
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现象，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财富也没有得到公平的调节。虽然政府保障贫穷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但这种保障是建立在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产阶级的税收基础上。由于富人的资本利得税，低于工资收入税，美国人的投资收入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工资收入增长的速度。两者之间的差距，造成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社会财富的积累朝资本投资者急剧倾斜。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分析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指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间达到了最低谷：最富有的10%人口收入占到了美国国民收入的30%-35%，···然而，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迅猛扩大。最富有的10%的人群的收入份额从上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本世纪头十年的45%-50%。···可以估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最富10%的人的收入略超过美国国民收入的50%。”
皮克迪认为，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国家的金融不稳定。“原因很简单：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发生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普通家庭借债的可能性。”正是美国国内收入的严重不平等，造成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很难想象，在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如此极端分化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和社会如何能够持续运转下去。”目前，对富人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的呼声，越来越高。
皮克迪对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分析，也适合中国目前贫富两极分化的状况。资本主义社会富人通过投资获得财富惊人增长，半资本主义中国的富人，也是通过投资获得财富增长。中国富人在近十几年，主要通过房地产和财富基金等工具投资暴富。中国富人暴富，还有政府介入、官商勾结等其它特点。政府官员通过权力寻租和和房地产商人狼狈为奸；政府直接参与房地产经济，点土成 金，与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人搭上通往发财直通车，一夜暴富。
必须把国家和政府对土地所有的关系理清楚，才能理解目前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土地私人所有和土地国有和的区别在于，国家不直接拥有土地，但代表私人土地所有者管理土地；土地国有，国家拥有土地并由地方官员代表国家管理土地。土地国有被混同于土地地方政府所有，土地国有与地方政府所有权、责、利混淆不清，地方政府权限和中央政府权限界线不清。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获得地方发展的财政资源，在缺少法律监督的环境下，土地国有会变成实质上的少数地方官员和与他们有血缘和利益关系的富豪所有。
国有和私有经济共存的二元经济体制，为政府直接操作经济提供了制度空间；政府操作经济必须通过各级政府官员完成，政府官员直接介入经济决策和执行，制造了把国家资源掠为己有的权贵集团。政府拥有经济资源分配的大权，为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民营企业主必须对政府官员行贿，才能分一杯羹。不光造成一部分借助政府关系发财的巨富，也造成政府官员的腐败；这是政府官员贪腐的制度性根源。
中国通过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放商联手的“造富运动”可以持续吗？未来的经济，固然可以继续按照1982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政府拥有无限的土地资源这种逻辑继续发展；然而，这种土地的所有权国家名义上所有，地方政府实际上拥有，是所有权和拥有权分离的土地制度。城市国有土地制度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准国有土地制度的双轨制，为地方政府不断扩大城市土地面积并借此扩大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提供了制度缺失的空间和巨大的利益动力。政府的土地财政，豢养了一大批借房地产致富的“食利者”，于此同时，制造了一批失去土地，得到很少补偿的农民。
中国的财富增长，以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为代价。如果没有尽快建立平衡社会财富的手段和制度，中国国家经济的强大和继续发展，只会使财富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更为严重。中国已经形成少数与政府互为依靠的巨富，他们既有权，又有钱。权和钱捏在同一伙人手上。“政治文明有一个起码的伦理，就是让有权的人不能太有钱，让有钱的人不能太有权；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一个群体既有权又有钱，这个寡头群体就会通过垄断一切资源来绑架整个国家，从而使大多数人沦为国家的囚徒，这样的国家必然会因为失衡而走向崩溃。”（杜君立：《美国的叛逆》）
有人认为，真正以市场为主导、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将可以解决目前中国经济严重失衡和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主张继续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重启经济改革，完成对国有领域的私有化改造。这种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观点，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得到充分阐述，哈耶克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必然导致奴役，只有彻底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才是政治自由的坚强保障；哈耶克还认为：注重福利和弱势群体的社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美国华人学者曾节明系统地批判了提倡自由主义经济的右派理论，认为哈耶克、弗里德曼所倡导的新右路线，因其放纵资本贪欲的属性，会产生极少数垄断整个社会财富的经济寡头，这些人为了维护其巨大的既得利益，天然地反对民主，阻挠新闻自由，因为民主和新闻自由意味着对资本的节制。在宪政民主国家，这些人以巨大的经济能量，影响舆论、误导选民，在不成熟民主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他们操纵选举、推出代理人、甚至直接以官僚资本寡头的方式坐在权力金字塔顶层（如中国、新加坡、俄罗斯）。（曾节明：《哈耶克的道路，也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目前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是经济发展残缺的制度结构造成的。没有制约政府的法制条件下的半资本主义制度，不光不能摆脱自由资本主义的贫富两极分化，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制造了比自由资本主义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保证社会正义平等的政治制度的脱节。借助贫富两极分化的手段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作者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说，“盘剥的政治制度权力高度集中，其制度目的正是盘剥更大的经济利益，既为自己的好处，也为取得更多资源，以维持统治者的权势及有利其统治的政治制度。至于盘剥的经济制度，产权无保障，科技创新欠诱因，好让少数统治阶层剥削多数人的资源。在经济上及政治制度的双重盘剥下，经济只会日走下坡，万劫不复。”（杜耀明：《国家富强没神秘》）
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必将爆发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从正在不断扩大的房地产泡沫到不断增长的地方债和影子银行危机，从国民收入状况的贫富两极分化到贫富收入超过基尼危险指数，从地方政府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引发社会冲突到冲突不断激化，说明中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正在引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可能由此导致社会危机。
最近，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Shambaugh) 在美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题为《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十大改革挑战》（Chinaat the Crossroads: Ten Major Reform Challenges）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面临着十大严峻挑战。挑战之一，是推进城市化。“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在2020年使得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这需要将2.6亿农村居民重新安置，同时创造1.1亿个工作岗位，永久吸收1.5亿个已经在大城市居住的务工者。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壮举，没有任何其他政府尝试过。如果成功了，它将新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积极作用。”
沈大伟的研究没有涉及过去的城市化已经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目前，经济形势减缓，房地产价格泡沫和数量泡沫，都反映出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不断加深和经济危机表面化。经济形势恶化的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面对目前贫富两极分化的现实问题，不解决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问题，并系统解决这些问题，孤立地提出“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流转，使乡村居民最大程度享受集体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就是一句空话；而积极取消“农业”和“城市”户口的户籍制度改革，不过是制造更多受到双轨土地制度盘剥的城市贫民和农民工等“新无产阶级”。
解决房地产和其它投资造成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可以开征房地产和其它资本利得累进税。以房地产为例，按照投资利得累进税的原则，第一套自住房子免利得税，作为投资之用的公寓或别墅，征收利得累进税。具体说，以10%的利得税为起点，征收第二套和第二套以上公寓的原来购买价和目前市场价之间差额的累进资本利得税。房地产和其它资本利得累进税的税率，可以高达80%。政府把房地产和其它资本利得累进税所得，用于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产生的城市贫民和农民工这些“新无产阶级”的房租铺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本文摘自《透析中国发展的动因和出路》一书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