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沿网 www.pudongmedia.cn陈 伟 忠
张闻天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张闻天有一儿三女（独生子张虹生、大女儿张维英、二女儿张引娣和养女张小倩）。他无论身居高位时，还是身处逆境中，一生光明磊落，从不为自己、为家属谋一点私利。张闻天和他儿女们的故事，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的廉政史，一部对领导干部及其子女的教育史，一部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奋斗史。
张虹生：远离父母的独生子
1933年张闻天在瑞金与刘英相识，继而相爱。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他们结成终生伴侣。1936年春，刘英生下了一个娇弱的小男孩——张虹生。当时红军落脚陕北才一年，各方面条件十分艰苦，张闻天夫妇不得不将小虹生托给当地的老乡寄养。这位老乡是一个忠厚的庄稼人，可由于家中实在太穷，孩子又多，他们虽对虹生百般照顾，但营养不良、身体十分虚弱的农家妇女，要同时把她的奶水给两个孩子吃，哪能喂得好呢！
1941年，5岁的虹生被送进了中央机关直属后勤部门幼儿所。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经常遭日寇飞机的轰炸与扫射，机关随时要转移，托幼所只能跟着转移和躲藏。年幼的虹生和他的小朋友一起，坐在马背的摇篮中开始了童年时代的行军生活。
1945年，因为工作需要，张闻天与刘英被调到东北工作，把虹生一人留在陕北。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张闻天才把12岁的虹生接到自己身边。
1955年，张闻天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住在北京，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可是张闻天夫妇对虹生的管教很严，从不让虹生坐一次组织上配给他的小轿车。虹生见别的干部子女搭乘小轿车上学，他提出也要乘小车，哪怕乘一次也行。可是无论虹生怎么说，张闻天始终没有同意儿子搭车。
1957年，党中央第一次发出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张闻天与刘英商量后，即找独生子谈话，再三鼓励儿子要为领导干部的子女作个榜样，下乡去锻炼。虹生这时高中毕业，虽然心里不愿意离开父母，离开北京，他想在北京继续上学，但是他最后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去了河北茶淀农场。到1959年茶淀农场撤销，虹生才获准可以报考大学。虹生因为去农场，荒废了学业，所以他在报考前，请父亲给有关方面打个招呼，以便有所照顾。可是张闻天不肯，还把虹生批评了一顿。后来，虹生是凭着自己的实力进了大学。
1962年，身处逆境的张闻天，要虹生再一次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边疆去。虹生大学毕业后，完全可以留在父母身边，留在首都工作。虹生在父母动员下，去了新疆建设兵团。他在兵团样样都干。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虹生患了肝炎，而简陋的医疗条件使他的肝病久久不能痊愈。虹生的同事关心他，催他写信给父母，让他回京治疗。可是张闻天却没有同意，他回信说：“新疆就几十万人民群众在那里工作、生活，他们生了病不都是就地治疗的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就地治疗呀？”后来在刘英的再三关照下，张闻天才给儿子寄了50元钱，要虹生在新疆安心养病，再适当增加点营养。
1975 年5月，虹生到广东肇庆看望在那里“流放”的父母。他向父亲倾诉了新疆的艰苦生活和因父亲问题受到株连及歧视的情况，要求父母向组织打报告把他调离新疆，回到父母身边工作。张闻天语重心长地教育他说：“一个人要有奋发精神，要艰苦奋斗。在逆境中要有志气，不要消沉。不能以老子的地位去要求组织解决工作调动问题。”经过父母耐心教育，虹生愉快地返回新疆安心工作。
1976年4月后，张闻天的病情加重，常常出现昏迷状况。张闻天身边的送护人员多次劝他把儿子从新疆调到无锡来，可是张闻天却一再表示：“我在这里，你们照顾得很好。把虹生调回来没有这个必要。”
张闻天平反后，江苏省有关部门考虑到老革命家刘英的情况，在没有征得刘英同意的情况下，便出面将虹生调到了南京。鉴于虹生所学专业基本荒废，就安排他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虹生对这工作不甚满意。后来刘英知道了此事，就责备儿子：“现在组织上把你全家调到了南京，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可是你对工作挑肥拣瘦，就不对了。你要认真做好这个工作。”虹生听从了母亲的劝告，服从组织安排，乐意地干起了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
