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昨晚上网到很晚才睡，看了2009年1期《鹤苑》文学季刊发表的著名作家朱万春写的一篇文章《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七个人》。很感动......著名作家朱万春在文中翔实地记下了他由一名农村青年.普通一兵.到迅速成长为当红青年诗人以及著名作家的漫长人生经历。写了在他人生成长过程中这“至关重要的七个人”给予他的培养.支持和无私的帮助。是这七个人成就了他“成名”.“成家”。字里行间饱含着朱万春对栽培他成长的这七个人的感恩之心。全篇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洋溢着作者的淳朴和热情，也充满了对往事的追忆与思念。也体现了作家不懈的追求与努力奋斗的过程中的“坚”与“韧”之品格。以及他知恩图报的为人。然而，在拜读的过程中，我除了崇拜作家博大精深的旷世才华和他厚重的写作功力外，更让我感动和吸引我的还是作家那颗善良的感恩之心，那充满人间温暖的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文字处处引起我深深地共鸣，令我不胜感慨，掩卷长思。不禁思潮起伏......
提起朱万春，这个人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虽和他只照过一次面，但是在一瞬间我却记住了他。因为他和我有一定的关联，他是我在白城师范学校读书时我的班主任恩师管一老师的爱人。那是在1975年朱万春老师从部队回来探亲时住在白城师范学校，那时，同学们都在议论我们的管老师嫁给了一位年轻的军官，而且还是个青年诗人和作家。我也感到很好奇。总想一睹青年军官的风采为快。
有一天学校礼堂放电影，大家都去看电影，我也跟着去凑热闹，结果去晚了，礼堂的大门关上了，可是大门底下的门板却破了个大洞，很多人都从底下钻了进去。那次记得我也放下了“娇小姐”的架子，暂且低下了“高贵的头”，也随大家伙从破门洞里钻了进去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当时记得看了一会儿，我觉得无趣，就又钻了一把“门洞”，独自走在回宿舍的校园小径上......正走着走着，身后传来了脚步声，扭头一看，这时从我身边走过一个中等个年龄大约二十五.六岁的英俊白皙的年轻军官，（从军装上四个兜的标志来看证明他的身份是年轻的军官）只见他大大的眼睛清澈明亮，昂着头，走路身板溜直。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年轻军官走路时英俊潇洒的标准军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猜想这一定是我们管老师的爱人了。因为那时学校二十几岁的人当中都是清一色的学生，没有穿军装的，朱万春那时二十五.六岁，和我们的年龄相仿，管老师和他当时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诗人和大名鼎鼎的作家朱万春。也只是匆匆一瞥，朱万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那次几秒钟的一瞥，我记住了他年轻时的模样，当时真为管老师高兴，心想：“我们老师的眼光真不错耶！找了个年轻帅气的军官。”
其实要论起来，在这之前，我已经和朱万春在书上见过面了，我入学的第二年，那时正值1975年，十年动乱还未完全结束，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书很少，尤其是文学方面的书籍更是少得可怜。好一点的在文革中都被视为“大毒草”之类的都被毁掉了。人们都求知若渴，都希望能有更多的好书看。恰巧，白城师范的图书馆这时对学生开放了。于是我每晚都到图书馆去看书。那时我就爱看《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等刊物，有一天，我正看着《解放军文艺》，突然，一首优美的小诗《家乡的小河》跳入我的眼帘，诗写得真好！思想细腻，意境优美，语言含蓄，创意新颖，全篇抒发着作者妙曼的情怀，军人的刚烈果敢.柔肠侠骨及对家乡浓厚的情感都融入了诗的河流中仿佛在胸中汩汩流淌着......啊！太美了，我兴奋得不得了，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急忙掏出随身带的课堂笔记“刷刷刷”地把这首诗连同作者“解放军某部朱万春”的名字都抄录了下来，那晚我简直如获至宝回到了宿舍。在当时我还不知朱万春就是管老师的爱人。只觉得这首诗写得太好.太浪漫了，简直可以用美妙绝伦来形容它好了。我得好好学习学习啦。因为那时我学的是文科。
有一天，正在上自习课，管老师到班里来巡视......我做完了作业，正巧拿出那天抄的《家乡的小河》独自欣赏着，也不知什么时候管老师站在我身后我都没觉察到。“孟丽华，你看什么看得那么专注啊！”接着，管老师伸过手拿过我的课堂笔记看起来......这时，不知为什么，我看到管老师脸上起着急剧地变化，先是惊愕，瞪大了双眼，随之面露少女般的羞涩脸上登时起了红晕，再接着嘴角上泛起了腼腆和略带自豪的笑容。那年我十九岁，思想特单纯，其实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虎妞”。我不知管老师为什么突然间表情会变得这么复杂，我只是愣愣地，傻呵呵地看着管老师看完了朱万春那首诗又面含微笑地递给了我，转身又欢快地离开了教室......瞧着一向文静儒雅的学者气质的管老师突然间怎么变成了活力四射的可爱少女？我完全搞懵了。事后我拿着写着那首诗的本子问班级一个年龄大的女同学才知道，原来管老师寒假时刚刚做了朱万春的新娘，那个同学问我：“你知道你抄的这首诗的作者朱万春是谁吗？”