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这个人 载沣为什么不杀袁世凯

载沣这个人

李新宇

谈论辛亥革命,不能不论及载沣。当时的宣统皇帝只有5岁,无论是对革命浪潮的应对,还是最后宣布退位,事实上都与他无关。真正掌握帝国大权的,是隆裕太后和监国摄政王载沣。

关于载沣这个人,有人说他性格懦弱,才疏识短,身为摄政王,举措屡屡失当,因而加速了满清的灭亡。不过,站在满清皇族的立场上看,面对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一个旧王朝的权贵能够免于像历朝历代那样人头落地、亡国灭种,却也是他与隆裕之功。站在普通百姓立场上看,减少战乱,减少流血,也是功德无量的事。

载沣身上聚集了许多矛盾。他曾试图巩固帝国,把权力收归满清贵族手中,以保江山永不变色。但在大厦顷塌之际,却又想得开、放得下,拒绝破釜沉舟,不作困兽之斗,使中国结束帝制、创建共和的大业减少许多牺牲。只要我们超越某种狭隘的立场,就会看到他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且从中看到那场历史大变革的某些奥秘。

1

爱新觉罗·载沣(1883-1951),字伯涵,号静云。作为道光皇帝的孙子,醇贤亲王奕譞的第五子,光绪皇帝载湉的胞弟,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他的命运注定不同一般。像一些皇族一样,他8岁(1890)即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

在载沣的政治生涯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1901年被派以大清帝国头等专使的身份代表大清帝国的皇帝赴德国谢罪。

那是1901年1月,关于庚子之乱的谈判正在进行,各国使团向清廷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第一条就是要求清帝国就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勋爵一事,派亲王级的专使代表皇帝向德国道歉。此时的大清帝国虽然已经丢尽了脸,但在素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权贵们看来,向洋人道歉,仍然无法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怕割地赔款,却不愿丢了皇家的脸面。所以,自鸦片战争开始,历次议和谈判,割地赔款大多是能够顺利接受的,而皇家的权威却不容侵犯。这一次仍然如此,慈禧在西安电旨奕劻、李鸿章,令其向德方询问,是否可以让驻德公使吕海寰代为谢罪,而不让皇家亲王亲赴德国。可惜的是,这时的清帝国已经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资格,德方不肯让步,慈禧只好接受。1901年4月28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授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与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荫昌一同前往德国,为克林德被杀事件向德国人致歉。

那一年,载沣18岁。一个让所有王公大臣望而生畏的艰巨任务,落在了他的头上。

载沣之所以被选中,因为他是亲王,而且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由他前去道歉,方能以最高规格显示此事的重大。

对于清廷来说,在当时所有亲王中,载沣有足够的体面。他相貌堂堂,这是我们从照片可以看到的。更为重要的是,与那些拘谨、陈腐的老一辈亲贵不同,载沣时常出现在各国驻京公使馆的聚会上,并且以其风度和谈吐令人折服。当年出入宫廷的美国传教士曾这样描述:“他缄默少语,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但浑身透露着高贵。”(I.T.赫德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

联军司令瓦德西也在1901年1月20日的日记写道:

今日主要之事,大部分为余与中国亲王周旋。最初在我们使馆之内,来此者计有当今皇帝之兄弟三人,以及堂兄弟一人。彼等系骑马而来,随带无数侍从;此四者皆系极为温雅之少年,举止优美,面貌聪俊。彼等穿得齐齐整整,其毛辫之美丽,尤特别惹人注目。彼等表示一种极有训练之礼貌。彼等极喜欢钢琴音乐,尤其是联军军乐。因其中年纪最长者,亦不过十有八岁之故,所以实际上只算是一种儿童时会。其中年纪最长之一人,似将被派为前往柏林谢罪大臣。余相信彼必为吾皇所喜悦。

7月6日,载沣一行乘邮轮到达波塞,德国政府告知大清国驻德、荷两国公使吕海寰,要求在觐见德国皇帝时,醇亲王随员用跪拜礼。跪拜,这不是欧洲的礼节,而是中国传统,德国人要求专使随员这样做,显然是有意羞辱。众所周知,自乾隆年间以来,大清帝国要求外国使节见大清皇帝时要跪拜,遭到拒绝,因而成为大清帝国与西方各国外交纷争的焦点。首批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坚持认为双膝下跪是一种奇耻大辱,最后宁可无功而返。这次事情反过来了,不是大清国皇帝要求洋人下跪,而是洋人要求大清帝国的代表下跪。

