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埃德加·爱伦·坡
真的——紧张——非常紧张，极度紧张，以前，现在，都是这样。可你为什么硬说我疯了呢？这毛病反倒把我的感觉弄得更灵敏了——没失灵——也没麻木。特别是听觉，最好不过了。天上人间的一切声息尽在我的耳鼓里，我还听见地狱中的许多事物。那么，我疯了吗？听着！你看我气色多好——多么镇定自若地把这一切给你和盘托出。
这点子最初怎么进入我的脑海的，是说不上来了，但这点子一出现，就日夜萦绕着我，没啥目的，没啥觊觎。我喜欢那个老头，他从没伤害过我，从没侮辱过我。对他的金子，我更无非分之想。我想是由于他的那只眼睛吧！眼睛，就是这东西！他的一只眼睛酷似鹰眼——一只淡蓝色的眼睛，覆以一层薄翳。只要这只眼睛看到我，我就不寒而栗。于是，渐渐地——一来二去——我便拿定主意要他的命，这样就可以使自己永远摆脱那只眼睛。
你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你以为我疯了，可疯子是啥都不懂的。可惜你没看见我，可惜你没看到我干得多漂亮——那么审慎，那么周详，伪装得多么巧妙。杀死老头之前的那一周里，我对他是体贴备至。每天夜里，大约午夜时分，我转动门闩，把门拨开——噢，极轻微地！然后，我把门推开，推到我的头那么宽，再放进去一盏黑乎乎的提灯，灯遮的严实合缝，光一点都透不出来——然后我再探进头去。噢，要是看到我有多么巧妙地探进头去，你定会发笑的！我慢慢地探进头去，慢慢地，非常慢地，唯恐搅了老头的美梦。用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我才把头探进门缝，刚好能看见他平躺在床上。哈！——疯子有这脑瓜吗？接着，等我的头全进了门，我就小心翼翼地打开提灯，——哦，十分地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因为折合之处会发出声响）——我把提灯掀开一条缝隙，一道细细的灯光落在了那只鹰眼上。我就这样一连搞了七个长夜——每天夜里，就在午夜时分——但我发现那只眼睛总是闭着，因此也就没法做那活儿，因为这样他就不是折磨我的那个老头了，折磨我的是那只可恶的眼睛。每天清晨，天刚破晓，我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他的房间，仗着胆跟他说话，亲热地叫他的名字，问他这一宿是怎么过的。所以你看，这老头并非老谋深算之辈，他万没想到我会每天夜里，就在十二点，趁他熟睡的时候去窥视他。
第八天夜里，我更加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钟表上的分针都比我的手移动快。这天晚上我才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本事如此了得——有如此脑瓜。就要得手了，我几乎不能自已。想想看，我来到门前，打开门，一点一点地，而他连做梦也想不到我有如此秘密之举或非常之想。想到这里，我竟暗自发起笑来。可能是给他听到了，因为他在床上突然翻了个身，像是吃了一惊。你或许以为我会就此打住吧——可是我偏没。他的房间里漆黑一片，伸手难见五指，（因为百叶窗关得严严的，以防强盗），所以我清楚他看不见门开了个缝，我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往前推着门。
我探进头，正要打开提灯，拇指刚滑到那个锡勾，那老头从床上一下子坐起身来，大声喊道——“哪一个？”
我静静地站在原地，一声不吭。整整一个钟头，我纹丝没动，但同时也没听见他躺下。他还坐在那儿，在听动静，正如我以前一样，夜复一夜地，倾听着墙缝里报死虫的叫声。
不一会儿，我听到一声轻微的呻吟，我知道这是极度恐惧才有的呻吟，这不是疼痛或悲伤的呻吟——哦，不是！——这是吓得魂飞魄散时从灵魂深处发出的那种压抑的低吟之声。这声我很清楚。多少个夜晚，就在午夜时分，当万籁俱寂之时，这声音就从我自己的内心响起并越来越大，伴随着那骇人的回声，加剧着那使我狂乱的恐怖。我说这声音我很清楚，我清楚这老头的感受，也同情他，尽管在心底发笑。听到他在床上翻了个身，我清楚他自打一听到那轻微的声音起就一直警觉地躺着。老头内心的恐惧不断增长，他曾尽量把这些恐惧想象成子虚乌有，却做不到。他曾对自己说——“不就是烟囱里的风嘛”——“也就是个耗子穿过地板吧”，或者，“不过是蟋蟀发出一声叫罢了”。是的，他尽量用这些猜测之词来安慰自己，但他发现这都白费心机，全都白费心机，因为死神在逼近老头时，已带着自己的黑暗之影向他悄然逼近，罩住了这个冤魂。正是这种未曾察觉的阴影的忧伤之力让他感受到——尽管他看不见也听不着——感受到房间里我的头的存在。
我等了许久，非常地耐心，还是没有听到他躺下，便决意打开一点——把提灯打开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缝儿。我就这样打开了一个小缝儿——你想象不出我是多么的神不知鬼不觉——直到，也就是那么一丝微弱的光，像蜘蛛拉出的细丝，从那道小缝中投射出来，照到老头的那只鹰眼上。
那只眼睛睁着——很大，睁得很大——我凝视着，怒火中烧。我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一团暗淡的蓝色，蒙着一层可怕的薄膜，令人胆战心寒，我全然不见老头的脸或他整个人，因为我好像本能地把光线分毫不差地投在了那个该死的地方。
噢，我没跟您说过你错把我当作疯子，其实那只是我的感官过于敏锐而已吗？——现在，跟您说吧，我的耳边传来一阵低沉、单调、迅疾的声音，像是裹在棉花里的手表发出的声音。这声音我也很清楚，这就是那老头的心跳声。这加剧了我的怒火，正如咚咚的战鼓激励着战士的勇气。