那个同学看我一脸茫然的摇着头。接着又说：“他就是咱管老师的爱人，当红的青年诗人和著名作家朱万春啊！我的小傻瓜......”说完，那个同学又亲昵地用手指头点了点我的额头。哈哈地笑着出门去了。啊！我当时整个人就傻掉了。啊！老师——军官，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那时消息闭塞，可下国家现在重视知识了，我就整天知道死读书。恨不得一下子把那个“缺”给补回来。呵呵！傻得真可以。但记得当时我也很高兴。我这首诗没白抄啊！至少让我在书中先认识了老师的爱人——著名作家朱万春了。用现今“药匣子”——范伟的话讲这就是“缘分”啊！其实，放寒假的时候，我就隐隐约约知道管老师要去北京结婚了。那次，管老师从北京回来给我们上第一节政治课时，一下课，年龄大一点的胆子大的女同学就跑到老师讲台前扒开管老师的外罩的后襟，看老师里面穿的红绸棉袄，还说朝管老师要糖之类的奇奇怪怪的话来着......年轻的管老师只是腼腆地笑了笑，面露少女般的羞涩，接着就对着那几个围着她的女同学不知悄悄地说了几句什么，可能是答应给他们喜糖吃吧！然后，拿起教案带着红扑扑的脸蛋匆匆地离开了教室。那几个女同学都喜滋滋地回到了座位上，我那时不敢造次，也没敢乱打听。但自从那次在校园见到老师的爱人后，我对朱万春和管老师更是崇拜有加。
管老师那时教我们政治和哲学课。她是个治学严谨，认真执教的好教授，不仅课讲得一丝不苟，张弛有度。而且一手板书写得绝好！就是特有“范儿”。用我们师范文科二班同学们的话讲，那叫有男子汉般的铮铮铁骨，用我师范同班同学朱春祥（我们都是管老师的学生，后来朱春祥成为了我的爱人，）的话讲：“管老师的字，有底蕴，有雄风，那叫铁爪鹰钩......”此话说的是管老师的字笔力遒劲，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意。提到朱万春我和祥子（祥子即朱春祥）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那么年轻就当上了诗人，著名作家，简直也太了不得了！那时，师范的同学们也都众口交赞：真是才子配才女，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尤其是1976年我们毕业后不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月九日逝世了。全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人们用各种方式来纪念着毛主席，寄托着哀思。那时我和祥子还没确立恋爱关系，只是书信往来比较频繁了。清楚地记得祥子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到最近他和我班同学安全去看管老师了，祥子在信中还兴奋地告诉我，说他见到管老师的爱人朱万春了，并告诉我朱万春现在正着手写《毛主席纪念堂》组诗呢，准备出一本诗集。信中他又讲了朱万春怎样平易近人，和他们促膝谈心，一点也没有大作家、大诗人的架子等等......当前天我看到朱万春老师写他如何创作.出版《毛主席纪念堂》这本诗集的全过程，当我看到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万春《毛主席纪念堂》这部诗集是全国唯一一部专写毛主席纪念堂的诗集时。和祥子三十几年前信中说的情况完全相吻合。可惜祥子他不在了。看着看着，我的泪已经下来了......回忆往事，记忆犹新。当年我们这一批青年学生可都是管一老师和朱万春老师的忠实崇拜者啊！
说起来很有意思，这真是“缘分啊！”第三次见到朱万春是2013年5月23日我作为市作协会员，受白城市作协主席《绿野》编辑部主编.著名青年作家丁利之邀，我参加了今年文联和作协举办的瀚海文坛著名作家主要作品图片展示会。在那里，我看到了朱万春老师的大照片和他的主要作品介绍，他的照片摆在展示会显赫的位置。当时我很激动。脑中油然闪过毛主席的一句诗“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时朱万春老师还在外地没能到会。）一晃三十八年过去了，照片中的朱万春已不是当年那个英姿勃勃的帅气十足的年轻军官了，他已经变成了温和，慈祥的脸上刻有岁月印痕的老作家了。深邃的目光中更多的是充满了淡定和丰富的内涵。而当年那个崇拜他和管老师的“小傻瓜”般的青年学生“我”也快进入花甲之年。啊！岁月真的是不饶人啊！
在这次参观过程中，我还看到了朱万春胞弟著名诗人，作家兼白城市文联党组书记朱万和的照片和他的主要作品和图片展示。真是朱家一门出才子啊！我好感慨！也好生羡慕！这一家人堪称得上真正的“书香门第”他家多出作家，诗人，学者，教授啊！与此同时做为桃李满天下“一代宗师”——管老师的学生我也特骄傲，虽说我老师的名字是“管一”不“管二”，（“管一不管二”是我们初上师范时管老师在自我介绍时自我调侃的一句话，我姓管，名一，是第一的一，他们都管我叫“管一不管二”。一入师范，一接近管老师，管老师自我解嘲般地自我介绍，就拉进了我们师生的距离，我们师生之间相处特亲切，特自然。）可是，在此，我却收获颇丰，借恩师的光，我在拥有管老师的同时，又认识了管老师的两位亲人——才高八斗，名扬四海的两位著名诗人.作家朱万春和朱万和老师。这是我三生有幸。真乃天赐吾师也！虎妞“会拼尽余生之力，努力地当好他（她）们的学生。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在此，
谨祝我敬爱的老师节日快乐！
附：著名作家朱万春在2009年1期《鹤苑》上发表的原文：
2009年12月03日
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七个人
朱万春
