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戴望舒与施绛年、穆丽娟、杨静的爱情
文/赵冬
中国近代浪漫主义伟大诗人除了徐志摩以外，还有一位是戴望舒。他俩有太很多相似的地方；生在同一个时代；都是浪漫的诗人且早逝；生命中都有过三个重要的女人；心中最爱恋的女子都得不到，都以其倾尽感情换取叛离而终结。从他留下的爱情诗中可以看出，他把自己一半的感情奉献给了他的初恋情人---诗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诗集《我的记忆》和《望舒草》中的情诗几乎全为她而作。有人说，这是因为戴望舒易于冲动而又忧郁的诗人的浪漫气质与施绛年平和而又活泼的性格难于契合，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原因恐怕也是导致他与穆丽娟、杨静不能善终的一个方面。戴望舒与施绛年的爱情悲剧恐怕主要在于戴望舒把自己的执著给了一个感情上另有独钟的女子。
戴望舒
戴望舒1905年3月5日生于浙江杭州大塔儿巷36号，祖籍江苏南京。现代诗人。又称“雨巷诗人”，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原名戴丞、戴朝安，字朝宋，又名戴梦鸥。笔名艾昂甫、江思等。“望舒”一词出自屈原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意思是说屈原上天入地漫游求索，坐着龙马拉的车子，前面由月神望舒开路，后面由风神飞廉作跟班。望舒就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温柔，纯洁幽雅。
戴望舒的父亲戴立诚，是北戴河火车站的一名普通职员；母亲卓佩芝出身于书香门第，性格温柔，文学修养极高，从小就给儿子戴望舒讲《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和《天仙配》《梁祝》《宝莲灯》等民间故事，还给他整段整段地吟唱家乡戏文、打谜语、说歇后语等。催生并萌芽了戴望舒萌发文学创作的兴趣与爱好。戴望舒从小聪慧，天资过人。1912年，戴望舒随全家迁回杭州，父亲到中国银行任职。他八岁开始上小学，十四岁进了宗文中学。
少年时期的望舒不幸感染天花，毁坏了他俊逸的面容，脸上落下坑洼的瘢痕。因为这一生理缺陷，少年时经常被讥讽和嘲笑，他总是默默地忍受着。那时候，他就立志于写作事业，悄悄努力，想证明自己比他们都强。1922年，十七岁的戴望舒联同张天翼、杜衡与已读大学的施蛰存创立兰社，并开始了文学创作。第二年秋，戴望舒考上了民国元老于佑任、邵力子等人创办的上海大学。后转入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在这里他充分发展自己的文学、诗歌才能的同时，还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思想进步，与好朋友施蛰存、杜衡一起加入共青团。那时他写了一篇叫《回忆》的散文，记述他童年时代在北戴河发生与青梅竹马的曼云妹妹在海滩上玩耍，妹妹在拾贝壳时被海浪卷走，他气得晕过去。后来，他天天在海滨盘桓，有一群沙鸥从头上飞过，他想曼云已化为了鸥鸟，便给自己取名叫戴梦鸥、梦鸥生。
望舒不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他总是追逐新的东西，接受新的思想。他第一次到北京，走进了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并结识了一批新兴文学青年，如姚蓬子、沈从文、胡也频、冯至、丁玲、冯雪峰等，收获很大。
1925年6月4日，戴望舒参加上海的“五卅”运动，随即上海大学被封，他便进入法国教会举办的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法国神甫教授他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浪漫派经典作品，戴望舒开始喜欢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作品。戴望舒最早的译诗，是在震旦大学读书期间将雨果的《良心》译成中文，开始了他的文学翻译生涯。
在这个时期，望舒的感情生活中应来了一场恋爱的风暴。她爱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被这个美丽的少女深深吸引。
施蛰存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代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抗日战争爆发後，他曾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1952年以後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施绛年（1910—1964），上海女中学生，毕业后在上海邮电部门当职员。那时施绛年十八岁，正值花季，豆蔻年华、亭亭玉立。她性格活泼开朗，可爱调皮、面容妩媚娇柔。
