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 刘邦

汉初的贤士

“汉初的贤士”是指秦末汉初那些辅佐汉高祖取天下、治国家的贤能之士。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评定出来的功劳等级),积日曰‘阅’(以时间计算资历)。”《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古时尚武,以军功定爵位。张良、萧何、审食其是无“功”而有“劳”的人,作为特例,得以封侯。实际上他们有“立宗庙、定社稷”之功,应属“元勋”级。
而笔者下面将谈到的这些贤能之士由于无军功,其建言又不及张良、萧何,故末得封候,仅得仼职高官。其实,但他们所建之言,实对汉皇朝立宗庙、定社稷建有“殊勋”,远在“功”、“劳”之上。例如陆贾、刘敬等人。
《汉书》说:“大厦之材非一木之才,帝王之功非一人之功。”这类人物的“殊勋”,不仅有德于当世,而且惠及汉民族之千秋。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历史地位应在张良、萧何之上,因为张、萧仅立一时之世功,而他们定的是千秋之业。
历史从来是不公正的,幸好太史公把他们记下了,使我们得以遥观汉初上层建筑的形成过程及这类贤士的“功德”。没有他们,刘邦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还够得摸索一阵子。


陆贾

一、汉初“大英才”陆贾

汉初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陆贾。倘若说张良是帝师,以密友的身份和聊天的方式给刘邦讲了很多典故或做人之道,那末陆贾就是思想家、理论家、史学家和外交家,实为汉初仅有的大英才。刘邵说,“聪明秀出谓之英”,从陆贾的文章学问来看,说他是“汉初仅有的大英才”这个提法一点不过份,他也是扛着一本厚厚的人生大词典参加沛公军的。
陆贾在刘邦和汉文帝时代,在数十名中大夫中是仅有的“太中大夫”,相当于皇帝的总顾问。这个唯一的身份就己说明陆贾不凡。刘邦有三十多位“中大夫”,都是掌一门学问的专家,随侍左右,不时咨询。
《汉书》对陆贾的历史地位有很高的评价:“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汉书.高帝本纪》)
汉家的法律、军队的管理、行政制度、礼仪和治国思想是由这五个人规划制定的。陆贾的劳绩是奠定了治国思想。
《汉书》对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和形式一言以蔽之:“规摹(模)弘远矣。”
“陆贾造《新语》”这五个字看似平凡,一旦我们了解《新语》的内容,就会知道汉初的治国思想和立国理念与陆贾密切相关。陆贾无“帝师”之名,而有“国师”之实。
萧何的法律、韩信的军法、张苍的章程、叔孙通的礼仪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了,唯有陆贾的《新语》至今仍熠熠生辉。因此,“汉文化”的殿堂应有陆贾的一席之地;“汉刘文化”陆贾有奠基之劳;他的“劳绩”虽然没排上王候将相,但他在汉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应高于汉初的将相诸侯们。
为什么这么说呢?倘若说刘邦是扛着一本厚厚的人生词典入世的,那么陆贾就是为词典作注的大学者。
秦始皇焚书禁学,项羽又糊里糊涂地一把火烧得干干尽尽,所以刘邦时代是没有书的。论天地万物之道的《老子》都是汉文帝亲自去找“河上公”要来的。那时没有印刷术,书大多是孤本,烧了就没了。书荒严重得如火燎过的荒原,寸草不生,汉初真是无书可读。
陆贾笫一个带头著书立说。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焚书前或涉猎过诸子典籍,秦末的大风云充实了他的浩荡之气。斗争的实践使他对国家的兴亡成败有一番新的见解,他绝没鹦鹉学舌地背先贤们的著述,而是别开生面地另辟天地。
唐代大史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上》说:“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
明代的钱福在《新语序》中评价《新语》一书道:“……成一家之言也……且雄伟粗壮,汉中叶以来所不及。”这是说,直到汉皇朝中叶还没有人赶得上他。
陆贾不仅有《新语》十二篇阐述了治国理念,而且著有《楚汉春秋》九篇实录了“当代史”。
陆贾劝刘邦习诗书、行仁义,布王道、施德政,他对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要了解“汉刘革命”、“汉刘文化”和汉初的人事、政事,不能不谈陆贾。

二、陆贾的“劳绩”

