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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培云赵新那
摘自：《书屋》二〇一一年第五期
http://www.housebook.com.cn/201105/06.htm
编者按：本文选自“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之《黄培云口述自传》第四章“杂忆赵家”。黄培云（1917—），中南大学教授，我国粉末冶金学科的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新那，中南大学教授，黄培云先生的夫人，赵元任先生次女。
“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已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教育出版社分公司陆续出版。
一、岳父赵元任与岳母杨步伟
1982年2月24日，岳父赵元任因心脏病在美国剑桥去世，享年九十岁。他去世后，赵新那多年来一直在对父亲的遗稿进行整理，协助商务印书馆《赵元任全集》的出版工作。
1992年是岳父诞辰一百周年,新那和我在1990年底就商量编写一本《赵元任年谱》，作为晚辈对他老人家的缅怀和纪念。开始打算组织赵家四姐妹都参加编写，但由于各种原因，凑在一起研究编写比较困难。最后大家的意见是要新那和我把编写年谱的事情担负起来，于是工作就这么开始了，事实上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新那姐妹们大力的支持和帮助。这本年谱资料来源比较丰富，岳父从十四岁开始记日记，接近七十六年没有间断。这些日记新那四妹赵小中都复印给我们了，还有岳父写的《早年自传》、《口述传记》等书都是参考资料。最初的打算是在一两年内就把年谱编好，赶在1992年出版，但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才认识到任务的艰巨性，从1990年底我们开始收集和整理材料，进行编写，一直到1998年出版，前后竟花了八年之久。
赵元任先生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博学多才，精通数学、物理，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语言学蜚声于世。从1920年执教清华至196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后又返聘三年，前后从事教育事业接近半个世纪，培育出很多学生，如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等。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一个书香、官宦之家，著名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作者赵翼（乾隆进士）是他的六世祖。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三岁时从家中长辈学说“不完全”的北京话，五岁时祖父即教他《大学》等儒家经典。他从姑妈和表弟那里学会常熟话，又从保姆那里学会了保定话。六岁进私塾，从先生那里学会用常州方言诵读经典。九岁时回到家乡常州青果巷，十二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十三岁移居苏州大姨妈家，学会苏州话。
当他十五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约三百名学生中，只有三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许多人认为他是天才，但我后来接触后觉得，他是真下工夫。据说，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他从小就喜欢学别人说话，并善于辨别出各地方言和语音的特点。
这段家史说明，赵元任幼年就经过多种方言的训练，开始掌握了学习语言的本领。1910年，他十八岁时，由江苏南京高等学校预科考入清华留美班，在录取的七十名官费生中，他总分名列第二（胡适名列五十五）。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数学、物理，后入哈佛攻哲学，继而又研究语言学。
1914年，赵元任与中国留学生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等创办《科学》，1915年创建中国科学社。