即便如此，我还是克制着自己，一动不动。我连大气都不喘。我稳稳地持着灯，看看自己能多么稳当地把光线照在那只眼睛上。这会儿，那可恶的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加剧了。这跳声一下快过一下，一声高过一声。老头的恐惧一定是到了极点！跳声越来越大，跟你说吧，一声高过一声！——弄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跟您说过我紧张，我是紧张。而此刻在这死一般的静夜，在这古屋的可怕的寂静中，声音如此的莫名其妙，使我产生了一股无法抑制的恐惧，但我还是又克制、又静立了几分钟，可那跳声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我想那颗心定是要爆炸了。现在，我心头生出一种新的焦虑——这声音会被邻里听到的！这老头死期至矣！我发出一声喊，唰地打开提灯，噌地跳进屋内。他只尖叫了一声——就一声。我旋即把他拽到地上，拖过沉重的床压在他的身上。活儿干得这么利索，我轻快地笑了起来。不过，一连好几分钟，那颗心脏都带着压抑的声音跳动着。这倒没激恼我，这声音隔着墙是听不到的。终于，心跳声停止了，老头死了。我挪开床，查看了他的尸体。是的，他已经死了，死就了。我伸出手，放在他的心脏上，在那搁了好几分钟。没有心跳了。他已经死就了。他那只眼睛不会再烦我了。
你要是还以为我疯了，等我把藏匿尸首时的精细审慎描述一番，你就不这么认为了。夜色阑珊，我麻利地忙活着，当然是悄无声息。我先是把尸体大卸八块，割下头，砍下手，卸下脚。
然后我又从房间的地板上掀起三块地板，把肢解的尸体都放在间隙中，然后又把木板放回原处，极为利落，极为巧妙，人的眼睛，就算是他的那只眼睛，也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没什么要刷洗的——没有污迹，没有任何血迹，我干得一丝不苟，一个大桶全装下了——哈，哈！
这些活干好后，都四点了——天色还是黑如午夜。正在时钟报点之时，大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我漫不经心地去开门，——我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呢？进来了三个人，他们温文尔雅地自我介绍，说是警局的警官。邻里半夜听到一声尖叫，怀疑发生了暴行，便向警察报了案，他们（警官们）便被派来查看究竟。
我笑了，——我还有什么担心的呢？我对几位先生表示了欢迎。那叫声，我说，是我自己在梦中发出的。我谈到那老头，说他到乡下去了。我带着他们三位把房子搜了个遍。我让他们搜查——好好搜查。最后，我把他们领到了他的房间。我把他的细软给他们看，东西都安然无恙，完好无损。我信心满满，竟把几把椅子拉进房里，请他们坐在那歇歇腿，而我自己，则由于自己的杰作而肆无忌惮起来，把座位就放在下面藏有老头尸首的地方。
警官们颇为满意，我的举止已令他们信服。我是异常地轻松。他们坐着，聊着家常里短，我则是对答如流。但不久，我就觉得自己面色苍白起来，盼着他们走。我头疼起来，觉得有股耳鸣之声，但他们还是坐在那，还谈着。耳鸣声越来越清晰——这声音持续不断，越发清晰了。为了驱除这种感觉，我越发恣肆地说着话，可这声音还是不断，更加分明了——终于，我发现那声音并不是源于我的双耳。
无疑，我已面色惨白——但我越发滔滔不绝地说着话，还提高了嗓门。而这声音却有增无减——我该咋办？这是一阵低沉、单一、迅疾的声音——特别像是裹在棉花里的手表发出的声音。我喘着粗气——但警官们并没有听到这声音。我说得更快了——越发激越了，可那声音仍在加强。我站起身，态度激烈、手舞足蹈地为琐事争论着，可那声音越发加强了。他们怎么就不走呢？我迈着重重的脚步在地板上来回踱着步子，似乎是被他们的言论激怒了——可那声音仍在增强。哦，天啊，我该咋办？我吐沫飞溅——我胡言乱语——我赌咒发誓！我晃动着我坐下的那把椅子，椅子磨在地板上吱吱嘎嘎，但那声音却盖过了这一切，在持续增强着。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那几个人依旧在海侃神聊，还在嘻嘻哈哈。他们可能听不到吗？万能的上帝！——不，不！他们听到了！——他们猜到了！——他们知道了！——他们在拿我的恐惧取乐！——我当时如是想，现在仍如是想。不过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没有比这种奚落更折磨人的了！我再也忍受不了这几个伪君子的哂笑了！我觉得我得喊出来，要不就会死于非命！——这当儿——又来了！——你听！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坏蛋！”我尖叫道。“别装腔作势了！我招供！揭开这几块地板！——这儿，这儿！——这就是那颗可恶的心脏的跳动。”
![[转载]泄密的心 爱伦坡 泄密的心](http://img.aihuau.com/images/01111101/01082555t019abc6f6ab43bb05c.jpg)
（朱振武导读/翻译,收在《美国名家短篇小说评注》中，该书即将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坡的短篇小说/道德观、不可靠叙述与《泄密的心》
二、不可靠叙述与道德教训
与霍桑的《韦克菲尔德》中第三人称叙述者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形成对照，坡的涉及道德寓意的恐怖短篇往往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坡有时让第一人称叙述者揭示自己内心善与恶的冲突（如《黑猫》），有时则仅仅通过结构形式的巧妙安排来暗示道德教训（如《泄密的心》）。后面这种情况更易被忽略，这是本文将《泄密的心》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的原因。作品描述的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对同居一屋的老头的谋杀。他认为那“从不曾伤害过”他，也“从不曾侮辱过”他的老头长了只秃鹰眼，使他难以忍受。在午夜打开老头的门缝，暗暗侦查了一周之后，他进入老头的房间将其杀害，并肢解了尸体，埋在地板下。当警察来搜查时，他十分紧张地听到了地板下老头心脏愈来愈大的跳动声，认为警察也听到了而只是佯装不知，感到痛苦不堪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评霍桑的故事重述》和《创作的哲学》等文论中，坡一再强调作品的开头尤其是结尾对于表达统一效果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先看看《泄密的心》的开头和结尾：18
