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苏美尔、古埃及象形文字与汉字起源 古埃及象形文字

苏美尔象形文字与汉字起源

“乾”，商代表示天。而乾是由‘’（上面是十不是上，其实是朝的左部部首）+乞’，明显这是一个合音字，即由‘乞’与‘’的合音。‘乞’的上古音应该是kjet，而‘’这个字比较啰嗦，必须详细解释一下。我们知道上古中国有天干地支一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古怪的说法呢？

这不得不从苏美尔文明谈起。现在经过破译我们知道，苏美尔语“天”的发音是an，而“地”的发音是ki；上古汉语“支”的发音是ki，与苏美尔语一样且不说。那为什么“乾”（上古音kjan或kaan）又与苏美尔语an不同呢？这又不得不啰嗦一下。经过全世界各国语言学家的多年努力，我们知道远古时期东亚地区表示‘大、伟大’的发音是ka（即古汉语的‘孤’，甚至从突厥语表示大的词缀ko以及阿伊努语表示尊贵的kor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同时，甲骨文的“甲”的写法是‘十’，表示第一、老大之意（现代汉语的甲在甲骨文中写法是‘丿人丨’，表示盔甲之意，与原来的甲没有联系），那么无疑更加证实‘’其实就是‘甲+日十’之意，‘日十’本意就是天。这样，‘’其实是‘甲天’两个字义的连读，即ka-an，意思是大天或上天。而乾应该是‘乞’与‘’两个字的连读，即kje-an（意思是祈求上天、敬天），进而演变成“乾”的上古音kian。再回顾一下近年来的考古学与文字学最新发现：　
1、中国的青铜文明始于夏末商初（约4500年前，经过中国考古学家近一百年的考古已经证实这一点，而且考古发现，在这个期间从中亚一带一直到中国的青铜文化是连续传播的），也就是说，中国的青铜技术应该是西来的。同时，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在4500~4300年前开始衰落，不排除一部分苏美尔人出于宗教信仰通过远古中亚丝绸之路来到了东亚（苏美尔人是崇拜太阳的，同时苏美尔人的祖先传说是来自于西亚的东方，而且根据西亚史料苏美尔人的长相与当地人不同，因此一部分苏美尔人来东亚寻求太阳发源地兼寻根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2、尽管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安徽‘双墩文字’（约6千年前），但是与甲骨文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而甲骨文中后期已经普遍带有‘偏旁+音符’的特点。另外，汉语周围的兄弟民族的原始语言都不是声调语言（原始藏缅语是没有声调的，到了元明时期藏语受到汉语的影响开始逐步发生声调），只有汉语是声调语言。从正常逻辑的角度，原始汉语的声调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是受到某些强势语言的巨大影响，才会发生规则性的声调。而纵观夏商时期中国旁边显然没有什么强势文化，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他地区强势文明的影响。而这，又不得不让我们联系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苏美尔文明。上古文明中只有苏美尔语是声调语，而且苏美尔文在4500年前开始转变为‘楔形文字’，也就是‘偏旁+音符’文字。甲骨文与苏美尔文这种惊人的关联，恐怕不能简单地用‘巧合’来解释；　　
3、中国人特有的父系基因Q1a1-M120与中东人特有的Q1a2很接近，或许是证明苏美尔人与中国人血缘关系的一个分子人类学佐证。

汉字和古埃及、苏美尔文字的发展

中国古文字与古埃及文字最初都是以祭祀功能为主，随着文明的演进，古埃及文字的功能转变为以记账为主；而中国古文字仍为神权、政治、军事服务。中国古文字祭祀功能与埃及、苏美尔文字的记账功能，构成了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又一种表征。
近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功实施，越来越多的人关心中国古文明的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比较集中的看法是，文字的形成、金属的使用、城市的出现、礼仪中心的产生，标志了文明的起源。有学者指出，在这四项文明要素中，以文字的形成最为重要。
公元以前的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其次还有目前尚未解读的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字。过去，人们讨论汉字，一般只能追溯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现在，由于战国秦汉简帛文字和货币文字、玺印文字、商周青铜铭文和甲骨文的发现，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大大提前。由于商周古文字已是相当完整系统的文字，因此，关于汉字的起源还可往前追溯。

商代甲骨文，主要是指商代后期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墟甲骨卜辞。目前发现的有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甲骨卜辞、济南大辛庄甲骨卜辞和商代前期郑州商城二里岗期的两片有字甲骨。再往前，考古工作者还在夏人活动范围内，发现了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刻在陶片上的两个完整的汉字，即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里的陶文“共”字，和山西陶寺遗址里的陶文“文”字。这两个单字与甲骨文、青铜铭文中的写法完全一致。再往前，学者们把目光集中到相当于五帝传说时期的大量存在于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里的陶器、玉器上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相信，这些刻划符号，一部分可能永远是符号，如良渚文化陶器、玉器上的一种云片形或火焰形符号；而另一部分则应该视为原始文字。换言之，中国汉字的起源，必须追溯到原始刻划符号上去。
李学勤先生在1984年《文史知识》第5期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比较文明史一例》的文章，别开生面地将中国文字与古埃及文字的起源作了比较，从中找到了两大文明的共同点。我们沿着李学勤先生的思路继续往前走，试以文字发展阶段为范围，将中国文字与古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再作比较，结果我们看到了两者的相异处，从中还可揭示出两种文明的不同发展路径。
仰韶文化的刻划符号，主要见于涂有黑色带纹的陶器的口沿上，而且一般情况下，一器只刻一个符号。大汶口文化的符号大多刻在陶尊的腹上靠颈的部位。良渚文化符号也大多刻在玉器、陶器的显要位置。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这些陶器、玉器本身就是地位权力的象征，并且与祭祀宗教活动有关。
大汶口文化的陶尊，只出于大型规格的墓葬之中，从来不见于小墓贫墓之中。这说明这些陶尊与墓主生前的特殊地位有关。在这些陶尊的内壁，常常发现一种白色、乳白色、灰白色的水锈状沉淀物，考古工作者据此判断，这些陶尊实际上是一种盛酒器。而且，伴随陶尊出土的往往是一些猪头。在上古时期，酒和猪头、牛头等都是供神享用的。由此推断，大汶ILl文化陶尊肯定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是一种礼器。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陶尊上的刻划符号，便可恍然明白，原来这些陶器符号都是与宗教祭祀或军事礼仪有关的原始文字。如陶文“炅、炅山”是对日、月、山的崇拜；陶文“皇”则是以鸟羽为饰的帝王冠冕，喻指神界或人问的最高统治者。《礼记.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陶文“封”字从树在土坛上，显然是对地母的崇拜与祭祀。《淮南子.齐俗训》：“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注：“封土为社。”“封”祭地母，与“皇”祭天神相配，可见当时的祭祀礼仪已很完整。
大汶口文化陶文“斤、戊(钺)、凡”则是一组与军事祭祀有关的原始文字。“斤”和“戊”都是兵器的象形。尤其是“戊（钺)”，在古代是军权的象征。《周礼.夏官司马》：“钺所以为将威也。”大汶口文化最大的一座墓地M6里，发现了一件石钺，与陶器上的“戊”字完全一致。这个“戊”字，发展到甲骨文、金文里，便是象征军权、政权、神权于一身的“王”字了。“凡”字，据王树民先生研究，当为用于军事方面的吹奏乐器。在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l9、莒县大朱村大汶口文化墓26中，发现在墓主身边有玉钺、陶质牛角形号角、陶尊等遗物，说明墓主为军事领袖。在上古时期，人们常在狩猎、军事行动之前或之后，手执军械举行祭祀性质的“军事舞蹈”。后世文献尚有类似记载。《周礼.夏官司马》：“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史记.律书》：“武王伐纣，吹律听声。”可见“凡”字作为乐器，是用于军事祭祀，仍具有宗教意义。
良渚文化中的玉琮、玉璧、玉钺，都是礼器。玉琮是神权的象征，其内圆外方的形状是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的体现。玉琮的功能用来沟通天地神灵，是巫术法器。玉璧则是财富的象征，而玉钺则是军权的象征。在这些琮、璧、钺上，还常常刻有“神人兽面纹”，说明在良渚文化中，神权、财权、军权是统一的。因为琮、璧、钺都是礼器，所以上面刻画有“炅、鸟、火、山、皇、珏、封”等与宗教祭祀有关的文字符号。良渚文化陶器上可以连读的陶文“巫钺五俞”、“孑孓人土宅阜肱”以及山东丁公村龙山文化陶文“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等，都是关于部族首领祖先的祭祀兼颂扬之辞，其宗教神圣性更明显。
原始陶器、玉器上刻划符号的这种宗教性、神圣性特点，在商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里得到了继续发展。商代甲骨文和西周甲骨文都是上层统治阶级所掌握使用，其中主要是王室卜辞，其次才是贵族诸侯卜辞。而其内容，又都是统治者为了政治、军事、经济等需要而进行的问神占卜之事。即《史记.龟策列传》所说的“王者决定诸疑，断以筮龟，不易之道也”。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将殷墟甲骨文里的占卜祭祀对象分为三类：
天神：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
地示：社，四方，四巫，山，川；
人鬼：先王、先公、先妣、诸父、诸母、旧臣。
殷人通过对这三类神灵的祭祀占卜而祈祷政治顺和、农业丰收、战争胜利、人丁兴旺等等。陈梦家指出：“占卜本身乃是一种巫术，籍兽胛骨和龟骨为媒介，以求获得‘神明’对于人们所询问的问题的回答。这种巫术的存在，表明当时的人们相信有特殊的‘神明’的能力之存在，足以影响人们的生活，决定人们行止的吉凶。”
商周青铜器的大宗是礼器。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古国在其进入青铜时代时，青铜的出现首先是用于制造生产工具，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后才用于制造日常用品，最后才及于礼乐器之类。例如，北欧的瑞典，在其发展到青铜时代第三期时，才出现用于日常生活和礼仪的青铜容器。而在中国的夏商周时期，情况恰恰相反。青铜的制造首先是礼器和兵器，然后才是日常用品和生产工具。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统治阶级掌握了祭祀的特权，而一切政治、军事又都与祭祀结合在一起。于是青铜 被大量用来制造祭祀用品，而且还通过这些祭祀用品的数量多少、规格大小来体现不同等级的礼仪，即所谓“藏礼”。