人活到一定年龄，总要回头看看。在我即将花甲之年的前夕，我感到是时候了。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我遇到无数人，且不说养育我的生身父母，也不说相濡以沫的妻子、儿子，就是同学、战友、朋友、同事、领导无计其数。当我用笔尖挑起记忆的经纬，这些熟悉的面孔便在我面前闪现。他们一次次和我攀谈，我一次次穿过时空和他们拥抱。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甚至能感到他们灼热的人气和体温。多少岁月像车尾黄尘飘逝而过，我们高唱着一曲关于人生的歌。是的，我们曾打拼过、苦斗过、激动过、兴奋过、得意过，同时也惆怅过、抑郁过、悲哀过、沮丧过、惋惜过。我们曾在人生的长河里翻江倒海推波逐浪，风口浪尖手把红旗旗不湿。岁绵绵、路漫漫，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不能忘记的是，有多少朋友真心帮助过我，有多少领导无私提携过我，有的人甚至素不相识，当了无名伯乐。这里记述的是，其中7人对我的呵护和帮助，使我人生产生重大拐点。
之一：公社武装部长
41年前。1968年10月。那年，我18岁。
那时全国正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吼雷鸣，方兴未艾，正在读高中的我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回乡务农。一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花季少男被时代的鞭子赶回农村，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回乡后，在生产队劳动了一段时间，被公社抽去写材料，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稿。后来，由于我会写美术字，粗通绘画，被大队抽去搞“红化”，建大批判专栏。那时，我给每户的窗户镜子上用红漆喷上葵花图案烘托的毛主席像，又在生产队西山墙上开辟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栏，配上多幅漫画。我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乡亲们的认可，不少年轻姑娘的眼神告诉我，她们在追求我，并托人向我求爱。可那时我有我的想法，我不能年纪轻轻就找对象，一辈子展不开双翼窝在老家。但时代变故，任谁都无法预料何时恢复高考，更别说一个18岁农村青年。多少个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夜晚，我盼望天亮，憧憬着美好未来。
秋风来了，庄稼黄了，大约在11月份，接兵部队来了。那一年，是广州空军地勤。当时，我敏感的认识到，当兵是我唯一出路，只有当兵才能改变现状。于是我积极报名应征入伍，体检过了，政审出了问题，我有一姑姑成分是地主，社会关系不好。尽管大队干部一再保荐，还是被拿了下来。当时，我的心情低落到极点，差点干出极端的事情。看到其他同学穿上绿军装走了，我偷偷哭了多少回。送行那天，我碰上公社武装部长赵刚(化名)，他说：“不要灰心，明年再说。”
就这样1968年过去了，1969年来了。这一年，我在生产队干了整整一年活，尽管体质比较孱弱，活计不算地道，但农村的活儿基本干遍了。今天回想起这段经历无比珍贵，使我受益终生。寒暑易节，一晃69年冬季征兵又开始了。这一次是铁道兵北京地铁部队，我又积极报名。这时，有人劝我，珍宝岛战斗硝烟刚刚散尽，国际形势很复杂，说不定赶上战争。好男儿志在远方，我不信那一套，义无反顾，誓死参军。武装部长赵刚看我决心很大，拍着胸脯向接兵部队保荐：“小伙子是块好料，到部队肯定有发展。我以公社党委的名义保证，他社会关系没有问题。他爸爸是土改老干部，老共产党员，确实属于根红苗壮。”接兵部队面试了我，看了我写的材料和美术字破例接受了我。这件事儿，现在听起来很荒唐，可那个年代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我哭着、笑着、蹦着、跳着，不知道怎么感谢赵部长，要不是赵部长仗义执言，说不定我就被埋没在那个动乱荒漠，而无声无息。可见时代喜怒无常，损毁一个人，成全一个人是那样随心所欲，轻而易举，有谁会为你惋惜？即便惋惜又有什用呐？那时虽然政治疯狂但世道风正拒绝送礼，我给赵部长深深鞠了一躬。赵部长反复叮嘱我：“到部队好好干，好好干，为老家争光。”后来，赵部长到北京出差，顺便看我们，特意点名找我。那天，我们大家凑份子请赵部长吃了一顿饭，赵部长由于胃不好一口酒没喝，以水代酒。现在想起那一天的情景，岁月茫茫，遥不可及，可真情却触手可得。后来，听说赵部长患胃癌病逝，我的心疼痛不已。只恨天各一方路途遥远，不能为赵部长坟头添一捧土。
之二：团宣传股长
1969年12月15日，我们穿上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离开老家乘卡车到达扶余县城，在县委党校住了一宿，第二天步行到前郭乘闷罐专列。经过3天3夜的旅途，到达了首都北京。这时，班长才告诉我们，我们即将服役的部队是铁道兵部队，任务是在北京修建地下铁道。接下来，在北京钢铁学院便展开了紧张的新兵训练。
新兵连班长是老兵，副班长是新兵，我被任命为副班长。可以说，在被“文革”毁掉的这一代人里，我的文化素质无疑是出类拔萃的。新兵连不久，我又被连队抽去写材料，总结新训政治工作经验。材料写成后，指导员很满意。不久，元旦到了。我们班长问我会不会写黑板报，我说：“会。”那天，我在一块4米长的黑板上写上9个仿宋字：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字写得遒劲有力，清丽脱俗。我的仿宋字水平可达到专业水平，在家时就写过单位牌匾和会议会标，不管内行人还是外行人看后都叫好。板报展出后，引来很多人观赏，连长指导员啧啧称赞，说：“不错，不错。”