[首段]没错！——神经过敏——我从来就而且现在也非常非常地神经过敏；可你干吗要说我疯了？这种病曾一直使我感觉敏锐——没使它们失灵——没使它们迟钝。尤其是我的听觉曾格外敏感。我曾听见天堂和人世的万事万物。我曾听见地狱里的许多事情。那么，我怎么会疯呢？听好！并注意我能多么神志健全，多么沉着镇静地给你讲这个完整的故事。
[结尾]这时我的脸色无疑是变得更白；——但我更是提高嗓门海阔天空。然而那声音也在提高——我该怎么办？那是一种微弱的、沉闷的、节奏很快的声音——就像是一只被棉花包着的表发出的声音。我已透不过气——可警官们还没有听见那个声音。我以更快的语速更多的激情夸夸其谈；但那个声音越来越响。我用极高的声调并挥着猛烈的手势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高谈阔论；但那个声音越来越响。他们干吗还不想走？我踏着沉重的脚步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好像是那些人的见解惹我动怒——但那个声音越来越响。哦，主啊！我该怎么办？我唾沫四溅——我胡言乱语——我破口大骂！我拼命摇晃我坐的那把椅子，让它在地板上磨得吱嘎作响，但那个声音压倒一切，连绵不断，越来越响。它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可那几个人仍高高兴兴，有说有笑。难道他们真的没听见？万能的主啊？——不，不！他们听见了！他们怀疑了！——他们知道了！——他们是在笑话我胆战心惊！——我当时这么想，现在也这么看。可无论什么都比这种痛苦好受！无论什么都比这种嘲笑好受！我再也不能忍受他们虚伪的微笑！我觉得我必须尖叫，不然就死去！——而听——它又响了！听啊！——它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越来越响！——
“恶棍！”我尖声嚷道，“别再装了！我承认那事！——撬开这些地板！——这儿，在这儿！——这是他可怕的心在跳动！”（黑体为引者所加）
导致“我”罪行暴露的有两个因素：（1）“我”听到被杀死的老人的心跳；20（2）“我”对警察“虚伪”的难以忍受。第一个原因有违常理，但“我”在故事的开头为之做了铺垫（“尤其是我的听觉曾格外敏感……我曾听见地狱里的许多事情）。在“我”实施谋杀计划的过程中，又再次加以铺垫：“我难道没告诉过你，你所误认为的[我的]疯狂只不过是感觉的过分敏锐？——我跟你说，这时我的耳朵里传进了一种微弱的、沉闷的、节奏很快的声音……那是[被杀前的]老人的心在跳动。”也就是说，坡让作品的开头、中腰、结尾相互呼应，制造了一种连贯一致的印象：“我”说他听到老人的心跳，若不是精神病人的幻觉，至少也是他的异常感官的一种特异功能，由此可以断定即便在坡笔下怪异的虚构世界里，感官正常的警察也并未听到地下老人心脏的跳动。也就是说，“我”对警察听觉的判断是错误的，其叙述是不可靠的。19
“我”最难以忍受的是自己眼中警察的“虚伪”，而“虚伪”是他自己最为突出的性格特征。在详述谋杀过程之前，他对受述者说：“你真该看看我动手是多么精明——多么小心谨慎——多么深谋远虑——伪装得多么巧妙地来做那件事情！”。这是提纲挈领的主题句，下文一直围绕“我”处心积虑的伪装展开。“小心谨慎”为的是不被老头察觉；“深谋远虑”可解释“小心谨慎”的原因，也重点指向藏尸灭迹。“伪装得多么巧妙”可加强或涵盖前面的意思，也更直截了当地指向“我”的虚伪。“我”拿定主意要杀死老人后，对老人反而格外亲切起来（“我对他从来没有过那么亲切”）。他晚上去老人的房间侦查，第二天清晨则“勇敢地走进他的卧室，大胆地跟他说话，亲热地对他直呼其名，并询问他夜里睡得可否安稳。”他还装模作样地对上门搜查的警察“表示欢迎”，并“请他们搜查——好好搜查”。上引结尾片段中，也可看出不少文字都或明或暗地指向“我”的伪装。“我”十分清楚自己的感官“格外”和“过分”敏锐，按理说，他不应怀疑警察也听到了老头的心跳。而正是他自己的虚伪导致他怀疑警察是故作不知，在暗暗嘲笑他（这使人联想到他对老头的嘲笑：“我几乎按捺不住心中那股得意劲儿。你想我就在那儿，一点一点地开门，而他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我神秘的举动和暗藏的企图。想到这儿我忍不住抿嘴一笑”）。也就是说，是他自己的道德缺陷引发了他对警察的无端怀疑，给他带来了最大的痛苦，导致了他的暴露和灭亡。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事实报道方面出现了不可靠叙述，而且在价值判断方面，叙述也十分不可靠。这一作品的反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我”的双重价值判断标准。他一直在自我欣赏自己的虚伪，产生了一种连贯一致的效果。“我”夸赞自己“狡猾”（cunning）和“偷偷摸摸”（stealthy）的行为，将之视为高超的技艺，一种“聪明”（cleverly），一种“精明”（wise,wisely），一种“睿智”（sagacity），他还把自己为了加强伪装而主动对老头亲热视为一种“勇气”（courageously）。结尾处警察上门时，“我满脸微笑[请注意这里的描述与“我再也不能忍受他们虚伪的微笑！”之间颇具反讽性的呼应关系]——因为我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向几位先生表示欢迎……出于我的自信所引起的热心，我往卧室里搬进了几把椅子……而出于我的得意所引起的大胆，我把自己的椅子就安在了下面藏着尸体的那个位置。”这也进一步说明，正是他自鸣得意的道德缺陷导致他自我暴露和毁灭。
