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章史家鼻祖左丘明故里
（2012.02.17）
左丘明是先秦儒家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其故里、封邑和祠墓均在鲁国都君庄（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左丘明任鲁国太史时，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且性情敦厚，言语耿直，德才兼备，为朝野所敬重。左丘明的人生观、人文观、政治观和军事观与孔子如出一辙，互为补充，被孔子称为君子。左丘明为使孔子所著《春秋》流传后世，并防其弟子各按己意传播而歪曲孔子本意，遂著《左传》以释《春秋》。纂《国语》时，已双目失明，被称为瞽史。但他矢志不移，身残益坚，在其子孙和弟子的协助下，使中国首部国别体史书《国语》得以成书，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史学财富。《左传》《国语》两书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政治思想史和军事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史学思想影响深远，其史学贡献享誉古今。左丘明因之被中国史界尊为“史家之鼻祖”，被后世称之为“史圣”。《汉书•古今人表》将左丘明列入上中仁人，西晋杜预誉之为“素臣”，唐太宗封之为“经师”，宋真宗封之为“瑕丘伯”，宋徽宗封之为“中都伯”，明嘉靖帝封之为“先儒”，明崇祯帝封之为“先贤”。清乾隆帝御赐“经臣史祖”匾悬于左氏之祠。历代文人凭吊感怀，赋诗作文，前赴后继；古今学者研究探索，著书立说，绵延不衰。左丘明及其《左传》《国语》作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光耀千古，魅力无穷。
第一节史圣左丘明故里
关于左丘明的姓氏、故里及其祠墓，自北魏起，唐、宋、元、明、清历代文献均有记载，学界亦有争议。2000年，《左传精舍志》发现后，基本平息了史家持续两千多年的纷争，确认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为左丘明故里。春秋时期，国家官吏的封邑和故后祠墓是与故里紧密相连的。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历史上曾建有左丘明祠，遗存左丘明墓及“谢封唐槐”，有丘氏碑铭家谱流传，有官民祭祀的文献记载，这些均证明左丘明故里在此地。
一、姓氏源流
左丘明（约前556—前451），姓丘名明。《山东通史·先秦卷》载：“左丘明，春秋末年鲁国人。曾任鲁太史，著有《左氏春秋》，在史书编纂方面贡献很大……有的说他姓左，名丘明；有的说他姓左丘，名明；还有的说左是官名，姓丘，名明。我们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太史就是左史。丘明曾任鲁太史，故人们便以左氏代称，又称他为左丘明了。”[1]
左丘明的先祖最早可追溯到姜子牙。明代天启年间，肥城知县王惟精所辑《左传精舍志》载有姜太公至左丘明二十一代及左丘明之下六十余代之谱系。太公第七代孙娄嘉因参与谋杀胡公的宫廷政变，背负弑君恶名，恐殃及后代，遂举家奔楚。由于娄嘉博学多才，能够读懂年代久远、晦涩难懂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拜楚国左史官。至太公第二十代孙丘成，则又为避楚乱而奔鲁，仍为太史官。丘成之后，其子丘明继为太史官。因当时有官职地位的人可在姓名前加氏，以示荣耀（无官职地位的人无氏），故世代为左史官的丘明，被称为“左丘明”。《肥城邱氏族谱•姓氏考》亦载：“春秋时有丘明者，楚左史倚相之后，鲁太史公之子也。”清雍正三年（1725），为表示对孔子的尊重，避孔丘名讳，雍正帝下诏丘氏家族“丘”旁添耳为“邱”。
《中华丘氏大宗谱·总谱·前言》记载更为明确具体：
源自春秋鲁太史左丘明之后，明公春秋为鲁国左史官，故“左”为其官名，即左史官，丘明为其姓名。左丘明为姜太公第二十一代孙，故地在今山东肥城县，其祠墓均在山东肥城衡鱼村。宋人丘雍、郑樵还以为丘氏中河南、吴兴二望族也出自左丘明一支。左丘明之后人姓丘，自唐讫清，历代皇帝多次追封，丘明公墓由丘氏子孙世代祭祀，唐太宗所赐其后裔祭祀官“啇丘公”封号石碑和孔子后代衍圣公赠匾亦由衡鱼丘氏保存至今。
历代史书称“丘明”者亦有多处。汉代刘向《别录》载：“《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为旧书。”《后汉书·范升传》载：“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后汉书·陈元传》载“知丘明至贤”，“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袁宏《后汉纪·叙》载：“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晋代夏侯湛诗：“丘明达胜，致志《春秋》。”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序》载：“迁自以承五百之运，继《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贬核实颇亚于丘明之书。”南宋王应麟《玉海》称：“词宗丘明。”隋唐时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以上记载皆称“丘明”，而未加“左”字。孔子和司马迁均加称官职，称左丘明是表示尊重。将官职作为尊称，为古代司空见惯。左丘明姓丘名明，概可知也。
从历代姓氏谱牒及笔记资料看，“左姓”无“丘明”世系，只有“丘姓”有“丘明”世系。汉末泰山郡守应劭《风俗通义》载：“丘姓，鲁左丘明之后。”宋代邵思《姓解》载：“丘，鲁左丘明之后，有丘氏。”左丘明亦称自己姓丘。北京著名学者邱锋曾说，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第十二章写有“丘之闻之也”，这里说的可能是作者自己之闻。
肥城衡鱼丘明故里《邱氏族谱序》载：“我邱氏一族，原籍在齐，后居于鲁，其列在肥邑者始于明祖……自春秋来，世居此地。”清乾隆时《左传精舍志》增辑本之《跋》记载，东海人胡恒于清乾隆六年（1741）至肥邑，自云：“见有聚族而居不下百余家，问之，悉左子后裔也。询其家世，云：‘自秦汉以来世居于此，相传已六十余世矣！因有祖墓在，故不敢轻去其乡。’余既谒左子庙、墓，得览其世系，历历如指诸掌。”2000年春，从衡鱼村北二十里的平阴邱庄邱家林发现的乾隆十六年（1751）左丘明奉祀生邱行键残碑碑文载：“邱行键，字贞公，世居肥邑之衡鱼村，系先贤左丘明第六十八代裔孙，世袭奉祀生员……”以上所述，可见丘（邱）氏源流之清晰。
新加坡左丘明后人丘程光到肥城追祖认宗，亦有结论：“根据历史文献，丘氏宗谱，左丘明为丘氏始祖，居于鲁之肥邑，孔子与之同好恶，称之为君子。今丘氏已传七十九代，海内外丘氏人有千万之众，名家巨子数不胜数，堪称世界华人之显族。”[2]
二、左传精舍
左丘明祠，又名左子祠、左传精舍，始建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为左丘明第十六代孙丘堂所建，地址在史圣故里今肥城市衡鱼村，唐、宋、金多次重修，历代文献均有记载。北宋祥符二年（1009），平阴县令范讽《重修左传精舍记》[3]记载：
