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新认识
唐浩1，2
（1.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74;
2.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四川成都610015）
[摘要]本文基于信息化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从“社会变革总和”的高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发展的深度，时空特性的广度，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特”在哪里？“新”在何处？“化”在何方？以经济、社会与人文耦合的工业化发展目标，引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立足于工业化当前所处的时代背景，化解中国特色工业化发展的“三大难点”；着眼于生产关系自适应化生产力，从“六化融合”解决新型工业化关键问题；以“实体资源虚拟化、虚拟资源实体化”打破固化的工业化资源利用范畴和方式，实现实体资源与虚拟资源在工业化中共生融合；依据创新中心化路径，通过“两种保障”方式实现工业化。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化”归根结底是人文化，实现经济、社会和人文的同步协调发展，引领人类现代文明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社会变革总和；生产关系自适应化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14)06-0005-17
一、问题提出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提出的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基本国情的重大战略举措。国内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区别、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新型工业化的实现路径等方面，基本上局限在就工业化论工业化，或借用西方经济理论范式与发展模式研究新型工业化。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新型工业化的实践探索，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产业组织方式以及生产方式的转变等方面。这些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明显具有时代发展的滞后性和工业化在“化”上的“扁窄化”倾向。张培刚（1991）指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过程”，不是简单的产业发展或经济增长。工业化的结果应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进而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当前，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面临着需要深度调整生产关系来与先进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时代背景。以通信与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革命性提升，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生产过程的组织与分工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等）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息化、全球化、服务化、金融化、生态化、人文化不仅影响生产关系新的重要构成，调整着经济、社会、人文发展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而且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式。
本文从“社会变革总和”的高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发展的深度，以及时空特性的广度，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特”在哪里？“新”在何处？“化”在何方？拟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目标重塑、难点破解、方式重构、支撑与保障重铸及其内在关系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核心问题。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分析工业化如何发挥社会变革总和作用为逻辑起点，从工业化内在发展的逻辑脉络，厘清工业化目标演化从产业性结构变动到社会性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按照工业化目标确定的方向和面临的矛盾，立足于解决中国自身存在的特殊性难点，着眼于突破当前工业化发展的普遍性问题探寻工业化发展的新方式，以实体资源与虚拟资源共生融合来突破工业化利用资源的刚性约束，创新工业化发展的支撑体系，致力于从创新中心化构建工业化全新的保障体系，赋予工业化新的内涵特征与时代特征。因此，本文将从目标、难点、方式、支撑和保障等五个基点阐明对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新认识，构建理论框架，丰富中国工业化的理论体系，为新时期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二、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目标
1.基于工业产业发展的工业化
世界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加快发展工业化，促进经济社会的高度发达，然后逐步将过剩或落后制造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去本土化”工业化过程，出现制造业“空心化”趋势。但是，美国金融危机对工业化国家敲响了警钟，工业化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再工业化”。即便是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对制造业的研究仍然是学界热点。鉴此，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绝不在于“弱化或放弃”制造业而是“强化与深化”制造业。新中国工业化起步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尽管进行了重轻工业的调整，但始终是在工业内部结构调整中“兜圈子、打转转”。改革开放后，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重视轻工业发展，到90年代再次发展重化工业，21世纪初期又重新走上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工业化路子，但仍未跳出就工业思考工业化的思维范式。新时期根据工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应脱离工业产业发展工业化，而应将工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升级作为核心任务，将工业“母业”装备制造业发展作为关键要素，尤其是当人的创新能量与材料产业发展程度匹配时，引领工业发展的先进装备制造业高端发展成为可能，工业化内涵就会发生质的改变。其结果是，“工业的发展本身包括相互交融的两个过程，一个是最初工业在数量方面的扩张和增长，另一个是伴随数量增长的工业质量、国际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陈佳贵，黄群慧，2005）。
2.基于农业和工业相互依赖的工业化