司马迁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中说:“以言曰劳,用力曰功。”陆贾没有“用力”上阵杀敌,故“无功”,但他“以言”建事,有“劳”且有“绩”。
《史记》和《汉书》都为陆贾立了传,字数不多,1100字上下,但陆贾的“劳绩”己足够观瞻了。
陆贾,楚人,公元前240—前170年,享年70,他比刘邦小16岁。
陆贾是哪年参加革命的?无考。但从公元前207年9月刘邦派郦生和陆贾为使者去说降峣关秦军的守将来看,(10月入咸阳)他从沛公军应在这之前,因此可以推定陆贾在前209年9月—前207年8月间就参加了反秦斗争,时年31—33岁。他虽没随刘邦“上山”,但也算是“老革命”了。
萧何、张苍、叔孙通等以前都曾为秦吏,唯有陆贾是以“革命知识分子”从军的,当时称为“生”,本意为“儒生”,相当于今日的“先生”。故史书称其为“陆生”。
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以有口才著名)居左右,常使诸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客”是他的身份,与“主”相对,后世称作“幕僚”;“从高祖定天下”是他的革命资历;“居左右,常使诸侯”是说他随侍刘邦左右并活动于当时的社会上层。
象陆贾这样亲历了楚汉战争并穿梭于诸侯间的人物,才可能了解当时的政事和人事,也才能写出《楚汉春秋》这样的记实录。
陆贾的“劳绩”如下:
1、数次出入楚营,看望太公和吕雉,并作为刘邦的特使,与项羽谈判。
2、他劝刘邦习诗书,行仁义,布王道,施德政,著《新语》十二篇以教化朝廷上下。
3、两次出使南越国,说服赵佗归顺汉皇朝,为南疆的开发立有殊勋。
4、刘邦死后,诸吕专权,刘氏江山岌岌可危,陆贾劝右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深交结。他使将相团结,并联络侯爷和公卿们对付吕氏。史称“及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他是出谋画策安刘氏的第一人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5、晚年写回忆录《楚汉春秋》,司马迁《史记》中秦汉之际人物的传记,有赖于陆贾。

三、《新语》十二篇的由来

刘邦当皇帝后,陆贾经常在他面前谈论《诗》、《书》的重要性,刘邦不以为然。
“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
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这段文字有以下几点值得细细咀嚼:
1、刘邦立国之初,注意到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礼”,一时并没意识到诗、书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对以“文”“化”民的认识并不深刻,他重视礼治,是陆贾与时俱进及时帮他搬动了“道叉”。教化国民、“以文化民”,陆贾是汉皇朝第一建言人。从陆贾著书立说、劝刘邦祭孔、汉家兴儒学起,至中国人从此以“诗书传家”为荣,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传统,陆贾功不可没。
2、陆贾毫不客气、振振有辞地顶回去,近乎是训斥“皇上”!陆贾有正气,不阿顺,不媚上!此乃“国士”之风也!
3、刘邦挨了训,虽然一时难堪,不大高兴,有惭色,但认为陆贾讲的有道理,于是叫陆贾写一写兴亡得失之道。刘邦有雅量,知过能改。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不妨说,有刘邦也才有陆贾,君臣相得能如此,难能可贵。
4、陆贾写了十二篇政论文章,在朝堂上颂读时,刘邦篇篇称善,群臣皆呼万岁,这无疑是陆贾对刘邦及满朝文武讲大课。陆贾博学多才,以“道”为体,以“儒”为用,集儒、道两家学说于一身。他的文章,没有套话,没有老话,都是“与时俱进”的新话,故刘邦将这十二篇命之为《新语》。
宋朝的刘义庆著有《世说新语》36篇,当代有的教授亦发明了《世说新语》。这“世说”径可理解为“当代”二字,《世说新语》即“当代新语”,源自刘邦和陆贾。
《新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帝王命名的书。宋神宗命名的《资治通鉴》是1300年以后的事了。
韩非说,“龙”是长有逆鳞的,颈下径尺,撄之则死。“龙”如何对待天下士人的进言,尤其如何对待逆忤之言,是一个考验!很多帝王都没能接受这个考验。陆贾是汉初第一试金石!
在他之前、之后,无数讲真话、进忠言的人皆殒首。史称刘邦“能听”,“从谏如流”,这是相当可贵的政治素质。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对待弱势民众的态度则显示了这个社会的良心。拿这两个标准去衡量刘邦,他是及格的。