二年春，余承命来莅兹邑，知县之东古肥子国地即左子故里，古庙犹存，访其遗迹，知此即为传《春秋》之处，故名“左传精舍”。洁奠，下询其居守子孙，则后裔丘芳携其旧谱而至……观其庙貌渐颓，因为之重新焉。数月告竣，故为论叙如右，而寿之于贞珉。
明初洪武年间，肥城知县、左丘明后裔丘思齐，曾捐俸在肥城县城重修先贤祠堂，即左传精舍。嘉靖时，东昌府（今聊城）著名学者王鹭洲[4]在《游肥城》一文中载：“壬戌（1562）暮春之初，东游肥城，于城内谒有子祠……又谒左丘子祠，左丘子尝因经作传，故其祠额曰‘经臣史祖’。”明天启二年（1622），肥城知县王惟精《重修左传精舍记》记载：
天启元年春，余来守兹土，得谒先儒左子庙，复致祭于墓下，因访先儒后裔得太学生云街者，相貌魁梧，举止端方，不愧先贤后裔也。问其家世，言之历历如指诸掌。余甚伟之。二年春，遂捐俸重修先儒祠，与云街共襄厥事。落成之后，云街求余为文以记之。因不揣固陋敢赘一言，自知轻尘足岳，坠露添流，无补于大德之万一……自我朝以来，崇儒重道，凡属先贤庙堂无不加修，而左子为文章之宗，驾公谷之上者不啻十倍，真万古不磨者也。余安可无言乎？故乐为之记焉。
左丘明祠位于肥城老县城文庙东南，相距里许。祠正厅5间，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有东西两庑各3间，前门楼上书“左传精舍”四个大字，里面悬挂“君子”匾额。大门悬挂乾隆御笔“经臣史祖”匾额。世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来肥邑拜谒左子祠。他看到祠额壁上书写的“经臣史祖”既欠功力，又陈旧不堪，于是即兴亦题“经臣史祖”巨匾一块，天蓝底色，金黄大字，熠熠生辉，悬于左丘明祠大门之上。乾隆皇帝命县令呈文，给左丘明嫡系传人奉祀生待遇，并划祭田18亩，免皇粮国税，其收益作为每年祭祀左丘明费用。祠庙正厅塑有丘明圣像，前有香案、香炉，壁画有作传图、荐圣图等，此外还悬挂部分名人字画。院内有古柏、古松、铁鼎及历代所立石碑数块。东西两庑挂有名人字画，陈列许多文物。历任县令遵旨每年春秋二仲上丁日为公祭史祖之日。祭祀时由县令备丰盛供品一桌，亲率县衙官员到祠庙内祭拜。丘氏族人则由世袭奉祀生率各支房宗长前往叩拜。届时车马喧嚣，人员如潮，非常隆重。左丘明后裔族人聚居地距县城史祖祠庙50余华里，专辟一条祭祖丘氏路，时人称丘家大路。清朝末年，邱洛源任史圣奉祀生，呈请县署并合族捐资修葺左子先贤祠。1979年县城因压盖煤田搬迁，左丘明祠随之拆掉，不复存在。
清朝后期，衡鱼丘氏族人为祭祀左丘明之便，在衡鱼村重建家祠一处，正厅供左丘明像，历代丘氏名人牌位陈列两边，逢年过节，焚香化纸，纪念先人。赐进士出身工部屯田司主事正白旗官学教习尹汇瀛所作《创建家祠碑记》载：
戊午夏，余以服阕，将赴都供职。门人邱生廷枢，太学生振声哲嗣也。奉其严命来谒曰：吾丘氏宗支元末避兵枣强，明初卜居来肥，已十余世于兹矣。先世之所以为根本追远计，如安茔厝著家乘者，皆已甚备，而独未及宗祠之设。每值春秋祭奠之期，不胜霜露凄怆之感，非不叹先灵之靡所式凭也，然欲为之而卒难其举。今年春吾父始为创建之谋商之，族众鸠工庇材，即以祖茔隙地枯木数十株，置卖为经费之资，兹工已将竣，愿记事之本末，以垂永久……
该祠已湮没于“文化大革命”中。
三、左子墓冢
关于左丘明墓，历来有肥城、峄县（今枣庄峄城区）、东平、曹县四种说法。左丘明墓冢最早见诸文献记载始于《魏书·地形志》：“（东平郡）富城，二汉、晋属，有富城、卜城、武强城、左丘明冢。”富城遗址位于今肥城市王庄镇北部，其辖区大致包括今肥城市的王庄、桃园、石横、湖屯等镇，而后载于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明《大明一统志》、清《山东通志·古迹志》、《肥城县志》等。孔府档案馆藏清嘉庆八年（1803）肥城知县黄洙的呈文，其中云：“先贤左邱明坟墓、后裔，前蒙学宪宪台当即详查县志，内载有左邱明在城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又名衡鱼村，与《魏书地形志》、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诸书所载左墓地名里数，考古证今俱为吻合，左史子孙至今世守其墓聚族而居，单姓邱氏，按汉《风俗通》云，邱姓，鲁左丘明之后，是其确据。”清代学者俞正燮在《左丘明墓考》一文中，依据《水经注》《魏书》《通志》《元和郡县志》《天顺一统志》等史料，力排左丘明墓在东平、峄县、曹县说，认定“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审矣！”
左丘明墓冢位于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东高地上。墓冢向东一箭之地，系世传左丘明手植银杏树，根盘陆离，树老干壮，阴翳蔽天。20世纪50年代，肥城县人民委员会曾立木牌于墓前，上书“此系古墓，禁止攀登破坏”，予以重点保护。
东汉末年，因战乱，左丘明第二十一代孙丘灵率族人守墓而免遭破坏。唐代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敕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其后裔敕封“啇丘公”，主持修葺管理圣祠圣墓和祭祀活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授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褒宠攸隆，以主祀事。
北宋天禧年间（1017—1021），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渭曾作《左丘明赞》：“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希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后收入《丁晋公谈录》。金代曾留下了地方高士王去非（谥号醇德）吟诗修圣墓的故事。王去非拜谒圣墓之时，见圣墓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异常荒凉，心中甚感不平，于是留下一首吊左丘明墓诗：“荒草迷离土一堆，坟前古木亦凋衰。流传千载英魂渺，每到都君一泪垂！”此诗一经流传，引起社会震动。县令与丘明后人一起修缮了古墓，使之肃然而立。之后，金代进士翟升瞻仰圣墓吟诗曰：“春秋好恶圣人同，闻说英魂葬此中。愚俗岂知贤者墓，荒村易作梵王宫。垅头藉藉人相践，泉下悠悠恨莫穷。前弊革除今可喜，尽归醇德作诗功！”最后两句的意思是：圣墓焕然一新，尽是王醇德作诗的功劳！
元末灾役横行又加兵乱，左丘明部分后裔为避乱迁河北枣强。圣墓之林木严重毁坏。明初乱定，丘氏族人奉诏复归肥城，守圣墓而居。明朝嘉靖年间，东昌府进士王鹭洲在《游肥城》一文中言：
访左丘子墓，左氏告曰在肥城西南六十里衡鱼。考《元魏地形志》左子墓在富城，富城即今之肥城。又考《元和志》，东平平阴东南有左丘明墓。左丘明，鲁之闻人也。墓在鲁地确然信而有征。
明朝嘉靖九年（1530），皇帝改封左丘明为先儒，并敕修墓门坊，四柱三门，坊额御书“先儒之墓”，坊前置一对石狮。天启元年（1621），知县王惟精崇赏左丘明刚正不阿、秉公直书的君子精神，认为左丘明是与孔子一样值得崇敬的圣人，因而捐俸与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孙丘云街重修祠墓，并亲自题写了碑文，碑阳为“鲁史左丘明墓”，碑阴墓铭书：
