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社会基本结构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伪命题
--与杨师群、曹守亮二先生共同探讨
周广庆
内容提要：要弄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存在过，必须从社会初始条件和社会基本结构即社会基因层面给予论证，本文从独立的工商人口、独立的生存基地、独立的工商资本、独立的组织体系四个结构性要素来证明中国古代的工商业天生患有资本主义基因缺乏症，所谓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根本不存在的伪问题、伪命题。
关键词：社会结构资本主义萌芽 伪命题
作者周广庆，《人口革命论》著者，武汉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杭州310015）
近些年以来，以李伯重“情结论”为代表的怀疑派和以王学典“假问题论”、杨师群“伪问题论”及仲伟民“子虚乌有论”为代表的否定派，再次激起了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萌芽老问题的研讨热情。尤其可贵和令人欣喜的是，《浙江社会科学》杂志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一个学术争鸣阵地。2005年1月，杨师群先生在《浙江社会科学》发表了《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一文，引来了曹守亮先生的《比较方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与杨师群先生商榷》(载《浙江社会科学》, 2006年第1期)的商讨文章，此后，杨、曹二先生又一来一往发文辩驳，引起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关注。①这对越争越糊涂的资本主义萌芽“悬案”导向最终大白天下的“铁案”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在杨、曹二先生的争论中，笔者是站在杨先生一边的。
笔者非常理解曹守亮先生和所有主张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学界同仁，原因之一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像李伯重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中国史家的执着信念，“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问题”。②原因之二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里，中国的人口数量、经济实力、交通体系、城市规模、商业成就、市场区域、逐利意识等诸多方面远远超过西欧，驾乎全世界之上，特别是明清时期，江南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一派繁荣景象，大量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无主仆名分”的自由雇佣劳动现象，很容易让人误解为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显露出向资本主义迈进的迹象。
然而，判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存在过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资本雇佣劳动的现象存在，而应当在于，中国的工商业是否曾经具有过完整的社会基本结构即完整社会基因和独立系统，并走上过独立发展道路。这正如胎儿之于母体，虽然来自于母体，依附于母体，但却是一个具有完整基因和独立系统的新生命体，它从母体中获取营养以壮大自己，走上了完全不同于母体的新的生命历程。如果把古代中国工商业与中世纪西欧工商业从初始条件和社会基本结构即社会基因进行比照，我们就可以看清，中国的工商业从来不曾有过完整基因和独立系统，也从未走上过独立发展道路。它不是胎儿，不是旧母体中孕育出的新的生命系统，而是旧母体中的一部分，与旧母体是同构、同质、同体、同命运的。下面，从四个“没有”来进行比照和论证。
一、没有独立的工商人口
这里所说的“独立的工商人口”，是指工商人口获得了经济与政治、物质与精神等诸方面独立的人格，走上了以工商为毕生职业、只向前不回头的独立发展道路。万事以人为本，独立的工商人口是西欧资本主义得以生发的第一要素。当日耳曼人摧毁罗马帝国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采邑”封建制时，他们把所有的城市都变成封建城堡，龟缩在里面，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封建诸侯。历史这时似乎重新倒退到野蛮状态，但这只是表象，在历史的最深处又开始孕育新的契机。日耳曼人在破坏旧有的社会肌体的同时，无意中又为新生的社会肌体创制了一个更高级、更具有生命活力的新的社会系统。在这个新的社会系统中，宏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斩断血缘关系、权利与义务对等、层层有序的契约封建制；微观层面（家庭）上主要表现为摒弃兄弟情分、保财与驱子并举、一线单传的长子继承制。在长子继承制规范下，土地和房产不可分割，只能一线单传，有继承权的长子们靠着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家业，过着有保障的生活，可是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们被扫地出门，到外面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他们或当佣作差，或流浪乞讨，构成了一支庞大的流动人口队伍。由于次子数量多于长子数量，在早期阶段，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们所构成的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至少在五分之二以上，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更超过半数并逐步成为社会人口的主体。然而，“这些可怜的次子们如何生活，实在是一大问题。其中少部分人可以进修道院或教堂担任圣职。但是，农民，特别是农奴的儿子如果要进入教士行列，那是要付一大笔款的，一般人筹措不出，所以，这条路只适合于少数人或极少数人。