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道玉的悲剧是生不逢时
——《刘道玉传》访谈录
野莽（《 刘道玉传 》作者）
张弘（《新京报》资深记者）
即便是受益者，也要秉笔直书
张弘：你是什么时候上的武大？和刘道玉的改革有什么关系？
野莽：1985年，我是一名合同制的专业作家。当时的文化部部长王蒙提出作家要学者化，正好刘道玉也在武大搞教育改革，就创造了一个作家插班生制，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插班生制其实是全校性的一项新制，不仅是中文系，其他系也招了一批有才华、有成就、有发展的年轻人，比方说经济系的杨向群，外文系的许金龙等，几乎人人都有传奇故事。翻译大江健三郎作品获得鲁迅翻译奖的许金龙本来是一个卡车司机，通过自学可以翻译日本作家的作品，在全国的译文大赛里获了奖，他拿着这篇作品去报名，经过考试日语水平又达到了大学三年级以上水平，就被录取插进了外文系。杨向群本身是武汉大学经济系的一名教师，他宁可不教书也要选择插班读书，经济系考取了9名插班生，他是班长。当时全国有两万多人报名，通过考试和资格论证，首届录取了92名，直接插入三年级，两年完成本科学历，获得学士学位。我的创作和考试的总成绩是全班第三，第一名因为成果做假后来被开除了，因此我应该是第二名。
张弘：是什么缘由使你决定要为他做传？
野莽：在刘道玉77岁的时候，我的一批在京同学包括刚才说的杨向群、许金龙，他们暗地里物色一位作家为他写一部传记，向他的80岁生日献礼是一个因素，更重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大家思来想去，觉得这部传记应该由我来写，原因可能觉得我是个性情中人，对功利的事想得少，刘道玉既非权贵，又非明星，相反还是一名被免职的大学校长，写这样的一部书别说想获奖获利，能不能够顺利出版都很难说。还有一个是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传记多为后人写前人，生人写逝者，如傅译本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可谓西书传记的榜样，以上三位传主是世界上最爱伟大的音乐家、雕塑家兼画家、小说家，他们已经离去久远，盖棺论定，作者与传主出生相距近四十年乃至四百年。而这部传记中的大学校长，在他的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因故没能推行之前，他还没有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甚至他在二十年前就惨遭主流的否决，直至今日还备受争议。而我们却是一对健在的师生，三个月前还重逢于北京，此生褒贬，身后毁誉，一切尚是未知。
但我并不以此为然，以《史记》为例，太史公就写了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他的本意是记史，后世读者记住的却是史中千百人物，上至尧皇舜帝，下至刺客游侠，也远非后来曾经有过的传记必写伟人之说。只要传奇，只要不凡，只要是自己心中的英雄，无论成败皆可立传。当时我手上正在写一部历史小说，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古国覆灭的故事，我的思路就横跨两千多年，一边写庸国和楚国的那场战争，一边读有关刘道玉的材料，在思想上做着充分的准备。这样，长篇历史小说一写完，几乎没有进行休整，立刻投入了传记的写作。
大概写到一万字左右，我的母亲意外去世，因为医疗上的过失，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前后有几个月我一个字都写不下去。这时校长已经78岁了，大家说这部书一定要是在他80大寿时出版，中国民间对大寿的说法是做九不做十，那就是明年79岁就要问世，我不敢再耽搁了，逼着自己把其他的事都忘掉，赶在2011年9月完成了初稿，大概是50万字吧，最初的名字叫《愤怒的雪》，写到1988年冬刘道玉被免职为止，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把武大一棵老樟树都压塌了，这是我初定的最后一章，以悲剧而结束全传。