在上引结尾片段中，可明显看到道德教训和戏剧性的交互作用、相互加强。这段描述就像音乐的渐强，越来越强，直至爆发。在人物话语表达方式上，先是主要总结性地报道人物的话语行为，然后转向较为直接、戏剧性较强的自由间接引语，以表达人物的愈发紧张恐惧。最后突然转向全文唯一的、前景化的直接引语，用更强的戏剧性展示人物的自我暴露，这样叙述方式和所述内容都同时达到高潮。而高潮处“我”对自己眼中警察虚伪的指控“恶棍！别再装了!”具有强烈的戏剧反讽性，因为“我”自己一直在伪装，而警察却并未佯装，这一猛喝无意中构成一种强烈的自我谴责。这是坡独特、天才的情节安排。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在探讨坡的作品时，须特别关注他表达故事的方式。《泄密的心》涉及道德主题这一方面的价值主要在于坡这种独具匠心的情节安排：“我”的叙述一直紧扣自己“伪装得多么巧妙地来做那件事情！”展开，最后“我”遭到自我欣赏的虚伪的惩罚。故事紧紧围绕至关重要的结局处的“我再也不能忍受他们虚伪的微笑！”“恶棍！别再装了！”这种强烈戏剧反讽的效果来建构。这种“效果统一”的戏剧反讽是艺术性和道德寓意的有机结合，是坡别具一格的天才之笔，大大超越了通常直白式的“恶有恶报”的主题表达。从伦理批评的角度来看，“我”对警察虚伪的叙述究竟是否可靠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倘若叙述可靠，那么结尾处的“我”就成了警察之虚伪的令人同情的受害者；“恶棍！别再装了!”也就成了“我”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对他人道德缺陷的谴责。而如果叙述不可靠，则成了反讽性的自我道德谴责。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我”视自己的虚伪为难能可贵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自己眼中警察的虚伪，而后者完全是他自身虚伪的无意识投射，他所不能忍受的警察的所谓“嘲笑”也是他对老头嘲笑的一种心理报应。我们看到的是事实轴和判断轴上的双重不可靠叙述所产生的强烈反讽和道德教训。
同样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坡一方面批评霍桑在《牧师的黑面纱》等作品中，技巧过于高雅，使读者难以领会其真正的道德涵义，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泄密的心》中运用了较为阳春白雪的手法。一百多年来，中外批评家一直未关注《泄密的心》中通过巧妙构思和不可靠叙述表达的“效果统一”的戏剧性反讽（“我”的虚伪和双重价值标准导致了自己的痛苦、暴露和毁灭）。批评界对此视而不见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1）仅从审美的角度切入，忽略作品的道德教训。譬如这样评论：“叙述者‘我’既天才又白痴的累累絮语与急转直下的幻灭结合在一起，是爱伦·坡小说独一无二的结构模式，也暗合古典悲剧：‘营造幻像、情节逆转、暴露真像’的型范”。21然而，将《泄密的心》这样的作品与古典悲剧相类比，不仅会遮掩作品的道德教训，也会遮蔽坡真正独创性的情节安排：通过不可靠叙述微妙独特地再现恶有恶报的母题。（2）仅看文本表象，如聚焦于“我”过分敏锐的感知，认为这让“我”听到很多东西，获得过多的知识，从而受到“毁灭性知识的惩罚”。22（3）沿着叙述者的思路走，认为叙述者对自己小心谨慎地实施谋杀的描述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疯。若看到其叙述的不可靠，也只是看到其叙述的一些特征表明他实际上精神有毛病。23保罗·威瑟林顿聚焦于读者如何被叙述者牵着鼻子走，成为其“无声的帮凶”。譬如，叙述者在讲到行凶那夜惊动了老头时，说：“这下你或许会认为我缩了回去——可我没有。”威瑟林顿认为这说明读者不仅在鼓励叙述者讲述凶杀故事，而且在怂恿谋杀者。威瑟林顿显然太把叙述者的话当真（“我”在用自己的病态心理来推断“你”的心理），且未区分作品内的受述者和作品外的读者。叙事学十分关注读者与受述者“你”之间的反讽性距离，威瑟林顿则将两者完全等同，低估了文本外读者的判断能力。在他眼里，结尾处读者才从“我”的立场转到了警察的立场上，而“我”喊出来的“恶棍！”不仅是对警察虚伪的谴责，而且也是对读者不健康阅读心理的痛斥。24这显然扭曲了作品的情节走向，将道德谴责的矛头从罪犯转向警察和读者。（4）未对作品的叙事结构加以全面仔细的考察，若关注作品的道德意义，也仅仅从表面看到“罪恶的报应是死亡”，25或仅仅看到“我”非要杀人的强迫症给读者 带来的道德反感。26有的学者将老人看成“我”的另一自我，认为人的内心善与恶并存，老人的“秃鹰眼”引发了“我”的非理性的恐惧，激活了内心的阴暗面，最终导致谋杀。从这一角度，死去老人的心跳被理解为“我”自己的良心发现。27然而，作品中的“我”直至最后也毫无忏悔之意。这些学者没有关注坡的表达方式，而仅聚焦于故事的（表层）内容，所以看不到坡围绕至关重要的结局建构的“效果统一”的戏剧性反讽。（5）未对作品的整体结构加以仔细考察，仅仅关注作品的恐怖/恐惧效果，28忽略不可靠叙述和相关道德教训。其实，若仔细考察作品，不难发现恐惧效果本身与道德教训也密不可分。在谋杀过程中，“我”让老人遭受紧张恐惧之苦，而“我”自己也深受其害，譬如“随后我听见了一声轻轻的呻吟，而我知道那是极度恐惧时的呻吟。……我熟悉这种声音。多少个夜晚，当更深人静，当整个世界悄然无声，它总是从我自己的心底涌起（haswelledup），以它可怕的回响加深那使我发狂的恐惧。”在描述自己的恐惧时，“我”采用了现在完成时，这包括他被关入死牢后的恐惧。“我”惊醒老人后，老人紧张恐惧地坐起来倾听，“我”也同此：“就跟我每天夜里倾听墙缝里报死虫的声音一样”。“报死虫”暗示着死牢里的“我”深受末日临头之紧张恐惧的折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结尾处的“我”因为杀人灭迹之大罪而遭到最为严重的恐惧的折磨：老人的心跳成为复仇的象征，而杀人的“我”遭其追击，导致他不堪忍受警察的所谓虚伪而自我暴露，受到法律严惩。