还有一条就是到军队中。农奴不能当兵，不是骑士，到军中只能做些杂役、辎重运输或服侍骑士等。……更多的是变成四出流浪，找寻工作的短工，农忙时节可以找到一些工作，其他时间则难以维生。”③历史的转机就出现在这些可怜的、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们所组成的流动人口身上，自从他们被扫地出门之日起，他们就斩断了与父兄的血缘关系，注定要背负起创造新世界的历史使命。他们万般无奈地聚集在十字路口、教堂附近、城堡周围、河岸码头等处，形成一个个劳动力市场，巴望着城堡里的贵族和城堡外的农民来雇佣和使唤，干些田力、苦工、杂役等。其中一部分人就以生产手工制品或贩卖货物为生，成为最初的庄园以外的工商业者。这些流动人口的聚集地就演化为集市，再演化为小城镇，再到后来就变成城市了。由于庄园里的土地不能分割和买卖，这些最初的工商业者，断绝了重新回到庄园谋求生存的可能性，只能像犹太人那样不得不在工商业道路上走下去。他们的退伍越来越壮大，逐步形成了市民阶级。由于他们本是一无所依的流浪人口，浪迹天涯，无人管束，当他们白手起家地创立自己的一份工商产业时，与他们困守在土地上的父兄毫无干系，成为独立自主的工商业人口。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西欧独立的工商业人口之所以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是因为长子继承制下的次子们没土地继承权，被逼无奈，只能走上以工商谋生的道路。也就是说，西欧封建社会内部本身蕴含有产生独立的工商业人口的内在机制。
与西欧工商业人口一开始就获得独立人格，走上了不归之路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和商业尽管历史悠久，几度繁荣和辉煌，但自始自终都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工商人口。工商人口同农业人口在进行职业角色转化时没有任何超经济障碍，可以来去自如，如同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随时准备卷铺盖回家务农。农村人口可以在工商业和农业之间自由转化的社会结构，使每一个人可以前半路出家经商，后半路回家务农。例如，海瑞的孙子海述祖“扬帆出洋”，经商致富后，便回家“买田终老”。④工商职业不稳定所演绎出的直接结果是，工人的子孙不一定做工，商人的子孙不一定经商，社会无法分化出永世以工商为业的职业人口。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是诸子共同分割家产的继承制度，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分家制度”。在分家制度下，一方面由于土地可以分割，逐步演变成土地可以买卖；另一方面诸子分户析产，皆有一点产业维生，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不仅没有斩断，而且牢固扭结一起。这两个方面导致离开土地、外出从事工商业的农村人口可以走回头路，特别是那些通过工商业发财致富的人，可以把工商资本带回农村买田置地，重新做起田舍翁来。
二、没有独立的生存基地
西欧11世纪新出现的城市如前所述，是那些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们聚集在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建立起来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言，中世纪的西欧城市“不是从过去历史中现成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⑤马、恩这里所说的重建西欧城市的“自由的农奴”，是指上文所讲的没有继承权的农奴次子们。为什么只有没有继承权的农奴次子们才能够发明新型的工商城市呢？原因在于，贵族家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们可以到更高一级贵族家当佣仆，还可以当教士、骑士，虽然境况比他们有继承权的长兄差一些，但还是在贵族圈子里生活，仍然保持着他们高贵的身份，不至于像农奴家的次子们那样沦落到浪迹草莽的地步，至于在肮脏的流动人口聚集地做匠经商，那是比农奴更低等的、被扫地出门的农奴次子们才干的下等事，他们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契约封建制下，庄园主只允许农奴把份地传给农奴的长子，农奴的长子们在获得份地继承权的同时也承担了向庄园主提供劳役和年贡的义务，没有继承权的农奴次子们因没有获得任何权利，也就免去了任何义务，坏事转化为好事，使他们变成自由自在的人，但因为他们的身份还是农奴，所以称他们为“自由的农奴”。就是这些自由的农奴，干着最下等的工商事情，绝地奋起，底层突破，成为封建庄园的掘墓人，担当起了创造工商资本主义新世界的历史使命。他们扫除了一切封建羁绊，把城市发展成自己的自由王国，“既是一个工商业产品的集散地，又是一个避难所，‘一个特许地’，保护着逃离城市外面的统治而到城市来避难的人，类似教会保护避难者一样”⑥。这些自由的农奴，由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经过累世的积累，上升为拥有固定职业和一定产业的市民阶级，用金钱赎买、武装斗争及金钱赎买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从国王或领主那里取得自治权，建立城市公社，甚至城市共和国或城市同盟。与暮气沉沉、保守专制的庄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一出现，它那自由的精神、蓬勃的朝气就深深地吸引了庄园里的农奴们，特别是那些有手艺的农奴比如酿酒师、面包师、制鞋匠、铁匠等，从而在西欧封建社会掀起了一场长达三百年（11-13世纪）、席卷整个西欧的农奴逃亡和解放运动。为了对抗那些拥地自重、分裂割据、桀骜不驯的城堡贵族并从新兴城市中获取经济利益，西欧封建君主普遍与城市市民结盟，给城市颁发各种特许状，提高城市地位，壮大城市势力，助推农奴逃亡和解放运动。法国国王路易六世(1108-1137年在位)赐予洛里斯城特许状中授权:“任何人只要在城里平安生活一年零一天,便可获得自由,以前的主人不得对他提出任何权利主张。”⑦英王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授予泰恩新城的特许状中也授权:“如果一个农奴来到一个自治城市,并在城内住满一年零一天,那他以后就是一个市民了,并且可以继续住在这个城市里。”⑧一年零一天的自由法令经过几个世纪的流布在西欧新兴自治城市中普遍推行。所以，亨利·皮雷纳对此评论说:“农奴身份的一切痕迹在城市的墙垣之内消失。尽管财富的多寡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甚至鲜明的对比,然而在身份方面人人都是平等的。德意志的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条真理适合于所有的地方……每个在城墙内住满一年零一天的农奴,就确定无疑地享有了自由。”⑨正因为西欧新兴城市是一个旷古未有的下层人民的自由王国，保护着新生的市民阶级和从封建庄园里逃亡出来的农奴，所以恩格斯称之为“中世纪的花朵”。
