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文辑录陈尚君先生等关于《二十四诗品》辨伪的论文。因陈文后半部分关于作者的讨论有较多争议，未录，仅录其上半部分。后面则录孙卓虹的一篇综述文章，对讨论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概述。
陈尚君、汪涌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部分）
署为司空图所撰的《二十四诗品》，自清初以来，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笺注赓续者尤多。近代以降，凡述古代文学史者，皆推崇此书。各种文学批评史、美学史专著，也多列专章论述之。研究该书的专著，已出版十馀种，有关论文更多不胜举。就我们所知，至今尚未有公开发表的论著谈及其真伪问题。然而，据我们的研究，以此书为司空图所著，实在是大可怀疑的。
一、《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生平思想、论诗旨趣及文风取向的比较：今人谈司空图的诗论，所据主要有二，一为《二十四诗品》，二为其论诗杂著，即《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和《诗赋》五文（后分引诸文时简称“论诗杂著”，后者皆收入《司空表圣文集》，今存宋以后各种版本，《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也间有收存。前者则不见于《司空表圣文集》，除《全唐诗》和清人辑刻的司空图诗集有所附存，常见的是几种收入明清丛书的本子。因前人未曾致诘，今人多信其为图所撰，故各种论著多着力于探讨上述两 部分文献的共同处，并据以作深入的探求。但结合司空图的生平思想，比较上述两部分文献的思想倾向、论诗主张及行文风格，不难发现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差异。
英人翟理斯著《中国文学史》称《二十四诗品》为“一篇哲学的诗，包含显然不相联结的二十四篇，适足以表现纯道家主义侵入学者心理的形式”。“道家思想是每则诗品的主旨，也是诗人思想的主旨。”所言极有见地。细按原文，“道”、“真”、“素”、“自然”、“冥无”、“真宰”、“太和”等道家辞语在在多有，而如“绝伫灵素，少回清真”〔《形容》〕、“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劲健》〕“倘然适意，岂必有为”〔《疏野》〕“倶似大道，妙契同尘”〔《形容》〕、“泛彼浩劫，眘然空踪”〔《高古》〕等句，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了作者对道家学说的由衷赞许和自觉认同。但在上述论诗杂著中，作者所云为：“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含蓄、温雅，皆在其间矣。”〔《与李生论诗书》）所本为儒家六义之说，而非道家之旨。
从司空图平生出处来看，儒家思想在其一生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他出身士族，三十三岁登第，早年所作《与惠生书》即以“探治乱之本”为志，欲以“尚通”、“尚法”以成“当今之治”。世乱前后，他受知于王凝、卢携等人，官位渐达。广明中避乱退归河中，仍关注时局，至光启初即复出。其后世乱日亟，其思想亦逐渐由积极用世转为退居避世。他晚年自号知非子，诗文中亦时见道释思想之影响，但道家思想并未取代基本的立身态度。退隐是为“苟全性命于乱世”，“诗人自古恨难穷”〔《重阳山居》〕、“乱后人间尽不平”〈《南北史感遇十首》〉等诗句正可见其不能忘情世事，《休休亭记》、《耐辱居士歌》之诡激啸傲正可见其内心之不平。（按：《耐辱居士歌》：咄！诺！休休休，莫莫莫，伎两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若曰尔何能？答言耐辱莫。）至唐亡后不食而死，知其至死仍很入世。今人或以为《二十四诗品》为其晚年所作，其实仅属推测，并无具体书证。其晚年诗文中确乎有一些言释谈道的内容，但皆不似《二四诗品》那样集中强烈。
司空图论诗杂著的核心，是对诗歌韵味的探讨。《与李生论诗书》提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与极浦书》引戴叔伦论诗语后，提出诗歌应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境界。《二十四诗品》中一些提法，与此似颇相近，如《雄浑》之“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缜密》之“意象欲出，造化已奇”。但仔细比较，二者还是有较大的差异。“象外”之“象”，语源可追溯到《周易·系辞》，魏晋时期学者在研究了言、意、象三者关系后，提出“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见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象外”“采表”（见《三国志·荀粲传》注）等看法。至南北朝时，其说引入文艺批评，如《古画品录》反对“拘以体物”而主张“取之象外”，《文心雕龙，神思》有“独照之匠，阙忘象而运斤”。唐人对此研究更多，如王昌龄《诗格》有“象外体”，皎然《诗式》有“文外之旨”，主张“采奇于象外”，韩愈谓作诗应“象外逐幽好”（《荐士》），刘禹锡也以为“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序》）。司空图“象外”之说，正是承沿前人文论之馀绪而论述更为充分，意在韵致和诗味的实现，并无道释思想之阑入。《二十四诗品》中所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冲淡》）、“离形得似，庶几斯人”（《形容》），皆本《庄子》之说，意在言不能太过拘执形迹，要求拟物取神，从而保持笃守真宰、冥契虚无的状态。至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用《庄子·齐物论》之说，要作者超然物外，使自己如处圆环之中，掌握道之中枢，如此虽中空而可包容万有。（按：庄子：“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与“象外之象”比较，并无共同点。至于《含蓄》一品之“万取一收”，本于《老子》“道生于一”及《庄子·天下》“通于一而万事毕”之说，以为道兼于天，是为一，德寓于物，是为万，物事至繁，然通而为一，一者不变，而万者常变，唯圣人能守一驭万，以不变应万变。《含蓄》一品，意在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正是欲举一而统万，使浅深聚散，皆来效于笔下。此与象外之说，也非一事。
