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些民族败类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丧失国格和人格，认敌为友，充当了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些民族败类最终的下场与日本法西斯一样，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为人人讨而诛之的对象。他们最终也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向日本妥协，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担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而作为汪精卫政府的二号人物陈公博，其人生经历之复杂，令人感慨。
其人生平
陈公博是1892年10月19日生人，祖籍原是广东乳源，其家长期居住于南海，他的父亲曾任过清末广西提督，后解职回到广州。年轻时在北京大学深造，1920年毕业后回广州和谭平同创办《群报》，任总编辑，当时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于是在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同年2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25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在此期间加入了国民党。
在跻身国民党行列之后，陈公博以“左派”自诩，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委、工人部长等职。北伐战争推进至长江一线之后，国民政府分裂成武汉和南京两个政府，陈公博选择支持汪精卫，并且1927年与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1]
1928年陈公博到上海，出版各种书刊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各种主张，成为国民党内改组派的宣导者。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谋求和解，蒋介石及汪精卫再度合作，汪任行政院长，陈亦任国民政府民众训练部、实业部长等职。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汪精卫与日本暗中交涉谈判，于1940年3月到南京，成立其与日本合作的“国民政府”。陈公博一开始对汪精卫的投日行为有所保留，最后却选择追随汪精卫的脚步。[2]
在汪精卫所成立的“国民政府”中，陈公博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历任立法院院长、军委会常委、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市长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是汪精卫集团当之无愧的“二号人物”。
在1944年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之后，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一时风头无二，只是当时日本衰象已显，这种风光显然难以长久。[3]
潜逃日本，假传自杀
1945年8月25日，天刚蒙蒙亮，一架MC型运输机在晨曦中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飞机起飞后一直向东飞去。机上坐着陈公博及妻子李励庄、秘书莫国康，还有伪安徽省省长林柏生、伪实业部部长陈君慧、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等共七人。陈公博坐在机舱内临时放置的木凳上，双眉紧皱，心事重重。
抗日战争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身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的陈公博知道难逃法网，决定秘密出逃日本，这一计划，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批准。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陈公博潜逃日本的消息经过国内媒体的报道顿时天下哗然，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要求日本政府交出陈公博，而中国政府也借此机会向日本政府施压。