春秋为史外传心之书，左传又为传圣心之书也。不有传，经何以明？经不明则后世咸朦。嗟嗟古墓，荒草成窝，瞻彼肥水，潺潺素波。先儒难再，吾谁切磋。幸有贤裔，聚族斯河。春秋禋祀，樽罍象栖。文崇百代，启我实多。争光日月，万古不磨。
并在墓园内修建了落棺大厅，专人守护，自此香火不断。
四、《左传精舍志》
《左传精舍志》现存于曲阜孔府档案馆。该志书最初由明代天启年间肥城知县王惟精与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孙奉祀生丘云街辑订，后于清代乾隆年间由东海胡恒和左丘明第六十九代孙奉祀生邱玉洁增辑。其主要内容为左丘明著作《左传》的过程及历代流传情况，《国语》的编纂过程及内容提要等。
肥邑知县王惟精于明天启元年（1621）任职后，利用公务闲暇，对县境名胜、山川、寺庙及名人祠墓巡查一番，对史祖左丘明犹为重视，遂与左丘明第六十四代裔孙丘云街合作，纂成一部左丘明文化志书。因史祖祠又称“左传精舍”，故该书名曰《左传精舍志》。书稿完成后，他亲自作《左传精舍志序》，序曰：
左传精舍志何志乎？志左子也。昔汉前将军关公云长性嗜《左传春秋》，其得从容游泳，当亦无几，而乃能扶汉曹贼，独明大义于乱世，岂非深得于《左氏春秋》者乎？《左氏春秋》之有功于天下后世，概可见焉。不佞今符兹土，得谒左子祠墓，何幸如之！因捐俸修葺。落成之后，已勒石刻铭矣！复得左子后裔旧谱一卷。因纂之为志。敢曰与《阙里》《三迁》并传不朽。庶几表一方之胜，俾后之君子知所考焉，云尔。天启三年季秋之吉，肥城县知县关西王惟精敬撰。
该书分五卷。卷一为遗像志：有左子像、左子行像、受经图、作传图、荐圣图（即推荐文圣孔子任司徒之图），相传五幅图临摹于左子祠壁画。卷二为本传志：记左丘明著《左传》过程，《左传》历代流传情况，又载历代受封情形，编纂《国语》过程及内容提要。卷三为祠墓志：记载左子祠墓在鲁古肥子国即今肥城，肥城为左子桑梓地，且插有左子庙图、左子墓图。卷四为艺文志：载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平阴县令范讽《重修左传精舍记》、明天启二年（1622）知县王惟精《重修左传精舍记》。另有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渭、元侍读学士李谦、元状元张起岩之《左丘明赞》、王惟精《鲁史左丘明墓铭》，金朝隐士邑人王去非、进士翟升题吊左丘明墓诗，以及明清两代文人学子诗文数首。卷五为谱系志，载有自姜太公至左丘明二十一代及左丘明之下六十余代的谱系。
《左传精舍志》藏于孔府档案馆，2000年被发现，为左丘明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
第二节左丘明的思想
左丘明作为先秦儒家集团的重要成员，在人生观、人文观、政治观、军事观等方面，与儒学的奠基人孔子是高度一致的。他在为孔子《春秋》作传的过程中，进一步弘扬了儒家思想，字里行间融入了鲜明的爱憎情感，借笔下人物之口褒贬时事、阐述个人看法。特别是《左传》中的史评，最能反映左丘明的思想倾向。另外，《左传》还直接引用孔子等人的评论话语，表达个人的思想观点。左丘明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奠定了其在史学界的正统地位。
一、左丘明的人生观
左丘明积极倡行儒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著作中主张人要具有忠、孝、信、义、善、谦等优良品质。在他看来，人只有具有这些优良品质，才具备了理想人格。晋楚之战后，荀林父请求处死自己，而晋君因为“荀林之事君也，进思尽忠”，而让他官复原职。郑庄公与其母姜氏在黄泉相见传为佳话。左丘明在《左传·隐公元年》以“君子曰”的方式称赞道：“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而类’，其是之谓乎！”鲁桓公十二年，鲁郑以宋国不讲信用为由而攻打宋国，左丘明又说：“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他认为如果信用跟不上，结盟也没有什么好处。多次结盟反而动乱滋长，这都是因为没有信用。左丘明崇尚善而反对恶，他在《左传·隐公六年》中曾说：“善不可失，恶不可长。”要人们保持善行。《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晋国将帅彼此谦让，晋国的百姓因此和谐，诸侯也因此亲睦。左丘明在此说明谦让的作用：“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乐魇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天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左丘明把晋国的兴盛归功于举国谦让，可见“让”的重要性。
左丘明的人生观在儒家文化中起到了破题作用，经过后世儒者的丰富发展，形成了涵盖修身明智、修身立德、修身立志、乐观人生等诸多方面的人生观。所谓修身明智，是指儒家非常强调有知有识，认为人生必须以智慧之光为指导，自觉而有为地择善而固执之，才能向圣人趋近，才能具有济世治国之能。所谓修身立德，是指儒家非常提倡个体的道德修养，崇尚和注重理想人格的培养、树立和实现，倡导仁、义、礼、智、信，主张温、良、恭、俭、让，要求人们以修身养性为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自身做起，以实现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和睦相处，实现家庭的稳定和谐。所谓修身立志，是指儒家思想含有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儒家哲人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并未停留在个人价值的实现上，而是期望通过个人的道德践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从而由内圣走向外王。它强调人要有志，有责任感，有理想追求，达到儒家崇奉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所谓乐观人生，是指儒家思想讲求的是一种积极入世、豁达、乐观。如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所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不仅表现为得志时行天下之大道，更为可贵的还表现在不得志时仍然不改初衷。不管得志不得志，都不影响人的价值的实现，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人生，即使身处逆境，也能保持乐观态度。
二、左丘明的人文观
