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瑾的家产到底有多少
这篇小文是我的第一篇史学考证文章，写于2004年，那一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读研，算是入学之前对自己史学能力的一次自我检验罢（有趣的是，我的博士论文，居然也是以宦官为题，这莫非是一种缘分？）。该文刊于《三峡文化》2005年第1期，亦于北大史学论坛以笔名发表。之后在网上颇有流传，有不少朋友帮忙转帖，又承情加进不少“调料”。但我是亲调诸味者，当然希望菜初出锅时，洇在鼻尖的那点味道能够原样保存。学史六载，对史的观点已有不少进步，然今止照录原文，将来或有结集之日，再作订正吧。——胡丹
刘瑾是有名的宦官。有海外媒体称，这位明代的司礼太监“拥有黄金1200万盎司，白银2.59亿盎司。”[1]因此入选“世界千年富豪”。刘瑾曾笑称自己是“富太监”，可他真如此巨富？这引起我的兴趣，也想帮他搂搂家底。
一、
对于刘瑾（1450-1510）家财，记录并不一致，但都很庞大。如王鏊（1449－1524）所记：
正德中籍没刘瑾货财，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五百，蠎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四，八爪金龙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珤印一颗。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2]
据此，则刘瑾资财计为：金“1205万两”，银“2.59亿两”。对照《亚洲华尔街日报》所引材料，两者金银数字完全相同，所不同者，仅为计量单位：一为西洋之“盎司”，一为中国传统的“两”；一两约合1.3盎司。这不禁让人怀疑：外报囫囵照抄，连起码的换算都没有。但大约可判定，据以把刘太监推上千年富豪宝座的材料的来源。
同样的数字还出现于明人笔记，如陈洪谟（1474-1555）《继世纪闻》（卷3），郎瑛（1487-1566）《七修类稿》（卷13，“国事类·刘朱货财”），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5）以及高岱《鸿猷录》（卷12，“刘瑾之变”）里，清初谈迁《国榷》（卷48）和谷应泰所编《明史纪事本末》（卷43，补编卷5）所记大略相同。上述材料内容乃至行文基本相似，明显存在相互传抄关系，或取自同一材料；略不同者，如“金龙盔甲”一项，王鏊记为“三千”，后来者多觉其过分，径改为“三十”。
王鏊笔记作于正德十年[3]，在诸种史料中，当属最早者。按王鏊正德元年十月入阁，任大学士，正德四年致仕，这期间刘瑾掌管司礼监，两人同时且共事，似乎他的记载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
可是，那惊天的数字真那么可靠吗？或问：且不论那些“零碎”金银，单那500万个银锭和24万个金锭（金银锭依推算皆为每个五十两的大锭），究竟须多少库房才装得下？具体的“技术问题”常常为人所忽视，影视剧里常见这样的镜头：皇上随口喊“赐银万两”，宦官端个盘儿出来，就算赏下了。可我们知道，按旧制，一万两就是620斤！不是提了就能走的。事实上，整个明代还没有发育出以普遍信用和广泛组织为基础的汇兑网络，商人行贩上路都要在褡裢里装上沉甸甸的真金白银。有个例子，同样在正德时期，宁王朱宸濠欲图反叛，撵送大量金银进京，遍贿权贵。为了出入京城方便，他不得不贿赂把守宣武门的太监杜裕，并在杜家存放银两。[4]那时可没人能像韦小宝那样随身揣着百万两银票满世界跑。要藏那许多金银，刘家挖窖非得九泉挖穿才行。
清代考史大师赵翼在其名著《二十二史劄记》里也论及刘瑾家产：“据王鏊笔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数。”[5]这已经只是前者资财的五分之一了。我们注意到，赵翼虽曰引自王鏊笔记，其实并非王氏笔记所记。此是一处笔误。赵翼必有所本，真正来源我们不知，但至少在他那里已出现一组相对小得多的记录了。
清末夏燮编的《明通鉴》就对刘家1,205万两黄金和25,958万两白银的资产报告产生怀疑，并有所“考异”：
王弇州（王世贞，1526-1590）引《震泽长语》：“诏籍没刘瑾家，黄金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白金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而《宪章录》、《皇明通纪》因之致误。王莽时，黄金尚余六十万斤，梁孝王没，黄金四十万斤。以十六两为一斤计之，则莽之金尚不及一千万，而孝王亦不及七百万。至于汉盛时，大司农钱四十余万万，水衡钱十八万万而已。董贤产直钱四十二万万，梁冀产直钱三十万万。其时钱最贵，止于万钱为一金，大概俱不能当瑾二十之一。恐当时传闻如此，未必真有此数。
