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次见到高仓健，是九九年十二月，在东京品川的酒店，他要了一间会客厅，从一点半谈到近五点。那天他说起他的父亲，一位曾在中国东北煤矿工作的技术员，说“人到了这个年纪，就会想要做些让父亲在那个世界觉得欣慰的事，我把《铁道员》的中国上映权买下来了，等你翻译好了，我就送到中国，我要专门放给宋大使看”，宋大使是八十年代初的中国驻日大使宋之光，他非常敬重宋大使。 这是一个老铁道员和他的小站在时代大潮下消逝的故事，最终却透出悲壮的美。我告诉他：这不仅是日本的往昔，也是今日中国的一幕。中国也有许多同样的父亲，我想翻译得让人逐渐忘记这是一个日本的电影。 第二天中午，收到他前晚寄出的快递：“今天成了一个不会忘却的日子，预感将看到新的梦想…”。 2006年高仓健把片子带到北京去，亲自为坐着轮椅来的宋大使放了一场，然后在北京电影学院放了两场。回国后他在信里对我说：“事前听说学生们看片子时常常失去兴趣中途退场，但这次有不少人流泪，最后响起了掌声…具体的感想，等见面时再告诉你”。 这部片子后来并未在中国上映。 高仓健感到怅然，他把拷贝留在中国，说把在中国的放映版权给张艺谋，他不期待票房收入，只期盼这部片子能在中国上映。如今想来，《铁道员》的确是高仓健的最爱，他的电影美学，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集大成的体现。能如此成功，也与他的两位老合作者密切相关。 一位是前东映东京摄影所所长，《铁道员》和《萤火虫》的制作人坂上顺。一位是导演降旗康男。如今他们也都已年届八十。坂上五十年代进东映，从现场助理一直做到东映东京摄影所所长。降旗康男从高仓健早期的《新网走番外地》一直拍到《冬之华》、《车站》、《夜叉》、《居酒屋兆志》、《铁道员》、《萤火虫》和最后的《只为了你》，高仓健最后十五年的电影里，除了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都是由他导演。 七十年代末，任侠黑帮系列日渐寥落，高仓健也与东映分道扬镳。此后，高仓健凭山田洋次的《幸福的黄手帕》和《远山的呼唤》走出任侠形象，曾和高仓健一起打造过日本电影黄金时代的老员工们，却日薄西山。坂上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让高仓重回东映”， 九七年，坂上读到了浅田次郎的《铁道员》，他非常喜欢这个故事的氛围，在他看来，这种“不迎合时代的屈强和最后一任站长的悲壮”既会使高仓健形象走进新的境界，也会勾起同代人的共鸣。于是，多年不和高仓健来往的坂上给高仓健写了一封信，寄去了小说。 高仓健去世不久的11月20日晚上，在一间高仓健生前度过无数时光的屋子里，我问坂上先生：“高仓健最初怎么答复的？“他看着高仓健的遗像说：“他从来不一次答应，但我不死心，继续一封封信地跟他讲这个故事的意义，告诉他一代老东映们都在等他，他们也都是‘铁道员’，他心动了”。 我又问：“后来呢？”，坂上笑着说：“他想了几天，然后开车去降旗康男家，问降旗：‘这会是个什么样的电影？’降旗答：“就像被一场五月的雨打湿了身子”。 接下来的，我从高仓健寄来的随笔《在旅途中》里读到了：“那天从降旗家出来，我一面开车一面回想着他的话，什么叫被五月的雨淋湿？不清楚，东大出来的家伙说话太雅。不过从那时起，我已经一步跨进了《铁道员》”，于是他答复坂上和降旗：“虽然还不明白什么是五月的雨，且一块儿来淋一次吧”。 坂上说，我高兴得几乎落泪，立即打电话回厂告诉老东映们：健要回来了！ 高仓健重返东映那天，二百多名东映员工肃立迎候，一俟他下车，全体鞠躬喊道“健さん、お帰りなさい！”（健桑，您回来啦！）高仓健在随笔中说：“那一刻只觉得浑身发热”。 接着，坂上陪他去了当年他的服装间，他看到，屋子里依旧一摸一样，那个神龛，也一如当年地放在那里，没有一丝蒙尘。 这一切都是坂上的安排，就像在剧中为高仓健设计场面一样。 坂上说：“高仓健的故事，多是一个被动寡语的男人，默默地感动对方，最后自己也意外地被黄手帕感动”。 另一个最了解高仓健的，就是导演降旗康男。 在现场，高仓健话少，降旗话更少。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乃至不少初到现场的人都以为大嗓门的摄影木村大作是导演，降旗是助理。 高仓健说过：“每次拍之前，我都在心里把这段戏过一二十遍”，同时他也定下了这个镜头里自己的视线表情语调语气。一到现场，人人静气屏息，试走一遍后，降旗问：“可以了吗？”，高仓健点点头，降旗轻轻一声“开始”。他们就是这样高度默契，降旗不在现场对高仓健作任何导演阐述。 高仓健几乎所有镜头都是一次拍成，降旗说：“三台机子从三个角度一起拍，一次成功，张艺谋拍《千里走单骑》前问我高仓健在现场怎样，我告诉他都是一次ＯＫ，他说这可真有点难，因为他电影里群众演员太多，经常一个镜头要拍三十次，我对他说，那你就得先告诉高仓健，说对不起都是普通群众所以一次拍不下来能不能配合一下，据说后来张艺谋在这点上很是小心”。