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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王立军

起底王立军

《南都周刊》石扉客 季天琴 周至美等主笔深度报道

《南都周刊》最新一期封面长文《起底王立军》，记者从策划、调查、成文、历时两年多。以大量、详实的资料，描述了王立军的人生轨迹。全文五万余字，分为《王立军是如何炼成的？》《从铁岭到锦州》《打黑真相》《治警》《化妆师王立军>《学者王立军》《东窗事发》七个部分。

东窗事发

主笔_季天琴重庆、北京、大连、合肥、上海报道

2012年2月15日凌晨5点，《南方周末》记者褚朝新与原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单线联系的号码上收到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英国人尼尔·伍德在渝被害，其破案剑指薄谷开来（以下简称“谷”），于是王被休假、入美领馆。这既是2月6日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后，外界首次听到其消息，也是关于尼尔·伍德案的最早信息。

半年后，薄谷开来、王立军先后接受审判。2012年8月20日，薄谷开来因犯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死缓。9月24日，王立军因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受贿，数罪并罚，共获刑15年。

《重庆日报》11月6日报道称，王立军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除上述问题外，王还存在收受他人贵重物品、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等严重违纪问题。

谋划

按照前述判决所示，尼尔·伍德之死，薄谷开来（以下简称谷）是主犯，重庆市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张晓军系从犯，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以及李阳、王鹏飞、王智等四个高级警官负有包庇之责。《南都周刊》记者获悉的资料显示，在尼尔·伍德案的策划实施中，原大连实德总裁徐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亦可见到王立军的影子。

谷徐王三人之间，彼此关系密切。谷、王之间，徐明既是两人的钱袋，又充当了牵线认识的中间人。

徐和王的交情始于2006年，“朋友找王办事，他当场就办了，此后我们很熟”。检方指控，徐明也曾出资人民币285万余元为王立军在北京购置两套住房，并以其岳父名义办理了购房手续。

2007年底，时任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经徐明介绍，与薄谷开来结识。当年，谷身体不适，医生发现在其服用的虫草胶囊中混合了铅、汞。谷指控有人投毒。谷身边的工作人员称此为12.06案。徐明推荐王立军办理此案。

“后来处理了谷的司机，谷比较满意，后王立军调到重庆。”徐称。

2008年6月，王立军调任重庆市公安局长副局长，颇受当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重视。2008年11月4日起，王立军一周内在市局召开三次会议，学习薄的讲话。王称，熙来书记要求给他压担子，他本人备感压力。他还提到，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光磊“两次跟我谈到担子侧重移位的事”。

此后三年，王立军仕途通畅，从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一路飙升至副省级的重庆市副市长，不仅成为薄治理重庆倚重的手下，也是薄谷家庭内务的重要帮手。

薄谷开来供述，自12.06案后，她和王立军关系良好，“王立军担任了我医疗组的组长，工作之外对我也很尽心，我对他相当依赖，瓜瓜（薄谷开来之子）在美国的安保也是他负责。”因此，当认为尼尔威胁到其子的安全时，谷连续两次向王紧急报案。

尼尔·伍德和薄谷开来及其子的经济纠纷，由来已久。2011年7月11日，尼尔·伍德致信薄瓜瓜，索要1400万英镑的报酬。此前，尼尔曾参与重庆江北区的某土地项目，该项目后搁浅。薄瓜瓜回信拒绝，随后双方多次交涉未果。

2011年11月10日，尼尔再次致信薄瓜瓜，称“如果你言行不一，你将会自食其果。我对你还未完全放弃”。薄瓜瓜回复称，会据此采取措施。尼尔再次致信薄，称“如果现在还不是解决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吧。”

对尼尔的邮件，各人的解读不同。谷报案称，尼尔会“像当年毁掉圆明园一样毁掉薄瓜瓜”。在接到报案材料后，王立军安排副局长郭维国检查薄瓜瓜和尼尔的往来邮件。郭安排网安总队排查，认为事情并非谷说的那么严重，“没有恐吓信息”。

《南都周刊》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11月11日，徐明前往重庆市委3号楼拜访薄谷开来，3号楼是薄家住地。谷向徐抱怨王立军办事不力。

在听到谷的抱怨后，徐明受托前去王立军处斡旋此事。王立军对徐明称尼尔·伍德是外国人，不好控制。徐借口称，“听说尼尔吸毒、贩毒”。

徐供述，自己话音未落，王立军说“这就好办了。”

《南都周刊》记者获悉，11月12日，王立军让徐明安排人致电重庆110，举报尼尔·伍德为西南贩毒网重要头目，并按王立军的要求，向王立军手机上发送了举报短信。当天，张晓军以薄谷开来的名义邀请尼尔至渝。

薄谷开来称，2011年11月12日，王立军来到3号楼，和她一起拆装封在红蜡烛里的毒药，中途她手疼，王还查找了氰化物的解毒方法，用高锰酸钾溶液给她泡手。

三号楼勤务人员王昊证实，当天王立军找他要纱布，泡在烧杯里的紫色溶液中，帮谷消毒、包扎。

毒药

2011年11月13日11点35分，张晓军偕尼尔·伍德乘坐CZ8129航班头等舱，由京赴渝。王立军安排郭维国对尼尔进行监控，郭将监控手续放在12·06案中。郭介绍，这样做是为了方便操作，因为“这个案子是薄谷开来家里的事，到现在还没结束。”

