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另一种解读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著名学者沈善增先生对于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解释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南怀瑾先生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

他认为对于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关键词在“朋”。这“朋”从来解释为“朋友”,其实是错的。《论语》中除这一处外,如果指“朋友”,或者单称“友”,或者就是“朋友”连称,再没有单称“朋”而指“朋友”的。而且,“朋”如果指朋友,指的是密友,“同门为朋,同志为友”,为什么“朋”是指密友呢?因为“朋”还是古代的基层行政单位,“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二十四户人家组成一个朋,若按现在的“家”的概念来比拟,比现在农村里的自然村、过去人民公社年代的生产小队还要小,相当于一梯四户的六层旧公房的一个楼组,你说关系能不亲密吗?当然,上古时代的“家”指的是几世同堂的大家庭,乃至指一个家族,比现在的“家”要大得多,但即使这样,“朋”还是近邻密友,怎么会“自远方来”呢?即使有密友长期出外,现在回来了,那确实是相当高兴的,但孔子为什么要特地到这儿来提呢?按照以前的解释,刚说了学习以后经常温习是很快乐的事,马上接着说,关系亲密的老朋友从远方回来(按照古文的习惯用语,如果这里真的是指从远方回来,应该说“自远方归”,而不是“自远方来”),也是很值得高兴的事,这样说话,不是太意识流了吗?所以,我们应该要找一找“朋”是否还有其他的意思。一找,我觉得这千古疑团就豁然开朗了。当初写《还吾庄子》,第一次、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对轻易能解决类似的难题、疑点简直不敢相信,为什么那些大家、权威宁可曲里拐弯去解释、猜测,就不去找一找呢?后来这种情况遇见多了,我也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因而知道我们注释传统经典问题多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循守旧加想当然,同时缺乏逻辑思辨能力,自己解不通,硬说古人就是这么说话不讲逻辑,或者前后矛盾。这里的“朋”,其实应该取字本义,当初造“朋”字,就是用连在一起的两串贝壳来象形,甲骨文中写作,所以“朋”就是古代的钱币。这句话的意思是:“有持币从远方而来拜师的,不很令人快乐吗?”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有人引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表达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的欣喜心情,是不是错了呢?是不是要对他“咬文嚼字”,就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2005年7月12日欢迎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访问人大的致词中,引用“七月流火”来表示天气热,是不是用错了,说明他没文化呢?可不能这样说。因为语言在流传过程中,词义、句意会发生变化,固然有许多变化是由于引用者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误读造成的,但变化后词义、句意已经凝固为语言的一部分了。这就是语言中的约定俗成现象。如果要否定约定俗成,都要回到语辞的本意,那么,今天我们可能没法说话了,或者像禅宗说的“一说就错”。但如果我们就只能按语辞的约定俗成的用法来解读原典,那么我们就可能以讹传讹,将错就错,可能离古代圣贤的优秀思想越来越远。所以,我认为,解读原典一定要力求回复本意,回到当时的语境;而引用成语无妨约定俗成,当然,以回复的本意来引用成语也不能算错。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另一种解读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也可能有人认为,这样解释,不是说明孔子很在乎经济收入,不是可能降低孔子的精神层次吗?这种担忧,一方面有研究问题从既定的概念出发(这里,是从“孔子作为圣人,是不讲利的”概念出发)的弊病,也是没有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考虑问题所造成的。孔子当时办的是民办学校,是收学费的,他也以此为生。孔子一生,除了早年干过一些小办事员的差使,只在五十一岁到五十五岁做过将近五年的官,其他时间大多是教师的身份,即使周游列国,也还是一个带着一帮弟子的民办学校教师。说是民办学校,是相对官办学校而言的。据史料记载,夏、商、周三代都有官办学校,但对象都是贵族子弟。夏代的官办学校叫“校”,“校”就是“教”的意思。商代的官办学校叫“序”,“序”是“射”的意思,也就是以军事教育为主。周代的官办学校叫“庠”,“庠”是“养”的意思,是指教育注重品格的修养,就是教养。但三代又共称官办学校为“學”,就是教育人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官办学校其实也应该念“敩”的,只是后来“學”一般没有了“教”的意思,汉代又把郡国的官办学校称为“学”,把县、道、邑、侯国的官办学校称为“校”,后人才认为三代的官办学校都称“学”的。