工业革命以前的人类社会，农业作为唯一的主导性产业，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性产业。步入工业社会后，伴随着新工业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变化，农业部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带动性功能逐渐被工业部门所取代，但农业对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性功能没有也不可能被其他产业部门所替代。值得指出的是，工业和农业相互影响的程度是不对等的，农业“弱势”，工业“强势”。农业发展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为工业化提供了要素、产品、市场等。工业化从理念、技术与组织等方面改变着农业的功能和结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选择了一条农业支持工业尤其是支撑重化工业发展道路。“一五”时期，除农业税外，采用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支持工业发展资金的积累，虽然也实施农轻重协调发展，但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尽管充分考虑了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关联性与支撑性，并将其统一于工业化进程中，由工业的发展驱动，但没能很好地实施。改革开放后，人口城市化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顺应了工业化的规律，强调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使中国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无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到何种程度，都需要在农业和工业间维持一种动态均衡。简单地说，就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3.基于服务业和工业协同的工业化
伴随工业化的过程，服务业不断兴起和繁荣，但在不同阶段服务业业态、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Rostow,W.W.,1960)。由工业化初期的简单服务业向工业化中期的商业服务和生产性服务业演进。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工业化的粘合剂，它全面参与各个经济部门的价值创造，对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推进的作用（HuttonT.A.,2004）。工业化后期知识型服务业迅速增长，产业发展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服务业的发展不排斥工业化，否则“去工业化”的服务业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随着制造业服务的外部化，推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Blind，2003），实现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离；服务业通过推动生产过程的重组和迂回，进一步提高了工业的生产力（格鲁伯,沃克，1993），实现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新融合，在分离与融合中实现工业化与服务业的良性互动发展。中国服务业发展遵循了世界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初期服务业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工业孤军突进；工业化中期，服务业平行于工业发展进程；目前，中国的服务业总量占GDP比重达46.1%，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其比重首次超过工业，超前工业发展，开始出现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工业化从工业的孤军突进转向农业、服务业与工业协调推进的历史演进。这是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即“质”的提升层面的协调发展，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进入工业化加速提质与国家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重要时期。
4.基于“社会变革总和”的工业化[①]
上述分析只是基于经济层面的工业化，没有触及到社会层面；只是局限于工业结构或经济结构的变动层面，而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动层面，更不是物质经济向精神经济转变层面。世界工业化历史表明，现代文明逐渐渗透到经济和社会活动一切领域和环节，交织着生产社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关系复杂化与文化多元化等因素，构成了多重社会变革。当然，这种急剧的社会变革也包括了人类心理和伦理道德的冲突，如《百年孤独》（马尔克斯，2011）就反映了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内向的期盼、激动、犹豫、彷徨、恐惧甚至疯狂。过去，工业化推动经济、社会、人文分层次依次演进 ，割裂了社会形态；现在，工业化是经济性、社会性与人文性统一发展的关系，推动生产关系自适应化于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发展，集中体现了社会变革总和。中国是工业大国但不是工业强国，实现工业强国不仅强调工业化的技术属性、环境属性、动力属性，还应研究和顺应工业化所提出的新要求，在经济、社会、人文方面创新，只有中国从出口工业产品为主转变为输出文化、精神产品为主，才是国家强大的表现。社会变革应该是一种继承创新，保持民族文化特色以增强工业化对社会变革的民族属性，选择性吸纳世界工业化成果即“化我”，同时积极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即“化他”，二者有机统一彰显现代文明的“中国元素”。
三、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难点
1.优化城乡二元结构
新中国成立之初，片面发展工业，社会发展资源向工业领域集中，发展成本主要由农村承担，工业发展获得了资本积累，削弱了农村发展动力，形成了工业化与城镇化分离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度使农村发展的动力优于城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其不完善性，工业化通过市场化方式强势吸纳农村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资源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距。当前，城乡问题的核心集中于农民权利的不完整性，农业组织形式没有获得与工业化的产业组织形式相匹配的保障条件，导致农业产业组织难以跟上工业化变革的步伐。今后的工业化应是城乡一体的工业化，中国只有农村实现了工业化，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必须走工业化和城镇化融合发展的道路，最终破解“三农”问题。
（1）用发展工业的方式发展农业。简言之，就是工业化农业，这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当前中国基本进入城乡统筹的历史阶段，应借助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的互促力量，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推动农业产业组织变革，将工业化产生的众多先进技术和生产方式引入农业发展中，广泛采用工业生产组织形式，建立起符合工业化要求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将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三大”工业核心理念贯穿在农业种养殖、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等环节，贯穿在农业企业、农业园区、农业市场等组织培育中，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基本实现由“卖原料”到“卖产品”、由“国人粮仓”到“国人厨房”的巨大转变。为此，需要解决“土地分散化”与“农民自由化”问题，将分散承包的土地通过市场手段集约集聚，实现土地工厂化利用与组织；将自由的农民通过工业化组织方式配置到农业现代化环节，实现农民就业岗位的相对稳定，更重要的是农民在使用工业化成果驾驭农业生产资源的同时获得支配自身更多的时间，创造价值的能力和文明素养得到相应提升。