再次，司空图对王维、韦应物等“澄澹精致”、“趣味澄夐（xiòng，远）”之诗大有好评，对陶渊明更心存敬佩，但他对渊密深致、沉郁遒举之作，也多有赞许，如称李白之“宏拔清厉”、张九龄之“沉郁”、李杜之“宏肆”、韩愈之“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以上均见其论诗杂著）。《二十四诗品》虽备列各品，但述景清淡，造境逸雅，即论壮美，也复如此，其总的审美趋向统一而恒定，与论诗杂著显然异趣。今人多视其为陶渊明、王维一路山水田园诗派创作经验的总结，清丽诗派的代表，不为无因。
此外，《二十四诗品》在取象设喻时，多以江南风物为喻体，而司空图一生大多数时间在长安、河中、洛阳一带度过，仅四十岁左右曾入宣州幕府。设喻虽不同于叙实，但总应为作者所熟悉之环境，此亦颇见牴牾。
又次，司空图论诗追求“不知所以神而自神”的圆融，而要达到这种圆融，他主张应假诗人的刻苦锤炼，“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于不朽”，故常称赞作者“沉渍（zì，浸润）益久”，“其勤亦至”、“深搜”而“玩精极思”（以上均见论诗杂著），甚至主张应“搜于笔海”、“用徵逸藻”〈《擢英集述》。但在《二十四诗品》中，则均本道家无为之言，每言“真宰不夺，强得易贪”（《自然》）、“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推崇技巧之自然妙造，而无取人为的雕琢刻镂。两相比对，颇为径庭。
《二十四诗品》是二十四首四言十二句韵语构成的联章论诗诗。论者多谓其步法陶渊明四言诗（如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仅就皆四言体而言，今人或据司空图文集中有将近二十种四言赞，谓其有四言诗创作的体验。其实上举四言之作，大多为碑志末所附铭赞，体式庄重板滞，以颂德为主，是唐时此类作品的套式收束。同为论诗的四言韵语仅《诗賦》一篇：
知非诗诗，未为奇奇。研昏练爽，戛魄凄肌。神而不知，知而难状。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河浑沇（yǎn，济水）清，放恣纵横。涛怒霆蹴，掀鳌倒鲸。馋空擢壁，峥冰掷戟。鼓煦呵春，霞溶露滴。邻女自嬉，补袖而舞。色丝屡空，续以麻绚。鼠革丁丁，锨之则穴。蚁聚汲汲，积而成垤。上有日星，下有风雅。历泫自是，非吾心也。
司空图称颂韩愈所作“驱驾气势”，以为皇甫提“亦为遒逸”，自许所作“撑霆裂月，劫作者之肝脾”，而斥元白浅俗之作“力勍（qíng，强）而气孱（chán，弱）”（均见论诗杂著），可见其为文受韩愈奇嵋文风影响很深。《诗賦》即体现了这种诡激怪奇的趋尚，尤喜用尖新僻涩的字眼以自铸新语，“涛怒霆蹴”以下几句，置于韩愈、皇甫湜、孙樵等人文章中当难以区分。而《二十四诗品》则全为清丽圆融、浅切流转的四言句，与上述文风没有多少共同点。
自南朝以降，出现了谢赫《古画品录》、钟嵘《诗品》、庾肩吾《书品》、姚最《续画品》、李嗣真《续画品录》等专书，但内容均是对有关作者之品评，评语也多为散文而非统一的韵语，从中看不到《二十四诗品》的渊源所自。唐五代盛行诗格，多讨论作法技巧，虽也有体式门类的讨论，形式上并无与《二十四诗品》类似之作。
《二十四诗品》多采用“比物取象，目击道存”（许印芳《二十四诗品跋》）的象喻式批评方法，不少论者追溯文献，从汤惠休、鲍照以下，一直举到张说之议论（见《旧唐书·杨炯传》）、皇甫湜《谕业》、杜牧《李贺诗集序》乃至司空图本人的《注愍征賦后》。上述各种议说虽都用形象譬喻，但其内容皆为对具体作者、作品的评价，其行文格式则均为某人之文如某物某境，以“如”、“若”、“似”等字引出譬喻，与《二十四诗品》仍有很大不同。（按：比较：《樊川文集·李贺诗集序》∶“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duò同堕）殿，梗莽丘陇，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qū，张口）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诗品·洗炼》：“犹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炼冶，绝爱缁磷。空潭泻春，古镜照神。体素储洁，乘月返真。载瞻星辰，载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总之，《二十四诗品》之思想倾向与司空图的立身原则颇异其趣，其论诗倾向与司空图论诗杂著共同点也并不多，行文风格又不同于司空图的好尚和习惯，这种体式的著作在唐代也无先例可寻。这些矛盾不合之处，均显而易见，不容回避。
二、明万历以前未有人见过《二十四诗品》
如果仅就《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论诗杂著比较，或与其思想倾向及文风特征比较，仅能见其矛盾不合，确实不足疑伪。但当我们溯源顺流地考察文献，则惊讶地发现，司空图身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此书根本不为世人所知。这从古籍流布的一般情况来说，是极为罕见的。以下分别述之。
（一）司空图存世诗文中无著此书之迹。《全唐文》卷八〇七至八一〇收图文六十九篇，均出《司空表圣文集》；《全唐诗》卷六三二至六三四收图诗三百七十首（不包括《二十四诗品》，另互见误收诗皆计入），出处详本文第二节；同书卷八八五存诗十首，均出《古今岁时杂咏》；另《全唐诗补编》尚存几则残诗。在这些诗文中，并无作《二十四诗品》之明确记载。当然，这也还不足以作为疑伪的充分证据。在这里之所以作一条列出，除了按顺序应从其本人作品说来外，应指出的是今人或举司空图的某些诗文来证明《二十四诗品》为其晚年退归中条时期所作。但如《杂题九首》之五：“宴罢论诗久，亭高拜表频。”《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之六：“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只说于宴间论诗，以赏诗为功名，并不涉著作。据高仲章《唐司空图年谱》（《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所考，图《与李生论诗书》为天祐间作，或即“赏诗”之所得。
（二）五代至元时之司空图传记，不言其著此书。图卒于五代后梁初，其最早的传记为《旧唐书·文苑传》本传，但云其“有文集三十卷”。宋元间传记今检得六种，所记其著作情况是：
《旧五代史》本传〔《五代史阙文》引，清辑本失收〉，仅称其“好为文”，撰《休休亭记》。
王禹偁《五代史阙文》，称其“少有文彩”，引及其集中诗文，但不云著述。
《新唐书》本传，不云著作。
《唐诗纪事》卷六三，引图论诗二书及《五代史阙文》，不云著作。
《宣和书谱》卷九有图传，不云著作。
《唐才子传》卷八云：“先撰自为文于濯缨亭一鸣窗，今有《一鸣集》三十卷行于世。”其馀如《本事诗》、《北梦琐言》、《唐摭言》、《南部新书》、《云仙杂记》等皆载及图事迹，并不云有《二十四诗品》。
