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万里长征第一步，从长城饭店开始……(1)
大学前两年熬过来了，第三年终于盼来了专业课。新闻采访、编辑、录音报道、评论写作，这些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对采访课，
老师是甩手疗法，一人发一张介绍信，自己联系采访对象。 再看同学们，外地的找老乡，本地的找爹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像往常一样，我和宋健依然确定了联手的原则，他去联系采访单位，我在宿舍琢磨采访提纲。 傍晚，宋健回到宿舍，轻描淡写地说，
联系好了，明天采访长城饭店。同学们眼睛瞪得灯泡似的。长城饭店?那可是五星级啊！巴顿将军才四星。八三年去那儿采访，
相当于今天说，今晚上我把长城饭店包了。看看宋健一脸的土，就知道他今天拐弯抹角没少跑路。灯还没关，就睡着了。
第二天黎明即起，洗撤换衣，还特意拿了新本以备采访专用。换了3趟公共汽车，来到长城饭店门前。我放慢脚步，让宋健超过。
门卫拦住问明情况，打了个电话，公关部经理“西服革履大皮鞋”迎了出来。 一进大厅，就一个字：晕。 公关部经理头上油光锃亮，
人极热情，领着我们上上下下地转。不时地提醒，小心，地刚打完蜡，小心，钢筋扎着，建设中的高级饭店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一会儿天上，一会儿人间。我有些晕场，顾不上提问题，只能抓紧记住公关部经理冒出的一串串数字和新鲜的词汇：1007间客房，
12个宴会厅，9个餐厅，还有室内游泳池、屋顶网球场、健身房、弹子房、芬兰浴室、蒸气浴室、美容室…… 忽然，公共部经理问，
你们写了稿子在哪儿发? 这一问宋健蒙了，我的准备就派上了用场。 是这样，我说，职业记者只能给本单位发稿，
而我们新闻系学生写的稿是想在哪儿发在哪儿发。 公关部经理被我说得激动，那我能不能提个冒昧的要求，发在《北京日报》上。
这要求相当冒昧。 比我们联系采访长城饭店还难。我记得全班同学折腾了4年，只有河南来的辛如计在《北京日报》上发过一篇：
《透视大学门前送新生的小轿车》。 其他同学长期和退稿信结缘。 我对自己，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作品创作完毕，《十月》、
《当代》没希望，投给《萌芽》。分析一下刊名，大概是扶植文学新人，应该是有点意思就行。被《萌芽》退回来是我没想到的，
于是转而投给了《丑小鸭》，我觉得这是底线了。《丑小鸭》退稿时，写着“暂不采用，望继续赐稿”。我悲愤交加，创作旋即进入低谷。
再说晚上回来，和宋健拉开架式，把采访笔记和对方送的材料铺了一桌，高声商议思路，同宿舍同学看不惯，
吸引和打动我们的有以下素材： 第一，门不用你开，有专人负责。第二，总台用电脑管理，这套系统世界不多见。宋健还从侧面了解到，
五星级饭店全世界不超过10家。 第三，床上用品是进口的，躺在上面的人也该是进口的。果然，后来美国总统来时，就住在那儿。第四，
水龙头不用拧，一按就行，不可思议。第五，最重要的一点，饭店是中美合建，总投资7，500万美元，中方占了51％。那天分析到这儿，
我一身冷汗，差一点就让美国人占了大头，公共部经理说，那叫控股，谁控谁说了算。 我问宋健，中方占4，000万美元呢，
你说是在哪儿换的，按1比几换的。 用了半宿的时间，给文章定下令人振奋的题目：第二长城。 宋健英语好，说这与英文说明契合。
长城饭店至今屹立在北京郊亮马河旁，是一座不错的饭店，但说它是第二长城，确实有点过。
夕阳之下摄“晨曲” ( 2 )
雨，连绵不断，牵动着人们不安的心绪。我们准备放弃录制。人第一，节目第二，这是我们一直恪守的原则。 下午4点，
手机中传出海啸有些颤抖的声音，陆先生醒了。他喝了点果汁，点上一支烟，看上去精神很好。 陆幼青径直走到绿草坪上，这时，
那一个小时的阳光如约而至。雨水把绿草和我们的思路冲刷得清晰透亮。 我们只用了50分钟的时间，留下10分钟，
在蓝天绿树下请陆先生和家人一起欣赏音乐，草地上的对话愉快地结束了。 回到北戴河。 时间当机立断，管它明天出不出太阳，
不拍日出，拍日落。这是个无奈的选择。 当“东方晨曲”在夕阳中奏响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种冲动。
我意识到电视人的享受有时更贴近自然，更能感受到那种切肤之爱。与其说是电视的优势，不如说是电视人的福份。 第二天一早，
大队人马班师回朝，太阳金灿灿地挂在头顶，跟着我们的车窗前行，活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找他的时候，他淘气地躲起来；事过之后，
他欢快地跑出来说，我在这呢。我眯着眼，头倚在靠背上，筋疲力尽的6天，不堪回首。 时间忽然凑上来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什么。 他说，我以后再也不听你的了。 时间说，我以后再也不干这劳民伤财的事了。 这应该是所有电视人的戒律。
每天，有多少低质量节目充斥屏幕啊。 下岗工人肯定会说，用这钱，多弄几个希望工程好不好。
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一句话就说到了痛处，拍劣质电视剧等于腐败。 有一天，我终于悟出了时间、小乔和关秀的心思，为什么拉这些文化人进电视圈，为什么文化人进入电视圈一脸的茫然。 说实话，开始我并不太在意。大部头咱啃得不多，小薄册子也读过千八百本，大学问家不是，小知识分子还是勉强称职的。应该说，我们是各走一径，社会学者知晓囚徒困境，理解费边精神，但问起推拉摇移和反打，也是一头雾水。所以，文化人和影人差异不大，充其量是个优势互补。 5年后，我才真正知晓，教文化人推拉摇移容易，教电视人理解和实施费边精神，难啊。 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当知识如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的时候，机体的潜能被调动。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心胸开阔，做人做事便有了格调。我们有时靠近真正的知识分子，喝茶、吸烟，尽管还是几件俗事，你却能举手投足间感受到几分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你不必太为知识分子担心，他们的形式感往往是精神情境的固定，态势很长久。小时候我读黄继光堵枪眼泪流满面，可母亲半点不动心，她知道我一出门照样还会去堵别人家烟囱。精神的不确定导致行为的巨大反差。所以，大凡知识分子总是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负荷过重才不会招摇过市。林语堂先生要求自己，行为尊孔孟，思想服老庄，文章可幽默，作事须认真。 其实这四件事做好一样都不枉知识分子一回。
沉重的儿童游戏 ( 3)
最难的是分寸尺度，前三条如果说经培训能表演个大概的话，最后一条则绝对是浑然天成。知识分子的骄傲与自卑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能骄傲时绝不谦虚，该自卑时一声叹息，绝无造作之感。 这好比猫上树，老虎就不会。 初见郑也夫、周孝正、邝阳等，并未看透。高腔大嗓，说的也是市井语言，通俗易懂。也曾和我拼象棋，胜少负多。偶尔听他们讨论学术，插不进嘴也没觉自己才疏学浅，没那个学位，不操那份心。 第六期《实话实说》，我和小乔命题为“儿童游戏”。 计有铁环、弹球、烟标、弹弓、攻城、沙包、跳房子、羊拐、毽子、纸飞机、砸驴…… 我说，这节目好看，演一遍就行。 小乔说，也有意义啊，游戏多强身健体，现在不兴全民健身吗。 题目说给也夫，他也喜欢，遂定下他做本期策划，也夫塞给我一本书，他写的，让我好好看看，看完再谈。也夫这样说“儿童游戏”———他说，游戏的功能是增强体魄，开发智力，促进交往，带来欢乐。游戏是儿童模仿社会生活的启蒙老师。最简单的游戏也有规则，所以，儿童在游戏中最先懂得遵守规则，学会扮演角色，履行职责。儿童在游戏中产生了最初的集体观念，知道了合作与交换、权利与义务，并且在竞争中初次体会胜利与挫折。游戏在刺激儿童的主动性和进取心。 儿童必须在与同龄伙伴玩耍、打闹、博弈、友情、冲撞以致恶作剧中锻炼。一个健全的人需要的不仅是理性的知识，而且是人格的发育和情感的成熟。后者只能在“游戏竞争”中获得。 游戏与工作不同，工作追求结果与收获，游戏只追求过程中的快乐。 关于游戏的安排，实际上个人能力有时非常小，一个家长可以给孩子买钢琴，但很难为孩子添置一个操场、10个伙伴和11个对手。 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 赫因加说，文化是以游戏的方式产生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游戏着的。 ———我的天那，我看得昏头胀脑，这是我说的弹弓子那回事吗？ 想想明天还要面谈，只好克制住跳读的欲望，硬着头皮接着看。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说，儿童为什么要游戏呢？儿童游戏就因为他们游戏。“因为”二字在游戏中消失了。游戏没有“为什么”，儿童在游戏中游戏。 明白了吗？有种人，民间叫“不讲理”，学界称为哲学家。 夜深时，我读完也夫的书，目光呆滞，掩卷沉思。如果我们每个节目都要承载这样重的知识负担，非出人命不可。 即便如此，你自认为已经懂了，他们也未必满意。 果然，第二天也夫听我汇报完读书心得后，随口说，还行，你基本上入门了，不过，你还得去北师大找一趟桑新民教授，他是系统研究儿童游戏的。 我的天那…… 无知时，我们无畏。 沾了知识，我们体会到重新做人真好。 我们崇尚知识以后，都掸了掸肩膀，扛上一捆文化塞进节目做背景。还是那些家长里短，文化着说，就显得很有品味。
民间的智慧 ( 4)
下面的节目表各位可以对照着看。 （节目表面文章——讨论弦外之音） 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远亲不如近邻——固守社会传统与尊重个人隐私的分寸探讨 夫妻间是否需要“一米线”——东西文化的碰撞捐款结余怎么办？——良心和规范 装修的滋味——尊重个性与宽容共性 城市垃圾何去何从——环保的理念与切实可行的操作 面对克隆——医学科学进步挑战传统伦理 家有琴童——功利与素质 村里的故事——大法与乡规民约的关系 对不起，老师——忏悔和宽容 我的左手——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重的理念推行 家——社会人和人格的独立 我们现在点击一个题目，使它最大化。窥一斑可见全豹——《村里的故事》。 《村里的故事》，策划是宣明栋、赵一工，播出日期是1998年7月26日。 本期节目嘉宾有4位，学者梁治平，对多学科的边缘交叉颇有研究。本次节目请他出山是想听他对现代法律如何利用本土资源的看法。作家陈源斌，创作的小说《万家诉讼》引起关注，经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后大红大紫。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文字的精致与洗练： “太阳好起来了，何碧秋拿牙锹剁挑在麦田里的塘泥，剁完最后一墒了。她听说丈夫被打，将手上拾掇拾，回家看过伤势，转来找村长。” 这些事拍成电视剧，3集未必够。在陈源斌笔下，不过区区3行。 一个文笔洗练的人未必适应谈话节目，因为他说话或许也惜墨如金。好在，陈源斌挂职当过乡长，对于这个话题感同身受。还有河北的张志生和河南的赵来法，身份就是乡间的司法助理员。 节目就从老张和老赵开始。 老张说的是，一家人盖新房，开了后窗，结果遭到屋后邻居反对。理由是后窗一开，晦气就吹过来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盖房有开后窗的权利。 老张用了民间智慧，看人下菜碟。 他鼓励前院勇敢留窗的位置，用砖虚掩上。意思是，不是不能开，而是不愿开；他又鼓动后院杀鸡洒血，抵御晦气。一来二去，一场一触即发的争斗暂时被平息，两家相安无事，各过各的日子。 一年以后，后院翻盖新房，开了后窗，正巧他家窗后就是新建的高速公路，晦气被那些车带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这时，老张说话了，他说既然你家开了后窗，前院的后窗也该打开了。因为晦气有了通道 再也伤不着两家人，再也不能只许你家放火，不许人家点灯了！就这样，前院的房子终于有了后窗。 老赵遇到的事一句话可以讲完：一家人，男的把女的打了。 按说，应该鼓励依法办事，让女的告男的，把男的绳之于法。可家里还有小的，这样，一家子就散了。 老赵没惊动妇联和公检法，而是请来老的，狠批男的，安慰女的。最后，男的给女的道歉，女的给大家做了一顿吃的，大事化小，一了百了。 说到这，才用上了梁先生、陈先生的专业，理论分析是必要的。 看来，法律还有些分法。比如公法和私法，公法让国家稳定，私法看护个人利益。
尴尬与误读 (5)
18世纪，法国人孟德斯鸠就曾提出过地理因素说。也就是说，法律和地球纬度、地貌、冷热以及人种都有关系。比如热带地区法律为什么允许早婚和一夫多妻，是因为热带地区人和热带地区植物一样长得快，熟得旱。同时，热带及亚热带国家盛行严刑峻法，就是因为那里的酪热容易使入暴躁和不理智。到了温带和寒带，法律也随之宽和起来。 这些说法不可全信，却可以借鉴。一个包含不同地理环境的大国，它的法律在讲究国家统一性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地方区域的不同性。所谓既遵守国家大法的权威也考虑乡规民约的合理就是这个意思。 节目播出后不久，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台遇到了美国大使馆的一位中国通。知道我是谈话节目、主持人十他马上挑起一个话题，坚持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理由是他们总统在这里享受的待遇和发达国家一样。如果是发展中国家，根本没这实力。 我告诉这位中国通几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打肿脸充胖子… 看他听得上瘾，我又讲了老张和老赵的故事。 有人提出质疑，既然你们节目有这么多的文化内涵，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我说，圣人说得好，谁难受谁知道。 用一个通俗的形式表达一种复杂的理念，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首先，做法和想法就有着天然的差异，实施者无意中又衰减了几分，接受者的随意状态再次流失些信号，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是南辕北辙。 我曾经连续三天做过揭露人体电子增高器骗局的报道。广播时为了客观，没加贬损的字眼，播出后居然收到 500封求助信，希望代买此产品。 我们做过辅助生殖技术击溃传统旧观念的节目，其中，花了相当篇幅陈述试管婴儿的利与弊。播出后，电话铃声大作，纷纷要求就到这个医院，就找这个医生，就用这些试管。成了医疗广告，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办公室的电话每天还在响着，我们时刻咀嚼着沟通不良的苦果。 有人想买我们推荐的蜗牛、蝎子。 有人想买我们的树苗。 有人想吃我们的药。 有人想和我们合作加工饺子和大碱馒头。 有人想谈我们介绍的对象。 有人想让我们修电视机和燃气灶。 有人想和我们合伙再开一个饭馆。 对天发誓，这些事我们一件没干过。我想，这或许是推介新观念、新思维的副作用。 有点文化不易，传播更难。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默默体会接壤文化以后，内心充实与平和的感觉。 文化要求受众的理解力，没有这个能力，都是文化人也没戏。 画家戴敦邦1977年和一群画家去了敦煌。 偶然机会，他钻进了465窟，一个元朝前期的密宗洞。 回到宾馆，戴先生与同行们大谈感受，他认为，作为传统的工笔画，在色彩的运用上打破了固有色和不注意整个画面色调关系，大红大绿孤立地乱用，不懂得黑白灰互相映衬的惯例，然而，这反倒给人一种艺术启迪。 戴先生谈得眉飞色舞，却未能引起同行画家们的注意，甚至不断投去不信任的目光。 因为他们一致认为，戴先生去465窟，是想家了。
第13期的时候 (6)
《实话实说》做到第13期的时候，策划陈骞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选题。陈骞告诉了邝阳。已近不惑的邝阳听完选题，手舞足蹈。当时我正和也夫下象棋，竖起耳朵听到他们轻声交谈，其间邝阳拍了两次手，陈骞还吃吃地笑，莫非真是个好选题。 一盘棋过后，老邝笑吟吟地说，小崔，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棒的选题，猩猩活。 猩猩活?名字听上去很费解。老祁仍旧笑吟吟地重复：猩猩活。我猜想又是老邝的口音问题。上次吃饭老祁夸奖河南，说什么他的自行车坏了，有4个人主动上来帮着修，他问路，人家放下手中的事，给他领路……我实在听不过去了，高声说，老邝，河南我去过，不是这样。老邝也不甘示弱，拉开架式，回击道：你是哪年去的?陈骞忙出面调停，别吵，误会了，小崔说的是河南，人家老邝说的是荷兰。 果然，老邝说的猩猩话，正确发音应该是星星河。 星星河，多么富有诗意。 我刚在电视上露面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念头，觉得自己决是灿烂银河中的星星了。 陈骞一开口，我知道他说的星星河和我的浪漫是两回事。3个独生女的父母决定让3个孩子一起学习，一起玩，目的是让他们感受到有伙伴的快乐，他们为这个小集体起名叫星星河。现在是，孩子一家一个，孤苦伶仃。这有意思吗?意思，是那时我衡量选题的第一标准。陈骞和老邝异口同声，绝对有意思。 陈骞介绍他掌握的情况，洋洋洒洒，一口气说到吃午饭。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么多事，重点说哪个，稍带说哪个，这么多理，哪个深说，哪个又浅说。 看到我热情不高，老邝多少有些郁闷，陈骞则匆匆地扒拉了一口饭，进了别的屋。 下午再谈的时候，陈骞抱了一大堆卡片，每个卡片上都有一个星星河的故事。 陈骞把这些卡片一字排开，然后说了一段令我终生受用的话，节目主持人就是火车司机，带上乘客，一路开过去，边走边欣赏沿途的风光。每到车站就要停下来，大站还要多停一会儿。火车能行走得安全，停靠得稳当，是因为有铁轨。乘客一路赏心悦目，一是因为窗外有风光，二是火车停停走走的节奏感，使旅途变得不再漫长，不再乏味。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节目，节目中展示的事实有详有略，这就是窗外的风光，停靠的站台就是我们争论或讨论的层面，怎么能让事实的展示和理性的探讨都清晰，靠的就是轨道——所谓谈话的脉络。 听君一发言，省下买书钱。 这样的感觉以后我还有过多次。有段时间，很多人说我有现场控制能力，干头万绪，众说纷坛，都可以处乱不惊，一一化解，听多了，还真有些飘飘然。 这个时候，王韧来了。 王韧是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编导，属于解放后最早做谈话节目的一拨人。他们制作的《东方直播室》，出手不凡，第一期开始就直播，我到现在还固执地认为，直播是谈话节目的最高境界。 王韧话不多，看完我录制一期节目后，不紧不慢地发表意见。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家紧紧巴巴的。 我说，当然，我控制着现场呢。他说，大家不轻松，算不得上乘的谈话。不容我反驳，他紧接着说，当然，在录制现场让大家争相开口已经不容易，但如果大家说的不是自己的话，不是自己熟悉的方式，不是自己确定的语气，既便是很中听，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听得有些心凉，感到自信心受到打击。
主持人的形象 (7)
王韧授着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抽着烟，散着步，信马由缰，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刚才我们沉默不语，难道这沉默就没有意义吗?其实，沉默里也有丰富的信息。沉默是金。可是你们的谈话现场为什么没有金呢，所有的空隙都被语言、掌声、笑声填满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好的谈话就像漫步聊天，话题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却不会偏离主题。一会儿，你是谈话的组织者，一会儿，他是谈话的发起者。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因为轻松所以避免了言不由衷。 漫步聊天不只追求有意思，更要有意味。有了意味才会有意思。 这成为我们节目对品味和格调的要求。从那以后，观众在电视上看见我提着话筒在观众席间不停地走动，不断地发问，这样的镜头以前都会被剪掉，因为被认为无用。现在细心的观洲门发现，就这么走着谈话空间就出来就像王韧研究的那样，有用的和无用的是会转化的。 有一天有人请吃饭，一下来就点了道凉菜，凉拌萝卜皮。萝卜皮通常是视为无用的。看见萝卜皮，我想起了王韧。 录像那天，星星河的3个成员和母亲一起来了。 3个女生，都是齐眉短发，都上小学二年级。 进了演播现场，他们高兴地欢蹦乱跳，在他们眼里，演播现场和在家里没有什么区别。这猛然提醒了我，如果观众进了演播室都这样放松，那么谈话一定会自然。 这时，陈骞和邝阳走了过来。陈骞说，记住，大站停，小站不停；老邝说，再重复一下，这个团伙叫猩猩活。 观众基本到齐，我忙回身招呼3位小嘉宾：“快过来，咱们准备录像了。” 3个人倏地凑了过来。 我再一次默记他们和他们团队的名字：猩猩……去，星星河，辛雨奇、周鹤、陈若欣，女，均是小学二年级。 陈苦欣，有特点，小胖子。 这时，陈若欣发问了：“今天谁是主持人啊?” “我呀。”我捋了一下头发。 陈若欣忽然说：“叔叔，你长得这么难看，还当主持人啊?” 那一刻，只觉得斯文扫地，手足无措。 我在弟兄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都夸：“老大精神，老二利索”。偏偏到了老三，满世界找不着合适的词，“这是老三，老三好啊，最小吧，哼哼，哈哈。” 母亲总是把话接过来说：“其实我们老三穿上好衣服挺精神的。” 第一个女朋友离我而去时说：“我听不了那些冷言冷语。” 1993年，我的同学时间力邀我出山主持《东方之子》，被我婉言谢绝，当时告诉他出镜头没有什么意思。其实，是怕形象不行。 后来，形象一般的白岩松担当了重任。 时间在接受一家杂志社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我：小崔一开始没太在意这件事，后来，他推荐白岩松。白岩松一举成功后，他看到自己往日的小兄弟一飞冲天，心理开始失衡。他艳羡小兄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后来我们又去找他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他(时间)也是揣测。
首次出镜遭讨伐 (8)
我去大学讲座，这样遮掩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形象一般，就推出了一个比我还丑的，把白岩松推出去了。每说到此，都是笑声一片，掌声一片。 那次去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个女生说，你知道白老师怎么说?他说台里先推一个丑的，看看反应不大，就把最丑的推出去了。 平心而论，按传统的选择标准，新闻评论部符合规范的主持人只有敬一丹一人，其他的都不合格。 在我推诿犹豫的时候，时间和乔艳琳带我去找徐晶，公认的电视造型第一高手。 徐晶第一句话是，怎么又找一个这样的，你们看中的人都怪怪的。看来，小白也让他伤了不少脑筋。说归说，等到化牧的时候，徐老师非常耐心。半个时辰后，我从乔艳琳的惊异眼神中看到了什么，我一照镜子，只一个字，帅。前半生的自卑一扫而光。 时间叼着烟，不紧不慢地说，他以前嘴角可是有些歪的，歪得有意思。再说，坏笑呢，坏笑怎么也不见了。我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你个大白胖子四方脸，不在街上走，不知白眼贵。 徐老师听出了时间的意见，递结我一块肥皂，让我洗尽铅华，她要推倒重来。 1996年3月16日早晨，我在电视上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现，一时间，讨伐之声不绝于耳。 一封信这样写道：我们全家互相问，中央台怎么了，欺我中华无人吧。姓崔的，你要知趣，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没听说又要“严打”了?这封信来自北京。 后来，兰州、西安、银川、苏州等地观众相继用不同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倒是北方的观众，没太为我的电视形象纠缠。也许东北人漂亮的多，随便一个赶车的都是浓眉大眼，漂亮也就不值几个钱了。 两年以后，我们做春节特别节目《吃的学问》，请来一位胖胖的厨师，录完节目后他拉着我说，你一定记得节目刚开播时北京有家人写信骂你。 我说，记得。 他说，那一封信是我们全家讨论完我执笔写的。 说完，他笑了。 我的策划同事最爱和我说的一句话是，换个角度思想。 假如我是电视观众，节目内容且不说，主持人个个相貌平平，我该是个什么心情?距离产生美，如果大家长得拉不开距离，何美之有? 我喜欢屏幕上的杜宪、李修平、海霞、王小丫，她们的美，让观众觉得，买台大彩电值得。 换个角度一想，我想通了，我对小胖子陈着欣说，快坐好，叔叔马上开始主持了。忽然，我又冒出—个念头；把刚才的一幕告诉现场观众，让大家和我一起分享监尬。 平静了一下心情，回过头初大家说，陈若欣小朋友说了，你这么难看，还能当主持人……现场的一百多人宽厚地笑了，他们用掌声帮我找回自信。 感谢陈若欣，她的一句话让我刚刚开始飘飘然的时候听到一声炸雷，又重返人间。站在地上，踏踏实实的感觉真美。 5年来，我一直站在地上和大家实话实说。想想，天塌下来有什么可怕，有漂亮的撑着呢!