重人事而轻鬼神，是孔子的人文观，也是左丘明的人文观。孔子重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对鬼神“敬而远之”，反对“怪力乱神”，他不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不宣传鬼神。《春秋》里面虽然记载了许多灾异，但对这些灾异并没有人为地披上神秘的色彩，更没有把它与人事关系连在一起。“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这说明孔子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主张“爱人”，重视人的才能。左丘明的人文观与孔子是一致的。他在《左传》《国语》中，传承发展了这一人文观，凸显了重人事而轻鬼神的理念。这种思想发展了儒学的重民观，提高了对人的作用的认识，直接影响了后世儒家重民思想理论的系统形成，如后来孟轲在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本思想等。
左丘明极力反对人祭、人殉，非常重视人的生命，重视人本身的存在和价值，把鬼神放在个体生命之外。《左传·僖公十九年》载：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甑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牧，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以将求霸，不亦难乎？”
左丘明借司马子鱼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祭祀以为人也。”就是说，祭祀是为了人，并不是为了取悦于神，同时又强调民乃神之主。左丘明对秦穆公赞赏有加，而对他死后人殉却表现出极大的反感。他在《左传·文公七年》中，借用“君子曰”之史评阵地发表了一番感慨：“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左丘明之所以认定“秦之不复东征也”，就是因为秦穆公“死而弃民”，实行人殉。《左传》中有不少鬼神之说，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左丘明的迷信思想。细读《左传》即会发现，左丘明虽然没有否定祭祀鬼神，但并非迷信鬼神，笔下的贤人君子谈到鬼神是为了劝诫世人。钱钟书说：
盖信事鬼神，而又觉鬼神之不可信，不足恃，微悟鬼神之见强则迁，唯力是附，而又不敢不扬言其聪明正直而已，凭依在德，此敬奉鬼神者衷肠之冰炭也。玩索左氏所记，可心知斯意矣。[6]
左丘明正是在当时不能完全否定鬼神的历史背景下，利用鬼神之说扬善赞德，钱钟书可谓一语中的。左丘明的观点总起来说是注重人和事，远离鬼神之天命，把天和神作为虚设和外壳。他走出了西周时期的神秘主义，注重现实，推崇理性。
春秋时的重民思想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在春秋列国竞相争霸、社会动荡不安的特殊时代，“民”作为财赋和士兵的来源，其人口多寡直接关系到国力的盛衰，而当时北方诸国仍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封锁的疆界，各国之民一般都可自由迁徙，对于统治者来说争取民众非常重要。这是春秋时期产生重民思想的社会条件。《左传》所体现的重民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资料，反映了古人认识的一个巨大进步。
三、左丘明的政治观
左丘明的政治观与孔子的救世思想和秩序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主要体现在以德为原则、以礼为规范、以民为根基，辅之以刑等方面。
左丘明通过历史事实来阐述德对于国家、战争和个人的重要性。《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表达的正是德政为政治根本之意。左丘明在论述城濮之战时说晋在战前训练百姓，让他们“知意”、“知信”、“知礼”，在战争中晋军重视德行，将领配合默契，士兵协同作战，最终取得了战争胜利，用史实说明了德行左右战争结果的道理。对于个人成败，左丘明也用道德高低作比较，警示后人有德者成就功业，无德者身死国亡。
孔子和左丘明都认为礼是宗法社会的一种道德和行为规范，上自国之大事、外交往来，下至宗庙的定制装饰、进退礼节等等，都属于礼的范围。《左传》解经也多以“礼也”、“非礼也”为脚注。“礼”字在《左传》中出现的次数比其他任何时期的古书都要多。左丘明在《左传·隐公十一年》中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将礼提高到国家的躯干、天子奉行的规范、天地之经纬的程度，认为奉行礼是天经地义的。
对于开明君主听政于民的作用，孔子和左丘明均有充分认识。《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言：“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文公十三年》所载邾文公迁都的事例更是使人过目难忘：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知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邾文公能把民之利益放在首位，只要对民有利，即使有可能影响他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并发出“活着就是为了抚养百姓，而自己死得早或晚，那是由于命运的缘故”这样的豪言壮语。左丘明写到此处，不禁感慨邾文公是知天命的人。
左丘明秉持儒家崇德、崇礼、重民思想，但不否定以刑作为辅助工具。《左传·隐公十一年》说“政以治民，刑以正刑”，即政用来治理百姓，刑用来纠正邪恶。左丘明主张量刑时坚持“慎罚”原则。《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所载楚国声子的主张最具代表性：“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利其淫。”他认为德行得体为止，如不得体，宁多赏也不能滥刑，以免伤及无辜。
四、左丘明的军事观
在孔子学说中，散布着许多军事智慧亮点。把孔子军事智慧亮点聚集放大，就可看出明晰的孔子军事观，即总体反战，为礼而战。孔子在《礼心·乐记》中说：“礼者天下之序也。”世界秩序是礼，“战争之序”也须符合礼。孔子在议论《韶》和《武》两组舞乐时，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7]。因为《韶》表现虞舜禅让帝位，符合礼，舞乐中有太和之气，所以尽美尽善；而《武》表现武王伐纣，伐纣虽顺天意合民心，但毕竟是武力夺取政权，不符合礼，所以尽美，不尽善。孔子对周礼顶礼膜拜，而对奠定周政权的“汤武革命”未用最充分的肯定措词，其实隐含着对周武力推翻商的批评。他还在《春秋》中对当时的战争用侵、伐、战、围、灭等不同字眼进行批判，也可以看出他的总体反战态度。然而，孔子的军事观还有“为礼而战”的一面。《论语·宽问》载：公元前481年，齐国大夫陈恒杀死了齐简公。孔子马上沐浴上朝，请求鲁君出兵征讨陈恒。可见孔子并不全面反对战争。他极力支持向违反周礼者开战，主张对那些无辜被灭的诸侯“力能救之则救之”，对那些动辄武力欺人、以下犯上的诸侯“力能讨之则讨之”。
左丘明作为孔子的同道人，自然承继了孔子的军事观，并做了丰富和发展。他在《左传》中对春秋时期的军事制度、军队建设，尤其是对当时战争做了大量精彩记述。从一定意义上说，《左传》可以看作是一部断代的军事战争史，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军事思想：
