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最后的情感遗言 最后的遗言

惊闻张瑞芳老师辞世,心内震痛。

在我的采访生涯中,对张瑞芳的采访,是最成功的一次。数年前,我怀里抱着一大捧鲜花,忐忑地敲开她的家门。给我开门的保姆说,老人正生着气,刚刚骂跑了某台的几位记者。

没想到,张瑞芳老师和我一见如故。我们一边翻看她的老相薄,一边回忆过去的往事。在那样一种令人愉悦的交谈中,老人无意中陷入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向我谈起了一段尘封心底的纯情初恋。她说:“这段感情埋在我心里很久了,从未提过,如今他走了,我也老了,是该对它有个交待的时候了。”

现在想来,这句话很像张瑞芳老师的情感遗言。故事中的“他”,早在数年前去世。如今,张瑞芳老师也走了,两位老人如今算是在一起了。张瑞芳年轻时遇人不淑,一生情感路颇为辛苦,等到明白什么是爱情时,已经无从选择,好在有故事里的“他”一生相惜,足令世人羡慕。谨以此文献给张瑞芳老师和故事里“他”,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论在人间,还是天堂。

张瑞芳的家中。阳台外是繁华的淮海路,屋内是满浸了花香的宁静。86岁的张瑞芳,实在不像那个年龄的老人,虽满头银发,却风姿依旧,像经了霜的白杨,在它岁月中巍巍屹立。

张瑞芳的父亲,曾任陆军大学的教官,后投身北伐革命,捐躯前线。母亲出身开明的乡绅家庭,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张家,便是我党早期的秘密会所之一。

一,初识

一个人的气度,大抵来源于家庭。张瑞芳承袭了父亲的豪气母亲的坚韧,很快出落成一个爽利,漂亮,又能干的大家闺秀了。

初中毕业,张瑞芳考入国立艺专的西洋画系。很快就以出众的容貌和品学,成为学校的风流人物,甚至连当时很有名气的“爱美剧团”也找上门来,邀她一起演戏。

那是抗战前昔,短暂的和平里,飘荡着校园惯有的浪漫气息,许多男生倾慕张瑞芳的才貌,明追暗恋的大有人在,可张瑞芳一个都不理,她自有钟意的一个。

“他是我艺专的同学,学雕塑的。我的画室在他楼上,我在楼上画画,他在楼下叮叮当当地敲刻。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穿着高跟鞋,往地板上顿几脚,他就知道是在叫他,收了工,便在门口等着我和一个女孩下楼,然后我们再叫上另一个同学,四个人一起去吃饭。那时候也不懂得什么谈恋爱,很天真,经常是四个人一起玩,我和他也从没躲起来说过悄悄话。”然而,令张瑞芳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在此后的岁月中,正是这个男生的爱,默默地陪伴了她一生。

他们的相识,与一场学潮紧密相连。“艺专的一个校长,是国民党派来的,把大家管得很严,什么活动都不许搞,大家就想赶他走,最后决定找两个代表去跟教务长谈判。同学们就把我选上了,另一个选了他,因为教务长是他父亲。我们就一块去他家,找教务长谈判。事情谈成了,大家也就熟了。”

他们一起放学回家,一人骑辆小单车,边走边聊,两人的家不在一个方向,他总是绕上一大圈,把张瑞芳送到家站口,再转身朝自己家骑去。“他也常来我家玩,我娘很喜欢他,见他来了,就说:‘去吧,出去玩吧。’我们就带上他的妹妹,我的妹妹,一起去北海、颐和园,划船,或者画画。有时候,我也带上弟弟妹妹们去他家,他们家孩子很多,她母亲总回娘家打牌,家里就成了我们的乐园。”

想结交张瑞芳的男生很多,看着他与张瑞芳同进同出,男生们恨极了,便把这气出在他身上。“因为和我在一起,他受了很多罪。每天都有人扎他的车胎,他每天都要补胎,有一次,连我都烦了,‘怎么回事呀,天天补胎?’还有人写信恐吓他:‘你不要老跟张小姐在一起,不然,注意你的脑可(壳)。’大家看了那封信,哄堂大笑,还拿他开玩笑:‘哎,注意你的脑可,不要被人打了你的脑可。’孩子嘛,都很天真,以为是有人开玩笑,只是吓吓他,可没想到,写信的是个流氓,真把他打了。”

那样美好的日子,即便有些不谐调的小插曲,也是好的,像春天里的风筝,往下落了落,又轻飘飘地飞上去了。那时候,日月,还是中国的日月,抗战尚未打响。

二,别离

抗战暴发。山河失色。偌大的中国,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受姐姐和母亲的影响,张瑞芳加入了“民族革命先锋队”,成了进步团体的一员。战乱中,党决定让“民先”取道武汉,南下重庆。张瑞芳势必要随团而行,然而,他却另有想法。

“我肯定要随团南下,我希望他也跟我们一起走,他会弹琵琶,团里很愿意要他,演出时可以多一个节目。可他很正统,认为学生就应该好好念书,不应该参与政治,怕这样走了,连毕业文凭都拿不上。”不同的价值观,令两个年轻人产生了取舍上的分歧,分离再所难免。