童心童趣 (9)
节目组有—位策划叫丛鹏，学细胞生物学出身，人也怪异得很。 大家一起去九寨沟旅游，长途跋涉，一路舟车劳顿。猛地看见雨后彩虹，看见满眼绿树，一阵欢呼。他却说，多好的高原草甸，多好的针叶林，多好的阔叶林。说得我们一哄而散，挺好的兴致，让科学给搅和九八年“六·一”前夕，丛鹏提出做一期儿童谈话节目。我说，儿童，是谈话的对象吗?可丛鹏秉性倔犟，认准了，很难说服。 我决定以退为进，说，我不熟悉孩子的谈话方式。 丛鹏说，这好办，我们可以去体验生活。 于是我们走进了北师大幼儿园。 在那里发现，孩子特给面子，随便听个什么笑话都会拍手顿足，哈哈大笑。最大问题是不持久，耐性差。一个小男孩举了一回手，见我没叫他，扭头回屋睡觉去了。阿姨说，孩子的要求，必须第一时间满足，对他们来说，不争第一，就没有意思。 这和记者陈小川的观点一致，争就争冠军，亚军没用。普希金和丹特士决斗，普希金是亚军，命都没于是，我装成专注的样子，好像每次只能看到一个人举手，矛盾迎刃而解。孩子们都认定自己是被我看到后；第一个叫到的。有时，我还略施小计，比如这个讲，跟另一个说，下回就是你，或者是，你说得好，最后再说。 幼儿园阿姨被我的耐心打动，说，你真用心，然后告诉我：孩子们的注意力最多集中5分钟，要是发吃的，还能坚持5分钟。 那10分钟以后呢? 阿姨的回答斩钉截铁，神仙也没用。 见我一脸难色，丛鹏就忙着开动脑筋。他一拍大腿，有了，吃的咱先不发，告诉孩子们录完像再发。再买些玩具，摆在现场，不发言的人可以先玩玩具。 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六·一”节，孩子们说自己的心愿。暗含的意义是再小的孩子也需要理解和沟通。录像那天，孩子们一进场，山呼海啸。毛绒玩具被抢了个精光，两分钟后，馅都被掏出来了。我心说，姓崔的，这回看你怎么收拾。 阿姨说对了，5分钟以后天大乱。孩子们想说就说，想走就走，有的躺着睡觉，有的嚎陶大哭，还有一位直接挤进我的沙发，什么话没有，只管用鞋蹬我的后背。 丛鹏的倔犟一手酿造了这场“闹剧”。当时我无计可施便横下一条心，咱也倔犟一把。于是，强打精神，挂着笑脸，支应着全场。终于熬到和观众说再见了，没有一次节目感到这样漫长。下来一打听，还不到50分钟。看着情绪低落的丛鹏，我说，节目就叫《童言无忌》吧!为了这场混乱找找辙，也宽慰一下丛鹏。 5月31日，《童吉无忌》播出。 异常强烈的反应，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观众争相打电话说，从没见过孩子们在电视上这样自由自在，要是所有的儿童节目部这样就好了。一个观众更是直言不讳，看见你在孩子们面前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开心死了。怎么，真的没人在意我们的节目理念吗? 我再回头去看素材，看看孩子们怎么和我对答如流的。 “你‘六·一’节准备去哪儿?” “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六·一’节玩儿” “你最喜欢谁?” “我最喜欢打架。” “你爸爸有什么优点?” “他不怎么爱下棋。” 正是这不着边际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童心童趣，看到孩子们的天然去雕饰。
童心不老 (10)
丛鹏很平静，写了篇文章算是总结： 《童言无忌》是一次试图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儿童自在状态的努力，由于在操作中缺乏对这样一种电视谈话样式规律的足够把握，我们把自己推向了自在与操作之间监介境地。如何面对这种监介也是《实话实说》的一个基本课题。《实话实说》的工作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克隆”．它试图以谈话的方式“克隆”人们的生存状态。电视本身是一种高度操作性的媒体，而我们力图表现的是一种人的自在，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存在某些不易调和的东西。理念可以顿悟，手段只能渐进，完成这种调和需要把握大量规律性的东西，形成高度缜密、有效的操作程序，并且不能够因此肖磨了活力。这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其乐无穷! 和孩子打交道多的人，都有一颗不老的童心。 我总是说，中央台最快乐的人鞠萍，脸上总是挂着孩子般烂的笑容。 一天她见我忧心忡忡，打趣地问，小崔哥哥，有什么不开心吗? 我不知从何说起，一声叹息。 她问：“你以前上班骑自行车吧?” 我说：“骑，刮沙尘都骑。” “挣的钱也没现在多吧?” “当然。” 鞠萍笑着，一脸的阳光：“好日子过着，还有什么不快乐呢?“ 几句话，我感到轻松。 人啊，该多和孩子在一起。下班回家，女儿缠着我要吃一块饼干，拿到饼干，小口吃着，她心满意足。高兴地操起笔，刷刷刷，画了一幅鱼头和鱼刺，毕加索风格。算是对我的回报。 看着有趣的画，我想到节目，现场表面看上去像条自由自在的鱼，其实，全仗着一根鱼刺串联有方，策划是多么重要啊! 如果你看到我每天笑意写在脸上，不要以为是无优无虑。是因为我想通了，天塌下来，有鞠萍姐姐顶着呢！1999年初，—个叫张穆然的15岁的小姑娘患了癌症，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她和一般癌症病人不同的是特别爱笑，每次去化疗，都像是去旅游一样，背着书包，自己去医院。 她的父母是插队知青，去的是陕西，穆然出生时，家境不好，所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穆然像个英雄一祥漠视自己的病痛，她鼓励别人勇敢起来，帮看病房出黑板报，病房里总能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 或许此类事情多了，刚看到报道，我并末在意。 几天以后，穆然接受了《第二起跑线》的采访。主持人贺斌连夜给我打电话说，小姑娘快不行了，想和你一起主持一回《实话实说》，你应该帮她圆梦。我立即 答应了，叫上策划丛鹏和钱韵梅一起着手准备。 小穆然时的心愿透着孩子气，想见一回她喜欢的两个歌星和3个小品演员，电话打过去，除了赵本山，其他人都谢绝参加，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们准备接通越洋电话，让小穆然采访桑兰。 我还请来了同事敬一丹、方宏进、白岩松、水均益、贺斌。为了小穆然，他们放下手里繁忙的工作，来到平时难得聚在一起的录制现场，尽自己爱心满足小穆然最后的愿望。 录像的前一天，晚上11点了，丛鹏打来电话，声音低沉，穆然病情加重，送进肿瘤医院抢救。 我在急救室里第一次见到穆然，小姑娘真漂亮，虽然没了一头秀发。 医生说，很危险，最坏的可能是过不了明天。 丛鹏和小钱说，还录吗? 我说，录吧，咱们都答应小孩子了。
感受坚强 (11)
第二天的录像现场气氛凝重，大家谈得很动情。小白现虽说法，讲自己战胜失眠的经历；方宏进的父母此时也正与癌症抗争，他希望他的感受能帮助小穆然；水均益承担了采访桑兰的任务。桑兰说，我知道，穆然遇到的困难比我大，也比我坚强。敬一丹推荐了《相约星期二》这本书，临终前的美国老人莫里说，除了恐惧，还有另一种面对死亡的心情。 医生来到现场，穆然的同学和老师也来到现场。 小乐队一遍遍地演奏穆然喜欢的曲子《荆棘鸟》。 录完节目，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穆然。 穆然醒着，看上去精神不错，看见突然来到病房的我们，穆然又吃惊又高兴，眼晴瞪得大大的。 记者闻讯而来，满屋的闪光灯对准了穆然和我们。 大家都觉得不安，从病房退了出来。 第二天，穆然看到我们为她编辑的《实话实说》“的录像。为了不让她伤心，我们放了几段轻松的画面。那天大家心情沉重，但是面对穆然，却努力克制着自己。 晚上，忽然盲人告诉我，北京一家报纸刊登一张我和穆然握手的大照片，我连忙打电话到报社，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我们怎么能在一个即将结束年轻生命的孩子身上捞一把呢?可报社不同意，双方相持到凌晨3点。最后，由于我们执意坚持，报社才把照片裁成一半。第二天刊登出的是穆然的笑容。这多好啊，我们感谢报社的理解。 1月16日清晨，小穆然走了。 1月17日，《实话实说》播出了特为穆然作的节目《感受坚强》。 也许这个节目的客观效果是这几个名人很有人情味，虽然洲门是想让大家感受穆然的乐观和刚强。我们如果这时有捞一把的念头，仅仅有这个念头，都是可耻的。可在闪光灯的光照下，谁又能说自己没有一点变形呢?白岩松心很细，他后来告诉我，那天我们去穆然病房的时候，她旁边床上躺着一个同样身患癌症的小姑娘，我们忽略了，没有去慰问她。 《感受坚强》播出后，打动了许多人。 很多成年人因穆然的坚强，勇敢地去直面困难和挫折。 当然，人性的善良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位业务主任趁机拓展自己的市场。 “假如穆然的父母亲和我认识，并为她购买了《重大疾病保险》那么，当不幸发生在小穆然身上时，至少保险公司会在她最需要经济援助时，得到公司的理赔款……” “试想，一年交保费4710元，就可得到30万元的重大疾病赔付……” “希望和您交个朋友，并希望你能为自己及家人考虑一下，有关保险保障一事，如果贵台同仁有想了解保险的，请您帮忙把我介绍给他。” 我不想交这么个朋友。 孩子该是什么样?这样，还是那样? 这是一个问题。 孩子就是孩子，天真、纯洁、幻想，是孩子的天性。 敬一丹和女儿平等徊待，我亲眼见过她的女儿王尔睛当众顶撞她，敬一丹笑笑而已。敬一丹的宽容上王尔睛格外自信，小学就开始独立思考，到了中学更是无拘无束、自强自立。一次她参加《实说实说》录像，高低觉得不顺耳。一出门就和敬一丹探讨，这节目能播吗？后来果然这个节目不让播。 1998年，我们制作了—期节目叫《演戏的孩子》。 蒋小涵、金铭、关凌、宫傲4个小童星一起来到了现场。
猝不及防 (12)
孩子们真是实话实说。宫傲仗着地盘熟，不怯场，大大方方地仰靠在沙发上。谁叫他是孩子呢，不随便就不是孩子了。蒋小涵不客气地批评了孩子当中风行的嫉妒心理。节目播出后，两个人为此吃了苦头。 蒋小涵上学成了难题，宫傲的几个演艺合同都被毁了约。两个孩子的母亲都给我打电话，质问社会为什么承受力如此脆弱？我听得出她们言外之意对我有些抱怨，一期节目，耽误了两个孩子的前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自我宽慰的理由是，就算我扔下两个障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磨炼一下他们吧。 2000年的“六·一”又到了，这回不用我们操心，青少中心力邀我们加盟全天的直播节目。这回策划由海啸、虎迪提担当，说来两位都具备资格———每人都有个宝贝女儿。节目定名为《假如我是爸爸妈妈》。这次挑的孩子大了一点，个个能说会道，与其说是我在主持，不如说我在做陪衬。一个来自浙江的11岁的孩子吴导着实让来宾大为惊讶，他趴在座位上仅用了几分钟赋诗一首：在演播室我坐在台上看着大家的笑听着大家的一切只有灯光主持人讲着这传播在空气中的故事在这里我讲的话是自己的过去在拿着话筒说时我在想着未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11岁孩子的即兴之作。 我说了很多夸奖的话，表达我的惊喜。吴导记在心上，回家后寄了一本诗集，作者是自己，书名为《喜欢长大的世界》。晚上，躺在床上，我翻着诗集，被有趣的诗句感动。“小鸟爱大树的强壮大树爱小鸟的自由”“从上游到下游桥是最近最快的语言”“拐杖是老人的一只脚它支撑起老人的年龄”和孩子打交道时，我提心吊胆。他们的聪慧总是自然流露，常使人猝不及防。大人们小心翼翼地修饰着自己，稍不注意就会在孩子的法眼前露怯，我亲眼目睹一位专家被孩子们的问题问得东倒西歪，诸如地球有多重，眼睛那么小为什么看的东西那么大，猫和狗谁最不喜欢羊等等。在21世纪，没有文化的父亲将是世界上最苦的行当。 1986年的夏天，全国的盲童代表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报到时，主办单位点名，广播电台的来了没有？在我回答的同时，一个男孩顺着声音摸了过来，看上去八九岁，一口的天津话。盲童杨雪元说，我想去你们电台吹笛子。我说为什么？他没回答，又回问了我一个问题：是不是在电台听收音机声音最大？我们笑了，盲孩子们单纯得可爱。我们是指，我、郭林雄、张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3个记者。夏令营的活动很丰富，没开什么会议，每天安排孩子们用脚和手去参观。他们去摸了长城，他们去摸了大会堂和纪念碑。在纪念碑前，孩子们的身形就像一座雕塑，《中国日报》记者郭建设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经典的画面。
感人至深 (13)
进大会堂时，工作人员还沉着脸向带队人宣布纪律，不准上主席台。就在这时，孩子们簇拥着摸了进来，一名工作人员、一名中年女性，一扭脸就被打动了。她退到一边，让孩子们摸上了主席台。孩子们摸到了主席、总理的位置，一下子坐了上去。另外两个孩子高兴了，在台上翻起跟头。连红旗下都站着孩子，撩起红旗往自己脸上贴，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在擦泪。 在这之前，张浩采访过北京残疾人运动会。他说，和他们打交道，总有些感觉让你意外。组委会一位无臂的朋友边走边接受采访，他忽然停下来对张浩说，劳驾您帮我提上鞋。 刚刚建成的密云国际游乐场全天为孩子们免费开放。坐过山车的时候，我挤了上去，一圈下来，我觉得天旋地转，回头一看，孩子们没有下来的意思。一口气，每人又转了3圈。孩子们用尖叫声表示他们内心的幸福和满足。我想，对他们来说，世界永远不会旋转，也许，世界真该是盲孩子们感受的这样。 孩子们吃盒饭，菜和饭分得不像我们那样清楚。所以有时连吃几口饭，有时又连吃几口菜。吃饱了，同样心满意足。也许，饭就该是这样吃法。 熟悉了，一个孩子悄悄告诉我，他不是生下来就看不见，他看过世界。他对我说，他见过树，树是绿的。郭林雄回到宿舍连夜写了稿子，他说最喜欢盲童夏令营的徽章，上面用盲文写着两个字，从左到右是，我爱，从右到左是，爱我。 我已经想不起来怎样认识了司德林。 司德林双腿残疾，街道的团支部抬着他的轮椅逛故宫，他的想法是台阶太多，应该拆掉。 他并不感谢别人的照顾，这让我们难以理解。 直到我去了一次美国，才对司德林有设身处地的感受。 在美国，我发现残疾人很多。经人指点，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发达国家用金钱为残疾人铺就了一条条自由自在的通道，使他们无须任何人扶助，轻而易举地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有良好的条件在社会上走动，也就难怪看到的残疾人多了。 我们不行，财力不够。建好的盲道还因为被随意侵占而有名无实。有时候我们这些健全人参与社会都学得处处不方便，更何况残疾人。 健全人如果都难保有健全的心灵，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哪有多余的爱抚慰别人。 所以，我们有时会觉得司德林们不正常，那是因为他们的肢体残缺。但他们心灵却是健全的，依然可以洞察秋毫。 虽然我们诚心帮助，希望给他们以扶助，但是，谁喜欢拐杖？ 我们真想帮他们，就该铺几条他们能随意行走的路，开几辆他们能随意上下的公共汽车。 我去西城培智中心学校采访，遇见了年轻的音乐老师关健。 关老师科班毕业后，可以去歌舞团，但是她到了这个学校教孩子们音乐。 关健老师第一堂课就与众不同。她告诉孩子们站在门外，听到音乐，就可以神气地走进来。然后她轻盈地敲打着黑白的琴键，《运动员进行曲》从她指缝里流出。 这时孩子们进来了，挤成一团，桌椅乒乓乱响，他们对音乐没任何感觉，他们不懂什么叫节奏。关健说，我一下就傻了。 目前，中国14岁以下的智力残疾者，大约有540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个数字超过丹麦整个国家的人口。 智力残疾儿童又称弱智儿童、精神发育迟滞。 以后很长时间，关健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是戴上耳机，听听纯粹的音乐。她说两个小时，差不多两个小时，心态才能恢复正常。
苦练读唇 (14)
她拒绝吃鱼，看到鱼眼，她就想那些眼白过多的孩子。 我去采访时是1987年，关健老师还坚持在干。她向我展示了她的教学成果，还是那群孩子，手拿铃鼓、沙锤、角铁，和着者师的琴声，一边演奏一边齐唱。 红太阳，从天山，高高地爬上， 风吹绿草，草儿把头点…… 确实很齐。 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歌声。 我还旁听了一堂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出了道题，2+3＝?孩子们小手举得像树林一样，一个胖乎乎的孩子争得了机会，他跑到黑板前，抄起粉笔，写个6。 老师说，对吗？ 同学说，不对。 老师说，那好，谁能帮他指出错误? 孩子们回答： 老师，他的6写歪了。 老师，他的6就是写歪了。 老师，你写的等号也歪了。 孩子们每回答一个问题，都要向我这边望望，清澈的眼光里流露出期待，他们希望得到肯定。一节课艰难地下来了，强烈地感觉这个老师比我的老师说的话要多得多。 我问这位老师，难吗? 她说，难，也想过不干。最难的时候，我生病了，任进医院。孩子们去看我，一见面，抱着我哭成一团。临走时，每人用纸包裹着他们的礼品，塞到我的枕头底下。拿出来看时，我又哭了，苹果咬过一口的，糖也在嘴里含过。可知道，这些IQ小于70的孩子，从自己的嘴里省下了最爱吃的零食。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智力和心灵的飞跃。 老师自豪地说，我们辛苦一下，让孩子们受到教育，他们从这里毕业后，将达到小学四年级的智力，掌握简单的劳动技能。他们可以自食其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头一次见到王铮和周婷婷是在电视上，《生活空间》为他们拍了一集片子，名叫《联合舰队》。真是奇妙的组合，王铮是周婷婷的耳朵，周婷婷是王铮的眼睛，联合舰队就这样劈波斩浪地前行。我们操作《实话实说》有个习惯，在正式录制之前，主持人不和谈话嘉宾见面，这样是为了现场的谈话有新鲜感。可那天周婷婷和王铮想见我，我去了。 周婷婷见到我说，坏了，崔叔叔嘴巴不动。 周婷婷耳朵听不到，她刻苦练就了一个本领，读唇。看你的口形知道你说的内容。我说话的时候口形变化不大。 我说这好办，我动作大点就是了，我试着说了两句，嘴形夸张地上下翻动，她们俩都笑了起来。 谈了一会儿，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从二楼走到一楼，策划宣明栋贴着我耳朵说，别扶。王铮不喜欢别人扶，这姑娘眼里看到的都是些色块，是些虚虚忽忽的影子，就这样，她照样敢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闯来闯去。 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残疾人渴望尊重，而尊重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漠视他们的残疾。这就是为什么司德林不喜欢别人抢着他去放宫的原因。 如果有一天，我们和残疾人在街上相遇，擦肩而过，对他们肢体的残障视而不见，这就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健全人之间不就这样吗？。
真情实话实说 (15)
崔永元的一本《不过如此》，出版后仅一个月竟一路畅销直达70万册，眼下又在赶紧加印。在近两年图书市场萧条的大背景下，这么高的印数，难道就真证明崔永元书写得特别特别好吗？不是。它只能反证出更多的书没有找准市场。同时，在这么高的销量背后，也不难看出读者现在究竟对什么书最翘首以盼。 《不过如此》出版之后，我除了自己非常钦佩而且极度羡慕之外，另外也和一些文人聊起过这本书，但一般对方的直接反应都相当含糊：报纸上已经看了连载，小故事、小意思、小幽默……然后你还能在他们的脸面上，阅读到几分“不过如此”的微笑。在这些略现不屑的微笑之后，我忽然豁然了，文人也有“文本位”和“书本位”，崔永元此番完全就是文字“越位”。 其实写书做文章最难的，并不是随笔就能抖出多大学问或多深的玄奥，而是怎样尽快消除“写”与“读”之间的无形隔阂，让随便谁拿起书来，马上就能和纸上的文字建立起最亲近和最从容的相互自然交流。可现在的书，有多少真正在意和讲求这种“阅读口感”了呢？我们现在进书店东翻翻西看看，老半天下不了手买一本，并不是心疼钱，而是家里已经积压了太多可读性极差的厚书，所以一逛书店先是视觉上发憷，甚至已经造成了某种阅读的心理障碍。 当然我不敢说崔永元这本书，就已经达到了最令人垂涎的“阅读口感”，但就像做《实话实说》节目一样，他起码是试图去这样做了。我也并不否认在崔永元这本书里到处都是“小故事、小意思、小幽默”，可再想一想，现在朋友的平常聊天和神侃，难道一张嘴就非得是“大故事、大意思、大幽默”吗？ 崔永元确实精明，在整本《不过如此》之中，他更多都是在讲述一些小人物、小事情。比如他写大兴安岭“老白”的质朴和豁达、吕梁山“孔祥生”的仁义和宽容，再比如他写河北“孙大嫂”在《实话实说》节目里给他造成的难堪和尴尬，并且还能从许多普通小事中反刍出这样的意味来：“最初采访时，以为最佳的效果就是对号入座，但很快就会发现，生活远比你的想像丰富，那经历传奇的程度，绝非职业作家妙笔生花所能企及的。那种慨叹，那种由尊重而生发的悲壮从此植根在你的心底，永远涂抹不掉。天生日久，造就了你一个心房的模子，不管如何污染，过一回清水，就还原了模样。淳朴的乡下人敞开胸怀帮你打了底子，让你从容面对城里的丑恶。”这就不是一般主持人甚至很多作家所能感觉和从容表达出来的了。 有人说，崔永元此番《不过如此》所以能卖得这么好，完全因为他是电视名人。不能否认，其中肯定有这个因素，但近两年名人出书一直都没断，更多的书不还是趴在书店里根本卖不动？读者现在都不傻，再不是你靠电视上的脸熟和出名，就能马上绑他们掏钱包的事儿。倒是我妻子阅读《不过如此》之后的反应比较准确：在电视上，只能看崔永元一点一点地“实话实说”，这回算是痛痛快快看了一场长篇的“实话实说”。