再看看中国城市吧，自由之花，自古及今，何曾有一朵、有一天开放过?!中国古代城市是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网笼罩下，王权控制着城市的经济，掌握着城市的命运。中国古代的城市如同西欧中世纪封建城堡，是旧社会顽固的堡垒，而不是旧社会的对立物，对旧的社会体制起着维护、支持作用，而不是破坏和掘墓作用。它的主要功能是的“堡”，即旧社会的堡垒，而不是“市”；它的“市”的功能完全服务和服从于“堡”的功能，是“堡”的副产品和伴生物，与“堡”是同构、同质、同体、同命运的。在这种情况下，“市”被“堡”牢牢地笼罩在堡垒内部，并被“堡”死死地踩在脚下，“市”里的工商业只能拼死挣扎，苟延残喘，没有一刻的喘息机会和一点的独立空间，更遑论长足自主的发展道路。
三、没有独立的工商资本
工商资本总是随同拥有者一起流动的，二者如影随形。前面已经论及，中世纪西欧庄园里的次子们一旦走出庄园就再也无法回流，只能在工商这条老路上走下去，他们的工商资本也只能被固化在城市工商业上。居住在城堡里的庄园主见城市工商业有利可图，便红起眼来，巧立名目，收取赋税，导致城乡之间持久的对立和斗争。通过长期的斗争，城市工商资本用争取特许状的方式从各种封建赋税中逐步解脱出来，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例如，英王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1155年授权免除布里斯托尔工商业者的封建赋税:“我已经授权我的布里斯托尔市民,他们在我整个英格兰、诺曼底和威尔斯土地上都免除通行税和所有其他的关税,在上述我的全部领地内无论他们去哪里,他们的商品都可以随同去。因此,我将坚定地授予他们(布里斯托尔市民)拥有他们的一切自由、豁免权及免关税权,所有完全尊敬、忠诚于我的子民们,他们都将免除通行税和其他一切关税。”⑩
纵观整个中世纪，西欧的工商资本从诞生之日起就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原因不是西欧的工商业者比中国的工商业者高明，而是在西欧既定的社会结构规范下，工商资本无法回流，只能走上看似独木桥、实则是阳关道的独立发展道路。
中国古代重要工商业一直由官府掌控，自汉武帝始，就实行盐、铁、酒的官营和专卖，宫廷御用的所有物品，由官府一手操办，历朝历代都把全国最优秀的工匠、最精湛的技术网罗起来为宫廷服务。唐宋以后，茶叶、糖、烟等百姓日用消费品亦实行官府垄断专卖，官府夺取这些日用消费品利润的绝大部分，而人数庞大并赖以为生的民间工商业争着去分割剩下的那部分利润，一般只能勉强维持生计。那些能够交通王侯的特大商人，要么本身是大官僚，要么是勾结官府、钱权交易的红顶商人，即使有沈万三之类经营得法的巨商，其命运在皇权和官府面前一如危卵。朝不保夕的命运迫使商人们走上“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道路，工商资本返回农村买田置地，固定于土地上，或者用分家析产、建祠建庙、、送子孙读书仕进、捐买官位等方式消耗掉剩余资本，工商资本进两步又退两步，永远无法大踏步前进并出现质的飞跃。
四、没有独立的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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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基本结构即社会基因层面来看，西欧工商资本主义得以生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没有继承权的农奴次子们在游离到庄园之外走上工商业道路之初就具有自组织功能，他们把记忆犹新的古代马尔克制度即农村公社制度带入到他们创建的新兴城市中，构建起富有原始民主气息的社会组织体系。对西欧中世纪史有深入研究的法国史学家布瓦松纳曾指出，西欧新兴城市“为商业和工业阶级提供了一个体制，在这种体制内他们可以团结起来，并给予自己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有了这个组织，他们才能改进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且第一次迫使人们承认劳动的价值与权力”。11西欧工商业者由社会最底层的自由农奴上升到城市工商市民阶级，建立属于自己的完整的社会组织系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新兴城市与旧庄园城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里，新生而弱小的市民阶级与躲在庄园城堡里的贵族进行着不断的、此消彼长的生存斗争，甚或伴随刀光剑影，但总的情况来看，不是你死我活、“吾与汝偕亡”的暴力革命，而是采取各种方式迫使贵族让步的生存博弈，以争取更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普遍的方式是向国王和贵族争取各种特许状，而特许状像“微型宪法”一样为城市建立起独立的组织体系提供了法律保障。如1130年,英王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给伦敦市民颁发特许状保证:“伦敦市民享有充分的权力任命他们所愿的伦敦市民为市长,并任命任何一人或他们所愿的伦敦市民为法官,负责处理按照国王的法令而提出的申诉,遇有讼案即审理；此外无论何人均不得对伦敦市民行使司法权力。凡属市民均不得因任何纠纷而到市区之外进行投诉；……对他们之中 的任何人等不得强迫施行。任何市民若因依国王法令而提出申诉而受到控告,得立誓表明其伦敦市民身份,这样就可以在市内进行审理。”等等。12从中世纪西欧留下的许许多多的特许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欧早期的工商业者和他们后来演变成市民阶级的子孙们从四个层面上构建了他们新的社会组织系统：（1）建立行会组织，对内确立秩序与消除竞争，对外实行行业垄断与维护行业利益；（2）建立司法体系，选举法官，处理诉讼，维护合法利益；（3）建立行政组织，组织公众会议，选举市长，处理日常政务；（4）建立城市公社，实现独立和自治，进而建立城市共和国及城市同盟。这四个层面从微观到宏观依次架构，形成一个完备有序的社会独立系统，使西欧新兴城市具备工商资本主义社会的雏形。