9月23日我们在京同学小聚，听我汇报写作进展，得知我是这样结尾，大家说那怎么行，一片声地呐喊批评，理由是传主作为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他的生命尚在，他的战斗未止，传记要和传主同步，应该与时俱进地写到当下。我承认大家都说得对，于是回去再读资料，又续写了免职后的第四部分。这么一来，总数就差不多有了八十万字，一册变成上下两册。这期间有过一次要命的虚惊，全传基本写完之后，电脑突然打不开了，我被吓个半死，觉得这是天要灭我，我把它提到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科贸大厦，请我朋友的朋友，一个名叫周亮的年轻修理师进行修理。谢天谢地，周亮首先倒出电脑硬盘中的所有文件，修理好了再原样地倒进去。在倒来倒去中他知道里面有一部教育家的传记，肃然起敬，坚决不肯收我的一分钱，为了纪念这个事件，在后记里我把这个孩子写进去了。
张弘：你在《刘道玉传》中披露的信息比他本人的自传更多，更完整，也更传奇，这些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是否有一些让你感到不好处理的地方？
野莽：关于材料，我在此书的后记里也说过，除了他本人的15本著作，传记、随笔、理论，甚至包括化学方面的论著，还有武大插班生的集体回忆录，武汉大学校史，李达、曾昭抡等武大校长名师的生平记载，以及其他图书、杂志、网络上的大量文字，算起来可能有几百万字。此外，因为他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出版以后，我第一个写了评论文章《夜色下的凝思》发表在《中国图书商报》，接着在他主编的集体回忆录《创新改变命运》一书中我又是第一个写了纪念文章《我与我梦中的那一座仙山》，他把我的文章从网上发给我的同学们，让他们像我这样肆无忌惮地写，从此我们就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网上通信，无话则短，有话则长，此类信件不下一百多封。我发现这位老人其实是很时尚的，他上网，下载文章，发电子邮件，只是坚决地不开博客和微博，害怕匿名粉丝的打扰。他还会发手机短信，速度之快，一分钟内能够和我来上两个回合。春节时我们互寄贺卡，兴致所至还在卡上赋诗，这些都成了我的传记资源。
但是在处理有些问题上的确如你所说，比如说写到李达之死，这是我感到最痛苦和最难办的，刘道玉当时虽然已经是武汉大学的副教务长，但在文革运动初期他是左派，跟着王任重走的年轻人，批斗所谓的地主、叛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李达，他应该至少不是保护者吧，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但如果是事实的话又不能够回避，更不能歪曲和粉饰。我就钻进材料堆里反复地看，看到李达挨斗的时候刘道玉其实不在武大，而是被派到北大观察造反派聂元梓等人的动向，恰恰错开了李达的人生悲剧。当然，如果他在武大，是怎么样我还得写他怎么样。我是他的学生，但同时也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我应该放弃个人感情而用正确的眼光来回顾他的历史，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哪怕我的这种眼光和评价与他自己的情感追忆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我没有为尊者讳
张弘：传记大致可以分为史学性、史料性、文学性三种，你这本书有点偏向于文学性的传记，那么，你是如何处理事实叙述和文学性之间的关系的？
野莽：其实好的传记作品都是溶三者为一体的，用文学的手段记述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而不是用新闻甚至公文的语言进来写，枯燥乏味，读之生厌，那不是传记，传记本身就属于文学的范畴。《刘道玉传》在这些大的问题上是严谨的，也经过传主本人、当事者、出版社三审编辑、有关领导层层审读的，在此基础上我还做过多次修改，只是在细节的描写和氛围的营造上，可能比同类作品处理得要生动和细腻一些，至于在发生某件事情的时候某人某时到场，穿的是某件衣服，苛求这样的真实就没有意义，就很幼稚可笑了。尽管这样，网上还有人说，书中写刘道玉用五个本科生换一个易中天这个事是没有的，我说怎么会没有呢？刘道玉自己也写了，易中天自己也说了，还有谁比他们更是当事人呢？