三、“修辞”与“认知”之分和对认知派研究的补充
“不可靠叙述”这一貌似简单清晰的概念，在西方学界引起了不少争论，出现了两种互为对照的研究方法：修辞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29修辞方法由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创立，30其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作品的规范或“隐含作者”的规范（即文本隐含的作者立场）。倘若叙述者与这种规范保持一致，那就是可靠的；若不一致，则是不可靠的。诚然，读者只能推断隐含作者的规范。由于修辞批评家力求达到较为理想的阐释境界，因此他们会尽量排除干扰，以便把握隐含作者的规范，作出较为合理的阐释。修辞方法当今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斯·费伦，他区分了六种不可靠叙述的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31从修辞的角度来看，《泄密的心》中，“我”对警察反应的叙述同时涉及“错误解读”和“错误报道”；他对自己的虚伪和残忍自鸣得意的描述，则涉及价值轴上的“错误判断”。
认知（建构）方法是以修辞方法之挑战者的面貌出现的，旨在取代修辞方法。这一方法的创始人是塔玛·雅克比，她将注意力转向读者，将不可靠性界定为一种“阅读假设”，当遇到文本中的问题（包括难以解释的细节或自相矛盾之处）时，读者会采用某种阅读假设来加以解决。32另一位颇有影响的认知（建构）方法的代表人物是安斯加·纽宁，他受雅克比的影响，聚焦于读者的阐释策略，用读者的规范替代或置换了隐含作者的规范或文本的规范。33在探讨读者规范时，纽宁认为在当今多元化、后现代主义的时期，要判断什么是道德规范标准，比以往更为困难。由于读者的标准不尽相同，因此按照一个读者的道德观念衡量出来的可靠的叙述者，可能在另一些人眼里是相当不可靠的，反之亦然。他举了这样一些例子，如一个鸡奸者不会觉得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里对幼女进行性侵犯的叙述者有何不可靠，或一个以为与服装人体模特也可以做爱的大男子主义恋物者也可能不会看出他的规范与麦克尤万《他们到了死了》里的疯子独白者之间有何距离。34与此相似，对《泄密的心》来说，一个本质虚伪并为之自鸣得意的读者不会觉得“我”的叙述在价值判断轴上不可靠；对一个性格残忍的读者而言，“我”对冷血谋杀的看法也不会显得有何不妥。不难看出，若以读者为标准，就有可能会模糊、遮蔽、甚或颠倒作者或作品的规范。但认知方法确有其长处，可揭示出不同读者的不同立场或阅读假设，说明为何对同样的文本现象会产生大相径庭的阐释。
在西方学界，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将各种（尤其是时髦的）理论框架往文本上套的现象十分严重。而从认知（建构）角度切入研究的学者，基本未关注这种现象对解读不可靠叙述造成的认知影响，留下了一种有待填补的空缺。就《泄密的心》而言，即便批评家具有同样的道德规范标准，在特定理论框架的作用下，也容易忽略或误解作品中的不可靠叙述和相关道德教训。爱德华·皮彻从观相学的三分法切入《泄密的心》，将“眼睛”视为理智的象征，“心脏”视为道德感的象征，下体则为人的动物性的象征。他不仅从这一角度解读“我”的谋杀和反应，而且用观相学的三分法来解读为何“我”将尸体肢解，分为三部分埋起来，以及为何来了三位警察。在皮彻看来，这三位警察作为维护公共秩序的一个整体，“刺激了叙述者的道德感（心脏），导致他坦白交待”。35一心专注于观相学的皮彻完全忽略了叙述者的虚伪和因此遭受的报应。
由于《泄密的心》突出了主人公的病态心理，很多当代批评家从各种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这一作品。约翰·卡纳里欧从梦幻的角度切入，将整个作品阐释为一个精神病人述说的关于死亡的噩梦。在“我”的梦中，老人是“另一个自我”，是必死性（mortality）的象征，也是“我”的身体的象征，而“我”则是那一身体的头脑和意志。“我”杀死老人是因为死亡恐惧，旨在通过毁灭自己的身体来逃避死亡。36这种精神分析完全排斥了道德考虑。杰拉尔德·肯尼迪从强迫冲动的角度切入，认为“我”想要显示自己高超智力的强迫冲动导致他暗地里杀人，而蕴含于其中的想得到公众承认的另一走向的冲动则导致他公开自己的“行为”，哪怕自我毁灭也在所不惜。37这样一来，罪犯与法律的冲突被解释成人物内心强迫冲动的矛盾走向。也有学者将警察理解为叙述者本人的“超我”，将故事的情节冲突理解为“我”内心的强迫冲动和反强迫冲动之间的博弈。38罗伯特·戴维斯聚焦于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叙述者]想实际上控制自己在什么时间被别人观望……他对于被察看的抗拒说明了一种欲望，即要绝对地逃避征服，在活着的时候宁愿死也不甘心变为被动……[故事的结尾处]希望不被察看的讲故事人，观淫癖患者，以一种裸露狂的方式暴露着自己”。39这种阐释角度也遮蔽了叙述者对于虚伪的双重道德标准和“恶有恶报”的道德教训。