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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11·28
李虹，想你能听见的，让我们一起来回忆吧，回忆我们一生一世中的几个瞬间。回忆我们那些个刻骨铭心的11·28。
许多年来，我们很少说起当年，当年的一切，早已融入我们的每一个日子里，就像那首歌唱的，从来也不曾提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许多往事，已变成了我们的文字，它们会流传下去，会比我们活得更长久。
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偶然相识。就像我后来在一首诗中写的：
“我们如此不同，
像一座山和一条水……
我们出现在
天远地隔的地方
带着各自的轨迹
在这世界上游荡
有一天，
两条线偶尔相撞
碰出一星星火光……”
你的老家在四川宣汉的一座大山里，我十数代生活在这个江汉交汇的古城，1932年，当你的父亲以16岁的年龄跟随一支红军部队踏上戎马生涯的时候，我父亲是汉口一家教会医院的实习医生，日寇入侵，你父亲以八路军的身份挺进抗敌前线，我父亲则身着国民革命军军医的戎装在武汉保卫战前线救治伤病员……他们都曾为了民族的危亡，走遍了祖国的半壁河山。到了抗战后期，他们两个分属不同营垒的人，有了相近的官阶，一个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团长，一个是国民革命军中校军医……他们也许不会料到，这对他们后来的儿女们会造成一个如何奇特的格局。
小女兵李虹
后来，我成了旧军医子弟，你成了老红军后代。我不得不离开我们家族生活了数百年的城市去到遥远山乡插队时，你穿上了那个时代最高贵的服饰——缀着红五星红领章的绿军装。七十年代中期，我已从偏僻山乡的一小塆子返回了生我养我的武汉，进了一家部队工厂，你则刚刚脱下了军装，到电台做了一名文艺编辑。相遇的时候，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的共同之处。我们互相对对方和对方所属的那些个背景与经历，充满了隔膜与偏见。你是一个红色贵族，我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你从小到大，生活在一个很特殊的圈子里，我则已经见识了这个城市各个阶层的各色人等，并和中国最低层最贫困的农民一起忍饥挨饿辛苦劳作了近两年……我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我对你说的一句话：你们这样的人来搞这一行，真是误人子弟。
后来我们发现了我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对文学和音乐的喜爱。这两样东西，在那个年代里，侥幸地保存了许多人类珍贵的价值：正直，勇敢，坦诚，善良与爱，还有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我后来知道了，你的这种喜爱是有渊源的，你的外公周文曾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三十年代左联的负责人之一，鲁迅的弟子。鲁迅先生逝世，他是十六个抬棺的青年作家之一。他后来去到延安，成为一名文化高官。他后来没能再继续创作，五十年代初期，在马列学院秘书长任上，死于党内斗争，从此，他从中国政治舞台也从中国文学殿堂消失。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有过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的一批著作重新面世。而后又有了许多关于他的学术研讨活动，我多次以同行和后辈的双重身份参加，2008年，我发表了三万字的长篇随笔《周文之死》，表达了对这个重未谋面的前辈的追念与思索。
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在思索，争论，期望和互相理解中渐渐走近，厄运也在向我们悄悄走近。