1920年赵元任回到祖国，在清华学校任教。当时适逢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梁启超、张东荪等进步党人拟请赵元任担任翻译，就向清华金邦正校长接洽“借用”事宜。由于学术界名流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秦景阳等都出面推动此事，而罗素的讲学涉及高等数学、逻辑学、哲学，他人很难胜任翻译工作，校长只得同意。这样，他陪同罗素辗转各地，讲学一年左右。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获得很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在清华期间，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
他的父亲赵衡年中过举人，善吹笛。母亲冯莱荪善诗词及昆曲，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民族文化及音乐熏陶。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读书后，因成绩优异，深得美籍英语教师嘉化（Garver）的喜爱。嘉化常邀赵元任去他家中作客。嘉化夫人善于弹钢琴和唱歌，赵元任跟嘉化夫人学唱过《可爱的家庭》、《离别歌》等歌曲，这是他接受西方音乐之始。1921年赵元任夫妇到了美国，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
1924年5月至1925年5月，赵元任夫妇携两个女儿到欧洲考察进修，访问、参观、听课、参加学术活动。跟英国、法国、德国的语言学大师讨论语言学理论，听他们的课，还曾在巴黎大学注册听课。他在那个阶段与高本汉交流很多。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学校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1928年，他作为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至1939年，教学于夏威夷大学，在那里开设过中国音乐课程。1938至1941年，教学于耶鲁大学。之后五年，又回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也以语言学家在世界闻名。194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先后获得美国三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
岳父赵元任非常具有改革和创新精神，不仅体现在语言研究和音乐创作上，在婚丧大事上也是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摆脱封建习俗。而在这方面，他与岳母杨步伟特别投合。
岳母杨步伟女士出身皖南望族。在考入南京旅宁学堂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竟大胆地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步伟这个名字，就是她的同学、好友看她抱负不凡为她而取的。
说到他们的婚礼，那也是他们俩蓄意向世俗的一场挑战。按照常理，当时凭他俩家庭关系、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婚礼本应办得挺排场和体面。但他们打破旧的婚姻制度，别出心裁地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当天下午，他把好友胡适和杨步伟在医院工作时的同事朱徵请到家中，由杨步伟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宴请两位证婚人。然后赵元任从抽屉里取出结婚证书，新郎新娘先签名，接着两位证婚人也签名，为了合法化，还贴了四角钱印花税，就这样完成了简单而浪漫的婚礼。当这消息传出后，第二天报纸上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为大标题，宣扬了一番。当赵元任问罗素这种没有仪式的结婚仪式是否太保守时，罗素回答：“这够激进了！”
二、中国人活动中心
1938年8月底，赵元任先生与夫人带着四个女儿抵达夏威夷。他们原准备只住一年，没有想到竟在美国侨居了四十余年，其中先后在夏威夷大学一年，耶鲁大学两年，哈佛大学五年。1946年我和新那回国，临别前，岳父岳母嘱咐说：“我们明年就回来，等我们。”那时，加州大学校长写信给岳父邀请他去加大任教，被岳父婉言谢绝。岳父一直与“中央研究院”语言组保持联系，准备回国继续主持语言组的工作。
后来我们听说他1947年离开剑桥之前，书籍都装了木箱，只将常用的少量书籍留在手头，准备暑期语言学讲习班结束即回国。正在那个时候，岳父收到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朱家骅部长电报，要他回国接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朱家骅找中国驻美大使，也找了岳母，希望多方帮助劝说岳父接受校长行政职务。岳父一向不喜欢也怕担任行政职务。因此岳父岳母商定，暂时不回国，避开这事，决定接受加州大学的聘请暂时去加州。岳父给朱家骅回电：“干不了。谢谢！”
岳父母在回国途中“路过”加州，谁知竟路过了三十余年，成了他们一生居住最长的地方。