新训结束以后，我没被分到汽车连，却被分到机械连。当时，分兵的原则是，好兵到汽车连，次之到机械连，剩下的全部分到施工连队。我没被分到汽车连的原因是因为我扔了半个馒头，被新兵团一个参谋发现，反映到连里。说我艰苦奋斗思想树得不牢，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班里还专门开会帮助我。我记得一个兵说：“班副扔馒头，就是对贫下中农的背叛。”我知道这个兵初中文化，口才较好，有些妒忌我。其实，那时我有点神经性呕吐，早晨吃饭恶心。那天，我拿起一个馒头吃了一半怎么也吃不进去，再加上咸菜里有蒜（我不吃蒜，不好向炊事班提出来）就把余下一半扔在泔水桶里，正好被路过的参谋发现，酿成此祸。那时，我们这些新兵蛋子都以开汽车为荣，我也不能免俗，没开上汽车遗憾了很长时间，现在看起来实乃万幸。
下到连队后，我被分到推土机班，开上了移山80推土机。在老兵传帮带下，我很快掌握了操作技术。不瞒大家说，我虽然扔下30多年，现在仍是一个好推土机手，如果失业，靠这一手仍可以谋生。后来，连里为了使用我方便，又把我调到勤杂班当统计员。忽然，有一天，团宣传股股长吴铁（化名）给指导员打电话打听我的情况。因为他听说报到他那里的那个新训政治工作材料是我写的，并听说我在当兵前就在我省《红色社员报》上发过一篇稿子。到处网罗人才的吴股长知道后很高兴，如获至宝。那时正好报道组缺编一人，他决意把我调去。指导员是陕西人，是吴股长老乡，说：“你问那个材料，是他写的。”吴股长问：“这个兵表现怎样？”指导员说：“很好。”指导员忽然醒过腔来：“你该不是看中了他，想调他。告诉你，坚决不放。”吴股长说：“你小子等着吧。”那个年代突出政治，这个材料那个材料非常多，指导员手下要有这么个人，他不放我是真心的。然而，一个指导员是拗不过上级机关的，1972年5月我被调到团宣传股报道组。
团报道组由5个兵组成，由一个新闻干事负责管理。调到报道组的兵都是好兵，手笔相应，如果表现好、会写稿基本都可以提干。吴股长把我调到报道组，实际上是为我的前程打开一条明亮的通道。同时，调到团报道组后，也打开了我全新的视野。在吴股长（当时他兼任新闻干事）的指导下，我拼命的写稿，在上稿很难的情况下，我在《铁道兵》报上刊发了8篇稿子，为团报道组见报数量做了一定贡献。
这里，我必须提到另外一个人——王秀国（真名），他原是白城师范学校的学生，是“文革”时风云一时的造反派司令。他虽然长我4岁，当兵后我们成了战友。那时，他在组织股，我在宣传股，宿舍一墙之隔，再加上单身贵族，有事没事总在一起泡。王秀国才华横溢，文学造诣很深，对古诗新诗都很有研究。他写了一首诗《道钉》，在《铁道兵》报上发表了，对我影响很大。于是，我也学着写诗。诗虽然写了不少，但未发表，但看出功力和底蕴。72年兵种铁道兵领导机关重视文学创作，要求所属各师成立文学创作组，师部宣传科有关人员在所辖各团四处招兵买马。开始，把王秀国物色上了，王秀国不愿意干。王秀国仕途条件很好，那时即将提干，不愿意另辟蹊径再走别路，文学做个业余爱好足矣。后来，师里让他推荐一个人，他索性把我推荐上了。于是，72年11月份我离开了团部宣传股报道组，调到师部宣传科创作组。
之三：师部宣传科长
在一个暖洋洋的冬日，宣传股电影组那辆半新的东风牌摩托车把我送到师部。调到师部进大机关看似好事，其实蕴藏着很大风险。我在团里已初步打开局面，又有吴股长照应，个人发展形势看好。调到师里以后，一切将从头开始，搞创作能出成果吗？创作挑战人的综合素质，政治、经济、文化、文学、感情、悟性一样都不能少，如果出不了成果，就意味着退伍复原。如果是现在，我断然是不会去的。可那时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刀山火海也敢上。从老家出来，我就想凭自己能力才华开拓一份属于自己的军旅人生，退伍复原是我不敢想的。我强烈意识到：眼前已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把一切艰难险阻踩在脚下。
创作组5个人，其实4个人，其中一个人压根儿就没敢来。创作组由一个文化干事负责，挤在宣传科一间房子里。由于人多屋小，不久我搬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干事是65年兵，河北保定人，那个69年兵是江西赣州人，那个70年兵是四川綦县人，我们几个在一块倒挺好，就是那个干事和那个江西老兵每天下棋，不干正事。我和那个四川兵每天埋头写作。那个四川兵以散文为主，我以诗歌为主。文学创作要为政治服务，当时全国正在大规模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我写了一些配合批林批孔的诗，寄到《解放军文艺》，没成想1973年第6期《解放军文艺》一次发了我3首诗，同时，在《铁道兵》报上发了个外一首，在铁道兵文化部主办的文学刊物《志在四方》上发了一个外一首。这下一举打破了我师文学创作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实现了 零突破，在师政治部引起轰动。师政治部姜主任非常关注此事，满意地点点头。宣传科长彭湃（化名）在全科干部大会上表扬了我。紧接着又有一件事儿使彭科长对我刮目相看。那一年，正好是毛主席为北京地下铁道“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错误失败，要随时注意改正。”题词发表十周年，《解放军报》记者白天氛（真名）要在我师组织一篇长篇通讯，配合宣传。师里临时组成一个以彭科长为首的写作组，我也是成员之一，还有报道组的几个人。说实话，彭科长是写机关文牍出身，不擅写新闻，特别不擅写文字活泼的通讯。活儿分下来之后，我负责写第二部分。其它部分由报道组几位同志分写。完稿后交到白记者那里，没成想只有我写那部分通过了，其他部分均未通过。弄得彭科长非常没面子，险些发了脾气。第二稿怎么写？彭科长让我出路子，让报道组那几个同志执笔。写出来还是不行。彭科长说干脆都让我自己写，我说这样不好。彭科长说：我让你写你就写，少啰嗦。于是我接了下来。稿子完成后，白记者基本肯定。最后由白记者通稿润色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整版发表，题目是《十年精心绘新图》。通讯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不久，《解放军文艺》还约我和铁道兵总部一位作家合写一篇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题目是《伟大的进军》，2万多字，在《解放军文艺》头条发表。截止此时可以看出，调师里两年多，局面基本打开，逐渐被大家认可。