没想到日本政府竟然玩起了“假死”的花招。8月29日晚，日本同盟社突然发了一条消息：陈公博8月28日在京都自杀受伤，送医院抢救不治身亡。这条消息经过路透社转播，很快刊登在国内外各报刊上。有这样的巧合吗？国内的民众自然不会相信这样的托词，国内外媒体纷纷将质疑的矛头指向这则消息。[4]
果不其然，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9月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称，陈公博与妻子秘书一行7人受日本外交部以及军事当局的保护。在日本投降6天之后，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受蒋介石之令，向日本侵华军总司令部发出备忘录，要求冈村宁次转告日本政府逮捕陈公博，将其立即押还南京。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连自己本国的战犯都无法保护，更别提保护陈公博了。日本政府出于无奈，一直拖到10月3日才将陈公博等汉奸从日本押回中国。
对于回国后的下场，陈公博心里充满了惶恐，他曾苦笑着对妻子李励庄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次你要跟着我吃苦了。”李励庄听说此话，大哭起来：“日本政府说话不算话，当初不是讲好了要严守秘密，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现在怎么又要把我们交出去呢！”
就这样，陈公博在日本度过了战战兢兢的1个月零8天后，被送回南京，随即被逮捕，关进了宁海路23号军统局临时看守所，开始了他的囚徒生活。[5]
寄希望于蒋介石
1946年1月间，陈公博、梅思平、林柏生、李圣五等均囚于南京宁海路52号一幢古式洋房的二层楼房间内，陈璧君、莫国康(陈公博的女秘书)、陈舜贞(褚民谊之妻)以及陈公博的老婆李励庄则囚于楼下的房间内。门口站有岗警，门内陈设如一般人家的住宅，条件尚好。1946年3月初，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3人被押送至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交司法部门正式审判。
在此期间，陈公博一直没有放弃努力的希望。每日都奋笔疾书，曾写下两万余言的《致蒋先生书》。在这封信中，陈公博诉说了自己往日与蒋氏许多心照不宣的默契，暗示彼此都历经了仕途艰难，切莫忘怀早年曾为“革命”共事之友谊。其言辞恳切，情感诚挚。
《致蒋先生书》在南京期间，陈公博就已写好，转押到苏州后他又用了2。余天细细斟酌，反复修改。然后托看守所的人员将信寄出去后，他想蒋介石也许会对他从宽发落。因为他打听到，前几日蒋介石接见了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的汉奸周佛海，事情应该还有回旋的余地。[6]
可是他却打错了算盘。他自以为可以通过追溯以前的交情，向蒋介石打亲情牌，也许蒋介石就会网开一面。可他当时是国内人人喊打的“二号汉奸”，旁人都在与他撇清关系以表清白。正是这样，蒋介石在听着毛人凤念陈公博的信，开始还频频点头，后来听到他以往与陈共事，两人所玩弄的种种“机关”时，渐渐变了脸色。
自己寄出的信石沉大海，凭着多年沉浮宦海的经验，陈公博知道他已走到尽头了，明白了自己的结局，陈公博似乎倒镇静起来了。狱中每日放风三十分钟，每当这个时候，陈公博总是慢吞吞地在院子里踱着方步，碰上眼熟的还打个招呼。有时还旁若无人地吟诗作对。与垂头丧气的那些人相比，他还算神态自如。
狱中的点点滴滴
从南京到苏州，陈公博每日闲暇之余，以写日记度日。这些日记现今保存于安徽省图书馆，从这些日记里，记录着陈公博在狱中的点滴心路历程，道尽其人生的一些感慨。
陈公博有一个儿子叫陈干，不满二十岁，在南京读书。他得知父亲已解离后，就从南京乘车赶赴苏州到司前街看守所探监。陈公博三月十七日的日记就写到了这件事。
下午二时半，干儿又从南京赶到了苏州。这样的雨天，他还要东奔西走，心里似乎有些不忍，所以当他临走的时候，我又再三的叮嘱他以后没有紧要的事，也不必多来看我。
我对他这样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奔走也是多余的，你来看我，也徒然增加我内心的痛楚。在我自己，但求无愧于心，对于任何方面，都不再有什么牵挂，也不再有什么放不下手的地方，但愿你好好求学，将来替社会办些实际的事业。”
临行前，陈公博对他的孩子前叮咛万嘱咐，以后不要参与政治：
“为了办政治，你的祖父，卖尽家产，结果弄得锒铛入狱，我也是为了办政治，到今天也免不了身入图圈，难道这样的痛苦还受的不够？干儿，我告诉你，以后你什么事都好办，只是千万不要再干政治，你要牢记！”[7]