德国的要求使载沣一行不得不驻留于瑞士巴塞尔。在北京主持议和的李鸿章一方面于7月10日致电吕海寰拒绝德国跪拜的要求,一方面与德方紧急协商。最终,德方做出让步:递交国书时醇亲王只带荫昌一人为随行翻译,两人向德皇行鞠躬礼。

这次出使虽遇波折,但载沣不辱使命。在世界面前,他展现了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符的成熟,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赢得了德国人和各国外交官的欣赏和敬重,德国皇帝也对他称赞有加。尤其让洋人称赞的是,载沣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舆论对他的简朴作风一片赞赏。

载沣赴德途经香港时,《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上午11点左右,一个身着中国贵族华贵丝绸服装、头戴清朝最高品紫红色顶戴花翎、羞怯而略带孩子气的少年,在香港登陆。在码头上他受到了总督亨利·布莱克爵士的欢迎,然而原本大多数正式和隆重的仪式,却按照亲王本人的意愿取消了,没有英军仪仗队的敬礼致意,没有轰鸣的礼炮,因为他此行肩负着一项屈辱的使命,在完成之前,他宁愿不讲任何排场。”大清皇帝专使拜见德国皇帝之后,威廉二世前往载沣下榻处回拜,并授予他红鹰大十字宝星。当年的中外报纸纷纷赞赏载沣以贵胄之身,不畏重洋,出使欧洲,不辱使命。甚至有人写了这样的赞美诗:“从今一代撑天柱,要仗吾王手自擎。”

《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当时已经预言:“在这次曲折的行程后,太后一定会为这位喜爱的侄子在未来安排一个显赫的位置,以补偿他为朝廷尊严所做出的牺牲,和奖励他表现出的勇气。”

这次出洋显示了载沣许多优点。他处事稳重,言行得体,而且聪明好学。这个18岁的年轻人所到之处,对学校、企业、博物馆、造船厂,包括西洋风土人情,都留心考察,决不像一些权贵那样顽固守旧。从欧洲归来,他带回了“布鲁厄姆”欧式马车,并自购地球仪、天文望远镜等一大堆科学仪器。此后,这位亲王的日记中经常出现哈雷彗星、五星连珠、日食月食的记载,这些大多出自他的观测。由此可见,载沣不但不是一个僵化的旧派人物,而且也并非平面化的政治人物。

2

早在出使德国之前,美国驻华公使就邀请载沣顺道访问美国,以促进两国友好。载沣认为没有理由拒绝,并且想到其他国家也可能提出同样的要求,因而奏请远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允许他不必一一请示,根据情况顺道访问一些国家。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日本、比利时等国也提出了同样的邀请。访问太多的国家是不可能的,载沣打算只访问美、日两国。遗憾的是,访问美国和日本的计划没有实现,因为接到上谕:德国事毕直接回国。

更让载沣没有想到的事,一桩婚事已经在等着他。

德国事毕,载沣匆匆回国,1901年11月3日到上海,11月15日到北京,12月10日到开封接受慈禧接见。当时的慈禧尚在自西安返京的途中。她听取载沣的汇报,赐膳表示慰劳。隔了一天,再次召见载沣,并让他随驾北上。1902年1月3日,两宫銮驾抵达保定,驻跸4天。就在保定,太后向载沣宣布了为他指婚的懿旨,将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许配给他。

对此,载沣一方面深感太后的恩宠,因为太后指婚,那是无尚上荣耀;另一方面也非常无奈,因为他的母亲已经为他订下了亲事,而且已放“大定”,只待迎娶。说起载沣的婚事,真可谓一波三折。像当时的贵族男孩子一样,他很早就订婚了。可是,庚子之乱,联军入京,太后与皇帝出逃,京城一片混乱,不少人以死殉了大清。这位姑娘家也全家自尽殉难了。于是,载沣的生母刘佳氏给儿子订了第二门亲事。姑娘的父亲是已经过世的吉林将军希元,希元的曾祖父就是乾隆年间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将领德楞泰。按照习俗,退婚等于休妻。但太后指婚,不仅载沣没有办法,就连他的父亲醇亲王也只有谢恩。据说,载沣的生母刘佳氏曾向慈禧求情,但太后主意已定,不可更改,刘佳氏气得精神失常,但除了背地里咒骂,别无办法。而那位姑娘,听到婆家退婚,转身自杀身亡。