1975年8月我回东北老家休假，归队进院上楼时碰着报道组一个兵，他告诉我：“你提干了。”我不信。果然，第二天就被通知检查身体。大约半个月，彭科长找我谈话。他说：“根据工作需要，政治部党委决定，提你为文化干事，接替刘干事，主持创作组工作。”我表示惊愕，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彭科长说：“军中无戏言，要努力工作，把分内事干好。”后来我知道，彭科长为我提干做了不少工作，说服了作为党委委员的其他科长，一致通过。我怀念那时人与人关系的单纯和官场的清正，也没听说过买官卖官以及什么“潜规则”，在本人一无所知的时候，就被上级领导提拔重用，如果用现代人的思维观念看，简直是不可思议。现在那个位置将腾出空缺，就会早被人盯上，然后本人上下活动，跑来跑去，甚至不惜重金。否则，都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彭科长是湖南长沙人，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老婆是湖南大学人事处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的亲侄女。由于北京工作不好安排，夫妻两地生活几十年。后来，组织上为了照顾他，把他调到长沙铁道兵学院。1987年我到长沙政治军官学院学习，去看望了他。那时他已退休，正师职下来。他明显见老了，当年的威严已荡然无存，完全变成一位慈祥的老人。我带去价格不菲的礼物说：“我在你手下提为干部，改变了我的人生，可那时我没给你送礼，这点礼物是我的一点心意。”老科长没有拒绝说:“我收下，我收下，这是人间真情。”难道我这是来还人情旧债吗，不是，这是一种真情的自然物化。现在22年过去老科长可能90多岁了，也许健在也许已经离开人世。此时我为他虔诚祈祷。
之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诗歌编辑
我提干之后，开始主持创作组工作。那个刘干事下到团里，江西老兵和四川老兵因服役期满无所作为都退伍了，我独自一人支撑着全师文学创作的局面。在我的不懈努力下，创作越搞越大，在《人民文学》、《诗刊》、《北京文学》、《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外地报刊《北方文学》、《作家》、《江西文艺》、《吉林日报》、》《战友报》、《前进报》，先后发表了多篇作品，在《诗刊》发过头条，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首诗受到老诗人臧克家的好评，经常收到各地报刊的约稿信，在80年代前后诗坛业已形成气候，在全国、全军已崭露头角。
在成功面前，我没有停滞不前。我在寻求更大的突破，不久，机会来了。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党中央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我们师参与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工程建设。我有幸被抽调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政工组，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当时，我强烈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题材，要创作出几个上水平的组诗。有一天，我到《诗刊》编辑部和著名诗人时永福谈及此事，时永福说：“这么大事件写组诗不够，要出诗集。”我忽然恍然大悟，仿佛心灵洞开一扇天窗。我从当时《诗刊》所在地东单步行到天门广场已华灯齐放，我坐在观礼台上，望着纪念堂工地万盏灯火，只感到天地渺渺，万籁寂静，诗流在胸中翻滚。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诗盈满浩瀚苍穹。我在观礼台上痴坐到午夜，从一个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建设战士的角度构思出80首诗的题目。待我回到驻地，已东方欲晓。接下来，我便边工作边搞创作，半个月后20首诗出来了。我首先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快讯》副刊上发了个组诗《为了千秋万代》，大家反映很好。这无疑给我后来创作增强很大信心和力量。