吉塔·拉扬将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切入对《泄密的心》的分析。40她把弗洛伊德、拉康和西苏的理论框架分别往作品上套。她提出“我”有可能是女性，因为作品未明确说明“我”的性别。在她的拉康框架下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解读中，女叙述者“我”遭到老人父亲式监视的骚扰和客体化，感到屈辱和愤懑，因此设法通过谋杀来倒转凝视的方向。41然而，英文中有“madman”（男疯子）和“madwoman”（女疯子）之分，而“我”一再声明自己不是“madman”。为了自圆其说，拉扬又提出女叙述者感到需要在身体上占有老人，在发生于老人卧室的谋杀场景中，“甚至采取了一种男性的性立场，强迫老人接受她，几乎把老人强奸。”42而作品是这样描述的：“那老人的死期终于到了！随着一声呐喊，我亮开提灯并冲进了房间。他尖叫了一声——只叫了一声。转眼间我已把他拖下床来，而且把那沉重的床推倒压在他身上。眼见大功告成，我不禁喜笑颜开。”这与强奸显然无关。至于“我”跟警察的关系，拉扬是这么解读的：女叙述者新获得的力量和权威使她更易受到伤害，更是成为他人愿望的客体。她只能以女性的传统姿势站在警察面前，被动屈从，遭到男性凝视。拉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女性敢于打破传统行为秩序，就会遭到父权制道德的谴责，男性的压迫，父亲法律的严惩。43不知身为非女性主义作者的坡看到当今的批评家如此牵强附会地扭曲其作品，会有何感想。
表面上看，此处探讨的读者认知与雅克比等探讨的是一回事，但实际上有本质差异。雅克比讨论的是“当遇到文本中的问题（包括难以解释的细节或自相矛盾之处）时，读者会采用某种阅读假设来加以解决”。而此处关注的则是：批评家先入为主，以某种理论框架的思维定势来看作品。若文本事实与阐释框架发生了冲突，则会想方设法把文本往特定的理论框架中硬拉。也就是说，解读的目的不是发现作品的立场，而是让作品顺应特定批评方法的立场。当今西方学界这种被特定批评方法左右的阐释屡见不鲜，很多作品被各种时髦的批评框架所扭曲，这是我们应引以为戒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西方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了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语境因素应该只是为阐释提供参考，但在西方学界一味强调语境的情况下，语境因素有时也构成先入为主的阐释框架，被批评家往作品上硬套。约翰·克莱门探讨在坡创作的时期，关于“精神病抗辩”（insanitydefense）的争论与《泄密的心》这样的犯罪小说的关系。在分析作品时，克莱门聚焦于清醒/不清醒、有自控力/无自控力、神智健全/神智（部分）错乱等判断精神病的二元对立，忽略了叙述者的虚伪和相关道德教训。44尤其令人遗憾的是，“精神病抗辩”是在法庭审判时以患有精神病为由来解脱罪责，而《泄密的心》中的“我”却一直在声称自己没有疯，克莱门将“精神病抗辩”的史料往作品上硬套导致了论述中的自相矛盾和牵强附会。这里可吸取的教训是：不能只看历史资料和文本现象的某些表面联系（譬如，均涉及精神病，均涉及犯罪），而要认真考察作者的创作究竟与历史因素有何关联。佩奇·拜纳姆关注坡创作时代的一个相关问题“道德错乱”（moralinsanity）。45他先介绍了拉什对“道德错乱”的奠基性探讨：神智正常，但道德感“临时”出了问题，因此在理智能够加以“批判”之前，会犯下罪行。接着介绍了普里查德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神智基本正常，但“情感、脾气或习惯”则出现了错乱，因此失去自控能力，行为不妥，有失体面。根据拜纳姆的考证，当时不少心理咨询师和法官都反对以道德错乱为由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一些有声望的精神病院的管理者都否认存在道德上的精神错乱，公众舆论也倾向于认为精神病抗辩是一种欺骗。然而，拜纳姆自己却把“道德错乱”往《泄密的心》上硬套，仅仅想证明“我”属于道德错乱的精神病人，坡旨在再现道德错乱的生活原型。这种阐释有违作品的实际走向。对道德错乱的看法以打破对精神病的传统看法为前提，后者认为神智失常才是精神病。而坡自始至终都把作品明确置于传统框架之中：“我”和“你”仅仅关注神智本身是否健全，仿佛跟本不存在“道德错乱”这一问题，这有可能是在为否认存在“道德错乱”的那一派提供支持。
就“精神病”而言，若仔细考察这一作品，会发现坡创作的两个相反走向。坡一方面出于戏剧性的考虑，引入一些典型的精神病因素，如摆脱不了某一念头、听觉过于灵敏和惧怕理智正常之人的眼睛等，46并对这些特点加以艺术夸大，来制造或增强怪诞、恐怖的效果。与此同时，他从两方面对叙事加以特定建构，阻止读者用“精神错乱”或“道德错乱”来为“我”开脱罪责：（1）“我”一直强调自己没有疯，这与现实中的“精神病抗辩”形成了一种对立和反讽的关系。与此相联，传统框架中的精神病是神智失常（不知自己在做什么），而“我”能神智健全地讲述故事，能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谋杀。在此基础上，坡贯穿全文地突出了“我”自鸣得意的虚伪这一道德缺陷，并让其因此遭受报应。（2）与“道德错乱”的人相对照，“我”既非“临时”道德感出了问题（一直毫无“批判”或忏悔之意），也非简单地失去自控能力，行为有失体面。坡通过肢解尸体这样的场景，突出了“我”性格的残忍：
首先我是把尸体肢解。我一一砍下了脑袋、胳膊和腿。接着我撬开卧室地板上的三块木板，把肢解开的尸体全塞进木缝之间。然后我是那么精明又那么狡猾地把木板重新放好，以至于任何人的眼睛——包括他那只眼睛——都看不出丝毫破绽。房间也用不着打扫洗刷——没有任何污点——没有任何血迹。对这一点我考虑得非常周到。一个澡盆就盛了一切——哈！——哈！
