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载沣这个人
李新宇
谈论辛亥革命，不能不论及载沣。当时的宣统皇帝只有5岁，无论是对革命浪潮的应对，还是最后宣布退位，事实上都与他无关。真正掌握帝国大权的，是隆裕太后和监国摄政王载沣。
关于载沣这个人，有人说他性格懦弱，才疏识短，身为摄政王，举措屡屡失当，因而加速了满清的灭亡。不过，站在满清皇族的立场上看，面对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一个旧王朝的权贵能够免于像历朝历代那样人头落地、亡国灭种，却也是他与隆裕之功。站在普通百姓立场上看，减少战乱，减少流血，也是功德无量的事。
载沣身上聚集了许多矛盾。他曾试图巩固帝国，把权力收归满清贵族手中，以保江山永不变色。但在大厦顷塌之际，却又想得开、放得下，拒绝破釜沉舟，不作困兽之斗，使中国结束帝制、创建共和的大业减少许多牺牲。只要我们超越某种狭隘的立场，就会看到他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且从中看到那场历史大变革的某些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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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载沣（1883-1951)，字伯涵，号静云。作为道光皇帝的孙子，醇贤亲王奕譞的第五子，光绪皇帝载湉的胞弟，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他的命运注定不同一般。像一些皇族一样，他8岁（1890）即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
在载沣的政治生涯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1901年被派以大清帝国头等专使的身份代表大清帝国的皇帝赴德国谢罪。
那是1901年1月，关于庚子之乱的谈判正在进行，各国使团向清廷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第一条就是要求清帝国就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勋爵一事，派亲王级的专使代表皇帝向德国道歉。此时的大清帝国虽然已经丢尽了脸，但在素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权贵们看来，向洋人道歉，仍然无法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怕割地赔款，却不愿丢了皇家的脸面。所以，自鸦片战争开始，历次议和谈判，割地赔款大多是能够顺利接受的，而皇家的权威却不容侵犯。这一次仍然如此，慈禧在西安电旨奕劻、李鸿章，令其向德方询问，是否可以让驻德公使吕海寰代为谢罪，而不让皇家亲王亲赴德国。可惜的是，这时的清帝国已经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资格，德方不肯让步，慈禧只好接受。1901年4月28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授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与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荫昌一同前往德国，为克林德被杀事件向德国人致歉。
那一年，载沣18岁。一个让所有王公大臣望而生畏的艰巨任务，落在了他的头上。
载沣之所以被选中，因为他是亲王，而且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由他前去道歉，方能以最高规格显示此事的重大。
对于清廷来说，在当时所有亲王中，载沣有足够的体面。他相貌堂堂，这是我们从照片可以看到的。更为重要的是，与那些拘谨、陈腐的老一辈亲贵不同，载沣时常出现在各国驻京公使馆的聚会上，并且以其风度和谈吐令人折服。当年出入宫廷的美国传教士曾这样描述：“他缄默少语，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但浑身透露着高贵。”（I.T.赫德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
联军司令瓦德西也在1901年1月20日的日记写道：
今日主要之事，大部分为余与中国亲王周旋。最初在我们使馆之内，来此者计有当今皇帝之兄弟三人，以及堂兄弟一人。彼等系骑马而来，随带无数侍从；此四者皆系极为温雅之少年，举止优美，面貌聪俊。彼等穿得齐齐整整，其毛辫之美丽，尤特别惹人注目。彼等表示一种极有训练之礼貌。彼等极喜欢钢琴音乐，尤其是联军军乐。因其中年纪最长者，亦不过十有八岁之故，所以实际上只算是一种儿童时会。其中年纪最长之一人，似将被派为前往柏林谢罪大臣。余相信彼必为吾皇所喜悦。
7月6日，载沣一行乘邮轮到达波塞，德国政府告知大清国驻德、荷两国公使吕海寰，要求在觐见德国皇帝时，醇亲王随员用跪拜礼。跪拜，这不是欧洲的礼节，而是中国传统，德国人要求专使随员这样做，显然是有意羞辱。众所周知，自乾隆年间以来，大清帝国要求外国使节见大清皇帝时要跪拜，遭到拒绝，因而成为大清帝国与西方各国外交纷争的焦点。首批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坚持认为双膝下跪是一种奇耻大辱，最后宁可无功而返。这次事情反过来了，不是大清国皇帝要求洋人下跪，而是洋人要求大清帝国的代表下跪。