其一，义与不义的朴素战争观。《左传》对战争的性质有朴素的认识，将战争的性质区分为“义”和“不义”两种，即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讨伐不讲仁义、不施王道的国家和君主为正义战争；而不讲仁义、妄用暴力的战争则是非正义战争。对正义战争持肯定态度，对非正义战争持否定态度。发生于公元前684年的齐鲁长勺之战，即是齐国侵略鲁国的非正义战争。曹刿知道鲁庄公在政治上颇能得到民众的拥护之后，便请求与鲁庄公共同御敌。在曹刿的正确指挥下，鲁国正义的自卫之战，将强大的齐军打败。这是一次正义方战胜非正义方的著名战例。同年夏，齐宋两国联军攻击鲁国都城，属于非正义战争。鲁公子偃替鲁庄公制定作战方案，趁宋国军容不整，首攻宋军，宋军大败，齐军溃退。此亦正义方战胜非正义方的一个战例。
其二，人心向背的战争胜负观。左丘明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反对“去兵”。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宋国大臣子罕说，战争自古以来就有，又有谁能让它不存在呢？圣人可以用它振兴国家，乱臣可以用它灭亡社稷，兴衰存亡都和它密切相关。左丘明对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败的关键，提出“无民孰战”的基本观念。因此，在记述战争过程中，总是将战争胜败与民心向背联系在一起，将是否得到民众支持作为战争能否取胜的重要原因。周襄王十九年（前633），楚成王率领陈蔡郑许诸国军队围攻宋国，宋国向晋求救。晋文公得到周天子和宋、齐、秦的支持，又有晋国民众和军队的普遍拥护，形成了气壮山河、同仇敌忾的反侵略的统一战线，经过精心指挥、合理用兵，打败了联军的侵略，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晋胜楚败的原因，也主要是晋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而楚国则失去了民众的拥护。
其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观。左丘明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作战原则。他强调准确地分析敌我态势，正确地选择和把握最有利的战机，如齐鲁长勺之战，即是抓住齐军“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最佳时机，一举击败了势力强大的齐国。左丘明主张集中精锐力量，选择敌人的致命薄弱环节实施攻击，争取制胜的主动权。在周郑需葛之战中，郑国即用此原则获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外，左丘明还重视战前准备，切忌轻敌冒进，并充分运用外交手段达到军事目的。左丘明在记述战争中，还显露了许多新战术思想的萌芽。如伏击战、迂回战、侧击战、保卫战、袭击战等。这些新战术的出现，对后世的战术理论和作战原则具有一定影响。
其四，德刑并重的治军观。左丘明在治军问题上主张德刑并重，就是将礼作为规范军队的教化手段，将刑作为管理军队的强制手段。“礼以行义”，即用礼的规范原则来教化军队的思想和行动；“礼以正邪”，即用刑的强制手段确保规范原则的贯彻执行。礼，要求将士服从命令，勇敢杀敌，否则便是失礼，必须受到军法的制裁。如城濮之战中，晋文公诛杀违命的将士，左丘明称赞说“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德刑并重的治军原则刚柔并济，体现了军队管理问题的两个方面。
第三节史学贡献及其影响
左丘明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史官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传统精神，表现出了公正无私的君子美德。在记录史实时，他不仅对别国的史事如实记录，即使对鲁国君臣的功过是非也是一丝不苟地如实记录，表现出中国古代史官的铮铮铁骨。左丘明的史学贡献对后代史官影响颇深，在二十五史中，记史方法大多都能在左丘明的著作中找到源头。其记史的文学笔法亦被后代史官和文人学子广泛继承、仿效，并被发扬光大。对左丘明的研究，历经千载，硕果累累。
一、左丘明的史学贡献
左丘明的巨大史学贡献，主要表现为奠定了史学界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确立了秉笔直陈的史学原则、创立了鲜活的记史笔法和独辟国别史体例等方面。其18万字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和近10万字的国别史《国语》煌煌巨著，为后人学习和研究先秦历史和文化奠定了基础。
一是倡立了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记述了左丘明对历史负责的治学态度：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孔子著《春秋》，将政治见解寄托字里行间。由于笔削而成，过于简约，所以孔子不得已口头分授少数弟子，要求他们世代传承。左丘明惧孔门弟子歧解失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丘明所著《左传》计约18万字，是《春秋》的10倍，凡春秋重要史事，《春秋》只书一句，《左传》则原原本本、曲曲折折铺叙而出，为后世留下了翔实而生动的先秦史料。可以说，现存古书中真正担当开山史著称谓的，惟有《左传》。更值得后人尊重的是，左丘明订正了《春秋》的错误。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载：“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传》则是：“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日有食之”是当时习惯语，即现在的所说的“日蚀”。《春秋》和《左传》只有一字之差，《春秋》是“十二月”，《左传》是“十一月”。根据古代天文历法家，如后秦姜岌（世界第一位能追算日食并发明蒙气差的天文学家）、元代郭守敬（元代大天文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等人的计算，实是十一月乙亥朔入食限。根据今法计算，这是当时公历十月十三日的日全食，丁亥朔应在周正十一月，日食就在这天。《春秋》作“十二月”，实属笔误。左丘明改订为“十一月”，是正确的。对于《春秋》所不载，而左丘明认为有必要写出来流传后代的，就在《左传》中作了补充，于是有“无经之传”。以隐公元年论，《春秋》共七条，而《左传》有十四条，其中七条为“无经之传”，均是对《春秋》史料缺失的补充。又以如鲁僖公元年春为例，《春秋》因僖公出奔而“不书”，《左传》则作了详细记载；再以僖公二年春为证，《春秋》因僖公未如期到达诸侯会盟地而“不书会所”，《左传》则作了补充记述。这样的例子很多，不须赘述。