离别前,他请张瑞芳吃了顿饭,可吃的什么,却是再也想不起来了,以至多年后,他有次颇为迷惑得问张瑞芳:“我那天请你吃的是烤鸭还是涮羊肉?我爸总怪我,不该请你吃烤鸭,吃了烤鸭,你不就飞了嘛,可我总疑心请你吃的是涮羊肉。”

分别时,我以为张瑞芳会掉眼泪,可她说没有,哭的是他。“他一个劲儿得哭,我当时不太伤心,以为过些日子还能见面,哪知道会走那么长时间,8年抗战呀!8年,这一走,就是8年。我们就那么分开了。”

人生的因缘际会,就是这样无常。张瑞芳走了,她的心像是被裁成了边角料,裁又没裁好,身子裁在这里,心却裁在了那里。“那时,他总希望我还能回去,继续把书读完,拿到文凭。他不停地写信来,说你回来吧,老师说了,只要你参加毕业考试,就能拿到文凭。我呢,到了重庆,就满脑子都是演戏,一天也离不开演戏。”

彼时的张瑞芳,在重庆很快成了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好戏连台,一时成为重庆家喻户晓的话剧名媛。

而与这名气相随相长的,是他的思念。学校里有顽劣的好事者,知道他对张瑞芳的痴情,便无聊地搞开了恶作剧。“有一次,有人模仿我的签名,留条子给他,说我已经回来了,你到某某处找我。他一看是我的签名,高兴极了,赶紧去条子上写的地址。可到了那儿,又有一张条子写着:我现在有事,你到某某处等我。等他好不容易到了指定的地点,又发现了类似的条子。然后,他就跟着一张又一张的条子跑了一天,也没见着我。最后,当他知道是别人戏弄他,我根本就没回来时,他一下就晕倒了。”再是惨痛的经历,于他,也不过如此。

乱世的风,把两个人吹得一个东一个西,等他们再见面时,张瑞芳已经嫁为人妻。他来看她,嚅动着双唇,许多话想说,可说了也是枉然,要是“恨不相识未嫁时”倒也罢了,可他们明明一起度过了春光明媚的少年,一起嬉笑着划过北海的水,一起牵着手去看颐和园的玉兰花。他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流着泪对她说“祝福”。

“分开时,我们都还小,谁也不会谈婚论嫁。我不知道分别那么多年,他对我,还是忘不了,还有那么深的感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世间,多的是始料不及的遗憾。

他们成了朋友,从此相敬如宾。他有君子之风,她不越雷池半步。他与她,各有端庄与洒然,两不可亵渎,彼此尊重。他的情怀,一成不变,干净,悠远,一如风过水面,有荷花荷叶的清香洒然。

三,哭声

也许今生注定要无缘,等到张瑞芳的婚姻发生变故,一纸婚约成废纸,她终于恢复自由身时,他却已为人夫,娶了一个容貌举止酷似张瑞芳的女人为妻,并且在结婚前,对未婚妻声明:“我心里有一个人,你不要问,也不要管我的事情。”

“我一直没见过他的妻子,但听说跟我长得很像,他妻子知道他心里的那个人是我。”其实,岂止是他的妻子知道,他对张瑞芳的情有所专,在同学老师中传为奇谈,以至有一次张瑞芳见到一位艺专的老师,对方指着她恍然大悟:“噢,你就是谁谁谁追的那个张瑞芳呀!”

“他有一间屋子,布置的全是我的照片。我们许多同学,只要一看到我的照片,就会剪下来,给他寄过去。”谁不愿意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呢?有一次同学聚会,一半是恶作剧,一半是祝福,大家非让他们俩拥抱一下,他和她羞成两个红脸儿,被两伙人推到一起,就那样半推半就得照了张照片。那是他和她惟一的合影。

看着孤身的张瑞芳,他只有嗟叹无缘空牵挂。及至张瑞芳遇见金山,他反倒身不由己地成了“媒人”。“他跟金山很熟,金山给我写情书,就让他转给我,他那时痛苦极了,常常一边抹眼泪,一边把信交给我。真是难为他。”他仍是不能释怀,想爱的人近在眼前,却不能爱,偏又替着另一个男人把求爱信交到她手上,于他,不是酷刑又是什么?可他,千万种复杂的感情,仍是止于礼,惟一能做的,只是抹眼泪。

后来,他去了台湾,做了台湾大学的教授,许多年不能回来,对她的思念却从未停止过,所不同的,那感情里,除了爱,另添了份浓浓的乡情,魂牵梦绕。等到80年代初,终于允许台湾人到大陆探亲了,他就利用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千万里路的赶来看望张瑞芳。此时的张瑞芳,情事坎坷,早已跟金山离了婚,嫁了第三任丈夫严励。

“他们都说他跟严励长得很像。他第一次看见严励时,很激动地走上前去,握住严励的手说:‘哎呀,谢谢你照顾她,给她幸福。’话说完了,觉得不对劲儿,才反应过来:张瑞芳是严励的老婆。”情到深处自是痴,也许,印象里,她一直是那个与他一起骑着单车,到处疯玩的小姑娘。