根据拜纳姆的考证，当时有些法官认为“道德错乱是极其严重的道德堕落，不仅完全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它正是法律责任特别要制止的”。47坡很可能持类似的看法，无论“我”是否属于道德错乱，作品至关重要的结局传递了一个确切的信息：像“我”这样道德堕落的人，应该遭到报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四、不同“隐含”立场对修辞派标准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坡的不同作品隐含着不同的道德立场。在坡的眼中，主人公谋杀过程中的伪装和残忍并非总是一种道德缺陷。让我们将《泄密的心》与《一桶阿蒙蒂拉多白葡萄酒》（以下简称《一桶酒》）以及《跳蛙》（Hop-Frog）作一比较。三篇作品都聚焦于主人公的谋杀。但前一篇和后两篇有以下本质区别：（1）前者的谋杀缺乏正当理由（“没法说清当初那个[要杀人的]念头是怎样钻进我脑子的……他从不曾伤害过我。他从不曾侮辱过我”），而后两篇的谋杀都是在遭受侮辱后进行报复。（2）前一篇中的杀人者遭到报应，受到法律严惩，但后两篇中的杀人者则逍遥法外。我们不妨先看看《一桶酒》的开头和结尾：48
[开头]福图纳托百般伤害我，我都竭力忍了。但当他居然胆敢侮辱我时，我发誓要进行报复。你熟知我的秉性，应该不会以为我只是在说一说吓唬人吧。我迟早是要报复的；这一点确定无疑——但正因为确实下了决心，所以不会冒险。我不单要惩罚他，还得保全我自己。报仇之人反遭到惩罚，那仇等于没报；雪耻之人没能让干了坏事的人感到谁在雪耻，那耻也等于没雪。
[最后一段]依旧没有[听到福图纳托的]回答。我通过还没封上石块的小墙洞，扔了一个火把进去。里面只传来丁零当啷的铃声。我一阵恶心——那是墓穴里的潮湿所致。我赶紧完工，把最后那块石头塞好，抹上砂浆。然后靠着这堵新墙，把尸骨重新垒好。半个世纪了，没有活人打扰过他们。愿他安息吧！
“我”和福图纳托是反目成仇的朋友，整篇作品都围绕“我”的复仇展开。“我”采用种种计谋，利用福图纳托的虚荣心，将他骗至自家地窖的墓穴里，将他活埋，自己却一直逍遥法外。半个世纪后，“我”向“你”讲述了这一复仇过程。“我”的叙述也是不可靠的，譬如，自己把家里的仆人都打发走之后去找仇敌，却说是在路上与仇敌“偶遇”；明明是自己要把仇敌弄至地窖，却说是“我让他拉着我”去。就虚伪而言，与《泄密的心》中的“我”相比，这里的“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确声称对福图纳托是“笑里藏刀”，在想法设法把后者往地窖深处引时，却假惺惺地一再劝他要以健康为重往后退，用狡诈阴险的“激将法”来达到目的。此处“我”的杀人方式也更为残忍。然而，在这一虚构世界里，读者看到的是“我”的成功复仇，“我”的虚伪和谋杀都未遭到报应。该作品发表于1846年11月，当年夏天，《镜子》期刊主编福勒在编者按中对坡加以侮辱性攻击。与此同时，坡与他反目成仇的朋友英格利希展开笔战，后者对坡大肆侮辱谩骂。坡向法庭控告诽谤，法庭判坡获得名誉损害赔偿。49在这一过程中，坡表现出较强的报复心理，不仅自己反击，还动员一些朋友帮他反击。有学者考证，英格利希是福图纳托的生活原型，50坡是在通过作品发泄对生活中仇敌的痛恨。
然而，有批评家认为这一作品表达了道德教训，主要有以下三种理由。一种理由是：我是对“你/您”（you）发话，像是对神父的忏悔，且“我”是五十年后进行忏悔，说明“我”一直良心不安。51然而，看看开头第一段就知道，这并不是忏悔，而是对复仇自鸣得意的叙述。较长的时间跨度说明了“我”的成功（一直逍遥法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第一人称叙述，通过引入“你”，能更自然地给“我”提供炫耀自己复仇的机会，且“你”仅在开头出现了一次，说明这可能仅为一个结构设置。另一种理由是：结尾段中“我一阵恶心”（Igrewsick），说明其一直良心不安。52然而，如上所引，后面紧跟着“那是墓穴里的潮湿所致”，说明“我”直至叙述之时，仍无忏悔之意。53也有学者认为：坡像对《泄密的心》的“我”一样，对《一桶酒》的“我”持反讽态度。“我”的残忍谋杀剥夺了自己的人性，他在行凶作恶时的伪装说明他的疯狂。54“作者以冷峻的坡式讽喻表达，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一个虚伪卑劣、表里不一，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小人”。55然而，若仔细考察作品的整体叙事结构，则会发现与《泄密的心》相对照，坡没有对《一桶酒》中“我”的谋杀、虚伪和不可靠叙述加以反讽，而是暗暗表示赞赏。作品通过“我”与仇敌的对话，引出了“我”的家族格言“犯我者必受罚”（Nemomeimpunelacessit）。这也是苏格兰流传已久的格言，刻在代表苏格兰最高荣誉的蓟花勋章和一英镑的硬币上。坡的父亲有苏格兰血统，养父在苏格兰出生长大。值得注意的是，“犯我者必受罚”是以拉丁语的形式出现的，全文另一处拉丁语是最后的“愿他安息吧！”（Inpacerequiescat!）。56两者互为呼应，似乎在暗示：犯我者，就该死。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警察纪念日，“犯我者必受罚”是裹在警徽上的黑纱箍上的格言。根据法律，受罚程度应与犯罪程度相对应，侮辱诽谤不应危及性命，传统道德也尊重人的生命。但在坡的这一虚构世界里，谁侮辱了“我”就可以杀死谁，而杀人者可逃避法律制裁。可以说，坡将自己的复仇原则凌驾于法律和人性之上。由于作者立场的改变，这一作品中“我”的狡诈虚伪和残酷谋杀不再是道德谴责的对象，而成了作者眼中实现正义的正面手段。