德国的要求使载沣一行不得不驻留于瑞士巴塞尔。在北京主持议和的李鸿章一方面于7月10日致电吕海寰拒绝德国跪拜的要求，一方面与德方紧急协商。最终，德方做出让步：递交国书时醇亲王只带荫昌一人为随行翻译，两人向德皇行鞠躬礼。
这次出使虽遇波折，但载沣不辱使命。在世界面前，他展现了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符的成熟，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赢得了德国人和各国外交官的欣赏和敬重，德国皇帝也对他称赞有加。尤其让洋人称赞的是，载沣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舆论对他的简朴作风一片赞赏。
载沣赴德途经香港时，《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上午11点左右，一个身着中国贵族华贵丝绸服装、头戴清朝最高品紫红色顶戴花翎、羞怯而略带孩子气的少年，在香港登陆。在码头上他受到了总督亨利·布莱克爵士的欢迎，然而原本大多数正式和隆重的仪式，却按照亲王本人的意愿取消了，没有英军仪仗队的敬礼致意，没有轰鸣的礼炮，因为他此行肩负着一项屈辱的使命，在完成之前，他宁愿不讲任何排场。”大清皇帝专使拜见德国皇帝之后，威廉二世前往载沣下榻处回拜，并授予他红鹰大十字宝星。当年的中外报纸纷纷赞赏载沣以贵胄之身，不畏重洋，出使欧洲，不辱使命。甚至有人写了这样的赞美诗：“从今一代撑天柱，要仗吾王手自擎。”
《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当时已经预言：“在这次曲折的行程后，太后一定会为这位喜爱的侄子在未来安排一个显赫的位置，以补偿他为朝廷尊严所做出的牺牲，和奖励他表现出的勇气。”
这次出洋显示了载沣许多优点。他处事稳重，言行得体，而且聪明好学。这个18岁的年轻人所到之处，对学校、企业、博物馆、造船厂，包括西洋风土人情，都留心考察，决不像一些权贵那样顽固守旧。从欧洲归来，他带回了“布鲁厄姆”欧式马车，并自购地球仪、天文望远镜等一大堆科学仪器。此后，这位亲王的日记中经常出现哈雷彗星、五星连珠、日食月食的记载，这些大多出自他的观测。由此可见，载沣不但不是一个僵化的旧派人物，而且也并非平面化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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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出使德国之前，美国驻华公使就邀请载沣顺道访问美国，以促进两国友好。载沣认为没有理由拒绝，并且想到其他国家也可能提出同样的要求，因而奏请远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允许他不必一一请示，根据情况顺道访问一些国家。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日本、比利时等国也提出了同样的邀请。访问太多的国家是不可能的，载沣打算只访问美、日两国。遗憾的是，访问美国和日本的计划没有实现，因为接到上谕：德国事毕直接回国。
更让载沣没有想到的事，一桩婚事已经在等着他。
德国事毕，载沣匆匆回国，1901年11月3日到上海，11月15日到北京，12月10日到开封接受慈禧接见。当时的慈禧尚在自西安返京的途中。她听取载沣的汇报，赐膳表示慰劳。隔了一天，再次召见载沣，并让他随驾北上。1902年1月3日，两宫銮驾抵达保定，驻跸4天。就在保定，太后向载沣宣布了为他指婚的懿旨，将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许配给他。
对此，载沣一方面深感太后的恩宠，因为太后指婚，那是无尚上荣耀；另一方面也非常无奈，因为他的母亲已经为他订下了亲事，而且已放“大定”，只待迎娶。说起载沣的婚事，真可谓一波三折。像当时的贵族男孩子一样，他很早就订婚了。可是，庚子之乱，联军入京，太后与皇帝出逃，京城一片混乱，不少人以死殉了大清。这位姑娘家也全家自尽殉难了。于是，载沣的生母刘佳氏给儿子订了第二门亲事。姑娘的父亲是已经过世的吉林将军希元，希元的曾祖父就是乾隆年间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将领德楞泰。按照习俗，退婚等于休妻。但太后指婚，不仅载沣没有办法，就连他的父亲醇亲王也只有谢恩。据说，载沣的生母刘佳氏曾向慈禧求情，但太后主意已定，不可更改，刘佳氏气得精神失常，但除了背地里咒骂，别无办法。而那位姑娘，听到婆家退婚，转身自杀身亡。
1902年秋九月，19岁的载沣遵照太后的旨意，与瓜尔佳氏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瓜尔佳氏是荣禄的女儿。众所周知，荣禄是慈禧的臂膀，危急关头立过功。载沣当时已袭醇亲王的爵位，瓜尔佳氏一过门就是王爷福晋，对荣禄而言，这是慈禧的一种报答。而且，如果慈禧想得更远，这亲事就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光绪皇帝大婚多年，事实证明他没有能力让后妃生子。所以，选择接班人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外界就纷纷猜测，不准载沣访问美国和日本，让他迅速回国，原因就是要让他迅速结婚生子。