我们由讥讽和蔑视始，到融合与挚爱终。因为我们都没有固守偏见，也没有拒绝爱。
在七十年代那波诡云谲的几年里，我们断断续续地接触，论争，思索或疏远。我们做得最多的，就是那个年代中青年男女乐此不疲的事，互相借书——特别是你，因为年龄，因为环境，你如饥似渴地到我家来搜寻各种所谓“封资修”的读物。我的借书单上，借给你的第一本书是《肖邦评传》，你学过钢琴，知道肖邦也想了解肖邦，那里面有肖邦和乔治·桑浪漫又激越的爱情。然后是《普希金诗文选》，《契可夫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妮娜》……还有那种时代的禁书《赫鲁晓夫回忆录》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类。你则给我带来了当时只有军以上干部可以看到的日本军国主义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丰饶之海》等等内部书籍。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竟会身心合一地走到一起，直至永远。由于我的孤傲和偏见，很长时间里我对你礼貌而冷淡（就像你在日记中说的“很冷酷”。）我们的最后相爱，要感谢那一场突发的灾变。
那一天，我突然被宣布隔离审查。在看守押解下回家去衣物被褥，刚好我的父母都不在家，免去了他们的恐惧和痛苦，正要离家时，你戏剧性地来了，撞见了这一幕
我只得实情相告。我说，转告我父母亲，就说我外出一段时间，很快就能回来——我乐观了一点，原以为两三个星期至多个把月，没想到一关就是十五个月。当时我母亲身体已经很不好，父亲也六十多岁了。你答应了，只是没能一直瞒下去。后来我才知道，你第二天就住到我家来了，并开始做一个儿媳妇该做的一切。
关于我们俩的一切，我会用全部的身心，用一个非常大的篇幅，也许是一本书，来记录它们。
在囚禁中，写给李虹的歌《鸽子，你在哪里？》由一个看守带出来交给她，一直保存至今。
我被关在厂区内一个独立的小院内。院内有一座小平房，里外两间，我住在里间。每班两个“看守”，一个住外间，一个住里间，二十四小时三班倒。我除了在“看守”陪同下上厕所外，不能离开那座平房。不能写信，不能打电话，不能会客。
我的那间房有一扇很高的小窗，装着铁栏杆。通过铁栏杆，可以看见一堵厚重的高墙。那堵高墙清朝时就立在那儿了。高墙外面是那条很短但很有名的马路——以辛亥首义三英烈的姓命名的马路。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月亮，只能看到狭长的一线天空。
那时经常停电，让孤寂的夜更黑暗更漫长。后来工友们端来一大盆工业用蜡，点上几个指头粗的棉纱芯，那小屋便明亮温暖起来。
望着那一团团溶化又凝结的晶莹如玉的蜡块，我便用它来捏制各种小动物，天鹅、小兔、大象、梅花鹿……这是我与这个世界交流的唯一语言了。
一个冬天的深夜，我依然在烛光下做我那些可爱的小牲灵。
突然，我听见天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声地在暗夜中呼唤我的名字：胡——发——云！我停下，聆听。又是一阵呼喊，苍凉，旷远，像荒原上一只失偶野兽的长啸。我听出是你的声音。那呼喊让我顿时想起大西北高原上那些同样苍凉旷远，激越率直、不管不顾的情歌……于是，我走到小窗下，也对那暗夜大声回应一声。外面不再有任何声音，世界又回复冬夜的死寂。我不知道你是离去，还是依然站在高墙外的寒风中。我便要一位“看守”赶快出去看看，并将一只小鹿和一只白天鹅带出去送给你。
这大约算我们最初的情话。一声无忌的呼喊，两只无言的牲灵。此后的夜里，便常有这样的呼喊，越过高墙扑进我的小屋。也常有各种无言的牲灵，通过“看守”转到你的手中——直到你也被单位停职审查。
那些蜡塑后来被专案组索要了去。但那呼喊他们不能索要，它已穿透那冬夜的天空，向着宇宙的深处飞去。我自由时，你告诉我，那只美丽的小鹿你偷偷藏了下来。你太喜欢那个四腿修长，眼睛温柔的小动物了。
那只小鹿，后来成了我们儿子的名字。
那个年代，这样的爱，是石破天惊也是大逆不道。政治的高压，同僚的变脸，亲人的焦虑，朋友的误解……我后来才知道你经历了一场何等剧烈的煮骨焚心的熬炼。
你离去之后，我读到了你留下的七十年代那段非常时期的日记——就像你当年预言的那样：“这些日记，可能将来在我死后，发云会看到的……”