（三）宋元公私书志不著录此书。《日本国见在书目》成于昭宗时，图尚在世；《旧唐书·经籍志》据《开元四部录》编成，收书迄于玄宗时，故这二种唐末五代书志皆不载图之著作。《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司空图《一鸣集》三十卷”，另《崇文总目》卷五、《通志·艺文略》、《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卷一八、《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皆著录，虽书名、卷数略有异，但仅载别集则同。《本事诗》载司空图曾注卢献卿《愍征赋》，宋时已不存。我们从上述各书志，考知唐五代诗文评著作多达九十九种，但却绝不见载《二十四诗品》。且到明人编的《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百川书志》等书目，仍无此书之踪影。据我们所知，此书至明末以后的《汲古阁校刻书目》、《隐湖题跋》、《孙氏祠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稽瑞楼书目》等书志中始有著录。
（四）宋元人从未称引此书。古籍流传中，书目应有著录，后世应有评述，类书、丛钞一类书应有摘引，这是一般的惯例。比如宋人范温著《潜溪诗眼》，即见《苕溪渔隐丛话》、《仕学规范》、《诗人玉屑》、《竹庄诗话》、《诗林广记》、《修辞鉴衡》、《永乐大典》等十馀种宋至明初的典籍徵引。传为唐人而后世疑为伪作的《金针诗格》、《二南密旨》等书，虽有南宋传本，宋人也仍有訾议。然独《二十四诗品》一书，在我们所见的宋元类书、诗话丛编、笔记、地志及其他各类著作中，从无引录之迹。笔者数年前因辑《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将宋元能见到的典籍尽量检及，从未见有引及此书者。苏州大学、河南大学近年因编纂《全唐五代诗》，普查宋元旧籍也逾千种，亦未见称及此书片言只字者。一部在晚近受到如此广泛推重的著作，宋元间竟会如此冷落，实在难以想象。
自明末至今，学者谓宋人推重此书，所举仅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自引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一句。其实苏轼此句并非指《二十四诗品》，本文第三节还将作详细考述。在此应指出的是，宋元人对苏轼之议论极为推崇，引录广泛，且多能抉幽阐微，凡此之类，不胜枚举。《书黄子思诗集后》是苏轼论诗的精彩之作，宋人多称引之（详见后文），但从未有人由此而转入有关《二十四诗品》的话题。宋时如有此书，又经苏轼称扬，断无宋元人皆弃而不顾之理。无论赞同或反对，必不应全无声响。由这一迹象看，可以认为宋元间尚无此书之流传。
又自刘勰分诗文为八体（按：《文心雕龙·体性》：“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chuǎn，违背），壮与轻乖”），后人多衍其说，如上官仪《笔札华梁》分为十体，皎然《诗式》有十九字体（按：《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高、风韵切畅曰高。逸、体格闲放曰逸。贞、放词正直曰贞。忠、临危不变曰忠。节、持节不改曰节。志、立志不改曰志。气、风情耿耿曰气。情、缘情不尽曰情。思、气多含蓄曰思。德、词温而正曰德。诫、检束防闲曰诫。闲、情性疏野曰闲。达、心迹旷诞曰达。悲、伤甚曰悲。怨、词理凄切曰怨。意、立言曰意。力、体裁劲健曰力。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谓淼淼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五代至宋元间作此类划分的有近十家，但均看不到《二十四诗品》的影响。就品目说，徐寅《雅道机要》分二十门，无同者；齐己《风騷旨格》分十体，同者仅“高古”、“清奇”二目，另有二十式、四十门，无同者；王梦简《进士王氏诗要格律》分二十六门，同者仅“含蓄”一目；杨载《诗法家数》分六体，同者仅“雄浑”、“沉著”二目。《沧浪诗话》云：“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惋。”郭（郭绍虞）氏《校释》谓“司空图列为二十四品，沧浪后约为九品”。其实只要将二者稍作比较，即可知并无必然的联系。
（五）明万历前尚无人得见《二十四诗品》。明代典籍浩如烟海，我们无以通检，但从下列几种传记和几位名家的叙述来看，万历〈1573—1620〉以前此书尚不为世人所知。
明前期高棅（1350—1423）作《唐诗品汇》，卷首《诗人爵里详节》仅称图“有《一鸣集》三十卷行于世”。明末胡震亨〈1569—1645〉编《唐音统签》卷七〇四卷首司空图小传，亦仅云“有《一鸣集》三十卷，内诗十卷。”《统签》及清初季振宜所编《唐诗》〔台湾影印时称《全唐诗稿本》〕，皆不收《二十四诗品》。
正德丁丑（1517）进士，后官至工部给事中的杨士云，有《司空图论诗》绝句：”今古文难诗更难，须于味外辨咸酸。纷纷作者应谁似？裂目撑霆琢肺肝。“^《万首论诗绝句》187页）知其所见仅图论诗杂著。与其同时的杨慎〔1488—1559〕是明代公认的博学之士，其《升庵诗话》卷三专列《司空图论诗》一节，称其论诗“尤见卓识”，以“其文集罕传，余家有之”，特标出之，但所举仅《与王驾评诗书》、《与李生论诗书》及《诗赋》，后者为四言韵语且引全文，是杨慎不知有《二十四诗品》。
胡应麟（1551—1602）亦一时鸿博之士，其《诗薮（sǒu搜求）·外编》卷三、《杂编》卷二，列举“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有“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等二十种，并云：“今惟《金针》、皎然、《吟谱》传，馀绝不睹，自宋末已亡矣。”无论存佚，皆不及《二十四诗品》，是胡应麟不知有此书。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法微一·统论》中，举出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中之一节，卷八又引及苏轼称引图诗之语，卷三二《集录三·唐人诗话》，自李嗣真《诗品》、李峤《评诗格》以下，罗列二十八种，亦无《二十四诗品》。胡氏评曰：
以上诗话，惟皎师《诗式》、《诗议》二撰，时有妙解，馀如李峤、王昌龄、白乐天，贾岛、王歡、李弘宣、徐夤及释齐己、虚中诸撰，所论并声病对偶浅法，伪托无疑。张为《主客》一图，妄分流派，谬僻尤甚。唐人工诗，而诗话若此，有不可晓者。
胡氏罄毕生精力，搜罗唐诗及有关资料，故其所见唐人诗格一类著作，远富于稍前之胡应麟。对一些仅见书目或史传之书名，尚搜罗无遗，而后人推崇备至的《二十四诗品》却绝不叙及，实在于情理上说不过去。据本文第三节所考，《二十四诗品》之出世在天启、崇祯间，时胡氏虽尚在世，恐因流布未广，故既未称述，也未诘疑。
许学夷（1563-1633）著《诗源辨体》卷三五《总论》第一〇条云：
司空图论诗，有“梅止于酸”二十四字，得唐人精髓。其论王摩诘、韩退之、元、白正变，各得其当，远胜皎然《诗式》，东坡、元瑞皆称服之。