（2）用减少农民的方式富裕农民。减少农民的有效方式就是农民职业化。既解决岗位，也解决增收；既可以解决农民与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矛盾，也可以调整农民与农业单纯的生产关系；还可以分流部分农民参与城市工业化进程。为此，一是使农业生产专业化成为农民职业化的基础，改变过去农民经验生产和代代相传的传统模式，实行农业生产与管理经验标准化、规范化，促进农业现代化成为新型工业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农民在专业化生产中成为“工业化农民”即农民职业化。二是农民知识化是职业化的必要条件，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民获得新的知识与技能，同时在创造新的知识与技能，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一旦进入农业生产知识化进程，农民职业化就从自发向自觉转变。三是在保障农民产权基础上，实现土地集约集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也就是说，农民职业化需要在保障农民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农民财富增量化。
（3）用保障农民权利重构农村先进生产关系。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新的生产力迫切需要重构农村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一是土地用益物权的完整性和自由支配权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由此产生的抵押、担保权能，用这些权利实现市场化、金融化、服务化，使农民的土地用益物权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合理配置，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进一步融合。二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农民权利在公共资源享有权上的基础与保障，也就是说，农民的权利不仅体现在土地资源支配上，还应体现在城乡公共权益的分配上，保障农民权利的完整性，使农民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具有社会保障，实现人的权利平等，由此进一步促进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发展。因此，工业化不是“消灭”农业，而是利用工业化方式“武装”农业和农民，推动农民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动力，一方面为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提供基本要素保障，另一方面将农民与工业化的生产关系同步提升到新的发展高度。
2.协调三大经济地带发展
中国工业化的难点在西部地区，只有西部地区实现工业化，全国工业化才能得以实现。随着中国开放度提升和全面开放进程加快，西部地区必须改变相对封闭的工业化，实现全面开放的工业化。
（1）基于自身空间优化发展工业化。西部地区具有生态、边疆、高原等多样性广袤地域特点，基于全国工业化总体发展的视角，决定了工业化发展具有区域层次性。一是工业化成果反哺与平衡应是西部地区生态、高原和边疆工业化的主要形态。通过全国工业化成果的分享，支持这些区域的现代化发展，提高生活质量与自我发展能力。二是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应是西部地区资源富集区域的主要方向。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两个基本前提，列出“负面清单”，即“非禁即入”，“哪条路好走哪条”，“哪趟车快上哪趟”，充分释放西部工业化发展内生活力，发挥丰富的水能、矿产等资源优势，从差异化中选择比较优势和发展特色，使低层次的产业变成高附加值的产业，从单一资源输出地变为集成产业输出地。三是生态保护与工业统筹发展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内容。改变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分段隔离，各自为政”，将区域工业化发展与全国生态系统保护相结合，形成跨区域协同合作体系和长效机制，促使西部地区工业化可持续发展。
（2）基于周边空间合作发展工业化。既要打通东中西部工业化路径，又要打通与周边国家工业化联系，这是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新趋势。一是深化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合作。西部地区改变落后的愿望与东中部地区突破发展瓶颈的契合，促使以长江经济带为轴线，实现全流域东西联通互动，实行“流域导向，突破区划，产业串联，城乡一体，全域发展”，将上海、江苏、浙江等作为先导区，发挥技术、资金、人才优势和市场的先发作用，形成对长江上中游的四川、重庆和湖北等腹地的引领和带动，并在西向南向纵深推进，提升腹地的工业化水平。二是开拓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西部地区与东部全流域统筹发展为国家西向南向开放准备了重要基础和动力支撑，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中国南向联动发展区，形成对广西、云南、贵州等的支撑；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中国西北联动发展区，形成对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的支撑。西部地区与中亚、南亚的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能源合作是重点，密切与西亚、南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行制造企业本地化，推动工业产品相互流通、产业协同，在优化空间和产业组合方式中形成综合成本递减优势，实现区域合作效应的最大化。
（3）基于虚拟空间全域发展工业化。过去是黏附于有限的物理空间上的工业化，局限于狭窄的空间范围内的物质形态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受制于空间约束，工业化的区域差异化特征非常显著。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工业化已由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扩展，“世界是平的”的效应展现，“世界在掌中，世界在手边”。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一体化将形成一种快速组合过程，由于资源流动的极速效应改变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消费结构，推动区域间企业生产与社会化合作超越实体空间，形成融合的要素一体化和保障制度一体化，创造新的消费力和消费域；东中西部不同区域要素、市场、产业自由组合，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甚至国外区域的全域集成，由此提升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整体水平。
3. 统筹国际国内市场一体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地域大国、传统大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要求。大国经济有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一体化水平，但是，市场一体化不是均等化，而是与中国工业化的层次性、结构性相对应的有机统一。因此，基于国内市场主导的内需提升成为“大国模式”的工业化发展取向。这既是工业化发展的前提，又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
（1）由过去偏向国际市场的工业化向国际国内市场并重的工业化转变。偏向国际市场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弱化了国内市场增强工业化内在动力的决定性作用，尽管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巨额外汇，但没有改变工业化的外向依赖发展模式，反而形成巨额资产沉淀，进一步抑制了国内市场的活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内存在巨大需求；而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需求不足。国内需求总量变化引起工业发展数量扩张，需求结构升级引致工业发展质量改善，具有了主动适应国际先进生产力的内在素质，一方面改变过去被动适应国际市场的工业化模式，通过技术领先的工业化实现产业、产品引领国际国内市场发展；另一方面立足国内市场构成，主动适应国际国内生产力变动，打通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各种“隔墙”，实现国际国内市场的无边界发展。
