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图上,武汉、长沙和南昌三地的距离大致相等,正好形成一个正三角形。而在文化地标上,黄鹤楼、岳阳楼和滕王阁成为典型的代表。另外,长沙的岳麓书院,九江的白鹿洞书院千年的历史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重学的传承者。
我们总说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优秀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为世界贡献了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对世界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如果从一个更宏大的视野来看,自宋朝之后,中国的整体文明在渐渐衰退。
从汉人的角度来说,元朝和清朝都属于异族入侵,是野蛮文化对先进文化的践踏。尽管康熙极力在推进满汉之间的合作,任用汉人担当大臣,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还主持编撰了《康熙字典》,但整个社会的风骨,已经在500年前,随着陆秀夫背着幼帝在崖山的一跳,消失殆尽。
除了《本草纲目》和现在所说的“四大名著”之外,在科技和文学以及制度上,元朝至清朝的800年间,我们很难看到什么创造性的发明。后来的梁启超、康有为、曾国藩、李鸿章们这些优秀的体制内改良者,纵使他们的智力水平、眼光洞察力丝毫不输于伊藤博文们一代,但这是一场落后于腐败的挽救,外患内困之下,帝国倾塌的速度让人鞭长莫及。
如果说从元朝开始中国的文明一直是下坡的话,那么在晚清到民国的那段,是平路,甚至可以说是一点点的上坡。那是一个乱世,也是一个学者辈出的年代,人们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出国留学,开始创办报纸,开始著书立说。林语堂、胡适、钱钟书、钱穆、费孝通、黄仁宇、詹天佑、茅以升等等,他们从思想、文化、社会、历史、科技等多个方面开始了新一轮的思想大爆发。
思想可以成为政治的铺路石,就像伏尔泰之于法国,洛克之于英国,杰斐逊之于美利坚,正是这些优秀的启蒙学说让欧洲和美国有了民意的基础,能够让社会发生剧烈的变革。所以,乱世出英雄,乱世也会百花齐放。但反过来,思想也可能被压制,成为权力的附庸。
从1942年中国的西北开始,在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渐渐失去了独立人格。虽然文人无骨是社会的压抑、腐蚀和迫害的结果,但社会沉沦的最大特征就是文人的堕落。
从此以后,我们如习近平的话“不输出革命”,但其他的也一样没有输出,至少在文化领域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产生伟大的学说,我们没有伟大的思想者,我们没有获得奥斯卡,我们没有获得诺贝尔,我们甚至没有一份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报纸。我们智力贫瘠而又急于行动。
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想,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没有五四运动、没有延安整风,今天的我们会不会更好?但历史不容假设,假设的历史只会说明我们是多么的后悔当初,而后悔,也仅仅是事后诸葛。那就请我们放弃“如果当初……”的句式,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无惧无畏地把我们当初没有走过的路走————一遍,不要想一夜暴富,不要想一夜成名,也不要想天上掉馅饼。只有我们走过足够多的路之后,我们才会接得地气,晓得哪条路是我们应该走下去的。
很多人在走,他们走的艰难,跌跌撞撞。他们甚至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只是凭着自己的勇气、良知和摸索出来的些许技巧在前进。他们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坚。
这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中年人看上去斯斯文文,皮肤白皙,留着一头飘逸的长发,甚至会给人几分奶油小生的错觉,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执掌着也许是中部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报纸——《潇湘晨报》。
龚晓跃只有高中学历,并且在南京的紫金山下扛过枪,这也许在中国的报刊界算是一个奇迹。1994年,军人出身的他南下广州,开始在传媒界厮混。1997年,戚务生领军的中国男足在法国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上失利,《新周刊》以不可思议的黑色封面推出了名为“中国不踢球”的号外,轰动一时。文章直指中国足球兵败的台前幕后及主客观因素,而幕后的操盘手正是年仅27岁的龚晓跃。
2000年,龚晓跃被任命为刚刚创刊的《南方体育》的执行副主编,他在《南方体育》的形象广告中引用拿破仑的名言:背后,是枪炮;前面,是玫瑰。从此,这个刚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开始发力,“左一刀又一刀”,叫人目不暇接。当年推出的《刺激2000欧战日志》被圈内人士称为“传媒教科书”,而在发行上,发行量一年间就从3万份暴涨到70万份。2005年,《南方体育》停刊,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南都周刊》,而龚晓跃也心灰意冷,表示从此不再做体育。现在,我们所熟知的龚晓跃大隐于橘子洲头,是《潇湘晨报》的执行主编。
有人评价他是一个内心狂烈如火,表面却平静如水的人。不管是在照片还是在视频中,如果你用心,甚至还会发现他有一丝腼腆;但他的文字,却有几分惊世骇俗。这一点,从《潇湘晨报》的风格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比如在“晨报大讲堂”栏目中,他们会请来于建嵘、连岳、梁文道、刘瑜这样的知名人物开讲,而探讨的话题也会涉及转型中国的文化选择、台湾经济改革、医改等问题。他说,在和谐社会做传媒,技术微不足道,人品决定一切。做得好一点的,是因为人品有优势,做得差一点的,肯定是因为人品不过关。所以,我向来不太喜欢搞技术培训,不解决人品问题谈技术,就是纯扯淡。
作为湖南人,龚晓跃说长沙是一个没有意外没有痛苦和忧伤功能的城市。他还说一个不生产美女的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热爱美女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有着湘妹子的长沙,应该能够满足他了吧。
而另一个擅长以性话题入手的专栏作家刘原在2010年也来到长沙,9年前,在《南方体育》,刘是龚的部下,现在,他们则成了同事。刘原担任潇湘晨报系的下属子报《长株潭报》的执行主编。2011年的端午节,做为中国首份以城市群命名的报纸,《长株潭报》正式创刊,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它以清新的风格、大胆的封面设计、大量的留白、以及打破标题短小而故意做长的风格迅速吸引了大众的注意。而它做的关于姚明退役、7.23动车事故以及事故原因的封面设计更是好评如潮。知名网友传媒老王说它是2012年最值得关注的报纸之一。
在西方,人们一直把媒体当做除司法、立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记者是“无冕之王”。沃尔特·惠特曼当年写过这样的诗句:我注定无法安静,我也要你们不得安宁。龚晓跃说,这段话实际上可以成为一切公众媒体从业者的座右铭。
很多时候,媒体也会苟且,从业者也会迷茫。而正是他们的这种信念与坚持,所以越发显得珍贵。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