1902年秋九月,19岁的载沣遵照太后的旨意,与瓜尔佳氏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瓜尔佳氏是荣禄的女儿。众所周知,荣禄是慈禧的臂膀,危急关头立过功。载沣当时已袭醇亲王的爵位,瓜尔佳氏一过门就是王爷福晋,对荣禄而言,这是慈禧的一种报答。而且,如果慈禧想得更远,这亲事就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光绪皇帝大婚多年,事实证明他没有能力让后妃生子。所以,选择接班人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外界就纷纷猜测,不准载沣访问美国和日本,让他迅速回国,原因就是要让他迅速结婚生子。这一切合情合理,即使由光绪自己选择,“家有亲侄不算绝”,继承人也要首先从亲兄弟的孩子中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为载沣择偶,就是选择未来皇帝的生母。

3

各种事实证明,自此之后,慈禧开始培养载沣,载沣的进步由此加快:1903年春,他被任命为随扈大臣;1906年出任正红旗满族都统,在他的亲王爵位之外,官位达到一品;1907年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之一。这一年,载沣24岁。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同时病危。病危的太后在病榻前召见载沣、张之洞等人,决定立三岁的溥仪为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仔细想来,慈禧临死仍然不失英明。论资本,谁能与载沣相比?身为光绪皇帝的胞弟,享有同情改革和维新的声誉;其岳父荣禄是袁世凯的老上司,又与张之洞等大员私交颇厚。论实力,论人脉,的确没有人能与载沣相比。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15日,慈禧太后去世。两人相差不到20小时。溥仪即位称帝,载沣成为实际的统治者。

关于这段历史有许多传说,但传说只是传说,载沣本人的日记却是现场记录:

二十日(11月13日)。上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庆王到京,午刻同诣□□□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申刻由府携溥□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交在□□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二十一日(11月14日)。癸酉酉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小臣同庆王、世相、鹿协揆、张相、袁尚书、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即同治)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即光绪)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钦此。又面承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往西苑军机处。

慈禧决定立溥仪并令载沣为摄政王之际,载沣“叩辞至再”。此举甚至惹得慈禧对他大动肝火,当众斥之曰:“此何时而讲谦让!真奴才也。”(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1],第248页)这除了必需的“叩辞”之外,也有真实的恐惧。因为对于他们家而言,载湉被慈禧选中,成了光绪皇帝,实在算不上幸事。现在溥仪又被选中,的确祸福未卜。当年慈禧选光绪入宫继承同治之皇位,载沣的父亲奕譞就充满恐惧,急忙称病辞官,远避政事。这次慈禧选定了溥仪,载沣一家的反应也不是欣喜,据《清鉴纲目》记载,载沣生母刘佳氏说了这样两句对慈禧充满怨恨的话:“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杀人家的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实际上等于终身监禁!”

遥想当年,25岁的载沣抱着他3岁的儿子溥仪登上皇帝宝座,众大臣齐刷刷跪倒在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溥仪吓哭了,这位年轻的爸爸赶紧哄孩子。他说的是:“不哭,不哭,快完了,快完了!”

民间传说:这是谶语,大清就让这句不吉利的话给说完了。

4

载沣执政后怎么样呢?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袁世凯。

关于载沣罢黜袁世凯的原因,有各种说法,常见的说法之一是完成胞兄光绪皇帝的遗愿,以雪戊戌背叛之恨。关于光绪的嘱托,也有种种说法。有人说是在光绪临终之际,载沣前去探 望,光绪拉住载沣的手,嘱其除掉袁世凯;有人说是隆裕在光绪去世后于砚盒内发现了光绪朱笔所写“必杀袁世凯”的手谕,为此面谕载沣。这些说法无据可查,却也并非空穴来风。不过,即使没有光绪的嘱托,载沣为哥哥雪恨,亦在情理之中。

载沣之恨袁世凯,看来并不隐讳,甚至影响到全家老幼。根据溥杰的回忆,他们是从小就恨袁世凯的,“看到袁世凯的相片,都会去剜他的眼睛”。后来袁世凯称帝失败一命呜呼,载沣洒酒祭光绪,说了这样的话:“天地公道,人心公道,袁贼逆天,已遭报应。”由此看来,载沣之恨袁、欲除袁,的确与光绪遗恨有关。

