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篇短文是为我的故乡浦东新区唐镇乡编辑的《钟爱唐镇》
一书撰写的征文，很荣幸被收录进了此书。我从唐镇中学毕业
考进上海外国语大学，转眼已经五十个年头了。我已经参加过
大学同学不久前组织的纪念进入大学学习五十周年聚会，过两
天又要参加高中同学毕业离校五十周年聚会。为此，我把这篇
征文贴到博客园地里，与我的同学们一起，怀念五十年前的学
生生活，尤其是怀念中学时代那些可敬的老师们。
我们从唐镇中学走出来
唐镇唐四村孙文龙
闲云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弹指一挥间，我们这些唐镇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生离开母校已经整整五十个年头了！
这是1962年7月的一天。我在日记里记着，那是一个闷热的夏日，天气阴沉，时不时地洒下一阵雨来。我参加完在虹口公园旁边的上海外国语学院举行的英语口试，赶回学校，与老师、同学们一起聚餐。在鱼肉难得、米面定量的困难日子里，学校为我们尽力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而聚餐的气氛依然和天气一样沉闷，没有了平时的欢声笑语，大多数同学已经开始为今后的前程操心。
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极度困难，大学招生数史无前例地压缩。浦东新区（那时为川沙县）地面上乡镇一级的许多中学的高中毕业班被“推了光头”，就是说，无一个学生被大学录取。川沙中学是全县的“头一块牌子”，整个高三年级毕业生被大学录取的也寥寥无几。即使是浦西市区的中学，报纸上公布的应该是“最佳”例子，录取比例也仅为百分之七十。考不上大学，则意味着必须留在农村，艰难地开始新的人生。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当其他同学笔试完了离开权当考生宿舍的上海机械学院教室后，空荡荡的教室里只留下我们的副班主任潘克明老师和我们三个报考外语的学生的地铺，我们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口试。潘老师拍着胸脯说，他相信他的这三个学生都能考上大学。
历史已经证实了潘老师自信的预言。三个同学中，唐振琪同学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担任过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出任过驻外大使；张泓铭同学成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资深专家，迄今还忙碌着社会工作。他是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委员。我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地的兵工厂工作，为兵器部的领导担任过翻译，为国家国防事业的发展尽过力。唐镇中学第一届50名高中同学中，进入高等学府的有14人，录取比例当年在全县首屈一指。即使是留在农村的同学们，有的担任了乡镇领导、工商所领导、中、小学教师。可以说，唐镇中学历史上的第一个高中班为国家输送了不少人才，他们为故乡和国家的建设及发展做出了贡献。
学生们的成绩斐然，当然离不开老师们的辛勤教育。唐代哲人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我们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成长为有比较扎实的基础知识的青年，是老师们为我们“传道受业解惑”的结果。如果说上大学是为了获取专业知识，则中学期间是为人的一生打基础。初、高中时期学得的知识都是人生必须了解的基础知识。无论今后走什么路，这些知识都是宝贵的。中学时期的老师，是为青少年的未来人生打基础的匠人。好的老师会培养起学生对某门功课的特别兴趣，并给学生指引一条发展的路。
我们有幸在故乡的中学遇到那么多优秀的老师，接受他们的教诲。他们是唐镇中学历史上闪光的明星。
别看那时的唐镇乡是地道的农村乡下，与当时上海浦西繁华的市区相比，可谓是穷乡僻壤，但我们有着一批令同学们尊敬的、有才华的老师。老教师们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年轻老师则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的高等学府。尽管今天有的老师已经作古，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们的心田。陈浩然老师教我们几何，他上课的风格就像几何课本身一样，线条分明，求证严密，不拖泥带水。下课时间到，刚好讲完。傅继华老师教地理，我们佩服他对全国各省市、世界各国的地理情况的了解。他讲起课来，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别具风格。物理老师姚继祖个子高大，有两条长腿，走路特别精神。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上物理课时很注重实验，培养大家对物理知识的浓厚兴趣。化学课老师王礼菡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活力四射，嗓门清脆，课余给我们教唱《洪湖水浪打浪》，同学们都很喜欢她。