1941年至1946年，岳父到哈佛大学任教。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对日本宣战，与中国结成抗日联盟。
由于战争，远东书的来源被切断，美国学生对汉英字典的需求又很迫切，于是哈佛燕京学社决定修订C.F.Fenn的袖珍小字典和R.H.Mathews的汉英字典的美国版，并将两项任务都委派给岳父。为准备远东战争，哈佛大学举办暑期粤语速成班，又接受了美国陆军委托举办的语言速成班教美国大兵，委派岳父主持中文班。虽然工作负担很重，但他紧张愉快地全担负起来了，他不仅对这些工作有兴趣，更多地想到这也是为了抗日出一份力。
在哈佛大学的几年，岳父一家经常参加中华赈济联合会的各种活动。岳父多次应邀做有关中国文化及中国音乐的报告，岳母受托时常举办中式午餐会，有时来就餐的多达百人。岳母热情很高，不怕辛苦，亲自出马做饭菜，午餐收入拿来赈灾。新那四姐妹经常参加出售中国工艺品和贺年片等活动，甚至利用球赛季节，在体育场附近公开募捐，将收入用于赈灾。
岳父一家侨居美国后，数十年来，他们的家一直是留美学生的“接待站”。周培源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大家觉得到了赵家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
在那些年里，赵家住在哪里，哪里就形成一个中国人活动中心，给许多人留下美好的回忆。战争年代，回国的交通非常困难，剑桥行人街二十七号成了聚会中心。在异国他乡，老朋友们坐在一起有好多话要交谈，胡适、周鲠生、蒋梦麟、张彭春、金岳霖和陶孟和都是常客，还有费孝通、赵忠尧、钱学森等都曾来过。外国朋友如英国生化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到哈佛大学讲演也来过赵家拜访，并特别来吃赵夫人做的中国早点。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的维纳教授也都与岳父岳母来往密切。远离家乡在国外求学的许多中国留学生把赵家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在赵家感到家庭的温暖，少不了吃一顿赵夫人的家乡饭菜。岳母做菜很有名气，她写了几本食谱，在美国比较畅销，其中有一本是胡适和赛珍珠作序的。赛珍珠说我岳母的食谱写得这么好，这么受欢迎，在美国很有影响，应该给她诺贝尔奖。我觉得她的序言评价得太高了，多有溢美之词。
三、志同道合 喜结良缘
新那1923年5月14日出生在美国，岳父为她取名“新那”，意为“新的支那”，以寄托自己内心希望中国强盛的愿望。后来，岳父的老朋友丁绪宝一直叫新那为“新中国”。刚满一岁，新那就被岳父岳母于欧洲访学时带到法国，与姐姐如兰一起被寄养在巴黎远郊，所以新那开口说话，最早说的是法语。两岁时新那随父母回到国内，在清华园里度过四年童年时光，随后又随父母到中研院，1932年，清华向中研院“借人”，请岳父接替梅贻琦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主任，新那又随父母到美国，两年后回国，直至１938年再度赴美。少年的她也亲历了国难当头的苦痛之感。
我与新那是在美国清华同学会聚会的时候认识的。
在赵家开清华同学会，通常很热闹。几十个人在那吃饭，饭后这个表演唱歌那个表演跳舞。尽管那时用很多纸餐具，但要盛汤什么的，少不了瓷器，盘子和碗一大堆。吃完饭总得让人清理，我就自告奋勇到厨房去洗碗。新那那时候也到厨房来帮忙，我说用不着了，已经差不多了。我和新那就通过清华同学会开会、洗碗，这样认识的。新那记得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别把碗砸啦！”
二战的时候，哈佛大学受国家的委托，办了日文班、中文班，教美国大兵。日文班由一位教授负责，中文班由岳父负责，叫ASTP，即“美国陆军特殊训练班”。二战的时候，中国和美国、苏联等是盟国，联合打法西斯，这样办了这期学习班。岳父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找会说普通话的中国留学生做辅导，自然也包括我。
特种兵训练很多，有一部分准备去德国打仗的就要学德语，准备去日本的就要学日语，准备打台湾的就要学中文。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说我们这是参加特务训练，是很大的罪名，后来才弄清楚，特种兵是这样的特种兵。为这件给特种兵教中文的事情，我和新那，还有一大批人，都吃了很多苦头。我们在“文革”中间都被审查，作为“重大历史问题”审查。
他们说新那是特务，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被完全解放还比较迟，说我态度不好。我说你去查，你把证据找出来。他们说我态度不好，老不“解放”我。
新那（回忆）：培云是最后解放的，那时候给我们挂牌子批斗，剃半边头，都经历过。我们现在能这样，还挺不错的。抄我们的家，找美国国旗，我们家是有美国的旗子，但不是国旗，是两面校旗，一面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面哈佛的，是我们毕业学校的校旗。