（2）由过去偏向城市市场的工业化向城市农村市场并重的工业化转变。目前，城市与农村市场的供需“缺口”依然存在且有逐步拉大的趋势，制约了工业化发展。通过发展工业方式发展农业使城乡市场无差别化，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农民消费结构逐步与城市同步，农村市场成为国内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互促发展新的要素组合，城乡间市场互动、要素流动、需求融合加剧，农村消费需求升级促进工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开发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技术、新产业，生产与农村经济阶段性发展相适应的产品，加速在农村扩散。二是构建城乡一体的市场体系和基础设施，使要素资源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公共资源在城乡间均等配置，促进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工业化发展。
（3）由过去偏向东部市场的工业化向东中西部市场并重的工业化转变。中国东中西区域市场存在消费产品、层次、结构、能力不同程度的“落差”，导致国内消费市场的不均衡。依据区域市场落差的结构变化特点，改变简单的“削峰填谷”方式。一是将东部领先发展的程度与西部市场承受能力结合起来，使区域消费结构变动与市场调整方向相一致，促进东中西部工业化结构与消费结构相互适应，在西部消费基础、条件和能力上给予实质性提升。二是将西部市场的外部性与消费能力的内生性结合起来，重要的是提高西部地区收入预期，深化西部工业化发展的时代内涵，增加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加速各类新消费点在区域间互动，从而逐步缩小区域工业化发展差距。
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方式
1.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
目前，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已成为信息化发展的鲜明特征，改变着社会发展形态。信息化突破了传统工业化固有界限，实现由“实”到“虚”；工业化拓展和深化信息化应用的领域，实现由“虚”到“实”，最终实现“虚”“实”结合。
（1）传统工业的互联网化改造。互联网化改造传统产业体现在“制造的智能化、空间的柔性化、生产关系的自适应化”。一是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是信息化时代基本生产方式的变革，体现在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营销模式的智能化、产品的智能化，提升传统产业制造的标准化、精准化、自动化水平，增强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制造能力。二是制造生产线既可以在具化的物理空间（生产线）柔性化，也可以在互联网空间柔性化，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物理空间（实体工厂）合作关系演进为通过互联网搭建的虚拟空间合作关系，对产业组织和产业系统创新性重塑或重组，实现传统产业系统整体功能倍增。具体方式上，可采取产业集成化、技术链接化、数据融合化等改造方式。三是传统产业借助于互联网可以突破物理空间（实体工厂或产业园区）的约束，在互联网空间中自由组合，使过去产业链布局由某个工厂或产业园区转向跨产业、跨区域进行组合，改变着传统产业组织方式和空间组合方式。但这种空间布局并不排斥传统布局模式，是生产组织方式的一种深化，是实现中国制造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布局方式的创新。
（2）互联网产业的实体化发展。互联网产业是虚拟产业，需要通过与实体产业的有机结合实现其价值。一是互联网空间的集成化发展。通过虚拟空间集成设计、制造、销售、物流、服务、消费等生产关系，将分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融为一体，改变生产与消费关系，使消费者由过去简单的被动式消费变为生产参与式的主动消费，消费者自身价值内化于产业价值链之中，重塑产业组织构成，从而改变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二是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化发展。深刻变革传统工业化模式，使数据产业、云计算产业在巨系统、巨空间实现能量交换、数据链与价值链的融合，依托制造业基础建立云计算制造基地，推动实体制造企业与云计算、数据企业在虚拟空间合作，抢滩全球云计算基础设施布局，获取和控制网络海量数据主导权，在“无边疆”公域获得规则制定权、话语权。三是以互联网思维从事实体产业发展。互联网思维的要义是突破时间、空间边界，其表现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零距离、网络化”，市场、企业无边界。企业突破自身局限性可以在并联平台的生态圈中整合资源，从管控组织成为创业机会的提供平台，把员工从执行者变为创业者，形成若干直接面对市场或消费者的小经营体，使供应链“去中心化”，倒逼企业从研发到制造全流程“去中心化”。这些渗透到实体产业的方方面面，可重构整个产业业态，使之发生业态革命。
2.全球化与工业化的融合
全球化的工业化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工业化，不仅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走上去”。“走进去”，成为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获得价值增值环节的控制权、主动权；“走上去”，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获得高档次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全球化的工业化是商品开放与要素开放相结合的工业化，商品开放是指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要素开放包括引进资金和对外投资、技术引进和技术输出、智力引进和劳务输出、对外租借土地和承租国外土地，旨在全球整合、全球运作。据此，在新时期中国工业化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路径、方式需要“全面性深度开放”与“策略性技术性开放”相结合。
（1）正确处理进口与出口的关系。产品出口的初级形式就是以产品为载体的水源、能源、矿产资源、土地、“蓝天白云”的出口，即资源生态环境出口，贸易顺差即为“环境逆差”。进口与之相反。因此，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应当由偏重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转向偏重进口导向的工业化。一是在“两个进口”上融合，即资源进口和技术进口。在原料、市场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中实现大进大出，在国外采购原材料或半成品，在加工过程中注入中国独特的技术元素、文化元素、知识元素、品牌元素，生产的商品销往国际市场，既扩大中国工业产品的市场空间，又保护和节约国内资源。在高技术产品或高技术进口中实现大进不出，或大进小出，将先进技术与生产企业、工业产业有机结合，加速技术产业化进程，提高中国工业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二是在“两个出口”上融合，即向一般发展中国家出口和发达国家出口。向一般发展中国家出口化解国内过剩产能，转移一般产业，将中国的过剩产能和世界市场的潜在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基于全球空间调整优化中国工业产业结构，尽管其间暂时会有就业不足的痛苦。向发达国家出口目的是聚焦国际消费前沿，提升技术对消费前沿的敏感度与产业化能力，加速形成需求供给能力，增强中国工业化自我跃升的内生动力，从而促进工业转型升级。