清代学者阮元《商周铜器说》指出：“器者，所以藏礼。故孑L子日：‘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齐其度量，同其文字，别其尊卑，用之于朝觐燕飨，则见天子之尊、锡命之宠，虽有强国，不敢问鼎之轻重焉。用之于祭祀、饮射，则见德功之美、勋赏之名，孝子孝孙，永享其祖考而宝用之焉。且天子、诸侯、卿大夫，非德位保其宝贵，则不能制其器；非有学问通其文词，则不能铭其器。然则器者，先王所以驯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慢礼博文之学。”
青铜礼器既然均用于祭祀、政治、军事等礼仪，青铜礼器上的文字也都围绕这些主题而展开。根据郭沫若、陈梦家、容庚、杨树达、李学勤、马承源、刘雨等先生的研究，商周青铜礼器上的铭文突出表现在祭祀礼、兵戎礼、册命礼、封建礼、相见礼、飨燕礼、射击礼等方面。
还有些青铜器铭文则在祭祖时历叙自己祖先的名号与世系。如，1976年在周原遗址范围内出土的《史墙盘》记恭王以前的文、武、成、康、昭、穆六个周王的名号及其史事。2002年出土于周原遗址范围内的逑盘，则详叙单氏家族8代世系与西周王朝l2代世系。这些充分说明祖宗观念在当时的强大影响。
由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中国文字一直是统治阶层神权、政权、军权的载体，因此，在中国古代就产生了文字崇拜观念。《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就是文字崇拜观念的体现。由此，文字也就为统治阶层所独占。《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其中之一便是“六书”。“六书”即文字的六种构造方法，成为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的内容。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中专设小学一类，并作小序一篇，说文字产生后，首先“宣扬于王者朝廷”，其功效是“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于是文字的教育与掌握，成了统治者的首要任务。《艺文志》接着说，在周代，贵族子弟“八岁人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学，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到了汉代，制定法规，只有通文字者，才能做官治政：“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日：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这种崇拜文字，文字为神权、政权、军权服务，从而为统治阶层所独占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从史前兴起到奴隶社会盛行，直到封建社会仍然沿续，从而构成了中国古文明的特色内容之一。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字的功能性质。考古材料表明，埃及的史前陶器刻划符号也是与神权、政权、军权相统一。例如，在涅伽达1546号墓出土的陶罐上，刻画有一间带有圆屋顶的房子，房顶上又栖息着一只小鸟。这不是简单的“鸟栖圆屋图”，而是代表国王绝对权力的文字符号。其中有圆屋顶的建筑物就是后来古埃及象形文字中代表“王宫门面”或“御座”文字的最初源头。而那只小鸟则是荷鲁斯鹰神的最早形象，荷鲁斯鹰神在埃及一直被象征为王权之神或国王的保护神。这块陶片的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涅伽达I之末，即公元前3600一前3500年间。这种荷鲁斯鹰神的符号，还见于涅伽达I的墓葬1540号出土的陶片上。可以想见，在涅伽达I之后的涅伽达Ⅱ的初期和中期，这种图画文字的使用当更为频繁，从而进一步发展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此外，在李学勤先生的文章里介绍的埃及史前陶器刻划符号“田、树、星、酹、阴间、灵魂”等等，显然也都与天地崇拜、神灵崇拜以及服务于这些崇拜的宗教祭祀有关。这些符号大多刻画在陶器的特定显眼的部位上，正与其崇拜祭祀的内容相一致。
埃及史前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以宗教祭祀为内容的特点，一直延续到埃及进入文明初期的早王朝时期。在早王朝时期的第一王朝(公元前310o～前2890)和第二王朝(公元前2890-一前2686)，普遍盛行象征国王权力的阴线图案，即荷鲁斯鹰神站立在象征“王宫门面”的屋顶上，只不过涅伽达陶片上的圆顶房屋进一步抽象为长方形框架而已。令人回味的是，这种象征王权的神鸟立在长方形王宫上的符号文字，与我国良渚文化的玉璧上的鸟立山上的符号文字十分相似：
在中国的巫术观念里，山是沟通天地与神人之间的阶梯。立在山上的鸟自然是天上之帝或人间之王的象征。由此看来，埃及早期文字符号与中国良渚文化文字符号用以表达神权、王权的思维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仅仅是王宫与神山的区别而已。然而，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埃及古文字的功能逐渐由为宗教、政治服务转化为向商业贸易服务，文字从神坛上走下来，迈向世俗账务。这种文字为物质财产服务的特点，在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的进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据紫尔德《远古文化史》和《城市革命》两书介绍，在古埃及和苏美尔，随着牛羊群和土地、粮食的增多，祭司们开始创造更多的象形文字来记录各种财产及其来往账目。
值得注意的是，苏美尔文字的发明一开始就是为了记账的需要。早在新石器时代，苏美尔人就开始创造了象形图文字。考古材料表明，苏美尔人开始发明一些种类不多的小型陶质信物。信物的大小和形状的不同代表了不同数量的不同商品。这样，简单的交易记录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手段进行并保存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在这些陶质信物上刻画上符号。再后来，这些符号又刻在泥板上。考古工作者在布拉克遗址里发现了两块最早的泥板，泥板上的刻画符号记录的仍是商品交易。布拉克遗址属于乌鲁克文化(公元前350o一前3100)，这是苏美尔文明的初曙时期。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一时期的陶器符号或泥板符号，百分之八十是关于经济方面的。