施蛰存是戴望舒好友，那时戴望舒写的诗并不被人看好，后来是施蛰存在《现代》杂志上主推戴望舒的诗，并高度评价，使其一度成为可以与“新月派”诗歌比肩的代表。
1927年，戴望舒回到杭州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扩大反共，杭州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为安
全计，他又转到松江县施蛰存家中暂避。
戴望舒
戴望舒被邀至施家小住的这段时间里，见到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刚开始，戴望舒还只是将她视作自己的小妹妹，但是，来往得多了，加上施绛年受其兄长的影响，对于文学也很钟情，时间一长，戴望舒突然发现已经爱上了这个小自己4岁的少女，他茶饭不思，神魂颠倒。施绛年小戴望舒五岁，她的个子很高，与一米八十多的戴望舒很相配，气质也与《雨巷》里那个幽怨的女孩相似。但她的性格与望舒相反，她对戴望舒更多的是敬重之心，似乎无动于衷。与施绛年是日日相见，但他对爱情却羞于启口。
戴望舒虽然已有诗名，才华横溢，但他自卑敏感，木讷腼腆，与女性交往时往往严肃有余而风趣不足。而施绛年则活泼好动，注重物质享受，像普通女孩子那样爱慕虚荣。性格的差距注定了这场爱情以后发展的无限波动曲折的命运。
诗人的感情世界忧郁而强烈，敏感而多情。何以表情达意？唯有诗千行：“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她有黑色的大眼睛，那不敢凝看我的黑色的大眼睛/不是不敢，那是因为她是羞涩的，而当我依在她胸头的时候，你可以说她的眼睛是变换了颜色，天青的颜色，她的心的颜色。她有纤纤的手，它会在我烦忧的时候安抚我，她有清朗而爱娇的声音，那是只向我说着温柔的，温柔到销熔了我的心的话的。她是一个静娴的少女，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她的名字，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恋人。”一首接一首的情诗写给她，施绛年那么冰雪聪明的一个女子，会不知道么？其实她对戴望舒的感情早就心知肚明，就是对戴望舒写诗献爱不以为然，因为一个少女神圣初恋里是无法接受男朋友面部的瘢痕的。施绛年的冷漠让戴望舒痛苦不堪。施绛年不敢断然拒绝戴望舒，因为有碍于哥哥施蛰存的情面，也要顾及诗人的脸面，她闪烁其词地一直刻意躲闪着。有时候她也帮忙抄抄稿子，陪诗人散散步。另外也不排除她对诗人才情的赏识，希望他知难而退。戴望舒与施绛年的交往很频繁，施绛年以她少女的调皮，有时会允许他拥抱一下，或者轻轻吻一下面庞。他们有过林中漫步，有过恋人间常见的争执，有过爱情的迷失和反省。但施绛年又总是对他若即若离。被幸福陶醉着的施绛年，有时也会撒娇说：“追随我到世界的尽头。”施绛年愈是不果断拒绝，戴望舒愈觉得有一线希望，他高傲而自尊的心不甘失败并越战越勇。
戴望舒在出版自编的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的扉页上，印着ＡJeanne（给绛年）几个法文大字，并用拉丁文题上了古罗马诗人Ａ·提布卢斯的诗句：
Ie Spectem Suprema mihi Cum Veneril hari
Ie teneam mor iens deziciente manu
他自译为：“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据此向世人公开了他对绛年的感情，表达他对绛年感情的大胆、赤诚和刻骨铭心。
尽管如此,戴望舒还是无法从这份无望的感情中走出来,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可怜的单恋者”(《单恋者》),他在《残花的泪》里幽怨着:“你会把我孤凉地抛下,/独自蹁跹地飞去,/又飞到别枝春花上,/依依地将她恋住.”他无助无望地徒劳呼唤《回了心儿吧》,“回来啊,来一抚我伤痕”,“爱一些些!我把无主的灵魂付你;/这是我无上的愿望和最大的希冀。”但他的呼唤没有换来回应,他被折磨得觉得自己《老之将至》。
他对施绛年一往情深，有一天，戴望舒与施绛年最后摊牌，求她接受自己的感情，否则自己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在遭到施绛年拒绝后，戴望舒竟然欲跳楼寻死。女人的心都是柔软的，施绛年最终勉强答应了他的请求。这让戴望舒有了新生的力量和勇气。戴望舒不敢有丝毫怠慢，他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杭州的父母让他们赶到上海，向施的父母提亲。因施绛年的父母也忌讳望舒的麻脸，并不同意这桩婚姻，在施蛰存苦心努力下，父母才勉强答应了。戴望舒在《村姑》、《野宴》、《二月》、《小病》、《款步》等诗作中都洋溢着他的喜悦和求爱成功。