爱情面前人人平等 (16)
这些年，随着纪实节目的成熟和谈话节目的兴起，随着电视的职业化操作和商业化倾向，从生活空间到心理空间，我们的神秘幽暗的镜头无孔不入，使本应温馨的屏幕变成无所顾忌的情感屠宰场，迫使我们听到了许多不该听到的心底流血的呻吟。 我们曾把“人文关怀”当做电视崇高的目标之一，当关怀缺乏善意时，关怀有可能变成伤害。我们不是戏剧导演，我们没有权利为有“戏”去放大本已不幸的故事、本已柔弱的情感。我不知道参与这期节目的录制，对这个家庭原有的裂缝是修复还是加大？但愿是前者，否则，我将会和我所尊敬的《实话实说》的同仁们一起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并未与同事张洁针锋相对地探讨。 我们可以先看看结果，节目播出那天，黄月一家分别在两个屋收看。王金舫说，黄月讲得好，自己有点紧张。然后就是接听亲朋好友的电话，都询问去电视台录像的情况。一家继续正常地过着平和的日子。关于黄月我想说，不是所有的研究生都注定要和博士一起过一辈子的。家庭生活这个课题不像实验室里的课题那样枯燥和高深，可研究透了也要投入一生的经历。我想给张洁朋友讲个故事，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出行，途中遇一少女过不了河。 老和尚抱少女过了河。回到庙里，小和尚两眼失神，对老和尚说，师傅，你刚才抱了她。老和尚笑答，我都放下了，你还放不下。回头再说黄月的一点残疾，她没在意，我们没在意，只有张洁是念念不忘。很多人也在猜测王金舫是否幸福，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的话，我以前乱花钱，现在他们帮我攒起来。我有了儿子，又有了爹妈，现在我又有家了。我们是不是无形中犯了错误，在爱情的门槛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其实食品有好坏，衣服有贵贱，房屋有宽窄，只有爱情最公平。 无论你多么富贵或贫寒，都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崇高的情感。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心态正常，那么无论是黄月的身体残疾还是王金舫的文化水准都是婚姻调适中一方的特定情况，这和其他婚姻中某一方的嗜酒，好烟，拚命工作，酷爱收藏，非去旅游，总想更新家具一样，只是一种存在的情况，谈不上对与错，只存在着度与过。更何况，关于别人的爱情，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通常无法灵验和准确。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天作之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又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同床异梦，实际上是心有灵犀。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张洁兄说的没有道理，猎奇有时是一闪念的事，收视率也会牵着我们的鼻子。警惕啊，电视人。我们的“人文关怀”不能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 1999年初，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来自全国的90多个左撇子会聚北京参与《实话实说》录制的节目———《我的左手》。祝全华先生发言讲到自己因书写不流利给高考带来不便，我顺嘴说“考播音系呀”，现场一片哄笑。由于《实话实说》节目有很多开玩笑和调侃让创作者放松了警惕，这句十分不得体的玩笑被编进了播出版。这极大地伤害了祝先生的自尊心，他写了文章在网上、报上发表，题目是：《崔永元，别把刻薄当幽默》。崔永元因主持《实话实说》节目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观众常常可以看到崔永元经常用话语设置陷阱，故意把别人推向难堪的境地———崔永元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其幽默和调侃里面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缺少一种善意，缺少对人的尊重。正因为这样，崔永元这个走红多年的红牌主持人很难让人们注意到他的人格力量。
观众的指责 (17)
多年来，笔者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将电视频道锁定在“中央一台”。笔者忘不了那个残疾姑娘。她是硕士研究生，对生活有过美好的向往。但在婚姻面前，她不得不因自己是残疾而降低择偶标准，“屈嫁”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可以说，两人在现实生活面前是因“优势互补”而走到一起，两人心灵深处的冷漠和隔阂正在彼此的宽容和理解中不断消除和淡忘。但在崔永元看似不经意布置的陷阱中，两人生活的隐私和情感的疤痕暴露无遗！ 屏幕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崔永元竟然近乎残忍地问：“你是不是有点看不起你丈夫？”在他的诱导下，硕士脱口而出“是”！当谈及双方后来的接纳和好，崔永元又评判式地问：“你是不是在降低标准？”面对如此戳人伤痛的问题，除了圣贤又有谁会回答得圆满呢？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其丈夫的时候，他只是难堪地笑着，痛苦地笑着。笔者难以想象这对夫妻走下屏幕后将如何“面对”，他们会不会因这次被邀请参加“实话实说”而产生新的隔膜？笔者也曾经掉进崔永元设置的陷阱里。 那种难堪，那种窘迫，并由此而带来的心灵创痛，也许一生也抹不尽，挥不去。“嗑巴”历来是被国人取笑的。笔者偶尔着急时也有“嗑巴”的时候。为了避免“嗑巴”，笔者走进（笔者是被邀请的17位左撇子之一）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演播厅前做了充分的心理和话语准备。节目正式录制前，崔永元说“谁说话前请举手示意我”，这样笔者心里就更踏实了。没想到正式录制时，笔者却是现场惟一没有举手而说话的人！ 崔永元突如其来的“引语”和举来的话筒，使笔者结结巴巴谈起过去因书写不流利对高考带来的不便，没想到崔永元插话取笑（也许他自认为是幽默）说：“考播音系呀！”他的话音刚落，现场发出一片笑声。当时，笔者脑海一片空白，心里本想慷慨陈词一番，嘴上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只好以“行了行了我不说了”作罢。笔者以为自己的“谈话”录像应该会被剪辑掉，没想到播出时这些镜头全部“展览”了出来。笔者深深地感到这是平生最难受的时刻！这以后的日子里，笔者天天被这样一些问话包围着：“你是嗑巴呀！”“你上电视怎么那么嗑巴？” 《实话实说》有一期节目叫《感受坚强》。那期节目印象很沉重，因为节目的关键人物，一个叫张穆然的少女在节目播出的头一天撒手人寰。好在那节目有赵本山、水均益、白岩松、方宏进、敬一丹等众多名人雅士支撑，然而崔永元也给观众留下了“整事儿”的嫌疑。当崔永元把话筒举到水均益面前时，水均益一时没站起来，崔永元便说：“站起来说，坐着不礼貌。”提示站起来很正常，但对水均益似乎没必要强调礼貌问题。 但崔永元偏不。这期节目播出后，笔者身边的同事都说崔永元“爱耍点小把戏整事儿”。这种结果是崔永元意想不到的，也是笔者所不希望看到的……其实，调侃与玩笑的分寸与尺度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又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同样的玩笑开在这儿可以，开在那儿不行，这个人可以接受，那个人或许不能承受。那么，分寸与尺度在哪儿，很显然，在对方那里。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玩笑如何，对方不能接受那就是不合时宜，所以，入乡随俗其实是文明的一个至高境界。我曾经宽慰过，因为自己想通了这个道理。《实话实说》是即兴谈话，脱口而出，为了不出口伤人，我在日常状态中磨练自己，绝不讲黄色笑话，绝不开过火的玩笑，这样久而久之，才能让自己处在自然通达的状态。现在看来，我的修行水平远远没有达到理想境界。一个电视节目，有笑声意味着放松、灵动、可视性强。但比起人的尊严来，这些要素一钱不值。祝先生，对不起，请原谅。
口吃患者 (18)
口吃患者 我们收到了两封口吃患者的信。 信上说：“因为口吃，我们受到无尽的歧视，我们甚至想到了死。” “下雨天，我扇自己的嘴巴。” “看到相声演员拿来我们来逗乐，我们伤心和愤怒。” 我们邀请这两位口吃的朋友来做节目，他们婉言谢绝。 后来，口吃患者郭桃和言畅来到演播室和大家一起交流。 摄像邹德隆说，真没想到有这么严重，重来我们所有人都该反思从前的做法。 言畅因为不愿面对公众，坐在了我们特为他搭制的毛玻璃房内，观众只能模糊地看到他的轮廓。 既便如此，言畅仍然难以摆脱沉重的心理负担，他口吃的程度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厉害。 相比之下，郭英的表达流利多了，问她决窍，她说自己用的是发音法。我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不足场谈话，自始至终，郭桃英的嘴角都微微地颤抖。显得易见的是，她在用种方式控制着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看来平平常常的张嘴就说对他们对讲真的很难。 言畅隔着那层模糊了他面容的玻璃，费力地表述着，有时候一句话要开3次头，才能断断续续地说完。 我们和中央电视台网站联动，很多网友也在参与这场讨论。 “口吃不算病，但是要人命。” “其实口吃的人看着很老实，可他们的脑子是很聪明的。” “告诉你一招，说不出话的时候，可能拍拍耳朵。” “口吃是众多生理疾患难与共的一种，它并不能阻拦你迈向成功的脚步，也不能成为你不成功的借口。面对它，战胜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做完这个节目，我更知道自己一句不经意的玩笑对祝先生的伤害有多深，我真是后悔极了。 很多口吃的朋友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勇气来参加这个节目，他们写了信，希望我们在节目中表述他们的观点。一位姓王的先生提醒我们： 在同口吃患者交谈时，应该集中他们说什么而不是如何说上。请改变你说话的速度，慢此，并在每句话中设置几个暂停，请专注并放松。如果他们卡壳时，不要看别处，同时也不要死盯着他。不要打断他们的话，也不要帮助他们完成句子。诸如“慢些”，“放松”，“吸口气”之类的建议是没帮助的，反而会加重紧张导致更严重的口吃。 1978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 中国湖北武汉，老天和朴实的胡厚培一家开了个玩笑，老胡家这天迎来了呱呱坠地的儿子胡忆舟，却被诊断为唐氏综合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先天愚型。
舟舟的纯净 (19)
舟舟常出去走动。公交车司机、售票员、附近商场的营业员都认识舟舟。舟舟不缺吃不缺喝。吃完喝完，舟舟模仿模特走一圈猫步，逗大家一笑。 舟舟喜欢音乐团排练和演出，喜欢拿一根筷子模仿乐团指挥。 乐团里的小提琴手刁岩发现了，他想，或许音乐可以开启舟舟的智力。 刁岩开始有意培养他，很长一段时间，舟舟不回家，住在刁岩那里。 舟舟终于登台演出了，穿着燕尾服，扎着领带，神气活现他指挥专业团队演出《拉德斯基进行曲》。动作潇洒、刚劲、富有节奏，一曲完毕，场内掌声雷动。 一位到乐团访问的德国指挥家看到了这一幕，老人很激动，他把自己的指挥棒送给了舟舟。 人们陶醉在神话中，此时的胡厚培却显得异常冷静和清醒、他说，舟舟会什么指挥，那是艺术家们配合他，哄地玩。一语道破天机。 这个爱心故事被湖北电视台张以庆编导全程拍摄，纪录片《舟舟的世界》打动了无数的观众。 2000年的春节，策划海啸、虎迪决定请舟舟全家和乐团进入《实话实说》演播室，重新讲述和演绎这个动人故事。 舟舟来了，噘着嘴，因为刁岩叔叔送他的呼机在旅途中丢了。 舟舟一个劲地说，烦死了。虎迪灵机一动，这不正是接近舟舟的好机会吗？ 听了虎迪的话，我们买了一个彩色的寻呼机，买了舟舟最爱吃的鸡腿和可乐送上门去。果然，寻呼机一下响，舟舟就抱着我说，你真是好人，我喜欢你。 这一幕在节目录制结束时再次出现，舟舟抱着我说，你真是个好人。 舟舟不掺假，把我们也衬托得很纯净。实际上人们人之间交往就这么简单，都直来直去，能免去很多麻烦。舟舟的爱和僧是摆在桌面上的，不用你花心思主揣度。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弯弯绕还要留一手，一来二去，大家绞尽脑汁，头上生出不必要的条发。 春节期间，屏幕上挤满了色彩缤纷的晚会。这样一个非黄金时间播出的节目，还惹恼了一位天津的大爷。他在信上说，大过节的，播这个干啥，这不是一少部分人吗？ 大爷，您听听辜鸿铭先生的说法。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或许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理应属于弱势群体，与这群人惺惺借惺惺。在我看来，许多方面，他们其实更健全，更强壮。 人生变化无常。孱弱，通常是暂时的孱弱，健壮，大体上也是一时的健壮，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一时一事去自卑和高傲。 在我们离开世界之时，有人喜欢分一分，有逝世，去世，死了，完了之分。 而我们没离开的时候则都是一种状态，活着。
民以食为天 (20)
关于吃，民间有两条标准，吃饱吃好。吃饱在前，吃好在后。 由于工作忙，我回家看母亲的时间并不多，一进门，母亲洗手入厨房，忙碌起来。端上桌，看着我狼吞虎咽，母亲躲在一边垂泪。桌上摆的菜像双簧演员唱的那样：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 我最喜欢吃的只有两样东西：白菜，粉条。 许多朋友冬天都惦记着去我家弄一顿酸菜炖粉亲。热气腾腾，锅一开，雾气直抵屋顶。东西没进嘴，还不知咸淡，气氛已经先挑起来了。 其实，就目前家里经济条件而言，弄个百鸡宴不成问题，但，属于我的餐桌为何这样清淡?母亲一语道破：这孩子的胃，是困难时期打的底。 穷有穷的吃法。 按理说，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摆脱困境。况且，我还花去一年时间长牙，不至于食不果腹了。长大后，我站在自己的角度观察与思考，我的姐姐、哥哥经受了饥饿，在吃上是不挑不捡。尤其是大哥可怜，基本上荤腥不沾。大年三十，全家聚餐，餐桌上美味佳肴，大哥依然是一碟咸菜，半个咸鸭蛋。衬托得侄子、外甥们吃相可憎，像一群饿狼。 而我的吃高雅不起来，一是受兄长熏陶，分不清好坏，进入了吃的误区；二是想想当时情况，高雅也高雅不到哪去；第三点可能是乍富还贫时，捡好的吃，没节制，吃顶了。 天下的母亲首先觉得对不起孩子的就是吃，依次下去才穿和玩。所以母亲讲起吃来，很像《红灯记》里面的李奶奶痛说革命史。1960年，父亲在部队挣的钱不少，到了北京站，3个孩子看见卖鸡蛋的挪不动脚(那时没我)，父亲掏出一张大票去买鸡蛋，却被告知要排队，而且每人只卖一个。于是父亲就一次次排队，第一个孩子吃时，第二、第三个孩子看，第二个孩子吃时，第一个孩子已经吃完，连同第三个孩子接着看，父亲排得大汗淋漓，让每个孩子都吃了两回鸡蛋，而父亲、母亲却没舍得吃一口。 我开始对吃有印象是在1970年。林彪说要打仗，必须疏散，一声令下，我们被车拉到燕山脚下一个三面环山的村子里，和朴实的农民成了邻居。 他家的吃，让我着了魔。树上开的花可以吃，叫槐花；嫩树权也可以吃，叫香椿；面条是灰色的——杂面；米是红色的——高粱。加上红薯、南瓜，桌上一摆，五颜六色，正合饮食的色香味。 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家的饮食如此单调，忿然罢吃。急得母亲捧看雪白的洼面去邻居家讨换乌突突的杂面。几顿下来，我明白了一个便道理，吃起来容易拉下来难。 难吃归难吃，关键还是怎么吃。比如防空演习的时候，一伙孩子钻进地窖里，脚下磕磕绊绊的，摸起采像是吃食，塞到嘴里，有时是白薯，有时是萝卜。 房东大娘的那点宝贝让我们啃得七零八落，大妨还缺着牙慈祥地笑，每到傍晚，大娘家是一天中的正餐，总是听她高声训斥憨厚壮实的女婿：“吃菜，就知道吃菜!弄点白菜心都让你王八蛋吃了，看看，吃一口馍，就两口 菜，王八羔子!” 农村里，1970年，菜以稀为贵。 那女婿吃起来嘴很大，吃法是往里面划拉。骂声不绝于耳，他像没听见，抽空还冲我咧嘴笑。 疏散了几个月，就记了个吃。 那时我还小，整日无事，常被部队炊事班的叔叔招呼去玩。
吃在军营 (21)
炊事班出了两个神人，一个有用少量鸡蛋做大锅蛋汤的绝技，看着蛋花满眼都是，想盛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于是下令在全团推广。另一个战士的绝技有点像现在的气功，简称“一刀死”，猪被捆好后一刀下去，喊都不喊，顿时毙命。表演那天，蛋花汤一举成功。 杀猪的战士上场了，先敬个军礼，回头逼到猪的近处。眨眼间，手起刀落，那猪高唱一嗓挣脱绳子，拖着刀飞也似地跑了，战士怔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彪人马追在猪的后面，猪跑个马拉松，累死了。 几个月后，搬回城里，炊事班的锅里也渐渐丰盛起来。周日是两顿饭，下午一最好，掀开锅盖，满眼是肉，那锅的直径超过一米，铲子被换成了铁锹。炊事班；小白话不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喜欢我，发我两根筷子，把我抱到锅台上蹲下，他”转身去忙活别的事，小小的我在沸腾的大锅边探着身子寻大块的瘦肉。 第二次就被母亲发现了，她尖叫一亲于是规定。以后不许独上锅台，大锅饭，就要大家一起吃。 开饭时，我抱着碗，站在队尾，先是连、排长总结和布置任务，然后唱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一二三四”最后是连长一声急促果断的号令：“开饭”。战士们呼地一声把饭桶围个水泄不通。我挤近包子桶，包子已经没了，转身冲向馒头桶，徘长叫住了我，只见他两根筷子，每根串着四个大包子。边吃边传授抢饭的经验，不用看，只管使劲戮。 盛汤的口诀是：溜边沉底。为的是那点干货。 战士们吃饭突出一个快字刻钟，人去盆空。 细嚼慢咽在这儿用不上，因此个个练就一副铁钢牙合金胃。可怜的我只学了个形式，吃得倒是快，每天胃都疼。得五香粉的味道很重。 这些年又有去部队的机会，感觉饭菜吃起来和民用的没什么不同，倒是1978年去新疆边防采访，吃到了军绿包装的罐头，听我一个劲夸好吃，一个小战士趁四周不备，贴着我耳朵说：“好吃?你天天吃一个试试广 大约是在1971年，出了炊事班碰上了，饲养员，饲养员了一块黑豆塞进我兜里，让我当零食吃。黑豆用盐炒的，很香，豆饼香过黑豆。等到傍晚回家，看见桌上的炒鸡蛋，没来得及说话，先吐了满地。急忙送到卫生所，小卫生员输液哆哆嗦嗦不到血管，母亲气得说，广天去三个地方这孩子快成你们部队的试验田了。 临近粉碎“四人帮”时，主食已经不成问题，副食还是跟不上，零食就更是少得可怜。百个伙伴带我去野外，吃一种叫野葡萄的果子。那东西长得小里小气，吃起来味道酸甜。另——种是酸枣，长在城墙外边，危险自不必说，吃几颗酸枣要扎半身的刺。