数十万字，淋漓尽致又坦然无忌地记录着你多少大爱大恨歌哭笑骂。如丝的缠绵，如剑的刚烈。许多页面被泪水洇湿，许多字迹因愤怒而如狂草……我从来没有见过如你这样一生一世永不止息狂放热烈又痴迷无忌的爱。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如此爱过并绵绵不绝地爱了一生一世，夫复何求！直到年过半百之后，你的缠绵火热依然如初——有时候，我早上醒来，发现你就坐在床边正盯着我看，见我睁开眼，你忍不住笑了，说：我怎么就这么喜欢你？我怎么就喜欢不够呀？有时候，你也会得意又自嘲地说，我怎么就长不大啊？都老太婆了。
在那些文字里面，你也指名道姓地刻下了那些卑劣与邪恶，那些怯弱或偏见，真是一部奇特年代的奇特文字。我想有一天，它们会公之于众。
因为我，你已经两年多没有探亲了。1978年底，你妈妈来信要你回家。你说，我一天不自由，你一天不回家。我终于说服了你，在前路未明满心彷徨的时刻踏上归家之路。你也终于答应了，但是要在行前完成一件事——结婚。你说，这次回家，是与故土与亲人的告别，以后，不管以后我去到什么地方，你永远与我同行。
那天是厂休日。在一个看守的帮助下，我偷偷溜了出来，按约定在一条古老僻静的明清小巷里与你会合。那天很冷，天阴着。我们俩从一条小巷的两头相向走来。你穿了一件绛红色的棉衣，系一条猩红色的纱巾，手里拿着一小包糖和一小挂香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工装，里面是一件美式毛领皮夹克——那是你父亲战争年代的一件战利品，也是在我囚禁期间你送进来的。
我们在那间小屋的门楣上拿到了朋友留给我们的钥匙。没有喜庆的酒宴，没有美丽的婚纱，没有亲友甚至没有那个年代必不可少的两张红纸头。只有我们的信念和爱。
我们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我们在那个破旧阴暗的小屋里呆了差不多整整一天。那里成为我们永生难忘的宫殿。然后，我们像一对真正的新婚夫妇，回到我的家，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我们心中充满反抗暴虐的自豪，当我们出现在我父母面前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晚餐后，我们去汉口探望一直对我牵肠挂肚的叔叔。他也是一位正直善良的医生，是家族中最喜欢我的一个长辈。当我们离开他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们在深夜里从汉口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整个武汉三镇，你回到我武昌的家——从我被关押的第一天起，你就像一个过了门的媳妇一样住到了我家，伺候我卧病在床的母亲，慰籍我年近古稀的父亲……我依然潜回我的囚室。在我家的门栋楼道里，我们吻别。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因为我们的爱，所有的不测与灾难都变得无足轻重。
1978年11月28日，我们的新婚照。
那天，在去我叔叔家的路上，路过那家红旗照相馆，我们走进去，拍了一张结婚照。这张4寸的黑白照片后来放大了挂在我们的卧室的墙上，直至今天。照片下有一行字：大墙后面的微笑1978.11.28。
不久之后，在北京，一个重要的会议召开了。那个荒唐的案子也随着一个荒唐的时代结束了。
我们以为，天下从此清明。我们开始了风风火火壮怀激烈的八十年代。
89年初夏，你从北京出差回来，大哭了一场。你一家六口，都当过兵，从三十年代的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到七八十年代服务于雪域高原的女军医。你说那些军人还那么年轻，你当兵的时候他们怕还没有出生。你从此不过八一。我们每年的节日是11·28。
一如你对感情一样，对工作你从来也是痴迷又疯狂，你的病就是早年落下的根。在部队，在电台，你数次胃出血。当时正是你事业顺遂的时候。你从北京广院深造回来，当了文艺部的头，适逢又要调你去权利更大的专题部，你却绝然打住，谋了一个清贫又清闲的电视剧中心看本子的差事，离开了你工作多年的喉舌。你从此看轻一切身外之物——地位，名声，职称，待遇和所有都市女人喜爱的享乐。