元瑜指胡应麟。许氏称述司空图诗论，亦不云《二十四诗品》。同卷第三一条，许氏在批评《诗家一指》时，称其中的《二十四品》“卑浅不足言”。本文第四节将要证明，许氏所见《诗家一指》中的《二十四品》，与传世的《二十四诗品》文字大体相同，但许氏并不云为司空图撰，尤可注意。
以上诸家皆一时饱学之士，对唐诗研究颇深，于司空图诗说又均曾提及，但均不言及《二十四诗品》。迄今所知研究《二十四诗品》的著作，也未提供万历以前人得见此书之书证。我们据此而认为万历前此书尚未传世，或此前尚无人知司空图撰有此书，这一结论应是可以确立的。
从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司空图去世，至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其间跨越了五代、两宋、元、明几个朝代，绵历七百多年，在这一漫长的时间中，此书竟从未有人提及，在数以千计的典籍中竟未留下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不妨将与其书名简称相同且也为研究者广泛重视的钟嵘《诗品》作一比较。钟嵘《诗品》在《梁书》、《南史》本传中叙及之，自《隋书·经籍志》以降的唐、宋、元公私书目多有载录，唐初以降的各种史书、总集、别集、诗文评、类书等频见引录（详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及历代〈诗品〉学》）《二十四诗品》却完全异于是。这使我们想到近代史学大师梁启超关于古籍辨伪方法的那段为学界广泛认同的精辟论述：
古书流传有绪，其有名的著作，在各史经籍志中都有著录，或从别书记载他的渊源，若突然发现一部书，向来无人经见，其中定有蹊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节《清代学者之总成绩·辨伪书》）梁氏列此为清人辨伪方法之第一条，即“从著录传授上检查”。后梁氏在燕京大学所作讲演《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于此论述更细，如“从旧志不著录而定其伪或可疑”、“后人说某书出现于何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从书的来历暧昧不明而定其伪”诸项，均卓有见地，为现代学者所遵信。
我们再看看这部晦迹七百年的所谓唐人著作，出世流布的过程如何，是“来历暧昧不明”，还是渊源传流有绪？
三、《二十四诗品》之出世及其疑问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一篇明确说到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的文字，是明末人郑鄤的《题诗品》〈《垂阳草堂文集》卷一六）：
东坡云：“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嗟乎，千百世上下，凡有得于诗文之中者，未有不悲之者也。四言体自三百篇后，独渊明一人耳。此二十四韵，悠远深逸，乃复独步，可以情生于文，可以想见其人。以《诗品》署题，亦犹之乐天之《赋赋》也。
郑鄤（1594—1639）字谦止，号天山，武进人。天启六年为庶吉士，上疏劾魏忠贤，被贬为民。崇祯十二年（1639），为温体仁诬以不孝之罪而磔（zhé）死。事见其自撰《天山自叙年谱》及《明史·周宗建传》、《文震孟传》、《奸臣传》等。上文虽不详确作于何年，大致可知为天启、崇祯间作。以东坡语为指《二十四诗品》，亦以其所云为最早。
其次为明末人费经虞《雅伦》（转录自香港华风书局1983年出版詹幼馨著《司空图〈诗品〉衍绎》：
诗品之说起于钟嵘。……唐司空表圣以一家有一家风骨，乃立二十四品以总摄之，盖正变俱采，大小兼收，可谓善矣。然有孤行者，有通用者，犹当议焉。其曰雄浑、冲淡、纤浓、高古、典雅、绮丽、自然、豪放、疏野、飘逸各立一门，如洗炼、含蓄、精神、实境、超诣、流动、形容、悲慨之类，则未可专立也。雄浑有雄浑之洗炼，冲淡有冲淡之洗炼，纤称有纤铱之含蓄，高古有高古之含蓄，典雅有典雅之精神，绮丽有绮丽之精神也。又劲健、沈著，不外雄浑，缜密，不外典雅，委曲，不外含蓄，清奇、旷达，不外豪放。故因其原品损之补之，定为上中下品，引古人诗以立准，先取三百篇而加测焉。
《明史》不载费氏事迹。《千顷堂书目》卷二八有“费经虞《雅伦集》、《荷衣集》”，注云：“字仲若，新繁人。崇祯己卯举人，桂林知县。”崇祯己卯为十二年（1639），距明亡仅五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七诗文评类存目有费氏《雅论》二十六卷，应即此书。其成书当不早于崇祯中后期，甚至可能在明亡以后。
今知《二十四诗品》最早之刊本有三，皆刊于明季：一为吴永豹《续百川学海》本，南京大学图书馆有存。友人武秀成代为查阅后告，此本每页九行，行二十字，无序跋，首题“唐司空图撰，汪嘉嗣阅”，正文有圈点。此套丛书无具体刊刻年代，该馆古籍部据版式鉴定为明崇祯刊本。
二为毛晋辑《津逮秘书》本，末有毛晋跋云：
此表圣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则也。昔子瞻论黄子思之诗，谓“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於乎！“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可以得表圣之品矣。常熟毛晋识。
此跋与郑鄤所云，大致相同，惟不知孰先孰后。毛晋改苏轼“二十四韵”为“二十四则”，尤可注意。《津逮秘书》亦刊于崇祯间，以校勘精审而为后人所重。
三为宛委山堂刊一百二十卷《说郛（fú，城郭）》本，收入该书卷七九，署“唐司空图”，无序跋。宛委山堂刊《说郛》署“天台陶宗仪纂，姚安陶埏重辑”。陶宗仪原编《说郛》一百卷，与此重辑本有很大不同。原编本今有商务印书馆刊本，无《二十四诗品》，知为重辑本始收入。宛委本首有顺治四年王应昌、李际期二序。但据今人陈先行《说郛再考证》（《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3辑）、昌彼得《说郛考》（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出版，转引自《书品》1992年2期刊程毅中《〈说郛考〉评介》）研究，二序未可尽信，全书始编于明末，经始于万历末年，大部分则开雕于天启、崇祯之间。《二十四诗品》所在之卷七九，即为后刻者，以崇祯间刻行之可能为大。