在紧接乌鲁克文化期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公元前3l0o一前2800)，这种陶器上的画图文字发展成在泥板上书写的表意文字。即用削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杆(或骨样、木棒)当笔，刻在泥板上，落笔之后自然形成楔形，故称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由原来的陶器图画符号简化为以线条组织的表意文字，这比埃及象形文字书写起来更为简便。学者们认为，苏美尔文字之所以有这样的进步，可能与苏美尔文字一开始就用于记录经济账目等实用目的有密切关系。苏美尔楔形文字因其简便易行而对西亚许多民族的文字产生了直接影响。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埃兰人、赫梯人、胡里特人、米坦尼人、乌拉尔图人等都对楔形文字略加改造而发展为其自己的文字。腓尼基文字也含有楔形文字的因素。由于楔形文字的影响而使得西亚文明形成了其显明的共同特色。
这样，中国文字祭祀功能与埃及、苏美尔的记账功能，就构成了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又一种表征。正如张光直先生所指出：“最近在中国与近东两地的研究都显示出来，文字的古老形式与萌芽形式都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但在近东，它们那时用作算账之用，而在中国则用来指明等级所属。中国古代文献上许多经济资料都是在与宗教仪式和政治资料有关的情形下偶然记录下来的。”(《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
中国文字的祭祀功能在氏族社会晚期的陶器、玉器上形成，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又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得到进一步体现。中国文字这种功能上的连续性特点，恰好为侯外庐、张光直等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文明起源发展路径的连续性特点(或称维新式特点)提供了最具体的证据。而埃及文字，在史前以及文明初期表现为以祭祀功能为主，而当文明进一步演进之后，则转变为以记账功能为主。这种文字功能的显明变化又为西方文明起源的突破性路径(或称革命式特点)提供了证据。产生这两种文字发展不同规律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从史前到文明时代，始终以神人沟通的巫术观念作为社会统治与财富分配的基础，而埃及则在史前到文明起源阶段以神的世界为统治基础，而在文明发展兴盛阶段则以生产技术的革命和商业贸易的输入为上层统治的基础。苏美尔文字从早期陶器上的图画文字到后来泥板上的楔形文字，一直以记账为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直以商品交易为基础。这一点正好为埃及文字的演变提供了参照佐证。(作者江林昌：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

与后来的新世界相比，史前旧世界是一个更为宽广、更富于变化的舞台。到公元前6千年或7千年，在富饶的亚洲地区和尼罗河流域，已经产生了可以与秘鲁文化相提并论的准文明的公社。那是，波斯北部、土耳其西部、阿拉伯南部都比现在要肥沃得多，在这些地区都发现过早期原始公社的痕迹。在相对低洼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首先出现了城市、寺院、灌溉系统，找到了超出简单的野蛮人村落的社会组织的最早证据。那时，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通过各自独立的河口流入波斯湾，就在两条河流之间的区域，苏美尔人建立起了他们最初的城市。几乎同时，但确切时间不是很清楚，埃及伟大的历史开始了。

　　苏美尔人看上去是高鼻梁的棕色人种。现在已经有人能够解读他们使用过的文字，也懂得了他们的语言。他们发现了青铜的用途，会用晒干的泥砖建造塔式的大寺院。他们就在当地质地很好的黏土上书写文字，因此哪些文字能够一直为我们保存到现在。他们已经开始饲养牛、绵羊、山羊和驴，但是还没有出现马。他们手持矛和皮制的盾，采用密集的队形徒步作战。他们的衣服是用羊毛制成的，头发则被剃掉。

　　几乎所用的苏美尔城市都是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神灵和自己的祭祀。但有时，一个城市可能居于优势地位时，就会要其它城市的居民进贡。在尼泊尔曾经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碑文记载着这样的“帝国”，这也是最早有记载的帝国，即苏美尔的伊勒克城市帝国。它的神、祭祀兼国王统治着广大疆域，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红海。

　　最初，文字纯粹只是画图记事的简化形式。甚至在新石器时代以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尝试书写文字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阿济尔人的岩画，就算是文字的开端。那些岩画记载的大多是狩猎和远征的情形，人物的形象大都画得很简明。但也有些画似乎是由于画者对于画人物的头和四肢感到厌烦，所以仅用一条竖线和一两条横线勾勒出一个人的形象。从这种画演变成约定的简练的象形文字，是一个简单的变迁过程。在苏美尔，文字使用芦苇杆嵌在泥板上的，但要不了多久，文字就难以辨认，无法表达其最初的意思了；在埃及，人们在墙壁和纸莎草上书写文字，所以其临摹的物体的形状能够保留下来。由于苏美尔人的文字字体笨拙，呈楔形，所以又称为楔形文字。

　　当图画不再用来表现原物，而是表示类似的物体时，图画就慢慢演进为文字，这是文字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进步。现在仍为适龄儿童所喜欢的画谜就能很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画一个有帐篷的营寨和一个铃铛，孩子们就会喜不自胜地猜出这是一个英格兰人的名字“Campbell”。苏美尔人的文字和现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字很想象，是一种用音节堆积而成的文字，能够很容易地表达一些无法直接通过图画传达的意思。以此同时，埃及文字也得到了类似的发展。其后，那些不大明白语言音节体系的其它民族，也学习并使用这种象形文字。之后，他们逐步调整修改、简化这种象形文字，最终将其发展成了字母文字。事实上，之后世界上产生所有的一切字母，都是有苏美尔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混合而演变来的。后来，在中国，也曾产生过一种传统的象形文字，但它却始终没有发展到字母文字的阶段。

　　文字的发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此，各种契约、法律、命令都可以被记录下来；文字的产生使得比以往城市政府规模更大的国家的产生称为可能，也使历史意识绵亘连续成为可能。有了它，祭祀和帝皇的命令、印章等就可以使他的影响不断扩大，远远超出其视野和声音所及的地方，甚至可以让他的威严一直保存到死后。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远古的苏美尔时代，印章已经非常流行了。国王、贵族或商贾的印章往往雕刻得非常精致，加盖在表现其威信的泥制文书上。这就说明，早在6千年前，文明和印刷术就已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黏土干后就会变得非常坚固，因而可以永久保存。读者们一定还记得，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漫长的年月中，所以文件、记载、账目都是写在不易毁坏的泥石板上，这才使得我们能够获得大量关于昔日的历史知识。

　　很早之前，苏美尔和埃及人就知道了青铜、铜、金、银等金属，还有罕见的珍宝——陨铁。

　　在旧世界众多的古城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埃及、苏美尔的差不多。除了街上有驴子和牛外，这种生活也一定和三四千年后美洲的玛雅城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和平时期，除了宗教的节日之外，大部分居民都忙于灌溉和耕耘。他们没有货币，也不需要货币，只是偶尔进行物物交换的小贸易活动。只有富有的贵族和统治者偶尔会用金条、银条以及珍奇的宝石来购物。那时，寺院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在苏美尔，寺院呈高大的塔形，屋顶高耸，可以在塔顶观测星象；在埃及，寺院是只有一层、巨大无比的建筑。在苏美尔，祭司是最伟大、最显赫的人；而在埃及，在祭司之上还有一个人，他是这一地区主神的活化身，即法老——诸神之王。

　　那时，世界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在炎炎烈日下年复一年地辛勤劳作，生活得十分艰苦。很少有陌生人出现。祭司根据太古的法律指导人们的生活；观察星辰，确定播种的季节；推测献祭的兆象；以及解释梦中的预兆。人们无忧无虑地劳动、求爱，最好安然死去。他们对自己种族的野蛮过去一无所知，也对自己的为了毫不关心。有的统治者很仁慈，比如统治埃及长达90年的裴比二世。有的则野心勃勃，强迫人民服兵役，攻城略地；或者役使人民建造巨大的建筑物，如基奥普斯、基弗林和迈塞林等，他们劳民伤财，在基塞建造了哪些巨大的陵墓和金字塔。最大的金字塔高达450英尺（137米），用去的石头重达488.3万吨。这而巨石都是用船从尼罗河上运过来，然后主要靠人力搬运到那里的。建造这些巨型建筑，对埃及来说，其劳民伤财的成都远远大于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带来的伤害。