如果说徐明是谷、王关系的牵线人，那么郭则是谷、王关系的见证人。

郭原为锦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作为王立军的下属，曾协助王处理谷家的12.06案。2008年11月由锦州调任重庆市江北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历任江北区公安分局调研员、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局长等职，2011年1月，升任重庆市局副局长。

材料显示，薄谷开来称，在郭维国的任命上，她曾向原重庆市委组织部主要领导打过招呼，郭对她比较感恩，她也认为郭很不错，但只能保持和郭的距离，“因为王立军不希望其他人跟我们走近”。

对郭维国，王立军既利用又防备。薄谷开来称，王立军曾告诉她不要跟郭多说，因为此人“不可信”。平时，王又通过郭向其他东北籍干部如原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长李阳、原技侦总队长王鹏飞、原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王智（注：后文《治警》中详述）等人安排工作、发号施令。

11月13日，郭维国安排王鹏飞对尼尔进行监控。薄谷开来供述，当天下午，王立军来到3号楼，告知其在飞机出口处对尼尔的监控情况，称一切都在他掌控当中。

据新华社报道，王立军在庭审时表示，为了不得罪薄谷开来，他回避了尼尔·伍德案。谷的供述却称，王在此案中推波助澜。

谷称，当晚8时许，王立军再次来到3号楼，“当晚我身体不舒服，他问我怎么还没去，我表示不想去，王立军说那不行”。材料显示，谷当场还写了一封信，称尼尔·伍德精神不正常，请求公安对她远距离保护。信的原件给了王立军，谷自己复印了一份。

“出门前，王立军还让我吃了一碗面。”谷称。

勤务人员王昊回忆，11月13日晚上，王立军来到3号楼，直接进了谷的卧室，中途还让他送了一碗面进去。

张晓军回忆，当晚王立军在谷的房间里呆了20多分钟，随后喊勤务人员“备车，瓜妈要见客人”。“瓜妈”是王对谷的特有称呼。

为了伪造尼尔·伍德吸毒、贩毒的现场，2011年11月13日，薄谷开来让张晓军带上一个棕色的VC瓶，里面装有冰毒、摇头丸等毒品。

新华社报道称，当晚２１时许，薄谷开来、张晓军携带毒药和毒品，以及酒、茶等物来到尼尔·伍德入住的南山丽景酒店。谷与尼尔·伍德一起饮酒、喝茶。趁其醉酒呕吐后要喝水之机，谷将事先准备的毒药用酱油壶倒入伍德口中，致其死亡。

资料显示，当晚离开酒店后，薄谷开来通过勤务人员的手机致电王立军，后者未接电话。谷随后致电郭维国，问他“鬼子呢？”“鬼子”为薄谷开来用来称呼王的外号。郭维国随后去王的办公室，说谷在找他，王立军不耐烦地看看手机，说“知道了”。

“我感觉，王立军当时是故意不接电话”，郭称。

谷供述，当晚回到3号楼后，她用“红机”（保密电话）和王立军通话，简略告知了投毒过程。次日中午，王来到3号楼，谷详细告知。王对此进行了秘密录音。

据新华社报道，谷称，当天王立军“让我把案件的记忆抹去。我讲我有点担心，他讲过一两个星期就好了。”

这是一起张扬的谋杀案。郭维国供述，薄谷开来事后跟他提起，人是她杀的。徐明称，谷也曾告诉他，尼尔是间谍，她是为民除害，是英雄，跟圣女贞德一样。

谷向徐透露，当晚她上身穿紧身衣，下穿有裤兜的裤子，大腿小腿都有口袋，毒药、茶叶都放在兜里，尼尔喝多后，她把毒药下到茶里，本来一滴就够了，她多下了几滴。

罅隙

薄谷开来、王立军一度关系非常密切。资料显示，2010年1月12日，身着红风衣、黑裙、黑色长靴的薄谷开来携其母范承秀，牵着宠物狗，莅临重庆市局，王立军作陪。当天，谷不仅参观了打黑展，还在王的办公室里把玩了微缩骷髅模型，亲手为王制作桌上装饰品。当年8月20日，谷开来到重庆街头探望执勤的王立军，并送水慰问。

鲜为人知的是，谷王两人都有多重身份。2009年1月，市民“乌恩”由辽宁锦州7711部队因退伍、转业迁入重庆。证件照显示，“乌恩”实为王立军。该张身份证由渝北分局签（发，属黄泥磅派出所管辖。重庆市局即位处黄泥磅。《南都周刊》记者查实，两张分别署名为王立军和乌恩的身份证，年龄并不相同；当年6月，市民“开来”从北京东城区迁入重庆，迁入理由同为退伍转业，户籍地址也是黄泥磅派出所。“开来”和北京市民“薄谷开来”显示为同一人。《南都周刊》记者查实，这两张身份证年龄都是1963年11月15日出生，而据新华社报道，薄谷开来的真实年龄为1958年11月15日出生。