其他刊本，均为清人所刊，较重要者有康熙四十一年席氏刊《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司空表圣诗》三卷附、康熙四十六年（1702）扬州诗局刻《全唐诗》卷六三四所收、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历代诗话》本、乾隆间《四库全书》本、乾隆五十七年（1792）《紫藤书屋丛刻》本、五十九年（1794）《龙威秘书》本、嘉庆十五（1805）《学津讨原》本等。自道光以后，有杨振纲《诗品续解》、杨廷芝《二十四诗品浅解》、孙联奎《诗品臆说》等。赓续者亦皆清乾隆以后人，以袁枚《续诗品》最著名。称引评述者有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引“规以象外，得其圜中”二句，王士禛（见《师友诗传录》、《带经堂诗话》卷三〉、赵执信（《谈龙录》）等，亦皆为清康熙或稍后之事。上述各种刊本或著作，凡有叙跋议论者，皆取称赏的态度，于其著录来源，未有作认真探寻者。除称引郑鄤、毛晋均已引过的苏轼那段话，就是将其与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作比较。较具代表性的是《四库总目提要》的说法：
唐人诗格传于世者，王昌龄、杜甫、贾岛诸书，率皆依托，即皎然杼山《诗式》，亦在疑似之间，惟此一编，真出图手。
后引图《与李生论诗书》，复云：
其持论非晚唐所及。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分二十四品，……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王士禛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又取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语，以为诗家之极则，其实非图意也。
这篇提要错谬极多。王昌龄《诗格》已见引于《文镜秘府论》，皎然《诗式》亦流传有绪，绝无可疑，唐宋人未有题为杜甫撰之诗格，署名贾岛的《二南密旨》虽未必即岛撰，但可肯定为宋前之书。凡此均可见提要撰者之舛疏。而其断《诗品》“真出图手”，证据仅为“此书亦深解诗理”，未举任何书证。乾嘉学者于经史考证深细，于文学却疏于考订，于此可见一斑。
总括以上的考述、不难看出，此书自明末出世以后，称道者虽代不乏人，但未有人对其渊源作过认真的考察，连毛晋这样的刻书家和版本鉴别家，附跋中也未说明所据为何种版本，其来源如何（毛氏父子的其他题跋，多详于此类交待〉。各家所举证据，似仅两条：其一，苏轼已称及此书，其二，此书深解诗理。后者可不必详论，前者则有必要作较详细的考察。因为现代各种论著在谈到此书为宋人所重视，且对宋代诗学产生巨大影响时，所举也主要是苏轼的这段话。如苏轼这段话确是就《二十四诗品》而言，因其时距唐末尚近，此书也就确无可疑了。
苏轼这段话，见其所作《书黄子思诗集后》（《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六〇）。今将其中与司空图有关的一段全录如次：
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二十四韵”何所指？自郑鄤以为指《诗品》而言，后人多信之。如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此篇下注云：”即指《二十四诗品》。“并认为东坡此书所论，“和司空图的《诗品》有渊源关系”。
然而我们对此不能无疑。苏轼云图“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有得于文字之表”是“其诗”的定语，故此句可简作“自列其诗二十四韵”。“列”者罗列，“其诗”显应指司空图本人之诗。“韵”字在唐宋人诗中极多见，一般均指近体诗之一联，即二句柙一韵之意。如杜甫《蹭李八秘书别三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苏轼《王晋卿作烟江叠嶂图仆陚诗十四韵……》，白居易《与元九书》“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皆是。而谓一篇为一韵，则鲜有此例。毛晋似乎是看到了这一点，改“二十四韵”为“二十四则”，但显然已非东坡原文。今按：苏轼引司空图论诗数语，据图《与李生论诗书》撮录大意而成，“自列其诗”云云，仅指图在此书中自举己所作诗二十四联而言。为充分证明这一结论，我们据《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司空表圣文集》卷二，将此书全录如下。原注加括号引录。在引录各联下，以阿拉伯数字加了序号。
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是资于适口者，若醯（xī，醋），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cuó，盐），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温雅，皆在其间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辈编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něi，弱），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愚幼常自负，既久而愈觉缺然，然得于早春则有“草嫩侵沙短，冰轻著雨销”（1），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2），又“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憀（无聊）”（3），得于山中则有“坡暖冬生筍，松凉夏健人”（4），又“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5），得于江南则有“戍鼓和潮暗，船灯照岛幽”（6），又“曲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7），又“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8），得于塞下则有“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9），得于丧乱则有“骅骝思故第，鹦鹉失佳人”（10），又“鲸鲵人海涸，魑魅棘林高”（11），得于道宫则有“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幢幽”（12），得于夏景则有“地凉清鹤梦，林静肃僧仪”（13），得于佛寺则有“松日明金像，苔龛响木鱼”（14），又“解吟僧亦俗，爱舞鹤终卑”（15），得于郊园则有“远陂春旱渗，犹有水禽飞”（16），得于乐府则有“晚妆留拜月，春睡更生香”（17），得于寂寥则有“孤萤出荒池，落叶穿破屋”（18），得于愜适则有“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19），虽庶几不滨于浅涸，亦未废作者之讥诃450唐代文学丛考也。又七言云：“逃难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20）又：“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忆良朋。”（21）又：“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22）又：“五更惆怅回孤枕，犹自残灯照落花。”（23）又：“殷勤元日日，欹（qī，倚靠）午又明年。”（24）皆不拘于一概也。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勉哉。某再拜。