二是确立了秉笔直陈的史学原则。儒家史官一贯秉承尊重历史、严肃公正的记史原则，具备尊重历史道德、尊重民族道德、尊重历史良知、尊重历史良心等优良作风。如果说先秦列国史官秉持了不媚权贵、实事求是精神的话，那么左丘明在其史学著作中就把这一精神确立为记史原则，形成了中国史界记载史事不隐恶、不溢美、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的优良传统。孔子笔削《春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则毫无顾忌，直抒胸臆，表现了刚正不阿、不惧权贵的史家精神。更值得后人推崇的是，左丘明记史不护短，作为鲁国人，对鲁君的悖逆行为毫不留情，如实记述：其一，鲁隐公五年春，隐公准备到离国都较远的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劝谏说：“凡是物品不能用到讲习祭祀和兵戎的大事上，它的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国君对他就不会有所举动。国君要把百姓引入正轨，作善于取材的人。事情不合于‘轨’、‘物’，叫做乱政。乱政屡次执行，国家将由此败亡。”隐公不听劝谏，狡辩道：“我是打算视察边境呀！”隐公就动身前往棠邑，让捕鱼者摆出捕鱼场面来观看。这件事是隐公不合于礼之事。此事的记载，揭露了鲁隐公不听劝谏、违礼孤行的劣迹。其二，鲁桓公二年夏四月，桓公从宋国取来郜国大鼎。初九日，把大鼎安放于太庙。这件事不符合周礼，臧哀伯劝阻说：“作为人君，要发扬道德而阻塞邪恶，以为百官的表率，即使这样，仍然担心有所失误，所以显扬美德以示范于子孙……现在废除道德而树立邪恶，把人家贿赂来的器物放在太庙里，公然展示给百官看，百官也模仿这种行为，还能惩罚谁呢？郜鼎放在太庙里，彰明昭著地受纳贿赂，还有更甚的吗？”桓公不听。周朝的内史听说了这种事，说：“臧孙达的后代在鲁国不能长享禄位吧！国君违背礼制，他没有忘记以道德来劝阻。”左丘明对国君违礼之事，以直笔记载下来。其三，鲁昭公五年，昭公到晋国，从郊外慰劳一直到赠送财货，从没有失礼。晋平公对女叔齐说：“鲁侯不是也很懂礼吗？”女叔齐说：“鲁侯哪是懂礼？礼是用来保有国家、推行政令，不失去百姓的。现在（鲁国）政令在于私家，不能拿回来。有子家羁，不能任用。触犯大国的盟约，欺侮虐待小国。利用别人的危难，却不知道自己也有危难。公室的军队一分为四，百姓靠三家大夫养活。民心不在国君，国君不考虑后果。作为一个国君，国难将要到他身上，却不忧虑他的处境。礼的根本和枝节就在于此，他却琐琐屑屑地急于学习仪式。说他懂得礼，不也是距离太远了吗？”此处，女叔齐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批评鲁国国君不懂礼的道理。左丘明直言不讳，将晋人的批评载入《左传》。其四，直书齐国君主与鲁国夫人之间的淫乱花事。鲁桓公十八年（前694），鲁桓公与齐襄公相会于泺，鲁夫人文姜随同前往。文姜乃齐襄公同父异母之妹，二人关系暧昧。齐鲁两君相会时，齐襄公与文姜私通，遭到鲁桓公谴责。齐襄公恼羞成怒，唆使大力士勒死鲁桓公。鲁桓公死后，鲁国惧齐强大，不敢举兵复仇，只能以讨杀凶手的方式泄愤。《左传》多记诸国之间战事频仍、交往繁复、尔虞我诈、纵横游说、争权夺利诸事，均以史实为依据，无所顾忌，体现了朴素的唯物史观。
三是首创记史的鲜活笔法。左丘明的史事记述创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形神毕现地写活人物。左丘明记叙人物，个性鲜明，神形毕现，有立体感。他们或善良、或正直、或阴险、或邪恶，尽在生花妙笔之中。如《郑伯克段于鄢》，通过对郑庄公兄弟母子间矛盾斗争发展过程的入微刻画，表现了郑庄公阴险虚伪的丑恶面目。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晋文公系《左传》极力歌颂的一位人物，他由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海流亡到成为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其二，详细生动地描写战争。《左传》在春秋时期所记284年的历史中，共记述490余起大小战争。春秋时期的一些著名战争，均在书中有详尽的记载。《左传》真实地记述了当时人们对社会军事生活进行的深刻思考，概括了一系列关于古代战争活动的基本原理，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战争文化的价值，它对春秋时期战争活动的一些术语进行了规范，在记述战争时充分展示了人们对社会军事活动的思考与认识，揭示了古代战争活动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理，这些都对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系统化产生了直接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重要内容。其三，提炼精彩外交辞令。记述辞令是《左传》中富有语言特色的一个部分。春秋时期，诸侯合纵连横，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仅关系到个人荣誉，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一些政治人物的精美辞令和外交风采，在《左传》中都有所反映，特别是选择性地收录了不少外交官精彩的外交语言，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如“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是五父劝谏陈侯与郑国结交的话，虽短小简炼，但颇具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在僖公三十三年殽之战后，秦国三将被晋国放回，在上登黄河渡船、即将驶离之际，晋军追至岸边，并以赠送良马为由诱骗。秦将孟明料知对方反悔，遂在船头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8]孟明的外交辞令，智而有礼，软中带硬，使晋将无从下手，眼看孟明等三将安全返回秦国而无可奈何。前人将《左传》的这个特点称之为“行人辞令之美”。其四，首创史论评栏。在史书编纂学上，左丘明在《左传》中首创“君子曰”一栏，以议论形式对史事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和感情，为史家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平台。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成为优良史学传统。其后司马迁《史记》沿袭这一体例，篇末多有“太史公曰”加以评论。班固《汉书》则改为“赞”。后代史书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大都沿用这一体例，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评”。评论中，间或引用某人、某书之言，均未出左氏所创体例。总之，左丘明编著史书，笔法文采飞扬，故后世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皆争相推重，交相师法，探讨其圣经羽翼、史学嬗变与文章之艺术笔法。