四、《新语》讲了些什么

由于前有先秦诸子的弘论,陆贾自然是气势磅礴地谈宇宙、论天下,重点谈帝王如何立身做人治理国家。这些内容刘邦当然爱听,而且听进去了。我们仅撮陆贾的一些篇章,以管中窥豹。
《道基第一》是讲天地之道,古往今来的人君立身行事,皆以“道”为基础。他将《老子》的“道”深入浅出地讲得清清楚楚,不再是“道可道,非常道”之类不可言状的事物。他以“道基”命名为第一篇,立意弘大而深远。
《辅政第三》就简直是在教新贵们如何做人了。他说:“居高者自处,不能不安,行险路拄杖,不能不稳。高者不安则坠,任杖不稳则扑。是以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贤者为杖。故高而不坠,危而不扑者。”
他说:“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何哉?所任非也?”—用人不当!
人在世上行走,用“杖”不同,结果不一样。紧接上文他说:“故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贱者亡。”(以谗者坏人为杖,势必灭亡。)
陆贾的“筑巢持杖”说,乃安身立命之道,至今有用,尤其值得大小当权者一读。
他还说:“夫欲建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欲立功兴誉、垂名流光、显荣华者,必取之于身。”(《新语.至德第八》)
这是说,建国强威得靠人民,立功垂誉得靠自己。
他在《本行第十》中说:“人以有德为上,言行要以仁义为本。故权位高而无德者要罢黜;富有钱财而不义者要受刑律制裁;卑微而好德者应受尊重或提拔;贫寒而有义行者应得到赞誉或奖赏。”
((人以)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黜,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新语.本行第十》)
陆贾这类立身治国的话,是劝刘邦及新贵们要“立新功”,立千秋之业。
心雄万夫以武力平定天下的刘邦,正踌躇满志、傲然四顾无对手。闻陆贾之言,可能一惊一诧,渐有愧色。及书出,刘邦句句入耳,爱听,大臣们听了也有益,故“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总结亡秦的教训,陆贾实为中国发轫之第一人。贾谊《过秦论》的论点“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应该源自陆贾。贾谊生卒年是前200年—前168年,陆贾在殿堂上给刘邦们上大课时,贾谊还未出生。
苏东坡说:“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苏轼.《上枢密韩太尉书》)古人的“气”是指人的思想,故有正气、邪气、霸气、俗气、神气、勇气之说。文章是思想的表现形式,故观其“文”即可察其“气”,“言为心声”,此之谓也。
尤其值得推崇的是,陆贾的十二篇《新语》没有任何歌功颂德之辞,毫无谄媚阿谀之语,却大有浩然之气。他设坛谈经论道,受众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这不仅凸显了陆贾特立独行的人格,也说明汉初的学风、政风讲究“正气”。
只有人的精神独立,才能创新,“新语”才能层出不穷。刘邦带头树立了正气,故汉初没有贪官,到汉文帝时代,也没人想做官。
如前所述,刘邦将“耕战型”的社会转化为“耕读型”的社会,实在有赖于陆贾!
究极说来,孔子是不识时务的。“时务”者,时下所当务者也!孔子所处的是战乱时代,尚武不尚文。故孔子游说七十余君,不得其用,不得时亦不得人,只留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精神可嘉。
陆贾一说即中,得其时更得其人,陆贾识时务!所谓“时势造英雄”,是时势造就了陆贾。

五、“指鹿为马”的故事是先谁说的

陆贾有《辨惑第五》篇,是讲如何听众人之言。他讲了一个才不久的故事:
“至如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此事发生在二世三年8月,疑是去上林苑采果实。上林苑备有一种小马,称为“果下马”,配以小车,便于行走于果林间。二世当月赵高被杀,10月刘邦灭秦。)
王曰:‘丞相何为驾鹿?’
高曰:‘马也!’
王曰:‘丞相误也,以鹿为马?’
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愿问群臣!’
臣半言鹿,半言马。
当此之时,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从邪臣之说。夫马、鹿之异形,众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别是非也,况于暗昧之事乎!”
司马迁著书比陆贾晚一百年许,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讲了这个故事:
“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於二世。曰:‘马也。’
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
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
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
陆贾和司马迁都讲了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但设置的场景不同。
陆贾是将场景设在上林苑,以鹿代马驾车,故问答很自然;司马迁说赵高是将鹿献于殿上,“曰马也”,这话题就开得很勉强。
笔者认为陆贾的话可信,场景合乎情理。司马迁在这一点上不如陆贾。
故清代的唐晏说:“……《史记》载赵高指鹿为马事,正本之此书也。”“此书”是指《新语》。