我家一个女邻居头发弯弯曲曲，总说自己是上海人，那时候说是上海人就像现在说是火星人。 不知道上海在哪儿，并不妨碍我对她不屑。母亲却认真地说：她说是就该是的。果然，那女邻居失踪了一段，再出现便说是从上海回来了。母亲去串门，拿回来一个小塑料袋。告诉我里面装了10片对虾片。 母亲坐在床边发愣，一定是在想做馅还是单吃。最后她决定让身单力薄的我独自享用，于是小心翼翼地取出虾片放在热水里煮。过一会去看，虾片消逝得无影无踪。 家里男女老少加上猫都被母亲怀疑一遍。 春节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物资突然间丰富。家家户户囤积起来，单等除夕一到，大开杀戒。 除了购货本上的每人半斤花生，二两瓜子，部队居然还搞到了栗子。可能与驻扎地有关吧，历史上良乡的板栗就是贡品。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崔健这句歌词用在母亲身上很合适。母亲接精炒栗子的字面意思在门口的锅台上炮制，开始没声响，有声时一下就炸飞了锅盖。全家只好躲回屋里，隔窗观望。直到后半夜动静小了，才打着手电，一个一个找回来，好在有院墙，基本上是颗粒归仓。 春节买鱼买肉是个艰巨任务。带鱼要宽，猪肉要肥，不认识售货员门儿都没有。我二哥肩负重任去了菜市场。后院的赵姨、王姨在菜市场工作，排队的人多，火气大，弄得亲人不敢相认。赵姨挑上几条6指宽的鱼称给二哥，被一人看出破绽，问赵姨，为什么他的鱼那么宽，赵姨头也不抬：“赶上了。”那人一气，鱼不买了，转身跟二哥来到了肉秤台，眼睁睁看着一块大肥肉放在秤盘里，这次他不问王姨，问二哥：“你是不是认识她？”这回轮到二哥表演了，翻着白眼说：“谁认识丫的！” 晚上王姨下班直接来到我家，见到我妈劈头盖脸一顿指责，什么狗屁儿子，说不认识，还丫的。 这时，肥肉已经变成了油和油渣。母亲陪着笑脸给王姨说着宽心话，盛了一碗油渣让王姨带回家。王姨不要，说我还缺这个，就是说这事讨厌。 于是，俩人又笑骂一顿二哥，王姨这才起身回家。 有了油，另一种食品应运而生：油饼。 面是糖和的，一张张作出来，趁热吃。这天晚上母亲发现儿女们个个饭量惊人。炸完油饼再炸排叉，一种先旋转再油炸的面食，春节期间走亲戚，吃饭不规律，排叉随时可以充饥。 等我玩到下午回家时，伏窗一看，几十只麻雀冲进家里，在偷吃排叉。我飞也似地跑去告诉母亲，母亲二话没说，跑回家，第一个动作就是关窗。 几十只麻雀被生擒后分批吃掉。 除了麻雀，还有知了、青蛙、蚂蚱，逮着谁吃谁。
吃得有道理 (23)
陆文夫先生笔下的《美食家》没法摘，一本书从头吃到尾，吃品与人品。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开学第一天。外地同学带家乡美食，湖南的腊鱼、腊肉；内蒙的奶片；贵州的辣酱；河南的烧鸡。父母为孩子精心准备的半个学期的储备，通常是一晚上就被我们吃光了。北京的同学过意不去，相约每人从家里带一盒好菜，周末聚餐，王某同学人头儿次，带一饭盒炸虾片蒙事。学校的饭菜油水不多，份量也不足导致同学们个个饭量惊人，—次我连米带面吃了5碗，胃里隐隐作痛。末健安慰说，没关系，不够一斤。 实习的日报，晚上躺在床上闲聊。人生和理想，说到凌晨3点钟，肚子饿了，起身去寻吃的。所有店铺都关门了，唯有一个馅馄摊孤独地支在衔口。卖赐钝的小伙家在浙江，因生活所迫，漂泊在沙市街头做着小本生意。听说我们来自遥远的北方，顿时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凉。舀混钝的沙子捞得发狠，总要多送上几个。同学和我心存感激，不知如何报答。同学说，别费心思了，咱们每天去吃，就是对他最大的报答。 心中一块石头悄然落地，遂转过身去，蒙头大睡。当了记者，吃饭的机会不少。有时，一堆新闻单位的人坐一桌，互不相识，不好多吃，便佯装对桌上生猛海鲜不感兴趣，吃两口青菜匆匆告辞。回到单身宿舍，点火煮挂面。有时纳闷，都是年轻人，他们就不饿?一次没走，耗到最后，才见到挺下来的几位风卷残云、吃光喝净。正是，谁等到最后，谁吃的最好。张嘴就有学问中国人讲究吃，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吃。病入膏盲还有人劝， 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验明正身，坪赴刑场之前，也会送上一顿好酒好菜；更常见的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只要吃了，关系就进了一步。我当上记者的第二年，去调查一个靠假冒伪劣发家的人。事情办完，已经天黑。制假者叫来了他的两个小姨子，浓妆艳抹，一左一石，夹着我非要请我撮一顿。我执意不去，却无法脱身。我急了，对天大吼，走，吃海鲜去。 那时的海鲜是天价。席间，杯盏交错，我好歹掌握住了分寸。制假者把我送上了火车，隔着车窗问，崔记者，那稿子还发不发?我咬着牙根说，发!稿子播出，制假者受到处罚。我也因这顿饭受到严肃批评。同一年，我去南方采访，一动物保护协会设宣招待，端上一桌野生动物。看我们面有愠色，忙解释，这都是收缴来的，已经死了。我犹豫再三，站起身走了。 比起来，“自然之友”的杨东平先生则是旗帜鲜明。在常州，服务员端上一盘活虾，一盘烧烫的石头，说是要做桑拿虾。杨先生坚持要他端下去，服务员不知所措。杨先生循循善诱，可以吃，但不能虐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往南方某市，中午吃饭走进了郊外一个院落。这里俨然一个动物园。我问，这都可以吃吗?当然!动物太多记不住名字，只知道百雀、有鸥、还有鹤，当然少不了各种蛇。制片小谷悄悄说，前天我们来时，还站着一头驴。我们问驴的去向，回答是，吃完了。 1999年《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被定为《吃的故事》和《吃撑问》。征集广告一打出，应征像雪片一般。策划虎迪看看信眉开眼笑，嘴里不住地说，成了，成了。
以吃会友 (24)
春节—过，日子又清淡起来。 母亲开动脑筋，自制零食给我们解馋。 做米饭多闷一会儿，结出一张锅巴柴草熄的时候，扔进去一个白薯或土豆，烤熟以后，香味冲鼻。肚子里油水不够，常常是晚上还没睡着，饿了。所以我最伯晚上看电影时出现吃的场面。对许多人，这些场面肯定会历历在目。 《沙家浜》里的芦根、鸡头米。 《地道战》里假武工队吃的煮鸡蛋。 《战友》里小孩手捧的杨梅。 《小兵张嘎》里嘎于吃的玉米和胖翻译陀西瓜。 《鸡毛信》里鬼子们吃的烤羊腿。 《少林寺》里和尚们吃的狗肉…… 前些日子失眠，半夜爬起来看VCD， 导演《饮食男女》。刚看个头就饿了，打开冰箱，拿出一只整烤鸡，撕扯着吃掉，立时清气爽，一下就进入了艺术的殿堂。 我写吃，是记录细碎的经历。作家们写纯是艺术的享受。不吃便已陶醉。 阿城的《棋王》中，有两处吃让人过目艰一是王一生吃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 “一粒千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跳看。他一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千饭粒儿放进喷，腮上立刻显出筋络。我知道这种干饭粒儿容易嵌到槽牙里，巴在那儿，舌头是赶它不的果然，呆了一会儿，他就伸手到嗡里去。终于嚼完和看一大股口水，‘咕’一声咽下去，喉节慢慢移下来，眼睛里有了泪花二是知青们吃蛇。 “不一刻，蛇肉吃完，只剩两副蛇音在碗。我又把蒸熟的茄决儿端上来，放少许蒜和拌了。再将锅里热水倒掉，续上新水，把蛇放进去熬汤。大家喘一口气，接着伸筷，不一刻，茄子也吃净。我便把汤端上来。蛇骨已经煮散，在锅底刷拉刷地响。这里屋外常有一二处小丛的野茴香，我就拔来几棵，揪在场里，立刻屋里异香朴界。 大家这时饭已吃净，纷纷舀了汤在碗里，热热的小口呷。” 这是真正虔诚的吃，是饥饿年代的风景。 前些时候，有幸和阿城先生相会在北京，便要了一桌饭菜表示对他的敬意。他只是狠抽烟斗．象征性地拈了一点蔬菜。看来，他已经完全摆脱了西双版纳的饥饿结，几年西餐下来．人也发福了。 走进张贤亮的《绿化树》，吃的是面食。 “我千活的步骤是符合运筹学原理的。这时，炉子已经烧得通红了：煤燃尽了烟，火力非常强。我先把洗得千干净净的铁支在炉口上．把稗子面倒些在罐头筒里，再加上适量的清水，用匙子搅成糊状的流汁，哧啦一声例一投在滚烫的铁锹上。黄土高原用的是平板铁锹．宛如一只平底锅，稗子·面糊均匀地向四周摊开，边缘冒看一瞬即逝的气泡，不到一分钟就煎成了一张煎饼。 我一上午辛辛苦苦地忙碌就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时刻! 我煎一张，吃一张，煎一张，吃一张……头几张我根本尝不出味道，越吃到后来越香。” 读到这，已经垂涎。
爱情难找 (25)
天津的徐建华认为，要想抓住儿子的心，先 要抓住儿子的胃。北京的徐慧玲说，自己嘴上有吃痞，最适合做这期节目。沈阳的李福迅则说， 下乡当知青时吃过瘟猪肉。北晾的陆晓熏说，者公做的“小雏鸡”，居然是实验用的小白鼠。河南的茹炳林要推荐洛阳水席，原因是周总理夸 奖过。湖南李申玲的故事似曾相识，1962年，家里做面条，全家眼巴巴等着，面条出锅时，老师 恰巧来家访，—口气吃了6大碗。全家人尊敬老 师，更心疼面条。阿城说：“所谓思乡，我观察了，基本是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闹始闹情绪。”这个理论，我实践过一回。好友 石向东约我去了韩国，在那儿，每天有朋友请我们吃烤肉。10天后，我终于没了食欲。小石泣我 去了昂贵的中华料理，说是调理一下肠胃。哪知 韩国的中华料理竟然和韩国料理毫无区别。一会儿，餐馆的老板走进来，一张嘴，并不会讲呻 国话，再一打听，虽是华裔，却从没到过中国。可 见，他的中华料理只在理论意义上成立。回到北京，住处附近的建筑工地正巧开饭。民工门围着 饭菜你争我抢，一股酱香飘入我的鼻中，两目研始扑颖颖地落泪。于是明白，树高干丈，很还是在萝卜白菜附近来评论部后忙于工作，闲暇时间极少，所以总是庆幸自己既结了婚，又有了孩子，如果等到现在，哪有这番功夫。 后来观察思考了一下，发现这并非只是时间问题，爱情在评论部，果然有诸多麻烦。先说时间吧，忙忙碌碌，东奔西走，外出采访，回来编片，难得有请姑娘们划船的时间，闲情逸致总是被工作搅掉。再说空间，虽然每天都接触采访对象，但把采访对象变成恋爱对象却很难，似乎也违背了这个行业不成文的行规。那就回部里找吧，也不易，本部男女由于夜生活频繁，脸色以菜色为主，于男人少了几分神气，子女士则更甚，因为菜色多了，姿色自然少。本人留为部联欢会创作三句半，其中就有段女编辑“过上两年您再看——大嫂”居然引起强烈共鸣，可见是实话实说。 问题远远不止于此，由于评论部隶属中央 电视台，青年男女们往往不自觉地生出一些自 豪感，谈恋爱时，自以为身价高了两倍，这又非除了一些纯民间的俊男舰女成为评论家属的司 能。 还有更可怕的，电视台终日这晚会，那珍欢，美女加云，节目主持人中亦不乏国家级美脸，常和她们照面，岂能不眼前一亮。而照看这个模子去找家属，纯粹是刻舟求剑。 常常见到评论部年轻的同仁无事时在办公室无聊，饿了吃几块饼干，困了倒沙发上便睡，蓬头垢面，无精打采，心中总是充满同情我常想，这场景，让他们的父母看到，会如十想。 发现问题容易，解决问题挺难，得上下一是 重视才行。玲听领导教诲，总鼓励人努力工作可他们怎么都结婚了。当然，靠人不如靠自己大主意还得自己拿，自己想办法。 所以，我劝我年轻的同仁去看看《泰坦克》，那当中有成功的榜样和经验。那男主角伙子算什么，一个穷光蛋而已，可他既不泪丧 也不自卑，赌博赢了张船票，上了船照样敢追等舱的女人，即使知道她是别人的未婚妻（当然这点不一定学)。可爱的就是他的敢爱，该手时就出手，这正是男人的魅力。
抛开偏见 (26)
那女的也值得一学，她不看钱，看感情；不看地位，看才华；不在意失去多少，只看重得到的真切。如此这般，才百这轰轰烈烈、荡涤灵魂、 可歌可泣的爱情。要说恋，我看他俩的条件处境 也很糟，周围多少白眼和嘲讽，后来甚至有追杀，而真爱同经得任考验。一次和一年轻同事说到爱情，他马上说房子、户口、家具……看清了，人家俩可是在船上，下了船，也不知前途在何方，就这情况。所以，看到船体下沉后，小伙子泡在冰冷的水中对姑娘说：“答应我，你要好好活着。”我竟然泪流满面，我真想为我年轻同仁的爱情也遍洒泪水。将来我们会老的，当我们满头银发，厉数着自己的往事，有金奖、银奖，有自鸣得意的节目，有夸奖和表彰，惟独没有爱情，那将是终身遗憾。春天到了，年轻的伙伴们，让我们抓紧吧，四面出击，去寻觅爱情，抛开杂念，一往无前，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春天到了，秋天还会远吗?如果百说你有病，你会怎么样?别急，你真的有病。虽然你体温正常，消化吸收不增，看上去脸色不差，但下列情况你有吗?爱着想、没脾气、心情压抑、整天不高兴、终日肖沉、总想成功、什么都不想干、总想工作……这都病得不轻。《实话实说》中，专家说心理疾病分为两种表现，一种是承认，那该看医生就快去，一种是不承认，那旨定是有病。其实承认有病有何不好呢?比如佰和领导有矛盾，一方承认自己有病，另一方面就会谅解，如果两方都承认有病，就会同病相怜。心里有病不像身体疾病那么好观察，有时表现在身体上(术语叫“躯体反应”)还好，比如脖子硬、眼睛涩、手麻、睡不着觉等等，顺藤模瓜便可对症下药，而多数情况是无任何反应症状，让医务工作者干着急。为什么人会心里有病呢?原因很简单，社会在进步，社会的进步超过你的进步，或你的进步先于社会进步都会得病。心理医生偏方如下，一是调动你主观能动注迎头追上社会，或调整你的步伐等等社会；但此方不去根，这厢病刚好，那边病又上来了，所以正常情况是你总显得龙体欠安。其实心里有病不可旧，照样可以吃饭、喝水、工作、谈恋爱、生双胞胎。你会说这也不算病啊，当然，不治可不行。病来如山倒，不治等倒了，于国于民不利。就是工作累倒的，也很难与泰山相提并论，因为是心里有病，不挂徊，也就不好做结论。从现在开始，你要把这当个事。经常问自己，该笑时笑，该哭时哭，心里有事想不开，就和家人聊聊，有朋友和朋友谈亦可，别嫌事小或下作，去和领导讲讲也行，政治思想工作也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如此这般还想不开，就要去做心理咨询，看心理医生，别伯花钱和时间。要堂而皇之告诉大家，明天我不上班，我去看心理医生。过去我们观念陈旧，总觉得身体有病好说，心里难办，得个痔疮都嚷嚷得满楼道知，可心里病得小脸惨白了，还硬撑着，何必呢《实话实说》中专家们还说，重视心理卫生就标志着社会文明程度增强。当你的同事心里有病了，你不要嘲笑他，应像他身体育病一样对待安慰他，送他时令水果。我最近心理就待难受球组里有不少球迷，世界杯没开张，就嚷嚷看做期节目，于是便做了《足球·家庭·爱情》谈的是由足球引发的夫妻矛盾。
恼人的足球 (27)
节目播了还觉不过瘾，还想做—期，便着手收集资料，开始在节目中打出话题“我看世界杯，公平征求嘉宾。等到32强掐起来的时候，球迷的热情曾，热线报名不断，甚至有官员发来传真，声称嘉宾他莫属。待到球赛进入残酷的阶段，宣传指令也不断传来，不要说中国足球，也不要说亚州足球，不要说裁判问题……剩下的随便说。瞅瞅没剩下什么，决定放弃这期节目，但球迷的热情让入割舍不下。每天都有人哑着嗓子报名，可以联想到他们血红的眼睛，熬到这份上，还不忘一吐为快，心中有很多郁闷可想而知。后来在决赛前夕，我抽空儿看了场中国队和乌兹别克队的比赛，两队突出一个慢字，倒脚功夫很深。刚刚看完世界杯赛场，这比赛干脆没法容忍，我以一个职业者的心态挺着，和眼皮做着艰苦的抗争，最后到底是没洗洗便睡了。醒来后，沂到老婆念叨，怎么咱们这球场比人家大呀，好像场上的人也不够用。眼看巴黎的战火就要熄灭，节目还做不做又提上了日程，整整一个下午争论不休。策划海啸心思不太稳定，混了十几年，刚分了三居室，正忙着装修，总说，你们定，要是做，我就写策划案，要是不做，我去买地板。那天已经出来了四强，楼道里总是有人为谁是冠军争吵起来，喜得我在厕所里都呆不踏实。突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何不让冠军亚军争夺国的球迷代表亮亮相，表面的话题是谁可以夺冠。可谈的内容却很多，两国的足球传统，足球土壤，足球人才的培养，对职业球员的要求，对输赢的态度。好，主意已定，我料理完如厕之事直奔会议室，道出思绪，立马获得通过。策划海啸和虎迪拉开架式，列出日程表，凌晨决出了决赛参战队，上午便和他们的大使馆联系，请求协助推荐参与人员。巴西胜了，一大早，虎迪便开始联系巴西大使馆，用的礼貌用语，先祝贺他们取得决赛权，然后把醉翁之意一五一十道了明白。然后轮到那边发话了，我是接线生，昨晚看球太晚，他们都睡觉呢，您中午再打吧。到了晚上，两位策划一进办公室就惊呼，大事不好，如果是克罗地亚进决赛，可找不着人。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一致认为，办法只有—条，让法国队赢。录像那天，双方的阵容不露面，我脑子里便冒出一个词语，乌合之众。果然，法国的3人小组，既不太懂足球，也不太懂中文，坐在那儿话跟不上趟，让巴西人狠—顿挤兑。弄得现场观众于不忍，纷纷倒戈，支持纤弱的法国人，居然有人发言说，老是巴西夺冠有什么意思啊，也该轮到别人了。整个—个不讲理。录完像；我问法国人，你们为什么不派真正的球迷来，他们说：真正的球迷都回法国了。后来，傻乎乎的法国人果然捧起了金光闪闪的大力神杯，让我想起两句话，一句是中国民间俗语傻有傻福气；一句是业内人士常挂在嘴边的，这就是足球。我是睡不着的人。 我难以入睡的经历从高中开始。那是在考大学之前的某个晚上，我忽然难以入睡，辗转反侧。具体的原因早已淡忘了，现空想来，无非是一旦落榜，街坊邻居会说什么样的闲话，父母将发什么样的言论
小说迷 (28)
实际上是因为心理负担过重，背上想赢怕输的包袱导致的恶果。 如果第二天父母发现我眼睛红肿依然笑声朗朗，可能会说，考不考的也没啥关系，这事也许就过去了。偏偏母亲听说我失眠来了精神，好像红军到了陕北。她说这说明我上心了，在这之前，我坐在桌前攻读课本如坐针。枕头下面压着《铁旋风》，厕所里供着一本《红岩》，吃饭时一手掌勺一手还要翻《李自成》，母亲说，没听说谁看小说看进了大学。 一年后，我和另外7人在臭哄哄的男生宿舍里比着看小说，又想到母亲的话，的确，一个人看小说看不进大学，可进了大学就可以光看小说。 老师在课堂上煞有其事地开着书单，从《诗经》开始，当中涵盖各种经史集，以及眼熟的世界名著等等。一下课，全班挤进图书馆，每人先抄上两本小说再说。我去得晚，凭书名可以知道内容的小说都被拿走了，剩下的几本不知所云地孤零零地立在书架上。 我挑了一本《围城》，因为我看过电影《兵临城下》，仨讦就是根据这个改编的。 回宿舍一翻，两码事。 于是我发议论，有个叫钱钟书的小伙子，文笔真是了得。我旁边的同学瞪大了眼睛，像看外星人一样，你连钱钟书都不知道，连《围城》都没看过，他们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脸上浮出鄙夷的神情。 我说，那你们在看什么？ 他们把封皮冲着我，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于是，我冲天大喊：“‘四人帮’，还我青春!”一屋子人都吃笑。他们说，我们也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看的，其中一个人收起笑容后露出几分严峻，他说大概你太爱啃课本了。 这是说我吗？ 更严重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第一次失眠以后，准确地说是在母亲说我上心了以后，她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告知我，睡不着觉是咱们的传家宝。 姥姥就是这样，没多少觉。邻居阿姨去看她，拽着人家一通猛聊，聊得那阿姨困得频频点头，姥姥眼神不好，还以为人家同意她的观点。姥姥不睡觉，成为家里的闹钟，4点钟她叫醒我父亲赶回团支部，5点钟叫醒我姐姐回农村分校，6点钟叫醒我和两个哥哥起去参加北京---延安象征性长跑。总而言之，天黑之后，姥姥经常拄着拐杖两眼放光四处乱走。 到了白天，姥姥变成另一个。倚着被垛，坐在炕上，无声无息，困倦一阵阵袭来，她不住点头，像晚上的住家阿姨。我放学回来，去拿放在她身边的蛋糕，连拿3块，她都没社会学。忽然，一阵微冈吹过，扬起了姥姥头上稀疏的白发，常常的皱纹呈现在我面前，姥姥的苍老拟拨动了我脆弱的神经，那一刻，我哇哇大哭，。姥姥慌了神，用她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前额，我说，姥姥，你可别死啊……
遗传失眠 (29)