夏夑认为：“证之正史，则但云‘累数百万’，此得其实。”[6]
值得注意的是，郎瑛《七修类稿》卷41“事物类·古今金珠”里感叹道：“……汉时赏人用金如此之多，则知天府所积尤多也，今之赏有功而用于今不过百而已，赏者数十、数百，用者数千、数万，尚常告乏矣，且如刘瑾、（锦衣卫帅）朱宁所抄不过数万，而未闻黄金如此之多。”此处非转引，则似郎瑛虽在前面对所引惊天之数未曾质疑，而实所认可者，不过黄金“数万”而已；这“不过数万”在他看来，已属“未闻”了。
在刘瑾家产上，巨量的数字被人普遍传信，与前期记录者王、陈、高、郎等，包括后面将要提到的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都是明人，与事件相去未远有关。可是，时人了解并相信的就肯定是真相么？关于刘瑾资产唯一权威的记录只能是当时的籍没清单。这份单子可能在负责查抄的工部或户部；刘瑾在陕西兴平老家的田产房屋，地方抄剳，或有记录；当时的廷报也可能有片段的消息。郎陈等人，包括时在林下的前辅臣王鏊，未必有条件接触第一手的档簿；而作为当时人，他们却绝有可能受传闻和情绪的影响。刘瑾之死在当时是重大事变，社会传闻一定很多。可惜传闻是个哈哈镜，它折射的往往是变了形的真相，而笔记作者在取舍时，又惯于取信那些离奇的传言，而不顾其过分。再一方面，情绪也是个重要的“致变”因素。时人于“宦寺之害”切痛在身，深感之下，眼光难免变形扭曲。而后人则心态平和，观察的“显微镜”一点也不颤动。这或许能够理解：为何明人比较倾向相信大得离奇的数字，而疑之、少之的反是后人。
《明通鉴》的“考异”侧重前人（两汉），本文考证则专注于刘瑾及其以后的时代。这里想预先表达两层意思：一、我倾向于相信《明通鉴》的数据规模。二、既然我们尚未发掘出一份权威的查抄清单，那么刘瑾的家产到底有多少，事实上只能通过分析取其最近及事实最有可能者。
我手头有一份明代的刑部题本，由人从部档抄出而传于世。这份文件具有第一手档案的性质，其可信度非笔记可比。其中涉及刘瑾财产原文如下：
（正德五年）本年八月十三日，太监张永班师回京，备将瑾不法事情开条具奏。蒙拿锦衣卫镇抚司监候。随于本家搜出前项假宝，违禁衣甲、牌面、弓弩等件，金银数百余万，宝货不计其数。[7]
同卷又提到：“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奏。奉圣旨：是。刘瑾恃恩骄横，专权黩货，赃至数百万两。……在京并原籍家产、房屋、田土，尽数抄没入官。”
前面记“金银数百余万，宝货不计其数”，后面为“赃至数百万两”。因为该题本不是籍没册子，只是刑部向朝廷报告刘犯等处理情况，所以对财产没有精确定量，但它为我们提供的估量尺度应该是大致准确的。
在明代史料中，《明史》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它并没有记录刘瑾的财产。《明史·宦官传》仅记：
帝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带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
同传记籍正统时大太监王振家产：“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倘刘瑾真那么富有，《明史》岂有抓住小巫放过大巫的道理？我们应注意这样一个背景，明朝的财政状况到弘治末年已是入不敷出，而大臣们除了“为国惜财”“加意撙节”外，别无开源之策。倘若刘宅真现出一个聚宝盆，一定会引发舆论地震的，可事实上朝堂上反应平静。这只能认为在贿赂公行，风气日下的官场环境下，“数百万”的数字离大家的估计并不太远，所以才不特别引起惊愕和愤怒。正德初年一个太监李兴因事下狱，为了买命，他一下子拿出40万。刘瑾在当政前，曾向皇帝说，抄了司礼太监，可得银数十万。皆类此。另外，“刘瑾跌倒”，一定是“正德吃饱”。如正德十年三月户部主事戴冠言：“逆瑾既败，所藉财产，不归有司，而贮之豹房，遂创新库。”[8]可到正德九年初，乾清宫烧毁，为了筹集重建所需区区100多万两银子，不得不加派天下钱粮五年，拖到十六年才完工。皇家倘真有这份积蓄，何须如此狼狈？
二、
下面甩开故纸，从多个方面来观察这个我们正围攻的城堡。
从刘瑾生平看，他积累财富可分二个阶段。刘太监在正德前权势不显，且两度遭贬，应该积存不多。刘瑾之发达，始于入侍东宫，开始有外官和太监意识到他的潜力而与之交接。[9]刘瑾由李广引入东宫，李广死于弘治十一年，则刘瑾在东宫至少有八年，应被视为第一阶段。