回到传记文学性的问题，我在本书后记里说过一些话，我说同为传记，写法不一，纵然是以《约翰·克利思朵夫》名世的伟大小说家罗曼·罗兰，当他摇身一变为传记作者的时候，就几乎不肯给传主说一句话的机会，因为据说，传记若像小说一样描写对话，会严重影响人物和事件的真实。于是每到重要细节，传主欲发言时总是由作者跳将出来代为言之，偶或对话一次，也必须抄自本人的著作、书信、日记、创作谈，以及亲友知音的回忆文章，用句尾加注的方式将这些布满文学色彩的书面文字兑换成引号中的口语。这是大作家罗曼·罗兰狡猾的发明，然而应该承认，传中人物都是文如其言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改为被淹没在抽象符号中的科学先驱，这样的严谨是行不通的。本传的传主是化学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除了唯一的自述，余者多是不可换为口语的化学分析和教育理论。我不敢想像，一部长篇传记里面没有一句对话怎么能够得到大众读者的容忍。
因为巨人三传是傅雷的美译，我便再读同是傅译的另两部传记，又发现莫罗阿写的《服尔德传》打破了这个体例，莫罗阿写到服尔德的口吐鲜血，死期将至，有人提议要给他请来一个忏悔师，他却不肯在声明书上签字时说：“今天这样已经够了，不要把事情弄得严重。”这句话谁能证明是他说的？接着他又奇迹一般活了过来，一副老朽的骸骨穿着皮边丝绒外衣，拄着手杖，坐着绘有金星的蓝马车，到剧场去看他第六次上演的悲剧。学士迎到门口，路人喝叫闪开，卫兵搀扶下车并且拥护着他送进包厢，观众高呼万岁，全体演员每人将一支桂冠戴在他的塑像的头顶，无数女人要把他抱在怀里，服尔德说：“夫人们，你们叫我欢喜得要死了！”又有人喊：“成千成万的人对您喝彩啊！”他又回答：“要是我临刑的时候，也有成千成万的人来观看呢。”
同样，这句话谁能证明是他说的？这简直是小说，伟大的小说家罗曼·罗兰也不敢写的小说，莫罗阿却这样写了。而举我们祖国的《史记》为例，且不说《刺客列传》中荆轲临行前的情绪数变，仅《项羽本纪》一篇就可听到，这位西楚霸王年少时在会稽见秦皇对项梁说的“彼可取而代之”，鸿门宴对樊哙说的“壮士复能饮乎”，兵败垓下对乌江亭长说的“纵江东父兄怜我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那时候没有电子监控也没有访谈录音，司马迁跨着时代而且身被宫刑，极其不方便实地采访，句句话谁又能证明是他说的？便是狡猾而严谨的罗曼·罗兰，为了传记必须的文学性，也用了有人攻击的艺术夸张。在《贝多芬传》感人的结尾他这样写道：“他在大风雨中，大风雪中，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那一场大的风、雪、雨可能会是绝对的真实，然而那一声雷，那一口正好在雷声中咽下的气，是绝对真实的吗？他却不能继续虚构那一只手了，读者可查，那一只替贝多芬阖上眼睛的陌生的手的主人，是青年音乐家安塞姆·希顿勃兰纳，这只手是不可以虚构的。
张弘：作为学生，为过去的校长做传，对于一些他不愿提及的往事，你是否做到了秉笔直书？
野莽：我认为我做到了。无论传主是自己多么敬重的人，传记作者也应该有自己的历史观和是非观，这是必须的。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我对曾经出现在他的自传和纪念文章中的历史人物，比方说当时的中南局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北教育厅党委书记刘仰峤、武汉大学校长庄果、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纪辉等，在我的描写中就与作为下级的他有所不同。这些人与李达之死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是时代使然，政治使然，地位使然，但是在同一时代、政治和地位的人，因个人品质的不同就会有着不同的表现。我反感这样的人，利用这部书我把自己的观点都写进去了。一边写我一边想，我的敬爱的校长看了可能会大吃一惊，会不满意和不高兴的，但是我一定要这么写。当然，我更希望他最后会因为我的正直而高兴。
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在他的自传中曾经有过，不过他不会写得像我这么理性而充满反思。最惊险的是武汉地区两派红卫兵在毛泽东横渡长江的纪念日里那一场渡江之争，三钢三新和革造司组织淹死了十多个战友，就说百万雄师是杀人凶手，说从北京回来的刘道玉是百万雄师的黑高参，要把他抓来为战友报仇，刘道玉深夜迂回逃命，在汉阳一家工厂的亲戚家里躲了起来。其实他当时并非百万雄师的人，无非是因为对江青派到武汉支左的戚本禹有看法，被造反派认为是保皇派进行攻击。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是把他作为一个在瞬息万变的极左时代不能自握命运的悲剧人物，刚刚还是红人，转眼就是黑帮，这种定位就比仅仅是一个受迫害的走资派要丰富、深刻、耐人寻味得多。
张弘：他看到你写这类史事的时候跟你说过他的看法吗？