在重庆市局的一次打黑文学创作研讨会上，谷又变身为将军。2011年10月4日，谷身穿军装、佩戴专业技术松枝叶领花、陆军胸章、副军级级别章，参与座谈会，而座位上的名牌又显示为“开来律师”。除王立军外，参会者有重庆作家协会主席黄济人以及来自东北的作家等人。

他们的外号，也能体现各自在圈子内的地位和关系。薄谷开来母子昵称王立军为““鬼子”，李阳、王鹏飞、王智称王立军为“老师”。对谷的称呼则各不相同：王立军称谷为“瓜妈”；郭维国称她为“律师”；3号楼的工作人员称谷为“五哥”，因谷在家排行第五；2011年12月14日晚上薄谷开来举行的晚宴上，喝高了之后，称王立军为“老师”的李阳、王智等人既称谷“师母”，又叫她“大姐”。

在薄谷开来看来，她和王的关系，2011年6、7月份出现了罅隙。谷称，自2011年5月王立军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后，想进市委常委没能如愿，“有一次，王立军让他的女儿跟我说，当副市长不如当市委常委，他本人也在场”。

“还有一次，王立军在3号楼告诉我，他能不能进市委常委，就是薄熙来一句话。晚上薄回来我跟薄说了。薄很生气。”谷称。

据新华社报道，当年8月12日，薄谷开来之子薄瓜瓜有事想见王立军，王立军谎称自己在万州，结果薄瓜瓜在夜赴万州的路上差点出车祸，谷因此对王立军很生气。

但这些小插曲，并未影响谷在尼尔·伍德一案上对王立军的信任和倚重。2011年11月15日，尼尔·伍德被发现死亡后，王立军指派郭维国负责此案。郭召集李阳、王鹏飞、王智到现场。郭称，“我们都是王立军圈子里的人”。11月16日，郭维国等人做出尼尔·伍德系酒后猝死的结论，王立军未提出异议，并同意隐匿谷到过现场的证据。11月17日，王立军将王鹏飞、王智提取的酒店监控录像硬盘交给薄谷开来。

“11月18日，王又到3号楼，说他随时监控这个事。”谷供述称，当晚尼尔·伍德火化后，王立军用红机电话打给她，说了8个字“化作青烟，驾鹤西去”。

到了2011年12月份，重庆市局气氛稍显怪异，有比较敏感的警员预感可能会有事发生。2011年12月11日晚10点，王立军紧急召集市局党委扩大会议，名曰“研究廉政建设”。会上他首先清理了自己名下的车。他通知警保部，北京那辆武警牌照的车要从自己名下移出，供班子成员共同使用，“凡市局领导到北京都要用那台车”。

对于在重庆由其使用的几辆奔驰、别克商务车，王称，这些车不能归于个人。他把每辆车都指定给了其他党委成员。

他还在会上解释了研究基金的事。重庆恒德集团总裁王秉文在重庆万科悦府小区购置了三层别墅，捐赠给王立军建设“国际法医人类个体识别技术学会中心”。王秉文为山西煤老板，2009年在重庆茶园新城投资65亿人民币，开发工业地产。

王称，这个价值一千多万的捐赠虽是冲着他个人而来，但“必须交给国家，必须交给社会”。他要求，这些事形成会议纪要，在组织部、纪委要有记载。

据郭维国、王智等人的证词，当时王立军面临的形势是，上级部门正在考察他。

3天后，2011年12月14日，王立军在京开会，原重庆市委组织部主要领导找王智谈话。王智供述，“我以为是谈王立军提拔的事。但是领导告诉我，我有今天的位置，都是3号院的功劳，让我要忠诚。”

当晚，薄谷开来在3号楼宴请李阳、王智、王鹏飞，及原重庆市局经侦总队长李永宁，后者也来自东北。对这场饭局，谷、王双方各陈一词。谷称是受王的请托，代为宴请他的学生。王则认为，这是一场探测口风的鸿门宴。

这顿饭，也埋下了谷、王二人矛盾的苗头。

调解

12月14日那晚的饭局，颇显离奇。酒后的李阳为了让谷放心，让张晓军去自己办公室搬走碎掉的11·15案笔录和碎纸机。王智和王鹏飞次日在洗脚房醒来，对当晚没什么记忆。谷则打电话给王立军，称他的学生又叫她师母又叫大姐，“还没刑讯逼供呢，全都招供了”。王立军通知郭维国把这几个人带回北京。次日上午，郭维国带着王智、王鹏飞飞赴北京，李阳也于下午赶到，向王立军请罪。王立军责骂了他们的不得体，也提醒他们，“昨晚的酒被下药了”。王鹏飞说手上起了疹子，以佐证王的说法。李阳则认为，当晚喝的茅台，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王立军对李阳尤为生气。李阳供述，王立军骂他表功，问他是不是翅膀硬了想单飞，想单线联系3号楼。

郭维国推测：“王立军想通过11·15案控制薄谷开来，达到个人仕途目的。李阳在3号楼的表功透露了案情，破坏了王的计划和步骤。”

据新华社报道，王立军认为，应该是12月15日他当着郭维国的面责骂王鹏飞、王智的话传回了重庆，“从12月14日以后，谷开来就跟我变脸了，开始对我防备。”