皇太子即位，开启了刘瑾向权势和财富迈进的阳光大道，直到失败身陨，此为第二阶段，也是“主干”的阶段，大约从正德元年十月入掌司礼监，到正德五年八月被杀。在46个月时间里，这位“立地皇帝”“权擅天下，威福任情”，“廷臣党附者甚众”，开始积累巨大的财富。
刘瑾受贿也有个渐进和加速的过程。御史蒋钦说：“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10]这是正德元年年底的事。又《阉党传》：“瑾初通贿，望不过数百金，（刘）宇首以万金贽，瑾大喜曰；‘刘先生何厚我。’”刘宇在正德二年正月入为左都御史，正是这位刘宇，使贿码再创新高；否则，以“千金”“数百金”的入帐，何时能把刘瑾推上“千年”富豪山顶？而白银“2.59亿”两，却要2.59万个“刘宇”来帮助堆土才行！可惜刘宇这样的大手笔毕竟不多，多数人只能像给事中周钥一样，出门公差，须称贷以贿。[11]又刘瑾败后，科道等官弹瑾十九罪，其中言：“朝觐官至京，索贿动以千数，谓之‘拜见礼’。”[12]则表明，多数官员被迫致贿，银不过“千金”。
刘瑾后来又有“反腐”举动,正德四年初,他听从吏部尚书张彩的建议，严厉处置了“循故例”向他纳贿的欧阳云、吴仪等人。这非一时的矫情，后来又曾公开处理多案，如刑部侍郎张鸾等三人自江西堪事还，馈银二万两，刘瑾将贿金送官，并治三人罪，该案连及江西巡抚以下见任和致仕官员31人，每人罚米300石。[13]并不能说自正德四年初起，刘瑾就清白了，至少所谓“暗流”不那么汹涌了，刘瑾也不是那么“急贿”了。
经过上面“掐头去尾”的工作，“46个月”已不饱和。而同样是“腐败分子”，后来的严嵩和和珅招权纳贿达二三十年之久。这个时间对比无疑是很重要的，它确能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一种参照。
《留青日札》《天水冰山录》等书都记载了刘瑾、钱宁、江彬、严嵩、张居正等人的籍没情况。钱、江是正德后期的“佞幸”，呼风唤雨、生杀予夺，当权时间更长。他们两人资产相埒，金10万，银不过500万。而专权二十年的严嵩，金银又才两人之半（这别有原因，据说行贿、顿寄之后，“所抄不及十四五”）。[14]与刘瑾相去甚远。
我们常说必有某种土壤才能生出某种花来。之所以在明代中叶生出刘瑾这样一个富佬，应该说时代给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最后从经济背景的角度略加考察。
弘治以后，明代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至嘉万时形成“极盛昌隆之世”，银两进入流通领域并成为缴纳国课的主要手段，白银需求量巨增。可是中国却不是一个产银大国，云南土司“差发银”有限，国内开有一些“银坑”（浙、闽、云南等地），但不是所产不旺，就是“闸办”成本过高，或由于别的原因，往往停罢。当时银两之所以用度不乏，得益于海外贸易的兴盛和美洲、日本银的大量流入。
纸币在流通中会产生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问题。银两作为金属货币则无此弊，但如果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商品价值失去平衡的话，就会导致银荒，出现“银贵物贱”的情形，于民生大有妨碍。刘瑾死后八十年后（那时银两的地位随着“一条鞭法”的施行而加强了），明朝全国白银总数仍然有限：张居正改革时，国库积银才1,200万两，各地即银根紧缩。我们假设大量的真金白银被“刘瑾们”囤积起来，社会流通靠什么？我们即使不怀疑刘瑾纳贿的能力，也要怀疑那个时代供养这位（还有其他众多）富豪的能力。[15]
再说说刘家的金子。在历代大贪里，严嵩、和珅与刘瑾有得一比。严嵩抄家，纯金器有3,185件，总重11033两3钱1分；金锭较少，才454个，重4,336两7钱，其他条金、饼金、沙金、碎金8,835两。[16]而和家金库抄出赤金58,000两，又上房存赤金2,500两，大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夹墙里匿赤金26,000两。以上合重186,500两。其他另有许多金器。[17]即便按赵翼相信的数字，刘家藏金也是和珅的14倍，严嵩的100倍！
正德三年，素称悻直的尚书许进致仕时，向刘瑾馈送金银，反为其所薄，刘瑾说：“银或取之俸禄，金则何自得之？”或许对刘家的金，也当发此一问。金主要用以制造金器和储藏，而括尽全国金物，怕也难熔炼出76万斤金锭，莫说藏于刘氏一家呢。
三、
史书和人们观念里，对刘瑾贪赃往往有夸大、“归恶”的倾向。