野莽：在写这部传记的时候，我们在网上总共通过一百多封邮件，有时一封信简直就是一篇随笔，此外还有短信和电话。他对写作和出版这部书心理是矛盾的，支持我是因为我能够替他说一些话，主要是关于教育改革的思想，犹豫是担心自己再次被卷入是非的中心，影响他晚年的生活和写作。心情最复杂的可能是对四卷中的第一卷，这一卷中我以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作为缩影，把新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写到了，包括他在这些运动中的态度和行为。有一次他动员我不要急着出这本书了，他是我敬重的校长，意见表达得很客气，但是我懂，我自然是很礼貌的服从于他，做好了放到多年以后再出或者永远不出的准备，我是这么想的，反正同学们安排我做的事我做了，我本来就没考虑过写完以后会是一什么下场，只要自己无愧就行。许金龙早就对我说了，他说不管怎么写你都要准备挨骂，写得草率同学骂你，写得圆滑读者骂你，写得尖锐当局骂你，写得太好不仅校长的对立面骂你，校长本人也要亲自骂你。而且写了能不能够出版，能不能够及时地出版和完整地出版都是一个摆在现实面前的问题。我说但是如果不写我会自己骂我自己，即便不能问世藏之名山我也认命。后来是他的另外几个学生，包括杨向群和许金龙在内的策划者从中努力说服，他才收回自己的主张，说著作权是作者的，他尊重作者。
作为旁观者的审视
张弘：对比一下刘道玉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和你的《刘道玉传》，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你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哪里？
野莽：《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是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社长周百义是他的学生，我的同学，中文系首届作家插班生，同样是他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这本书出版以后曾经引起过争议，后来经过修订，又出了一个增补本叫《拓荒与呐喊》，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比前者多了5万字。从作家的专业角度讲，这5万字如果有机地融入前30万字在结构上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我们不能这样要求一位近80高龄的教育家和化学家。两部书中讲述的一些事件，看得出他是作为个人的重要经历，回忆时仍然没有褪尽当时的观念和情感，如毛泽东视察革命溶炉武大，武大文革前所谓的教育革命自编教材，等等，同样的事件在我的传记中就站在了批判的立场，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区别吧。
在刘道玉留学苏联之前，苏联和在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出于政治的需要，他本来去苏联是在世界三大化学家之一的克鲁扬茨院士的研究院里攻读副博士学位，但是他却受命驻苏大使馆公开进行反修活动，成为不受苏联当局欢迎的人，被驱逐回国后成了一名中国的反修战士，完全背离了化学初衷。对于那段历史，我们的思考也是不一样的。
弘弘：对照你的观点和他的自述，在你看来，他有哪些局限？
野莽：这些局限其实是他那一代党的干部的局限，虽然是大学校长，是教育家，但在中国当代的政治体系下他仍然是一名党的干部，无非是比起那些心有所谋或政治工具式的同道来，他属于党内的开明者，当时对于社会体制的认识还不能达到今天的水平。所以被免职后他一直是埋怨的，为什么不让我搞教育改革？为什么要免我的职？他有岳飞式的愤怒，屈原式的牢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怎么就不能理解他教育改革人一片良苦用心呢？他只认为，我说是当时啊，当时的刘道玉只是这样认为，他认为这是教育部长何东昌的保守，是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的压制，却没想到他们的背后是铜墙铁壁的社会体制，任何人当教育部长和省委书记他都会是这个结局，不可能让他把武汉大学变成美国的大学。你委屈，人家还委屈呢，人家信任你重用你让你当大学校长，你却不按人家的规矩来当，不免你免谁？
