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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与杨瑞辉两位经济学家在其最新力作《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中，摒弃了非左即右的思维，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了辩证的梳理。他们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诸多理论横向比对，得出：纵然方法不完全相同，两大思想家所代表的东西方阵营所设计的未来社会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和谐的社会”，而亚当·斯密称之为“社会整体利益”。有趣的是，两位自称喝着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西方经济学家大量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对欧洲历史进行剖析，作出“欧洲的历史就是一部透过民主与法治反腐败的阶级斗争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尝试解答了西方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像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那样迅速灭亡，反而通过具有社会主义情怀的民主与法治变革创造了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近两个世纪的繁荣。令人遗憾的是，作者没有依葫芦画瓢，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当代改革开放的进程展开深入的分析，从而顺理成章地下结论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关键”这一画龙点睛之笔，而是匆匆忙忙地跳到第五章“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就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和问题，以资本主义的精神，问诊社会主义的中国改革。
平心而论，这本著作堪称世界政治经济学领域一次崭新的既唯物又辩证的探索。尤其是前四个章节，精彩纷呈，一气呵成。两位大师学贯中西，天马行空，谈古论今。文中对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引用可谓神来之笔，而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欧洲历史的梳理更令人拍案叫绝。东西方两大政治经济体系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这里得到了良好地诠释。书中不仅没有为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进行辩护，还运用数学的经济学的知识，批判当代西方辩护经济学的实质，论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当然，作者亦没有因此转入对立面，没有自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为社会主义经济进行辩护。这可以从他们多次引用马克思的那句著名评述可见一斑，即：“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换句话说，作者力图使自己处于不偏不倚的位置，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整体来看，两位大师做到了。
但是，第五章节却稍显突兀。可以理解，作者对过去三十年来以自由经济主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缺乏公平正义充满焦虑，对当前中国社会如果不能通过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来遏制腐败，那么就可能会像前苏联一样最终解体充满担忧。但，正如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所警告的，不能客观地去看待矛盾体的正反面，而大肆渲染其一面，就不能做到真正的“扬弃”。正所谓“有得即有失”。如果我们对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奇迹及其所伴生的社会矛盾激化的对立统一关系不能做到不偏不倚的思考，任由思想粗暴地批评多年来开展的国企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金融改革等等都是胡乱的，任由思想简单地去评判效率应无条件地让位于公平（作者原文是“不容挑战的铁律”），那么由此延伸的任何问诊抓药都有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嫌疑，由此制订的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决策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甚至可能带来重大挫折。
当前，我们无需去争辩中国是否在进行资本主义改造，但是我们完全有必要把中国社会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正在面临的重大危险向我们的国民实事求是地讲清楚：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科学和文化等众多领域取得了奇迹般的进步。国民摆脱了饥饿和贫穷，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提升。但是伴随着上述正面的社会变化，负面的也愈演愈烈：贫富分化在加剧，公平与效率之争在激化，社会矛盾在加深。这是一个唯物的辩证的过程。只有这样坦白，我们的国民才可能正视现实的残酷和心灵的落差，摆脱受骗和被愚弄的绝望，让自己的心理得到必要的锻炼。只有承认社会分化并找出加速分化的真正原因，我们才可能抓住机会，以更丰富、更适合中国社会生活实际状况的思想体系，即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的信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推动我们的国家保持统一、稳定并获得发展，并最终得以建设一个伟大的和谐的社会。
正如郎咸平教授在前言中所说，他从和杨瑞辉教授的持续对话中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对话这么重要，因为相互的对话、讨论、激辩才能形成辩证。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此书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唯物辩证法，并让我鼓起勇气参与了这个讨论。无论感言对错与否，我对有幸拜读两位大师的这本著作感到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