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吴文化的发生特质及其意义
从人文地理学的维度考察吴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上把握吴文化的历史价值，是推进吴文化研究的学理深度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泰伯被尊为吴国和吴文化的始祖。３０００多年前，泰伯南奔开发江南，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具体效果。这里在六七千年前就出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原始稻作文明发源之地，走出第一步，开发了中国著名的粮仓，开拓了中国著名的商城，也开发了中国一个著名的智库。这就形成了粮仓、商城、智库三位一体的吴文化的基本特征。
为什么说是粮仓呢？我们有句话说“苏湖熟，天下足”，中国的粮食赋税主要靠江南。元朝，国家收购的粮食三分之一产生于江浙一带。明朝，南粮是北粮的１倍。到清代，南方供粮是北方供粮的４倍，到乾隆盛世，南方（长江流域）供粮是北方（黄河流域）的１０倍。清代无锡的米豆之市非常驰名。所以说开发了中国一个很大的粮仓。
工商业的发展，在宋以后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如陶瓷，北宋时期，主要产在河北的定窑、河南的汝窑，到明清之后，移到了南方，如江西景德镇和宜兴。茶叶等，也是南方，特别是以太湖为中心的吴地所产。所以说商业乃至后来的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发展得很快，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摇篮。改革开放以后又创造了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
说到智库，我查了一下材料，到了明代，南北考进士的卷子，南卷占５５％，北卷占３５％，中卷占１０％，但是中卷其实也是南卷，指的是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安徽等地，加起来南卷就占６５％，大于北卷所占的３５％。从明代洪武至万历年间的２４６年中，文魁（状元、榜眼、探花、会元）共２４４人，其中６６个是江南一带的，占了１／４。唐代的宰相是不能用南方人的。到了宋代以后，南方人的人数就上升了，以前主要是江西和福建人。到了明代以后，明代宰辅１８９人中，南方籍占了２／３，江南３５人，浙江３２人，占了１／３。到了近代之后，长江三角洲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许多大经济学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都出在江南。
这里的关键在于，要说清楚吴国对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必须深入地考察吴文化的特质及其内在的精神。首先，泰伯开吴，在中华文明腹地上呈现了对角线的文化效应。泰伯开吴从陕西即黄河流域的中上游过来，来到长江中下游，即在中华民族黄河长江的土地上走了一个对角线。这个对角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从陕西岐山一直划到了长江的太湖。特别是吴国强盛以后，整个中华文明的格局就此改变。所以泰伯开吴，从黄河的中上游到长江的下游划出了一条长长的对角线，这条对角线的历史文化意义非常伟大、深刻，它带动了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壮大发展，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启动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互动，启动了江南与中原的互动，正是这种互动，使中华民族在古代承受南北民族冲突时，其历史传承不曾中断。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个南北朝啊？如果没有长江以南的文明，中华民族是很容易割断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形成了太极推移，这种太极的南北推移使中华民族越做越大，千年不断。这条对角线很有价值，在近代承受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过程中，成为一条生命线。东部与西部的互动，对角线的效应，它的特殊形态，改变了中华政治文化的格局，对中华民族文明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我觉得，对角线的效应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原来华夏文明、炎黄文化是发源于西北，其影响力一直影响到达江南，是泰伯拉过线来的，其文化效应是不可估量的。