若说局限，青年鲁迅不也是这样的思维吗，他的“寄意寒心荃不察”同样只是责备不具慧眼的人。所以我说，刘道玉的悲剧就是生不逢时，同时也不逢地，历史和国情让他成不了陶行知，成不了蔡元培，就更别说英国的罗素，虽然他曾一度领全国大学之先把把政治辅导员制给取消了，但他仍然也成不了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的浙大校长竺可桢。不过，当我近期读了他的很多文化随笔，我发现七十岁以后的他思想已经没有了当时的那些局限，七十而从心所欲，他的心灵好像彻底地解放了。
张弘：你的传中写到他三辞高官，共青团总书记、武汉市市长、教育部部长候选人，但他如果能当教育部长，那他能做的事不是可以多一些吗？
野莽：也不好讲，他要是当了教育部长问题也许更大。他当武大校长，把武汉大学作为他的试验田，他当教育部长，就会把全国所有的大学都作为他的普及田，你想想，一块试验田都不许他自由耕种，还能让他自由耕种所有的田吗？一块田种坏了还有得补，所有的田种坏了就完了！所以一旦发现了他有自由种田的动机，就不会放手给他这个条件了，即便他真的当了，大学校长能免，教育部长就不能免？
武大的一批精英都是受益者
张弘：从你本人的经历来说，你本身就是一个武大高教改革的受益者。
野莽：网上有一个名叫博哥微尘的人，听说是一名武汉的大学教师，攻击刘道玉同时也攻击我，质问我说你上大学以前就已经是作家了，如果刘道玉不搞改革，你不上武汉大学，难道你就不能成为人才吗？我说你提这个问题是没有道理的，第一我至今也没认为我已成了人才，第二如果我不上武大，不到北京，还一直在原来的文联或作协从事专业写作，不重新分配到一个外地的外文杂志作为外行担任编辑以至多年，可能会因为有时间、有生活、有条件而写得更多，取得的所谓的成果更大，但是我不能因此而否认并且后悔当时的选择，就像不感激姓周的保姆，说是她不带我姓李的保姆也会带我，也不感激姓肖的老师，说是他不教我姓张的老师也会教我。有人发明出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来解放自己，就可以永远不感激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就可以永远处于一切都是该当如此的轻松和幸福之中了！
张弘：你在书中写到了武大的一批精英，你怎么看待刘道玉的人才观？
野莽：有人说这部传记不同于其他传记的地方，是它不仅是刘道玉全传，也是武汉大学略传，武大精英列传，是三传合一的一部大传。刘道玉爱才的故事是书中一个重要内容，比如杨小凯是一个劳改释放犯，刘道玉不但把他调进武大，而且又把他放到美国，这在当时要冒政治的风险。调杨小凯进来校党委多人反对，放杨小凯出去反对的人更多，刘道玉就密授杨小凯一条锦囊妙计，让他请普林斯顿大学华人经济学家邹致庄教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总理写一封信，总理批了他就可以不通过校委会再讨论，杨小凯依计而行，结果总理办公室主任李德代表总理的批示一到武大，刘道玉立刻就把杨小凯放走了。
他认为真正的爱才，就是让人才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哪怕这个地方最终不是武大。去年11月工22日我回武大母校应邀做过一次演讲，也讲到刘道玉的人才观，我说堪称中国当代教育家的刘道玉对于人才的爱不是为己，而是为人才自身，不是为一校、一地、一国，而是为一世界，他常以龚自珍的诗句“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自励，在愿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基础上他不仅能做到不拘一格招人才，还能做到不拘一格放人才，后一种爱是以爱才著称的曹操做不到的，以用人为终极目的的历代帝王也做不到的，但是他能做到。渴求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爱惜人才，这只是伯乐九方皋们的第一境界，放骏马于水肥草美的佳域，让自己渴求、发现、培养和爱惜的人才养膘磨蹄，脱缰纵驰，放眼四野，目极八荒，这才是真正爱马惜才的刘道玉。
张弘：应该说，刘道玉的改革确实让一批人受益。