戴望舒在这期间又写下了一大批哙炙人口的爱情诗作。《烦忧》：“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山行》、《十四行》、《回了心儿吧》、《路上的小语》、《林下的小语》、《夜是》等大部分诗作都记叙了他的初恋经历。望舒在《路上的小语》真实地再现了他与绛年之间难以沟通的隔阂。诗人渴望的嘴蜃是蜜酒的甘甜，绛年回应的却是青色的橄榄和未熟苹果的苦涩，诗人渴望得到姑娘盛着天青色爱情的“十八岁的心”，绛年就是不相信他的真诚。
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1927年写的《雨巷》。1928年发表《雨巷》并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
1927年夏天，戴望舒写成《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她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她飘过/像梦一般地，/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首诗富有浓厚的个人感情，亲切柔美的抒情风格，让人陶醉，带着诗人的情怀和忧郁，很有点爱情气氛，表现了抑扬顿挫的节奏，寄寓着戴望舒的理想，像孤独的游子在徘徊、寻觅，渴望被宠爱。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这本诗集也是戴望舒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篇就是《雨巷》，受到了叶圣陶的极力推荐，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的同乡作家冯亦代先生十分感慨地说：「我心里永远保持着他《雨巷》中的诗句给我的遐想。当年在家乡时，每逢雨天，在深巷里行着，雨水滴在撑着的伞上，滴答滴答，我便想起了《雨巷》里的韵节。」
1931年春夏之际，戴望舒与施绛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订婚仪式。施绛年对未来的生活是有理想得，她不想将来贫困潦倒，她向他提出了结婚条件：戴望舒必须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回来有稳定的收入后，她才愿意考虑结婚。此时，戴望舒虽然在心里并不想接受这样的条件。但是无奈他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坦然接受。其实这正是聪明且理智的施绛年的以个缓兵之计。
这时，戴望舒又一次陷入感情的低谷。因为他太爱施绛平，面对施绛平提出的条件，他只有义无反顾。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兑现爱情的预约，为了自己心爱的姑娘，也为了自己这分弥足珍贵的爱情，独自踏上了“达特安”号邮船离沪赴法留学。一个人来到满眼陌生的异国，孤独的苦闷、相思的落寞、寂寞的愁怨、贫困的生活……都不顾一切地向他扑面而来。艰辛而清苦的日子让他无法忍耐，学外语、读功课、打理生活，钱总是不够用的，没办法只好一边读书一边为人翻译书籍，以赚钱贴补自己。戴望舒在给叶灵凤的信中说：“我在这里一点空也没有，要读书，同时为了生活的关系，又不得不译书，而不幸又生了半个月的病。”在法国的三年是痛苦而无奈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记得我怎样在巴黎的旅舍中，伏在一张小小的书案上，勤恳地翻译它，把塞纳河边的每天散步也搁下来了。”留法后他的诗作很少，但从《戴望舒全集·散文卷》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怎样用热情换取无望的。他在西去的航船上就写着炽烈的情书；在旅途上为自己的恋人买寄礼物；到法国后一再写信给施绛年，恨不能诉尽所有。
戴望舒在法国
戴望舒后悔远去法国的轻率而愚蠢的决定，总想早点回到爱人身边，并写信要施绛年去法国。施蛰存为了让戴望舒学而有成，写信叫他要克服困难坚持学习，还劝他不要让绛年去法国：“你还要绛年来法，我劝你还不可存此想，因为无论如何，两人的生活总比一人的费一些，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为你担心呢。况且她一来，你决不能多写东西，这里也是一个危机。”戴望舒在巴黎的费用，都是施蛰存寄去，施蛰存有时将主编《现代》的全部工资都寄给他，这应该是雪中送碳吧。施蛰存还常给他带去药品，叫他注意身体。施蛰存对戴望舒的关心真是如父如兄。施蛰存因此推出一个现代派诗人。