古汉字与古埃及圣书字表词方式的比较研究

相传，汉字为仓颉所造。古书写道，仓颉造字之后，“天雨粟，鬼夜哭，龙为之潜藏”。这则传说形象地描述了文字“横穿出世”时所产生的惊心动魄场景：天上往下掉粮食，神鬼在夜里哭泣，那该是多么神奇的天象啊？伫立于仓颉画像前，四眼仓颉，显然是智慧的化身，令人惊叹不已。传说只是故事。实事上，文字是由符号转化而来。

1899年光绪称帝时，生病的国子监王懿荣偶然从中药铺里发现了带有文字的龟片。骤然间，河南安阳　“一片甲骨惊天下”。迄今为止，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大概4500个，绝大部分出自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其中能够释读的差不多有1500字。甲骨文的发现与逐渐释读，证明我国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

从形象的图画到抽象的文字，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很大的飞跃。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共同形成了世界三大古文字体系。据专家推测，殷商之前，也就是夏，应该就有文字产生，而且是与商代文字相衔接的，现今发现的甲骨文中就应有一部分夏代的文字。不可想象，一到商朝就突然间冒出来大批相当成熟并且以之纪事的文字来，难道它不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吗？

人类进步到一定的程度，感觉到应该把自己的活动记录下来,便产生了符号。早在我国裴李岗文化阶段，就出现了刻画符号。人们在龟甲、骨器和石器上契刻一些形象符号，用以记事。馆藏实物可见，大汶口文化的图像符号，邹平丁公、高邮龙虬庄的“陶书”，良渚文化陶器上的连刻符号等，呈现出文字“婴儿期”的千姿百态。目前，在河南漯河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刻画符号，距今8000多年。根据考证，中国在夏代就已经有了文字。考古工作者在江苏高邮市龙虬庄发现的一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片，上面刻有两排竖行文字，右行字体大，似鱼、兽象形字，左侧字体小，与甲骨文相似，从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陶片上就可以看到，至少在夏以及夏以前，在黄河流域就已经有了规范的文字。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宁夏中卫大麦地出土的至少在公元前11240年至公元前8864年的岩画图画以及符号，大体呈方圆形，笔锋钝圆，极有可能是汉字的源头活水之一。距今9000年－5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分布于我国两河流域的各区系考古学文化中，原始文字资料陆续涌现，如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刻画在陶、石、龟甲的原始文字，安徽蚌埠双墩文化、淮北大汶口文化、陕西西安半坡文化、临潼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等均发现以记数字为主的陶器符号。

追寻汉字的历程，迄今为此，汉字的确切年龄并没有答案。也就是说，汉字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依然是一个谜，需要我们不断地论证，去揭开它神秘的面纱。然而，汉字作为世界上最高寿的文字，她在人类历史上承载的生产、生活的沟通、记录乃至发展延伸的使命与脉络，清晰可见，勿庸置疑。

专家:双墩刻符或是汉字源头之一---合肥新闻网

经过两年多的整理和编写，学术界期待已久的《蚌埠双墩遗址发掘报告》终于出版发行。昨天，省文物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专著学术座谈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距今约7300年的双墩文化，不仅将我省历史提前了2000多年，而且这个目前我省及淮河中游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上出土的600多件刻画符号，很可能是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目前我国出土最形象的新石器时代陶塑人面像

几百平方米的凹沟内出土大量珍贵文物

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双墩遗址发掘领队，《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主编阚绪杭教授介绍，位于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境内的双墩遗址，是1985年蚌埠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中发现的。遗址坐落在双墩村北侧的一个台地上，中心面积约12000平方米。1986年秋蚌埠市博物馆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1年春和1992年秋为配合国家重点科研课题“苏鲁豫皖先秦考古”进行了两次发掘，三次共发掘总面积约375平方米。

阚教授告诉记者，双墩遗址的三次发掘均位于遗址东南边的一条凹沟里，沟内的文化遗物为移动性废弃堆积，是当时的人们向沟内倾倒废弃物而形成的。不到400平方米的面积内，不光出土了大量的陶片、残陶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和大量的红烧土块，而且出土了丰富的螺蚌壳和动物骨骼等文化遗物，其中一些陶片上还刻画着大量刻画符号。

双墩文化距今约7300年

“双墩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的年代特征与碳14年代测定数据基本吻合，距今约7300年左右，这不仅是目前我省和淮河中游地区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而且它的确立将安徽历史提前了2000多年。”阚教授告诉记者，以前的安徽历史是以早前的考古发现中的龙山文化作为实物依据的，龙山文化距今只有4000多年。而我省的新石器遗址发掘直到上世纪70~80年代才有突破性进展，此后我们发现的薛家岗文化、凌家滩遗址及侯家寨遗址都在4000年~6000年之间，而蚌埠双墩遗址更是上升到7300年前。尤其是“双墩文化”的确立，将安徽历史上溯到7300年前。

“一个文化现象的确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必须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器物群。其次是平面上必须要有一定的范围。再次，纵向上这里的文化必须有发生、发展和融合的一个过程。但这些条件，双墩遗址不仅一一具备，而且特征明显。”阚教授说。

双墩文化时期可能流行纹面习俗

阚教授告诉记者，在出土的大量遗物中主要有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红烧土块建筑遗存、动物骨骼以及大量的螺蚌壳等，既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又有大批的刻画符号和泥塑艺术品等。

在出土的大量陶器中，以红褐色夹蚌末陶为主，次为外红衣内黑色夹碳陶，少量夹碳黑陶和夹云母末的灰陶等。其中陶器中的炊器最具代表性。阚教授说，这里炊具以陶釜为主，釜有罐形和钵形，既不同于南方的腰沿釜，又不同于北方的尖底釜。而且支架极其独特，其中一仿男性生殖器制作的支架，十分罕见。这种支架在距离双墩遗址仅60公里的侯家寨也有发现。阚教授说：“虽然之前其他文化遗存中，已经发现过专门用于信仰崇拜的男性生殖器形崇拜物，但像双墩这种用于生活用具支架的还是首次发现，这应该也是双墩人对生殖崇拜的体现。”

另外，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的艺术品中，主要有泥塑人面像和陶猪等。其中一件纹面泥塑人头像，采用捏制、堆贴加刻画的方法，将一个渗透着稚嫩气息的纹面孩童的形象完美地展现出来。这个孩童不仅双目炯炯有神，而且两颊各戳印着5个排列整齐的小圆窝，额头上刻画重圆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阚教授说：“这件艺术品的出现，说明在双墩文化时期，这里有可能流行着纹面的习俗。”

植物形刻画符号

鹿形刻画符号

猪形刻画符号

600多个刻画符号应是汉字重要源头之一

另外在双墩遗址中最让考古学家吃惊的还有双墩遗址发现630多件刻画符号。阚教授说，如此数量多、内涵丰富、结构复杂的刻画符号，不仅是目前国内外文化遗存中十分罕见的，而且这些符号大都刻画在器底部位，内容相当广泛。除了日月、山川、动植物、房屋等写实类，也有狩猎、捕鱼、网鸟、种植、养蚕、编织、饲养家畜等生产与生活类，反映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广泛的内涵。

这些符号结构上，可分为单体、复体和组合体，特别是不少符号反复出现，使用频率较高，具有明显的记事性质和一定的表意功能及可解释性。阚教授说：“双墩的刻画符号与西安半坡、秭归柳林溪、青海柳湾以及大汶口、良渚等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刻画符号相比，具有明显自身特征。这类刻画符号在定远侯家寨遗址也有发现，表明它是一定地域范围氏族群落之间表达特定含义的记录符号。”

昨天，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这些刻画符号被学术届专家认为是中国汉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它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字的起源都有重要意义。”

双墩人造锯比鲁班早了四五千年

锯子传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鲁班发明的。但此次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却发现，早在7000年前双墩人就已经开始使用蚌锯锯割东西了。