上文提到在探讨不可靠叙述时，有修辞派与认知派之分。如果在《一桶酒》中，坡本身的道德观与公众认可的道德观相背离，那就对修辞派提出了严峻挑战。修辞派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隐含作者”的规范，如果叙述者的规范与之相符，那就是可靠的，不符则是不可靠的。从理论上讲，“隐含作者”是以文本为依据推导出来的作者形象，57但实际上，修辞批评家一般都先入为主，把隐含作者理想化，将之视为正确道德规范的代表。58著名修辞批评家詹姆斯·费伦对《一桶酒》中的“我”评论道：“认为侮辱不仅比伤害更恶劣，而且应该如此加以报复，这揭示出一种具有严重缺陷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将个人自尊凌驾于他人的生命之上。……在此之前[在“我一阵恶心”出现之前]，坡笔下的叙述者是一个不可靠的价值判断者，因为他冷酷无情。……就他的所作所为和行为方式而言，他依然是丑恶残暴的，但他的一阵恶心却赋予了他人性。”59的确，“我”的一阵恶心赋予了他人性，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泄密的心》中“我”的反应：“眼见大功告成[把老头杀死了]，我不禁喜笑颜开……我一一砍下了脑袋、胳膊和腿……一个澡盆就盛了一切——哈！——哈！”这里的“我”毫无人性，以杀人分尸为乐，与《一桶酒》中具有人性的“我”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在《一桶酒》中，后面紧跟着“——那是墓穴里的潮湿所致。我赶紧完工，把最后那块石头塞好……”。坡显然不让“我”的人性妨碍复仇，闪现的“人性”迅即被复仇的任务所压制，没有阻止他残忍地将福图纳托活埋致死。
在阐释第一人称叙述的文本时，读者只能通过叙述者自己的话语来推断隐含作者的规范。像其他修辞批评家一样，费伦推断的基础是隐含作者代表了正确的道德观。就很多作品而言，这样的先入为主不会造成问题。但在隐含作者的规范与正确道德观相背离时，这样的先入为主则会形成阐释障碍。后一种情况也直接挑战了修辞派的衡量标准。如果《一桶酒》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立场一致，那么无论他多么“冷酷无情”，根据修辞派的标准，他也是可靠的价值判断者，而费伦这样的读者则会因为跟隐含作者立场不一致，而成为不可靠的价值判断者。这显然是站不住的。由于隐含作者的立场有可能违背正确的道德观，我们必须把衡量标准从隐含作者的道德立场改为社会道德规范。诚然，社会道德观也是不断变化的，但有的具有普遍人性的道德观（如正直善良，尊重生命）则会有一定的稳定性。
笔者认为，要较好地了解某一作品的道德立场，需要注重互文解读。将《一桶酒》与《泄密的心》相比较，可较为清楚地看到两部作品在对待虚伪、残忍、谋杀上所“隐含”的不同作者立场。如果加上与《跳蛙》的比较，就能看得更为清楚。“跳蛙”是从它国掠来的又跛又矮的宫廷小丑，暴虐的国王强迫他喝酒，他忍受了伤害。当国王进一步逼迫他喝酒时，他心爱的矮子女友（从同一国掠来的宫廷小丑）来为他求情，国王却粗暴地把她猛推到一边，把酒泼到了她的脸上。跳蛙和女友对这一侮辱进行了报复。当时宫廷马上要举行化妆舞会，国王要跳蛙为他设计装扮，跳蛙设下圈套，利用国王的虚荣心，把国王和他的七个顾问装扮成用铁链捆起来的吓人的猩猩，与女友联手设法将他们吊到半空中，活活烧成焦炭，然后逃回了自己的遥远的不知名的国度。《跳蛙》跟《一桶酒》具有同样的深层情节结构：
X侮辱了Y,复仇的Y利用X的虚荣心，巧用计谋让X心甘情愿地往圈套里钻，X被Y成功谋杀，Y则一直逍遥法外
两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复仇之人都能忍受伤害，但不能忍受侮辱；复仇之人都善于伪装，善于用计；报仇的手段都十分残忍；在杀人之前都让仇人明白是谁在雪耻；雪耻之后都成功逃避惩罚。此外，两作品的故事背景都是欧洲大陆，涉及狂欢节或化妆舞会；被杀者都被铁链捆绑；被杀者都喜爱“实际”玩笑：福图纳托在被活埋时，还以为“我”在跟他开一个“很好的玩笑”，供国王逗笑的跳蛙则称其杀人雪耻是“我最后的玩笑”，等等。《跳蛙》创作于1849年２月，当时坡对英格利希的仇恨加深，报复心有增无减，在1848年写了一篇更为轻蔑英格利希的文章。60也许《一桶酒》发表后马上引起了阐释分歧，在《跳蛙》中，坡不再给歧义留下多少空间。叙述者改为了旁观者，因此不会被理解为“忏悔”，主人公未感到“恶心”，因此不会被理解为一直良心不安。在国王等人被烧成焦炭之时，跳蛙自己爬至安全地带，对参加化装舞会的其他人宣告这样做是为了给一个受侮辱的“无助的”女孩报仇。《一桶酒》中是朋友杀朋友，这容易引起读者的反感，《跳蛙》改成了弱小者杀暴君，受辱者也成了无助的女孩。从坡给朋友的求助信中可以看到，他因患病等原因产生了深深的自怜，认为自己在遭到攻击时，处于弱势，“完全无法捍卫自己”。61坡似乎在通过弱者和无助者的成功复仇，来为自己雪心头之恨。
中外学界都倾向于对作者的道德观形成较为固定的看法。而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在创作不同作品时可能会采取大相径庭的立场态度，或遵循或违背社会道德规范。若要较好地把握某一作品隐含的特定作者立场，需要在打破阐释定见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整体细读”：既对作品的叙事结构和遣词造句加以全面仔细的考察，又将内在批评和外在批评有机结合，对作者的创作语境加以充分考虑，62同时进行互文解读，通过对照比较来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作品。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作品分析，发现相关理论在关注面上的遗漏和衡量标准上的偏误，从而对之做出相应的补充和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