2011年12月底，谷调换、审查了王立军身边4名工作人员。张晓军供述，12月下旬，趁王立军在北京开会，薄谷开来以其贪污腐败为由，带他查抄王的办公室。当天从王的办公室共抄走六十多双皮鞋，七八箱衣服，几十瓶香水，烟酒、补品、手表、金银若干。

这些举动，令谷、王的矛盾迅速升级。徐明回忆，2012年1月7日左右，薄谷开来让他到重庆，调解其与王的关系。

面对中间人徐明，谷、王的说法再次不一。谷的说辞是，中纪委正在查王，她搜他的办公室，把东西都带到3号楼，是为了保护王。

王显然认为找自己麻烦的是谷，中纪委只是她的托词。王向徐明抱怨，谷把他的东西列了清单，跟他女儿说他是第二个文强，说中纪委要办他，还让重庆纪委找他谈话。

2012年1月10日，徐明说服王立军去看望住院的薄谷开来。徐明供述，当天，王的情绪还是很大，谷也装睡，不理王。徐明先行退出，留下闹别扭的二人。

二人的关系并未因这次见面有任何起色。1月14日左右，王立军要求王智、王鹏飞、李阳各写一封辞职信，要点有三：尼尔·伍德为薄谷开来所杀，无法立案；谷安排他们做不恰当的事情；在3号楼喝酒，怀疑酒里被下药，心生恐惧。

王智等人供述，王立军并非要他们真辞职，而是利用他们的辞职来向谷施压。郭维国也按王立军的要求，写了尼尔·伍德案现场勘查存疑报告。报告中称，尼尔·伍德案与首长夫人“K”有关。

谷对王也日渐防备。1月23日，大年初一，徐明在重庆。徐称，王立军跟他抱怨薄谷开来竟然通知进3号楼之前要先报车号，“以前王几乎每天都要去3号楼见谷，都是长驱直入，最近居然被挡，他很生气。”谷也告诉徐，王“根本不行”。

徐明供述，1月26日左右，王立军给其电话，让他去薄熙来那说说谷飞扬跋扈的情况，替他说说话。徐明认为此举不妥，有挑拨夫妻关系之嫌，予以拒绝。王告诉徐：“你要是去了，就是为了党和民族大义，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不去，就会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爆炸事件，覆水难收。”

“我觉得他很嚣张，就去了重庆。”徐称，1月28日，他在3号楼见了薄谷开来夫妇。当晚，他还见了王立军。王向其透露，自己当晚见到了薄熙来，并向其控诉了谷的四大罪状：杀死尼尔·伍德；动用“两劳”人员搜查重庆市委秘书长徐鸣的办公室和家；让王立军抓其四姐谷望宁；让王立军抓薄与前妻的儿子李望知。王告诉薄，这些事情他都压着，办理尼尔案的几个警察要辞职，他也一直维持着。

徐明回忆，当晚王兴致不错，说薄表扬了他，临走时还深情地跟他握了手，并说薄对他不错。

翻脸

但事情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

徐明供述，1月29日上午11点多，他到3号楼见谷，原重庆市委办公厅主任吴文康也在场。谷告诉徐，昨晚王立军向薄邀功，列举了她的四大罪状，1月29日上午，薄把郭维国、王立军都喊去，当场把茶杯都摔了。

郭维国供述，1月29日上午9点，他和王立军一起去市委1号楼，“薄骂王，说他陷害薄谷开来，又说他忘恩负义，越说越激动，伸手打了王一耳光，王立军躲闪了下，嘴唇还是出血了。王立军又向薄解释，和薄出去说话。”

新华社报道称，郭维国在讯问笔录中称，“打了王立军，导致矛盾就公开化了”。当天下午，王立军召集李阳、王智、王鹏飞，要求重新制作尼尔·伍德案案卷，案卷指向薄谷开来。

王立军仍未对自己的仕途感到绝望。王智、王鹏飞等人称，王立军并未将此案上报公安部，他并不是想真正破案，而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

郭供述，当天他和王立军返回市局时，他对王称：“这回咱们是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还不如真整呢。”王立军答：“能真整吗？这回也达到80%的目的了，还有20%挂起来了。”

王立军确实并未放弃与薄、谷修好的努力。他给二人写了一封信。2月1日上午，徐明在3号楼薄谷开来处看到了这封信，信的内容是表忠心，称所有问题都是吴文康的挑拨。

2012月2月2日上午9点，王立军在市局15楼的局长办公室会见驻渝某部领导，双方讨论的是一个涉及军地双方的强奸案，王透露，这是他“最后一次局长公务”，因为昨天市委已决定他不再兼任公安局长，而他本人前几天就已经知道这个结果。

2月2日中午，重庆市局召开党委会议，宣布王立军不再兼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原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关海祥代替王立军，担任市局党委书记职务。

王立军被撤职当天，王智为表效忠，给薄谷开来写了悔过信。谷供述，“信上说王立军指使他陷害我有7条人命。当天我到市委1号楼去找王立军对质，王打了自己的耳光，辩解不是他指使的。”

据重庆市局办公室民警李娜（化名）回忆，２月４日，王立军还未搬离市局，薄谷开来来访，两人在王的办公室密谈了很久。当天中午，谷、王二人在市局14楼政务接待餐厅用餐，在外的服务员听到了谷的哭声。