晚上回来，姥姥让母亲买一只公鸡。她悄声对母亲说，下午，小鬼附上老四的体了。 1989年7月，84岁的姥姥走了，舅舅说，老人家头天晚上吃过饭就躺下了，一睡就没醒。一辈子睡不着的老人家临走之前也算睡个好觉。舅舅说，好在没受罪。 老人在的时候大家没觉得有多幸福，老人走了，才知道有个慈祥的老人日子会多完整。蓝天上有一缕白云、没有白云，天不会显得那么蓝；鲜花旁有一束绿叶，没有绿叶，花也没有那么艳。 母亲说，她的失眠是从姥姥那儿遗传的。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躺在床上睡意彷徨的时候，总能从门上的窗里看到母亲屋中明亮的灯光。灯管有些老化，发出夸张的嗡嗡的声音。 母亲在灯下看书、看报、看杂志，这让母亲成了有文化的人，知识的补充是用失眠的代价换来的。失眠者看报纸是一道风景，母亲常常可能随口说出报上铜钱般大小的广告的内容，可以向你推荐藏在报纸中缝的民间偏方。 等到母亲屋中的灯灭了，我的世界也随即陷入黑暗。但是，这往往不是甜蜜梦乡的开始，而是结束了一个困，开始一个更困。我进入电视台，开始痴迷于科学的时候，从心理学上明确了一个原理，叫心理暗示。简单讲，就是都说你有病，你就真觉得有病了。 如果母亲知道这个道理，完全可以把家族的不睡之风轻描淡写，恰恰是她在我面前的一次次重复，让我成了真的失眠者；这便是暗示的威力。 所以，我对我4岁女儿的不睡采用了科学的对策。凌晨1时。我发现她握着床栏伫立着眺望，她说，爸爸，我可喜欢吃酸奶呢。我从不惊讶，用最平和的语气说，是吗，睡觉吧，明天去吃。 我在黑暗中监控着她，先是躺下，然后嘴里无限向往地吮吸一下，接下来轻轻地睡着了。 这多好，不用舒乐安定，美乐托宁，褪黑素，脑白金，咔哇，什么都不用。 我的失眠很大程度上是让自己惯的。我不厌其烦地告诉所有人我就是失眠者，大家千百次地重复让我坚信自己睡不着，躺下就能睡着就不是我了。所以，我的老朋友一见我，问候语总是，最近睡得怎么样？ 失眠的人是挂相的，面上多有愁苦，眉头多半不能舒展，脱发，情绪大起大落。失眠的人心眼小，不太好接近。失眠的人有时表现出观重人格，当着人春风扑面，独自时形影相吊。 失眠的人属于社会上那种渴望关怀的弱势群体，共同特征是爱往高处找比。比如爱说好多伟人就睡不着觉。 失眠的人不知为什么爱撒同—种谎，即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想什么或者说心里没想什么事。 其实，睡不着的时候就是一脑子事。干脆说，就是因为有一脑子事才睡不踏实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事不算大，因为睡不着，把事想得大了。 每周三早晨开例会，起晚就会迟到。每周二晚上惦记着这件事就会难以入睡。到了白天，一想，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不开例会又能怎么样？这样想着，心清豁然开朗，但并不耽误下月二晚上还睡不着觉。
偏方失效 (30)
那天白天，见到台长。台长说，有这么件事，我想问问你。忽然有人高喊台长，远远见到红发碧眼的老外参观团到了，台长说以后再说吧，拽了一把领带迎了上去。到了晚上，我生出100个问题，台长要和我谈什么呢，谈工作？谈生活？哪句话传到台长耳朵里了？哪件事让台长察觉了？最近台里正在搞人事调配，你说台长要让我当广告部主任找干不干？干吧；算不过来账，不干吧，机不可失。最后一想，管他三七二十一，先睡个好觉再说。这才进入睡觉的程序，今天用哪套？数车吧。数到1OO00只就能睡着：1、2、3、4……559……550……8806、8807……9991、9992，唉，你说台长要和我谈什么呢？ 每个睡不着党的人除了吃药，都掌握一堆民间偏方。数羊，想莲花，深呼吸，弊气，摸耳朵，看竖排版的书等等。到了吃药都睡不着的时候，这些偏方一概无用。 有一次在节目中，白岩松顺口说了他和我都失眠，结果很多热心的朋友为我们的党献计献策。 一位原籍河南的朋友说，他小时候睡不着觉，他的奶奶总在山上采一种绿色草本植物给他吃，吃完就呼呼大睡。植物的名字他叫不上来，但如果需要，他愿意带我回家乡去采。 一个可爱的兰州小姑娘说，她有一段睡不着，妈妈把1个苹果和5个果冻放在冰箱里，睡觉前就拿给她吃，这一夜就睡得格外香。 一些神医话不多，一捆捆干草打进包裹寄给我，托人捎话说，吃完再寄。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关心着我，感动得我心潮澎湃，晚上更睡不着了。延边的金虎说能治我的失眠，我兴冲冲赶去，发现中了圈套。他给我安排了72小时的活动日程，根本没安排睡觉。我跟他解释道，睡不着不意味着不困。失眠的意思是说，困得已经不辨东回了，但就是睡不着。找以前单位的党办主任就常年失眠，最严重时3天3夜不能入睡。我见她时，她满眼皆是血丝，她说，我都快疯了。 睡不着也不意味着总睡不着，不然的话，世界上会有一大批困死的人。在这里，失眠的意思是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不该睡的时候会即兴发挥。我理发的时候特困，如果我失眠时有人理发，会很快进入梦乡。我去音乐厅听室内乐时特困，说出来没人信，我也是早年间考过音乐学校的人，但乐曲一响，我的眼皮就打架。有时候困极了，真想买张交响乐的票去好好睡一觉。想来想去，又觉待丢不起这人，只好接着困。 我坐车的时候发挥尤其好。多破的车，多颤的路，也不妨碍我蜷曲着进入梦乡。有一年上丝绸之路采访，在车上睡得香喷喷的。同行的傅成励说，这小子老在办公室说自己失眠，谁信呢？颠簸了数个小时，到了嘉峪关的高级宾馆，为了延续来之不易的睡意，我牙不刷，脚不洗，直挺挺地进了被窝。席梦思更舒服啊，我不过伸个懒腰，一下子睡意全无。 博成励一进屋，就嚷嚷着说我以前的失眠是旷工的托辞，正一肚子冤屈不知往哪撒，干脆薅住他，坐谈了一夜的广播改革。
小人书情结 (3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荀子《劝学篇》 一个人出点名，再爱上收藏，挺矫情的。 但我不能不告诉你，我爱小人书。我的理直气壮是因为我无可奈何，谁让我的精神世界是小人书构建的。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同样匮乏的年代，小人书像一盏油灯以微弱之光驱散我们眼前的黑暗。 小人书带我们遨游远古，触摸历史。有趣的是，孔孟之道进入我们的视野都是从画页上失魂落魄的孔老二开始的。 小人书还告诉我们，秦始皇是个暴君，宋江靠的是小恩小惠，曹操是奸臣。 看着《小英雄雨来》、《鸡毛信》、《小马倌》，我总是恨自己生不逢时。 在孩子们的眼中，小人书里的战争少了几分惨烈和残酷，取而代之的是几分俏皮，几分浪漫。 小人书造就了这么一代人：他们揣着支离破碎的知识，憧憬着灿烂辉煌的未来，装着化解不开的英雄情结，朝着一个大致确定的方向，上路了。 长沙西汉马王堆出土了我国最早的连环画。 等轮到我看上连环画时，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了。 一看就是30年。 其间，画画扔下了，音乐扔下了，英语扔下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精神领地让连环画一枝独秀。 说它是精神食粮毫不夸张。 “他们的青春岁月曾以连环画为启蒙，以连环画为慰藉。重览这些当年的画页，昨日重现的冲击将催醒沉睡的记忆，当年的滋味也许就在怀旧的气氛中被带进阳光灿烂的日子温暖人心。通过这些，儿时的伙伴、冒险的经历、神奇的幻想和青春期的冲动会重新降临我们的心灵。” “记忆之美的醉人芬芳大概莫过于此吧。” 这是“连友”宋强、马安、李明的说法。 这是极准确的一种说法。 还有件怪事，不管你声望多高，官至几员，捧起连环画统称“连友”。 这是一个最平等的部落。 前面的字句中，既有“小人书”又有“连环画”。 这不奇怪，就像一个人既有大名又有小名。 连环画亦有多种分法。 我更钟情的是电影连环画。这大概是痴迷于电影的缘故，我竟然可以把电影连环画的画面看得动起来，脑畔还响着片中人物富于韵味的台词。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儿，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 “我们八连从没打过败仗，丢过阵地，七连交过来的阵地决不能从我们八连手上丢掉。” “摆弄苹果一定要仔细，要像摆弄鸡蛋那样才行。”
执着出巨匠 (32)
那时候，看电影是件奢侈的事情，只有部队大院可以看到免费的露天电影。在风中，在雨中，在雪中，我们凝视银幕上演绎的一幕幕悲欢离合，而忘却了人间的冷暖。 再捧起由电影画面翻拍的连环画时，顿时领悟了回味与想像的魅力。英雄定格在纸上，依然可以塑造我们的灵魂。 待到翻起那些手绘的小人书时，感叹和敬佩一同生出——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是怎么画家脑海的？等到明白了，竟然无言以对。原来天大的画家，用的还是些笨办法。 “刘继卣作画，有一股‘痴’劲，有时竟闹出不少笑话来。1953年刘继卣结婚不久，有一回在街上见一老人形象很好，就对着他画起来，围了不少观众，甚至造成交通堵塞，他却一点也未发觉。” “你如果在路上碰到刘继卣，只要向他打招呼，就会吓他一大跳，因为他只想着画当中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看见你。” “在家中吃饭，摆上满桌子的美味佳肴，他都看不见，一边捉摸画中的艺术境界，一边下意识地只吃着眼皮底下的那一碟子菜。” “他带孩子逛动物园，对着老虎画了起来，画着画着就入了迷，结果竟把孩子丢了。” 孟庆江先生的这几段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智若愚的画家。看似简单的一幅幅线描，倾注着画家毕生的心血，这就难怪人们透过小人书可以感受到画家高尚的人格力量。 如果“连友”们当中有暗号，其中一则肯定是“山乡”——“巨变”！ 贺友直先生的4册《山乡巨变》已经成了“连友”争相收藏的定物。我曾经开玩笑说，如果哪个山乡有100套《山乡巨变》，那这个山乡马上就能巨变。 而《山乡巨变》的的确确描绘了清溪乡——一个中国式标准村庄的巨变。它还告诉我们爱情无所不在，因为错综复杂的斗争并没耽误刘雨生与盛佳秀的爱情。 《山乡巨变》启发同行，可以从传统线描和明清版画中汲取营养。它还告诫我们，艺术需要对真实生活的体验，为了这4本小人书，贺先生3次深入农村。全身心地投入才使我们从他的笔下领会到乡野之趣。 在我出生的1963年，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而第二届评奖的1981年，正是我完成启蒙步入大学校园的时候。我的精神家园的建立竟然如此准确地与小人书暗合着。 其实和颜梅先生在我只是在画上拜见过。见过真人的只有王弘力、戴敦邦、顾炳鑫等几位老先生。 2001年冬天的哈尔滨，冷得不寻常。 我在连环画节上一眼看到了顾炳鑫先生，我脑海中瞬间浮现一个人物：捷尔任斯基。 那是他笔下众多人物中的一个，顾先生和捷尔任斯基如此相像，也是精瘦，也是干练，也是铁骨铮铮。动人的神韵透过他们的笔溶入了纸上那一个个鲜活人物的形象里，使得你和他们初次相见就会觉得曾经相识。 顾先生握着笔，低头为热情的“连友”签名，冷静的神态让你察觉不出他走过多少平静的日子。 我和“连友”们一起暗自庆幸，老先生们重返画坛，又将迎来连环画复苏的第二个春天。 没有多久，从上海传来了顾先生病重的消息，我们还未从惊诧中缓过神来，又传来顾先生离去的噩耗…… 连环画贵在连环，少了一位大师，我们的小人书世界如何连贯。
书痴 (33)
有时候，你盯着小人书上的王侯相和风姿绰约的古代美女，不禁感叹画家们的想象力是如何了得。见到王弘力老先生，我径直提出这个问题。王者笑了，他说，是有个仓库的。 1955年他在辽宁义县泰国寺前看见两个老者 下棋，他悄悄回了下来，也就是说，两个形象入了库。不久，他在同—县城小饭铺中看到的一个小贩 成了他笔下《十五贯》的尤葫芦。而《十五贯》中另一位人物况钟则是王老认识的一位学校老师，给 长上了胡子。 现在，我已经进入他的“仓库”，前途未卜。 当然，成为大师，仅仅育个仓库还是不够的。还 要有勤奋还要有刻苦，还要有忍辱负重，还要能宠辱不惊。这一切，王老全有。外语，老人家就会6门， 全是自学的。 现在，你就是外行，也可以感受至小人书的厚 重。 现在，你随我进入小人书世弄吧，咱们边走边 说。 你可以收藏，也可以卖养藏，当然，你只想当贩子就另当别论。然后，你要结识—批“连友”，认识 他们，你就会重新认识小人书，我来介绍几位吧。张成德，公开身份是《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菩， 实际上是小人书贩子的死敌。他爱小人书，恨有些 人把小人书当赚钱手段，恨他们囤积居奇、哄抬书价。我和他逛过几个小人书市场，几个贩子见他牙 恨咬得咯咯作响。 他正在于两件事，一是收集小人书画家们的国画作品，以此来证明，小人书画家都是大画家，都 有真功夫。二是采访这些画家，写写他们传奇的经历，出一本书。这两件事占了他太多的时间，说出 来你可能信，南采北去地采访画家，都是他自己 掏钱。他已经采访了四十多名画家。 如果你刚入道．教你一个辨认的招数，说起小 人书眉飞色舞的就是“连反”，说起小人书价钱眉 飞色舞的就是贩子。 上海有个张奇明，经营房地产开发和小人书出 版。张奇明也是从小就爱人书的，辛辛苦苦攒 了几百册，家里着了一了把火，全烧光了。重新开始攒，又烧光了。“文革”时，他的母亲被打成反革命， 张奇明身边的小伙伴一哄而散。受不得冷落的他发了毒誓，谁和他玩送谁一本小人书，哪里知道小 人书可以冲破阶级的壁垒，居然有60个孩子愿意 重新与他为伍。这下惨了，张奇明凑不齐那么多书，小朋友们又盯得紧，逼得他到天目山藏了两 天。90年代，张奇明在深圳发了财，苦思冥想闲钱 的去处，没说的，又攒起了小人书。 小人书不像佛像，买回家供着，没什么损耗。＿ 本小人书过上几个人的手，翻上几遍，就折过卷角得不成样子。所以，去找几十年前出版的小人书， 大多都青春不在，面目可惜。有的印数少，还难寻 踪迹。张奇明成立了大可堂文化公司，专门和出版社 联手再版小人书精品。据说，重新创作也列入了议 事日程。 在上海，我一头扎进张奇明的书房，翻看他的 小入书藏品．一日就翻到了后半夜，几个老爷们对视一笑，说，这不比打半宿麻将强。第二天见面没 别的，还谈小人书。
为梦想惜时 (34)
张奇明约来了归琪，也是上海小人书一族中的强人。 归琪有绝活，一眼可以发现一堆书里的精品，有时连书的主人都没发现。归琪挣钱不多，付钱时却很公道，好东西就出好价钱，这让他在“连友”中口碑甚佳。 晚上，归琪席地而睡，因为小人书睡在床上。我把这事讲给局外人听；听者头晃得像拨浪鼓：“唉，说起来都是些大人，怎么不着四六的。” 单说戴敦邦先生吧。“连友”们听说戴敦邦的大名，都会精神一振。虽说戴先生竭尽谦虚之能事，公开宣称自己无学历，自号民间艺人，可他画的《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等连环画，在“连友”们心中的位置至高无上。 他画的古人尤其好，身形中有股灵气这不是天分，是真功夫。这是多年临摹历代大师作品的结果。为了临摹，他钻泥洞、上吊架、爬栈道。他像一个“可爱的信徒”。你一定会喜欢戴先生的画，愿意称为他为大师，好，我来告诉你，他只在师范学校里上过两年的学生美术课。 我一次次端详自己书稿时，总觉得不够味，里面没有画儿。于是鼓足勇气，厚着脸皮向连环画大家们求画。戴先生居然给我画了两张。 后来，一位朋友到戴先生家拍摄，回家后告诉我，戴先生的书房里有座大钟，每小时报时一次，戴先生说，要提醒自己，年事已高，抓紧时间做事。他的书房中有块留言板，小磁铁压着一张张白纸条，提醒自己这周干什么。朋友眼尖，一眼看到一张白条上写着：给小崔画画，两张。这让我有说不出的惭愧。 朋友说，留言板上还有张红纸条。红纸条上写着：建好连环画博物馆。戴先生说，这是他十生的梦想，所以写在红纸上了。 我们，看小人书长大的一群人，是不是也该结自己写一些纸条，或许，我们也该给自己写一张红纸条。 江湖是什么?江湖是人情世故，能应对就不易，更别说什么懂全了。 ——阿城《江湖》 这次交流是在海边的—家电视台。近两年，经上级批准，我忙里偷闲去了3所大学和4家电视台，任务都是一个，和大家面对面交流。 这次出书，把它收起来，一是觉得即兴、口语。想到说到，也算是一种表述方式。二是为前边章节没有写到的拾遗缺。第三说出来不大好意思，即然是业务交流，这篇文章希望能算是我的业务论文，为今后的评职称添个砝码。 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海滨城市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面对面交流。我刚才走进这个会场的时候，看见后面贴着4个大字“学术交流”，我仔细看了看，好像不是一个长期的设置，是临时贴上去的。太隆重了，有点受宠若惊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到哪儿进行过学术交流，学术这个事很庄重。 按照我的习惯，先介绍一下我的履历。我1981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5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小报，叫《中国广播报》。我去的时候叫《广播之友》，当时发行星有25万，我在那儿干了一年，把这个报纸干得剩3万份了。离开报纸，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综合节目部，当时我们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栏目叫《午间半小时》。我自认为在那儿干得非常精彩，我觉得我在广播电台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吧。
人浮于事 (35)
后来广播越来越衰落，我所在的这个单位也是人浮于事。比如，我们刚开始制作节目的是7个人；可以制作很优秀的节目。到后来有近20个人，节目的质量却在下降。这个时候开始出去干私活，一下子就干到中央电视台。 忽然说做主持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这已经是90年代初的事情了。到了1992年底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开始进行改革。改革之前的中央电视台让我感受非常深，因为那个地方人浮于事比电台还要厉害。我参加过很多剧组，剧组一建立，第一件事就是包宾馆，每人一个房间，然后吃饭，吃各种各样的饭。花钱如流水，也没有什么人心疼，也没有什么人在意。 1992年底我们开始筹办《东方时空》的时候，忽然经济开始紧张起来，大家出去采访都坐不起出租车，有的是骑自行车，有的是挤公共汽车。这个我觉得倒很像我做了十几年记者的感觉，所以对这个新节目比较钟情。当时新节目没有名字，《东方时空》是后来起的名字。当时叫《新太阳六十分》，每一个子栏目都在设想，比如《东方之子》当时叫《太阳之子》，我对这个题目非常赞赏，我说叫《太阳之子》好。如果要采访贪污犯，就叫《太阳黑于》。《生活空间》叫《太阳人家》，《时空报道》叫《太阳聚焦》。 现在《东方时空》这4个字，是当时的主任孙玉胜想出来的。这个主任最大的特点就是会起名字，后来我们的节目《实话实说》，还有《焦点访谈》前面“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也是孙玉胜想起来的。他现在已经是中央电视台的副总编了，专门给各栏目想名字。 栏目的名字有了，接着就是怎么做了。有一天我的同学时间来找我，时间是他的真名，不是艺名，他就叫时间，他们一家子都怪怪的，他叫时间，他的父亲叫时盘棋，你说怪不怪啊?当时咱们解放重庆的时候，他父亲是随解放军第一批冲进去的，后来大家看到的“渣滓洞”大屠杀以后的照片，包括杨虎城遗体的那些照片，都是他父亲拍摄的。 时间忽然来找我，他说你能不能做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我说什么节目，他说《东方之子》，都是采访中国很有名的人。然后我就很含糊，因为从1987年开始我做《午间半小时》，一直到1993年的时候，都是在艰苦的基层跑。现在忽然说做一个主持人，我心里没什么准备。 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家知道除了有赵忠样老师、倪萍大姐，还有罗京、张宏民。那个时候他们的岁数还没有这么大，非常年轻，非常英俊。我们在家里打开电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形象。这就意味着我要和他们并肩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天回家以后，我就照镜子，因为一个人在镜子里的感觉和在电视屏幕里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越照越没信心。如果有一天电视观众打开电视，忽然是崔永元出来了，他会不会觉得家里的电视坏了。但是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很多年轻人的理想，我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我想了想怎么办呢?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招。我说可以找一个更难看的人，把他推出去。加果观众接受他，我就有希望了，我就把白岩松推荐过去了。 白岩松最大的特点是自信，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长得不好。在那个地方一炮走红，大家一定记得白岩松红得程度有多快，没有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红了。
