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仓健——武士的“有终之美” 高仓健 江利智惠美


第一次见到高仓健,是九九年十二月,在东京品川的酒店,他要了一间会客厅,从一点半谈到近五点。那天他说起他的父亲,一位曾在中国东北煤矿工作的技术员,说“人到了这个年纪,就会想要做些让父亲在那个世界觉得欣慰的事,我把《铁道员》的中国上映权买下来了,等你翻译好了,我就送到中国,我要专门放给宋大使看”,宋大使是八十年代初的中国驻日大使宋之光,他非常敬重宋大使。 这是一个老铁道员和他的小站在时代大潮下消逝的故事,最终却透出悲壮的美。我告诉他:这不仅是日本的往昔,也是今日中国的一幕。中国也有许多同样的父亲,我想翻译得让人逐渐忘记这是一个日本的电影。 第二天中午,收到他前晚寄出的快递:“今天成了一个不会忘却的日子,预感将看到新的梦想…”。 2006年高仓健把片子带到北京去,亲自为坐着轮椅来的宋大使放了一场,然后在北京电影学院放了两场。回国后他在信里对我说:“事前听说学生们看片子时常常失去兴趣中途退场,但这次有不少人流泪,最后响起了掌声…具体的感想,等见面时再告诉你”。 这部片子后来并未在中国上映。 高仓健感到怅然,他把拷贝留在中国,说把在中国的放映版权给张艺谋,他不期待票房收入,只期盼这部片子能在中国上映。如今想来,《铁道员》的确是高仓健的最爱,他的电影美学,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集大成的体现。能如此成功,也与他的两位老合作者密切相关。 一位是前东映东京摄影所所长,《铁道员》和《萤火虫》的制作人坂上顺。一位是导演降旗康男。如今他们也都已年届八十。坂上五十年代进东映,从现场助理一直做到东映东京摄影所所长。降旗康男从高仓健早期的《新网走番外地》一直拍到《冬之华》、《车站》、《夜叉》、《居酒屋兆志》、《铁道员》、《萤火虫》和最后的《只为了你》,高仓健最后十五年的电影里,除了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都是由他导演。 七十年代末,任侠黑帮系列日渐寥落,高仓健也与东映分道扬镳。此后,高仓健凭山田洋次的《幸福的黄手帕》和《远山的呼唤》走出任侠形象,曾和高仓健一起打造过日本电影黄金时代的老员工们,却日薄西山。坂上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让高仓重回东映”, 九七年,坂上读到了浅田次郎的《铁道员》,他非常喜欢这个故事的氛围,在他看来,这种“不迎合时代的屈强和最后一任站长的悲壮”既会使高仓健形象走进新的境界,也会勾起同代人的共鸣。于是,多年不和高仓健来往的坂上给高仓健写了一封信,寄去了小说。 高仓健去世不久的11月20日晚上,在一间高仓健生前度过无数时光的屋子里,我问坂上先生:“高仓健最初怎么答复的?“他看着高仓健的遗像说:“他从来不一次答应,但我不死心,继续一封封信地跟他讲这个故事的意义,告诉他一代老东映们都在等他,他们也都是‘铁道员’,他心动了”。 我又问:“后来呢?”,坂上笑着说:“他想了几天,然后开车去降旗康男家,问降旗:‘这会是个什么样的电影?’降旗答:“就像被一场五月的雨打湿了身子”。 接下来的,我从高仓健寄来的随笔《在旅途中》里读到了:“那天从降旗家出来,我一面开车一面回想着他的话,什么叫被五月的雨淋湿?不清楚,东大出来的家伙说话太雅。不过从那时起,我已经一步跨进了《铁道员》”,于是他答复坂上和降旗:“虽然还不明白什么是五月的雨,且一块儿来淋一次吧”。 坂上说,我高兴得几乎落泪,立即打电话回厂告诉老东映们:健要回来了! 高仓健重返东映那天,二百多名东映员工肃立迎候,一俟他下车,全体鞠躬喊道“健さん、お帰りなさい!”(健桑,您回来啦!)高仓健在随笔中说:“那一刻只觉得浑身发热”。 接着,坂上陪他去了当年他的服装间,他看到,屋子里依旧一摸一样,那个神龛,也一如当年地放在那里,没有一丝蒙尘。 这一切都是坂上的安排,就像在剧中为高仓健设计场面一样。 坂上说:“高仓健的故事,多是一个被动寡语的男人,默默地感动对方,最后自己也意外地被黄手帕感动”。 另一个最了解高仓健的,就是导演降旗康男。 在现场,高仓健话少,降旗话更少。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乃至不少初到现场的人都以为大嗓门的摄影木村大作是导演,降旗是助理。 高仓健说过:“每次拍之前,我都在心里把这段戏过一二十遍”,同时他也定下了这个镜头里自己的视线表情语调语气。一到现场,人人静气屏息,试走一遍后,降旗问:“可以了吗?”,高仓健点点头,降旗轻轻一声“开始”。他们就是这样高度默契,降旗不在现场对高仓健作任何导演阐述。 高仓健几乎所有镜头都是一次拍成,降旗说:“三台机子从三个角度一起拍,一次成功,张艺谋拍《千里走单骑》前问我高仓健在现场怎样,我告诉他都是一次OK,他说这可真有点难,因为他电影里群众演员太多,经常一个镜头要拍三十次,我对他说,那你就得先告诉高仓健,说对不起都是普通群众所以一次拍不下来能不能配合一下,据说后来张艺谋在这点上很是小心”。