我十八岁认识培云，二十二岁结婚。因为来美国前在中国见到战争中人民的悲惨情景，我没有情绪出去应酬，基本不出去，对花天酒地的生活很反感，对那些献殷勤的人没一点好感。那时候，很多人对我母亲说，你们家二小姐真骄傲。我和培云结婚的时候，人们很惊讶，怎么忽然就结婚了。我和培云两个，就是志同道合。
我父亲很早就把培云看成家里人了，他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那些标本都是我给他磨的，在麻省理工学院，培云教我怎么样把样品放在机器里，怎么样磨光。Ｘ光是培云自己照的，我做样品。后来博士论文要自己打字，我父亲帮他打。培云博士论文交上去的稿子就是我父亲打的。我父亲不讲究辈分，非常平易近人，但是大事很固执。
1944年12月17日，胡适先生生日，赵家为他祝寿，岳父在日记里记载了有四十三位客人出席生日午餐，就在那次聚会上，岳父母向客人们宣布新那与我订婚。
1945年7月，新那和我结婚。这是赵家第一次嫁女儿，岳父亲手办理婚事，他给我们拍摄结婚通知书用的照片，用中文书写结婚通知书，送到一个雕版印刷公司制版印刷。通知书上注明“为省物资以促胜利千祈勿赠礼物为幸”。7月21日，发出约三百份结婚通知书给亲友，岳父开车送我们到剑桥市政厅。市政府秘书Frederick HBurke主持婚礼，岳父是证婚人之一。中午备便餐招待亲友十余人，午餐之后，岳父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开始一周的新婚旅行。
当年的10月3日，新那的姐姐如兰与卞学鐄结婚。卞学鐄本来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美国对日本宣战后他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10月请假结婚。新那和我回家帮忙，他们的婚礼在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家里举行，新那给姐姐做了大红色金边旗袍当婚礼服。他们的结婚通知书，也是岳父包办的。
四、周总理接见与邓小平接见
关于岳父赵元任1973年回国探亲访问，要特别强调一件和背景有关的事情：那个时候海峡两岸严重对立，当时有一批知识分子到大陆来访问，有的从美国到大陆来，也有的从台湾回到大陆。针对这种情况，台湾“中研院”就做出一个决定，凡是到大陆来的“中研院”院士，取消院士资格。而赵元任是“中研院”的院士，所以1973年他回国的时候，是顶着这个压力回来的。
新那母亲对周总理说，他们准备回国的消息是公开的，那时候“中研院”院长是钱思亮，赵元任对钱思亮说他要到大陆去探亲，钱思亮拿他没有办法。
新那：那时候在海外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解放后没有回国来过。1972年最早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一道回国探亲，带队的是任之恭、林家翘。任之恭是物理学家，林家翘是数学物理学家，他们那批人在1972年回国来，在当时还是影响挺大的一件事。
我父亲当时因为心脏病发作，没有随这个团回来，他到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才回来的。我听母亲说，在他们准备启程回国的前一天，钱思亮请他们吃饭，我父亲就告诉钱思亮说明天要离开美国从香港中转回大陆探亲，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肯定去的。钱思亮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曾经订下过取消“院士”资格的规定，实际上呢并没有取消。1979年，他还是请那些到过大陆的人去开会。
1973年4月岳父岳母是专门回来探亲的，带着外孙女昭波，就是赵如兰的女儿；外孙女婿迈克，是一个美国人；还有一个是赵景晖，远房侄女。一行五人回国。新那和我1946年回国，新那二十七年和父母没有见面，这次是美国分别后第一次见面。
5月13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总理特别忙，当时好像是晚上刚接见完菲律宾到中国来的大使，接着接见赵元任一家。
新那：我记得周总理接见是5月13日晚上，晚上8点到12点，等到接见完了已到了5月14日，正是我的五十岁生日。我们说周总理工作太忙了，他说经常如此。快12点了，谈到金陵刻经处的工作，金陵刻经处是我母亲的祖父创办的。周总理交代去请赵朴初来，一会儿他就来了。第一次见到赵朴初还是在那里见到的。周总理和他交代金陵刻经处怎么整理、安排，周总理说赵元任夫妇要到南京去看看。
当时在座的有很多岳父的老朋友，周总理把他们找来一块坐，竺可桢、吴有训、黎锦熙、丁西林等，请客的主人是周总理、郭沫若。
新那：父亲平时话不多，那一次却抢着说话。总理跟父亲谈到了文字改革，谈到了《通字方案》，还说我父亲在清华教书的时候，他曾经想到清华去听我父亲讲课，后来我父亲被借调去给罗素做翻译，周总理就没有去清华了，要不然那时候就可能见到了。跟母亲谈到她的祖父杨文会（字仁山）创立的南京金陵刻经处的修复工作，还谈到了计划生育。母亲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医，1922年译了一本《女生须知》的书，提出了节育的主张。父母亲非常钦佩周总理渊博的知识和对情况的熟悉。会见中间，总理吃了一次药，母亲很不安，几次要总理休息，可是总理几次说，再谈谈，再谈谈。会见中，总理还请大家吃了一顿别有风味的夜点——粽子、春卷、小烧饼、绿豆糕，一个个都做得小巧玲 珑、样式别致，适合老人食用，连馄饨都是用一只漂亮的小碗盛着。父母亲吃到了地道的中国点心，心里非常高兴，可是总理还遗憾地说，忘记关照厨师熬北京的粥请大家喝了。会见的气氛极为自然、随便，以后，父亲总是用“亲切”两个字来概括那次难忘的会见。