我们都不坐班，不喜应酬，也都不求上进，加之家里一大堆猫狗花草，就像两个老农一样，成年累月就生活在那片小天地之中。睁了眼睛在一起，闭上眼睛也在一起，做着一些大大小小我们觉得还有一点意思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的日子会就这样过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2001年春上，时隔多年，你又胃痛了。去医院做了检查。过了几天，我们得到了一份很坏的报告单。那天是4月，13号，星期五，你48岁的本命年，所有不详的数字都到齐了。就像手机里常听见的那句话，我们听见了命运的通知：你们还有半年，一年，或三五年的时间！我对你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对上苍给予我们的每一天都心怀感激。接下来便是住院，手术，化疗，调养……我们将生活过得更加浓郁，似乎想将百年岁月，压缩到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打住的日子里去。
2003年11月28日，我们在银婚纪念日那天晚上，将25年走过的那条路，重新走了一遍，这是我们在夜色中的长江大桥上。
这个蛋糕，是2003年11月28日那天深夜，我们回到家时，见到的一份礼物。它是一位朋友从数十里路以外特意送来的，放在我们的邻居家。
2003年11月28日，是我们的银婚纪念日。是你患病的第三年。那时你似乎恢复得很好了。当说起如何渡过这个宝贝日子的时候，我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将25年前那条刻骨铭心的路重走一遍。
于是，那天晚上，我们将当年那一条十八公里的漫漫长路又重走了一遍。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一切都历历在目，我们记得起来当时走出的每一步，也记得起来我们后来走过的每一步。我们激动又欣慰。25年，9125天，我们没有愧对那一夜，也没有愧对那个刻骨铭心的婚礼。
我们在江边坐了很久，当年，我们也曾像这样，坐在暗夜的江边，听隐隐江涛，看粼粼波光，万古长江日夜不息地流着……然后我们像当年一样，开始步行。一路景色全都变了，可是我们心中的过去没有迷失。我们走到一元路，一座西式洋楼很显眼地打着外墙灯，才发现这里原来是宋庆龄的故居。我们走到江汉路，满街流光溢彩，满街俊男靓女，满街琳琅满目花枝招展的橱窗，与人影灯河共映出一个不夜城。怕只有我们，不是为了购物，也不是为了这美景而来。我们只希望还能找到一点当初的熟悉物。
在夜深的长江大桥上，我们找到了当年的感觉——宽阔漫长的桥面上，夜色浓重，灯光暗淡，江风飕飕，清静极了，几乎见不到人。偶尔会有一对不归的年轻恋人远远走来。擦身而过的时候，那眼光似乎在揣度，深更半夜的这一对半百人携手相依缓缓漫步在干什么？
桥面上，我们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他已经是一个23岁的壮小伙子了。25年前的那个夜晚，他还是我们心中一个遥远的梦。我们告诉他，我们在万里长江之上，渡过我们银婚纪念日的最后时光。
回到家，已是转钟。当年也是这样的时间。那时候我们在我家的门洞前吻别。我们必须在新婚之夜分手，我们不知道日后会怎样。但是有此一天一夜，此生足矣。
回家后，我们收到了一个有心朋友的银婚礼物——一只缀满鲜花的大蛋糕，上面写着一句我们心底的话：爱到永远。
2004年春上，宁静三年之后，终于兀然复发。我问当年的主治医生，他只给了我一声叹息，然后久久无言。这一次，我们切切实实地听见了那冷酷的敲门声。
你说我们出去游历吧，走到哪儿算哪儿。但我绝不愿放弃最后的努力。
我为了护卫一个我珍爱的生命，你为了你所眷恋不舍的生活。我们从一个医院，到另一个医院，寻求种种救治之道。我们在化疗的间歇中千里迢迢去到北京，找到301医院、空军总医院、广安门医院、中国肿瘤医院那些国内顶级的医生，我与国内外许多医疗机构和业内专家联系，咨询，求助……各方传来的消息都是黑色的。但是你从来没有自凄自艾，没有怨天尤人，你甚至没有为自己的处境与命运哭泣过。记得那一次去301医院，肿瘤科主任看完我们带去的资料和光盘，说了一些极不乐观的话，又问病人现在能否下床活动？我指指你说，就是她。他显然非常惊异，掩饰一下说，刚才说的，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我说，我们能够面对所有的问题。