生活再苦他倒是怎么也能支撑过去，但是感情上的负累，令他愁肠百转、为伊憔悴。原因可想而知，人走茶凉嘛！再说本来人家就是同情大于爱情，何况还天各一方。对方的冷淡，处于恋爱状态的人是最能洞察得到的，施绛年给他的信越来越少了，就是有也是不冷不热的相似的话，毫无感情色彩。他还听说施绛年与一个冰箱推销员好上了。那时冰箱推销员是个比较时尚的职业，前景好薪水高，绛年与推销员感情亲密，哥哥施蛰存看在眼里，只有叹息却无法说什么，更不敢告诉戴望舒。作为哥哥无法硬性叫妹妹就范，感情的事不可勉强。望舒久久收不到回信，问诗友施蛰存，施蛰存为了戴望舒在欧洲不致在学业上分心而一再敷衍相瞒。望舒得知传言，更没心思读书了，在没有拿到任何学位的情况下，选择了回国。戴望舒的旅法好友罗大冈曾在文章里记载：戴望舒手上的钱花光了，生活发生问题，于是他向里昂中法大学申请接济。而戴望舒在这样的环境里并没有好好学习，只不过把此当作生活的保障而已，尤其听到施绛平移情别恋的传闻，戴望舒就更不去上课了。戴望舒在去法国及西班牙学习期间，受到西班牙现代诗歌的浸润，回国后开启了中国的现代诗风。
1935年4月，他在西班牙旅游期间参加西班牙进步群众反法西斯示威游行被中法大学开除，他决心回国，上车时，只有罗大冈一人为他送行，学校没有给他途中的零用钱，只有一张火车票，从马赛至上海，是一张四等舱的船票，而其他学生是三等舱，四等舱夜间连被子都没有，晚上冷得只得蜷着身子来回翻滚。5月，忍受了三年相思之苦的戴望舒回到了上海。他不顾一切地来找绛年求证传言的真假，当得知这一切都是真的时，他难以压抑心中怒火，冲上去当着施家父母的面打了绛年一个嘴巴，并登报解除婚约，既而结束了他们之间长达八年的恋爱。爱情要走是留不住的，感情的事无法强求。这三年里，施绛年成熟了长大了，更有主见了。没有戴望舒的陪伴，她并没有思念与痛苦，反而却遇到了让她真正喜欢的人，她也有选择爱与幸福的权力。
戴望舒的初恋就这样被自己的冲动彻底击碎了，他痛苦不堪甚至内心更加自卑。他内心依然深爱着绛年，但一切已经没有用了。正如他在译诗《恋爱的风》里痛苦的吟唱：“恋爱啊，我的冤家/我啃着你苦味的根！”就是在他以后的婚姻中，绛年留给他的阴影总是时不时出现。
施绛年后来也无愧无悔自己的选择，面对岁月的风风雨雨，顽强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1964年病逝于香港。戴望舒是全身心的投入，事情却走向渴求的反面，他感到“心的枯裂”，完全是情理之中。有人说：戴望舒用自己生命的近六分之一去执著地追求他理想的初恋情人，尽管施绛年并未感到被痴情追求的幸福，但我们却从中感受到了戴望舒感情的份量----一个人对自己感情的负责任的聚积和沉淀，而不是随意的发散和轻抛！以后众多读者学者都乐意注目评价这段没有结果的恋情，原因之一恐怕是它比恋爱过程容易和恋爱对象众多的所谓的爱情更耐人寻味，更值得品味！
有这样刻骨铭心的初恋，不可能不影响到以后的感情生活。戴望舒与穆丽娟的不忍离别,与其初恋的阴影不无关系。
戴望舒的才华和人品应该是相当出色的，不然不会得到朋友的赏识。为了排遣心内的忧愁，戴望舒与朋友刘呐鸥、穆时英以及杜衡开始密切往来。朋友们都知道戴望舒失恋了，心情不好，可又不知怎样能让他开心。施蛰存因为赏识他而竭力撮合他与妹妹施绛年的婚事，结果却因其妹别有钟情而以悲剧形式告终。“新感觉派的圣手”穆时英因为赏识戴望舒的现代派诗歌，想抚慰诗人所遭受失恋的打击，也竭力撮合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与之相爱，帮助戴望舒走出无爱的阴影。穆时英想情感的事还需情感来愈合，便对戴望舒说施蛰存的妹妹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妹妹比他的妹妹漂亮多了，你要不要见见？
穆丽娟1917年出生在浙江慈溪，她是穆家唯一的女孩儿，她的哥哥穆时英是中国现代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人物。那年，18岁的穆丽娟刚从上海南洋女中毕业，受哥哥穆时英的影响，她喜欢读一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并与哥哥的许多文友都比较熟悉，戴望舒便是其中之一。
1935年5月，戴望舒在穆家第一眼看到穆丽娟时，便又仿佛见到了雨巷中那个像丁香花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穆丽娟身上那种宁静而古典的美，顷刻间便拨动了戴望舒受伤的心弦，她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位一向追求完美的诗人。于是，戴望舒开始走出失恋的阴影，主动接近这个比他小12岁的女子穆丽娟。
戴望舒从法国回来时，带了一种法国式的桥牌，他开始教穆丽娟打桥牌，并带她一块去跳舞，两人慢慢熟悉了。那时戴望舒租了一套房子，与穆丽娟相熟后，请她去抄稿子，这样，两人之间慢慢就产生了感情。他们的交往非常顺利，因为穆丽娟也喜欢文学，她其实对戴望舒很崇拜，她觉得能和戴望舒在一起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诗人由失恋的痛苦深渊一步步登上了爱情的的快乐峰巅。
戴望舒与穆丽娟
这年的冬天，与穆丽娟相识半年后，戴望舒委托朋友向穆丽娟的母亲提亲。穆丽娟的母亲为人和蔼可亲，加之穆丽娟的大哥穆时英的支持，提亲顺利地得到了应允。几天后便立下婚约，两人没有举行订婚仪式，戴望舒只是给穆丽娟买了一个钻石戒指，以志纪念，并登报宣布了两人订婚的消息，同时决定第二年6月举行婚礼。1936年的初夏，正在筹备婚事的戴望舒收到了父亲病故的消息，依照传统习俗戴望舒应该为父亲守孝一年，婚期自然要拖延，但因为有了前一次的情感失败，戴望舒担心拖延婚期后会发生变故，便决定不顾礼数，如期完婚。6月的一天,上海四川路的新亚饭店里异常热闹，诗人戴望舒和穆丽娟正在举行隆重的西式婚礼。高大魁梧的戴望舒西装革履，穆丽娟则身披白色婚纱，显得温柔秀美。