改革开放后，一些人下海经商，发了大财。有的人知道虹生是张闻天与刘英的儿子，曾主动找上门来，请虹生担任顾问之类的职务，并许以高薪。虹生听了也有些心动。1989年，虹生到北京请示母亲的意见。刘英一针见血地指出：“别人看中的不是你，而是你父母的关系。”她要求虹生安心工作。就这样，张虹生在这平平凡凡的图书管理员工作岗位上，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
张继英：没有退休金的女儿
1918年，张闻天在父母的逼迫下，与卫月莲成了亲。张闻天对这桩包办婚姻十分反感，于1920年7月，东渡日本留学。他从日本回国不久，他与卫月莲的第一个女儿张继英出生了。女儿的出生没有给张闻天带来家庭的温暖，这桩没有爱情的婚姻使他十分难堪，也使他十分痛苦。张闻天很少回家，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上，放在探索改造社会上。刚出生不久的维英，没有享受的父爱的亲情，她只能在母亲的关心爱护下，过着没有父爱的童年生活。
1925年6月，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道路。从此他一直没有回过家，与家失去了联系。张闻天离开家乡时，维英只有5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惭惭有些懂事的维英，开始知道家中的一些事情，她十分思念父亲，也经常责怪父亲。她虽然十分同情自己的父亲，但是她更同情自己的母亲。
1934年之后，张闻天成了共产党的首脑，被国民党悬赏通缉。他妻子卫月莲就成了“共匪婆”。她和女儿经常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恐吓和欺压。不知有多少次，维英一听到有什么风声，就立即带着母亲和妹妹外出逃避，曾几天几夜地露宿在东海边的芦苇荡内。有一次，她们来不及逃避，被国民党南汇县祝桥区政府抓去关押，他们要卫月莲拿出百元大洋来请人担保出去。他们故意把维英放出来，让她去筹集钱款。维英万般无奈，只得将祖传的3亩地抵押出去，拿了百元银洋，把母亲和妹妹担保回家。
1939年，维英19岁了，卫月莲给维英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张昌安。1946年，祝桥区的乡丁把张昌安抓去当壮丁。为了救张昌安，维英借了重债，托熟人，才把张昌安赎了回来。解放后，张闻天知道了这件事，在他的帮助下，女儿、女婿才陆续还清了这笔债务。
1953年3月，张闻天到上海考察，通知维英去见他。维英带了丈夫和两个女儿来到上海大厦，见到了离别近30年的父亲。张闻天与女儿、女婿谈了很多很多。临别时，维英希望父亲为她在浦西找份工作，好有固定的收入。但张闻天说：“你还是在乡下劳动好，能够种种地，又可照顾母亲和孩子。”
1955年，张闻天为了减轻维英的经济负担，将孙女秀君接到北京读书。
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因此遭到不应有的对待。他的冠心病、心绞痛屡屡复发，经常住医院。维英从信中得知消息，要去北京看父亲。但张闻天回信说：“我一切都好，我们要相信党，接受党的长期考验。”他请女儿们不要去看他。维英知道，父亲不让她们去京，是怕她们见到他而伤感，而忧愁。
1975年，张闻天获准由广东肇庆迁居到江苏无锡，10月，维英和妹妹引娣来到无锡看望父亲。张闻天深情地看着女儿说：“维英，你已经55岁，按理可退休了，可你现在还在做临时工、拉劳动车，真是为难你了。我看你还是留在我这里，帮助做些家务事吧。”维英很高兴地留了下来。维英很勤快，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维英见父亲穿的衣服很不合身，就让自己的女儿凤君为爷爷做了几件衣服。张闻天穿上了孙女缝的新衣服，非常高兴。
维英在无锡父亲身边待了两个多月，亲自聆听父亲的谆谆教诲。在这段日子里，父亲只给了她60多元钱，作为对照顾他们的酬劳。维英十分满足，而且感到有点过意不去，照顾父亲是女儿的本分和应尽的责任啊。
张闻天逝世后，刘英妈妈把他们两人积蓄的8万元钱交了党费。对此，维英起初确实难以想通，两位老人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渐渐地，她开始理解父亲的心，父亲这样做，不仅为了表达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也是对儿女们自力更生的激励和鞭策。
张闻天虽然没有给儿女们留下1分钱，但是他却给儿女们留下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留下了一位老革命家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他的子孙，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
张维英是大都市中没有退休金的寻常百姓家庭中的一员。她依靠丈夫张昌安的退休金以及女儿们的照顾，但她心里却十分坦然和满足。
张引娣：外交部机关下放的女儿
1925年，张闻天与卫月莲的第二个女儿引娣出生了。这时张闻天已离开中国去了苏联。引娣出生后一直没有见过爸爸。
卫月莲带着维英和引娣苦苦地支撑着张闻天这个家，引娣在母亲的拉扯下渐渐长大，也开始慢慢懂事了。引娣从小没有得到父爱，她多么想念自己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引娣长大些后，与母亲、姐姐一起，农忙时帮田地多的人家做临时帮工，农闲时与姐姐一起，白天到海边的芦苇荡里去拾些柴火来卖，夜晚在家里纺织绣花。她们还经常要东躲西藏，日子过得十分艰辛。1949年，引娣经亲戚作媒，嫁给了一个小学教员诸震寰。