三代的官办学校到底念“敩”还是念“学”还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到孔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官办学校名存实亡,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作为周公倡导的礼教文治的政治制度,也面临崩溃的危险,所以,孔子办私学,就不仅是教育普及的意义,更有政治上的教育救国、救族的用意。孔子不是最早办私学的人,也不是办私学影响最大的人,但他办的私学,所教的是官办学校都已经觉得不实用而废弃的“仁义礼智”等有关“教化”的内容。他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可能影响不了当时的政治,但可能决定以后的政治走向,而实际上也是决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走向,至今仍在发挥深层的影响。所以,他办私学不是谋一份好职业,而是干一项大事业。但一项大事业,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要靠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个团队、一个群体,世世代代来接力完成的。对一个团队、一个群体来说,只靠理想,没有实现理想的基本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聚集起来、发展壮大、长期存在的。孔子认为民办学校教师,是适宜担当这一项文化任务的群体,他就要吸引人们来从事这一份职业。上一句说了教师这项工作本身具有的比别的职业多有的乐趣,这一句所说,教师这份职业,做得好,是有稳定的收入,更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的。他根据自身的经验,告诉弟子,你教得好,远方的人都会前来拜师求学。远方的学子前来求学,不仅带来了钱,更表示你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因此令人特别高兴。就像我们写书的人,写出书来,自己认为很有价值,但出版社认为卖不出去,要你自己包销多少册,或者自费出版,即使书出了,你也不是很高兴,自费出版,也不可能多次重复。像易中天、于丹书销到几十万册,版税拿到几百上千万,当然是令人非常高兴的。这高兴还不在于赚了那么些钱,老实说,这些钱也“多乎哉,不多也”。前些日子看到作家富豪排行榜,第一位的是余秋雨,好像一千四百多万。我问,这一千四百多万是一年收入,还是累计收入,是光现金收入,还是包括不动产在内的总收入?就算是一年 的现金收入,这一千四百多万也不算什么富,也挥霍不起。在上海市中心买一幢旧的花园洋房,肯定是不够的,而无锡太湖旁的蠡园,据说当初是荣家管家的私人花园。我们不要说那么远,就说当前,沈嘉禄在《新民晚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说到过一处豪宅,外部只是公寓大楼的一单元,但里面的跃层转角楼梯的护栏,听管家讲,竟花了一百多万,定做的一把椅子,花了八十万。主人据说是一个来往内地香港的做生意的年轻小姐。年收入一千四百多万,肯定是不够这么开销的,不要说赚了几百万版税的易中天,半夜要应对电话采访,签名售书要签得手别筋。能走红的作家、学者多是聪明人,要说赚钱,干别的事可能赚更多,但他们赚到几百万、上千万的钱一定很高兴,高兴的是自己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就说易中天、于丹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吧,如何普及也是一门学问,能把《论语》说得使那么多人听得津津有味,听了不算,还要买书来看,就是了不起的学问。我们对教师的要求,本来就不应该是他们有什么科研成果、有什么创新发现,而应该是他们课上得好,学生深深被吸引,对所学的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的书销得好,证明了他们是个好教师的社会价值。所以他们应该是“不亦乐乎”的。

在孔子当时,“有朋自远方来”这点物质利益,比起做官、经商的收益来,实在是少得可怜,但孔子已经认为很有说服力了,“不亦乐乎?”问得很理直气壮,胜过财大气粗者。是孔子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坐井观天,沾沾自喜吗?当然不是。不管这话是说在孔子五十一岁做官之前,还是之后,孔子对当时社会上层的生活、人们追求的功利价值都是一清二楚的。孔子早期的学生中,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兄弟俩,就是鲁国的贵族大家,他们是奉死去的父亲孟僖子的遗嘱,来拜孔子为师的。孔子做官前,与鲁国的贵族、权势人物就有交往,在社会上层有很大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交际层次,会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能获取更大利益吗?但孔子为有人持币从远方来拜师而“不亦乐乎”,不仅体现了他的“安贫乐道”的情怀,更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相关链接:如何正确解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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