那天接见以后就安排一行人到南京、上海，还回到岳父老家常州，他们第一次看到南京长江大桥。
1981年5月，岳父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邀请，第二次回国。他是怀着思念故乡和亲人的心情回来的。同来的有新那四妹小中，新那大姐如兰陪着大姐夫卞学鐄回来讲学，也一起到达北京。
岳母那一年的3月1日刚去世，他们共同生活将近六十年，岳父虽然口里不说，但我们知道，他心里是很难过的，非常寂寞。岳父1973年回国时，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见到了很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但这次回国时，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已去世了。从这一点上说，岳父的内心是沉重的、悲伤的。但是，回国后短短的四个星期，岳父回到了常州老家，到了南京、上海，见到许多亲戚朋友，受到邓小平、胡乔木的热情接见，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的头衔，见到了语言学界、音乐学界的同行、专家。我们全家三代都聚集到北京来陪岳父，四代同堂，这一切都使岳父感到很愉快。
新那：这次回国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年中最高兴的事情。5月22日上午，他在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副校长张光斗的陪同下，重游清华园。一行人来到老南院（今照渊院）一号，父亲当年在清华任教时住过的一幢灰色的砖房，父亲第一个快步走上台阶，推开了栅栏走进去，上去敲门。不巧，主人不在家，进不去。我们就跟父亲一块儿在门前照了一张相。父亲回到了清华园，还总想再看一看故居。六月四日上午，父亲和我们一家人，没有惊动学校，又一次“秘密”地回到清华。这一次南院一号主人在家，给我们开了门，热情地领我们进到屋里。父亲在五十多年前的“家”里转来转去。还去看工字厅、大礼堂。他对清华园的一草一木、一亭一阁都很留恋。
5月24日，父亲到了南京，跟1973年回国一样，又一次来到过去工作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办公地点，他又一次一间挨一间地看房子，最后还坐在自己过去办公的地点照了相。我想，他是在回想过去的语言实验室呢。为了找到江南高等学堂，接待单位做了不少调查，访问了不少人，虽然学堂房子早已不存在，父亲还是非常高兴地在门帘桥旧址留了一个影。父亲还去了金陵刻经处。这几年来，金陵刻经处修复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进展，当汽车驶过南京逸仙桥小学时，我们姐妹几个跟着父亲一块儿唱起他为这所学校谱写的校歌“中山路，逸仙桥，平坦坦的大道……”
父亲在北京、上海见到了语言学界、音乐界的许多同行、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都举行了热情洋溢的座谈和文艺演出。父亲几次为大家演唱《卖布谣》、《扬子江上撑船歌》和《教我如何不想他》、《清华校歌》，博得了热烈的掌声。看得出来，父亲和同行们在一起，心情格外愉快。他还多次表示，自己是个落伍的语言学家、落伍的音乐学家。父亲这样说，并不仅仅是出于谦虚，而是反映了他朴素的信念：“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6月10日，北京大学在临湖轩举行隆重仪式，授予父亲名誉教授的头衔。教育部长蒋南翔，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梅益，社科院外事局局长王光美，北大校长张龙翔、党委书记韩天石，语言所吕叔湘、李荣，父亲的老朋友周培源、王力等都出席祝贺。那一天，他特别高兴，即席背诵了他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书里的一首歌。仪式结束后，中文系的几名学生拿着父亲写的《语言问题》一书围上来请父亲题字，签名。父亲年事已高，写字时手有些发颤，但还是欣然为同学们签字。
（今悉：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国家一级教授，中南大学学术顾问，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国际著名的材料科学及冶金学家、教育家黄培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2月6日10时10分在长沙逝世，享年9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