戴望舒与穆丽娟
他们拍了结婚照，青年诗人徐迟作他们的傧相。望舒的庄重和大方，丽娟的秀丽和甜蜜的微笑，徐迟的翩翩风度和愉悦，显示出新婚的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他们俩成了当时文艺界中最让人羡慕的一对。
都说新婚后的生活是宁静而幸福的，同时又是充实而多彩的。柔情似水的妻子是他在无爱的海洋里挣扎了八年后得到的温馨港湾，他尽情地抒发了自己沐浴在爱人眼眸中身心相溶、如醉如痴的幸福感受，体验了两人世界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最高境界。他们与文友一起品茗畅谈，在家中举办小型舞会，两人晚上有时出去跳舞看电影，出双入对。婚后生活的安定和美满，也促使诗人对事业作新的追求。戴望舒的编辑、创作、翻译工作也因生活的和谐而进展顺利。当时一般朋友也觉得望舒和丽娟琴瑟和谐。他们夫妇俩常常一道到玛蒂夫人、艾泼斯坦和艾伦那里作客。望舒的同乡、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冯亦代是他们家的常客，望舒夫妇曾为冯亦代和郑安娜当过婚姻介绍人。不久，长女戴咏素诞生。
戴望舒与穆丽娟、戴咏素
然而，生活离不开激情的诗人，面对倏忽而至的宁静生活，感到寂寞。他在思索，他在玄想人性和宇宙的沧桑与亘古。日子过去，寂寞永存：“我今不复到园中去，寂寞已如我一般高：我夜坐听风，昼眠听雨，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
新婚的甜蜜之后，穆丽娟发现诗人的生活并不浪漫，戴望舒每天就是看书读书，很少说话。那时穆丽娟20岁还不到，带着个孩子，整日与忙忙碌碌的戴望舒在一起，很不适应这种生活。让穆丽娟更感不快的是，戴望舒为《初恋女》写的词：“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现在就是我每天在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这首歌的广为传唱让穆丽娟很伤怀。用戴望舒外甥女钟萸的话说，穆丽娟认为幽兰是指施绛年，他心里想的，穆丽娟是蔷薇，有刺的。
戴望舒与穆丽娟、戴咏素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戴望舒夫妇、徐迟夫妇一起逃到了香港。来香港后，戴望舒很快成为香港文坛的核心人物，他还参加各种爱国救亡运动。戴望舒原想先在香港把家安顿好，然后再到大后方去参与文艺界的抗敌工作，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想法。巨贾胡文虎正在筹办《星岛日报》，他的儿子胡好希望戴望舒出任《星岛日报》副刊的主编，于是他便留在了香港。在编辑《星岛日报》副刊的同时，戴望舒还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之一。他们率领香港广大文艺工作者，宣传抗日救亡活动。
戴望舒和穆丽娟暂时在香港安顿下来，当时大批从内地来香港的文化人只能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而戴望舒却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位于薄扶林道附近山上的一座小洋楼，让家人有个好的住处。他和穆丽娟在楼下的空地上开辟出一个小园子，种了一些瓜果蔬菜，还很诗意地把这里称为“林泉居”。当时一般的朋友都觉得戴望舒和穆丽娟琴瑟和谐，戴望舒在香港的家也成了许多文人聚会的地方。然而，在战乱和颠沛流离中，这个表面平静的家庭,却早已暗流潜生了。
有一部电影叫《初恋》，主题曲是由戴望舒作词、陈歌辛作曲的。“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现在我每天在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意思是幽兰是施绛年，是他心里想的；穆丽娟是蔷薇，有刺的。电影《初恋》在1938年4月上映后，由戴望舒作词的主题曲《初恋女》曾一度流行，而穆丽娟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是倍感伤怀。戴望舒和施绛年谈了8年，他和穆丽娟结婚以后，心里还有施绛年的情结，忘不掉施绛年，所以穆丽娟跟他之间的感情不是很融洽，始终达不到沟通的境界。
忙碌让戴望舒在穆丽娟面前愈发沉默，而穆丽娟对感情的需求被完全忽视。事业上有了发展的戴望舒早出晚归，使得穆丽娟更加感觉沉闷和空虚，而此时，两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更加深了两人的情感裂痕。