日记中，陈公博也谈到了自己早年从事政治活动的原因，出于宣扬其“革命历史”以图绝境求生之冀望，对数十年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早期的政治活动作了反思，有不少自我炫耀、哀叹命运、攻击他人的言论，但是身陷囹囫的他已然没有话语权，在看到外界媒体对他的报道之后，陈公博不禁感慨道：
“现在的新闻记者，往往对一个有权有势坐在台上的人，不管他所做工作的好坏，一味大吹大擂的揄扬鸿业，藻饰目功，等到他一旦失败了，马上摇身一变，面孔一抹，声色俱厉的声罪致讨。我想一个人不打虎而专打狗，已经懦弱得可怜了，甚至连狗都不敢打，而专打落水狗，堂堂男子汉，为什么如此不中用？”[8]
审判开始
1946年3月2日开过侦查庭后，3月8日，苏州高等法院首席检查官韩焘对陈公博提出起诉，起诉书原文很长，叙述了陈公博和汪精卫等组织汪伪政府的一系列罪行，主要罗列了十大罪状：
(一)缔结密约，辱国丧权；(二)搜索物资，供给敌人；(三)发行伪币，扰乱金融八四)认贼作父，宣言参战八五)抽集状丁，为敌服役；(六)公卖鸦片，毒化人民；(七)改编教材，实施奴化；(八)托词清乡，残害志士抓；（九)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江（十)收编伪军，祸国殃民。[9]
1946年4月6日下午2时，法庭开庭，公开审判陈公博。这天，陈公博身穿深灰色布面夹衫，灰色西装裤，头戴黑呢船形帽，脚踩一双黑皮鞋。他手持两本卷宗，见记者前来拍照，连忙强打精神，故作镇定。
法庭指定辩护律师为高溶，庭上共坐着五人，其中三位穿着法衣的审判官和一位检察官，一位书记官，正中的一位是审判长孙鸿霖，戴着金丝边眼镜。左首是那位庭长石美瑜，身穿戎装，神采奕奕。另一位是检察官韩燕。书记官蔡一亭，推事陈嘉瑞，均依次入座。
审判长孙鸿霖宣布：“公开审理陈公博汉奸一案，现在开始！”接着讯问陈公博的年龄、籍贯，陈公博回答道：“现年55岁，广东南海人，光绪33年加入国民党。”
由首席检查官宣读起诉书，根据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的《惩治汉奸条例》，陈公博的行为已经触犯条例的第二条、第一、三、四等款，故请从严处理。可是《惩治汉奸条例》所列举的十二项汉奸行为，都是死刑或无期徒刑，从严处理，也就是判处死刑。[10]
陈公博听完起诉书后，很不服气，法官问陈公博对起诉书有何异议，陈公博就问法官能不能当庭宣读他在看守所写好的《我的八年的回忆》。审判长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陈公博打开卷宗，朗读起来。
这份自白书里，陈公博花了很长的篇幅解释汪精卫的“和平理念”，认为他的行为是在和平抗日，声称“和平抗日比武装抗日更为艰难”，在政治上争取行政的自由和统一，在军事上争取军事的独立并尽力挣脱日本的束缚。在经济上争取物资的保存和国家人民元气的保存……
最后，陈公博对起诉书提出了抗辩理由，即“沦陷区人民创痛巨深，经汪陈政府予以‘抢救’，国家元气得以保存；日本投降后，本人维护南京治安以待国军接收”等等[11]。1个小时55分钟，陈公博才把这份自白书读完。
法庭调查的是是非非
到了5时30分，审判长宣布休庭10分针，接下来进行法庭调查。在调查提问时，法庭上交锋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有关《日中基本条约》的签订。
对此，陈公博表示他从来没有参与《日中基本条约》的讨论，也一直反对此条约的签订，而条约中所讲“建设东亚新秩序”，在他认为均为“陈旧不堪之秩序”，这也是他和汪精卫的分歧之一。
在《自白书》中，陈公博也提到：
“我自己也决定应该做的几件事：……第一是反对中日基本条约。在基本条约签定以前和在签定以後，我都一直反对。二十九年底算是正式签定了，在正式讨论的时候，汪先生叫我参加讨论，我坚辞不肯，因为我知道要修改只是文字上的事。如果我参加讨论，那麽签定以後，我再不好反对，我要保留反对的地位，所以不肯参加。……直至三十二年底，才把所谓中日基本条约废止。”[12]
至于为什么他始终跟随汪精卫并成为伪政府中的要员，而不是像陶希圣等汪精卫旧部一样背叛汪精卫返回重庆，陈公博说他这是为了维护民国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在法律上讲是犯法的，从政治上讲，则希望南京政府成为一种缓冲，以便籍此与日本直接谈判，并提出最好和平条件。[13]
但是在法庭上，检方出具了控诉罪名的证据，包括证据第三号《陈公博言论集》、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委任状等物，并放出留声机“欢迎日本皇军”的录音词片子，陈公博见此无语而对。
接着，指定的辩护律师高溶为陈公博辩护，他认为民众对“和平运动”的责难，只是片面之词，社会上也有不少人认可“和平理论”的缓冲作用，若无和平政府，则人民不堪设想。被告人陈公博十五六岁就开始从事革命工作，始终为国家付出自己的努力，从他的人生经历来看，他是爱国的。
律师辩护完毕后，庭审于晚上8时结束，审判长 孙鸿霖宣布：“本案定于本月12日下午4时开庭判决。”[14]
早已预料到的结局