2月2日，不再兼任市局局长的王立军，其副市长一职的分工也被调整，从分管政法领域换到分管教科文卫口。据新华社报道，2月初，王身边另外3名工作人员又被非法审查。王感到自身处境危险，遂产生叛逃的想法。2月6日，王立军以洽谈工作为由，于当日14时31分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在美领馆内，王立军称因查办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求美方提供政治避难。后经重庆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劝导，王于2月7日离开美领馆，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问题。

8月9日，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开庭。谷在庭审时表示，尼尔·伍德案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损失，“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将永远难以心安”。提到王立军时，她遗憾自己“用人不察”，“这个人实在太卑鄙了”。

王立军也认为薄谷开来拖了自己后腿。9月17日，王在成都中院受审时称，“这个案件如果不是牵涉到谷，我肯定会安排多管齐下，早就把这个案件查清了。”

在法庭最后陈述时，王立军表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我知罪、认罪、悔罪……对培养关心我的组织、社会各界和亲人，我要在这里真诚地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

从铁岭到锦州

1984年铁岭从警伊始，到2008年履职重庆之前，王立军的舞台一直是铁岭锦州等地。在24年的辽宁警察生涯中，王立军以打黑起家，完成了从草莽英雄到学者型局长的转变，其打黑、治警、包装等刀法在此期间成形,并日臻成熟，最终在重庆达到巅峰。

记者_周至美实习记者_常晔、唐爱琳辽宁、上海、重庆报道

按照其官方简历，王立军1959年12月26日出生在内蒙古阿尔山市，乃蒙古族人。但在1998年接受《铁岭日报》专访时，王立军却说自己出生在乌兰浩特市，儿时的蒙语名为“乌恩”，11岁时由老师起名“王立军”。

“乌恩”这个名字，除出现在以王立军为原型的电视剧《铁血警魂》中外，还是他空降重庆后使用的另外一个身份。

1978年，王立军结束了在内蒙古阿尔山的知青生涯，来到位于辽宁省铁岭市铁法地区（2002年改名为调兵山市）解放军00419部队参军。该部队隶属于解放军基建工程兵41支队，以开采煤炭为主。

参军是当时知青返城的途径之一。王立军在此认识了早一年入伍当话务员的肖素丽。肖与王同岁，肖父当时是该部队一名干部。两人于1982年8月结婚。新婚4个月后，王立军回到铁岭，在铁法商业局食品公司做职员。而两年之后，妻子肖素丽也从部队转业，随后一直在警察系统工作。

1980年代中期的铁法地区人员混杂，治安环境不太好。1984年，王立军经铁煤集团一负责人介绍，认识了时任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王海洲，自此进入警界。

王立军曾一度在王海洲家吃住，两家亲密无间。当年的照片显示，王立军曾在王海洲生日时为其祝酒，两家一起外出旅游。王海洲的子女对王立军以“大哥”相称。

初入警界的王立军，很快就展现出独当一面的能力。1987年，王立军担任铁法市晓南镇派出所所长，三年破获281起刑事案件，1989年被评为“全国公安基层优秀科（股）所长”。

1991年3月11日，王立军调任大明镇派出所所长。上任后，王立军成立了打击违法犯罪综合办公室，9天打掉10个犯罪团伙。

除了“打黑”，王立军也开始了内部整顿。赴大明之前，他就找到上级要求撤换大明所不合格的警察，且拟好了名单。这种手法，之后在铁岭、锦州乃至重庆陆续上演。

经过8年拼打，王立军收获了他早年最重要的荣誉：1992年1月，他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并在当年1月10日被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乔石接见。

回到铁岭后，王立军在接受采访时说，1月12日上午，在北京东单大街路口，人们递过来手帕、帽子、挎包和衣服，让他签名，“1个小时，用尽了7支圆珠笔”。

载誉归来的王立军很快被提拔为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大明派出所所长、联合刑警大队大队长。1992年8月，他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干部管理学院学习，期间被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在铁岭，十四大代表仅有三人。

学习回来的王立军，勋章缀满了警服：中国十大杰出民警、二级英模、辽宁省特等劳模等等。在进入警界10年之后，1994年，王立军从铁法市公安局跃升为上级单位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警支队和治安巡警支队。

在基层派出所期间，王立军向外界展现出一个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草莽英雄形象，靠一双铁拳的剽悍作风打出了自己晋升的道路。十多年后在重庆接待来自东北的客人时，对方提及王在1992年时获得的殊荣，王笑称：“那时，我是一个年轻的傻子。”

自我传奇

戴墨镜、着衬衣、打领带，搭配上一件绿色军大衣，再辅以一块“晓南镇派出所”的牌子作背景，就构成了王立军早年在铁法地区的戎装特色。

1995年在和军旅作家陈晓东一次“促膝夜话”中，王立军说：“我就像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无论担任什么角色，这场人生的戏都要演下去，不能演砸了，只能演好。”

在陈晓东所著的王立军传记—《东北虎传奇》封面上，王站在吉普车门后，身穿夹克，左手持步话机，右手持微冲。该照片出自现已退休的铁岭警员穆永川之手，拍摄于1994年的铁岭市龙首山上（亦称龙山）。王在龙山拍下不少戎装照，包括那张身着迷彩服、手持步话机和防暴枪做指挥战斗状的照片，后来他在重庆时签名自称“龙山书人”盖源于此。在铁岭和锦州时期，王立军的签名通常是竖排的。