由于妻兄穆时英沦为汉奸，戴望舒与穆丽娟的感情出现了裂痕。1940年6月，穆丽娟的哥哥穆时英在上海四马路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由于政见不同，戴望舒不准穆丽娟回上海奔丧。半年后，也就是1940年的冬至，穆丽娟的母亲 也在上海病逝，而戴望舒却扣下了从上海发来的报丧电报。不知情况的穆丽娟还穿着大红衣服，叶灵凤的妻子赵克臻见了还笑她说:“你母亲死了你还穿大红衣服?”这时穆丽娟才知道母亲去世了。于是,穆丽娟把自己的首饰当掉，带着女儿朵朵，坐船走了。回到上海后的穆丽娟，因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而悲痛万分，由此她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命运。此时的穆丽娟在戴望舒身上已体会不到爱情，而这一年，她才23岁。
在上海，穆丽娟陷入到一段新的感情里。一个大学生开始疯狂地追求她，天天追求她，如火如荼。有了对比，穆丽娟才明白，原来爱情也可以是这样，可以有男人来天天给她送花，她被如此重视，如此捧在心口。有了对比，戴望舒就更加没机会了。这是一种她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种罗曼蒂克的情感；从戴望舒那儿她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感觉。已对感情失望的穆丽娟对未来生活有了一种希望，甚至是憧憬。
他把穆丽娟看成不懂事的“小孩子”，两人间的感情逐渐有了分歧，他们常常因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他就冷淡她，不与她说话交流，当她是个局外人。据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说：据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很少谈谈，他是他，我是我。从小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家庭和睦，环境很好，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一点点不开心。看戴望舒粗鲁，很不礼貌，我曾经警告过他，你再压迫我，我要和你离婚。戴望舒听了也没有说什么，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年去了。”
1940年冬，穆丽娟回到上海决定离婚，这时她写信给戴望舒，要求离婚。戴望舒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立即回到上海，虽同丽娟长谈了两三次，力图挽回即将逝去的婚姻，但无论戴望舒如何规劝，都无法挽回穆丽娟的心。这时，上海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胡兰成得知戴望舒回来，便托人传话，要他留在上海办报纸。汉奸头目李士群也乘机要挟望舒参加敌伪工作，说只要答应，就能保证“穆丽娟回到你身边”。他拒绝了这种交换，他说：“我还是不能这样做。”戴望舒的拒绝，体现了冰清玉洁的民族大义。当时上海风声鹤唳，他害怕落入伪政府的魔掌，成为千古遗恨，尽管他很想在上海多停留一段时间，继续劝转丽娟，但也不敢多停留一日，仅仅住了两三天，就悄悄离沪返港。在离沪前一天晚上他来到丽娟处告别，看看仍无接纳之意的丽娟和童稚无知的朵朵，他的心中凄苦至极。但他多少还存有幻想，认为丽娟总不至于走到决裂一步。乘着茫茫的夜色，他走了，悄悄地返回了香港。戴望舒后来在《示长女》一诗中，悲伤地记述了在这民族危亡之秋，自己的家庭裂变；这幸福是短暂的，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
1940年12月的一个深夜，戴望舒准备写下他生命中最后的文字，那是一封留给妻子的绝命书：“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性格敏感而又脆弱的戴望舒真的在痛苦中服毒自杀，而且情况非常严重，但是最后还是被朋友救了。然而戴望舒的自杀行为，也没能使穆丽娟回心转意，她在诗人死而复生后即决绝地说：“今天我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一定要离婚，因为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自始至终就没有爱过你！”
至此，两人的情感已彻底破裂，双方协商后通过律师办理了为期半年的分居协议，以观后效。
据有关文字记载：1941年的秋天，孤独的戴望舒对这段残破的婚姻做了最后的弥补。他给穆丽娟寄去了两本日记，日记中处处体现了戴望舒对穆丽娟的思念之情。他又从他们婚后的照片中，挑选出了30多张充满亲情的照片，制成精巧的相册寄到上海。在相册的扉页上写道：“丽娟,看到了这些的时候，请你想到我和朵朵在等待你，等待你回到我们这里来，不要忘记我们。”