阚教授告诉记者，他们发现的这个锯子，长约几公分，不仅有一排磨制齐整的锯齿，而且还有锯柄。整个锯子由宽大的蚌壳制作而成，不光造型别致，做工也非常考究。也就是说早在7000多年前的双墩人已经开始使用锯子了。阚教授说：“这样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造锯至少早了四五千年。”(钱颖、王素英)

汉字的起源

一、建立汉字起源假说的原则和依据

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是越远古越缓慢，人类经过漫长的蒙昧野蛮时期，逐渐进入了文明时代。现今史学界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而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文字的产生和应用。因此，我们从一般逻辑判断，一种文字总是在蒙昧通向文明的转折点上诞生，这应当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世界上文明的发生都在大河流域，因为，水源和动植物给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可能的生态条件。中国的文明在黄河流域诞生，它是独立发展的。汉字──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独立产生的，它和埃及圣书字、古代苏美尔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和克里特文字等，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汉字和这些古老的文字一样，都经过由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阶段；而它与其它古老文字不同的是，那些古文字在演变中有的停止使用而丧失了生命力，有的变成了拼音文字，有的甚至不可识读，被外来文字取代，唯有汉字，没有停顿地被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着日渐严密体系的表意文字。

既然汉字发展的历史没有中断，那么，我们沿着它踏出的足迹向上追溯它的起源，应当是可能的。但是，现存最早的汉字甲骨文产生在殷商时代，距今大约有三千四百年的历史。它已是一种有着比较严密体系的文字。小屯的殷墟文化，仅从它相当发达的冶炼技术和铜器、陶器、玉器上的艺术纹饰看，便可以确定它已是高度发达的文明。所以有人说，如果把殷墟文化看作中国文明的诞生，那就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有了白胡子。近年来，在西安市郊区长安县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刻在骨笄、兽牙和兽骨上的刻符，据说已经清理出单体文字十多个。这一文化遗址属龙山文化晚期。有人把这些刻符也称作甲骨文，而因此把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推前了一千多年。但是，从汉字学的角度看，殷墟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体制的专称，在没有证实长安刻符与殷墟文字的历史源渊关系时，我们不能把凡是刻在甲、骨上的符号都称作“甲骨文”，而把它和殷墟文字挂在一起。

我们完全可以推测，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恐怕不会处在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路口。汉字在进入甲骨文之前，必定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历程。但是，沿着甲骨文再向前追溯，可以证实汉字历史面貌的文物与文献还不够系统和充分，因此，对汉字的起源，只能以不连贯的历史证据和依照发展逻辑的推测为基础，建立科学的假说。

建立关于汉字起源的假说，首先应当弄清，原始汉字处于什么状态就算已经产生了。考古学家们认为，只要发现了一种有标示作用的符号，就可以确定为汉字起源的初阶。文字学家们认为，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原始的标记符号必须脱离了任意绘形、任意理解的阶段，产生了一批具有约定的意义、可以记录语言中的词──也就是有了固定读音──的单字，并且可以开始进行字料的积累的时候，才能算已经产生了。

要达到这个状态，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生产组织进一步严密，居住点与政治中心确立，继承法定，才使口语的局限变得日益突出，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文字才不得不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是文字发展本身的条件。文字正式产生以前，必须有一批可以书写、可以传递的图画或符号，可以用来演变为字符，有了这些可以称作“前文字现象”的材料为基础，才有创造文字的可能。

我们综合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的看法，在讨论汉字起源问题时，取一个时间上线与下线的幅度。这个幅度或许会有一两千年，但这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仍然是十分短暂的。汉字究竟何时起源？起源时的情况如何？我们是根据以下四种材料来进行推断的：（1）根据世界文字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推断；（2）参考对历史有折射反映的神话传说；（3）根据仅有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书面文献记载；（4）根据已经发掘出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

二、世界文字产生时的一般状况

人类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异地的交往扩大，异时的记忆量增多，口头语言的局限急待克服，这时，首先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的是具有记号性质的实物。结绳和契刻这两种记事方法几乎遍及各大陆。根据记载，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也都有用结绳记事的风俗。秘鲁的土人用数条不同颜色的绳，平列地系在一条主要的绳子上，根据所打结或环在哪条绳上、什么位置和结、环的数目，来记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的人口数。这表明，结绳确实是历史的遗存。至于刻契，主要用于战争和交换，在超越空间限制传递信息上，功能大于结绳，但记事的功能更弱，历史的普遍性也较差。

不过，以齿记数的作法，对文字的产生也会有启发，作为前文字的一种现象，也是可信的。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如基诺族，在四十多年之前还一直使用刻木记事的方法。但这些方式只能是对自身记忆或双方默契的提示，对毫无关系的两个人，不加有声语言的解释，便不具交流思想与交际的性质。有些实物经约定后可以作为固定意义的信号。例如，中国古代的虎符，必须契合才有传递命令的作用。《孟子》记载，依照周礼，召唤守苑囿的虞人要用皮冠，如用旌召唤，虞人可以不去。这些，都是原始人实物传递信息的方式在军事、政治上的残留。这种方法，也只能用于特定的场合，传达极为单一的意义。

一种可以用于较大范围又能传递较多信息的手段，必须使接受信息的人与发出信息的人想到的是同样的事物和内容。在人类文明的起点上，唯有写实性图画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写实性图画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它具有独立的说明性，而且，不同的图画所具有的区别性，可以使不同的信息得以区分。所以图画用于传递信息，是文字的源头。而用图画来传递信息，开始时有些近似绘画艺术的作用，靠的是它的直观性和形象性，绘形越细致，给予对方的信息量越大也越准确，越能沟通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

可以看出，它是用以传递信息的图画，并没有获得文字的资格。因为它是凭着完全写实的图形，使收信者从直观上理解写信者的意思的。经过信息传递的多次重复，使某一绘形与某一意义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形意关系带有了约定性，这才有了图画文字的性质。图画文字具有的形意关系，不是与语言对应的，而是超语言的。也就是说，这些符号可识而不可读。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单位，选择不同的词句去指称它的意义。例如，商代的铜器上，常常有一些图像，是作为征伐的标志的。只要看到这种众人聚在旗下的形象，就可知这一铜器与征伐有关。但它并没有与哪句话或哪个词固定地建立起关系。因此，它还属于文字画或图画文字的性质。

图画文字发展为早期象形文字，最主要的变化，在于它直接成为语言的符号，变得可识可读。另外，它的总体的直观性经过分析，变为一形即一词。这时，完全写实的绘形就演变为象征的或局部替代的，只要所绘与所指保持理据，能使人识别就可以了。北美印地安人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象征性图像。它已摆脱了写实，析为了单图，只是尚未与词对应，有意而无音。因此，它可以看作由图画文字向早期象形文字过渡的一种形态。

1、生命神话中有角的蛇；2、死亡头朝下的动物或人；3、幸福、成功龟；4、灵巧双翼代替两手的人；5、战争带箭的弓；6、和平插着羽毛的和解烟斗；7、讲和人吸和解烟斗；8、友谊联在一起的手；9、爱情联在一起的心；10、注意、听两耳边有波形线的头；11、危险两条蛇；12、保卫狗；13、祈祷举手朝向天及诸神。

在图画文字发展为象形文字的过程中，原始的花纹图案也是远古时代约定符号的来源之一。在花纹图案中，某些表义成分常常转化为图画字，然后又转化为表词字。在东欧草原地带发掘的公元前二十世纪末至前十世纪初期木椁文化的陶器，上面有许多象征性的花纹图案，例如圆圈象征太阳，波形线象征水，十字形象征四面八方……它们与以后产生的文字常常有渊源关系。

三、有关汉字起源的记载和传说

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汉字起源的文献记载，最早来自周秦的典籍，而且大都是传说，有的还带有神话色彩。但是，神话与传说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往往是某些历史现实的折射反映。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旧说，并不都是无稽之谈，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信传。尽管这些传说并非汉字起源历史面貌的详尽写实，但是，它们对推断汉字起源前后的状况和推断汉字起源的大体时间，都是很有价值的。

