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8岁时，肖邦已表现出超然的个性和独创风格。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精致的小品。这些作品能激起无穷的情感体验，大多优美、文雅、富有歌唱性。与舒曼的作品不同的是，它们没有标题和情节。其中，玛祖卡和波罗乃兹舞曲——风格化的舞曲——实际上并没有运用民间的曲调，但却充分体现了波兰的民族精神。没有一位作曲家能像肖邦那样使钢琴发出如此优美的音响，他创造了钢琴歌唱的幻觉。他运用优雅而精致的装饰，开创了细腻的踏板效果。他的色彩性的和声处理得很有独创性，并且对后来的作曲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聪明的人绝不等待机会，而是攫取机会，运用机会，征服机会，以机会为仆役。” ——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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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舒曼曾称赞肖邦的音乐像“隐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它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波兰不会灭亡”。
曲名与谱曲
肖邦一生的作品繁多，全部为钢琴曲，而其中的十分之九又是钢琴独奏曲。但是最令人感到麻烦的是，他的作品大多只有体裁而没有标题，很多作品，即使标上调式和体裁与体裁编号，仍然难以搞懂到底是哪一首。因此，后人查找肖邦的作品时，往往以作品编号（Op）作为查找的主要根据，因为作品编号是不会出现重复和混乱现象的。肖邦作曲时，基本离不开钢琴键盘。据当时的人所说，肖邦擅长在钢琴上即兴创作，而且有着一气呵成般的流畅，但当他落笔追思即兴乐念时，却异常费力，稿纸上往往留下很多涂改痕迹。许多已成之作，每经他本人演奏一次，就会出现一种新改动的版本。可见肖邦对于作曲是十分情绪化的。让音乐说话
“脱帽吧，先生们！这里是一位天才！”这是1831年12月，舒曼发表在《大众音乐报》第四十九期的一篇评论肖邦作品第二号的文章里推崇肖邦的话。这篇文章，是舒曼的第一篇音乐评论文章。德国人对肖邦的了解，是从舒曼的这篇文章开始的。肖邦在1827年至1828年间，以莫扎特的歌剧《唐·璜》（K.527）第二号——钢琴和乐队的变奏曲。1831年10月27日，德国钢琴家尤里乌斯·克诺尔（1807—1861）在莱比锡布业公会音乐厅初次登台，演奏了肖邦的作品第二号。舒曼评论这个曲子的文章，就借用了尤里乌斯的名字作为笔名。1831年12月16日，肖邦从巴黎写信给他的朋友沃伊切霍夫斯基说：“几天以前，我从卡塞尔收到一个热心的德国人写的一篇长达十页的评论，他在冗长的绪言以后一小节一小节地进行分析（作品第二号）。他认为按照正统的观点，它们不能算是变奏，而是一幅想象的图画。他说，第二变奏里唐·璜和列波累罗在追赶；在第三变奏里，唐·璜亲吻着策丽娜，使马捷托看了怄气；在慢板第五小节的降D大调上，唐·璜和策丽娜在接吻。这位撰稿者大发奇想，实在可笑，他还迫不及待地想把这篇文章发表在《音乐杂志》（属于他的女婿菲梯斯的刊物）上。好心的希勒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青年，……他对我十分关心，马上告诉菲梯斯的岳父说，他写那篇评论对我没有好处只有害处。”肖邦所说的菲梯斯(1784-1871)，是比利时音乐学家，1806年他和《民族信使报》编者罗贝尔的女儿阿黛拉伊德结了婚。菲梯斯在1827年创办的《音乐杂志》是一种周刊。那么，写那篇评论文章的“热心的德国人”，应该就是罗贝尔了。肖邦最反对用文字解释他的作品。伦敦乐谱出版商威塞尔（1797—1885）为了使出版物引人注目，常给他的作品加上想入非非的标题，如《降B大调变奏曲》（作品2）标作“向莫扎特致敬”；《引子和波罗乃兹》（作品3）标作“快乐”；《玛祖卡风格回旋曲》（作品5）标作“波西阿娜”；《三首夜曲》（作品9）标作“塞纳河流水潺潺”；《三首夜曲》（作品15）标作“西风”；《降E大调圆舞曲》（作品18）标作“邀舞”；《波莱罗舞曲》（作品19）标作“安达卢西亚回忆”；《b小调谐谑曲》（作品20）标作“地狱里的宴会”；《第一叙事曲》（作品23）标作“无词叙事诗”；《两首夜曲》（作品27）标作“哀怨”；《降b小调谐谑曲》（作品31）标作“冥想”；《两首夜曲》（作品37）标作“叹息”；《两首波罗乃兹》（作品40）标作“宠物”；而《玛祖卡舞曲》则统称为“波兰回忆”。1841年，肖邦从诺安写给他的朋友丰塔那（1810—1869）的一封信中愤慨地说：“至于威塞尔，他是一个蠢才和骗子。你写信给他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如果他老是因我的作品而赔钱，那是由于他不按照我的意见，而加上愚蠢的标题所致。