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其实他并不姓商,原名叫公孙鞅,由于他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所以又叫作卫鞅,后来因功受封于商地,后人便以封地名号称他为商鞅。因为商鞅真正建功立业是在秦国变法以后,也就是说商鞅的名头很大,名声很响,反而导致很多人弄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他的本名是什么。或许作为一个名人本就该有得必有失吧。
商鞅在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故事中,他总是被视为诚信的典型,尤其是他“立木树信”的故事更为民众广泛传颂,对后代子孙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还播撒到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一谈到诚信问题,一般都会把商鞅请出来,或树榜样,或加羞辱。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作了一个较为简单的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之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这意思是说:变法条令已准备就绪,还没公布,商鞅担心百姓们不相信自己,于是(命人)在都城南门前放置一根高三丈的木头,招募(能)搬到北门的人,给予十金。百姓看到后对此感到奇怪,没有人敢去搬木头。(商鞅)又说:“能搬木头的人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搬了木头,就给了他五十金,用来表明没有欺骗百姓。最后颁布了那些法令。秦国百姓由此认为他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官员,是一个讲诚信、守信用的人,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百姓们给商鞅颁发了最佳诚信奖,视他为当时社会的一代风范。
然而笔者对此甚感疑惑:商鞅本是一个法家人物,而法家不比儒家,儒家人士才提倡“仁、义、礼、智、信”,其中的“信”便是诚信。难道说商鞅曾是儒家之徒,或曾自修儒家经典著作?只要纵观一下商鞅在变法期间的所作所为,我想大家绝不会认同这个观点;实际上商鞅骨子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术之士,他具备了所有法家人士残忍刻薄的特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商鞅“立木树信”是否就能说明他是一个诚信之人?笔者经过一番分析后,认为其实为伪君子,是个假“诚信”。原因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商鞅身份特殊,是个异种。商鞅本是卫国人,原来在魏国压根就不被重视。何以见得?商鞅曾当过魏国宰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没想到魏惠王对公叔痤的嘱托丝毫不以为意,甚至认为他在发神经,也就懒得对商鞅动刀子。魏惠王的态度无疑告诉世人,商鞅无才。那么作为一个有着较高文化素质和注重文明礼仪的中原人士,秦国那些蛮夷之徒便视他为“外种人”;而且初来乍到,商鞅的才华和能力、品性与人缘都有待检验,但他却马上要在秦国开展变法,其阻力和各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商鞅才会“恐民之不信己”。
二、秦国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且还是一个非秦国种的“外种人”,突然从半路杀出,既无门阀权势,又无军功战绩,却大有凌驾于秦国贵族之上的势头,这让秦国贵族们情何以堪、脸面何存?!为自身利益着想,似乎高瞻远瞩的贵族们在商鞅变法还未开始前,便群起反对,必欲将商鞅逐之而后快。这一点,商鞅自然心里有数,既然不能获得贵族们的支持,又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那么取信于民争取广泛的群众基础便是明智之举和当务之急了。
三、战国时期争霸战争的需要。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争夺更多的土地和人口,纷纷展开了争霸战争,并最终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而事实是,战国时期仍属于冷兵器时代,仍处于农业立国的阶段,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国家发展壮大的关键就在于人口的多与少,以及人心的向背问题。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一言以蔽之,统治者要揽获民心,就必须要取信于民。悉心研究天下大势和潜心专研法学多年的商鞅没道理不明白这回事。
四、法家“权术”思想的运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学说有三大核心精神,即法、术、势。术就是指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等,甚至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商鞅精通法家学说,深晓法、术、势的重要和厉害,加上幼年的悲惨经历,他早已立志要出人头地,而且信念是如此的坚定,意志是这般的坚强,斗志又是那么的高涨。为了能见到秦孝公,他不惜卑躬屈膝、低三下四抛弃士的尊严,不吝花费金银财富和珍珠宝玉来贿赂景监,这其实只是“术”的一种表现,为了达到目的,这一点牺牲算不了什么。同样,孤立无援、形单影只、地位卑微的商鞅要推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法,他就必须运用他的“术”,想方设法让百姓落入他的彀中,心甘情愿地服从他的调遣和指派。
五、事实胜于雄辩。公元前340年,商鞅率秦军攻打魏国西部边境,双方势均力敌,秦军很难迅速取胜。商鞅就写信给曾经的至交好友魏公子,假意与魏公子言旧,约公子饮酒会盟。魏公子毫不怀疑,如约而来,陷入商鞅的埋伏之中,魏军大败。魏国被迫归还了过去从秦国掠去的河西之地,为此,商鞅得到了於、商的封地15个城邑,号为商君。从这个事例中,大家可以看出,商鞅为何前后差别如此之大,既守信而后又失信于人呢?理由只有一个:商鞅自始至终都在玩弄他的“权术”。商鞅守信和失信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既如此,我们又怎么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诚信者呢?
文: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