有关文字起源的传说，大体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前文字时期的传说，另一类是关于创造文字本身的传说。从这些传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原始汉字发生的因由，以及由原始汉字向成熟的文字体系过渡时的一些历史状况。在这些传说中，结绳说与仓颉造字说最值得我们注意。

汉字产生以前，中国曾有用实物记事的阶段。结绳和刻契是其中的重要手段。结绳记事的说法首见《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guài）。”《庄子.箧篇》也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留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根据这两个说法，上古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用结绳记事，神农氏是用结绳的最后时代。

至于结绳这种记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人们把结绳与文字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类创造结绳记事的方法与发明文字的想法是很一致的。一件事情要想保留在人的脑子里，只有在记忆所能达到的时间和准确度之内，才是可能的。但记忆的延续时间和可负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标志来提示它。人们在相互约定某一事情后，也需要有一种客观凭据以便长期遵行。

前者是记录某种思想内容，后者是记录某种交往内容，使这些内容超越时间的限制，这正是激发人类发明文字的动因。也就是说，到了结绳时代，文字产生的主观要求已经具备了。结绳的可区别性很低，只能用结大结小来标记大事小事，像秘鲁土人用不同颜色的绳并在一起，再加上颜色与结绳位置的区别，最多也只能传递十几种至几十种信息，所以，它的记录功能是很弱的。但是，它既有治事的作用，后来又用于约誓之事，能够“各执以相考”，因而也必然具有一种约定的内容。

原始社会的人群活动范围还不很大，对记事符号的交际功能要求不高，突破语言的时间限制比突破空间限制更迫切一些，结绳作为一种视觉的记事符号，在记事的数量和明确性上虽然极为寥寥，但它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从结绳到文字，虽然发展了几千年，但在性质上，距离已不很遥远。结绳说既有后代民俗作为确证，又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上分析出它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时间错乱的“八卦”说，虚玄的“河图洛书”说，是不可能与结绳说同日而语的。

在有关创造汉字的传说中，仓颉造字说，是一种有价值的传说。这种传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文献里。《吕氏春秋.君守》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荀子》、《韩非子》也有关于仓颉造字之说。到了秦汉时代，仓颉造字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淮南子.本经训》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

李斯统一文字时所用的课本，第一句就是“仓颉作书”，所以称作《仓颉篇》。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háng）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文心雕龙.练字》沿袭许慎的说法，才有了“文象立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的名句。对于仓颉造字说，过去的历史学家们着眼于考证仓颉是否实有其人，如果有，大约在哪个年代。由于确凿史料的缺乏，很难得出结论。而在我们看来，仓颉造字说的可取之处，主要在于它说出了汉字起源的一些道理，许多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首先，这种传说把结绳与仓颉造字衔接起来，认为在“庶业其繁”以后，结绳无法适应更多、更快地记录、传递信息的需要，人们必须探索新的方式，创造更多的相互区别的符号，来记录更多的信息。在“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时代，人们从鸟兽蹄迒（háng）之迹得到了“依类象形、分理别异”的启示，逐渐创造了文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其次，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也是有道理的。文字产生在国家形成过程中，首先是政事往来的需要。所以，汉字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应是与文字有密切关系的巫史。史与文字的关系，也可从汉字构形中得到证实：甲骨文“史”作“”，后来分化为“史、吏、事”三个字。《大盂鼎》的“　事”御事，卜辞称“　史”,是殷周治事之官。卜辞中“贞史”是“问事”，“史贞”是“事问”。正见“史、事”是一字。“史”字从“中”，“又”是手，以手执中正是史官的形象；“中”是簿书、典册。《礼记.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是讲　祀时烧柴，置玉帛于其上，同时也连文册一起烧掉。“中”是文册。《周礼.秋官.小司寇》:“岁终,则会群士计狱、毙、讼登中于天。”“登中于天”就是写在天府的登记册上，“中”即“册”。《周礼.春官.天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郑众注：“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所以，“史”是书写、收藏簿书的官，他们是直接并大量使用文字的人。

仓颉是史官，因集中使用原始文字，得以对群众自发产生的字符加以规整。《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对“壹”字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解释作“专一”，把《荀子》这句话理解成：“仓颉只是众多好书者中由于用心专一而最有成就的一个”。又有人以“壹”为“同一、统一”，认为《荀子》这句话应当理解为仓颉整理过文字。其实，《荀子.解蔽篇》所说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确的规律。“壹”与“两”相对，不受邪说的蒙蔽叫作“壹”。荀子认为，后稷之于稼，夔之于乐，舜之于义，和仓颉之于书一样，都是因为专门从事某方面的工作，从而掌握了正确的规律，才能独传。仓颉是一个因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了它的规律从而整理了文字的专家。在汉字从原始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他起了独特的作用。可以推断，这样的一个人，在汉字起源阶段的晚期，一定会存在的。

“仓颉”出现的时代，应在原始汉字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阶段，也就是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初期。说他在神农氏之后的黄帝时代，是因为黄帝代表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时代，至于具体的时间，是不足为据的。

四、有关汉字起源的考古资料

传说毕竟不是确凿的史料，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起源的状况，曾经那样模糊。近六十年来，现代考古的谜一个个从地下揭晓。关于汉字的起源，也有了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殷墟甲骨文产生在商代后期，约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这时的汉字已经是可以较好地纪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种汉字的实际面貌表明，它不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而且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整理规范。那么，在此之前的汉字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商代后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的被称作二里岗文化的商代文化，与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转的地面上，曾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考古学家认为是为练习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与殷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划符号，都是简单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后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于殷墟四百年左右。这三处的陶文，有的与汉字很相像。

近年来，对夏文化的探讨日渐热烈，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起码应该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却没有找到可以确证为文字的资料。河南偃师县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根据考古层位，是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二里岗文化所压住的。它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纪，属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在发掘的陶片上有的刻划记号，用意不清。这些几何式的直纹，应当都与文字有关。

尽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没有更多的关于汉字的考古资料，但不能说明那时没有文字。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得以保存文字，是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可以想见，在汉字有所积累的时期，它不可能不用来进行日常书写。那种临时性的交往或保留时间不必过长的书写物，是可能划在易于腐烂的兽皮、木片、树皮、树叶、草叶等东西上的。而这些书写物在数千年之后无法再现，就像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始社会的木船和草鞋一样，应当是十分正常的。

而且，隔开这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我们还可以窥到一些文字起源的信息。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和甲骨文与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虽然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颈部，而且一个陶尊一般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一件在颈部两侧刻两个，另一件在颈部、底部各刻一个，相互并不连贯，因此，意义无法探求。但说它们是原始文字，已有相当的理由。

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遗址，发掘出精美的彩陶，它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至前4500年。彩陶在中原地区到龙山文化时期便衰退了，但却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得到了发展。马家窑文化与半山马厂文化约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都有图案华丽的彩陶。彩陶上的花纹一般认为是装饰性的美术图案。近两年来，有人对庙底沟彩陶纹中的鱼形纹发生了兴趣，认为它是带有表意性的由鱼文化遗存的符号。甲骨、金文中有些字很像是由鱼纹演变来的一说，甲骨文、金文的“明”字，也是鱼头纹演变来的：旧石器时代人们以渔猎为生，而鱼对黄河、长江流域以及滨海原始居民的生活，更有特殊作用。新石器早期的鱼形纹与后来文字的关系，确有不容忽视的一面。

五、关于汉字起源时代的推测

由图画传递信息到产生图画文字，再由图画文字和花纹图案的表义成分转变为约定符号以至记词符号，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就是文字起源的过程。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古老文字的这个过程，大约始于新石器时代而止于有史时期的开始。从所获得的资料看，汉字的产生就其上下限而言，也正是在此时期内。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已出土的文物中，没有看到作为汉字前身的用图画传递的信息和图画文字，因此，汉字起源的上限难以从实际上确定下来。现在能够提出的根据，最远的只有公元前4000年左右属于仰韶文化的彩陶纹，以及时间与此相近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刻符。它们的时代，都在新石器时期的中期，可以暂时把这一时期作为汉字起源的上限。