野莽：去年冬天参加刘道玉八十大寿庆典，我是第一个上台讲话的，我说我今天是三个代表，一个是代表我们全班献上《刘道玉传》，一个是代表我们全家献上祝他长寿的葫芦诗，一个是代表我们1983级全体插班生献上翻译家许金龙托付我的他请莫言送给刘道玉的诗匾：“先生声名重，改革举大旗。敢为天下先，甘做护春泥。桃李遍九州，文章焕万世。八十正当年，百岁众人期。”台下为之哗然，不知道莫言和刘道玉有什么关系。我撇开莫言和许金龙和大江健三郎的关系不讲，却讲了中国作协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开办的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就是受刘道玉创造的插班生制直接影响的新生事物，当时莫言和余华、迟子建、刘毅然、叶文福等一批同学都是通过资格论证和文化考试，不拘一格地成为研究生的，此前他们的身份五花八门，有的是中学生，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县文化馆干部，有的是大学老师，和刘道玉一年前的做法一模一样。武大首创插班生和作家班制度以后，学习、模仿、奋起追随者有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数所之多，迟子建就是先进西北大学，紧接着又进鲁迅主学院的，可以说她一人插了两次班，沾了两个光。莫言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大专生，写莫言印象的同班同学刘毅然是他的老师，写《莫言论》的张志中也是他的老师。鲁迅文学院为什么要和北师大合办呢？因为鲁迅文学院不是武汉大学，没有认证和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的条件，所以必须得到一所著名大学的帮助才能成立，如果当时选择了开风气之先的武汉大学合办，这一批人就是武大的作家插班生了。
说个笑话，莫言获得诺奖以后，文坛、报社、网络、电视台，以及民间一些好事者趁机宣扬作家不上大学论，说莫言只是小学文化，让一些读了大学而没获奖的作家情何以堪。其实莫言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都读了，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他应该是高学历，高学位，只不过都是插班。1988年我和莫言在十里堡鲁院第一次见面说要翻译他的《红高梁》，他和余华同住的一间宿舍里墙上贴的都是英文单词，受到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的影响，恰恰是在他读军艺和鲁院的这一时期。这虽然是题外话，但说明王蒙的作家要学者化，刘道玉的作家要上大学深造，都不是没道理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作家固然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作家自然更多。至于一些小聪小明，无思无想，只会察颜观色，跟风随势的作家，在我们这个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坛也能获奖获誉，这其中的因素文学少于商学或者索性叫生意学，此事不在我们今天的访谈范围之内。
刘道玉的改革得罪了一些人
张弘：你在书中揭示，大学内部也是山头林立，刘道玉的改革道路并不平坦。在大部分的叫好声之外，是否有人反对？
野莽：刘道玉在武汉大学推行教育改革的时候自然得罪了一些人，外有教育部，湖北省委，内有本校的保守势力，嫉妒者，失去利益的人，特别是在校委领导班子中一些成员。在很多问题上他们意见是相左的，包括他对劳改释放犯杨小凯的调用和放行，对易中天的赏识和提拔，对彭富春、赵林、王小村等另类学生的免予处分和留校任教，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以至于斗争。武汉大学的保守势力是他上台之前就存在的，追溯起来源头还在解放之初，1926年徐懋庸被鲁迅骂出上海，投奔延安，解放后担任了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架空无党派人士物理学家的校委会主任邬保良，独握大权，在武汉大学以极左政治残害旧中国遗留下的一批学术泰斗，文化精英，逼得他们含冤离去以至投江自杀。此前的武大校长是周鲠生，国际著名法学家，蒋介石的法学顾问，再前的是王世杰、王星拱，都是卓有建树的著名教育家。新中国真正的第一任武大校长李达的到来，才结束徐懋庸在珞珈山上的一统天下，但是他在武大留下的左根并没有清除，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风吹即生，星火必燃，成为48岁的年轻校长刘道玉上台以后致力改革道路上的巨大阻力。
