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绿色增长的技术创新诱发机制
绿色增长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其含义是增长但是以绿色推动的。今天我的一个学生想写湖南两型社会,她查阅了许多资料,不知道从可处入手解释湖南人为何会从园区入手建设现形社会。我建议她从环境产业发展入手,逻辑是从环境普的外部性入手,内部性可能不够,需要三种形态的财政补贴,一种是事前补贴,就是对研发补贴;二是对事后补贴,研发成功了,给予运营的补贴;三种是对产业园区以补贴。让她建立一个模型,然后以湖南或者其他地方的数据进行实证上。绿色增长是举国的期盼,但如何实现呢?答案是创新,也就是绿色创新。
与普通创新不一样,偏向型技术创新(亦可称为绿色创新,以下称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第一,与技术、知识溢出相关的正外部性。绿色创新企业承担了所有创新成本,但却未能收获所有创新收益,溢出效应产生了正外部性,没有政策干预将出现创新动力不足,这在基础研究领域尤其明显。第二,与污染排放相关的环境影响将给社会带来显著的负外部性。由于缺乏污染排放的市场定价机制,排污成本往往被严重低估,企业排放支付的成本小于总成本(社会成本),缺乏将这种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干预将出现过度排放。相应地,企业在资源、环境友好型绿色创新方面的激励不足,会导致绿色创新比传统创新相对更少。正如Jaffeetal. (2005)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上述两种“双重市场失效”经常会相互强化,往往使得绿色技术创新投资很有可能长期处于社会最优规模之下。在政策方面,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发需要融合环境规制政策与创新政策以消除“双重外部性”。
在理论证据方面,一些学者研究了哪种类型的规制既能够消除环境外部性又能诱致创新。Magat(1978,1979)和Millimanand Prince(1989)研究发现,就公司层而言,基于市场的机制(Market-basedRegime)优于命令控制型(Command andControl)方案。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之间的策略互动行为,则基于标准的规制比许可证规制创造更多绿色研发投资激励。在古诺竞争中,后动者通过扩张产量对先动者(创新发起者)进行回应,导致创新企业利润下降。如果创新企业预测到这种行为,他将减少研发投入以阻止竞争对手的此类侵略性反应(Montero,2002)。“双重外部性”问题是最新的研究焦点,FischerandNewell(2008)通过理论分析表明:排放定价可能是最好的单一政策工具,但是不是最优规制工具;最优的规制工具应该既能内部化排放的外部性又能解决知识溢出的外部性。Gerlaghet al.(2009)从“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两方面考察了研发和减排政策的时机选择(Timing)问题。Acemolgu etal.(2009)的研究则表明,最优规制结构应该包括碳税和研发补贴,以此来激励绿色研发投资。
经验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以往的文献主要从两个主要方面出发,第一,创新系统;第二,运用数量和计量方法评价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吸收和技术扩散的影响。创新系统文献主要考察创新系统的发展脉络以及它在私人和公共部门所形成的制度、激励结构和关系网络(Lundavll,1992;Sagarand Holdren,2002;Foxon et al.,2005;Marinova andBalaguer,2009)。通过数量和计量方法评估政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文献,主要是验证和定量确认了创新与规制政策对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比率以及影响方向。Lanjouwand Mody(1996)首次评价了绿色创新专利发展趋势,这篇文献的贡献主要在于它在绿色创新技术与专利类别之间建立了联系。Jaffeand Palmer(1997)则首次提出了因果分析,他们分析了是否规制严格程度影响美国制造企业的创新水平。Johnstone etal.(2010)开创了使用计量方法研究绿色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的先河,他们分析了各种政策工具对创新的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