在王立军的警察生涯中，“鹰”从铁岭一直延续到重庆。铁岭刑警办公大楼被称为“鹰楼”，源于大楼顶棚左侧矗立的一只展翅雄鹰。2003年王立军调离铁岭后，该鹰被拆除，一直搁置在铁岭市公安局尸检所大院的空地上，翅膀已断。

“鹰”的隐喻还体现在王立军的传记作品中。外界对此解读是：王立军来自内蒙古，他就是草原上的雄鹰。王立军在1992年初获得“中国十大杰出民警”之后，有画家为其画了一幅雄鹰的画，被他挂在铁法市公安局的办公室。

王立军喜欢大场面。铁岭警官描述，王立军在抓捕小偷时也会带上几十人，携带冲锋枪前往，形成震慑效应。

“王立军跳出他的‘沙漠风暴’车，一个箭步冲到了夏利车前，一拳砸碎了车窗玻璃，另外一只手举着微型冲锋枪‘嗒嗒嗒’就打了一梭子弹。车里走私犯先是一愣，然后束手就擒。”

这个场景发生在1994年10月的“虎皮案”现场，地点在铁岭下辖的开原市火车站附近的雅苑宾馆前。据多位与王共事的同事称，这些现场之所以能被拍摄下来，源于王立军多年来的习惯：他总会携带摄像机去抓捕现场，有时也会请当地媒体记者参与摄影摄像。

王立军还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他负伤20多次，有9个战友在他怀里牺牲，亲手将800多名犯罪分子送上刑场，黑社会出价500万买他人头等，甚至还有传言甚嚣尘上：他的妻女被黑帮分子奸杀并把录像带寄给他。

悲情英雄、大难不死、与兄弟生死与共等元素让王立军充满传奇，而新闻报道、传记文学、电视剧里，其单挑群氓、勇斗悍匪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比比皆是。这些元素在铁岭时期的集中体现就是声动东北的“9·19打黑”。

打黑雏形

“9·19打黑”源于1994年6月发生在铁岭县法院和铁岭市政协的两起爆炸案。时任铁岭市委书记唐铁汉与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陈泰宝、副局长王立军商议后，决定开展一场“严打”整治行动，具体工作由王立军负责执行，专案从1994年9月19日始，至1996年初结束。

“9·19打黑”是王立军早期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笔，此次行动中所形成的基本模式，成为王立军日后18年打黑生涯的奠基之作。

王立军式“打黑”主要特征为：成立专案组、武警抓人、异地关押、刑讯逼供、揪出保护伞（即内部整顿、责任倒查）。“9·19打黑”专案组有40余人，而当时关押人犯的地点在铁岭县熊官屯乡铁岭军分区教导队三层800平方米的办公楼里。这种关押方式，在重庆铁山坪被发挥到极致。

据官方资料，1994年的“9·19打黑”伊始，40天就破获刑事案件807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923名，摧毁各类犯罪团伙86个。

原铁岭市银州区公安分局领导霍玉奎是第一个被武警抓捕的“保护伞”。但在王立军调离铁岭后，霍玉奎即被平反。

据其自述以及媒体记载，王立军在“9·19打黑”中多次亲身上阵，擒拿格斗，其中尤以孤身擒拿杨富和何晶的故事最富传奇色彩。

在《我所认识的王立军》（载于《法律与生活》2011年2月）一文中，王立军与铁岭“四大黑社会集团之首”、辽宁省拳击冠军杨富搏斗十多分钟，最后以一个直勾拳将杨富打倒。此故事后来被编成2002年公安部春晚的一个节目，由著名评书家单田芳表演。但据《铁岭日报》记载，当时王立军是手持微型冲锋枪，一枪托打在杨富的下巴上。

另一名“黑社会集团头目”、辽宁省散打亚军何晶的抓捕过程同样被描述得惊险：王立军孤身驾车追何晶，后者车子突然熄火，王立军与之搏斗20多分钟，将对方制服。

不过，此事在王立军的口中也出现不同版本。他履职锦州市公安局长后，在接受央视《警察人生》专访时曾提及此事，说当时自己“子弹已经打光了”。两分钟后，他又说，自己“冲（何晶的）两个保镖的腿连续打了两枪”。

“枪毙几个黑社会头子那天，（铁岭）群众自发地打着20多米长的大字横幅到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门前庆贺，在马路上写下了‘杀杨富，平民愤，真正的共产党员王立军’的大字标语”。这种宣传方式，在其后的重庆打黑中频频出现。2010年7月7日，重庆原司法局长文强被执行死刑后，重庆市民在检察院门口燃放鞭炮、在市委门口拉出横幅“文强死、百姓欢、重庆安”。

“两案”危机

“9·19”之后，打黑成为王立军每年必出的重剑。在王立军2000年担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后，打黑规模迅速扩大。在2001年—2003年两年严打整治中，铁岭市就破获刑事案件8305起，刑拘转捕2957人，劳动教养1053人。就在王立军在打黑如日中天之际，他的职业生涯遭遇到了第一次危机。