（2）正确处理实体产品贸易与文化产品贸易的关系。在推动中国工业全球化进程中，一是从实体产品贸易转向实体产品贸易与文化产品贸易并重，即由“有中生有”向“无中生有”的转变（李海舰，王松，2010），减少消耗资源产品出口量，通过文化产品出口赚取的外汇弥补实体产品出口减少的缺口，从而优化贸易结构。作为大国模式，一般而言，实体产品大进小出，表现为贸易逆差；文化产品小进大出，表现为贸易顺差，由此形成大国贸易结构。二是文化与工业融合发展，将文化元素融入工业产业之中，这样，产品出口就变为以产品为载体的文化出口，这是出口产品价值倍增的原因所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越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民族文化种类繁多，几千年形成的中华优秀文化具有世界性开发意义，出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比实体产品更具持续性、战略性。因此，必须把“虚”的文化做成“实”的产业，实现虚业与实业之间的互动、互补、互助发展（李海舰，王松，2010）。文化产品开发又对工业化提出新的要求，将工业制造与文化创意有机结合，改造传统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开拓工业化新的制造领域和发展空间。
（3）正确处理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关系。依附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化依然是中国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被动式的工业全球化；今后需要把握工业化的未来趋势，升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国际地位，成为主动式工业全球化。一是在产品市场上获得产业价值链的主导权。提高企业品牌创建能力，推动企业管理、企业文化与品牌建设有机结合，探索互联网时代品牌建设的新模式，彻底改变“外国品牌+中国产品”的商品形态，培育“中国品牌+中国产品”、“中国品牌+外国产品”的品牌格局，以利于在对外合作和投资时处于价值链的高端。二是在要素市场上获得国外稀缺资源、战略资源控制权。多层次多区域合作是实现中国在国际要素市场上获得主动权的重要途径，通过股权投资、跨国并购等方式实现战略资源的合作开发。三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获得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塑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领先权，形成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工格局，在中国具有一定优势的新能源、新材料、航天航空、新一代信息技术、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域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完善的生产制造与营销网络体系，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服务化与工业化的融合
工业服务化既是服务化与工业化融合的业态升级，更是制造业的增值化。本质上是制造业上中下游三个环节的分离和融合的统一，通过分离产生服务需求，通过服务实现集成融合。
（1）上游环节服务化。工业服务化的核心在上游环节体现为思想化。企业要获取有形的利润，其解决之道不在有形的物质层面，而在无形的思想层面（李海舰，王松，2010）。企业要将研发、设计、标准、创意等思想元素转化为财富。当前中国工业化上游环节的研发、设计、标准、创意存在两种倾向，要么是企业制造业的直接环节，其价值淹没在制造环节中；要么是与企业制造业“两张皮”，成果转化无载体，其价值难以实现。为此，一是将上游环节从制造业中解放出来，成为工业化的产业构成，而不是制造业过程中的“附庸”。二是在价值链环节上实现上游环节服务化，以“独立身份”再次与制造环节融合，实现其价值。三是建立起促进上游环节服务化与制造业分离与融合的机制，上游环节成果产业化转化机制是直接动力来源，有两条主要途径即互联网在市场与企业间构建的联系桥梁，以及企业与高端人才的市场对接机制。
（2）中游环节服务化。工业服务化的核心在中游环节体现为社会化。将企业内部生产系统改变为“企业内市场”，并与企业外市场有机融合，既为企业自身制造，又为社会制造，实现“自用”与“他用”的结合。过去制造业的试制、一般部件制造、核心部件制造、组装都在一个企业内部完成，现在是分离到若干企业完成，然后组装。一是企业打破物理空间生产系统，建立柔性化生产、社会化协作的商业模式，使信息流与实体供应链合二为一，推进制造业变革生产方式和技术流程，既可以生产相对固定的产品，为本企业提供产品服务；也可以生产社会化需求的不同产品，在价值链上为社会化企业提供制造服务。二是企业与社会化服务市场机制是实现中游环节社会化的关键，消费者个性化、脉冲性的偶发需求等都需要市场机制的作用反馈到企业，使企业社会化服务增强市场的针对性、有效性，实现企业市场化价值与市场企业化价值的有机融合。
（3）下游环节服务化。工业服务化的核心在下游环节体现为资源化。下游环节的资源化是对工业化流程和环节包括成果市场化转化与利用过程，决定了“思想化”的深度和“社会化”的宽度，改变着上中下游的生产关系，从而引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一是将品牌、渠道、物流、售后、服务等内容升华为企业文化，工业化成果的最后竞争是文化竞争，意大利一个包卖几十万元、一套西服卖几百万元，其实是文化资源的价值表现形式，文化张力在市场中得以发挥，反过来促进企业整体素质和制造能力的提高。二是下游环节服务化的具体表现已是人类对自身价值开发产业化的发展形态，也是对上游环节“思想化”局限于物质层面的拓展，更是对中游环节“社会化”受制于物质载体的解放，实现制造产业的全价值链“倍增利用”。三是服务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是下游环节资源化的重要任务，文化的积淀与塑造，企业与消费主体互动反馈，商业组织方式变革，多维度产品市场化，社会化物流形态等的有机统一，形成工业化新的资源利用方式和组合方式，实现服务资本的价值外溢。
4.金融化与工业化的融合
金融根本上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但目前金融产业与实体产业处于孤立发展甚至对立发展状态。金融产业的高额利润对实体产业形成了重大损害，导致资本流向“去实向虚”：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用钱赚钱，大量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现在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比任何时期更大，就像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一样，必须实行金融反哺实业。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
（1）基于金融化的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化的实体经济是基于金融孕育与甄别而形成的工业化高级形态，改变了过去金融仅为实体经济交易工具的功能，演变为实体经济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但现在金融是政府调控经济发展的工具，出现经济波动就“输血”或“抽血”，不知道“孕育”与“催生”。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一种金融感兴趣的实体经济往往催生一个新的产业或技术形成，金融选择符合工业化潮流的实体经济具有决定性作用，金融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引领工业化发展方向。据此，一是创新与重构金融体制，赋予金融功能多元化的形成机制，打破金融作为政府工具的“笼子”，把金融功能放到市场中去，实现金融功能“归位”和放大效应。二是营造金融功能释放的环境，培植好实体经济发展的“地力”，即金融化动能释放的市场空间。三是构建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长效机制，通过不同的市场组织模式，让金融与实体经济互融互促，在共同追求市场价值的过程中形成。
（2）基于工业化的虚拟经济发展。虚拟经济发展就是为工业化发展培育的“养料”，“养料”愈丰厚工业化发展愈有成效。一是虚拟经济发展要充分。市场中各种金融资源参与实体经济的度要匹配，实现金融功能市场化效应的扩张；虚拟经济发展的门槛设置应与工业化程度相协调，也就是说，虚拟经济发展的充分与否，取决于工业化发展的需求水平，由工业化发展的不同结构进行有效的调配。二是虚拟经济结构要合理。金融工具的多元化是实现结构合理的前提，金融工具结构要不断创新，适应工业结构的不断变化。最为重要的是，金融结构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应与工业结构相一致。同时，金融结构更要与工业的需求结构相吻合而不是相左。