而严励,居然也没生气,报以哈哈大笑:“我的爱人,我当然要照顾了。”两个同样心胸开阔的男人,成了好朋友,有说有笑,投缘得反倒常把张瑞芳晾到一边。那时候,他们已经人过中年,那份情去了浓烈,惟剩清香,在日子里飘荡着,久久不散。他也慢慢得释怀了,张瑞芳是他的不是他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

他常会从台湾买来成箱的衣服,给张瑞芳,给严励,尺码居然从未错过。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不变得,惟有他的那份牵念,不管他身处何方,过年过节,他的第一个电话总是打给她的。后来,他生病了,是中风,再也说不出话来,可还是给张瑞芳打来了电话。

“我拿起电话来,那边也不说话,只是唔唔地哭,我知道是他。”他的眼泪,为她流过许多次,这一次,却是最无奈最心痛的牵挂,他再也不能亲口对她说:‘你还好吗?’这样一个最简单,也最深切的问候。

一辈子有多长,爱情就有多长。但其实,爱情有时候比任何人的一生都长久,也许,即使他在天堂,也终究停不了对她的思念。

“在重庆时,他有一次跟我说:‘你知道吗?当初你娘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这也许是真的,我娘本来就喜欢他。”张瑞芳的思绪游荡在记忆里,仿佛在试图找出一条回到从前的路。

“我现在常常想起我们年轻时的事。春天的时候,我们一人骑辆小单车,迎着风一路说笑,纱巾被风吹起来,飘到脸上,轻轻地拂着额头,多美好。”

后记:

这故事令我感动,以至写到最后,竟有些泫然伤感。有些爱情,终可以敌得过时间和空间的磨砺,日久弥新。那样清净的感情,似乎也只有在上个世纪固守的单纯中,才能找得到。那样的纯净空旷,不可遏止,一个人对梦想的追求,全在于此。

张瑞芳的个性,清洌洌的,像泉水,透得见人影。沧桑风雨,悲欢离合,在她,虽一一经历,却能不落痕迹,终是一片洒然之心。那段感情,在她心里,埋了很久,当她终于决定“对它有个交待”时,我听见有风在她心里鼓荡成歌,她的脸也随着记忆的苏醒,春暖花开,明媚鲜妍成五月的阳光。

文/陶梦清

链接: 张瑞芳的坎坷婚姻路

1939年,张瑞芳风华正茂,获得婚嫁圆满。这一年,张瑞芳21岁,与话剧同行余克稷结为夫妻。但遗憾的是,婚后两人发现彼此性格不合,只好离婚。在排演《屈原》的过程中,张瑞芳结识了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金山,经历了情感世界的又一次悲喜。

张瑞芳最后的情感遗言 最后的遗言

1943年,张瑞芳和金山结婚了。金山是我党的地下党员,频频出现在国民党高级官员、青红帮头目、资本家和社会名人中间,成了上海滩令人瞩目的人物。他很少回家,张瑞芳也难得见到他。不久,社会上有了传闻,说金山又有了新爱。传闻毕竟是传闻,张瑞芳并不轻易相信。可是,金山把她一个人撂在家里,很少过问,却是事实。因此,张瑞芳感到孤独苦恼,难免产生一些疑惑。

1950年,美貌惊人的孙维世导演了话剧《保尔·柯察金》,邀张瑞芳夫妇共同担当主演。不久,张瑞芳惊讶地发现,金山很快坠入孙维世的情网。虽然金山和张瑞芳在舞台上依然扮演情侣,但在现实生活中,两人缘分已尽。《保尔·柯察金》在话剧帷幕前大获成功,张瑞芳却在人生舞台上再次受挫。他和金山办理了离婚手续,随后离开北京,只身南调,开始了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影艺生涯。出乎张瑞芳意料,离开她所熟悉的话剧舞台,她竟在《南征北战》、《母亲》、《家》、《李双双》等一系列影片中,走向事业的高峰,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

1952年,张瑞芳终于遇见了自己生命中的“临水照花人”,他就是严励。他符合张瑞芳的3个要求:一,性格好;二,有小资情调;三,革命者。与严励在一起,张瑞芳真正体会到家的味道。他们半生相随,荣辱与共,一起经历了风雨文革,走过48个春秋岁月,可眼看就要到达金婚的时候,严励走了。

张瑞芳艺术人生:

1918年生于河北保定。就读于国立艺专时,与崔嵬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同台演出话剧《黎明》、《放下你的鞭子》。抗战爆发后,投身进步戏剧运动,演出了《屈原》、《家》、《大雷雨》等20多部话剧,是当年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战后在东北拍摄爱国抗日电影《松花江上》。51年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先后主演了《南征北战》、《母亲》、《家》、《凤凰之歌》、《聂耳》、《李双双》、《大河奔流》、《泉水叮咚》等影片。因塑造了爽直泼辣、快言快语的李双双而获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曾长期担任上海市电影家协会主席。2003年,获得“第九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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