但是校内的支持者还是占主要的，这些人里有不满足于旧的死气沉沉的教育方式的大学生，有才华出众并有广阔前景的青年教师。后者在他下野之后都陆续地孔雀东南飞了，如易中天等，当时要留在武大会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无论是因他在职而如鱼得水，还是因他免职而心灰意冷，怀念怀刘道玉，怀念刘道玉教育时代的人毕竟不是少数，从1988年到2012年，刘道玉下台已经二十四年，如今的他两袖清风，无权无势，当年的学生们还从美国，从欧洲，从北京，从广州，从各地赶回武汉为他拜寿。一个大学校长、教育部长，或者其他的高官权贵，在任之时或许也会得到一些人的孝敬，但原因一定是诸多方面的，像他这样纯粹是因为尊重和感激的不会太多。
张弘：刘道玉被免职以后，实际上还有机会出来任职，但是他没有，为什么？
野莽：主要是他清高，骄傲，认死理，不低头。他被免职之后，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让下属给他打电话，请他过去谈话，他不去，说要谈你过来谈。教委主任李铁映也请他到北京谈话，这一次夫人催他去了，李铁映给他三个选择让他回去想一想，一是到另一所大学去担任校长，二是到国外去当教育参赞，三是来京在一个准备成立的教育机构任职。与此同时，厦门大学、海南大学、暨门大学等国内五所大学都请他去担任校长，还有国外的一所大学可以竞聘前往。刘道玉一处都没有去，他的学生田安接他到九宫山上散心，他在李自成丧生处写诗一首明志：“九宫山上一塞翁，心旷神怡沐清风，平生自想无官乐，潜心著述了初衷。”他要向“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学习，向“不如著书黄叶村”的曹雪芹学习，不管是自嘲还是无奈，是清醒还是顿悟，总之他的态度非常坚决，不在同一个婆婆家里再做第二个媳妇了，体制不改媳妇是不好当的，虽然给米可以做炊，但是每天做规定好的饭没意思。
立功受挫才立言
张弘：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东西预先没有想到，写作的过程中有了出乎意外的惊喜？
野莽：有，好几个意外。第一，武汉大学的历史如此悠久，如此传奇，我在武大读书的时候有的不知其然，有的不知其所以然。比方说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的校址被迫迁到四川歌乐山，被称为国耻的当年日军占领珞珈山栽种的樱花早已死绝，现在的是周恩来以大熊猫和田中角荣交换的大樱花；毛泽东视察武大的时候学校师生手持棍棒站岗放哨，树林里都潜伏着人；徐懋庸、李达、庄果、纪辉等新中国历任武大领导的生死浮沉，世界知名的数学家李国平教授用刀切苹果的方式为工农兵大学生讲初中数学，这些真实的历史比虚构的小说还要精彩。
第二，此前我只知道刘道玉是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教改事迹，七十年代他为恢复高考作出的贡献我并不知道。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作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是会议的组织者和记录人，武汉大学入会代表查全性教授按照他的建议作出的发言，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由此重新启用，五十七万大军一齐杀奔1977年的冬天的考场，创下1978年春、秋二季两届新生相继入学的历史奇观。十年浩劫，铺天盖地的传单、标语、大字报已经耗空了可印考卷的白纸，邓小平下令调用囤积印刷《毛泽东选集》的纸张以满足需要，在那两届幸运的大学生的名字中，我看到今天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企业，以及各行各业的无数风云人物。
第三，就是那么多因刘道玉而被我关注到的武大精英……
记者：在刘道玉的个人性格方面，是否也有类似的发现？
野莽：也有。这部书写到最后，我忽然发现了一件刘道玉自己都没想到的事，这部传记的第一章叫《民国插班生》，写的是他小时候因为学习好由私塾插班到公立学校的三年级，然后又冒充二哥考取中学，又是跳级，又是假冒，不但都成功了，而且成绩仍然最好。这是否就成了他生命中的插班生情结，也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里的潜意识呢？所以他当了大学校长以后就极力推行插班生制，他以己度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只要是人才，减少两年学制也能赶上，反之，多读十年也是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