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柴静在《看见-采访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的最后两段写道：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经熊是上海特区法院的院长，签署过不少死刑判决。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求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段话边上，学生时代的何帆给的批注是：“伪善。”
如今，他拿出笔，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人性。”
柴静在这一章中讨论了曾经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如今三年多过去了，我甚至要翻翻电脑才能确定这件事发生的时间。人们是健忘的，但也是易怒的。这种易怒，一瞬间爆发，揪着自认为正确的真理，倏忽而来，却也一下子过去，像龙卷风，卷走方方角角的石头、草木，直到留一地的木讷无语的沙砾。
曾经，我也是着龙卷风裹挟下的一份子，我也为药家鑫的残暴而愤怒。如今，再回头看这件事情，竟也有眼泪流下来。他死时与我现在同岁，看着网上他的照片，永远的停留在了21岁。一个人的死亡，为什么非要用另一个人的死亡来补偿？这种补偿，甚至称不上是一种补偿，只会让两个家庭更加痛苦。
我家境贫寒，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乡村。出生16天，因为计划生育的限制，不得不被母亲送到河北的外婆家。直到7岁，我都还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在我幼小的模糊的印象中，他们只是偶尔来看我一次的二姨和姨夫。7岁后，我被接回父母身边上学。初中之后开始住校，一直到大学。我很少回家，也不恋家。初中时两个星期回一次家，高中时一年四次，寒暑假加上五一十一回家，到了大学，一年回一次家。父母不苛责我，但是语气里会有埋怨，我大学学的专业不好，工作不好找。我不说什么，这是我该承受的。
很小的时候，做错了事，母亲拿鸡毛掸子抽我，我不吭声，打到她累了，才停手。事后总是和别人说我脾气犟，在外婆家受表姐妹的委屈，练就了我能忍受的性格，遇事不吭声。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开心和乐天的。我也想过抗拒父母，故意让他们难堪。然而现实中，我什么都没做，努力学习，不叛逆不早恋，其他孩子青春期经历过的，我都没做过。越是安静越是想要得到认可。
药家鑫就是这样。虽然我们的经历不同，但是就父母企盼的程度来说，全中国的家长都是一样的。他们想要孩子成为他们眼中什么什么样的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只是很多孩子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忘了不愉快，淡忘了不舒心，更多的孩子挺过来了。药家鑫没有，他害怕张妙记住自己的车牌号找父母的麻烦，他害怕张妙向父母告状。直到行刑前，药家鑫也没有抗拒父亲的意思，硬生生把自己想捐眼角膜的想法又摁回去了。
我不想说这是中国家庭教育的失败，也不想说这是心理教育的缺失，我只想说说这个生命的流逝。3年前，我刚上大二，3年后我即将毕业了。3年前我在心里感叹人性的恶，3年后我在网络上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满眼泪水。3年之后，还有多少人记得他。
2013年5月12日星期日
于花园村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