然而,载沣赶走袁世凯,却并不只是为光绪报仇,而是涉及大清帝国的主权所在。载涛说过:“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然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世凯拿金钱喂饱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几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一个统治集团到了它的末日,常常真是无可奈何。帝国皇族那么多,满人那么多,八旗子弟那么多,却就是少见栋梁之材。从太平军作乱开始,满人已经没有能力平息叛乱,所以只能靠汉人对付汉人。从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成为大清帝国的栋梁,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让汉人成了大清帝国的大管家,主人当然未必放心。然而,又不得不用,因为满人的确没有这样的人才。这一切,慈禧太后是明白的,所以,他对这些能臣既时时设防,又不得不极力套近乎。

可是,慈禧太后死后,载沣却是少年气盛,不愿敷衍。他知道,用汉臣装点一下门面,让被统治的汉人看到国家并非满人专政,相信汉人在与满人一起管理国家,这是必须的。但如果大权真落到汉人手里,那问题就大了。国家是谁的?说到底是满人的,是前辈率兵入关流血牺牲才征服占有的。作为满人,只要有一分国家责任感,就不能容许大权旁落。牢牢掌握统治权,让国家千秋万代不变色,这是一切夺得国家、占有国家者的共同愿望。作为清帝国当家人的监国摄政王载沣,他虽然并无杰出才能,却也是雄心勃勃。初生之犊不怕虎,慈禧不敢做的,他做了:把袁世凯赶走。

当时有不少人都想除掉袁世凯。首先是戊戌幸存的维新派,谭嗣同的朋友们。1908年11月23日至25日,在日本的梁启超向同情改良运动的清廷宗室、北京外务部主事长福发了数封密函,力促清廷诛杀袁世凯,声称光绪皇帝死得可疑,不能让奸贼逍遥法外,希望载沣等“定奇谋,成奇勋”。其次是载沣身边一些亲贵。肃亲王善耆等人,都曾劝说载沣剪除袁氏。据载涛记载,促成载沣下决心解决袁世凯问题的是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们曾向载沣进言,内外军政诸机构单位,全是袁氏党羽,太后一死,失去了唯一的钳制,他日坐大,除去更为不易。根据善耆的主张,应该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乘袁世凯单身一人进宫之际,抓起来杀了再说。

载沣也想除掉袁世凯,但他不够狠,也不够大胆。他有许多顾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与庆亲王、张之洞通通气。结果是庆亲王劝他谨慎从事,张之洞坚决反对。尤其是他们二人对危险性的警告,使他最后给袁世凯留了条性命。这让一些人扼腕叹息。因为明眼人都知道载沣犯的是怎样的错误:他留下了一个有力量颠覆大清帝国的人,而且寒了他的心。对这种有能量的人,如果让他觉得国家是自己的,他就有能力保卫这个国家。如果不信任他,也不能让他知道。一旦让他知道不被信任,就该杀掉他。有一句关于用人的话众所周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要用,就不能有疑,至少不能让他知道你对他有疑。如果有疑,就决不能用。这是中国几千年的统治经验,载沣却没有尊重这种经验。他公开表示了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彻底寒了他的心,却又没有把他除掉,这无异于制造仇敌而又养之于卧榻之侧。

然而,载沣开始集中权力,尤其是兵权。

出使德国时,亨利亲王的一番话影响了他,使他意识到一个关键:欲使皇室强盛,必先集中兵权;欲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武备。因此,他一上台就效法德国,紧锣密鼓地加强皇室对军事力量的控制。

1908年12月,载沣下令编练禁卫军,作为摄政王的亲军;裁撤近畿各省的新军督练公所,命各省新军归陆军部统辖;成立军谘府以执掌军事行政;成立海军部以建设海军;设立贵胄学堂,培养高级军事人材。1909年,他代皇帝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宣布统一全国军政大权;任用满人载泽、毓朗、善耆等掌握建立新军事务;任命桂良、风山为江宁、广州将军,荫昌为陆军大臣;又派胞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各国考察陆海军。两人回国后,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并代载沣统帅禁卫军。

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大清帝国江山的稳固,避免汉人掌握国家大权。

立宪呼声越来越高,载沣于1909年2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积极立宪的姿态,曾使一些人对宪政产生了幻想,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然而,面对全国上下开国会、行宪政的要求,载沣却是一拖再拖。

最后,他任命庆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但到了5月8日,结果出来了:国务大臣13名,其中满人7名,汉族4名,蒙古1名,汉军旗1名,而满族中皇族又占5名。军政大权为皇室贵族掌握。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立宪派领袖张謇曾经形容当时的景象:朝野上下,啻加离心百倍,可惧也。