六、《史记》和《汉书》的差错

《史记》和《汉书》在写陆贾时是这么写的:“陆生卒拜尉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这是说,陆贾是从南越国回来后才劝刘邦习诗书的。
这里有一个叙述先后的错误。应该是陆贾劝刘邦“习诗书”、著《新语》在前,出使南越在后。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陆贾出使南越事在汉11年5月,即公元前195年5月,距刘邦去世只有11个月了。
这一年的日程如下:
1、陆贾乘车马从长安(今西安)到番禺(今广洲),再加上滞留些日子,往返至少四个月。即陆贾5月出发,加上赵佗留饮,要9月份才能回来。
2、7月英布叛乱,刘邦带病出征。陆贾回来时只有到战场上去找刘邦了。
3、刘邦中箭受伤后,10月回沛县,住了20多天。估计陆贾随行也去了沛县。
4、刘邦11月去曲阜祭祀孔子。刘邦带着伤病去祭孔,应是陆贾力主并怂恿的。
5、12月回长安。
6、刘邦次年4月去世。
从公元前195年5月—前194年4月刘邦去世,这11个月他们都很忙,陆贾更没时间写书和讲课,因此陆贾是在这之前劝刘邦“习诗书”、偃武修文的。
陆贾何时劝刘邦“习诗书”的?
陆贾随刘邦征战的战争年月,不可能对刘邦“时时说称诗书”,那是不识时务。
据《史记.儒林列传》载:“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
刘邦前202年1月去劝降鲁邑(今曲阜)、葬项羽。兵临城下之际,“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这番景象必令刘邦有感触。刘邦有感于“圣人之遗化”,必有所发。陆贾亦有感于刘邦之所发,于是思想的火花迸发了。
因此,刘邦亲历“圣人之遗化”是诱因,陆贾劝刘邦“习诗书”是在这时(公元前202年1月)或这之后不久的事,断不致发生在七年后的公元前195年9月之后。
陆贾出使南越9月份回来后,刘邦立封陆贾为“太中大夫”。陆贾对赵佗的感召,也使刘邦看到了“文化”的功效,很可能是听了陆贾的进言,才带着伤和病去祭拜孔子。
刘邦深知“榜样”的号召力,于是公元前195年11月,孔子被请出来了。
查清楚陆贾劝刘邦习诗书、著《新语》的这个时间段,是有意义的。