四是首创国别史体例。左丘明晚年失明后，为不留遗憾，决心有生之年将其搜集、整理的史料编纂成书。于是，他把几十年来所熟知的诸侯各国政闻要事及君臣谋议得失之词，口述给子孙及弟子，汇集成卷，著成中国第一部国别史——《国语》，从而开创了国别体记史之先河。《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9]《国语》又称《春秋外传》，全书21篇，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其中以晋语为最详。起于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终于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国语》作为“春秋外传”，可以补充“春秋内传”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修《史记》时列为参考书之一。《国语》这部著作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国语》不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史著，基本上是周代列国各阶层人士的言论集。与《左传》相比，在思想倾向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如“重民”、“崇礼”、“尚德”等儒家观念，成为《国语》自始至终的思想灵魂。文中由对天命的崇拜，渐转向对人与事的重视，并倡导和宣扬“民为邦本”，即常说的“民本”思想。如曹刿对鲁庄公说的“惠本而后民归之志”，伍举对楚灵王说的“安民实为乐”，特别是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君，认为暴君之被诛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都是在宣扬这一主张。《周语》召公谏厉王弭谤中，召公主张要听民之言，因为从民众的言论中可以体察到民情，才能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为民谋利益，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其次，《国语》以记言为主，但没有单纯的议论和语录，而是有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骊姬害太子申生”的故事，《国语》的叙事就表现得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由史苏之口预言骊姬将乱晋国，于是情节逐步展开。其中有优施教唆骊姬让献公子疏远太子，骊姬如何在献公面前诽谤太子申生等。在详细的语言描述中，展示了春秋时期复杂政治斗争的生动画卷，使情节更细腻可信，人物形象也更加清晰，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再次，《国语》的行文质朴而缜密。其语言具有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生动活泼且富有形象性。《国语》虽不如《左传》有文采，但所用词汇大都明白易懂，贴近口语，不显古奥晦涩。如《周语》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就是平实自然的语言讲出精彩的道理。又如《晋语》重耳酒醒后与子犯的对话风趣而幽默，子犯回答重耳“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的话说：“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10]意为事不成功，我不知死在哪里，你想吃我的肉就与豺狼争食喽；要是成功了呢，你终日鲜脆美味，又哪顾得上我这腥臊肉？恢谐地写出子犯对成败决定个人结果的预见，为紧张的逃亡过程增添了轻松的气氛。《国语》在史书的编纂上开创了国别史的体例。这种分地域、分国论事的体例，在记同一时代的某国历史时便以某国事件和人物为主要记叙对象，由于其有背景的联系，故于整个时代无割裂之弊。这种体例后来多用于记载分裂割据形势的历史。
二、左丘明的后世影响
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与其同好恶，称其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著作及其思想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儒家学说，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其一，治史思想影响后世。首先，左丘明继承发展了孔子“仁”的治史思想。评价历史人物以“仁”为标准，主张统治者实施“仁政”，提倡“爱人”，以民为本。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统治者，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人物。其次，左丘明承继发展了孔子的“殷鉴后世”治史思想，并形成了“经世致用”的优良治史传统。前人之殷鉴，后人之导师，古代人犯过的错误，后世之人不该再犯，这就是“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再次，左丘明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历史变易”思想，认为历史不仅不断发展变化，而且前后发展阶段是互相继承、互相联系和制约的。他对君的绝对权威表示怀疑，从历史的交替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11]的结论，认为历史就是不断地改朝换代，国君不能以权力为天授就胡作非为。也就是说，历史上没有永保天下的社稷之主，倘若不以民为本，为政不以德为礼，就有可能被赶下台。如《左传·闵公二年》记述卫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戴着粗帛帽子，努力生产，教导农务，重视教化，任用贤人，结果仅用一年时间，战车即由30辆发展为300辆。僖公九年，宋襄公即位后，让具有仁爱之心的公子目夷为左师处理政事，宋国于是大治，成就霸业。虞国的灭亡则是由于虞国国君的无德所造成。司马迁的“历史变易”思想即源自于此。左丘明之所以被后世尊崇为“史家之鼻祖”，皆因其治史思想的深远影响，其人生观、人文观、政治观、军事观等奠定了史学的正统地位，为后世史家所秉承效尤。史学研究者一般认为，司马迁著《史记》，除大量参考了《左传》《国语》的历史资料外，其治史思想与孔子、左丘明如出一辙。班固纂《汉书》亦效前贤，承袭了《春秋》《左传》《国语》的治史观。之后的历代史官，无论在记史中采用何种体裁，总不脱史祖之窠臼，可见孔子、左丘明治史影响之深远。
其二，文学笔法传承千载。清周大璋《左传翼•凡例二》曰：“左氏文字，为百家之祖。国策、史汉，韩、柳、欧、苏，无不摹仿。其章法、句法、字法，遂卓然自成一家言。欲读古文而不精求于《左氏》，是溯流忘其源也。”左丘明作《左传》《国语》，最初是为记史，并非为文而发，然文学造诣之深，文学内容之富，文学价值之高，可谓古今卓绝、举世罕闻。古代史家文家，或推其古文之胜，或美其叙事之善，或悦其辞令之妙，或嘉其议论之伟，或服其修辞之巧，或称其文体之备。台湾成功大学张高评教授高度评价《左传》之文学价值：
左氏之文，闳丽巨衍，曲畅精深，三史八家得其一体，皆足以名世；桐城湘乡得其义法皆足以不朽，诚文章之冠冕，而辞林之宗师也。[12]