从我心灵里发出的声音，教我不能再送给他任何作品让他加上这些名称。你对他说话可以尽量讲得尖锐一些。”在肖邦看来，那位“热心的德国人”跟威塞尔一样愚蠢、可笑。但这位德国人在文章中所描绘的“一幅想象的图画”，也许并非他的发明，而是步了舒曼的后尘，因为舒曼的文章中也谈到了第二变奏“像一对情人(但不是唐·璜和他的仆人列波累罗)在追赶”，优美的降B大调是“情人第一次的接吻”等。舒曼喜欢给自己的作品加上文学性的标题，如《狂欢节》（作品9）、《幻想曲》（作品12）、《童年情景》（作品15）、《少年曲集》（作品68）、《森林情景》（作品82）等都是其例，肖邦则对此深恶痛绝，他的《g小调夜曲》（作品15之3）原本想注上“悲剧《哈姆雷特》观后感”的字样，后来还是取消了，他说：“让人们去猜吧！”让音乐本身去说话，不把主观臆想强加给听众——这就是肖邦的乐念。“让人们去猜吧！”这句话，对于肖邦的作品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令人啧啧惊叹。对欧洲的影响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的波兰，既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又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民族。1772、1793、179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个强国对弱小的波兰进行了三次瓜分。他们瓜分波兰的领土，奴役波兰的人民，还想扼杀波兰人民的民族意识，以使他们能长久地统治下去。可是，正如一首波兰爱国歌曲所唱的：“波兰不会灭亡！”波兰人民始终坚持着不屈不挠的爱国斗争。十九世纪上半叶波兰进步的、民族的浪漫主义文艺，对这个斗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时，波兰涌现出一批爱国的思想家和文艺家。他们主张文艺要有鲜明的民族特性，要有热爱人民和自由的思想内容，要有丰富的情感色彩。这些思想对肖邦有着深远的影响。肖邦的朋友、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在给肖邦的信中写道："你只要经常记着，民族性，民族性，最后还是民族性......正像波兰有祖国的大自然一样，也有祖国的旋律。高山、森林、河流、草地都有自己内在的、祖国的音响，虽然并非每一颗心都能听到它的声音。"他一再嘱咐肖邦，要"为了人民，通过人民！"肖邦的老师埃尔斯纳也对肖邦说："你是一个天才，为人民而写作吧！要写得有通俗性、民族性。"这一切，给肖邦以后的思想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830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它不但打击了欧洲反动"神圣同盟"的封建统治，而 且对欧洲各国的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时，波兰的爱国力量又重新振奋起来，秘密的爱国组织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不顾反动当局的逮捕、镇压，酝酿着新的起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肖邦的亲朋好友和老师们敦促着他出国深造，通过他的音乐创作和演奏为祖国争得荣誉。因此，肖邦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爱国心促使他想留下，事业心促使他想离去。他写道：“我还在这里，我不能决定启程的日子。我觉得，我离开华沙就永远不会再回到故乡了。我深信，我要和故乡永别。啊，要死在不是出生的地方是多么可悲的事！”离别的痛苦、永别的预感折磨着他，但是，亲友们的勉励、嘱咐、期望又鼓舞着他，使他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到国外用艺术来歌颂祖国和自己的民族，为此他又感到激动。他写道：“我愿意唱出一切为愤怒的、奔放的情感所激发的声音，使我的作品(至少有一部分)能作为约翰(指十七世纪的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索比埃斯基。他曾击败了土耳其侵略者，收复了祖国的疆土，将土耳其人逐出了维也纳和匈牙利，名震欧洲。)的部队所唱的战歌。战歌已绝响，但它们的回声仍将荡漾在多瑙河两岸。”有钢琴教学问题请登录钢琴考级评委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152401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