这一切合情合理，即使由光绪自己选择，“家有亲侄不算绝”，继承人也要首先从亲兄弟的孩子中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为载沣择偶，就是选择未来皇帝的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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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事实证明，自此之后，慈禧开始培养载沣，载沣的进步由此加快：1903年春，他被任命为随扈大臣；1906年出任正红旗满族都统，在他的亲王爵位之外，官位达到一品；1907年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之一。这一年，载沣24岁。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同时病危。病危的太后在病榻前召见载沣、张之洞等人，决定立三岁的溥仪为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仔细想来，慈禧临死仍然不失英明。论资本，谁能与载沣相比？身为光绪皇帝的胞弟，享有同情改革和维新的声誉；其岳父荣禄是袁世凯的老上司，又与张之洞等大员私交颇厚。论实力，论人脉，的确没有人能与载沣相比。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15日，慈禧太后去世。两人相差不到20小时。溥仪即位称帝，载沣成为实际的统治者。
关于这段历史有许多传说，但传说只是传说，载沣本人的日记却是现场记录：
二十日(11月13日)。上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庆王到京，午刻同诣□□□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申刻由府携溥□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交在□□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二十一日(11月14日)。癸酉酉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小臣同庆王、世相、鹿协揆、张相、袁尚书、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即同治)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即光绪)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钦此。又面承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往西苑军机处。
慈禧决定立溥仪并令载沣为摄政王之际，载沣“叩辞至再”。此举甚至惹得慈禧对他大动肝火，当众斥之曰：“此何时而讲谦让！真奴才也。”（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1]，第248页）这除了必需的“叩辞”之外，也有真实的恐惧。因为对于他们家而言，载湉被慈禧选中，成了光绪皇帝，实在算不上幸事。现在溥仪又被选中，的确祸福未卜。当年慈禧选光绪入宫继承同治之皇位，载沣的父亲奕譞就充满恐惧，急忙称病辞官，远避政事。这次慈禧选定了溥仪，载沣一家的反应也不是欣喜，据《清鉴纲目》记载，载沣生母刘佳氏说了这样两句对慈禧充满怨恨的话：“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杀人家的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实际上等于终身监禁！”
遥想当年，25岁的载沣抱着他3岁的儿子溥仪登上皇帝宝座，众大臣齐刷刷跪倒在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溥仪吓哭了，这位年轻的爸爸赶紧哄孩子。他说的是：“不哭，不哭，快完了，快完了！”
民间传说：这是谶语，大清就让这句不吉利的话给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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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执政后怎么样呢？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袁世凯。
关于载沣罢黜袁世凯的原因，有各种说法，常见的说法之一是完成胞兄光绪皇帝的遗愿，以雪戊戌背叛之恨。关于光绪的嘱托，也有种种说法。有人说是在光绪临终之际，载沣前去探 望，光绪拉住载沣的手，嘱其除掉袁世凯；有人说是隆裕在光绪去世后于砚盒内发现了光绪朱笔所写“必杀袁世凯”的手谕，为此面谕载沣。这些说法无据可查，却也并非空穴来风。不过，即使没有光绪的嘱托，载沣为哥哥雪恨，亦在情理之中。
载沣之恨袁世凯，看来并不隐讳，甚至影响到全家老幼。根据溥杰的回忆，他们是从小就恨袁世凯的，“看到袁世凯的相片，都会去剜他的眼睛”。后来袁世凯称帝失败一命呜呼，载沣洒酒祭光绪，说了这样的话：“天地公道，人心公道，袁贼逆天，已遭报应。”由此看来，载沣之恨袁、欲除袁，的确与光绪遗恨有关。