英语老师潘克明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我们是从高中一年级起才开始学习英语的。我们后来了解到，潘老师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在大学里，他就和他的几个同学一道，翻译和出版了英语译著，让我对他钦佩不已。他的身体不是很好，脸色有些苍白，但他讲课非常认真，常常为我们辛辛苦苦地用钢板蜡纸刻写英语辅导教材，把我们在教科书上已经学到的英语基本知识再加以归纳、比较和条理化，让同学们加深理解语法现象之间的有趣关系、构词法的奥秘和常用词组的搭配。我之所以喜欢上了英语并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和潘老师的悉心培养是分不开的。他英年早逝，让我们感到悲痛。
我还特别怀念我在初中阶段的语文老师王思铭。1958年，我上初二。学校来了一位新的语文老师，他就是王思铭老师。那时他大概四十上下年纪，中高身材，稍稍发胖；皮肤白皙，讲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听说他原来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不知什么原因，来我们学校教初中语文。那时年纪小，不懂政治，对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也是不知所以然。后来慢慢明白了些，听说王老师是在1957年那场可怕的运动中受到了牵连，虽没有被“带帽子”，没有失去人生自由，但在广播电台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是万万不允许了。我从来没有与王老师谈过这些对他来说恐怕很敏感的问题。痛苦既已过去，何必重揭伤疤。
我爱听他的语文课。他上课时旁征博引，让人领略到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慢慢地，我觉得听他45分钟的语文课时间太短，意犹未尽。我开始在课后找他，希望多了解一些课本上没有但他讲到过的故事。他不嫌其烦，指导我看一些课外的书。有时他还把我叫到他住的教师宿舍里，把他的书借给我读。那时的教师宿舍甚至比不上我六十年代上大学时的学生宿舍。一间大平房，男老师都住在一起。靠墙是床，中间摆的还是床，拥挤不堪，一张旧课桌就当了写字台了。他的书都用牛皮纸包着，书脊上端端正正地写着书名。我把他借给我的书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阅读时绝不折页，绝不弄脏，读完完璧归赵。此时王老师要“考”我，问我读了有什么想法，什么收获。于是我们会简短地交流一番。
他不止一次在假期里邀请我到他在浦西襄阳北路6弄6号的寓所。夏天热，我就睡在他家的地板上，铺上草席。他把他的书柜向我敞开，我想读什么书就自己拿。他说天气热，晚上一起去吃冰淇淋吧。我一直住在乡下村子里，没见过冰淇淋是什么模样。记得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他家有个保姆给做饭），他领着他那时大概只有十岁的女儿玲玲，牵着她的小手，到马路上找了一家冷饮店，请我吃冰淇淋。这是我长到十来岁第一次尝到冰淇淋的滋味。我没见过王老师的夫人，也不敢问他夫人的事。我看见他无微不至地呵护他的宝贝女儿。那时玲玲很瘦小，他让她多吃点东西。小姑娘很乖，但吃东西实在太少了。
转眼到了高中，王老师“没有资格”当高中部的语文老师，仍在初中部上课。但我有时还会到他宿舍里去看他，向他请教。只要我去，他总是很高兴地接待我。王老师后来先后调到上海教育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当了教授。
报考大学的志愿也是王思铭老师帮我选择的。试填志愿时，我填报了复旦大学物理系。这是受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怕学了文以后找不到好工作。王老师听说我报了物理系，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的文理科都不错，但在班里，物理比你好的还有；你的语文成绩不错，但以后搞文字工作，总是当秘书、教师的料。想当作家，没有大作家是语文科班出身，作家是生活里出来的。我看你的英语成绩在班里也是屈指可数的，到外面也能拼一拼。你不如报外语。会一门、两门外语，就比一般人多了一条通向外面世界的路。”究竟报哪一门外语，我又拿不定主意。王老师帮我分析说：“现在俄语很热，这是一时的需要，不会永远热门；英语人才，在上海滩、在全国，比比皆是。我看你学德语好。德意志民族的科技很发达，机械、化工、医学、文学、哲学在全世界都是有影响力的。你要学了德语，今后不愁无用武之地。”
王老师一席话，让我受用终生。我选择了德语专业。参加工作以后，长期在兵器工业部门工作。从国有企业退休之后，我又进了一家德国的在华独资企业。最近，我出版了我的长篇回忆录《外企十五年纪事》。我的这本书里，就有着当年王思铭老师、潘克明老师、姚继祖老师等灌注的营养。
男儿不学井底蛙，五湖四海是我家。我们从唐镇中学走出来，走向故乡的各个角落，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走向全世界。虽然我们自己今天也已经退休，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故乡的学校，不会忘记当年辛勤哺育我们的老师们。
（写作本文时参考并引用了我在2010年1月9日发的博文《我的藤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