从理论上说，汉字起源的上限也许比这还要早些，那要等发现新的考古证明时再向上推移了。至于汉字起源的下限，我们可以从小屯殷墟甲骨文往上推测。当图画文字与陶器花纹中的表意图案演变为记词字符，汉字由零散的、个别的字符逐渐积累，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再通过人为规范，成为一种文字体系。这一过程，如果跟记词字符产生的那段过程相比，应当是短一些。这不仅是因为，生产和政治的发展都越来越迅速，更因为起源阶段具有多元性由于部落不同，可能有多种原始文字存在、自发性、群众性的特点，而初期发展阶段却是在少数集中使用汉字的人手中，自觉进行的。小屯殷墟甲骨文已是能够完整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这个体系形成的开端应当在夏商之际。《尚书.多士》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的话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就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从古史文献也可以看出，夏代是中国第一个有完整世系流传下来的朝代。那么，汉字字符开始积累的年代，似可估计为夏初，也就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原始汉字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产生，到它发展成初步的文字体系，大约经历了近2600年。

从汉字探析原始巫术思维

摘要:巫术在远古时代是人们生活的核心，汉字是先民以概念的形式和理性的认识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分析和概括。本文旨在通过对“鬼、巫、修、姅”等相关汉字初形、语义场的分析，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以考察原始巫术的源头发生，追踪其流变历史，探析其形式背后的规律。我们认为，巫术的实质是一种错误联系，但“公众巫术”在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对巫术应进行辩证的认识。

一、引言: 汉字与巫术思维的关系
汉字形成为甲骨文的文字体系时,即以包罗万象的气势显示了先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广泛认识。从现在我们已经能识别的1000多个甲骨文字中可以看到先民已经以概念的和理性的认识对众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抽象分析和概括，而我们现在见到的甲骨文资料其内容多为卜辞。正如汪德迈所说:“与其说这些记文是为了人与之间的交流，毋宁说只是为了记载人类与精灵、与上苍的联系。[1](p93)”许慎则揭示了汉字的本质:“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2](p314)”许慎从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揭示了汉字的本质，即文字首先是记录“物象之本”的符号，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孳乳而浸多也”， 记录和传达人们的观念。
先民最初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认识是通过巫术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巫术在远古时代是人们生活的核心。当时人们理解自己周围世界的方法，与现代人有根本的不同，他们虔诚的相信巫术的“灵验”，热衷于通过巫术来祈福祀祥、趋吉避凶。在它们的精神世界里，几乎充满了巫术的意念及由此而激起的情感波动，弗雷泽对此有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尽管对较开化的人来说,这种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但对野蛮人来说，他想象不出这两者间有什么区别。在他看来，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超自然力支配的。也就是说，这种超自然力来自具有人性的神灵们，他们如他自己一样，凭一时冲动和个人一员意愿而行动；又像他自己一样极易因人们的乞求怜悯和表示希望与恐惧而感动。在一个被如此想象的世界里，未开化的人认为自己影响自然进程以谋取自身利益的这种力量是无限的。他以为通过祈求、许诺或威胁，就可以从神灵那里获得好的气候和丰盛的谷物。[3](p18)”

由于汉字是用来记录和传达人们的观念的，而在远古时代，巫术又是人们生活的核心，因此汉字和巫术从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林成滔所言:“汉民族的先民们，通过对事物的直觉意象，把自己对世界的体验用直观的汉字表现出来。同时，汉字在发生发展中又反促其创制使用者认知上的深化。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古汉字正是汉民族先民原初世界观和宗教观的载体。[4](p219)”何九盈则进一步指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巫史是文字的创造者，所创造的‘文字’原本就是‘图画’，那个时候的‘文字’是巫术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巫师与精灵世界、神话世界取得‘联系’的一种象征。[5](p288-289)”这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指出了文字源于巫史，巫史是文字的创造者，而文字是巫术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指明了文字与巫师和史的关系。在文字产生时期，巫师头人主要是当时酋邦或酋邦联盟的头领，如伏羲、黄帝、仓颉等人。弗雷泽说:“在早期社会，国王通常既是祭司又是巫师。确实，他经常被人们想象为精通某种法术，并以此获得权力。因此，为了理解王权及其神性的进化—在未开化的人们看来，是因为国王具有这种神性才授予他这种职位的—就必须对巫术原理有所了解，同时对于在各个时代和所有国家里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的古代迷信也应有一些概念。[3](p18)”在古代,祝、宗、史三者并存，史也是巫术精通者。
可见，汉字不仅能反映出汉民族先民的社会生活，而且可以通过汉字探求古代先民的巫术思维方式和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正如卡西尔所说:“巫术可以被说成是原始人必须通过的第一个学校。[6](p119)”还有人说:“文字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巫术的需要。无巫则无字，无字则无史。[7](p54)”就巫术的存在方式而言，在任何社会，只要人们的心理和科学不能充分把握机会和生存环境，巫术就仍会有市场。因此，我们根据中国汉字“取象构形”的理论，以相关汉字考察原始巫术，推原其源头发生，追踪其流变历史，探析其形式背后的规律性，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汉字“鬼、巫”与人鬼同源同体观念
在甲骨文中“鬼”字为“”，像人身而巨首之异物。“鬼”实取象人。《说文》称:“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这表明中国古人把鬼看作是人死最终的归宿，人鬼之间，是由人转化为鬼，鬼是人的延长。这种人鬼同体同源的观念，还可以从《说文》中关于“鬼”的“语义场”(语义场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即若干具有共同核心义素的词语构成的聚合体) 中得到体现:鬼，从人象鬼头。(《鬼部》)；鬼，头也，象形。《( 部》)；畏，恶也。从，虎省。鬼头而虎爪可畏也。(《 部》) ；禺，母候属，头似鬼。从从。(《 部》)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鬼”实取象于人，这个人的身份是巫师。《说文解字·巫部》:“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可见巫师的功能是一身二任，亦此亦彼的:其身份是神灵与人事的交流沟通者，在进行驱鬼逐怪的巫术仪式中，自身又需扮成怪异可怖之鬼，也就是所被驱赶之异物。
以上从“鬼、巫”等汉字初形揭示了鬼源于人，人鬼是同源同体的，也就是说鬼是由人转化而来的。在先民的观念中，是怎样将人鬼之间进行转化的呢？我们认为这源于先民对生与死的认识与我们有本质的不同。布留尔认为:“对我们来说，人要不是活的，就是死的，非死非活的人没有。但对原逻辑思维来说，人尽管死了，也是某种方式活着。死人与活人的生命互渗，同时又是死人群中的一员。[8](p298)”也就是说“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其密切的程度差不多就跟活人彼此的接触一样。当然,，在活人和死人之间是有界限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几乎分辨不出来。[8](p296)”正是由于原始人对生死的界限认识模糊，即死人既在死人的世界又在活人的世界中，这种具有矛盾性的认识反映在巫术形式中就是巫师具有一身二任，亦此亦彼，人鬼同体的特殊功能。
三、汉字“修”与古代的“洗礼”巫术
《说文·彡部》中称:“修，饰也。从彡攸声。”修字与“饰、攸”有关。段玉裁对“饰”字的解释为:“《巾部》曰:饰者，也。《又部》曰:者，饰也。二篆为转注。饰即令之拭字。拂拭之则发其光彩，故引申为文饰。《女部》曰:妆者,饰也。用饰引申之义。此云修饰也者，合本义引伸义而兼举之。不去其尘垢，不可谓之修；不加以缛采，不可谓之修。修之从彡者，洒之也，藻绘之也。引申为凡治之称。[9]”他认为“饰”即“拭”，具有去尘垢呈现其光彩的涵义。再看“攸”字，《说文·攴部》中说:“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攴秦刻石绎山文攸字如此。“修”字古文由侧身背立之人( ) 、从人背上冲刷之水(ミ)、手持木枝条击打之攴(攴)三部分合意而成一体。《说文·攴部》:“攴，小击也。从又、卜声。”可见“修”字包涵“水”的意象成分，“修”字构形有“洗涤清洁”之义。
《周礼·春官·女巫》:“女巫掌岁时祓除浴。”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意思是说古代三月在水边举行一种除污去不洁的仪式。这源于远古的一种民俗文化活动，每年三月上巳这一天到水边洗涤，以刷去污垢,，以象征身心的洁净、不祥的祓除。通过对“修”字的分析，我们认为“修”字实际取象于古代人“洗礼涤罪”的巫术形式。古人为什么会具有以水洗涤的方式驱邪祈福的观念呢?根据弗雷泽的巫术两大原则，他认为:“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作‘结出律’或‘触染律’。巫师根据第一原则即‘相似律’引伸出，他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从第二个原则出发，他断定，他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之一部分。[3](p19)”显然，洗涤巫术是运用了巫术的第一个原则即“相似律”原则。具体怎样运用的呢?弗雷泽进一步进行解释。他说:“依照顺势巫术的原则，无生物也和植物、物一样可以向四周散播幸福或灾害。根据它们固有的性质和巫师的技巧，按照具体情况去引来或堵塞可能是祸也可能是福的泉水。[3](p49)”弗雷泽所说的顺势巫术指的就是巫术的第一个原则即“相似律”，也就是说，由于水具有清涤的特点。于是先民就认为不洁之异物也可以通过水的清洗祛除掉，从而达到避邪趋吉的目的。
四、汉字“姅”与感应巫术
《说文》:“姅，妇人污见也。从女半声。汉律曰:见姅变，不得侍祠。”这里涉及“见”和“半”字，王筠认为“见”音“现”，如水忽伏忽现也。《说文·半部》:“半，物中分也。”《广韵》曰:“姅，伤孕也。伤孕者，怀子伤也。”《说文》“姅”下引《汉律》“见姅变不得侍祠”是说明妇女生育期间是有禁忌的。视女性生育为不洁，为之设立种种禁忌，各国皆然。在厦门，丈夫在自己妻子怀孕期间行动必须谨慎，“如果他走路振响了地板，则通过感应的途径，母腹中的胎儿的安宁和成长也将受到破坏。尤其可怕的是在墙上钉钉子，因为这可能把寓居在墙里的土地神钉住，而使婴儿生下来某一肢体瘫痪或者瘸腿，或者是个独眼龙。[8](p248)”可见，生育禁忌实际包含了种种感应巫术的特征。
禁忌是怎样产生的?先民们为什么把孕妇视为不洁。进而为之设立种种禁忌呢? 弗雷泽解释道:“我们观察到‘交感巫术’的体系不仅包含了积极的规则也包括了大量消极的规则，即禁忌。他告诉你的不只是应该做什么，也还有不能做什么。积极性规则是法术，而消极性规则是禁忌。[3](p31)”布留尔则认为禁忌的产生源于古人的神秘互渗观念，“有关新生儿与其父母之间关系的风俗，与有关孕妇的禁忌一样，包含了至少在最初包含了新生儿或者正在分娩的婴儿，与他的母亲或父亲或双亲之间的隐秘的互渗观念。[8](p252)”同时生育禁忌也体现了弗雷泽的巫术第二原则，“第二是物体一经接触，在中断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相互作用，又称‘接触律’。
从第二个原则出发，他能够提高一个物体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的一部分。[3](p19)”也就是说不论是“互渗律”还是“接触律”，都是为了说明在先民的巫术观念中,，父母与物的接触可将接触物的性质或特性转移到婴儿的身上，为了避免使婴儿具备不好的特性，生育禁忌便产生。
禁忌一旦产生，先民是深信不疑的，从而自觉的去遵守它。正如弗雷泽所说:“他以为，如果他按照一定方式行动。那么，根据那些规则之一将必然得到一定的结果。而如果某种特定行为的后果，对他将是不愉快的和危险的，他就自然要很小心地不要那样行动，以免承受这种后果。换言之，他不去做那类根据他对因果关系的错误理解，而错误地相信会带来灾害的事情。简言之，他使自己服从于禁忌。[3](p31)”无论是积极性的规则即法术，还是消极性的规则即禁忌，其实质都是一种错误联系。“我们称之为禁忌的那些消极性箴言，跟我们称之为巫术的积极性箴言一样，都是虚幻无用的。这两者纯粹是同一种具有巨大危害的谬误，或联想的错误概念的两个相对立的方面或两极。法术是这种谬误的正极，而禁忌则是其负极。[3](p32)”