相对于上述西欧四个层面的组织体系而言，中国城市工商业只有一个最底层的行会组织，虽然也有规范行内行为、维持行业秩序、制定统一价格、保护行业利益的功能，但总的来说，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不是旧社会的异化物和对立物，而是旧的社会肌体里被统治者不断矮化的低级组织，是旧王权的走卒。汉王朝时期的行业组织有“行头”，是官府委派的。唐代长安有120行，并有“行头”、“行首”等名目，不是官府委派的，就是行业里的恶霸，甚或当地缙绅，都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中国的城市工商业者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体系，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其悲惨结局是人所共知的，兹不赘述。
独立的工商人口、独立的生存基地、独立的工商资本、独立的组织体系，这四个要素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即基因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成分，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资本主义就难以胎孕、诞生并茁壮成长。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工商业不仅不具备以上四个要素，而且连其中任意一个要素都不存在。因此，从社会基本结构即社会基因层面来看，中国古代的工商业天生患有资本主义基因缺乏症，没有资本主义基因也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冯天瑜先生在新著《“封建”考论》中用洋洋五十余万字论证了秦至清的古代中国不是经典作家和西方学者所说的“封建社会”（Feudalism）,而是一种既不同于封建主义社会，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形态社会，冯先生暂时称之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冯先生对此进行了无可辩驳的论证，已得到大多数专家的认同。既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条件即“中国封建社会”母体本身就不存在，又何来从“中国封建社会”母体中孕育出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呢？！学术界争论七八十年的所谓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乃是假象误判的结果，是对中国农商社会中特有的商业现象错误判断所产生的学术伪问题、伪命题，就像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争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一样，由于是伪命题争论，谁也说不服谁，终无结果。借鉴这一历史教训，或许对我们弄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否真正存在过，会有所启迪。
以上管见，敬请杨、曹二先生及李伯重先生、王学典先生、仲伟民先生等方家同仁教正为盼。
注释：
①杨师群：《再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答曹守亮先生》，《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曹守亮：《再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其研究的史学意义———与杨师群先生再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②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23页。
③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223页。
④黄启臣：《试论商业资本流向土地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
⑤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58页。
⑥[比]亨利·皮雷纳：《中世纪欧洲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５年版，第51页。
⑦[法]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2-203页。
⑧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ept. ofHistory. Translationsand Reprints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 ofEuropean History(v2.)[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ress,1912：6.
⑨H. Pirenne. Medieval Cities: TheirOrigins and the Revivalof Trade[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1969：193.
⑩K. D. Lilley. Urban Life in themiddle ages, 1000-1450[M]. New York: PalgravePress，2002：42.
⑪[法]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6一207页.
⑫W. Stubbs. Select Charters and otherIllustrations of EnglishConstitution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Times to the Reignof Edward I[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57：128-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