1998年10月14日，开原市人力车夫张贵成骑三轮车，载着一名妇女和一名小女孩，与王立军所乘坐的无牌奔驰轿车相撞。张贵成称王打断其两颗牙齿。第二年3月，张贵成起诉王立军人身侵害。

案件由沈阳新城子区法院审理，于1999年8月25日开庭。王立军的代理律师是金锡盛（现已去世）与王蕴采。当时王蕴采还在辽宁省华远律师事务所工作，此案也拉近了王立军与王蕴采的关系。2002年后，在王立军历次打黑中，王蕴采作为律师一直介入其中；2012年9月，王立军因叛逃罪等四项罪名被提起公诉，现为北京隆安律所律师的王蕴采再次为王立军辩护。

1999年9月，法庭宣判张贵成一审败诉，其关键原因是：“三轮车上的顾客任静秀目睹了肇事的全过程，其证明效力高于本案其他证人，本院予以认定。”

生于1970年4月的任静秀，原本是开原籍人，曾在辽宁盖州打工。事发后，任静秀的前两次证言均对张贵成有利。但在出庭时，任静秀推翻了此前自己签字画押的这两份证词。王立军依靠这个关键证人取胜，而任静秀被媒体称为“维护英雄名义敢说真话的人”。

《南都周刊》记者获悉，任静秀1999年3月为张贵成的律师做完笔录之后，曾到铁岭市公安局通过时任市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计连科找到王立军。

事后，2001年3月初，任静秀的户口迁入了铁岭市银州区，在2004年6月（王立军调任锦州市公安局长一年后），迁至锦州市凌河区，其身份证号码第六位和第十八位发生了变动，使得她从一个开原人变成了西丰人。

三轮车夫诉王立军案中，王倾力应对，在众多媒体的“护航”下涉险过关，而对王报道不利的《中国青年报》和《工人日报》等媒体记者压力重重。

胜诉后，王立军称“虽赢犹输”，并表示将反诉“诬告陷害”他的政法干部、原告律师等人，索赔精神和名誉损失，并用赔偿得到的钱建立“中国警察阳光基金”。十年后，2009年9月28日，王立军发起了“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一年时间募资总额超过1.5亿元。

但王立军并未起诉，此时，他的第二个危机接踵而至。

1998年12月，王立军带人侦办张凤英涉嫌贩卖假表案时，张凤英意外死亡；官方通报称张凤英系逃跑中坠亡。1999年春，张凤英家属控告铁岭公安将其刑讯逼供致死，矛头直指王立军。最后，官方认定，时任铁岭市司法局局长王海洲是张凤英家属控告、“诬陷”王立军的幕后主使。后王海洲因此案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

王海洲曾是王立军进入警界的引路人，二人多年情同父子。此案判决结果至今在铁岭仍有争议。

治警伊始

三轮车夫案胜诉后不久，王立军强势回归久未露面的《铁岭日报》：2000年5月1日的公安专刊中，他穿着白大褂、戴着白手套的照片出现在某案发现场；身穿条纹衬衣、戴墨镜指挥抗洪抢险的照片压底；当日的致辞中，王立军留下手写体的竖排签名。

三轮车夫案期间，王立军获199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该案胜诉后，2000年5月29日，公安部授予王立军“全国公安一级英模”称号。

2000年8月，王立军正式担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兼武警铁岭支队第一书记、政委。

经过两起官司后，王立军在媒体上“低调”了许多。此后的王立军，多出现在《铁岭日报》报道的一系列警务改革和打黑成果中。

还在担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王立军就要求刑警、治安巡警支队领导轮流值班，副大队长以上干部每天必须提前15分钟上班，并为每名干警建立政绩档案。2000年初，王治下的治安巡警支队还采用摄像跟踪、明察暗访的方式对民警进行监督。

在王立军的警务改革中，一直得到传承和发扬的，是交巡警察的建立，亦即“交巡合一”。这虽并非王立军首创，但后来成为他的职业标志之一。2001年8月11日上午，铁岭交巡警举行出警仪式。铁岭设置了18个相对固定的勤务区、304个巡逻区，24小时昼夜值班。但就在王立军调离一年左右，铁岭再次恢复交警、巡警警种，宣告铁岭交巡警警种消失。

在铁岭时期，王立军治警手段日臻成熟。“9·19”打黑中，有20名干警受到处理，其中13人被追究刑责，5人被开除。

2000年9月，王立军乘“三项教育”的东风，要求全市民警查摆剖析。这种“自我批评”式的“查摆剖析”的结果是：一个月后，铁岭市公安局就处理了33名民警，其中10人被辞退；到了2000年底，昌图县312名民警集体申请离岗培训，还有人被送到铁法煤矿下矿井体验生活；铁岭有23个基层派出所、队被挂牌整治。

自1994年王立军调任铁岭市局以来，不少铁岭警官在其治下被停职、开除，东北俗称“扒皮”。但不少警官的处理决定在王立军调离铁岭后，分别通过市局文件、法院判决等方式，逐一恢复工作或平反。据《南都周刊》记者掌握的资料，仅2005年的一份市长信访纪要文件就为七名警官平反。

