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见过了《柏杨版资治通鉴》，再见到《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实在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柏杨看来，《资治通鉴》固然了不起，但从问世起就暴露了一大缺点，即“读者如果想从《通鉴》中取得某一事件的完整报道，真能把他累死”，这个问题直到袁枢编写了《通鉴纪事本末》才得以解决。既然两部史书可以互补，也就没有道理只译通鉴而不译本末。关于大陆版《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早前吉林文史出版社曾有刊行，惜乎未能善始善终，此番中信出版社计划两年内出齐全部（十九部三十八册），目前已有两部面世。
所谓“柏杨版”，当然就是白话版，但又不只是文言翻译成白话那么简单。不必说《柏杨版资治通鉴》在“臣光曰”之后的“柏杨曰”已是创作，便是没有“柏杨曰”的《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也显非寻常的“白话古籍”所能比肩。事实上，柏杨翻译古代史书，既缘于他对文言与白话的看法，更与他的历史观有莫大关系。
柏杨在《柏杨版资治通鉴》的序言中曾提及他翻译《资治通鉴》的缘起：“《资治通鉴》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纪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文，对二十世纪以降的现代人讲起来，已显得过度生涩艰深。从前，人们生活内容单纯，知识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经史。而今社会节奏快得像一列狂奔的火车，人们连翻查工具的时间，都付阙如。假使再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价值连城的《资治通鉴》，将有尘封的厄运。”“我们自誓是，不但忠于原文，要译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资治通鉴》，还要发挥神韵，使它简单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书，都可畅读。”言下之意，他翻译《资治通鉴》就是为了让忙碌的人们得以轻松阅读这部经典。对于文言文，柏杨似乎特别敏感，《遵古炮制》一文中有言，“古书既然成了九天仙女的乳房……则古文自然而然的也成了神圣不可侵犯。文言文竟然盛行了两千年之久，一直到胡适之先生出马，才把它革命革掉。天乎，如果不是胡先生，今天我们还在文言文里打滚，想起来真是浑身都抖”。其实，文言文也并非一无是处，不过本文无意涉及这个问题，还是就此打住。
除了语言上的便于阅读，柏杨的古史今译还志在挖掘出被史家遮蔽和歪曲的真实，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几篇杂文中得到佐证。在《尿入骨髓》一文中，柏杨揭露了“中国的历史文件”中充满“文字魔术欺诈”，“对‘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摇头，要想他不摇头也可以，那就得打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认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杀或曲解真实的事实”。这种文字欺诈表现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而始作俑者就是作《春秋》的孔子。“中国的‘正史’就是在这种标准下写成的，‘真’的史料一桩桩一件件的被隐瞒曲解，只剩下了‘美’的辞藻，和当权派要求的被染过或被漂过而变了形的事迹”（《“讳”的神圣性》）。“有些人动不动就搬出‘正史’，认为‘正史’才可靠，恐怕得买把小刀剔剔他阁下脑折纹里的硬石灰。”（《死文字统治活现实》，以上所引杂文均见牧惠编《西窗随笔——柏杨杂文选》）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所谓正史中的大人先生、神仙皇帝，柏杨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怀疑和鄙夷，而这决定了其“注史”的平民视角和情怀，一如柏杨自己所说，“我自己最基本的史观，就是我为小民写史，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写家谱、写嘉言懿行”（见春风文艺版《柏杨回忆录》）。
这一视角和情怀并非“先验的存在”，而更多地得自于柏杨复杂的人生阅历，所谓不了解现实也就读不懂历史，柏杨大概就是一个反证吧。不幸的童年，动荡的生活，特别是两度入狱（后一次长达九年多）的经历，让柏杨深味人间浓黑的悲凉和人世奇诡的生态，从而让他与正史中的仁义道德保持着距离。作为一代杂文大家的柏杨，原是从只谈女人、婚姻之类话题的“倚梦闲话”开始的，直到后来经常有报社记者带回来一些令人发指的社会新闻才开始走“抨击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渐渐地，我走出了最初女人和婚姻等风花雪月的题材，走进眼睛看得到的社会和政治的底部，最后，再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见《柏杨回忆录》），而“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的结果，就是狱中完成的三部书以及柏杨版通鉴和本末。由此不难看出，柏杨翻译通鉴和本末其实是“笔锋常带感情的”，自有深意寓乎其间，并非机器般地文白对译。有鉴于此，这套完整的《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是非常值得阅读和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