（3）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是实体经济发展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实体经济发展到相应的阶段发展虚拟经济才能与之匹配，实体经济相对落后的工业化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则会导致对实体经济内在结构的破坏，使实体经济陷于停滞或倒退状态。二是虚拟经济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深化实体经济发展要素的相互关系，加速实体经济资源要素整合和价值实现过程，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三是形成虚拟经济支撑实体经济的长效机制，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价值链上打通，虚拟经济发展不仅促使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而是培育孕育工业化发展的“土壤地力”，使实体经济“落地生根”。不能脱离工业化结构要求创新金融工具，否则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金融危机出现。
5.生态化与工业化的融合
生态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就是将自然生态系统与工业生态系统统一起来。工业生态系统是在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对自然生态系统形成支撑与保护，丰富自然生态系统的内涵和构成。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演进规律促进工业生态系统遵循自然演进轨迹转型与运行，归化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中，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正效应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演进“基因”。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巨系统的基本形态，不能人为割裂。
（1）构建全社会价值生态体系。它是生态价值在工业化中的全面体现与实现。其表现为从单领域的生态化向全领域的生态化转变，实现生态价值的全覆盖。生态化过程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还要体现在交换领域、分配领域、消费领域。树立生态价值理念，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生态链中注入生态价值理念。目前强调的生态化只局限于生产领域，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生态观。生态价值集中体现在工业化价值链的增值部分，并且将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生态链中得到充分反映。生态价值在生产领域形成，在交换领域实现初次的分割，在分配领域实现归属的分割，在消费领域最终得以实现。
（2）建立生态化消费倒逼机制。没有消费领域的彻底生态化，就不可能实现生产的生态化。消费的生态化对生产的生态化具有决定作用，工业生态化过程就是建立在消费生态化的基础上，并通过生态成本竞争实现企业价值优化，倒逼企业进行生产结构调整，实现生态化生产。为此，需要建立非生态消费的成本提高机制，引导消费市场的生态化发展，形成生态消费倒逼机制。由过去生产者对资源环境“单方埋单”转向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埋单”，促使消费领域转向低碳生活、循环消费、绿色发展，通过消费引导生产，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双重生态化”，生活方式生态化推进生产方式生态化进一步转型升级。
（3）构建生产领域全循环系统。目前，普遍存在自然生态系统被“异化”为特殊商品，通过环境指标异地调用反映出来，人为形成了一个环境指标买卖的“隐性市场”，成为生态系统破坏的合理“庇护地”。这既是工业化发展的“伪生态现象”，更是有可能导致工业化颠覆性倒退。国际上的“碳交易”某种程度上是“伪命题”，只不过是将人类自身命题的环境指标从A地调到了B地而已，并没有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更没有改变购买方工业化的水平和质量。环境指标的交易违背了生态价值的内在逻辑，造成生态链中的生态价值的负溢出效应。改变“伪生态现象”的出路在于全循环系统的形成。这是一个包括全球间的巨循环、区域间的大循环、产业间的中循环和企业间的小循环的循环系统，使产业“外循环”与“内循环”有机交融，最大限度的实现产业价值链的循环利用。需要指出的是，在工业化的某些特定时期，基于全球环境指标的交易，可以在部分区域和部分国家自然环境容量范围内，利用大自然的自恢复功能实现区域环境净化，有利于工业化发展。但在一个国家的局部区域进行这种环境交易都会造成环境破坏。
6.人文化与工业化的融合
工业化过程不仅体现为物质产品产出，更体现为先进文化产出；企业不仅是先进产品生产线，更是先进思想生产线；产品是人品的物化，好的人品能生产出好的产品。过去强调物的工业化，现在应该更重人的工业化，由此推动工业化向重视人文化方向发展。
（1）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们不是改造自然、破坏自然，而是利用自然、保护自然，最终实现“天人合一”。在工业化过程中曾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其突出表现是“出门脏乱差”、“进门现代化”。工业化发展在加剧人与自然矛盾的同时极力寻求破解之道，并为人与自然和谐奠定物质基础。一是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机制正效应促使工业化不能简单地对资源进行配置，而是要将资源地的发展与工业化有机结合，适宜就地工业化的资源应该配置在资源地，不适宜就地工业化的资源就要以生态补偿机制进行调节配置。二是生态修复。停止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就是保护，发挥自然生态系统自组织修复功能；资源地是利用生态补偿资金对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自然力修复；工业企业需要进入生态修复的进程中，从“生态消费者”转向“生态建设者”。三是生态再造。必须遵循生态系统自演进规律进行生态再造，其核心仍然是生态自然力系统的完善与巩固，否则就会出现为保护反而破坏生态的问题。值得说明的是，需要尊重资源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诉求，考虑资源地的自身发展，增强资源地内生发展动能。否则，资源地没有能力和动力来实现“天人合一”。
（2）人与社会的和谐。工业组织方式的“开放、协作、平等、共享”等内核，要求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人与企业要有诚信精神、契约意识，人在企业形成“守时遵规”，适应企业的规定和要求，企业把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培养出来，进一步促进工业化发展。在企业中形成的这些精神、意识必将通过人对社会产生促进作用，也就是说，企业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基础。工业化成果要社会共享，是人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不仅要求成果分享机会的均等化，更要成果分享惠及每一个人。人在满足于这些机会和成果共享的同时，更加激发出创新创业活力，自觉参与到工业化价值创造之中，成为工业化价值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人的文明素养的形成，体现在生产过程中就是精准生产、精密产品、精益管理，这是人的思想先进化在产品生产过程的具体体现，也是人与社会和谐的良性循环。
（3）人的自身的和谐。人的自身的和谐经历“身—心—灵”三个层次，反映人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的不断升华。这既是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内在动力支撑需要，也是工业化高度发展的最终结果。人的自身的和谐既要解决人的身心分离，即物质满足后的“身在心离”；又要解决心与灵的分离，即信仰缺失问题。人作为物质形态的现代化实现后，需要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在知识、文化、精神、信仰层面达到相适应程度，才能使其“身—心—灵”高度统一。只有“身—心—灵”三者高度统一才能把人的潜力发挥到极致，所谓“用心干事”、信仰支配行动，就是这个意思。人只有将自身信仰建立在事业追求和自我完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具有人文性的产品价值和社会成果，人自身也会由满足物质需要转向满足物质与精神需要并重，将工业化从物质层面推进到精神层面，使精神动力和道德元素源源不断注入工业化进程中。
五、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支撑
资源是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工业化进程中对资源的利用在实体资源虚拟化与虚拟资源实体化的互动中开辟人类利用资源的新空间。