载沣的做法,无疑点燃了民族关系这个火药桶。正是他的举措,使立宪党人彻底失望,由坚持和平改良而走向了支持革命。

5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风暴波及全国,帝国大厦岌岌可危。

走投无路之际,起用袁世凯,载沣如果不是愚蠢至极,就是极度聪明。

大清帝国真的非袁世凯不可吗?明白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桐那句话可谓概括精到:“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复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重新启用袁世凯,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对袁世凯的深切了解和把握。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奏明太后,回缴监国摄政王大印,退隐回家了。由此可见,他的确是拿得起,放得下。根据瓜尔佳氏的回忆,当日载沣回府,更衣入座用茶,一脸轻松地对她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倒是瓜尔佳氏为此大哭了一场。(溥仪:《我的前半生》,22-23页)。

把军政大权拱手让给被自己逐出朝廷的袁世凯,这需要非凡的勇气。交出权力,他不担心袁世凯报复吗?事实证明,他并不担心,而袁世凯也真的没报复他。他三年前因软弱而犯的错误,这时成了英明决策。

载沣这个人 载沣为什么不杀袁世凯

接下来,清帝退位他没有阻拦,宗社党的活动他没有支持。再后来,一茬又一茬遗老遗少梦想复辟,载沣从不参与。张勋闹得热闹时,他也只是冷眼旁观。再后来溥仪潜往东北,他持反对态度。“满洲国”建立之后,溥仪多次要他搬去,日方代表也屡次来劝说,他却总是忧心忡忡,认为全家去东北是愚蠢之举。

载沣为人宽厚,讷于言词,平时说话甚少,与人相处,常常只是默默地听,很少发表意见。但是,他事实上什么都看得明白,想得清楚。满清皇族中很多人都不看好他,有人认为他庸碌无能,不配做摄政王,有人则埋怨大清江山断送在他的手中。满人把江山丢掉,责任不是哪一个人能够承担的。载沣无力挽救清廷倒台的命运,但他努力过,也算对得起爱新觉罗氏列祖列宗。他最后辞去摄政王之职,不作最后的抗争,看上去是软弱,是对大清江山不负责任,但事实是,如果不是这份“软弱”,如果他不择手段誓死捍卫皇位,大清帝国就真能再度雄起吗?载沣看得明白,所以没有幻想。他所要做的,就是为皇族负责。有一点是不能不注意的,皇位上坐的是他的亲生儿子,关于大清江山,他不关心谁关心?对于大清帝国,他不爱谁爱?但是,革命爆发之后,为这个家族负责,却不一定是为它流尽最后一滴血,而是全面权衡,避免最坏的结果,追求皇室皇族的利益最大化。在这一点上大,载沣与隆裕都是聪明人。

而且,他们的选择体现了普通的人性:大厦将顷,首先考虑的不是权力,而是兄弟子侄的性命。载沣不动声色,却与隆裕一道创造了改朝换代而旧统治者得以保全性命的奇迹。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造反”、“打江山”是利润最为丰厚的买卖,而“坐江山”却是风险最大的职业。因为当皇帝固然风光,但一旦失败,结果却不仅是丢掉国家,而且要灭族。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上,只有爱新觉罗家族成了例外,在空前的大革命中得以善终。

6

溥杰在《父亲醇亲王载沣》中说:父亲虽然成了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可是他是个老实人,也和我祖父一样,都是把权力看得较淡。权力的诱惑力是很大的,能够看淡权力,并非容易事。

这是载沣自撰的一副对联:“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

载沣能够看淡权力,能够以“软弱”之相处世,不把事情做绝,与他父亲的影响有关。

载沣生父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而他的儿子载湉又是光绪皇帝,他的福晋则是慈禧的妹妹。这种身份和势力,足以让人有恃无恐。但是,奕譞却有超乎寻常的谦抑和谨慎。据载涛《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所记,他住的正房名为“思谦堂”,书房名为“退省斋”。书房条几上摆着一件周代欹器,盛水半满则稳定不动,如果水满则会倾倒,上面刻着他自己手书的六字铭言:“满招损、谦受益。”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生父,慈禧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再三辞谢未允,却一次也没敢坐过。光绪皇帝年满16岁,依照祖制应当亲政,他却两次上折,请慈禧继续训政。

奕譞还给子孙留下了这样的家训: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无论慈禧等人如何占据舞台的中心,大清最后几十年,事实上都是醇亲王家的天下。奕譞的处世态度,载沣的“软弱无能”,与皇室最后出人意料的幸运,无疑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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