七、陆贾的《楚汉春秋》和司马迁的《史记》

《汉书.艺文志》是当时天下图书的总目录,根据书的内容将先秦及汉时的诸子分为596家,陆贾就占了三家。
陆贾有三篇赋,列为106位“诗赋家”之一;陆贾有二十三篇包括《新语》在内的论政著作,故列为53位“儒家”之一;陆贾著有《楚汉春秋》九篇,故列为23位“春秋家”之一。
什么是“春秋家”?
中国古代世世皆设有“史官”,君王的言行都要记下来,以此告诫他们要谨言慎行,不得胡来,并以这些记录昭告后人该君王的“法式”—作为。这就是《汉书》说的“君举(举止言行)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春秋之笔可畏,史德之可贵,在这之前早己有之。
据《汉书-艺文志》载,“史官”分为左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相传孔子曾修订过鲁国编年体记事的《春秋》,后人就将历史著作泛称为“春秋”。陆贾没当过史官,却有记载楚汉之际人、事的《楚汉春秋》,故与司马迁齐名、一前一后地列为“春秋家”。“春秋家”今称之为史家、史学家。
所以陆贾是汉初的“大家”,集诗赋家、儒家、史家于一身。刘邦有政论及诏书13篇和歌词2篇,仅列为儒家和诗赋家。
由于陆贾亲历了楚汉之际的八年,顾名思义陆贾的《楚汉春秋》就只记载这八年的人和事。
司马迁的《史记》只字未提《楚汉春秋》,他在《郦生陆贾列传》中只说“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只承认陆贾是个有口才的人,他没提《楚汉春秋》一书。
由于《楚汉春秋》早己失传,清代茆泮林先生搜集了《楚汉春秋》散乱的章节,编了《楚汉春秋》的逸事。仅据这不足千字的逸事、逸闻与《史记》对照,就发现《史记》中楚汉的故事,实取材于《楚汉春秋》。因为陆贾早于司马迁一百年许。
其实,两千年前许的《汉书》在《司马迁传》中就指出:“汉兴灭秦定天下后,有《楚汉春秋》。司马迁是根据《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籍而著秦以前的历史,《楚汉春秋》则接其后事而迄止于天汉。《楚汉春秋》言秦、汉之际的事十分详尽。”
(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汉书.司马迁传》)
班固著《汉书》时,应该是看到了《楚汉春秋》这九卷书的,否则他不会如此断言。
唐代的大史家刘知几在《史 通?杂说上》说:“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
“子长”是司马迁的字。刘知几认为楚汉八年间的事,司马迁全靠陆贾的《楚汉春秋》。他的话如此肯定,或许他也看过此书。
清代的唐晏说:“……《史记》载赵高指鹿为马事,正本之此书也。”这里的“此书”是指《新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
1、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楚汉春秋》,汉太中大夫楚人陆贾所撰,记项氏与汉高祖初起,及说惠、文间事。”可见,《楚汉春秋》是陆贾亲历楚汉之际八年直至惠帝、文帝的当代史著作。
2、后来它成为司马迁的《史记》写秦汉之际史事的重要依据。很多史实—如陆贾和赵佗的对话,陆贾与陈平的密谋—都只有亲历者才能写出。
3、班固将《楚汉春秋》与《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先秦史籍并称,足见他对该书的看重。因此我们可以说,倘若没有《楚汉春秋》,或许没有秦汉之际这段历史的记载。没有司马迁的加工,楚汉之际和汉初的历史断不会如此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陆贾出世又入世、除吕氏、兴刘氏的故事,在拙著《文武兴邦.南越王赵佗》一章中己有叙述。他开拓疆域的历史劳绩,远在通西域的张骞之上,亦早于张骞近百年。他是一位最关心汉家命运、并为汉家的命运作了安排的谋略家。
窃以为,陆贾在汉文化中应有相当高的地位,没有他这么一个人,汉皇朝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广州的番禺有座“大夫山公园”,是广州最大的公园。大夫山原叫大乌岗,南越之民为纪念陆贾,将大乌岗改名为“大夫山”,后人在山上建有大夫阁、大夫书院等以纪念陆贾。

八、陆贾为何出世

陆贾从南越国回去后约半年,刘邦辞世,太子刘盈继位,是为孝惠帝。
惠帝在位七年,“萧规曹随”,国泰民安,无大举措,故陆贾亦无所事事。估计九卷《楚汉春秋》可能是这时写的。这时他仍是太中大夫,享有二千石的年俸。
惠帝去世后,吕太后用事,想封吕氏为王,害怕大臣反对,尤其怕陆贾这种既有人望又有“辩口”的大臣,故有步骤地作过试探。陆贾看清楚了兆头,叫他不争是不可能的,争又无效。
高帝不在了,他没了知音,他也觉索然无味。“合则留,不合则去。”于是称病告退。这年他大致53岁。
陆贾大约32岁从军而入世,53岁不满吕后而出世,21年间他为汉家做了不少大事。由于他没得封侯,故无食邑。辞官也就没了俸禄,只有靠积蓄度晚年。
他的积蓄从何来?全靠赵佗送他的“千金”。
他认为“好畤”的田地好,于是迁家于兹。这好畤在今陜西省乾县东,距长安约70公里。
赵佗并未送千斤黄金,而是“值千金”的珠宝之类,陆贾“卖千金”,仅赵佗送他的宝剑就价值百金。陆贾有五个儿子,每个儿子分二百金,“令为生产”。
陆贾则安车驷马,带着能唱歌能鼓瑟的侍者十人和值百金的宝剑,每个儿子家轮流住。他对儿子们说:“与你们约定,过你家,就由你家供给人马酒食,要给够,我十天就走。我死在哪家,宝剑、车骑和侍者就归那家。我每年不过来两三次。次数多了,惹人烦,我也不愿过多打扰你们。”好一个“想得开”的陆贾!
陆贾真的就这样“出世”而潇潇洒洒地当“员外”吗?不会!他的性格、尤其他素怀天下的大志决定了他会再入世的。