应当说，中世纪政府的运作，贿金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其以冰炭节敬、土物陋规例钱等诸多名目出现）。“政以贿成”，并非王朝衰落之后才会出现。官员或太监为谋到肥差、在考察中顺利过关，或者为加快迁转等等，而惯常取银蛋战术。这成为我们这位“站皇帝”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刘瑾历事四朝，数度沉浮，熟谙官场情形，对中外官员污秽腐败和敷衍塞责的状况了然于心。他可能认为：官印是朝廷授予官员的一种有期限的专利权，你既然专营一地，就得像一般商人那样缴税。这从刘瑾行政的特点看得出来：他习惯以经济制裁的手段来处罚和打击官员，对渎职和过失行为采取严厉的追纳赔偿措施，甚至创制“罚米法”，许多人为之倾家荡产。当政之初，他即建议皇帝更调各地镇守太监，迫使那些“饱虎”献纳巨金；此外，天下诸司三年朝觐一次，刘瑾令每布政司纳银若干，等等。
但这些“税收”是否都流入刘瑾私邸？恐怕不能泛泛而论。[18]
刘瑾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盘查各省钱粮，清理屯田边饷，这构成他执政时期的主要内容。由于追征过急、诛求过甚，最后激起兵变并最终导致他的失败。但酷吏韩福、周东等人仰承瑾意，行事操切苛刻有之，而所谓加增税亩、追比钱粮都是为了向刘瑾行贿，则不过反对者肆口而已。[19]下面办事的为了显示能力和“紧跟”的态度，往往会过甚其事，这是常有的，张居正丈田不也出现用大尺、溢田额的情况？而政策的反对者则经常采取人身攻击的方式，这简单而有效。
由于刘瑾是有名的大太监，他已先被人打上特殊的标签。子贡说：“纣之不 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20]是之谓也。中国的人物画惯用浓墨重彩，常常不是“墨”多了，就是“彩”过分了。刘瑾太坏了！正是出此心理暗示，庞大的赃金数量才会被人轻易地相信。
通过以上简略的分析，我以为刘瑾的家产当为“金银数百万”。
写了许多，到底细究作古者的家产有何意义？我想既然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咱们的大太监都“走出去”了，恐怕撕去古人本没有的魔装，或许能帮助今人树立一个正确的而不是妖魔化的世界形象吧——我想说，敬请刘瑾下榜！
[1]吴思：《血酬定律》引《亚洲华尔街日报》所列五十个“千年巨富”材料，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2]王鏊：《震泽长语》卷下，“杂论”。见《丛书集成初编》，主编王云五，商务印书馆1937年。
[3]据《王鏊年谱》，张海瀛编，见《明史论丛》，王春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4]谢蕡：《后鉴录·朱宸濠》。
[5]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5，“明代宦官”条。
[6]夏燮：《明通鉴》卷43，明武宗正德五年八月丁酉。
[7]谢蕡：《后鉴录·刘瑾》
[8]《明通鉴》卷46，明武宗正德十年三月“谪户部主事戴冠为广东乌石驿丞”条。又张大复：《梅花草堂集》卷6：正德六年，新进士柴奇上书，请以抄没刘瑾的家财修理白茆塘、瓦浦之水利。观戴冠上疏，想此论虽合朝议，终未能落实。
[9]如曾任大学士的曹元，“自瑾侍东宫，即与相结。”见《明史·阉党传》。
[10]《明史·蒋钦传》，卷188。
[11]《明史·周钥传》卷188。
[12]《明武宗实录》卷。
[13]《明通鉴》卷43，明武宗正德四年七月癸丑。
[14]（明）佚名：《天水冰山录》，引自《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明代野史丛书”，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
[15]吏部尚书张彩曾劝刘瑾拒贿，他说，百官贿“入公者未十一”。可以肯定，在刘瑾的背后必然站着几个身家相仿的富豪，其贿赂狼藉具见史册。
[16] 田艺衡：《留青日札》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本。
[17]（清）佚名：《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明代野史丛书”，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
[18]刘瑾既然向皇帝建议，令天下镇守太监和诸司官进金，并且有公开的标准，则这笔钱不可能是贿金，当以“贡献”、“报效”的名目，输入内帑。
[19]正德五年，安化王以诛刘瑾起事，说盘查少卿周东“要起得银子馈送刘瑾”，“每地五十亩作一顷，又每一分要银而钱，凑送刘瑾，人情不堪。”《后鉴录·何锦》
[20] 《论语·子张篇第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