然而，载沣赶走袁世凯，却并不只是为光绪报仇，而是涉及大清帝国的主权所在。载涛说过：“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然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世凯拿金钱喂饱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几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一个统治集团到了它的末日，常常真是无可奈何。帝国皇族那么多，满人那么多，八旗子弟那么多，却就是少见栋梁之材。从太平军作乱开始，满人已经没有能力平息叛乱，所以只能靠汉人对付汉人。从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成为大清帝国的栋梁，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让汉人成了大清帝国的大管家，主人当然未必放心。然而，又不得不用，因为满人的确没有这样的人才。这一切，慈禧太后是明白的，所以，他对这些能臣既时时设防，又不得不极力套近乎。
可是，慈禧太后死后，载沣却是少年气盛，不愿敷衍。他知道，用汉臣装点一下门面，让被统治的汉人看到国家并非满人专政，相信汉人在与满人一起管理国家，这是必须的。但如果大权真落到汉人手里，那问题就大了。国家是谁的？说到底是满人的，是前辈率兵入关流血牺牲才征服占有的。作为满人，只要有一分国家责任感，就不能容许大权旁落。牢牢掌握统治权，让国家千秋万代不变色，这是一切夺得国家、占有国家者的共同愿望。作为清帝国当家人的监国摄政王载沣，他虽然并无杰出才能，却也是雄心勃勃。初生之犊不怕虎，慈禧不敢做的，他做了：把袁世凯赶走。
当时有不少人都想除掉袁世凯。首先是戊戌幸存的维新派，谭嗣同的朋友们。1908年11月23日至25日，在日本的梁启超向同情改良运动的清廷宗室、北京外务部主事长福发了数封密函，力促清廷诛杀袁世凯，声称光绪皇帝死得可疑，不能让奸贼逍遥法外，希望载沣等“定奇谋，成奇勋”。其次是载沣身边一些亲贵。肃亲王善耆等人，都曾劝说载沣剪除袁氏。据载涛记载，促成载沣下决心解决袁世凯问题的是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们曾向载沣进言，内外军政诸机构单位，全是袁氏党羽，太后一死，失去了唯一的钳制，他日坐大，除去更为不易。根据善耆的主张，应该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乘袁世凯单身一人进宫之际，抓起来杀了再说。
载沣也想除掉袁世凯，但他不够狠，也不够大胆。他有许多顾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与庆亲王、张之洞通通气。结果是庆亲王劝他谨慎从事，张之洞坚决反对。尤其是他们二人对危险性的警告，使他最后给袁世凯留了条性命。这让一些人扼腕叹息。因为明眼人都知道载沣犯的是怎样的错误：他留下了一个有力量颠覆大清帝国的人，而且寒了他的心。对这种有能量的人，如果让他觉得国家是自己的，他就有能力保卫这个国家。如果不信任他，也不能让他知道。一旦让他知道不被信任，就该杀掉他。有一句关于用人的话众所周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要用，就不能有疑，至少不能让他知道你对他有疑。如果有疑，就决不能用。这是中国几千年的统治经验，载沣却没有尊重这种经验。他公开表示了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彻底寒了他的心，却又没有把他除掉，这无异于制造仇敌而又养之于卧榻之侧。
然而，载沣开始集中权力，尤其是兵权。
出使德国时，亨利亲王的一番话影响了他，使他意识到一个关键：欲使皇室强盛，必先集中兵权；欲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武备。因此，他一上台就效法德国，紧锣密鼓地加强皇室对军事力量的控制。
1908年12月，载沣下令编练禁卫军，作为摄政王的亲军；裁撤近畿各省的新军督练公所，命各省新军归陆军部统辖；成立军谘府以执掌军事行政；成立海军部以建设海军；设立贵胄学堂，培养高级军事人材。1909年，他代皇帝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宣布统一全国军政大权；任用满人载泽、毓朗、善耆等掌握建立新军事务；任命桂良、风山为江宁、广州将军，荫昌为陆军大臣；又派胞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各国考察陆海军。两人回国后，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并代载沣统帅禁卫军。
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大清帝国江山的稳固，避免汉人掌握国家大权。
立宪呼声越来越高，载沣于1909年2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积极立宪的姿态，曾使一些人对宪政产生了幻想，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然而，面对全国上下开国会、行宪政的要求，载沣却是一拖再拖。
最后，他任命庆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但到了5月8日，结果出来了：国务大臣13名，其中满人7名，汉族4名，蒙古1名，汉军旗1名，而满族中皇族又占5名。军政大权为皇室贵族掌握。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立宪派领袖张謇曾经形容当时的景象：朝野上下，啻加离心百倍，可惧也。