1.实体资源虚拟化表现为企业资源社会化与社会资源企业化的统一
实体资源已由过去的自然资源为主扩大到信息资源、金融资源、创新资源等层面，其虚拟化表现为企业资源社会化和社会资源企业化两种形态在时空上的转换与结合过程。企业资源社会化就是企业资源不再局限于企业本身的使用，社会也可以共享即“资源外化”；社会资源企业化就是社会资源可以放在企业，实现社会资源的“企业内化”。两种资源形态的统一，扩大企业资源与社会资源结合的机会和组合功能效应，其结果，既可以实现实体资源在企业利用中节约减量，也可以使实体资源在社会利用中价值增值，在统一过程中扩大范畴和模糊边界。随着人的创新创造价值能量的改变以及技术发展的程度，实体资源转换和价值倍增还会不断以新型组织形式出现。一是为企业资源社会化和社会资源企业化搭建转换与组合平台，为实体资源虚拟化提供社会化服务载体。二是社会共同遵循的资源使用规则是保障实体资源虚拟化实现的重要制度，规制企业资源社会化和社会资源企业化有序结合。三是实体资源虚拟化使工业化发展突破产业链的束缚，延展产业空间和竞争领域，形成新的产业关系和社会组织模式，催生新的产业形态，这将是未来工业化发展的主要趋势。
2.虚拟资源实体化表现为“产业链分离化”与“信息链融合化”的统一
虚拟资源是实体资源在时空组合和利用方式上通过非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一种资源。它不是“虚无的”，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资源形态。虚拟资源实体化就是实体资源虚拟化后在新的时段与空间中与实体资源的再结合与再转换，这已是新的资源形态与产业形态的形成，同时，更是其新的价值集合与新的组织表现形式。一方面，虚拟资源与实体资源产业链上的部分环节进行结合，表现为实体资源在产业链上的分离，即“产业链分离化”；另一方面，虚拟资源通过信息链与实体资源有机结合，使虚拟产品物质化再现，即“信息链融合化”，二者统一于工业化发展的内涵延伸与外延扩展中。虚拟资源的支撑作用已经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着数倍扩大一个社会组织或国家财富的功能，将人类创新创造价值推向极限，在无边界约束中掌控实体资源，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掌握主导权和控制权。据此，一是改变利用实体资源的方式，由过去注重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向人的创新创造价值的开发利用转变，掌握虚拟资源实体化高端就充分实现了对实体资源的最优利用。二是无限拓宽虚拟资源利用边界，为实体资源虚拟化与虚拟资源实体化转换和结合提供载体，加速虚拟资源实体化转换与利用，使工业化获得更加广泛的实体资源支撑。三是提升虚拟资源产业组织形式与配置效率，不断追求资源利用方式与效能的极化效应，开辟工业化发展新空间和新路径。
3.实现实体资源与虚拟资源的共生融合
实体资源与虚拟资源的融合既把实体资源的价值提升若干倍，也把虚拟资源的价值提升若干倍；不仅是总量膨胀，更是结构改变。实体资源与虚拟资源的共生融合通过简单的“叠加”产生新的资源形态，也可以通过物质形态的组织结构和融合方式的改变产生新的资源形态，形成新的产业基础，模糊产业边界，打破传统产业的运营模式，衍生出新的经营模式，促进实体资源利用的升级和效应放大。一方面是实体资源的价值量在与虚拟资源的结合中倍增，另一方面也能在此过程中使实体资源的利用量“倍减”而实现价值扩张效应，这是两种同样效能的价值实现。
六、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保障
创新是工业化的动力保障。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需要由物质资源为主的“要素保障”转向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创新保障”。
1.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
基于模仿创新是一种外在力量赋予工业化发展的被动调整过程，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催化生产力发展缓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和谐，长期来看，模仿创新的短暂繁荣掩盖了弱化创新动力和能力的深层矛盾成为工业化发展的桎梏。中国在“四大发明”时期曾是世界的创新中心国，要从现在的创新边缘国再到未来的创新中心国，需要新的思路和机制引领创新，形成与引领世界的大国经济模式相适应的大国创新模式。从“跟着走”到“领着走”转型，必须突出自主创新，引领世界创新的方向、途径、方式。①创新中心化。它是工业化的合理内核与演化的生命力，工业化的路径自强机制呈现创新中心化趋势，通过创新主体自我强化与自我能力的统一构成自主创新的先决条件，自主创新价值能量在知识产权保护中聚合与外化，使自主创新的价值能量像“永动机”一样获得内生的创新动力。既使自主创新获得新的创新源泉，又使工业化发展不断在蜕变中实现新跨越。②创新集群化。目前，创新主体力量分散化与自主创新能量集聚化之间的矛盾，使自主创新价值能量对冲抵消。自主创新需要依托智力资源集聚地、创新成果转化地、信息聚合平台等载体，通过创新孵化园、创新研发平台、创新集成平台等方式，采用工业化组织模式将若干游弋于社会中的创新资源集聚整合起来，在互联互通互用的衍生中实现自主创新的集群效应。③创新与制造融合化。自主创新的动力来源既要从创新主体中获得，更要从创新成果产业化中获得，决定了自主创新需要与制造产业发展较好的环境和条件结合，创新成果在制造过程中应用转化，并不断通过反馈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促进自主创新与制造互动跃升。④创新与市场一体化。自主创新是引领市场、创造市场的过程，也是市场优势资源围绕创新主体不断聚合与价值倍增过程，同时将落后的创新主体和创新资源分化淘汰，形成市场起决定作用的裂化效应。
2.从基于社会即期需求创新向基于无限想象空间创新转型
创新的动力来源有两个方面：社会即期需求与人类无限想象空间，从而形成社会即期需求创新和人类无限想象空间创新。社会即期需求创新是渐进创新过程，表现为“市场是竞争出来的”，无限想象空间创新基本上是原始创新，或是对社会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技术突破，表现为“市场是创造出来的”。从“市场是竞争出来的”到“市场是创造出来的”的转变，这才使得需求空间从有限走向无限。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①市场化的社会即期需求创新。即期需求创新是对现实发展成果的转型升级或功能完善，其价值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通过市场化方式强化“短平快”的实现方向，将技术中心、工程中心、科研机构等创新载体市场化，打破创新主体与市场一体化的障碍，形成市场主导的创新驱动工业化发展路径。②国家化的无限想象空间创新。这种创新是将人类有限的需求放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去展现可能出现的社会图景，这不是幻想，更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以国家创新战略为引领，支持教育、科研机构与企业建立创新战略联盟，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保障个人创新利益实现，将个人创新元素聚合成国家创新的群体力量，通过国家创新资源配置定向化，与组织、个人的创新利益融为一体，形成国家主导的创新驱动工业化发展力量。③社会即期需求创新和人类无限想象空间创新的循环上升规律不能破坏。在工业化进程中往往是从人类无限想象空间创新到社会即期需求创新再到人类无限想象空间创新的演进过程，突变式的原始创新带来社会的全新变革，通过社会即期需求创新对部分原始创新的欠缺进行创新式完善，在完善过程中又在孕育新的突变式原始创新的机会和条件。国家间竞争的根本差距主要体现在无限想象空间创新，而不是社会即期需求创新。
3.正确处理要素保障与创新保障的关系
创新保障确实重要，但要做到要素保障与创新保障并重。要素保障是基础保障，主要依靠自然力生产，是工业化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水、能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等是工业化的基本物质保障，人才、资本、技术等是工业化的非物质保障，共同构成要素保障，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各种要素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有机组合。创新保障是高端保障，是工业化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源，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既对原有的工业化物质要素提高使用层级和效能，又要创造发现新物质要素，为工业化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创新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的有机结合，动态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范围、方式、结构，使工业化在创新驱动中实现内涵式发展。创新保障改变工业化发展方式和方向，决定了工业化发展对要素保障的总量和结构的需求变化，不同水平的创新保障需要相应的要素保障基础与之相适应。