除了四处作者自注引上句以便对方理解诗意外，此书自举己作恰为二十四联，也即苏轼所云之“自列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此书中“得于早春则有”某句这类句式，与苏轼“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云云，在句式上也是一致的。可知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此节之议论，仅为读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而发，与《二十四诗品》本无任何联系。
关于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还有两点应附带说明的。其一，上文录自《四部丛刊》本，原钞者曾以宋本校过。北宋本现存北京图书馆，我们虽未曾寓目，但文字上相信不会有很大的不同。其二，《文苑英华》卷六八一收《与李生论诗书》，与文集所收文字稍有不同，即无上引二、三两联，第八联在第四联前，第六联作“日带潮声晚，烟和楚色秋”，第十六联前多出“暖景鸡声美，微风蝶影繁”二句，所引为二十三联。南宋周必大、彭叔夏校《英华》时，据集本及《唐文粹》卷八五将所缺二联补入，使今本《英华》引诗为二十五联，后《全唐文》即据《英华》。《唐文粹》所收则同集本。并合二种不同的传本，引诗共二十六联。为何有这一差异，本文不必深究。苏轼虽未说所见为何本，但如为集本或《唐文粹》，恰为二十四韵。如所见《英华》，则仅二十三韵，惟北宋时《英华》秘在内府，外间不易得见。这一差别，并不影响前文的推断。
以上推断还可从宋人引录苏轼这段话时的态度得到证明。任舟《古今总类诗话》（《仕学规范》卷三八引）仅引“东坡云司空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一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则云：“其论诗以梅止于酸，盐止于咸，咸酸之外，醇美乏焉，东坡尝以为名言。”均未再称引“二十四韵”一语，当并不谓其另有所指。洪迈《容斋随笔》卷一0引及“二十四韵”一段，但随即云：“予读表圣《一鸣集》，有《与李生论诗》一书，乃正坡公所言者。”是洪迈之看法，与本文以上的考证，若合符契。以洪迈之博学多闻，以陈振孙之谙熟群籍，于东坡此语并无异说，足证以东坡所云为《二十四诗品》，全出明末人的牵附。
苏轼所云既与《二十四诗品》无关，明末至清代人又均未提出此书来源之具体证据，宋元书志中更从未提及司空图作有此书，那么此书从何而来呢？
有人或会提出这样的假说：此书原为三十卷本《一鸣集》中之一篇或一卷，因存于文集中，不为宋人所重，至明末抽出单行，世人始知有此书。
此说似亦可备一说。但我们在考察了司空图文集及其诗文的流传过程后，认为这一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司空图有《一鸣集》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卷一八、《宋史·艺文志》皆著录，知南宋时尚存，后不传。南宋蜀刻本《司空表圣文集》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曾提及，谓“但有杂著，无诗。”此本今存。清以后流传的四库本、《嘉业堂丛书》本、《四部丛刊》本，皆沿此本而出。该本除卷三存《月下留丹灶》一诗外，馀均文。《全唐文》卷八〇七至八一〇存图文四卷，凡六十九篇，皆见十卷本文集。南宋时另传《司空表圣集》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著录，云“别有全集，此集皆诗也”。此诗集宋以后不存。明末胡震亨辑《唐音统签》，据群书料为五卷，后《四部丛刑》本即据以影印，加题曰《司空表圣诗集》。《全唐诗》卷六三二至六三四录为三卷，除增收《诗品》外，较胡本仅多《洛阳咏古》一首（系误收胡曾诗。同书卷八八五补录十首，则全据《古今岁时杂咏》。）胡辑存诗三百六十八首，其中七绝二百三十一首，五绝七十首，均出《万首唐人绝句》。其馀六十馀首，分别出自《司空表圣文集》、《文苑英华》、《唐文粹》、《唐诗纪事》、《乐府诗集》、《古今岁时杂咏》、《唐诗鼓吹》、《瀛奎律髓》等书，残句则分别出自《唐摭言》、《五代史阙文》、《宣和书谱》、《老学庵笔记》、《苕溪渔隐丛话》、《纬略》、《困学纪闻》及图之《与李生论诗书》。总之，除《二十四诗品》外，现存司空图诗文均可在宋元典籍中找到出处，而入明以后典籍中，未有新的作品出现。这一情况说明，除《司空表圣文集》十卷留存至今外，三十卷本的《一鸣集》和十卷本的诗集，明代皆已无传。《二十四诗品》不可能是已失传之司空图文集中之一部分。
明末刻书业兴旺发达，书贾伪造古书以射利，成为一时之风气。对此，清人揭发已多。《二十四诗品》在这一时期突然出现，其来源又如上述般的扑朔迷离，其真实性确实使人感到怀疑。按照梁启超所定判别伪书之标准，我们已有较充分的理由判其为伪书。尽管如此，我们仍期待能找到进一步的证据，揭示其作伪的过程，使这一疑案能够定谳（yàn，定罪）。
☆孙卓虹：《二十四诗品》作者论争小议
原传唐代司空图所撰《二十四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但自1994年以来，有关它的作者及其产生时代却发生了一场声势颇大的文学论争：有人认为它的作者是明代的怀悦，有人认为是元代的虞集，也有人极力维护司空图本人的著作。迄今，已经发表有关论文二十多篇，在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曾有热烈的讨论，《中国诗学》在1997年7月发表了一组专栏文章。这场文学论争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二十四诗品》的产生时代如果的确需要大大推后，那么，现有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乃至美学史将因之而改写。同时，这场文学论争的意义还在于：考据辨伪学重新登上了文学研究的至高点，研究者必须凭材料说话，凭证据说话，在铁的材料面前，一切眩人眼目的新奇理论都显得苍白无力。因此，每一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似乎都应该对这个热点或多或少地予以关注。本文试图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对这场文学论争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作出评述，并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提出点滴补充材料和意见。