然而，我感到最大的问题是工作太忙，时间不够，我向彭科长汇报了此事，彭科长说：“我把你换下来，你休假吧，回家写。”于是，我回到白城。我和爱人住在白城师范学校教师宿舍的一间房子里。从下车吃完饭就开始写，一气写到归队上车的前一刻，45天抽完了5条大前门烟，完成了80首诗的创作。无疑诗里含着烟味，香烟接起来比诗行都长。诗集创作完以后，投到哪里，我颇费一番心思。经过和不少诗坛朋友策划，我决定一稿两投，一稿投到毛主席的家乡湖南人民出版社，一稿投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动静，我不免有些坐卧不宁。我给湖南人民出版社打了长途电话，对方说：“稿子看了，觉得不错，想把你的作品和北京另外一诗人的作品合出一本，把你放在前，不知你是否同意？”我说：“我考虑考虑。”放下电话，我又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打电话，对方说：“经编委会研究决定，已列入明年出版计划。”我说：“谢谢你们。”后来我谢绝了湖南人民出版社，把稿子完全托付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诗歌编辑陆伟然（真名），广西人，瘦高个，著名诗人，那年42岁。一个月后给我打电话，说要来北京和我商量选稿、改稿事宜。我同意了。我们互相不认识，怎么接站？我说：“你拿一张《黑龙江日报》作为接头物件。”我向彭科长提出3个要求，一是车接车送，二是招待所倒出一间房子，三是部门首长和科长陪着吃顿饭。这些要求理所当然逐一得到满足，我自然感到很高兴。
陆伟然来了以后，我们到颐和园、故宫、天安门玩了玩，又吃了全聚德烤鸭，照了很多像。几天过去了，他说：“该研究点正事了。”他接着说：“诗集只能选编50首，80首太多，得拿掉30首。”我同意。但在遴选上发生点争执，他把我认为比较好的诗挑选出去不少，选了一些比较平淡的东西。说实话，每一首诗我都经历了阵痛，我知道那首好那首不好。可以说，陆伟然很有涵养，他说：“回去商量商量，尽可能尊重你的意见。”至于怎么改，我尊重了他的意见。其实，也没有多大改动。待诗集出版后，我发现他综合了我们两个意见，看后我心里感到欣慰。
就这样这本诗集于1977年9月，赶在毛主席逝世1周年之际出版了。小32开，半精装，烫金封面，挺漂亮的。这是全国唯一一本描写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诗歌专著，凤毛麟角。那一年，我27岁。这本诗集也是我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凝聚了我的智慧和心血，令我激动不已。同时，也证明了当时出版界的清新之气和陆伟然的识才、举才、爱才的高尚品质。有一年，我到哈尔滨出差，给陆伟然带去两瓶茅台酒，陆伟然招待我们时，把黑龙江著名诗人沙鸥、林子请来作陪，当场就喝了。05年陆伟然作为名人应邀来我市参加杏花节，我是20多年后见到他，他已70多岁，但仍精神矍铄，英气不减。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诉说分别后的相念、相思之情。我感到他一腔热血仍在沸腾，那颗心像火一样热。陆伟然不老，永远不老，好人一生平安。
之五：《人民文学》杂志社诗歌编辑
1977年6月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关于这一段的经历，我不能忘记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社诗歌组编辑高远（化名）。提到高远必须提到另外一个人，《北京文学》诗歌组组长——姚欣（化名）。
1976年前后，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几次作品，受到姚欣的赞扬，特别是组诗《祖国啊，我为你修铁道》被他称为上乘之作。他看我年轻，积极，有活力，问我：“愿不愿到诗歌组来帮助工作？”我知道这是个学习的机会，我说：“愿意。但得和我们部队协商。”第二天，姚欣就到我们部队找到了彭科长，说明来意，彭科长说：“可以，可以，为我们培养人才，感谢，感谢。”随后，我就到《北京文学》诗歌组供职了。
那时，《北京文学》编辑部位于电报大楼附近的文化局院内，住在几间破旧的房子里，诗歌组那个屋子更是破旧不堪。据说过去是个清末贵族的房子，年久失修。那时，文革时期，经济困难，凑合使用。我住宿被安排在南池子文化局招待所，吃饭在文化局食堂，伙食水平和部队差不多。诗歌组给我配备一台自行车，每天我从南池子出发，路过天安门广场，沿长安街到电报大楼，大约20多分钟，7∶30分赶到那里吃早饭。我的工作是处理日常来稿，把每天来稿看一遍，名人、质量好的挑出来，用不上的名人稿子退回，退稿分条退和字退。条退是指铅字打印好的纸条，添个名字和年月日即可，字退是指对名家的稿子要亲笔写上几个字，以表重视。一般不写具体意见，只写稿子收到，感到不理想云云，最后鼓励继续来稿。来稿很多，天南地北的都有，我每天看上万行诗，很累。但我感到心情很好，因我捷足先登从名家诗作里学到很多东西，吸取丰富营养。一晃一年多过去了，我每天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受到编辑部的好评。那时，《北京文学》主编是著名诗人张志民，他向姚欣打听我的情况，并要给我介绍对象。我说：老家已有对象快结婚了。张志民后来调到《诗刊》当副总编，我曾给他投过稿，稿子没被采纳，收到退稿亲笔信。他现在想已80多岁，不知是否健在？
高远那时常来《北京文学》诗歌组玩儿，姚欣是他中央戏剧学院创作系同学，来了我常给他倒倒开水，时间一长也熟了。高远是辽宁沈阳人，那时38岁，有点东北老乡的味道，经常唠些东北嗑儿，弄得大家忍俊不禁。有一次，他问我：“愿不愿到人民文学工作？”我不知什么意思，没吱声，他说：“我和姚欣商量好了，准备把你借到我们那里工作。开始他不愿意放，后来没办法只好投降，算是服从大局吧。”我感到，《人民文学》是全国文学期刊，到那里学习机会更多，便答应了他。时间不长，我便去上班了。