回到借住的朋友家，我们发现社区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我们立即去街上买了泳衣泳裤，痛痛快快游起泳来。你连下水都是那样迫不及待，一个矫健的燕式便窜到了数米之外的水波中。
大半年的摧残——化疗，放疗，梗阻，腹水，疼痛，浮肿……好几次，你自嘲地说，我变得这么难看了。我笑说：我觉得不难看，那就是不难看。然后我对你说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动地的话——“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那一段时间，我给你照了很多相，数以千计。现在看来，杜拉斯的话真没有说错。
面对疾患痛苦生老病死，你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大气。就像当年，我被非法监禁，你被无耻折磨的时候一样。我见过许多人，位高权重的，开朗豁达的，美丽儒雅的，最后在病痛和死亡面前都会失态，都会曲扭。可是你自始至终都在一种平和淡定中保持了一种高贵。
又一次猛烈的化疗之后，数年来你第一次猛烈地脱发了，一觉醒来，枕巾上便黑乎乎一片。用手指轻轻一拈，一束头发就飘然而下，那无声之中，有一种怵然。大楼里许多女病友，对头发都极珍爱，哪怕只剩下稀稀疏疏的一层，也会用轻薄的纱巾将它们裹好，再戴上一顶漂亮的帽子，决心坚守到最后的一丝。
复发后的大半年中，我们一直一同住院，每到一处，我都会尽最大努力包下一间单独病房，搬来一应物件，犹如居家过日子。那天我外出办事，回来一看，你已将自己余下的大半青丝统统剃去，光光地露出了你那圆润的脑袋，一下陌生了许多。刚好那天你刚好穿了一套橘黄色睡衣，一边打着点滴，一边斜倚在床头织着毛衣，像一个修行多年的深山老尼。数十年来，我的毛衣类，几乎都是你手织的，从当年我被囚时，你送进去的毛衣毛裤毛袜毛手套，一直到银婚前刚刚织就的红黑两色休闲衫。在很容易就可以买到各式新款毛衣的时代，一个现代知识女性，花大量时间去编织那种看起来很老旧的衣物，似乎不可理喻，但是你喜欢这样。你似乎要把你永不枯竭的情意一针一线地织写进去。这次住院，织毛活成了你的一种日常生活。本来你手上的这件毛衣早该织完，织到袖子的时候，发现整个都大了一圈。我说，这种衣物，宽松一点更好，可你硬是要拆掉重来。
原来那些剩余的头发，蓬蓬松松远远望去还依然有形有样，怎么就如此决然了断了呢。你说，刚好有一个女理发师上门服务，便让给剃了。这样也好，免得四处落发，不好清理，还弄得身上痒痒的。你淡淡一笑，似乎为自己一次恶作剧得意。在这之前，我们刚在病房里看过一个专题片，讲一位电视台的女性，也是因为脱发，后来干脆将余发削去的故事。剃刀下去，那女人便止不住落泪了。你说，小时候，你父亲在大西北征战剿匪，母亲是随军医生，只好将你寄养在老乡家里，结果染上疥疮，就剃过光头。进城后，上了小学，头发一直不好，妈妈又给你将头发剃光，说是再长出来就好了。所以，对于光头，已是老资格了。
你让我给你拍照，说作个纪念。取景框中，光光头的你，竟也很美。
在你生病后留下的数千张照片中，你总在笑，温柔的，娇嗔的，调皮的，肆无忌惮的。
在北京治病的时候，我们一起登上央视发射塔，这是我们离天空最近的时刻。这张照片最后一直跟随着李虹。
有一次，你却哭了。
数月来连续的静脉注射，你两只手的血管都脆了，经常打漏，也越来越疼。为了顺利进行化疗和营养补充，给你在锁骨下做了穿刺，安了一个接头，每次只需像消防水龙头一样，拧上输液管就可以了。便捷又舒适，还把两只手给解放了出来。但从此就不能洗澡了。医院的卫生间都是淋浴，接头处不能见水，只能像旧时妇女那样用盆打水擦洗。你那时身体愈来愈弱，不能感冒，每次只好匆匆行事。一段时间之后，皮肤都干燥了。你说，真想痛痛快快泡个澡。我说，我要给你安一个浴缸！四方打听，终于买来了一只浴缸大小的椭圆形塑料盆，接满水，让热气把室内的温度升起来，你躺进去，酣畅淋漓地沐浴于温润的水中。我用干毛巾护住接头，一处一处轻轻给你擦洗。突然，你嘤嘤流泪了，越哭越厉害。这是你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自己流泪。