其次，泰伯开吴，体现了一种崇高的品德，这就是“让德”。因为泰伯是长子，原本天下是要传给他的。但是后来发现他有个侄子叫姬昌可能是大器，所以古公亶父想把天下通过传给季历再传给这个姬昌。泰伯这个时候就主动地“让天下”。孔夫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意思是泰伯这么高尚的品德，老百姓都不知说什么话来赞美他为好。泰伯心胸开阔，“为什么要在岐山脚下这一小块地方争斗呢，天下大得很呢”，应该把自己的力量放到更大的地方去发展。于是，他去开拓长江流域。所以说，“让德”是“至德”，是最高的道德。“让”是一种和谐，是用和谐化解纷争，把争斗的力量引向一种新的发展空间去开拓。这是一种充满智慧、充满着发展的可能性的一种道德。“让”代表了一种以退为进、既柔韧又刚健的积极的思想境界。
古代吴国的历史有三个大的亮点值得注意。亮点是历史精神的结晶，历史记忆中的亮点，是世代相承的精神力量源泉。因此《史记》在记载吴太伯世家时也是突出了这三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吴太伯世家列为《史记》三十世家之第一篇。这是司马迁很了不起的一种做法。按照中原中心主义，在正统观念里，是把齐太公世家放在第一位，把鲁周公世家放在第二位。但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吴太伯世家列在“世家”第一，把齐太公世家放在第二位，把鲁周公世家放在第三位。这是涉及整个民族共同体如何发生、如何形成的问题。因为泰伯奔吴，是“华夏”变“蛮夷”。到了通中原之后，又是“蛮夷”变“华夏”，这种双向对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一个缩影，互相发挥长处，互相给予智慧，互相产生一种亲和力。《史记》将吴太伯世家列为第一，它的作用就是说明了中华民族是如何形成的，中原与远离中原之地如何互动。所以《史记》将吴太伯世家列为世家第一篇，蕴涵着一种深刻的历史文化哲学。
第二个亮点，吴王阖闾为吴国霸业第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泰伯奔吴之后，吴国存在大约６００多年，到夫差亡国。６００年中前５００多年是没有记载与中原的联系的。自寿梦之后，开始通中原，很快崛起。从寿梦到夫差亡国，吴国维持了一百多年。其间，从晋国来了申公巫臣，并且他把自己的儿子狐庸派到这里当外交官，作为晋国派到吴国的外交大使，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当时晋、魏、鲁、宋、吴连成一气，对付楚国。楚国东奔西跑，不得安宁，陷入了“楚失诸侯”的尴尬局面。再到阖闾上台之后，接纳了两个重要人物：伍子胥、孙武。
这两个人物把吴国做大了，做成了霸业，所以吴国的强大是开放、容纳人才的结果，接纳了楚国来的伍子胥、齐国来的孙武，因此吴国迅速崛起，打败了当时很强大的楚国。伍子胥、孙武率兵三万，一直打到了楚国的首都，攻下楚国郢都，掘楚平王墓并鞭尸三百，震动了天下。但也有一个教训，即人才的储备不足，因为毕竟本身是蛮夷之地，缺乏世卿世族和士人阶层。当伍子胥被杀、孙武一走，缺乏士人阶层支撑的吴国就垮了，上升得快，衰亡得也快。吴国的迅速发展和迅速亡国，也说明人才是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反复积累。在吸引外来人才的同时要培养人才。
第三个亮点，季札的品德才华。吴公子季札，于公元前６世纪中叶出使中原列国，在鲁国请观周乐，即听周国的音乐，对《十五国风》、《大雅》、《小雅》、《颂》等，都发表了很地道、很古雅的意见。说明季札是个非常善于学习，在学习中善于领会的一个人。我们想一想，季札这个人才在吴地是如何出现的？历史记载的远远比不上没有记载的多，也就是说历史的空白是更多的，没有记载的往往是深层次意义所在。做学问的要从文献处入手，在空白处运思。季札后来成为吴氏家族的始祖，儒家很推崇吴太伯和季札，孔夫子还给他立了十字碑“呜呼有延陵君子之墓”。蛮夷之地的这个人物，进入儒家的传统文献，这也是个奇迹。季札是如何产生的？季札观周乐之时，孔子只有八岁。这个人才是如何产生的呢？申公巫臣通中原之后，大概六七年，鲁国始通吴，鲁国的很多东西就通过楚国贵族申公巫臣的儿子狐庸传到了吴国，也就是楚国逃亡到晋国的贵族帮助吴国通中原，那时候季札还是个小孩子。通鲁之后３０余年，出现了季札。季札观周礼时，是三四十岁，他一下子把中国文化的精华，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东西提炼出来了。但当时没有人有眼光把这些当作经典，而季札把它当作经典，所以说季札的眼光是超前的，称作“季札第一”。由此可知，泰伯奔吴，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让德”、“三个第一”、“文明对角线”，从黄河的中上游到长江三角洲，联系着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我们不要孤立地看吴文化，吴文化在古代南北冲突中成为中华民族的后方和后劲之所在，它提供的回旋之地，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关键。这样才能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吴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和未来的潜力，是由于它长期产生的巨大的历史文化效应所致，而这种历史文化效应的启动归结于吴泰伯，以吴泰伯为其最初的历史标志。由此走出第一步，经过二千余年吴地民众的智慧经营，才形成了吴文化的粮仓、商城、智库的总体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