《人民文学》杂志社那时位于东四八条52号，和《大众电影》、《人民戏剧》、《人民音乐》等刊物住在一个破旧的楼里。那时，诗歌组3个人，一个是组长傅活，二是编辑高远，外加我。工作基本和《北京文学》一样，处理日常来稿。所区别的是，这里的面更大，接触的名人更多，处理过臧克家、李瑛，叶文福、白渔、公刘、柯岩等许多名人稿件。刊物发表周总理的诗，还给邓颖超写过信，往中南海里邮寄稿酬。那时，《人民文学》主编是李季，不经常上班，偶尔上班也到诗歌组转转。他穿一身劳动服石油工人打扮，看见我是军人问我是哪个部队的，我回答后，和我握握手。常务副总编刘剑青也经常到诗歌组走走，没事聊聊天，询问和打听一些部队方面的事儿。
我到《人民文学》工作，最大的收获是走进了中国最高文学殿堂，真正开阔了文学眼界，知道了文学界是个什么样子，是一些什么人在那里工作，消除了神秘感。1978年，我还参加了一次文代会，见到了文学界、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舞蹈界所有界别的名人，特别见到了文学巨匠巴金、画家黄胄、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张瑞芳、孙道临、秦怡、王丹凤等等。还到河北白洋淀旅游一次，见到河北孙犁等诸多作家。
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期间，还见到一回著名数学巨擘陈景润。报告文学《哥达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为了感谢《人民文学》编辑部，本文作者、著名诗人、作家徐迟带着陈景润来到编辑部。《人民文学》所有工作人员都赶到会议室观看这位数学怪人。我记得陈景润穿了一件蓝制服，脚上穿着一双蓝白相间的球鞋，戴一付白边眼镜，很像一个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首先，徐迟说明了来意，让陈景润讲几句话。陈景润讲话只看着徐迟，不看大家，蹩脚的南方普通话说得语无伦次。大致意思是：很感谢人民文学，很感谢周明（组稿编辑）老师，我做得很不够，对我的宣传太高，但我会努力，报答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大家报以热烈掌声。最后，陈景润起身在大家尊敬、钦佩、热情目光中走出会议室。
1979年，因部队整编，我被召回部队，结束了《人民文学》二年多的借调生涯。现在回忆起来，我很依恋那段日子，感谢高原、姚欣给我创造了这个难得的机遇，使我走出去又见一片天。
之六：《基建工程兵》报社社长
七十年代末，基建工程兵兵种机关成立，那时，我们在北京修建地铁的铁道兵两个建制师划归基建工程兵，我当然也随部队同转。作为一个兵种，像其他兵种一样，也要有自己的报纸。当时，张罗这件事儿的是64军一个师的副政委李华（化名）。李华是《解放军报》老报人，58年被打成右派下到基层部队，后来组建基建工程兵报社，把他“挖”出来。他是一个爱才、惜才、用才且很热心的人，那时，他正在四处搜罗人马组建报社。作为一张报纸，不能没有副刊。经人推荐，我进入了李社长的视野。李社长看我的诗集和发表的作品，说：“好吧，回去等信。”一周以后，我便去上班了。
世事有变，生活中总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些事情有时是超天然力量，是个人能力无法左右的。那时，中央军委正在酝酿百万大裁军，拟撤销铁道兵、工程兵、基建工程兵，据说很多将军到邓小平那里说情，都无济于事。有人甚至哭天抹泪，邓小平却坚如磐石。这时，消息已传到兵种机关，部门领导也放出风来：兵种保不住了，谁愿意调走、转业，组织上都可以开绿灯。报社已经有人调走，有人申请转业。我在沉默着，观察着。那时，大家人心思动，惶惶不安。李社长跟我说:“你是白城人，白城成立一个守备区，军级单位，你要回去，我可帮助你。”我是白城人，却不知道白城成立守备区。我思之再三，同意了。那时，我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三地生活，爱人在东北师大读书，孩子在老家由母亲照看。军人往往恋队，不愿意转业。一看穿军装回老家，又能团聚，自然高兴。就这样，李社长一封信把我介绍回来。
白城守备区成立于1980年，下辖3师、5师、6师和404直属团，属于边防二线部队，当时主要任务是，严防超级大国苏联侵略。机关干部主要来自沈阳军区、吉林省军区和3、5、6师，也有一些其他部队调来的。当时，沈阳军区干部部部长刘江（化名）派到守备区当政委，后来我知道，李社长和刘政委是老战友。于是，我带着李社长的信探家了。回来好几天我也没去找他，跨军区、跨兵种调动，我似乎觉得不可能。有一天，下午我去了。我一进守备区院碰上第一个人便问：“刘政委住在哪里？”那人看了看我：“你找他干嘛？”我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是基建工程兵报社社长李华让我来找他。他说：“我就是。”随后，他把我领进办公室，我把信递给他。信没封口，我看了。大致意思是：刘政委：您好。很想念64军的老首长，老战友。我兵种可能撤销，报社有一编辑是白城人，你能把他收下最好，放到地方太可惜……。刘政委戴上老花镜看完信，又看了我递上去的两本诗集问：“是你写的？”我说：“是。”他说：“我们商量一下，你后天来一趟。”第三天下午，我又去了，一上楼便看见了一个兵，他问我找谁，我说找刘政委，他说刘政委到沈阳军区开会去了。我心一沉，下意识觉得肯定不行了。那个兵好像一下子想起来问：“你是不是姓朱？”我说：“是。”他说：“我是警卫员小汤，刘政委走时告诉我，你来了以后，让你到干部处找王干事”我立时感到此事有望。我到干部处找到王干事，王干事说：“守备区首长决定接收你，不过你得有一个商调函，例行手续。”事已至此，在家呆着没意思了，我火速赶回北京。李社长说：“好好好，马上办，防止夜长梦多。”报社开了一个很隆重的欢送会，把我送走了，把我这个在北京生活了12年的人送走了。虽然是好事，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种生死别离的感觉。