九、吕后的失政和赵佗称帝

陆贾退当“员外”后,吕后即大封吕氏。
惠帝在世时尚能奉先帝意旨善待赵佗,多有赏赐以示“天恩”。惠帝死后,吕后突然改变了对南越国的政策。估计是长沙王仍觊觎着南越国的三郡,收买了管铁器的官员,由主管部门奏请关闭铁器的关市—“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
这个长沙王应是吴芮的五世孙吴差了。
长沙国为什么和南越国搞不好呢?这事得倒退二十年谈刘邦最初对南越的处置。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称帝时,将“衡山王”吴芮改封为“长沙王”。
吴芮是吴王夫差的17世孙,他参加过巨鹿之战,又随项羽入关,故项羽封他为“衡山王”。他当“衡山王”时只有一个“长沙”郡。
刘邦加封吴芮为长沙王时,增封为五郡,这五郡是: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郡。注意,后三个郡在赵佗手里。(《史记》可能有误,这豫章郡是封给了英布的。)
项羽自称霸王时,置南越三郡于不顾,既不封,也不招安,听之任之。这固然是项羽无经营天下之心的表现,但故秦的疆土就少了三个郡。
刘邦当皇帝,赤帝子取代白帝子。中国的疆土总不能到赤帝子手里少了一大块呀!刘邦不得不考虑。
鉴于国家初创,经济崩溃,仗是不能再打了。难道这三个郡就这么丧失了?刘邦应该对历史有个交待,于是他将南越三个郡划归长沙王。这样,既不会有战乱之灾,名份上汉家又间接对三郡具有统辖权,他也就不会背丧邦失土的恶名了。至于这三郡究竟归谁,留待今后再说。显然,这是个权宜之计。
吴芮只当了一年的长沙王,于公元前201年去世,他的儿子吴臣继位。殊不知,吴臣始终惦念着这三个郡。既然高祖“剖符作誓,丹书铁契”地赐给了我,我当然该要!因此不时与赵佗有小磨擦,刘邦也看到了潜伏着的危机。
那个权宜之计一拖就是七年又三个月,长沙国和南越国之间的隐患始终存在着,而这个隐患又是他埋伏的,他生前必须解决。
公元前195年5月是他去世前11个月,南越国的事提到了议事日程,于是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国。这年陆贾45岁,刘邦己61岁了。
怎么对赵佗说呢?刘邦拟了一道诏书。根据诏书的口气,叙事的简明扼要,与其它诏书相参照,可以判定这道诏书是刘邦亲拟的。
“五月,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县’意同‘国’,古时一县一国。)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佗为南粤王。’”(《汉书.高帝纪下》)
赵佗欣然受之,还给刘邦送了荔枝干和干鲨鱼。
按理说,刘邦生前是将南越三郡的归属问题解决了的,不应有争执。殊不知延至长沙王五世仍耿耿于怀,仗持汉廷对南越国打压。
诸侯王有纷争,汉家应调停。不料吕后竟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pin)”“金铁田器”是指铜铁的农具。马、牛、羊即使要给,只给公的,不给母的。这就是吕后的女人气了!
于是赵佗先后派了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三次进京“上书谢过”,殊不知这三位高官俱被扣押,赵佗当然大怒。
赵佗说:“高皇帝立我,与我通使、通物。今高后听谗臣,对我与其他蛮夷不一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海并吞之,他这是想自立功业!。”
于是赵佗自号“南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败长沙国的边境数县。
吕后派“将军隆虑候灶击之”。
查《高祖功臣候者年表》,“隆虑候”姓周名灶,他随刘邦上过芒砀山,初起时只是一个小卒,疑是刘邦纵囚中的一员。这位“老革命”第26个封侯,封在雍齿之前,算是刘邦的故旧了。
周灶并无显赫的军功,在汉初只算二流的农民将军。那时周勃、灌婴等尚健在。
周灶率大军南下,恰逢天气又湿又热,士卒大病,军队未能逾南岭。仅年余,吕后辞世,即撤兵。周灶如果过了南岭,可能会大败,将败于地形不明,水土不服。
吕后失政,汉家毁约,乃失义之举。
赵佗亦毫不畏惧,挟兵威,贿财物,联络今福建省的闽越王和浙江的东海王,联兵抗汉,与中国平起平坐。
赵佗称帝发生在“高后五年春”,即公元前182年,此时距刘邦去世12年。

