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牛衣对泣
李森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陈寅恪《忆故居》
在学术领域，陈寅恪这样人物，五百年才出一个。若不是战乱纷扰、颠沛流离、命途多舛，他的学术事业将会使沧海涌动、群山位移。吴宓曾经写道：“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施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傅斯年也曾经说过：“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只可惜苍天不怜英才，存心要让他上演时代悲剧。尽管如此，他留下的学术成果，也非我辈所能评论也。阅读吴定宇著《学人魂——陈寅恪传》等书，我也想写一点文字，权以凿墙借光，偷诵诗骚。
一九三八年春，陈寅恪告别不得不留在香港的妻女，乘船到越南（安南），再从越南乘火车到达滇南蒙自。由于西南联大在昆明一时没有租到足够的房舍，文法学院暂时设在蒙自教学。蒙自天热，蚊虫肆虐，陈先生一到，便染上了疟疾。夫人唐筼听到消息后，非常着急，以使自身的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此时，恰逢徐州失陷，外传中国大兵四十万被围，更使陈寅恪痛苦不已。《残春》第二首云：“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蓝霞》一诗云：“楼高雁断怀人远，国破花开溅泪流。”《蒙自南湖》一诗云：“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陈先生住在蒙自南湖旁边，南湖很像颐和园里的昆明湖，颐和园离清华不远。
一九三八年秋，陈寅恪随联大文学院迁往昆明，住在中央研究院租赁的靛花巷青园学舍三楼。他给联大学生开选修课《两晋南北朝史》。教室在文林街。据学生回忆，每逢上课，陈先生即用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步行而至，满头大汗，可从不迟到。有的同学提议去接他，帮他拿包袱，但他都谢绝了。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开讲。他讲课时，总是沉浸于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中，似乎把世事都暂且抛上九霄。有学生回忆：“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坐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作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
与陈寅恪先生一起住在靛花巷青园学舍的，还有傅斯年、汤用彤、郑天挺、姚从吾、劳干、邓广铭等人。邓广铭回忆说，他们每天都跟陈寅恪、汤用彤、郑天挺等人同桌就餐。餐桌上陈寅恪“谈兴所至，往往涉及上述诸公擅长的研究领域，如语言学、佛学、明清史、宋元史等，这些各自领域的一流学者，就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只听陈先生一人侃侃而谈，无敢插言者，足见陈先生的博大精深，难于企及”。西南联大三校合办，学界巨人和怪人云集，但没有听说谁不膺服陈寅恪先生学问的。中文系的刘文典先生既是一流的国学大师，也是天下文明的狷狂之人。刘先生说，如果按学问来算薪水，陈寅恪拿四百元，我只敢拿四十元，而沈从文只该拿四元。沈从文是个心胸开阔的老实人，刘文典不大看得起新文学，所以常调侃他。不过，这是书生间的语言游戏而已，无需当真也。
在昆明期间，陈先生右眼视网膜脱落，加上他的夫人在香港病重，使他的内心忍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仍然以极为少有的勇气和毅力，坚持着教学和学术研究，发表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读〈哀江南赋〉》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从以下几件事，我们可以领略到陈先生的个人气质。一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昆明，跑警报钻防空洞时，师生们都非常紧张，陈先生就拟了一副对联，以消解紧张的气氛。联曰：“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大家的恐惧心理一下子就变得很轻松。二件：云南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请他以及顾颉刚、姚从吾、向达、方豪等人吃饭。席间，方豪问方国瑜，云南的方姓是从哪里迁来的。方国瑜答：“我桐城方氏的后裔。”饭后，顾颉刚告诉方豪：“方国瑜是么些（读如Mo—So）人，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陈寅恪便提醒方豪：“我们万不可揭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三件：一九四○年三月，陈寅恪离昆到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此次会议的议题是蔡元培院长逝世后，欲选举新院长。陈先生本来对这等事情不感兴趣，但因为事关学术尊严，他必须前往。他认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应该由在中外有重要影响的学人来做。认为当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是最佳的人选。所以他对傅斯年说，他重庆之行的目的，只是为了投胡适一票。陈先生听说蒋公中正要派他的秘书为院长，便与参会者极力反对。当然，胳膊扭不过大腿，蒋公还是任命了另一个争议不大的人物朱家骅为代院长了事。四件：一九四○年春，清华不发给钱钟书聘书，陈先生便和吴宓两人挺身而出，为青年学人钱钟书讨个公道。他和吴宓都认为，钱钟书是少有的优秀人才，“人才难得”。后清华外文系又准备聘钱，钱钟书不堪其辱，坚决拒绝。
一九四○年夏，陈寅恪到香港照料病中的夫人和家人，并准备履牛津大学之聘，到英国去任教。但由于二战爆发，地中海航线受阻，终不能成行。而香港到昆明的水陆交通又因战事断绝，陈先生便不得不滞留香港。从此，陈寅恪就再没有到过昆明。
想到陈寅恪，我不能不想到他的后半生，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底，他与胡适乘坐蒋公抢救学人的第一架飞机离开北平以后的生活。那时，去留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说，都是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当时的学人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胡适、傅斯年、梁实秋、苏雪林、陈西莹等人。他们是义无返顾的逃离者，这些人物最后都各得其所，善始善终。另一类是钱穆、张爱玲、曹聚仁等人。他们是观望者或先观望而后再逃离者，他们退居香港或他国，自然也都善始善终了的。第三类是既不逃离也不阿谀的书生，这类人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陈寅恪。第四类是热血沸腾、趋之若骛的飞蛾扑火者，这些人吴晗、吴宓、马寅初们，就数不胜数了。他们最后多扑火自焚，葬于光明。
近几年，陈寅恪先生的名声被炒大了。但我总以为，在他的身上，缺少了点思想家的东西。他是前清、民国、新朝的三朝人物。凭在前两朝生活的经验，他骨子里都以为，只要学问大、地位高，就有了话语权和安全感的。这说明，他的书生气实在太浓了。也正是这种书生气确立了陈先生的人格，而又葬送了他的人生。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要成立中古史研究所，郭沫若等请陈先生出任所长。陈先生提出的两个条件，更充分地表明了他的书生性格。彼两条件是：一 、“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崇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且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很显然，在对政治与人世的深透了然上，他不如胡适和钱穆。寅公也，有一次，我在公园里看见铁栅中的雄狮，我想起了您。我看见，雄狮不曾跟铁栅讲条件呀。
改了革、开了放之后，中山大学以陈寅恪为荣，办了些纪念活动。但我总感觉到有点恶心。中山大学果真偷念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应立一座永远向陈先生道歉的羞耻碑。“文革”期间，寅公在校内被惨绝人寰地摧残。比如，用高音喇叭轰鸣，即是手段之一种。每当高音喇叭响起，寅公就吓得魂飞魄散。他提前为夫人唐筼和自己写好了挽联：
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附记：
《汉书·王章传》：“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牛衣，为天寒被牛体的蓑衣之类。
《列女传·陶答子妻》：“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犬彘不择食以肥其身，坐而须死耳。”
2000．4．12．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