戴望舒不相信曾经拥有过的实实在在的幸福都是虚假的。他为妻子寄去尽可能多的生活费，收录在《林居泉日记》里的书信是他执着于爱情的最好明证。我们看他收到穆丽娟的信后的心情：“昨天收到了丽娟的信，高兴了一整天，今天也还是高兴着。丽娟到底是一个有那么好的心的人。在她的信上，她是那么体贴我，她处处都为我着想，谁说她不是爱我着呢？一切都是我自己不好，都是我以前没有充分地爱她----或不如说没有把我对她的爱充分地表现出来。”
戴望舒抱着幼小的朵朵
但是戴望舒的这一心声，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穆丽娟的回音。1943年1月23日，戴望舒只好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戴咏素归戴望舒抚养。穆丽娟夸大了戴望舒身上的种种缺点，连“戴望舒第一生命是书，妻子和女儿放在第二位”也成了她要离婚的理由。1942年，穆丽娟和《宇宙风》主编周黎庵正式结婚。后来，穆丽娟一直平静地生活在上海南京西路471弄33号，长寿近百岁。还有人经常去探望她，尽管青春早已不再，但从老人拿清秀的面庞中依旧克以看到当年那古典俊美的神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落入日军手中。徐迟等人想尽办法准备要逃出去，他们找到戴望舒商量此事，但戴望舒对于逃出香港有些犹豫。有人说是受到了潘汉年的指示，让他继续留在香港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那时，没有来得及或者不愿意逃离香港的全部知名华人，都被列入日军的审讯名单，加以甄别，放过“良民”，同时也将抵抗者、有抗战“不良”记录者投入大牢。
1942年3月，作为抗日爱国人士的戴望舒被捕。日军已经通过侦察得到情报，知道戴望舒与抗日作家端木蕻良之间联系密切，想要从他嘴里打听到端木的下落，将端木缉拿归案。日本特务对戴望舒施以法西斯的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戴望舒咬紧牙关，都挺了过来。他知道不承认认识端木蕻良是不可能的，他们之间来往频繁，文艺界的人士都知道的，但他也只肯承认二人认识，至于端木到哪里去了，曾经做过抗日的具体什么事情，他一概推说不知道。日本特务从他这里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便将他投入大狱。他在狱中被关押两个多月，原本就很严重的哮喘病更加严重，身体更加虚弱。1942年5月，经过友人、作家叶灵凤的多方营救，终于将戴望舒保释出狱。经过牢狱之灾，戴望舒的身体明显恶化，非常虚弱。冯亦代回忆说：“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
出狱后戴望舒住在叶灵凤家里养病，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他到大同图书印务局编辑部做编辑。这个印务局被日本文化部管治，胡好当老板，叶灵凤和张光宇等人都曾在此书局当过编辑。他们往往利用职务之便，将从东京得来的书报资料，编辑后送给地下抗日组织。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抗日斗争，而不是附敌。
杨静出现在戴望舒遭受身心重创之后。一方面，他的敌人用苦刑摧残着他的肉体；另一方面，他的爱人用决裂折磨着他的心灵。伤痕累累的诗人几近绝望，幸好胡好将杨静介绍在他生命的视线之内。这个小诗人二十一岁的娇小美丽、活泼热情的南方女子给了诗人新的希望。
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
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1943年5月30日，戴望舒和杨静在香港结婚。戴望舒与杨静的组合，突然得使友人瞠目。但新婚初期，他们的生活还是安定而幸福的。杨静就说过，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还是很开心的。”
杨静与戴咏絮
杨静是一个可以同享福却不可以共患难的人。在香港时，戴望舒依靠写作、编副刊、当家庭教师等使得家中衣食富足，有房有车。杨静开车风光一时，自然感情上也安定一时。两个女儿的相继出生，给家中带来无限快乐的同时，也改变了杨静的角色。但杨静因为年轻，似乎更喜欢少女般的生活。久经感情磨难，渴望生活安定的诗人，面对妻子情感的波动和任性，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与前妻穆丽娟在林泉居度过的美好时光。这种对往昔温馨恬静日子的回忆，在《示长女》中更为明显。可时过境迁，“肩上压着苦难的年岁”，现在已“没有可爱的影子，娇小的叫嚷，／只是寂寞，寂寞，伴着阳光。”
戴望舒与杨静及子女
静杨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