即兴节目 (36)
一个月以后再见日岩松，我想沾点光、我说白岩松，是我把你推荐进来的，你还记得吗？白岩松说金子总是会闪光的（笑），看着白岩松大红大紫，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伯乐，相中了这么一匹野马。有时候觉得看着这个小子的傲劲，当时还不如我自己去呢。但是这个栏目就一个主持人，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到1995年底，时间忽然灵机一动，又要办一个新节目，时间就给我打电话，你手里还有没有像白岩松这样的人？我说没有了，就剩下我了。当年我就去电视台报到，开始做节目，我说这次做什么？他说这次做的节目叫“脱口秀”，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找来了很多录像带让我看，看的是美国的“温芙瑞”脱口秀，还有台湾赵少康的脱口秀。“温芙瑞”看不懂，因为它是英语的，我学的是俄语。 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场很有意思，很热闹，每一句话都会有人在笑，现场的观众很放松，坐得姿势也是七扭八歪，这在我们中国电视上是看不到的。赵少霞更精彩，他有辩论的味道，他总是不阴不阳地开一些玩笑，看上去也是很新鲜。当时我们看的是《妙论大卖场》的《飙车一族》。在台湾一些孩子爱开摩托车，开得飞快，还把消声器弄掉，马达轰鸣地在街上乱闯。他们晚上还会到酒吧去喝酒，喝醉了酒摔酒瓶子，这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赵少康就把这些人请到演播室，和他们的家长、老师、同学一起聊天。 一个头发染得红红的孩子说，我看台湾“立法院”开会的时候，“立法委员”还仍鞋呢，还摔麦克风呢，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呢？赵少康说他们是“立法委员”，所以他们可以。你要是“立法委员”，摔酒瓶子，就没有人说你了，底下观众就笑、我觉得他的玩笑开得很有意思，一直开到最顶层，很精彩。最后，赵少康就说，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请到场的各位。每个人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 大家看早期的《实话实说》，每次节目结束都有一个用一句话总结内心的感受，就是从这儿照搬过来的。看完以后，我和时间探讨，我说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他们现场说的这些话，是彩排过的，还是有台本的，还是即兴的？他说他也不太清楚，然后我们就找人问，当时在这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明白人。我们看了看上下文的联系，包括现场大家的反映，可以看出确实是一个即兴节目，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要作，个即兴的节目。 从一开始时间就说，我们就照着这个即兴的色彩来做吧，我说我要做什么准备，他说你不用做什么准备，你平时说得不错，你上去说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录样片，样片叫《拾金不昧该不该回报》，后来这个节目播出了，录样片之前头一天晚上，我做了大量准备，摘抄了大概有20多张纸的名言警句，一直在背（笑）。 第二天准备开始了，现场坐了80多位观众，各个工程都就位了。那个时候我们导播就过来说，我就喜欢你这个状态，你这人一点也不紧张，然后我说你看我的睑不紧张，你再看看我的腿，一直在哆咳（笑）。我当时就想，我现在上去说一段，如果要是成，就接着说，如果不行，当时就回家，打包回家，再也不干这个。然后我就冲上去了，时间马上喊停。我说一句话没有说，就停。 地说这样上来不好，没气氛，你应该一上来就跟大家挥手，说大家好，然后全场观众鼓掌，谁离你近，你就跟谁握手。我说行，再来一遍。灯光大亮，我就跑了进来，说“你们好”，观众很给面子，都鼓掌，我就跟最近的握手，握完手往台上走，听身后有人说，这孙子是干什么的（大笑）。上去以后，很紧张，看着大家，结结巴巴就开始讲。 我说有一年美国大旱，有一个人家有很多孩子，没有吃的东西了，他的父亲笃信上帝，给上帝写了一封信。他说上帝啊，我们家没吃没喝，你能不能救助我一下，给我100美元。然后就把信寄出去了。在邮局公检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是给上帝的信，没有地方投啊，他们就拆开看了，大家互相传阅，被父亲的一片真诚感动。您看他这么信上帝，我们应该帮助他，大家就开始凑钱，凑了80多块钱，就这么多钱了，给他寄过去了。 过了一个礼拜，这个父亲又寄来一封信，他说上帝，你真是我的上帝，我一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你看我说需要钱，你就把钱给我寄来了。全是上帝，我提醒你一一下，以后你再寄钱的时候，千万别让邮局那帮孙子知道，他们扣了20美元（笑）。
关于幽默感 (37)
讲完了以后，全场就笑了。这一笑我就觉得有信心了， 因为在这之前，我在中央台做过《曲苑杂坛》。《曲苑杂坛》大家都知道，就是相声、杂技、人品，当时我们最头疼的时候 就是没人笑。有一次我的印象特深，两位著名相声演员合说了一段新相声。我问，这段怎么样？他说一点问题没有，你就 等好吧，观众非得乐晕过去。 然后两个人就上去了，一片掌声，从头说到尾，底下鸦雀无声。下来他们就说，这些人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你 们哪里找的观众。当时我负责找观众，这以后就有了一些经验，再找观众不能找大学生、高中生，反正初中以上文 化程度的人就不能找，这些人没有什么幽默感。相声、小品，一场一场就这么录，录得我非常伤心。到底是中国人 没有幽默感，还是我们这帮腕没有幽默感？为什么人家会不笑呢？所以那天讲完一个笑话，大家都笑了，我一下子 就找到自信了。那天在现场还有一个演员叫牛振华，也会说相声，现在在演电影电视剧，他也笑得前仰后合，他的 笑也给了我自信。 稀里糊涂一场下来，我问他们用多长时间，过去大概有20多分钟吧？他们说己经两个半小时了，我还行呀，但是 有一条没有成功，就是准备的名言警句全都没有用上，部是说的大白话，家常话。然后我们就拿去给领导看，领导看的 时候，从头到尾部没有笑，绷着。 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好？还是台领导没有幽默感？大家都 拿不准。但是台长留了一条生路，他说你们再做两期吧。做完以后，又要去给领导审，我就把《曲苑杂坛》的经验拿出 来，我说咱们组谁最爱笑，他们说关秀玲最爱笑，关秀玲一个笑话都讲不了，因为每次抖包袱之前，她自己先笑。 我们决定让她坐在领导的左边。还有一个叫乔艳琳的跟关秀玲有一拼，看着谁都可笑，整天笑容满面。我们决定 让乔艳琳坐在领导的右边。审片的时候果然是这么安排，因为她们都看过，每当要抖包袱的地方，我还没有张嘴，那两 个就笑成一片。领导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说倒回来 我再看一遍（笑）。 倒回来看一遍说，有这么可笑吗？但是那天领导确实笑 了，笑了几次，后来他说再做两期吧。然后我们又做两期，这期做了《谁来保护消费言》，是下海打假的，还有《孩子与游 戏》，这样一共做了5期节目。做《孩子与游戏》的时候，中心主任、部主任全都来了，都坐在楼上。 录完了以后，我看所有的同事都阴沉着脸。我还觉得今天我发挥得不错，为什么他们阴沉着脸呢？我说出什么事 了，他们说领导们看了3分钟就全都走了，拂袖而去。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那肯定是不满意，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快 就走了。我说你们就不能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他们看3分钟特别放心，这个节目做得这么好，不用我们盯着看吧。 然后就拿去找评论部主任孙玉胜，孙玉胜决定放一集，听听观众的看法。第一集播出后，两种反应部很极端。这时 刚好是1996年的3月16日，我们推出了第一集叫《谁来保护消费者》，就是王海打假这期。孙玉胜非常重视，在这个节目 播出那天，他自己专门到热线电话前去接听电话，看着观众的反应怎么样。后来他把我叫过去，他说今天电话很多，有 一部分是谈你的主持，他说反应分成两种，有一种是非常激动，拿起电话他们就哭，说中国电视有希望了，终于出现了 一个这样的主持人。 我说另一部分观众呢？他说另一部分观众也早拿起电话就哭（笑），他们说你们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人，咱中华就 真没人了（笑）。孙玉胜说观众反应很极端，两种看法都很极端，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再录几期试试吧。这样节目一口 气播出了10期，应该说反应还不错。 10期以后，因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这个节目就停播 了，停播了两个半月。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突然台里派人来找我，说，你赶紧回去，归队报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脱离 电视台了，回去后，一直做到今天。我是《曲苑杂坛》出来的，我们编导更惨，显《综艺大观》出来的（笑），据说早年 还干过春节晚会，所以脑子里有很多文艺节目的框框，当时他说出场我们应该出得千变万化，主持人出场有握着手出 场的，还有藏在高台上，等到节目一开始，灯光一亮，从台阶上疯子似地跑下来（笑），这也是一种，还有坐在观众席里， 大家也不知道是谁，节目一开始，你忽然从观众席站起来，你往台上去，大家就鼓掌。还有一种，你躲在景片后面，节目 一开始，你从景片后面突然出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反正都不是正常人干的事（笑）。 有时候在开场之前，我还在想今天要谈什么，今天怎么 谈，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所以等到灯一大亮；我就从高处跑下来，跑到观众面前鞠了躬，说各位好，就忘了今天 要讨论什么了，然后重来。慢慢地我适应了，每次不管用哪种出场的方式，我都适应了。我发现新的问题来了，现 场的观众非常紧张，嘉宾更紧张，一个个笑跟哭似的（大 笑）。
放松情绪 (38)
节目做到快半年的时候，有一次开会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做的节目不像真正的谈话，当时我看温芙瑞和赵少康的节目，所有的人非常自然，像日常的状态一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让观众揣着平常心，用日常的状态到电视台演播室来说话？ 大家说这可能不容易，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电视节目，也没有这样的办法。我说，我们应该想办法，消除观众的紧张感。我决定第一件事改变主持人的出场方式，我们不要从高处走出来，也不要从观众席里冒出来，也不要从景片后面突然闪出来。大家说那怎么出来？ 我说一开始就在沙发上坐着等着，嘉宾当时也是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我说嘉宾也让他们坐在沙友上，而且最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让他们坐上去，这样慢慢就会熟悉场地。观众在现场也非常紧张，到电视台的演播室，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不敢动。我们怎么让他们放松呢？我就想起过去我们拍《曲苑杂坛》的时候，为了让观众支持，有一个人上来给大家鞠躬敬礼，说一些注意事项，讲一些笑话，这时候观众会放松。 我说像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借鉴，采用热场方式，试一试。后来我准备很多笑话到那里去讲。比如，我说，前一段我和我一个朋友，到野外宿营，半夜醒来的时候，朋友突然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感想？我说你看满天的繁星，宇宙是多么浩渺啊，而我们作为一个人，是多么渺小啊。我那位朋友不说话，我问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他沉默一会儿说我们的帐篷好像被人偷走了。 讲完了观众也放松了，我们就决定开始录像。编导说，现在很好，切换导演在上面喊，准备，开始，“5、4、3、2、1”，奏乐，这的候我一看刚才还在笑的观众全都哆嗦起来了。录完下来，我说你看我费那么大的劲给大家讲笑话，好不容易情绪放松下来了，你—个5、4、3、2、1又回去了。他说那怎么办，我不喊，各工种也不知道开始了。我说各工种没那么傻，就不能用别的方式让他们开始。那用什么方式呢？后来我说这样咱们俩约定一个方式，在开始之前，我就冲你挤眼睛，反正你在监视器里也能看见我挤眼睛。开始之前我就挤眼睛，挤着挤着眼睛他就说，你都挤多长时间了，还不开始，我说今天眼睛不是特别舒服，所以一直在挤。我说我们多设立几种方式，比如我手扶着椅子，就证明要开始了，或者我挠挠头证明要开始了，慢慢我们就确定下来了。现在如果大家到《实话实说》现场，我相信即便你是内行，你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的，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十种方式，就是让拍摄顺利开始，在观众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开始。 这个工作怎么做呢？就是用那种叫热场的方式，让观众放松，比如我先鞠躬，然后问大家为什么鞠得这么深，有人说真诚，我说，对，是真诚，但是真诚还不够，还有3条，你们接着猜。他们说你在日本留过学，我说你才在日本留过学，第二条不对。然后有一个愣头愣脑的举手，他说你可能是头重，我说你才头重。大家猜半天都猜不出来，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代表很多人到这里来给你鞠躬，所以才会鞠这么深。我现在让大家猜猜，我今天代表多少人给你们鞠躬，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为了《实话实说》这台录像，有多少人在忙着。然后他们开始猜，有的人说100，有的人说500，有的人说2000，有的人说12，有的人说34。然后我告诉大家，我告诉你们正确的答案，我代表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代表多少人，因为我们电视台的人数不好统计，你像一般干活各个岗位大概有25个人，但是吃盒饭的有140多个人，发奖金的时候有2200人，有一次台里说，有一个出国名额，谁想去，填一个表吧，填了10000多张表，你说有多少人，别管有多少人，反正都欢迎各位到来，今天就鞠这么深的躬。 然后请大家关掉手机、BP机、股票机、电子宠物，凡是出声的都关掉，然后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言，《实话实说》的现场是开放的，谁想发言的时候，就举手示意我，一举手我就会跑到你的身边为你举话筒，话筒我为你举着，大家不要抢，因为抢话筒拍出来不好看。 可是这样还不够，我还找一些不说话的，比如大家都笑，他没有笑。我就会走到他身边问他，为什么大家都笑，你不笑？他说我还有点紧张，你为什么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到中央电视台来，我是从贵州来的，一边说一边哆嗦。我说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第一次去什么地方都会紧张，而且有这么多生人。然后我就开始给大家介绍，我把这些生人都介绍一遍，熟悉了就是你的朋友，这会儿你就不紧张了，挨个介绍我们的摄像，包括我们的摇臂。比如说拍摇臂的摄像，我会让他用机器给大家表演点头、鞠躬，还会移到观众的头顶，移准了砸下来，吓得观众到处跑。然后再介绍我们的乐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跟他们开玩笑，调节现场气氛。然后我问现在还有没有人紧张，他们说没有人紧张了，我说现在就我紧张了。
人文关怀 (39)
你们都不紧张，我就紧张了，现在大家陪着我再放松一次，我放松的方式非常特别，就是听音乐，我只要一听音乐就可以放松。这时候我们乐队就开始演奏音乐，这时候我们现场所有摄像、灯光、录音，包括切换都知道节目开始了。节目录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现场的观众根本察觉不了，包括嘉宾，他们也觉察不到节目是这个时候进行的。有一次录像录到大概快40分钟了，我站在观众席前，觉得有人拉我的衣服，回头一看是个大娘，大娘指着表，我说什么意思？她说快点开始，我们呆会儿还要回去呢。我说好好好，我们抓紧，实际上当时已经录了40多分钟，都快录完了。观众在这种自然的状态里，所以表现出来就不一样。我今天说完，大家找机会再看一下《实话实说》，看一下现场的观众，还有嘉宾，他们的那种表现，我觉得你就能体会出来。当然也有特别紧张的人，你怎么调整他也不放松。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四川请来—对嘉宾，谈的是关于足球和家庭的话题。坐着飞机来。花了很多钱，来以后马上要开始录像了，突然妻子不行了，紧张得浑身发抖。我们看场地的大妈说，看这个嘉宾紧张了、她当机立断，拿两片安定给她吃了。原来这个女的是紧张，吃完药比较好，又紧张又困（笑）．当嘉宾肯定是不行了，当时她紧张得直掉眼泪，吃完药，头还难受，我说你不用这么难受，没什么了不起。 我说这样吧，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你到天安门去玩，我们专门有一个人陪你、开着车，你去看天安门。去看纪念碑．缅怀一下先烈。第二个选择，你现在坐在观众席里，你来看我们怎么录节目。如果你觉得非常放松，你想说话，你就举手示意我，如果你不想说话，我用我的人格担保，今天晚上我不会叫你。我说你想一想，她说我不想了，我有点点困、我就坐在观众席里。我说行，你就坐在观众席里。 她的丈夫非常沮丧，他说真对不起你们，我们花了你们这么多钱，到这里还不能帮你们录节目，我说没关系，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事我们经常见到，然后我就说，现场观众有没有喜欢看足球的，请举起手来。我说有没有夫妻两个一起来的，这时候举手的人就少了，大概有十几个人。我说有没有因为这个事闹矛盾的，举得更少了，大概有三四对，于是选了一对出来坐到台上。节目开始录制。最后大家说，这二对挺精彩。 录完以后。在观众席里昏昏欲睡的妻子说。我觉得今天挺好、我说是不是很放松，她说是，我说以后你就不要这么紧张，也欢迎你下次和你丈夫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丈夫就一直垂着脸，老跟妻子说，你等着，回家咱们再说。后来丈夫还跟我们制片说，这样吧，我们自己出一个人往返的机票，就算你们这次访了一个人。我说，你不用这么在意，没关系，就送他们走了。回去以后，据说妻子把丈夫揍了一顿（大笑）。 我们提出一个理念，在节目里体现人文关怀。 我每次说到这儿，都觉得我们做得确实挺好，很有人情味，体现了人文关怀。每次听到这儿，观众也会心存疑虑，你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早年间电视台并不是这样，那时是毫无人情味。 我记得有一次我帮助做一个晚会的策划，时间特别长，大概做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等到播出那天，我就很高兴，把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邻居全叫到电视前，我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做的晚会。然后他们就看，看看说，这个晚会不错呀，怎么证明这是你做的呢，我说别着急，等最后出字幕，你就知道。字幕上写着策划“崔永元”。等节目到最后时我心里怦怦在跳，一看上面写着策划“佚名”（笑）。我就赶紧打电话，导演说，我们上字幕给上错了、我觉得电视台怎么会是这样，太伤人心。 第二天他主动给我打电话、一说你来领一下稿费吧，我一想可能是这样，他们因为疏忽，连名字都没有打，可能在金钱上做补偿。我就背一个空书包去领稿费了（笑）。到那里以后、他们说，你干了4个月，扣完税一共是197块钱，你点点吧，点点别少了，我说不用点了，我走了。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我这还算好的。很多策划，包括北大的教授、社科院的学者、知名的作家，在他们给电视台做策划，或者出点子的时候，经常早晨9点钟来，说到11点半，主持会议的人就看看表说，“现在到中午，就不留大家了，谢谢你们，希望你们下次还支持我们工作”，就把大家都打发走了，就是这样。所以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知道干电视的人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人文关怀的人，不知道尊重别人的人。