十、陆贾又入世了

象陆贾这样张口天下、闭口国家、设坛执教的政治人物,一旦天下国家有事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他必然会挺身而出。
吕后在位八年,第五年时逼反赵佗,第六年还派兵讨伐。优游了五、六年的陆贾坐不住了。赵佗是他去安抚的,条约是他“签订”的,高帝的政策是对的,背信弃义的是汉家!这是他的第一义愤。
你吕后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啊!大动干戈对国家人民有什么好处?
从心理上讲,对赵佗处处捏拿,甚至大张挞伐,是对高帝和他的全盘否定。
吕后封他的三个侄子为王,长安城内己有“与刘氏,与吕氏?”的议论。刘氏危,汉家的天下要改姓吕,他也不能接受。陆贾的心情,大致如此。
陆贾知道上个奏章是对牛弹琴,于事无补。他更清楚,吕氏必败无疑,于是他从好畤来到了长安。
由于王陵阻止不了吕后封诸吕为王,己称病不上朝。陈平这时为右丞相,他见刘氏危,既不能争,又担心祸且及身,常居家沉思发呆—古人称为“深念”。
陆贾来,不通报,径直入座。他问陈平:“在想些什么呀?”
陈平:“你猜我在想什么?”
陆贾:“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当初封为5000户,十多年后增为三万户,盖因人口回归之故。)
陈平:“然。为之奈何?”足智多谋的陈平居然无办法!
陆贾:“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民附从。士民附从,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我常对太尉绛侯讲此事,绛侯与我关系好,好讲话。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
于是陆贾“为陈平画吕氏数事,平用其计。”
陆贾出的什么主意呢?为了向士民昭示“将相和”、“深相结”,陆贾劝陈平拿出五百金,敲锣打鼓、满城风雨地给太尉周勃送去,大张宴席为周勃祝寿,周勃亦如法炮制。
送来送去,彼此没有得失,却有政治效应之收获。
当吕氏之谋愈演愈烈时,“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贾为食饮费。”—拿五百万钱给陆贾作为招待费。(《史记-郦坐陆贾列传》)
陆贾花了两三年的功夫,吃吃喝喝周游于汉廷公卿间,名声大振,众公卿也都听陆贾的招呼了。
陆贾 刘邦
吕后七月份死,八月下葬,九月周勃“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皆左袒。”周勃成了安刘氏的第一人。
其实,尽诛吕氏是一场政变,如此得手,全赖陆贾和陈平的长久规划,周勃入主北军只是压轴戏。
故《史记》和《汉书》都说:“及诛吕氏,立孝文,贾颇有力。”
尽诛吕氏时,史称“蹀血京师”。“蹀血”是指举足则踏血。当时陆贾未在长安。
汉文帝即位后,复任陆贾为太中大夫,第二次派赵佗最信得过的老朋友陆贾出使南越,劝赵佗放弃帝位。这年,陆贾已62岁了。
刘邦以礼治国,汉文帝以德治国,史称汉文帝“怀远以德”就是指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国。此事将在后面讲汉文帝一章中讲解,在此不叙。

十一、陆贾的历史地位

我曾讲过:“历史象一部无头又无尾的台阶,这台阶远古在下,未来在上。越古越远越说不清楚,都是听来的,故曰“传说”……一定的历史人物自然地定位于一定的历史台阶上。历史人物的作用是发现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找准了问题并解决了问题,就算完成了历史使命,就是伟大。”
陆贾是伟大的,他发现并解决了汉初立国立政的大问题,尤其在了解陆贾的事迹后,他的历史地位也就确定了。
张骞通西域未得尺寸之土,汉武帝封为“博望侯”。窃以为,仅凭陆贾以口舌定南疆万里之“劳”,刘邦就应该封他为“万里候”!但陆贾的真正地位应是汉刘文化的“元勋”。
从陆贾劝刘邦偃武修文、习诗书、汉家第一个著书立说、第一个在朝堂上给皇帝和大臣们上大课、又劝刘邦祭孔子、兴儒学、施教化等系列行径来看,陆贾奠定了汉皇朝的意识形态,即上层建筑,确有“以德立宗庙定社稷”的千秋之功勋。
《汉书》对陆贾有评价:“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其最优乎!”(《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
“身名俱荣,其最优乎!”这是从个人得失来评陆贾的。
一旦将他放到历史的台阶上,说法就不同了。如果说张良是“帝师”,陆贾就应是“国师”。倘若说刘邦是汉民族的奠基人,陆贾则是汉刘文化的奠基人,这就是他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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