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华盖山天心正法考(一) 大良华盖山栈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志鸿

晚唐北宋以来,内丹炼养术风行一时,道教符箓派亦践行此术,遂产生出了一些新符箓派,如天心正法派、灵宝东华派、神霄派、清微派、净明派等。这些道派一则承袭了北帝派、镇元派的道法传统,兼行上清与正一之法术。此外,这些道派更援引内丹之法,出现了“内丹外符”的新气象。所谓的“内丹外符”或谓之“内修外法”,即将内炼神气与外施符咒术结合为一。[1]作为有着“内丹外符”倾向的新兴道派,天心正法派的出现,不仅开启了道教符箓派与内丹功法相结合的先河,而且它所建立并阐扬的一套新的道法、仪式传统,对后来的诸多道派影响深巨。然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天心正法的研究尚不系统。对天心正法的法术、仪式的细部研究尚未完全展开。本文试图通过对天心正法抚州华盖山支派的梳理,以期还原天心正法的历史本貌。

一、 邓有功及《上清天心正法》的成书年代

纵观邓有功重编的抚州华盖山天心正法,我们可以发现,天心正法的兴起乃是以区域信仰为其根基,以道教经教体系为其归旨。区域信仰与道教经箓、法术、仪式传统的有机整合,最终促使天心正法登上了两宋道教的历史舞台,并深深影响着此后道教的法术、仪式传统。

此支派以《上清天心正法》为主要经典。《上清天心正法》,邓有功所编。《通志·艺文略》著录作三卷,不题撰人。今《道藏》本七卷,收入洞玄部方法类。编首载邓有功序文一篇。由于此经典不著编撰时间,所以学术界关于此经典的成书年代尚有不同意见。《道藏提要》[2]、《中华道教大辞典》[3]、Way And Byway[4]认为邓有功乃是北宋时期的人物,《道藏分类解题》[5]、《中华道藏》[6]则认为邓有功是南宋时人[7]。鲍菊隐、罗敬淳、卿希泰先生、松本浩一等认为编辑《上清天心正法》的邓有功与南宋词人邓有功是同一人。[8]

抚州华盖山天心正法考(一) 大良华盖山栈道

查《全宋词》,其中有记载南宋词人邓有功者:有功字子大,号月巢,南丰人。嘉定三年(1210)生。少举进士,累试礼部不中,以恩补迪功郎,为抚州金溪尉。后年七十卒。后学尊称之曰“月巢先生”。《全宋词》收入其词《点绛唇》、《过秦楼》二首。[9]又查《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载其事为:邓有功(1210-1279),字子大,号月巢,南丰人。宋末进士试不中,以恩补迪功郎为金溪尉,祥兴二年(1279)卒,年七十。有《月巢遗稿》。[10]

将此邓有功视为编辑《上清天心正法》的邓有功,显然证据不足。以下我们将以天心正法派主要经典及相关史料对邓有功及《上清天心正法》进行考证。邓有功在序文中指出,“淳化五年”即公元994年,饶洞天“掘地得书”。但是此时间并非是邓有功的编撰年代,以此判断邓为北宋时人亦难于取信于人。本文认为将邓有功视为北宋末时期的人物更为合理,其理由如下:

其一,《通志·艺文略》著录《上清天心正法》作三卷,不题撰人。《通志·艺文略》成书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其著录的著作一般依赖成书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之《秘书总目》。该目已缺。故《上清天心正法》当出于北宋末。

其二,《上清天心正法》序文称:“独吾正法出于大宋。盛时,本山有桥仙观,灵迹俨然是也。”查《华盖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实》卷二“神宗皇帝改桥仙观为崇仙观牒”,邓有功所谓的“本山桥仙观”在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改称为崇仙观。[11]可知《上清天心正法》之编辑不晚于1075年。

其三,《上清天心正法》序文又称:“大士作天心初祖,号正法功臣日直元君北极驱邪院使,升天时,以法传弟子朱监观名仲素,仲素次传游道首,道首次传通直郎邹贲,邹贲传臣本师符法师,名天信。至臣有功传于今矣。”由此,可知邓有功一系的传承情况为:

 饶洞天(天心初祖、正法功臣日直元君北极驱邪院使)→朱仲素(监观)→游道首→邹贲(通直郎)→符天信→邓有功

邓有功乃是饶洞天的五传弟子,自淳化五年即994年饶洞天掘地得书始,至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桥仙观改称为崇仙观,时隔81年,一代师传约16年,此说较为合理。倘若将《上清天心正法》的编辑者视为南宋词人邓有功(1210-1279),则五传每代约50——60年,难以解释。

其四,《上清天心正法》序文又称:“紫霄又令往见泰山天齐仁圣帝,得尽其妙。”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封泰山“仁圣天齐王”,四年(1011年)封泰山为“天齐仁圣帝”。所以邓有功编《上清天心正法》当在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之后。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即《上清天心正法》约成书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至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之间,最迟当不晚于北宋政和六年(1116)。以下我们将继续考证,以检验此说是否合理。