1946年4月12日下午4时，江苏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审判长孙鸿霖宣读判决书：“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
虽然早在寄给蒋介石的信没有回音的时候，陈公博就知道自己已经凶多吉少了，但知道自己被判死刑的瞬间，心中还是有种难言的苦涩，谁能坦然地面对死亡呢？
孙鸿霖宣读完毕后，对陈公博宣称，本院依法当将此案呈报最高法院，被告如有申辩，可于判决书送到10日内，以书面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陈公博知道这已经是最后的结果，即使上诉也难有改变，于是表示服从判决结果，不会上诉，就像他自白书所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表示他政治上是清白的。
但是陈公博的妻子李励庄不愿意放弃这点渺茫的希望。四月二十日，李励庄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企图救陈一命。同时她还向报界发表讲话，声称陈公博曾经通过军统徐天深所设的电台，向重庆当局汇报过日军情况。而重庆方面经奉“委座”嘉勉的录谕传达电报，现在依然保存的完好无损，是否可以公开，以此证明陈公博的清白。
李励庄的申请状，最后被最高法院驳回。5月14日，最高法院核准原判，呈送司法行政部核发执行命之令。6月2日，执行死刑的命令送达江苏高等法院。
临刑前，回到狱中的陈公博情绪稍显平静，他在日记里写道：
刚到苏州的头几天，心头十分烦躁，及后开始审判，心思倒好像定了许多，如今罪己判定，似乎格外的定心了。原因是我老早准备就此牺牲以谢国人，一个人准备了死，还有什么觉得可怕！
1946年6月3日上午6时30分，法院院长通知典狱长迅速安排临时法庭，布置刑场、警备等。陈公博去刑场前，提笔给家属写了遗书。又给蒋介石写信，信写到一半时，陈突然决定不写了。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一封陈公博未完成的致蒋信。
大约在8点半钟，陈公博被带到监狱设置的临时法庭上。法官循例问了问陈公博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接着宣读死刑执行书：
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35年度京特复第1229号……依惩治汉奸条例第2条第1项第1款……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步入刑场的陈公博与行刑者握手称谢，行刑时法警开枪，子弹自后脑入、从右颧骨出，陈公博当即毙命，经核验员王椿荣核验后，用木板抬到太平间并通知其仆人刘亚忱，一代叱咤民国政界的枭雄就此画上了人生的句号。
[1]熊辉：《陈公博的三面人生》，《党史博览》2004年06期，第52-54页。
[2]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3.1出版。
[3]苗体君、窦春芳：《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沉浮录》，《党史纵览》2007年02期，第54-58页。
[4]唯一：《巨奸之死：陈公博末日》，《世纪行》1998年06期，第39-41页。
[5]化夷、晓华：《二号汉奸·陈公博》，选自《民国十大汉奸之死》，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版。
[6]陈家鹦：《临刑前的汉奸陈公博》，《文史博览》2007年10期，第54-56页。
[7]贾兴权（整理）：《陈公博狱中日记》，《民国档案》1991年04期，第58-66页。
[8]贾兴权：《陈公博狱中日记》，《民国档案》1991年04期，第58-66页。《陈公博狱中日记》原件标题为《陈逆公博狱中日记》，藏于安徽省图书馆，32开本，成书年月不详。内容为1946年3月15日至4月21日间陈公博断断续续写的17篇日记。
[9]赵天一：《公审汪伪巨奸陈公博亲历记》，《档案与史学》1999年04期，第48-50页。
[10]孟国祥、程堂发：《惩治汉奸工作概述》，《民国档案》1994年02期，第107-114页及第121页。
[11]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 陳逆公博自白書》，上海光復出版社1945年版，第29页。
[12]向诚：《近代文史大观·下册》，大中华出版社 1984年9月初版，第518页。转引陈公博在苏州高等法院受审时所呈之“八年来的回忆”自白（又称《陈公博的自白书》)，于1945年11月于南京所写，全文约两万余字，曾在各报章发表。
[13]郑笛：《公审大汗奸 陈公博目击记》，《检察风云》1998年10期，第68-70页。
[14]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