一、陈、汪辨伪之破与立
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是这场文学论争的始发起者，他约请汪涌豪先生合作撰写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在1994年浙江新昌召开的唐代文学会和1995年江西南昌中国古代文论会上予以披露，引起强烈反响。该文的主要观点有破有立，破之者曰：《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立之者曰：《二十四诗品》乃明人怀悦所作《诗家一指》之一部分。
陈、汪《辨伪》主要提出了三大理由：其一，《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论诗宗旨不同。其二，明万历以前未有人见过《二十四诗品》。其三，《二十四诗品》在明末托名司空图系出于对苏轼诗论的误会。要提出这三条理由，需要长期积累的文献功底和严谨科学的工作方法，诚属不易。当然，事出草创，难免千虑一失；后出转精，正属文学研究发展之必然。
时至今日加以检讨，第一条理由在理论的层面探讨问题，见仁见智，难以确立客观的评判尺度。比如，汪涌豪先生认为《二十四诗品》通篇充盈道家气息，而司空图一生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参见汪氏后续论文《论〈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异趣》，而祖保泉先生则认为儒家思想、禅宗思想在司空图后半生的思想领域里兼而有之，不能只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见祖氏论文《〈二十四诗品〉是明人怀悦所作吗？》）。这种争议出自学者个人观察和理解的角度不同，难以定出谁是谁非的客观标准。
第二条理由需加以修正，由于在万历以前的诗格著述中发现佚名的《二十四诗品》，此条宜改作“根据迄今发现的材料，万历以前无人得见署名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这条理由的材料依据是颇为充实的，反对者迄今尚未取得重要突破。
第三条是对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所说“自列其诗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的理解问题，目前分歧颇大，主要有三种意见：王运熙先生支持陈、汪之说，认为“苏轼所谓二十四韵，肯定是说司空图摘引了他自己的两句一韵的二十四个例子”（见《〈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我见》）。祖保泉、陶礼天反对陈、汪之说，认为“二十四韵实指二十四首诗，是每首从一个韵部中选字押韵的诗。作为苏轼对司空图诗味外之旨的体会，只有《二十四诗品》足以当之”（见《〈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张少康先生指出，“二十四韵”指司空图二十四联诗句，这一点确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目前还不能绝对排除苏轼所说“二十四韵”有指《二十四诗品》的可能性，可以存疑（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正伪问题之我见》）。
《辨伪》一文所立的正面结论是明人怀悦作《二十四诗品》，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这一结论已不能成立。说详下。
二、张健之订正及新说
北京大学张健先生1995年5月发表《〈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一文，表示同意陈、汪所提出的《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的观点，但认为明人怀悦作《二十四诗品》的结论是错误的。他另外提出《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有可能是元代的虞集。
张健先生所依据的材料是相当过硬的，他指出明初赵为谦在《学范》中引用过包括《二十四诗品》在内的《诗家一指》，其时代早于怀悦七十余年，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怀悦作《诗家一指》的可能性。张健还考查出明初有三人：怀悦、杨成和史潜分别据写本刊刻过《诗家一指》，并在后续的论文《从怀悦编集本看〈诗家一指〉的版本流传及篡改》中梳理了明代诗格著述的流传情况。但张健据史潜刻本《虞侍书诗法》以及文中“集之《一指》”的提论，论证《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可能是虞集，则结论还有待商榷。
陈尚君先生在后来发表的《〈二十四诗品〉》辨伪追记答疑》文中承认：“怀悦不是《一指》的作者而仅是编者，已基本可以证定，拙文中的有关部分，应予以订正。”体现了学者的求实风范。但他同时认为“虞集说”尚不足以成为定论。
三、张柏青之用韵分析
安徽大学张柏青先生1996年发表《从〈二十四诗品〉用韵看它的作者》一文，通过比较《二十四诗品》、晚唐诗、司空图诗、虞集诗的用韵特点，指出：从纵的方面来看，《二十四诗品》用韵不同于宋词、元曲，而与唐诗、司空图诗的用韵相和；从同一韵系来看，《二十四诗品》用韵不同于按“平水韵”用韵的虞集诗，而与按《切韵》韵部用韵的唐诗、司空图诗完全相和。尤其是《二十四诗品》用韵较宽，如《缜密》一品“支、脂、之、微”通押，而现存司空图诗赋也用韵较宽，有“支、脂、之、微”通押的5例。
从用韵情况分析，《二十四诗品》出于司空图的可能性大，出于虞集的可能性小。不过，尽管诗文用韵可以反映时代不同语音变化的特点，但是，有复古倾向的诗人用韵往往刻意模仿古人，这样的诗文便不能反映其当代的语音特点。因此，用韵分析的方法尽管是科学的，一般来说也只能作为考证结论的内证之一。
四、王步高之避讳质疑
王步高先生1997年发表《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质疑》一文，其中从避讳学的角度提出质疑说，《二十四诗品》中“豪放”一品有句云：“天风浪浪，海山苍苍。”“海山”者，元武宗之名讳也。如果《二十四诗品》真是出自虞集之手，那么，虞集作为对封建礼教十分看重的文人，他在诗中竟直用当朝皇帝的名讳，乃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知道，元代避讳不如宋金繁复，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即有“元帝后皆不讳名”之说。但是，一般受封建礼教浸染甚深的士人，仍然会尊崇传统而避讳的。《元史·程巨夫传》即载：“巨夫名文海，避武宗讳以字行。”虞集出身名门，乃南宋名相虞允文四代孙，本人思想道学气甚重，其在诗文创作中不避帝讳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此，我以为王步高先生的这条质疑相当有力。