“健桑要什么，降旗最知道”，坂上说“这几年我也给高仓健推荐过其它导演，他都一口拒绝，在日本，除降旗以外，他谁也不要”。 这些天来，日本电视台一面播映《铁道员》和《只为了你》，一面纷纷分析高仓健形象魅力的秘密，许多人在电视上阐述，但坂上和降旗始终沉默不语。 其实，高仓健后四十年银幕美学的背后，有一位他深爱的日本作家：山本周五郎。2003年6月15日，我收到高仓健一封信，信里说：“随信附上的这本书，是在为拍《南极物语》而远赴南极时，我在行李重量限制下带去的唯一一本。身边有许多想要一读的朋友，可惜已经绝版，我特别重印了200册，寄去一册作为纪念，请笑纳”。 这本书，就是木村久迩的《作为男人——山本周五郎笔下的英雄们》。 第二天，我打电话谢他，他说：“我塑造形象时，深受山本周五郎的影响，我非常喜欢他笔下的人物”。 他曾经这样形容山本周五郎的短篇小说《晚秋》：“这就是所谓硬骨吧····虽然他写的是武家社会，但表现了现代人正在失去的东西。听说黑泽明生前也是一旦一筹莫展就读山本周五郎”。 山本周五郎笔下的英雄，大都伏激情于静默。 高仓健早年的任侠电影，已有刚毅的武士风貌，也少不了挥刀对决的动作场面，但从《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开始，他开始摆脱任侠形象，既保留原有的刚毅坚忍，又融入了日常的沉默。 随后，藉山本周五郎的文学，他的人格美学逐渐清晰，且在表现上也有意识地由动变静，力求用沉默表现人物内心。他在随笔里说：“如今只按实际需要而动作的男人越来越少，夸张动作的男人越来越多。”，“我被认为是“不器用”和“无爱想”的，但实际上人的力量并不取决于话语的多少或声音的大小，难以言传的东西是传达不出的，我觉得还是静默更能表达自己”。日语“不器用”即中文所谓不聪敏、不灵活，而“無愛想”则近于无表情或冷漠。他在这种木讷和冷峻的底下，蕴蓄强烈的张力和激情。如果说，日本人的思维定式中既有富于计算的实用主义，也有不计得失的美学主义，那么他所塑造的人物，就都是后者。他喜欢山本周五郎的这句话：“活在这世上，不必计算得失，人生不长，还是走自己想走的路为好”。 他曾经演过很多血刃对决的任侠或卧薪尝胆的死囚，但这些年，尤其是《铁道员》和《只为了你》，他通过老铁道员，老技工这样的底层人物，表现坚守职业静默终生的美学和深藏至爱于内心的人格。 他后期的影片，都是他自己从剧本初稿开始，倾注一两年时间，和制作、导演一笔笔创作出来的。《铁道员》开拍前，他和坂上的所有书信来往，几乎都是在修改剧本和台词，他就是这样精心在人物的每一个行为、每一句台词和每一个表情反应上寄托自己的人格美学。 他通过电影表达自己的人格美学，也在自己的人生中实践这种美学。 他不赴社交聚会，不与政要过往，不作豪游， 爱去冲绳西表岛住简朴民宿。那年陈逸飞来东京，欢谈之余，我给他手机打了一个电话，想约他一起见面，听听陈逸飞的电影构想，电话里他悄悄说“很想见，可这会儿正在西表岛的民宿里呢，现在这一身可真是见不了人啊”。 这是人后的他，一旦走到人前，一举手一投足，从语调到表情就都要是“高仓健”。 去世前两个月，他被一位坚持无农药种植的社长的来信感动，从医院出来拍了一个广告，那天，谁也没看出他癌症已扩至淋巴，他依旧压低帽檐，穿着他喜欢的牛仔裤，很高仓健地走在林间和田野，十个小时的现场，他始终不肯坐下，这是他在现场的一贯，也是他的美学。 如今，那句“不用农药，就靠汗水”成了他生涯最后的台词。他走后，医院依照他遗嘱，只告知了他生涯中最亲密的几位友人。三天后，这几位为他举行了火化密葬。整整一周，他们都坚守着他的遗愿，未作一丝透露。 他生活中最亲密的朋友有两位：一位是东京品川京急酒店地下一层理发店的师傅佐藤，这四十年，他大约每周给高仓健理一次发，不理发不拍戏时，高仓健常在理发店里间一杯咖啡一本书地坐半天。佐藤为他安了一台传真，有什么事，高仓健事务所就发个传真来。高仓健没有家人，最后时刻，陪伴左右的是佐藤，去世三天后遵嘱为他密葬火化的，也是佐藤。直到现在，佐藤还未对媒体说一句话。 另一位是东京麻布十番中国餐馆“富丽华”的主人徐富造，他夜里常去富造兄家闲坐聊天，不碰烟酒的他，永远是一杯咖啡拿铁。银幕上寡默少语的他，在富造面前畅所欲言。张艺谋和与高仓健有过交往的中国电影人，都知道徐富造。演《千里走单骑》时，天天要在餐馆里照应的富造，放下餐馆随高仓健远赴云南日日陪伴左右。连日来，日本电视上有许多名人叙说与高仓健的点滴交往，从一张贺卡到一次握手。但是，富造依旧什么也没说。 他们都追随高仓健的人格美学，继续与他静默相守。 美与距离有关，高仓健终生恪守与世间的距离，使人们只能根据影片中的他来想象实际的他，最终将二者一体化，于是他在生前就已成为一个伟大的传说。 尽管实际生活中的他并不尽如影片中的他，但他始终在人们视线所及的每一处都保持自律和沉静，对他接触过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报以敬意和亲切。 他以对人的敬意体悟自身尊严，将对职业的不苟视为至高铁则，在影片和生活中，坚守这种美学直至最后。 一如武士的“有终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