来到守备区，我被安排在宣传处工作。一晃儿过年了，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我买两瓶茅台酒，想去看看刘政委，上楼时却被警卫员小汤拦住，说刘政委没在家，我说：“把东西留下。”他说：“刘政委有话，不让我收留任何人的礼物，如果背着他接受礼物，处分我。”没办法，我只好怏怏走了。第二年，刘政委调回沈阳军区机关，大家都到住处送他，我也去了，他居然不认识我了，说了半天才想起来。
岁月无情，逝者如斯夫。这些年每次上北京，都打听李社长的下落，可是总是没有结果。20多年过去了，他现在应该70多岁，我想他应该在干休所安度晚年。我回到白城一年多后，北京那边有了结果，部队集体转业北京。我们报社变成武警报社，基建工程兵撤销，武警部队成立，他们没有报社，把我们报社整个端过去。如果我不回来，肯定去武警报社，现在退在京城，颐养天年。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只能面对现实顺其自然，只怨自己当年短视，没有长远眼光，悔之晚矣。
之七：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1990年是我军旅生涯的第21个年头，感觉明确告诉我，军旅生涯已临期末晚。这时，我已经调回白城9年。在守备区宣传处干了4年，守备区撤消后，在反坦克旅五营当了5年教导员。在宣传处忙于写机关应用文，在营里忙于行政事务，创作基本搁浅。这也许与离开北京有关，北京那个文化氛围，不写你就站不住脚，在白城不写心安理得。从政治环境上看，我年龄不占，专业不占（不是学炮的），反坦克旅正营万岁，转业势在必然。旅政委李德（化名）有些惋惜地和我说：“要不，往其他部队交流一下，调个副团。”我说：“不用了，我是从外边回来的人。”就这样，我带着中校、正营转业了，结束了军旅生涯。
军人的第二次就业，是人生大转折。转业转到哪里，事关重大。有人建议我，找个实惠局，吃穿不愁，好好过日子；有人建议我，岁数还不算大，到地方还得发展。我是一个外儒内刚，表文内勇的人，不甘人后，永远进取是我的本质。经过反复思考咨询，决定进市委机关宣传部。宣传部虽然清贫，但政治上还是有发展的。但进宣传部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我托人找到了当时的常委部长，部长说：“能力我们承认，但年龄偏大，以后不好安排。”我和李政委汇报了这个情况，李政委说：“我亲自去一趟试试。”李政委是我老首长，相识相知多年，对我很关心。那时，刚调来一位常委部长郑强（化名），其人果敢刚毅，为人强势，令行禁止，敢作敢为。有一次，在市里开会李政委碰上他，向他推荐了我。郑部长说：“可以，可以，我看看本人。”过了一周时间，李政委带着我去见郑部长，我带着一提包过去写的东西。郑部长看看我，看看作品，嘴上没说，但表情上已有答案。90年7月，我正式转业，经过军转办3个月培训，就到宣传部正式上岗了。
刚到宣传部答应给个副科，但没有位置。我等了11个月，部里调出文教科长位置。郑部长说：“等了这么长时间，在部队已正营多少年了，干脆下正科。”其他副部长没有不同意见，就这样通过了。我当文教科长一年多，搞了一项活动引人注目。那时，郑部长提出大文化建设，并亲自部署了三项大赛。即卡拉ok大赛、时装模特大赛、交际舞大赛。这三项大赛，由文教科组织实施。我们在一个副部长带领下，把这三项活动组织得有条不紊，有声有色，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当年我被评上先进工作者。第二年，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宣传科当科长，负责社会宣传工作。那几年，实际上除了完成本科工作外，就是和其他几位骨干共同担负起部里一些大型材料的酝酿、策划和写作。比如：每年工作总结、工作要点、领导讲话等等。还筹备了一些会议，把关典型材料，制定会议程序，打印会议材料，组织会议召开等等。有时，还到企业搞一些调研，发现典型及时总结，帮助企业搞些新闻宣传，为企业文化出谋划策。这些工作对于我来说，都是轻车熟路，做的比较出色。最大问题是，转业干部普遍碰到的问题，对地方的一些事情不太熟悉，后来慢慢耳濡目染逐渐适应了。转业后，创作激情重新燃起，写了不少杂文、散文、小说在报刊上发表，后来结集出版文集《带刺的玫瑰羞答答地开》，被评为白城文学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1995年报社一位老副总编退休，郑部长说：“万春熟悉新闻，派万春去吧。”再加上报社老社长到宣传部点名要我，致使此事水到渠成花好月圆。常委会开完令下来了，11月份我到报社上班，出任报社副总编兼晚报总编辑，那一年我45岁。没成想，这个副总编我干了9年。04年，这一届老总编又要退休了，市委决定，在报社内部产生总编，搞竞争上岗，副处级干部均可报名。我和另外一副总编报了名，经过我们两个台上讲演，大家投票，评委打分，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让我出任报社总编辑。同年，我又评上了高级编辑（正高）。06年市委调整处级干部，由于年龄原因，退居二线。
转业20年来，我感到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在部队转业干部价值贬损，安置一年不如一年的情况下，市委两次提拔我、重用我，使我一个部队转业干部当上市级报社总编，也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当然，我首先应该感谢郑部长当初对我的知遇之恩，没有那一步，后来一切都是不存在的。祝郑部长晚年安康，万事顺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