1946年春天，他们全家回到上海。这时，收入急速减少，戴望舒的哮喘病又加重，他的名节又受到怀疑---他用坚贞不屈换回的竟是附敌之嫌！就在诗人急需妻子理解、安慰、支持、患难的时刻，杨静却在红杏出墙，她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因万念俱灰，烦躁易怒的戴望舒打了用情不专的杨静。这种过激的行动正说明了他的爱之深切。如果没有了爱，会对一切无所谓的。杨静则就势绝情离去，终导致这位感情执著的杰出诗人从肉体到精神的彻底灰暗。曾为爱情而自杀过两次的诗人这一次不自杀也心死了。
抗战胜利的曙光使诗人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也对自己个人的生活充满信心，希望他与杨静的关系“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偶成》）。愿望毕竟是愿望，不幸的家庭生活，使诗人倍感他与世界和书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膜。1947年春，他在上海“香雪园”茶室，应几个文艺表年所请，即席吟赋的《无题》诗，就曲折地表达了现实生活，给他的寒心感觉。后来，因生活窘迫，夫妻感情的裂痕加深。1948年末，杨静向戴望舒提出离婚，诗人虽竭力挽回，也无济于事，最后含着眼泪成全了杨静的心愿，协议离婚。两人各带一个女儿，戴咏树归杨静，戴咏絮归戴望舒。他的朋友叶灵凤回忆说：“他在人前一再摇头：死了，这次一定死了！”
戴望舒是真心爱杨静的，如果不爱，就一定不会在她与情人出双入对时忍辱劝阻；就不会在他们离婚半年后仍照“全家福”深表期望；就不会在他们分手后的信中仍以“丽萍”爱称扬静盼其回首……
在戴望舒的生命中，不同的女人相同的结局。与他相识的女子，最初个个爱他，以为与他在一起便能享受到所有的浪漫与呵护，哪知他根本是个工作机器，那样毫无情调的刻板生活，最终吓跑了身边的每个女子。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频传。曾经蒙受“附日”冤枉的戴望舒决定回到北方。他到北京不久，就被安排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负责法文科工作，对于这项工作，他十分欣慰，曾向新闻出版总署的负责人胡乔木表示：“决心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而这时，他的哮喘病已严重到上楼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为了更好地工作，他听从医生建议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由于惦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他提前出院，并给自己打麻黄素针，在家治疗。
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照例自己打麻黄素针，为了能早点治好，他加大剂量，注射后不久，心脏跳动剧烈，扑在床上就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他在病魔和爱情的双重折磨下走完了自己四十五岁的生命历程。小女儿戴咏絮后来回忆说：“父亲死时，我才6岁。我当时是父亲最宠的一个，父亲忽然去世，我感到很害怕，只觉得家里来了许多人，便跑到离家很远的僻静的地方发呆。现在想来真是一场梦，都怪那时太小，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伤心。”
命运多舛的戴望舒一直在曲折中行走，当曙光照耀他时又过早离世。卞之琳在悼念文章中说："望舒的忽然逝世最令我觉得悼惜的是：他在旧社会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现在正要为新社会大大施展他的才能，却忽然来不及了。"
有人在总结戴望舒徐志摩婚恋悲剧时说：“与一场不对等的初恋，让戴望舒永坠于悲剧之中。他与穆丽娟的婚姻结束了，与杨静的婚姻也结束了。这也是戴望舒与徐志摩不同的地方。徐志摩不会在不爱自己的女人身上浪费时间，更不会强扭一份得不到的感情。不爱了就分手，不可能了再重新开始。每一场恋爱都是一次全新的投入。戴望舒不。他永远走不出那条幽深的雨巷，在一个不可能的丁香姑娘身上，浪费去一生的时光。”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谁能想到能写出如此多情、浪漫诗句的人，恋人、妻子却因他的索然无味而背离他呢？戴望舒的诗句浪漫、柔软、细腻、温柔。可是，他的爱情，却仿若一朵朵枯萎的花，苍白飘缈。戴望舒是一个诗人，他有自己理想的事业、生活和爱情，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美好理想而执著地奋斗。他是一个懂得爱的人，他的爱是执著的、厚重的，虽然于他自己是痛苦的、绝望的。他的苦恋，是一种执著的崇高的追求，透出诗人纯真的情操和对美好生活的信念。所以他的苦吟虽历经悠长的岁月至今还能激荡我们现代人的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