清康熙年间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选的《古文观止》，收入上起周代，下讫明末，共222篇文章。取名《古文观止》，是因为在编选者看来，这些文章是古文的精华，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刊行问世300余年，风行华夏，流传不衰。其中选自《左传》34篇，《国语》11篇，计45篇，超过总篇数的五分之一。一滴映日，一叶知秋，《左传》《国语》之文学水准，对后世影响不言自明。
其三，君子风范历代敬仰。左丘明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司马迁称颂左丘明为“鲁君子”。《水经注》载：“乐正子春谓其弟子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焉。’”肥城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左丘明逝世不久，后人将他著书立说的故居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在县城新建“左传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汉平帝时（1—6），《左传》初立学官。东汉建武年间（25—56），《左传》复立。《后汉书·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列传》载：“陛下……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榖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此后，唐、宋、明、清历代皇帝对左丘明或追封称号，或题匾赠书，或封其后裔，敕令主祀。地方官吏如宋平阴县令范讽、明肥城知县王惟精都相继重修“左传精舍”。文人学士，达官显贵如北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谓，元代集贤大学士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等，布衣隐士如金代王去非，均曾为左丘明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始”，或称其“盲于目而不盲于心”，彰显了道德的力量。
其四，“左学”研究绵延不尽。历代对左丘明研究者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丰硕累累。汉成帝时，刘歆在帮助父亲刘向整理国家藏书时，发现了用古文写成的《左氏春秋》，大为欣赏，认为是解释《春秋经》的最好注本，于是就向朝廷建议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博士的抵制。后来王莽新政时，刘歆被委以国师重任，典学儒林，大力提倡古文经学，得到王莽的支持，《左传》被立于学官，设立博士传授弟子。刘歆为确立《左传》的经学地位做出了顽强努力，成为“左学”的创始人。东汉初，光武帝曾一度设立左学博士，因受到今文学派的反对而终止，但在学术势头上压倒了今文学派，为左传学的创立提供了客观条件。刘歆之后，东汉又相继发生了三次论争：一是陈元与范升的论争；二是贾逵与李育的论争；三是郑玄与何休的论争。随着不断的学术论争，逐渐形成了《左传》学。汉魏时期，对《左传》取得研究成果的有贾逵、郑玄、服虔、王充、马融、王肃、曹髦、嵇康、张昭、士燮等人。晋代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首次将经传合为一体，使《左传》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地位和高度。杜预酷爱《左传》，曾戏称自己有《左传》癖，《集解》被后代研究者作为重要参考材料，被认为是《左传》最早而且最好的注本。南北朝时期，北朝崔浩、贾思同、苏宽、徐遵明、乐逊等左学学者，主要继承服虔的研究成果。南朝谢庄、王俭、沈峻等左学学者，则主要继承杜预的研究成果。隋代对《左传》的研究，只有刘炫的《春秋左传述义》比较突出。唐初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对刘炫的学说有所继承和借鉴，并认为刘炫对《左传》的研究重视文采，缺乏深入。唐代还有刘知几的《史通》，他把《左传》从经移到史的地位，认为《左传》将记言、记事合二为一，秉笔直书，注重《左传》的文学性，对其文笔大加赞赏。宋代苏辙的论著有《苏氏春秋集解》，对《左传》的文学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高度评价。朱熹认为《公羊传》《榖梁传》为经学，《左传》为史学，还从史学、文学的角度对《左传》进行精到的评价。宋人对左学的创新进一步拓展思路，另辟蹊径，将编年体《左传》改编为纪传体及记事本末体的新型体裁的史学著作。元代黄泽从传统角度推崇《左传》丰润的文字特色。明代陆粲著有《左传附注》，训诂讲求实据。清康熙前期，马骕撰《左传事纬》，高士奇撰《左传纪事本末》，与宋人相比达到了更高的水平。马骕书中除解析《左传》外，还有专题论文，其中《丘明小传》对左丘明的事迹有独到的见解。清代左学研究极为繁荣，尤其是清末今古文两派的学术论争，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左学研究的发展。
（王庆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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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肥城邱氏族谱》，1949年重修，木刻本。
[3] 张高评《左传文章义法探微》，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
[4] 张汉东、邢子民《左丘明与左传》，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5] 刘德龙、李海萍《齐鲁十二圣》，齐鲁书社2010年版。
[1] 安作璋《山东通史·先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 7页。
[2] 丘程光2000年在肥城左丘明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
[3] 时肥城已废，衡鱼归属平阴管辖。
[4] 王鹭洲，明嘉靖四年进士，曾两次游肥城。
[5] 《论语·先进》。
[6]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7] 《论语·八佾》。
[8]《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第499—500页。
[9]《汉书》，第2070页。
[10] 《国语·晋语》，尚学锋、夏德靠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5页。
[11]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第1519—1520页。
[12] 张高评《左传之文学价值•自序》，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