五、张伯伟之杂纂说
前此陈尚君和张健都认为《诗家一指》的作者即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南京大学张伯伟先生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张伯伟发表了《元代诗格伪书考》和《从元代的诗格伪书说到〈二十四诗品〉》两篇文章，考察了元代诗格类书籍构成的一般特征，认为《诗家一指》是一部从唐、宋及元代初期的诗论中抄撮编纂而成的书，非出于自撰。质言之，《诗家一指》是伪书，但其中的材料《二十四诗品》则不一定是伪的，而且可能来源甚早。至于其出自唐、宋，抑或元初，则迄今尚不能得出确实的结论。
在“怀悦说”被否定，“虞集说”受到严重挑战的情况下，张伯伟之说不失为一种较稳妥的看法。
六、祝尚书发现之新材料与束景南之辨伪
四川大学祝尚书先生查检《全宋文》资料，发现一篇宋人王晞写于嘉泰四年的《林湖遗稿序》，其中有“全十体，备四则，该二十四品，具一十九格”之语。如果这篇序文是真实的，那就可以证明怀悦本和杨成本《诗家一指》题注中所说“《诗家一指》出自《沧浪诗话》之前”是有根据的。不过，杭州大学束景南先生已发表《王晞〈林湖遗稿序〉与〈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考证王晞《林湖遗稿序》是一篇伪作。束先生的考证尽管言之成理，但并无版本依据。因此，这篇文章实在值得继续深入探究。
七、两点补充意见
以上，我们主要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对这场文学论争的进展情况作了简要的评述。在经过许多专家学者努力之后，可以想见，时至今日要在此问题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是非常困难的。但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继续努力探究也是非常必要的。笔者在关注这场文学论争的同时，自己也作了一些文献调查和思考，下面，拟提供两点不成熟的补充材料和意见：
（一）《二十四诗品》在何时列在司空图名下，何时脱离诗格著述而独立，应予继续探讨。陈尚君、汪涌豪《辨伪》一文指出，今知《二十四诗品》最早之刊本有三，皆刊于明季。一是吴永《续百川学海》本，二是毛晋《津逮秘书》本，三是宛委山堂刊一百二十卷《说郛》本。这三种皆为丛书本。我们发现明末有一种总集也刊载署名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尚无人提及。明人贺复征编辑《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三十九收录粱钟嵘《诗品序》和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此书入清仅存抄本，浙江巡抚采进，收录入《四库全书》，现载于台湾影印版《四库全书》第1402册-1410册。《四库提要》据书中贺复征自撰《道光和尚述》知贺复征天启中曾入蜀，可见贺复征的生活时代是明末。这条材料固然不能使署名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年代提前，但也可辅助证明在明代末年司空图著《二十四诗品》已得到社会的公认。同时，贺书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紧接钟嵘《诗品》之后，也表明《二十四诗品》已脱离诗格著述而独立行世。
（二）沿着张伯伟的思路前进，继续探讨元代诗格著述的材料来源。比如，原题作元人杨仲弘的《杜陵诗律》，程千帆先生《杜诗伪书考》已考证其出自南宋林越的《少陵诗格》。又如，南宋魏天应著有《论学绳尺》一书，“是编辑当时场屋应试之论，冠以论诀一卷，所录之文，分为十卷。凡甲集十二首，乙集至癸集俱十六首，每两首立为一格，共七十八格”。其随题立格的方式，应该对题作元人范德机的《木天禁语》、《诗学禁脔》诸书颇有影响。看来，不仅仅局限于《诗家一指》，而是对元代的诗格著述作全面广泛的追根溯源工作，必将有助于解决《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
最后，我们要谈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在这场文学论争中，许多学者体现出求实求真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术道德规范。学者们在文章中不没纤芥之善，哪怕是引用在师友言谈通信中别人提出的材料或观点，也要列出别人的大名。为了学术进步，学者们不搞资料封锁，常常互相寄赠珍贵材料影印本。这种高风亮节，令人赞赏不已。可以相信，只要能够保持这样良好的学术氛围，不仅《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研究，也是大有希望的。
参考文献：
[1] 《〈二十四诗品〉作者是明代怀悦》，上海《文汇报》1995年3月16日第8版。
[2] 王步高《〈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质疑》，《中国诗学》第5辑，1997年7月版，页9-19。
[3] 王运熙《〈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我见》，《中国诗学》第5辑，1997年7月版，页1-2。
[4] 束景南《王晞〈林湖遗稿序〉与〈二十四诗品〉考辨》，《中国诗学》第5辑，1997年7月版，页45-47。
[5] 汪泓《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辨综述》，《复旦学报》1996年2期，页33-37。
[6] 汪涌豪《司空图论诗主旨新探—兼论其与〈二十四诗品〉的区别》，《中国诗学》第5辑，1997年7月版，页20-25。
[7] 汪涌豪《论〈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异趣》，《复旦学报》1996年2期，页39-44。
[8] 祖保泉、陶礼天《〈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1期，页89-97。
[9] 祖保泉《〈二十四诗品〉是明人怀悦所作吗？》，《安徽师大学报》1997年1期，页76-78。
[10] 张少康《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之我见》，《中国诗学》第5辑，1997年7月版，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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