敞开心扉 (40)
在1995军底、1996年初，开始筹备这个节目。我和时间几个人最早创办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一个理念，要在这个节目里实现真正的人文关怀，要让大家在这个地方感到平等，我们要为电视台争回一点面子。 当时我们请了很多重量级的学者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策划，有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邝阳、陆建华，这些学者在文化界口碑都非常好，当时我们租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葫芦架，阳光透过葫芦架，照在每个人身上，暖洋洋的，非常舒服。然后我们会挨个问，你喜欢喝什么茶？ 我们专门请来一个保姆，每次保姆都会拿来一张纸，一支笔，问每个学者，你今天想吃点什么，然后记下来，照这样去采购，去给他们做，先在生活上让他们满足了、安逸了。第一次付他们酬劳的时候，我们拿一个信封，里面装厚厚一沓钱，漫不经心地说，这是“第一笔”。这些文化人因为受到尊重．有了极高的热情，觉得我们这帮人可交。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跟我们敞开心扉谈起来。 我记得当时他们提了很多要求。郑也夫说，小崔我给你提一个要求，不要轻易接受采访，主持人不是明星，用不着包装，你就陆踏实实做你的节目，如果大家认可你，就是认可你的节目．而不是看你见报的频率有多高。 你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一定不要接受采访，我说肯定不接受，现在还没有人来采访我（笑）。因为那时候节目刚刚开始，后来做了大概两个月以后，有一天有一个人到这里敲我们的门，进来以后他就说，崔永元在吗？我说我就是。我星《人民日报》属下《大地》杂志的记者，我来采访你。我说不，你休想采访我。后来我看了看郑也夫没在，说咱们到旁边那个屋去谈吧（笑）。 都是凡人，普通人，一般的人好像很难抵御这个诱惑。但我觉得在电视白的主持人里，我是曝光率比较低的，见报比较少的，接受采访比较少的，参加活动比较少的。到现在为止，没商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有一些商业活动很挣钱，有一次有一个商场开业，希望我能够去主持剪彩仪式，80000无钱，大概15分钟，我当时说，绝对不会去的。 我们有纪律再说我们主持人怎么能参加这种商业活动，还有，你们是给现款吗？（大突）想想这个诱惑确实非常大。来找的人特别多，因为我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一次一次在抵御。从80000元钱的剪彩赛，到几百万元一钱的广告费，我都抵挡住了。我觉得并不是我个人的素质育多高，而是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策划班底。一个由北京著名的社会学者、教育学者组成的强大阵容。 他们策划节目和我们电视人策划节目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只想节目的样式，他们希望在节目中体现出他们的思想，在节目中体现他们做人，这一点到今天，《实话实说》还在受益。过去我们和专家、学者合作，我们电视人没有摆出很好的姿态，所以人家也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家底抖落给我们。今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做法，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所以他们才肯这样用心来帮助我们。一直到现在，《实话实说》始终坚持这种好的传统。 北京知名的教育学者、社会学者几乎都参加我们的节目策划，一是我们有专职的策划队伍，一个我们会针对一个具体的话题．请这方面的专家出谋划策。我们在讲滇池水污染这个话题的时候，水污染研究所的所长，带着挂图到办公室给我们讲了一下午，让我们把整个水污染的情况和基本常识搞清楚。当我们了解这些基本知识以后，主持人上场是胸有成竹的。大家看主持人在场上很懂，很精通的样子，当专用名词出现的时候，都可以讲得通透．基础就在于前期的准备，前期的补课。 我在大学学的是新闻，经常逃课，基础很差，这些知识都是做《实话实说》以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而且学者们的人文关怀慢慢渗透到节目组里，让组里每一个成员都有了这样一个共识。就会在你的节目里表现出来。所谓“人文关怀”，实际上它有两个境界，最高境界是你发自内心的，是你骨子里的，你会尊敬每一个人，不管他干什么，不管地的职位有多高，薪水有多少，不管他是什么生存环境，什么家庭背景，你都会尊敬他。 差一点的，就是你可以装出来，也算是个技巧吧，你可以装得很有人文关怀，你可以装得尊敬每一个人。不知道人文关怀的重要性，连装都不装，这就是真不尊敬别人。
现场归我管 (41)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几盏灯需要调整，这时候我们的灯光师傅就上来说，你、你、你们三个躲开，然后这三个观众就灰溜溜站到一边，我的录音师傅又上来了，他给嘉宾装好话筒，说：说两句话，我们给你调一调，调音是录像前的准备，他回过头对全场观众说：安静，我们要调音了！ 刚才灯光师傅得罪了3个人，然后录音师傅再接再厉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说我们怎么录，没有办法录了。后来我就说，光我个人有点人文关怀精神不够，全组都有人文关怀精神还不够，怎么办呢?得让电视群体都有人文关怀精神。然后我们就专门和演播室的灯光师傅、录音师傅，各个工种的人谈心，我们有好事的时候，也不忘他们。过年过节，我们也给他们送些礼；有的时候周末我们约上他们一起去参加爬山比赛，保龄球比赛，都是我们出钱，反正就是宋江那一套；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大家看我们怎么钟爱自己的节目，为它投入多少精力。我觉得人心都是团长的，慢慢地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这种工作态度。 在《实话实说》现场，我是主持人，所以现场就归我管，有任何问题，都来找我，我来协调。比如灯光师傅神色慌张地过来说，实在对不起。从来没听过他们说对不起，过云灯光都叫“灯爷”，他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有两个灯有问题，要调一下，你看怎么办?我说没事，你来调。然后我就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重要客人，我们的灯光师傅，大家全都鼓掌，我拿着话筒采访他。 当时他脸通红，说话结结巴巴……我说好，现在我们看师傅调整灯光，底下几个朋友躲开一点，怕砸着你们，我们一起看。然后他就开始，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还拿着对讲机说，往上一点．往下一点。调了两分钟还没有调好，其实我觉得可以了，但是他那天精益求精。然后我说，咱们大家再鼓励鼓励灯光师傅，全场热烈鼓掌，我看师傅汗都下来了(笑)，这时候他调好了。大家又一次鼓掌，他下来后，直接喝酒去了(笑)。我要说明，我们的灯光马师傅一直是很好的，我说的是别人(笑)。 我觉得尊重是相互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感受。这时候录音师傅上来了，说现在话筒都安好了，再调一下声音。我说就让观众说话，你来调，他说对。我说，你别管了，我来办。然后我就上去说，节目马上要开始了，以后大家都有可能到电视台采做嘉宾，现在我给你们传授一些到电视台录像的技巧，比如不要穿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会反光，还有不要穿小细点，—或者小细条的衣服，这样它会模糊，我们的专业术语叫“跑条”。有的时候你们在家里，看到人的衣服老乱闪，像雪花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有。我说你们是不是以为电视坏了，他说是。我说电视没坏，是衣服穿错了(笑)，以后你们来录像就不要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调话筒呢?你们看我，现在调我的话简，我是崔永元，我是崔永元，底下大家部说我们知道了，我说知道也要说，调话筒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家里的邻居第一次看我录像，一进来我正调话筒，邻居吓一跳说，哟，这孩子又犯病了(笑)。调话筒时这样反复说，就让调音师从容地把你的声音调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调音，从第一位嘉宾开始，从贾平凹先生，然后贾平凹说，我是贾平凹，我是贾平凹，说了4遍。我说你看贾先生病得比我还厉害。再试第二个，就在欢声笑语中，话简调完了。观众始终处在放松的状态中。5年了，和我们合作的这些工种，都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他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配合。 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换演播室，因为中央台有很多演播室，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每换一个演播室，总会出现新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到其他台录像，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每个台的工作习惯都不一样，去了以后；大家的工作方式不同，就会对节目有很大影响。 我印象很深，百一次我到一家电视台去录像，和嘉宾谈，正谈在兴头上，忽然有人说“停”。谁喊的?那边一个摄像说，我喊停。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现在换一个机位。你换机位你换你的，你让我停干什么?他们从来不把主持人，不把请来的嘉宾，尤其不把请来的观众当回事。很多电视台都是这样工作的。换机位，我觉得这是技术问题，你们应该想办法克服困难，所以，电视也是团队工作，办好一个节目，每个工种都得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否则一个人你就是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
专职策划 (42)
还有电视台的演播室对观众来说，总会有一种神秘感，我们应该想办法消除这种感觉。有一些电视从业人员喜欢夸大这种神秘，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人家才会高看我们。所谓我会你不会。比如拿一张纸调白。观众看得莫名其妙、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观众入场之前，把这个过程完成，如果没有完成，就采用别的方法，比如观众入场后，有人去调白，我就会叫住他，采访他们，问这最什么意思，他就给大家讲，调白有什么好处，他告诉大家。我问现在大家是不是听懂了，调白就可以把你们拍得更自（笑），任何一个技术手段都要在演播窒里把它化解，不要人为强化神秘感。 在录孩子节目的时候，尤其注意这一点。那时候我们会告诉所有的摄像，今天一秒钟都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要紧紧看护好自己的机器。因为我们请孩子到现场录节目，从来不给他们宣布规矩，我们告诉他们，今天就算是放假了，咱们就撒开玩，想干嘛就干嘛。电线别摸，摸着可疼了（笑），我小时候摸过。其他你们都可以随便。所以孩子到了《实话实说》，就像到了游乐园一样，非常高兴。 做《实话实说》这5年来，如果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知道了怎样和专家、学者合作，电视节目是怎么策划完成的，还有一个群体怎么树立人文关怀精神，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渗透到你的节目运作当中以后，怎么在你的节日中体现出来，包括怎么让所有的电视参与者达到最松弛的状态，从而完成还原真实的谈话空间。我觉得《实话实说》的建立，《实话实说》的出现，确立了电视策划在电视节目中重要的位置。现在我们组里专职的策划就有10个人。他们在全组地位最高，待遇也最高。 现在我们的总策划叫杨东平。因为工作的原因，郑也夫、邝阳、陆建华这些学者相继退出，或者加盟别的节目，只有杨东平留了下来。他是北京知名的社会学、教育学的专家，自己还在带研究生，写过一本畅销书叫《城市季风》，可能大家都看过。他现在工作再忙，我们录像的时候他也来现场看，每次录像结束的总结会他也要来参加，大家都觉得总策划在节目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杨老板话不多，但是经常看我们争论一个下午，他坐在那里听，最后总结几句，整个话题就提升了，我们就明确了谈话的方向。 目前全国有100多个谈话节目，到我们那里学习过的不下几十个。他们回去以后，大多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策划队伍。我也问过他们，你们是从我们这里学回去的，为什么这套学不去。他说他们觉得推行起来非常难，我们可能觉得策划很重要，但是台领导不觉得他重要，其他工种也不觉得他重要，总是在吃醋、弄得文化人心里不舒服，慢慢就退出了。当策划队伍退出你的节目以后，你的节目文化品位也退出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谈话节目，良莠不齐，有的非常差，我觉得甚至低级到超过美国的垃圾脱口秀，和我们电视人自然闭门造车有非常大的关系。 现在在中央电视台，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经验已经慢慢地受到重视和推广，有一些场合，也许我们去介绍经验。有的节目在开始筹备时，第一件事就是筹备自己的策划队伍。北京文化圈很大，有—些专家、学者，都是有名望的，非常难请。有时我们明知道某个话题、某个专家来谈最合适，但是他不愿意来。有的学者，我们做了两年工作，终于清出来了。 做谈话节目有很多限制，尤其是话题上的限制，，我们做不了尖锐的话题，所以要在文化内涵上多下一点工夫。虽然干了5年，总结起来，经验就是这么几条，虽然经验就是这么几条，做起来也会很难。不信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尝试尝试，试一下把灯爷、摄爷、录爷都变成你的朋友，让他们全身心为你的节目努力．看看这是多么巨大的工程。然后你再试一试，让所有的观众，各行各业的、各种阶层的、操着不同口音的，到了你的演播室，见到你都像亲人一样，跟你说话，都像朋友一样，这个工程完成起来很不容易。我觉得当你把这些都完成以后，你就可以享受到做节目的乐趣了。 我喜欢和大家交流，现在我想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做一点“学术交流”。哪位想问，就站起来随便问，我的名字叫崔永无，希望大家直呼其名，或者就喊老崔、小崔，别叫崔老师、崔先生，那样一下让我们拉开距离了，我等着大家的问题，没有就散会（笑）。
有问必答 (43)
提问A：我想问一下，你的这种机智和幽默是不是与生俱来的？ 崔永元：有一点吧，天生有一点。但不是父母培养的，是父母压抑的结果（笑）。因为我母亲是家属委员会的委员，父亲是部队的政委，这两人全都严肃。我给你举—个例子严肃到什么程度。1974年的时候，我们家住的是平房，平房就可以养小动物，当时我养了6只猫，我父亲有一个习惯，晚上要让6只猫排着队在沙发上睡觉。所以我经常看见他拿着鸡毛掸子到处找描，找着让猫回去，6只猫很委屈地归队排在沙发上睡，到后半夜，他们也是四散而去。但是只要我父亲在场，他们一定要排成一队，他就是这么一个爱守规矩的人。 所以当时我们家里没育什么玩笑的气氛，有的时候人家问我，你看你老在节目里开玩笑，你父母怎么看这个事，我说我不知道，我到今天都没有勇气跟他们一起坐在家里看我的节目，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我回到家里，基本上也不开玩笑，看到他们很紧张，条件反射，像猫一样（笑）。所以大家觉得我爱开玩笑可能就是另一个极端吧，在家里的气氛太严肃了，出去以后就想放松一下自己。而且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一开始是五好学生，后来改成三好学生，上了大学以后，第一个感觉没有管了，撒开了，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我小时候头发都寸头，一上大学就到这儿（手指肩膀）了，当一个人内心觉得自由起来的时候，头发也是长得飞快（笑）。 提问B；我想知道当初如果你做的不是谈话节目，而是音乐节目，或者娱乐节目，你会不会在里面充分发挥人文关怀的精神？ 崔永无：我觉得我会，而且我不觉得文艺节目里面有人文关怀精神有什么不好，我甚至觉得，现在我们做晚会的很多做法实际上就是对观众的不尊重。比如大家都知道，做晚会的时候，提前要录一些掌声，有人会说现在大家听我的口号“鼓掌”，再使劲一点，再使劲一点。这种方法我不知道国外用不用，我觉得它可能有点中国特色。 第一，可以不用，因为大家看到好东西自然而然会鼓掌，这个毫无疑问。第二，可笑的事情他就会笑，现在会出现非常奇怪的现象，我也参加过春节晚会，我觉得非常滑稽，可笑的地方大家鼓掌，这是为什么？可笑的地方就要笑。如果我们仔细想这件事，就会觉得那是不正常的事。 你看我们每年春节晚会，掌声一年比一年热烈、但是观众骂得一年比一年厉害。所以掌声不是一个节目成功与否的标志，我们不用那么在意掌声，所以我觉得就是文艺节目、少儿节目、新闻节目、动物节目，都应接有人文关怀精神在里面，包括我们的采访，我看过一些新闻记者去采访，对采访对象说，你就把你刚才说的特别激动的那段再来一遍（笑），对，就是这么去采访的。 我觉得即便你非要这样做不可，或者你非要大家鼓掌不可，你说句谢谢总应该吧，你说请大家这样总应该吧。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简单的要求，我们的一些电视人都做不到。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尝试，在座的答位可能做过各种各样的节目，你们可以试一试，人文关怀是不是很重要。 提问C：我想问一下，《实话实说》是因为你而出名，还是你因《实话实说》而出名？很多人都觉得《实话实说》是因为你而出名的？ 崔永元：这个节目其他主持人也主持过，有胡健、甘琦、娄鸣、方宏进，加上我一共有5个人都主持过，我们可能还会推出新的主持人来主持这个节目。我觉得不在于谁主持，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主持。我们怎么和有文化底蕴的学者合作，让自己的节目有文化内涵，有生命力，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制作好节目的方式。有了这种方式，这个节目就会有生命力，不管谁来主持，都会有他的特色。可能不是崔永元主持，大家在节目里看不到那么多调侃，看不到那么多玩笑。但是我倒觉得，这未必是《实话实说》的唯一方式。 所以我想，作为崔永元本人，他只是《实话实说》节目中一个符号，因为这个节目是由很多符号组成的，少了这一个符号，《实话实说》这个地球还会转，不要把自己想得那么了不起。 提问D：你以前是做广播的，你广播做了那么多年，你自以为还很好。结果你离开广播到电视也大红大紫，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广播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崔永无：我就说说我熟悉的广播。我干的广播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如果广告费用能够判断一个广播电台经营的好坏，那我应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营得非常差，因为它还不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科学经营 (44)