五、结语
以上通过对“鬼、巫、修、姅”等汉字初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这些汉字有一个共性即都与原始巫术有关，这反映出巫术是先民生活的核心，同时也体现了原始人们对巫术的虔诚信仰，他们相信心灵感应，“关于心灵之间具有超距感应的现代说法不难得到野蛮人的相信。野蛮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对此深信不疑了，而且当他按照其信念行动时还具有某种逻辑的一贯性。就我所知，他的现代文明兄弟在其行动中对于这种信念还没有那么虔诚的表现。[3](p35)”而先民对巫术的信仰是包括巫师在内的信仰，他们对巫术的信仰是真实而坚定的，“巫师从不怀疑同样的起因总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也不怀疑在完成正常的巫术仪式，并伴之以适当的法术之后必将获得预期的效果，除非他的法术确实被另一位巫师更强有力
的法术所阻挠或打破。”[3] (p75)
其次，根据弗雷泽的巫术两大原则即“相似律”和“接触律”，我们认为原始巫术思想本身是落后生产力和
人类早期幼稚的产物。在原始巫术思维方式中，其思维特点是对客观对象只抓住某一方面相关的现象，往往是偶然联系，带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对事物非本质非规律性的把握，其实质是先民赋予种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以神秘性，通过举行敬神娱神的活动形式以期达到最大功利目的。也就是说巫术的逻辑思维都是建立在错误的联系基础上的“‘顺势巫术’所犯的错误是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接触巫术’所犯的错误是把互相接触过的东西看成为总是接触的。但是在实践中这两种巫术经常是合在一起进行。[3](p20)”弗雷泽进一步解释道:“它是在这样的概念上建立的:事物一旦互相接触过，它们之间将一直保留着某种联系，即使他们已相互远离。在这样一种交感关系中，无论针对其中一方做什么事，都必须会对另一方产生同样的后果。[3](p57)”可见，“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的实质都是一种错误联系，只是两种不同的错误联系而已。
最后，应对原始巫术进行客观、正确的评价和认识。一方面，巫术是一种伪科学，其实质是错误的联系和认识“巫术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它是一种伪科学，也是一种没有成效的技艺。[3](p19)”巫术同时带有欺骗性，“巫师所提出的每一个简单的宣告和主张只要是虚妄的，就必须进行有意无意的欺骗才可能维持。[3](p70)”另一方面，“交感巫术”包括积极巫术和消极巫术，消极巫术即禁忌，积极巫术即法术，如避祸祈福、防治病痛等。特别是当巫术是为了整个部落里的共同利益而施行时，这种巫术便因为其目的，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弗雷泽称之为“公众巫术”，他说:“当部落的福利被认为是有赖于这些巫术仪式的履行时，巫师就上升到一种更有影响和声望的地位，而且可能很容易地取得一个首领或国王的身分和权势。[3](p70)”对巫术的评价方面,弗雷泽颇为辩证:“就巫术公务职能曾是最能干的人们走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之一来说，为把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使人类具有较为开阔的世界观，从而进入较为广阔自由的生活，巫术确实作出了贡献，对于人类的裨益决非微不足道。当我们更进一步想到巫术还曾为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如果说巫术曾经做过许多坏事，那末，它也曾经是许多好事的根源；如果说它是谬误之子，那么它也是自由与真理之母。[3](p74)”可见，弗雷泽对原始巫术的评价是全面的、辩证的，而后世往往将原始巫术进一步神秘化和夸大化，从而盅惑了许多人的心理，对此应给予清醒的、理性的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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