邓有功在《上清天心正法》序文中曰:“臣受持在末,滥领条纲,哀法衰微,谛承师训,亲受太上四阶经箓秘要符文,岂敢不精思运神,实恐辜负先圣,故将所得妙道,重删天心正法一部,分为上下二卷,仍略今时法师所用符咒,皆是北帝符。别作三卷,名曰:北帝符文,在正法之外。”《上清天心正法》第二卷之后的篇目即是所谓的“北帝符文”。元妙宗编定于北宋政和六年(1116)的《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卷二“北帝符”载曰:“此诸符旧本与天心法兼行,今以附录于此。”此外,邓有功编有《上清骨髓灵文鬼律》,元妙宗所编的《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卷六中也载有《上清隐书骨髓灵文鬼律玉格仪式》,其主体仍然与邓有功所编之灵文鬼律大体相同。可见,元妙宗极有可能是以邓有功所编之“旧本”为依据,收录北帝诸符和灵文鬼律的。所以邓有功编辑《上清天心正法》当不晚于北宋政和六年(1116)。

至此,我们以为,虽然邓有功将天心正法之初始托之于五代宋初,然而天心正法之形成、广传当在宋真宗后。

当然,我们还有必要对以下诸问题进行解释。

第一,南宋高道金允中[12]《上清灵宝大法》卷之四十三《传度对斋品》之《终献法事》在述及天心正法的传承时,先后提及谭先生(谭紫霄)、饶先生(饶洞天)、元妙宗、路真官(路时中),但却只字未提邓有功。鲍菊隐尝以为,倘若邓氏为北宋时人,金允中必不会有所遗漏,只能说明邓有功是南宋末时人。[13]虽然我们尚无法知道金允中没有提及邓有功之原因,但是亦不足以证明邓有功是南宋末人。

第二,《上清天心正法》卷三,于“正法三符”之后载有九符,为“上清无极隐文”,并记曰:“已上九符诀目作用,及后面议论奥文,并无一字外来添撰。并系三十代天师虚静(靖)先生亲编,斯文实为紧要,威禁至重也。”考三十代天师虚靖先生(1092-1127),为北宋末年影响极大的高道,曾于崇宁四年(1105)六月,被宋徽宗召至朝廷,赐号“虚靖先生”[14]。依此说,则《上清天心正法》当编定于崇宁四年(1105)之后,而此时的桥仙观早已经于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改称为崇仙观,邓有功当不会仍然在序文中沿用旧称。然而我们以为,《上清天心正法》引入张虚静之名,可以视为邓氏传人对经典的修订与增改,有借天师之名以崇其事之意味。

总之,邓有功是北宋末人,《上清天心正法》约编定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至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之间,最迟当不晚于北宋政和六年(1116),且后世有所增改。编定天心正法的邓有功与南宋末词人邓有功有别。邓有功编定的《上清天心正法》成为元妙宗等人“祖述教法”,重编道法集的依据。



[1]参见王卡:《道教符咒与中国文化》,2004年未刊论文;《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52——62页。

[2]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版,409——410页。

[3]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406页。

[4] Hymes, Robert P. WayAnd Byway: 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Sung and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2002.

[5]朱越利:《道藏分类解题》,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111页。

[6]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30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45页。

[7]罗敬淳在其论文中亦指出邓有功乃是南宋时人,是《上清天心正法》及《上清骨髓灵文鬼律》的编者,但是却没有针对邓氏所处的年代进行具体的考证。参见罗敬淳:《道教天心正法系统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硕士毕业论文,1992年6月。

[8] 参见Judith Magee Boltz ,ASurvey of Taoist Literature, T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Berkel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of ChineseStudies.1987;罗敬淳:《道教天心正法系统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硕士学位论文,1992年6月;卿希泰:《天心正法派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三期,第19—24页;松本浩一:《宋代の道教と民间信仰》,筑波大学博士(文学)学位请求论文。

[9]唐圭璋编:《全宋词》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第2977页。

[10]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侯俊德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五册,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5月增订版,第3738页。

[11]《华盖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实》卷二“神宗皇帝改桥仙观为崇仙观牒”文末落款为:“熙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牒”。

[12]关于金允中所处的时代,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认为是“宋朝”,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认为是南宋理宗时期,而柳存仁则认为由于金允中在《上清灵宝大法》中屡屡直称“宋朝”,而不称“国朝”,故而尚无法断定金允中所处的年代。(柳存仁:《五代到南宋时的道教斋醮》,文载《和风堂文集》中册,第753——78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然而,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四有记载:“……有脱字漏句全不可读,有言辞鄙俚昭然伪撰者,于今几三百年。……”卷四十又载:“……厥后,广成先生又值艰难之际,极力搜寻收亡补遗,校开元之目,不及其半。……当时书成之后,露刺告天,特昭玄应,迨今将四百载。罔敢拟议,前后按仪修奉,莫不感格,显得报应者,不可胜记。……”《道法会元》卷之一百七十八《五府册文正法后序》又载:“大宋宝庆乙酉岁,灵宝中盟弟子南曹执法典者权童初府右翊治金允中谨书”,“大宋宝庆乙酉岁”理当是南宋理宗朝,即公元1225年。这些记载都足以显示金允中是南宋时期的人士。至于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中直称“宋朝”,有可能是后世道士删订《道藏》时所为,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八《奏申文檄品》之《第二次奏》有载:“度师云:三清玉帝奏可用引进状,若北极、天皇乃是星界,后土乃是配天者,属地界。此三状不当发三天门下。此亦金先生一时失详也。”这亦是后世对《道藏》进行删改的明证。

[13] 参见Judith Magee Boltz ,ASurvey of Taoist Literature, Tenth to SeventeenthCenturies, Berkel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ofChinese Studies. 1987。

[14]参见王见川:《张天师之研究:以龙虎山一系为考察中心》,台北: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3年1月,第4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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