七、结论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是在过去工业化基础上的一个质的飞跃。它深刻改变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涵要素及其关系，演进为自觉自为的社会发展方式，成为引发新工业革命突变的“催化器”、“助产婆”，促进工业文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化于人类现代文明并引领人类现代文明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1）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内涵深刻。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基于生产关系自适应化生产力，经济性、社会性、人文性分别到位而且相互匹配，这集中体现为“社会变革总和”。经济性是工业化的基础，社会性是工业化的使命，人文性是工业化的归宿。据此，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要从“量的扩张”的工业化推进方式转向“质的改进”的工业化推进方式，不是一味追求速度，而是着力改善结构和提升内涵，在人的思想自由和无限想象创新的价值展现中，最终实现经济性、社会性、人文性“三性”高度统一。
（2）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特征突出。工业化要与时俱进，需要不断融入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先进制度、先进文化。目前，伴随新工业革命，信息化作为新生“血液”注入工业化全价值链，实现全球化、服务化、金融化、生态化、人文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其中，不仅两两融合，还有多维融合，由此使生产力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广泛。
（3）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漫长。工业化既是物的工业化，更是人的工业化。换句话说，人是工业化主体与工业化客体的统一，工业化的物质满足为人的自我跃升创造动力基础，人的身心灵统一于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从物质到信仰的升华，工业化的“化”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化。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变革的自我完善而不是一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将人的创新智慧和社会变革的正能量持续注入工业化发展，这才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长河的永恒主题。（本文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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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New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
TANG Hao1,2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SWUFE,Chengdu 610074, China ;
2. Sichuan Provincial Economic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Chengdu 610015,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newindustrial revolution with informationization as the core, and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 the novelty,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new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from theperspective of sum of social changes, from the coordination of the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from spatial andtemporal background. It argues that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goalsof the economic, the social and the humanities are the direction ofnew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t suggests theway to solve "three difficulty"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 w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 based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background, and through “six mergings” with relations of productionself-conforming to the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s. It furtherargues that “the virtualization of the physical resources” and “thematerialization of the virtual resources” can break the utilizationscope and method of the industrial resources, which will bringabout symbiotic merging of the physical resources and the virtualresources. On the path of the centernization of the innovation,industrialization can be achieved by the “two protection” modes.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 in the final analysis is humanities, whichcoordinate economy, society and humanity, and which lead modernhuman civilization to a new history height.
Key Words: new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 sum of social change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selfconforming
JELClassification: O14E11D23
[责任编辑：鲁舟]
[收稿日期]2014-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批准号07&ZD024）。
[①]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业化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进行了深刻论述，根据C.A.K叶苏丁（1982）的分析，这里，本文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工业化与社会变革关系的阐述概括为“社会变革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