载沣的做法，无疑点燃了民族关系这个火药桶。正是他的举措，使立宪党人彻底失望，由坚持和平改良而走向了支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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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风暴波及全国，帝国大厦岌岌可危。
走投无路之际，起用袁世凯，载沣如果不是愚蠢至极，就是极度聪明。
大清帝国真的非袁世凯不可吗？明白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桐那句话可谓概括精到：“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复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重新启用袁世凯，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对袁世凯的深切了解和把握。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奏明太后，回缴监国摄政王大印，退隐回家了。由此可见，他的确是拿得起，放得下。根据瓜尔佳氏的回忆，当日载沣回府，更衣入座用茶，一脸轻松地对她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倒是瓜尔佳氏为此大哭了一场。（溥仪：《我的前半生》，22-23页）。
把军政大权拱手让给被自己逐出朝廷的袁世凯，这需要非凡的勇气。交出权力，他不担心袁世凯报复吗？事实证明，他并不担心，而袁世凯也真的没报复他。他三年前因软弱而犯的错误，这时成了英明决策。
接下来，清帝退位他没有阻拦，宗社党的活动他没有支持。再后来，一茬又一茬遗老遗少梦想复辟，载沣从不参与。张勋闹得热闹时，他也只是冷眼旁观。再后来溥仪潜往东北，他持反对态度。“满洲国”建立之后，溥仪多次要他搬去，日方代表也屡次来劝说，他却总是忧心忡忡，认为全家去东北是愚蠢之举。
载沣为人宽厚，讷于言词，平时说话甚少，与人相处，常常只是默默地听，很少发表意见。但是，他事实上什么都看得明白，想得清楚。满清皇族中很多人都不看好他，有人认为他庸碌无能，不配做摄政王，有人则埋怨大清江山断送在他的手中。满人把江山丢掉，责任不是哪一个人能够承担的。载沣无力挽救清廷倒台的命运，但他努力过，也算对得起爱新觉罗氏列祖列宗。他最后辞去摄政王之职，不作最后的抗争，看上去是软弱，是对大清江山不负责任，但事实是，如果不是这份“软弱”，如果他不择手段誓死捍卫皇位，大清帝国就真能再度雄起吗？载沣看得明白，所以没有幻想。他所要做的，就是为皇族负责。有一点是不能不注意的，皇位上坐的是他的亲生儿子，关于大清江山，他不关心谁关心？对于大清帝国，他不爱谁爱？但是，革命爆发之后，为这个家族负责，却不一定是为它流尽最后一滴血，而是全面权衡，避免最坏的结果，追求皇室皇族的利益最大化。在这一点上大，载沣与隆裕都是聪明人。
而且，他们的选择体现了普通的人性：大厦将顷，首先考虑的不是权力，而是兄弟子侄的性命。载沣不动声色，却与隆裕一道创造了改朝换代而旧统治者得以保全性命的奇迹。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造反”、“打江山”是利润最为丰厚的买卖，而“坐江山”却是风险最大的职业。因为当皇帝固然风光，但一旦失败，结果却不仅是丢掉国家，而且要灭族。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上，只有爱新觉罗家族成了例外，在空前的大革命中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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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杰在《父亲醇亲王载沣》中说：父亲虽然成了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可是他是个老实人，也和我祖父一样，都是把权力看得较淡。权力的诱惑力是很大的，能够看淡权力，并非容易事。
这是载沣自撰的一副对联：“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
载沣能够看淡权力，能够以“软弱”之相处世，不把事情做绝，与他父亲的影响有关。
载沣生父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而他的儿子载湉又是光绪皇帝，他的福晋则是慈禧的妹妹。这种身份和势力，足以让人有恃无恐。但是，奕譞却有超乎寻常的谦抑和谨慎。据载涛《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所记，他住的正房名为“思谦堂”，书房名为“退省斋”。书房条几上摆着一件周代欹器，盛水半满则稳定不动，如果水满则会倾倒，上面刻着他自己手书的六字铭言：“满招损、谦受益。”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生父，慈禧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再三辞谢未允，却一次也没敢坐过。光绪皇帝年满16岁，依照祖制应当亲政，他却两次上折，请慈禧继续训政。
奕譞还给子孙留下了这样的家训：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无论慈禧等人如何占据舞台的中心，大清最后几十年，事实上都是醇亲王家的天下。奕譞的处世态度，载沣的“软弱无能”，与皇室最后出人意料的幸运，无疑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