1950年1月，张闻天从北京写信到家中，让家人去北京。引娣和丈夫诸震寰、表弟马文奇到北京，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张闻天看到从未见过面的小女儿已经长这么大了，非常高兴。他对女儿、女婿、外甥说：你们都是年轻人，应该多读点书，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将来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三位年轻人都是要求上进的人，都愿意听从张闻天的安排，他们都想留在北京读书。可是张闻天把女儿引娣送入哈尔滨呼兰工农干部学校学习文化，女婿诸震寰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外甥马文奇到沈阳学习。
1953年7月，引娣学习毕业，留在哈尔滨工作。后来黑龙江省的领导与外交部联系，把引娣安排到外交部当打字员。第二年，诸震寰也被调回北京。夫妇俩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从不以高干子女的身份出现，工作出色，年年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张闻天虽与女儿同在外交部工作，但是接触的机会相当少，偶尔见到引娣，首先仍不忘对女儿加强教育。为了让女儿保持普通农家子女艰苦朴素的本色，就将自己用了数年的一只铝饭盒拿出来交给了她，让她每天自带饭菜上班。
1955年8月，党中央号召中央各直属机关精简机构。张闻天让引娣为外交部带个头，离开外交部机关回上海去。引娣愉快地服从父亲的安排，和丈夫带着2个孩子离开首都，回到了上海。引娣在上海自行车一厂当打字员。
1966年，“文革”开始，引娣受到张闻天问题的牵连，被厂造反派勒令下放到翻砂车间接受劳动改造。
1975年，张闻天定居到江苏无锡，引娣和姐姐维英一起去看望父亲。张闻天知道了引娣和维英吃的苦后，说：“引娣、维英，爸爸让你们受牵连了，让你们跟着我受苦了。但是你们要相信党中央！”引娣多么想与姐姐一起留在父亲身边，尽一点女儿的孝心。但父亲不让她留下来。引娣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无锡。想不到，这竟是和父亲的永诀。
而今，张引娣近80岁了，但她仍思念着父亲，为有这样一位对真理执著追求的父亲而感到无比荣耀。
张小倩：情同亲生的养女
1961年，张闻天和刘英到青岛进行社会调查，从孤儿院中领养了一个被家庭遗弃的、不到2岁的小女孩，给她取名为张小倩。张闻天夫妇对养女小倩倾注了父母之爱，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各方面都十分关心她的健康成长。张闻天夫妇对养女小倩的爱胜过对自己亲生儿女的爱，所以儿子虹生经常与父亲开玩笑地说：“爸爸、妈妈，好像我是父亲领来的，小倩妹妹倒是你们亲生的。”但他们对小倩的思想品德教育从不放松，甚至十分严厉，他们不让小倩乱花1分钱，浪费一粒粮，浪费一张纸。
小倩在张闻天夫妇的关怀下过着十分宁静的幸福生活。可是没有想到，她上学不到一年，“文革”开始了，从此她们的家不得安宁。张闻天的家被抄，连煤气罐也给搬走了。要做饭，就得生煤炉，小倩和爸爸一起学生煤炉。有一次，遭批斗的张闻天被造反派拖回了家。小倩见父亲被他们折磨成如此惨样，就和造反派评理，结果被造反派打了几巴掌。
1969年10月，张闻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年仅10岁的小倩随行。张闻天一家被软禁在一个小院里，小倩无法上学。后经张闻天多次交涉，才把小倩安排到一所小学读书。小倩没有让父母失望，她学习很用功，成绩优秀。
1975年，张闻天到江苏无锡定居，小倩进入无锡师范学校读书。在小倩毕业前，张闻天与刘英商量，应该让小倩独立地生活，让她到无锡农村锻炼。无锡市领导考虑到张闻天夫妇身边需要人照顾，就将小倩分配到无锡郊区的无线电厂工作。
小倩对父母的安排从无怨言。她在市郊不能每天回家，但每逢星期天她都要回家帮父母料理家务。当她挣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立即分文不少地交给父母。她感到自己没有辜负养父母的期望，她能自食其力了。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病逝世。从此小倩又失去了父爱，她多么难过啊！
党中央为张闻天平反后，小倩以饱满的热情和百倍的干劲，积极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刘英十分关心小倩，鼓励她要好好工作，以报答党中央对她们的关怀。小倩表示：决不辜负爸妈对她的养育之恩和殷切期望，一定牢记爸爸经常教导的那句话：在工厂里做一个好工人，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
如今，小倩已结婚多年，她儿子也上学了。她结婚后与养母刘英分开居住，但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她们一家人仍相聚在一起。每年8月30日逢父亲张闻天的诞辰，张小倩和丈夫总要带着儿子一起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去，站在张闻天的遗像前鞠躬默哀，以寄托她与全家人对张闻天的思念之情。
（作者系上海市文博协会理事、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