“健桑要什么,降旗最知道”,坂上说“这几年我也给高仓健推荐过其它导演,他都一口拒绝,在日本,除降旗以外,他谁也不要”。 这些天来,日本电视台一面播映《铁道员》和《只为了你》,一面纷纷分析高仓健形象魅力的秘密,许多人在电视上阐述,但坂上和降旗始终沉默不语。 其实,高仓健后四十年银幕美学的背后,有一位他深爱的日本作家:山本周五郎。2003年6月15日,我收到高仓健一封信,信里说:“随信附上的这本书,是在为拍《南极物语》而远赴南极时,我在行李重量限制下带去的唯一一本。身边有许多想要一读的朋友,可惜已经绝版,我特别重印了200册,寄去一册作为纪念,请笑纳”。 这本书,就是木村久迩的《作为男人——山本周五郎笔下的英雄们》。 第二天,我打电话谢他,他说:“我塑造形象时,深受山本周五郎的影响,我非常喜欢他笔下的人物”。 他曾经这样形容山本周五郎的短篇小说《晚秋》:“这就是所谓硬骨吧····虽然他写的是武家社会,但表现了现代人正在失去的东西。听说黑泽明生前也是一旦一筹莫展就读山本周五郎”。 山本周五郎笔下的英雄,大都伏激情于静默。 高仓健早年的任侠电影,已有刚毅的武士风貌,也少不了挥刀对决的动作场面,但从《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开始,他开始摆脱任侠形象,既保留原有的刚毅坚忍,又融入了日常的沉默。 随后,藉山本周五郎的文学,他的人格美学逐渐清晰,且在表现上也有意识地由动变静,力求用沉默表现人物内心。他在随笔里说:“如今只按实际需要而动作的男人越来越少,夸张动作的男人越来越多。”,“我被认为是“不器用”和“无爱想”的,但实际上人的力量并不取决于话语的多少或声音的大小,难以言传的东西是传达不出的,我觉得还是静默更能表达自己”。日语“不器用”即中文所谓不聪敏、不灵活,而“無愛想”则近于无表情或冷漠。他在这种木讷和冷峻的底下,蕴蓄强烈的张力和激情。如果说,日本人的思维定式中既有富于计算的实用主义,也有不计得失的美学主义,那么他所塑造的人物,就都是后者。他喜欢山本周五郎的这句话:“活在这世上,不必计算得失,人生不长,还是走自己想走的路为好”。 他曾经演过很多血刃对决的任侠或卧薪尝胆的死囚,但这些年,尤其是《铁道员》和《只为了你》,他通过老铁道员,老技工这样的底层人物,表现坚守职业静默终生的美学和深藏至爱于内心的人格。 他后期的影片,都是他自己从剧本初稿开始,倾注一两年时间,和制作、导演一笔笔创作出来的。《铁道员》开拍前,他和坂上的所有书信来往,几乎都是在修改剧本和台词,他就是这样精心在人物的每一个行为、每一句台词和每一个表情反应上寄托自己的人格美学。 他通过电影表达自己的人格美学,也在自己的人生中实践这种美学。 他不赴社交聚会,不与政要过往,不作豪游, 爱去冲绳西表岛住简朴民宿。那年陈逸飞来东京,欢谈之余,我给他手机打了一个电话,想约他一起见面,听听陈逸飞的电影构想,电话里他悄悄说“很想见,可这会儿正在西表岛的民宿里呢,现在这一身可真是见不了人啊”。 这是人后的他,一旦走到人前,一举手一投足,从语调到表情就都要是“高仓健”。 去世前两个月,他被一位坚持无农药种植的社长的来信感动,从医院出来拍了一个广告,那天,谁也没看出他癌症已扩至淋巴,他依旧压低帽檐,穿着他喜欢的牛仔裤,很高仓健地走在林间和田野,十个小时的现场,他始终不肯坐下,这是他在现场的一贯,也是他的美学。 如今,那句“不用农药,就靠汗水”成了他生涯最后的台词。他走后,医院依照他遗嘱,只告知了他生涯中最亲密的几位友人。三天后,这几位为他举行了火化密葬。整整一周,他们都坚守着他的遗愿,未作一丝透露。 他生活中最亲密的朋友有两位:一位是东京品川京急酒店地下一层理发店的师傅佐藤,这四十年,他大约每周给高仓健理一次发,不理发不拍戏时,高仓健常在理发店里间一杯咖啡一本书地坐半天。佐藤为他安了一台传真,有什么事,高仓健事务所就发个传真来。高仓健没有家人,最后时刻,陪伴左右的是佐藤,去世三天后遵嘱为他密葬火化的,也是佐藤。直到现在,佐藤还未对媒体说一句话。 另一位是东京麻布十番中国餐馆“富丽华”的主人徐富造,他夜里常去富造兄家闲坐聊天,不碰烟酒的他,永远是一杯咖啡拿铁。银幕上寡默少语的他,在富造面前畅所欲言。张艺谋和与高仓健有过交往的中国电影人,都知道徐富造。演《千里走单骑》时,天天要在餐馆里照应的富造,放下餐馆随高仓健远赴云南日日陪伴左右。连日来,日本电视上有许多名人叙说与高仓健的点滴交往,从一张贺卡到一次握手。但是,富造依旧什么也没说。 他们都追随高仓健的人格美学,继续与他静默相守。 美与距离有关,高仓健终生恪守与世间的距离,使人们只能根据影片中的他来想象实际的他,最终将二者一体化,于是他在生前就已成为一个伟大的传说。 尽管实际生活中的他并不尽如影片中的他,但他始终在人们视线所及的每一处都保持自律和沉静,对他接触过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报以敬意和亲切。 他以对人的敬意体悟自身尊严,将对职业的不苟视为至高铁则,在影片和生活中,坚守这种美学直至最后。 一如武士的“有终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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