洗完后，我用了几乎整整一瓶护肤霜给你全身上下轻轻涂抹了一遍，肌肤立时就滋润鲜亮起来。
在医院最后的几个月中，许多个清晨和夜晚，我们散步，你拉着我的手，或挽着我的胳膊，倚在我的肩头，细声说一些闲话，说一些笑话，说着我们一路上见到的事物，清晨的小鸟和花，夜里出来遛弯撒欢的狗和鬼鬼祟祟的猫，哼唱起一首突然想到的歌……似乎那个切切实实等在前方的黑色陷阱从来就不曾存在。有时候你会突然疼痛起来，蹲下去，稍好一些，我们继续前行，或返回病房。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人世间的共同生活，已经到了尾声，我们要宁静又朴素地享受这最后的每分每秒。
在医院最后的一个多月，你已经不方便回家，体力不支，每天打点滴的时间越来越长，你慽慽说，想回家。我说，今天晚上就回去。你说，怕爬不上七楼了。我说，我背你。你笑笑说，试试。你趴到我背上，待我刚要站起来，你就叫了，不行不行！你小腹那个巨大的瘤体，刚好硌在我腰上……那一瞬间，我们都无语了。我怕这沉默，赶紧说，我和儿子抬你，像儿时做抬花轿游戏那样，一边一个。
住院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检查我都会想尽办法待在你身边，拍片，放疗，B超，CT，核磁共振——甚至从来不让男人近身的妇检……我知道，当我握着你的手，与你轻轻说着话，帮你起身或穿衣，那便是人世间最好的治疗与药物。许多个深夜，你睡了，我看着荧光灯下你苍白又消瘦的面容，就会想起《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钟楼怪人嘎西莫多，想起他最后环抱死去的爱丝米拉达，直至将自己也抱成一副白骨。那真是一种大悲大恸之后的宁静与从容，一种以绝决的方式来表达对死与命运的抗争，一种以爱来包容一切苦难与悲怆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情怀。
2004年11月28日，你去世的前4天，是我们结婚26周年纪念日。你似乎一直在等着这个日子。第二天，你就进入了深昏迷，宁静而幸福地准备去到另一个世界。
夜，儿子下班后匆匆赶来了。我们在病房为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举杯。然后儿子给我们拍下了我们最后的合影。你从病床上爬起来，依偎在我肩头，你已是极度衰竭，但那种笑容依然是纯净的，那种眼神依然是初恋的，那种对于生活的热情与爱，依然是一种青春少女的。
那天深夜，儿子走后，你细细地、平静地对我说了关于后事的安排：只要我和儿子送你，不要惊动任何人，不要任何仪式。带上你生孩子时，你妈妈给做的婴儿鞋，婴儿帽，还有六月去北京时在中央电视塔上——你在蓝天下，大风中，像小鸟一样展翅欲飞的照片……（你离去后，我回家去取你要的东西，发现你早已将它们包装好，放在你床头柜的抽屉里。）
我对你说，人生就像一部连续剧，有人50集，有人100集。如果50集精彩而浓烈，是要比那寡淡如水的100集更值。我说，你会活在我们共同的生活里，活在我的文字中，活在朋友们的记忆中。
你说，这些你都知道。你对自己这一生很满足。只是不舍。
你终于走了。在眷恋和幸福中走了，平静超然地走了。我给你擦洗，我给你化妆，我给你穿上你要求的在最后的日子常穿的那一套普普通通的衣物——一件红夹克，一条深棕裤，一双运动鞋……我和你一起护卫了你最后的尊严与美。
那大半件没有完工的毛衣，还静静放在病床边的旅行箱上。毛衣是那种红黑相间的变色毛线，织出来的花色你无法预想，有一种神秘感。那毛线也是你亲自去挑的。
又是一个一个冬天——我们故事的刻骨铭心处，总是在冬天。我终于将你带回家了。那些鲜花们，老花们与我一起陪着你。还有那些你视若己出的猫狗们。你生命与灵魂，都已溶在这个环境之中。从现在开始，我们以另一种不变的苍老同处。你杳然飞升的那天，你一定看见了，你带走的照片是两张：一张是你要的那张像小鸟一样展翅欲飞的，一张是同一个背景，我们俩在天风中依偎的合影。照片背后写着一句话：天上等我。
李虹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