所以当时我就说过非常难听的话，就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人什么本书都没有，你照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描也能描出这么多钱来，何况你的覆盖范围比它要广得多。 为什么不行呢？如果你说是人的问题，那么现在《焦点访谈》很多主力记者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的，大家觉得干得还不错的两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我、白岩松都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的，敬一丹还在我们那里实习过，水均益和方宏进是听着广播长大的（笑），每个人都跟广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广播自己就不行呢？我觉得完全是自身的原因，是管理的原因，是经营的原因，是观念放不开的原因。 最近，我也特别高兴地发现他们在变。比如我所在的《午间半小时》，现在更名叫《午间一小时》。他们开播的时候请我回去做过一次节目，我就把做中视节目的一些做法拿到广播电台的工作室，他们觉得非常新鲜，其实那是一种做法，还是人文关怀的做法。 比如当时现场有一个记者在拍照，通过话筒就可以传出去，电视观众能看到，广播的听众就看不到，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然后我就说你们现在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这个声音不是我在咳嗽，足有一个摄影师在照相，然后我就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为什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当时我们是讨论城市色彩的话题。 然后他就从他摄影的角度来谈，然后拿出他拍的很多照片，说复合色的灰色调拍出来多么好看，很合理地用进来了。讲完以后，我们请下一个听众来发言，摄影师就收地的照片，这个时候又出来“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我就说，大家不要以为崔永元主持得不好，有人退场了，现在是摄像师在收他那些宝贵的照片，然后听众就笑。还有每一个听众站起来发言，我都会说现在我形容一下，现在站起来发言的听众是胖胖的，穿以灰色调为主的复合色调的衣服，跟北京城市的色彩是一样的，你是专门为了讨论这个话题，穿这样的衣服吧？ 也就是说，在演播室里，出现的每一种声音，或者听众的每一个表情，我们都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听不到，所以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有这个义务，要用你的眼睛替他观察到，用你的嘴告诉听众，描述给他们听。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做广播的人，不太讲科学经营。什么叫科学经营？就是谁在听你的节目？他们有什么要求你知道不知道？你做没做过这样的调查？手里有没有这样的数据？当时《午间一小时》要改版的时候，请我们回去提意见，拿一个报告，题目叫《午间一小时》策划案，包括里面有什么闪容，我们准备怎么做，零零散散讲完了。讲完以后，我提出一个问题，这份方案是怎么来的？他们说是我们想的。 你们为什么这么想？他们说，我们觉得这样听众可能会喜欢。你怎么知道？你可能连你爱人的意见都没有征求，你怎么知道听众会喜欢呢？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在间一时段其他电台在播什么内容，知道了其他的电台在播什么内容，你就会有两条路选择，第一你和他们竞争，你就要做得比他们好。第二你可以避实就虚，他们做的你就不做，看看还有什么空档可以钻，这才叫科学经营。 现在《实话实说》的收视率每周都有，我们可以专门花钱到调查公司拿到更细的数据，细到每一分钟的收视变现在《实话实说》的收视率每周都有，我们可以专门花钱到调查公司拿到更细的数据，细到每一分钟的收视变化。 提问E：虽然你年纪比我大，但是为什么叫你“小崔”呢？不是不懂礼貌，因为我从电视上认识你只有不到5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小朋友。刚才你谈到主持人，谈到节目，也谈到人文关怀，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持人的风格决定栏目的定位，决定节目的定位，还是这个节目定位选择了具有这样风格的主持人呢？ 第二个问题，你说的人文关怀，因为你看《实话实说》，观众都是面对面的，人文关怀比较好体现。但是类似新闻类的严肃节目来说，播台员没有面对观众，他面对的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他如何通过电视机把这种人文关怀传达给电视机外的观众？谢谢。 崔永元：第一个问题我们不去探讨它，花很多时间探讨也没有什么用，是自己的风格影响了节目，还是节目的风格影响了自己，探讨半天也还是挣那么多钱（笑），没有什么意思。第二个问题倒很有意思，不是谈话节目，不是和观众直接交流的节目，有没有人文关怀在里面。我觉得当然有。比如刚才我说记者的采访，你再来一遍，再说一遍就行了，你说这叫人文关怀吗？还是播音员，比如现在我看很多台的新闻播音员都在节目结束以后，说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再见。然后灯暗下来，播音员在那里做一些动作，有的是把耳机摘下来，有的是整理整理稿子，有的假装拿笔在上面写什么（笑）。
玩尽花样 (45)
就这样一个动作，我不知道播音员想过没有，这些动作里有什么含义，会对观众有什么影响，有没有人动过这个脑筋。我在日本去看久米宏的播音，他收稿子的动作总是不—样，到了什么程度，成了观众的收视点，观众等着着他今天怎么收，他有各种方式。 比如说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然后他拿着稿子在半空中划一个弧线，再在桌上整理齐。收视率表示：一个弧线留住0.2％的观众。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们有很多模型和道具在新闻中使用，这是我们没有的，我们都是用嘴说。我们说新换了市长，这个市长水平特别高，一下子让国民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5.69％，老百姓有一个人能听得懂吗？谁知道这提高15.69％是高还是低，是多还是少？说不定上一任市长一下提高100％，实际上是这个市长不行，我觉得这都是对观众不负责的态度。我们只满足于把稿子流利念出来就完了。 我去的那天是普京当选的消息刚出来，非常快，马上前面出现红绸子，然后他就告诉观众，你们看，奇迹发生了，他把红绸子一打开，是苏联历代领导人的模型。他说这就是从列宁开始，苏联、俄罗斯在他们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前进。如果你们记不住的话，你们看好，他指着列宁，他说你看，没头发有头发。然后叶利钦有头发，到普京应该是没头发的，但是普京是有头发的，他说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有两种可能，一是俄罗斯选错人了，他根本就不应该当总统。第二俄罗斯现在的事情太难，早晚他应该掉完头发（笑）。他用这种方式讲了新闻，我觉得这可能有点过分，人家俄罗斯会抗议的。 但是他是这么一种思路，这么一种想法。我去新闻演播室看，有很多模型。比如新干线发生火车相撞事件，马上就可以给你演示，做得非常逼真，火车的模型、汽车的模型，就这么快。所有的数据25.6％，37.7％，都是积木，都可以来回拆，来回搭，他们说，要让老太太都可以看清我们的新闻，都可以明白我们的新闻。 我们的新闻要让人家听懂，要让人家看懂，这就是人文关怀。我们做新闻、播新闻的时候，不去考虑观众的心情，也就是说观众在电视机前看新闻，看懂没看懂，听没听明白，跟我们无关，这叫什么人文关怀。 提问F：……老崔，你干了5年了，是不是有些模式化了？ 崔永元：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感觉确实是有，5年了，习惯了。比如刚才我说的热场，你们听着很新鲜，觉得用这种方式调动观众很好，但是我用这样的方式，至少也用了两年了。我在说的时候，全场观众关得直流眼泪，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笑，都在那里自己做准备，因为他们都听了两年了，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变化也确实很难，我比较同意小白的说法，平时间长了以后，技巧丰富了。可能就会让激情降低。还是我刚才说的经验，有两条，第一发自内心爱这个事业，你永远有激情。第二条你不能做到发自内心，你就用技巧来控制它。有时候我也会想，这是我的一个饭碗。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不好好干，会很有危机感的。中央电视台动不动就来个“荣事达”主持人大赛，还不停地《挑战主持人》什么的，我一看这些人确实非常优秀。别的先不说，他们往那儿一站，那一排那个精气神，就是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主待人不具备的。我觉得我们有很大的危机感，可能我们自己干得正起劲的时候，就会被别人一脚踢下来。不瞒你说，我们现在已经想后路了。但是干的这些天，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好。 提问G：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你自己，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节目的。千万不要认为我对你有任何人身攻击，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平民主持人，我也听过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主持人说自己是一个平民主持人，他一坐在教室里，感觉与世界隔绝了。他说他愿意骑自行车，就问如果你的自行车丢了，还会去挤公共汽车吗？然后他就没有说话。说明他说的这些话可能都是表面的，自己没有做到，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崔永元：平民心态，大家不要对它有表面的理解，说平民心态就是穷人心态，骑自行车都不行，最好是走着上班。平民心态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没有平民心态，他就是去要饭，也会显得与众不同。如果你有平民心态，你腰缠万贯也不耽误你是平民，你开奔驰、宝马，你也是平民。那么，平民的特征是什么？ 我觉得是善良、真诚、与人沟通、与人为善、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都是平民最本质的特色，而不是穿打补钉的衣服就是平民。大家对平民心态有一些格式化的理解，这跟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一直说我是“隔壁大妈的儿子”，我说我是一个平民化的主持人，我现在从来不开车，我有一个司机专门给我开车（笑）。这不影响我当平民，没有问题。
有趣生活 (46)
关键是我有这样的心态。我到一个地方，准备去吃海鲜，我刚要往里走，就有人叫我，老崔，我一回头，是一位大爷，他说跟我谈点事，谈谈心里的苦恼，天南海北地谈了一会儿，我说不行，我还得应酬去，好多人等着我。他说去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平民。当时我的朋友看到这一幕特别惊讶，他说你看他根本不把你当成外人，他见了你没有诚惶诚恐，你说大爷怎么找到这么好的感觉呢？可能他觉得我没有装服，他也不一定叫你停下来跟你交交心，聊聊天，我理解的平民心态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提问H：我想简单说一下，现在有很多主持人都是半路出来的，……有多年工作经验，这是否会成为挑选主持人的路数？ 崔永元：我觉得选主持人这事，不能刻舟求剑。有几个主持人是半路出家的，所以大家都选半路出家的，我觉得这个思路挺幼稚的。我还听说，有从监狱出来的，后来成为先进工作者的，是不是咱们都上监狱呆一段儿（笑）。我觉得选择主持人，跟选拔人才，跟征兵，跟选厂长、书记，跟选先进工作者，选村长的途径完全一样，我们是学新闻、于新闻，现在能做主持人。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也一样能培养出优秀的主持人来，像我们的张政，现在很快就是博士了，他可能将是中国广播电视主持人行业第一个博士，这就是我们的骄傲，我觉得很多途径都可以培养好的主持人。 世界说起家很大．中国人说起来很多，但每个人迫切要处理和对付的，其实就是身边周围那么几个人．相互琢磨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刘震云《单位》 生活比相声小品有趣，这是我的感觉，举数例，以飨读者。 1．在电台办节目时自我介绍：“我姓崔，叫崔永元，‘永’是‘永远’的‘永’，‘元’是‘元帅’的‘元’”。这两天收到听众来信，‘崔永帅收’，瞬间出一身冷汗，因为最初是想说，‘元’是‘元旦’的‘元’。” 2．一播音员念稿：“下面请听《腊八舞曲》”，后经查实是《猎人舞向》。 3．在家休息接一电话，自称“雷姨”的老太太颤颤巍巍请我转告母亲明天下午开会。我转告时，母亲说：“真糊涂，是我刚才通知的她。” 4．父亲生日，我买来一“寿”字大蛋糕，全家享用。为烘托气氛，我提问：“谁知道‘寿’是什么意思？”快言快语的外甥抢先回答：“寿就是老也死不了。” 5．敬一丹的女儿王尔晴在班上组织辩论，题目是：“古代人聪明还是现代人聪明？” 正方说：当然现代人聪明，古代人发射过卫星吗？坐过汽车吗？ 反方说：现代人聪明，你上礼拜五为什么没完成数学作业？ 正方说；你还没做值日呢！ 于是，后半场改为人身攻击。 6．在自由市场买黄瓜，小贩见到我高兴地问：“你是《实话实说》的报幕员吧？” 7．数年前，朋友去广西北海，司机问：“你们从哪儿来？“北京。”司机又问：“北京离首都不远吧？”朋友说：“挨着” 8．新闻部主任时间组织开会，慷慨激昂地说：“我觉得干电视关键要把握住两点，一是……”这时有人插话说：“说得好，就应该这样，第二点呢？”时间怔了怔，思忖片刻：“你先记住第一点吧。” 综上所述，证明一位学者说得确切：“ 生活中不乏可笑之事，关键我们是否长了一双可笑的眼睛。” 看《实话实说》的来信和看《焦点访谈》的来信是大不一样的，这—点你不看不知道。所以，每每看到“焦点”同仁无论男女在去食堂的路上依然眼神暗淡．脑门泛绿，就知道他们又被来信吓着了。 好吧，选几封来信让诸位一睹为快。 来信一：报名信A “听说你们下一个话题是左撇子的故事，我坚决要求参加，我是个地道的左撇子，因为我没有右手。” 能感到乐观吗？ 来信二：报名信B “听说你们要讨论医患关系，我认为我理所当然该是嘉宾，因为我已经干了25年兽医了。” 能听出抱怨吗？ 来信三：建议 “我是个中学生。最近看了你们的节目，《成长的烦恼》、《继母》等等，我非常不满足，我认为，你们应该讨论群众关心的重大的有意义的有轰动效应的社会热点话题，现在我就推荐一个话题：当班干部吃不吃亏？” 会觉得发蒙吗？
接受追问 (完)
来信四：赞扬“那天，你在节目中说，你敢保证，每一封观众来信你都看过，我听了特别感动，你真好，我敢肯定，你是中央电视台最能说大话的人。”问：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你经常作婚姻家庭节目，是否与你在这方面经验丰富有关？答：这首歌中还有一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问：听说你去过许多地方，哪个城市最美？哪个民族的姑娘最漂亮？实话实说，别告诉我都美都漂亮。答：最美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大连、厦门。最美的姑娘……你问的是化妆前的还是化妆后的？问：你们叫《实话实说》，真能实话实说吗？你敢吗？答：我敢。应该说，公众说“实话”二字有误解。以为顺耳的话才叫实话。实际不然，有些人的话你听上去像官话，套话，但他就是这样想的，是他内心真实的表述，这应该算是实话。问：报载你有意退出《实话实说》，你离开这里准备干什么呢？你认为你还能干什么？答：离开这里，我到他们报社抗议去，因为他们砸了我的饭碗，我又没别的手艺。问：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退休以后怎样发挥余热？答：电视台规定男的60岁退休，我要是能评上高级职称，还可以接着干。真退休了，我不想发挥余热，一门心思打门球。问：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决心重新做人，走正路，做正经生意，只是现在还缺30000元本钱，您一定得帮助我，别让我又走邪路。答：你要这么容易就走邪路，谁敢帮你呢？问：你们净说些没用的，反腐败为什么不说？答：说的还少吗？反腐败就怕说说而已。顺便告诉大家，我们和《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是一家，同在新闻评论部。所以在选题上有所分工。问：崔老师，为什么你有时间写书，而我们学校请你参加主题班会请了3次你都不来？架子太大了吧？答：因为写一本书可以印成很多份，而主题班会得一个一个去开。问：见到你们台长，你还那么贫吗？是不是也是堆起比平时还要多的笑脸，还是邻居大妈的儿子吗？答：我以为我见到台长还是原汁原味，还是邻居大妈的儿子，可我是同事说我见到台长更像邻居大妈的孙子。问：崔大哥你上网吗？你闹过网恋吗？能告诉我你的OICQ号吗？答：我要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一定回答你。问：崔先生我每天都看您的节目，可为什么最近每周二重播我找不着了？答：你看的是我们的节目吗？我们从没在每周二重播过，也不是天天都有。问：崔永元你的偶像吗？你的偶像是谁？答：有。田方、金山、赵丹等20多位老演员。问：崔大哥我想用你的名字给我的小猫命名，可以吗？答：可以。猫同意吗？问：同学说您的口音有少少问题，因为你们唐山人都是这样的，可是您又怎能通过普通话考试呢？答：这的确是我的问题，我拼命在克服，并且通过了考试。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有没有进步。问：我觉得您在节目里爱抢观众的话，您能不能改改？答：不能，因为录制时间有限，播出时间更有限。问：你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你泡吧吗？你逛街吗？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吗？你去球场看球吗？答：我逛街、看电影、也看球。从不泡吧和看哲学方面的书，这两样事经常让我头疼。问：崔主持，你不觉得你也掉进名人出书的俗套了吗？答：是啊，他们名人出了那么多书，也该咱们老百姓出一本了。问：《实话实说》有人说过去是“等着看”现在是“挑着看”，还有人是“不想看”，您觉得问题出在哪？答：我觉得双方都有问题。先说这三种“看”法，你不觉得就像是从恋爱到结婚吗？谈恋爱都有股躁股，缺乏理智。看对方都是怎么看怎么顺眼。结婚后低头不见抬头见，标准自然就高上去了。我的意思是说，观众也会喜新厌旧。当然我们的问题也很大，因为不进步就意味着退步。观众的口味在提高，欣赏情趣也在提高，我们不一定跟得上他们前进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