王立军在铁岭市局时还分管213研究所，该所建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由原铁岭市局法医专家才东升和兰玉文创建，致力于法医建设，曾获多项荣誉，尤其是颅面复原技术。

王立军对法医的兴趣即发端于此，并最终在锦州和重庆戴上了法医教授的帽子。

走马锦州

王立军在任职铁岭市公安局长末期，由辽宁省公安厅调派到盘锦打黑。2002年11月25日，铁岭市公安局多个警种百余名民警入驻盘锦，组成“829”专案组指挥部，打掉6个犯罪团伙以及22名警务人员，成了辽宁省公安厅的“消防队员”。

2003年5月，王立军从铁岭交流到300公里外的锦州，担任锦州公安局长、党委书记。王立军在铁岭时期的一些打黑经验被复制到锦州，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王立军上任伊始，锦州发生多起入室抢劫案件。王成立6个专案组，抽调700多名民警，用了53个昼夜，最终将变态杀人狂许贵柱擒获。

2003年7月23日破案当天下午，锦州市局启动对此案的责任倒查机制，13名警察被处分。其中，凌河公安分局康宁派出所副所长及一名民警被“双开”，该分局副局长被行政撤职。处分的理由之一是：许贵柱家离派出所仅100多米，完全符合11项对犯罪嫌疑人的推测特征，但他们没有将其排查出来。

在锦州打黑同时，王立军将自己在铁岭的一些治警思路延续下来，并逐步系统化。交巡警合并就是王从铁岭移植而来的一个项目。

相比铁岭，锦州交巡警扩充到了556人，城区设22个处警平台，昼夜巡逻，办案到达现场时间缩短到2到3分钟，可在5分钟之内封锁全城。警察的工作量大增，工作稍有懈怠就会遭到严厉斥责甚至开除。

锦州的交巡警平台更强调科技建设。每个警务用车都装有车载电脑以及GPS卫星定位系统。市局还利用该系统，检查监督民警，如系统未开，一次通报，三次倒查。

但这支队伍的命运与铁岭的一样，王立军2008年调入重庆后，锦州交巡警也渐渐淡出，并在2010年8月18日正式更名为交警支队。

在王立军的警务改革创新中，女子警察队伍是很特别的一个，其发端仍是铁岭。

1998年4月，铁岭铁法市客运站出现四名站“形象岗”的女交警，其中有三位当时只有20岁；三年后，2001年12月26日，由20名女警组成的铁岭市局刑警支队女子侦查大队成立，平均年龄22.4岁。在女队办公室走廊里，王立军题写了“匡扶正义，走进辉煌”八个字。

这是王立军第二次在其生辰日组建机构，第一次是1996年12月26日组建铁岭的110报警系统，正值王立军37岁生日。

2003年12月26日，王立军44岁生日这天，锦州市公安局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女子防暴警察大队，平均年龄26岁，都是大专以上学历。队员们穿蓝黑色防暴服，头戴钢盔或红色贝雷帽，手持微冲或狙击步枪。

此后，女子警察模式同样被王立军带到重庆，并进行升级。由80名干警组成的重庆女子特勤支队，她们开沃尔沃轿车执勤，平均年龄25岁，平均身高1.70米，头戴钢盔，着白色警服上衣，穿黑色长裤，蹬长筒靴。王立军还为她们设计了专门的红色雨衣。

“王立军教授”

王立军从铁岭移植到锦州，还有他发轫于铁岭工作末期的警营文化的沙龙。

2003年7月底，王立军对锦州警务建设提出全新定位，强调政治建警、文化育警、科技强警。“文化”成为王立军经常强调的词汇。

很快，锦州市局办公大楼内外实行了全方位的生态文化组合。晚上，机关食堂则被改造成沙龙场地，摆满了水果、咖啡和点心，以西餐为主。市局和各支队、分局直至基层单位要每晚安排去沙龙学习。据锦州的警察说，王立军对干警着装、言行举止要求甚严，头发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吃饭喝汤时绝对不能出声，更不许接打手机，包要提着而不能挎在肩上，更不许夹在腋下。

王立军在锦州，力求“与欧美警务接轨”，一些尖端设备在锦州开始得到配置，如无创伤人体解剖、法医鉴定等。到2006年底，锦州在科技强警上投入资金1.2亿元，是过去该局50年来刑事科技投入的总和。

王立军认为，这是“按照西方警务体制，按照我们国家现有的社会发展程度，来改变我们的整个的警务模式”。

2008年1月10日，王立军在锦州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五个月后，王立军调任重庆，开始了其歌乐山下的生涯。

临别锦州之际，王立军写下一篇文章《我心永驻》，回忆其在锦州的五年工作。他还写下一首诗：“人在山城心在湾，千里乡音一线牵，异地风情不同处，竟把歌乐当闾山。”

闾山位于锦州市北部，又称医巫闾山，相传与医、巫文化崇拜有关。如果说，王立军在铁岭表现出的，更多是一名上阵杀敌的猛将，那么，正是在锦州医巫闾山下，王立军开始注重向“学者型局长”转变。

王立军的局长办公室位于8楼，由一间会议室改造。据去过那里的警察说，其办公室透露着学者的气息，书架上以法医、刑侦类书籍为主。

锦州市公安局在王的治下与东北财大、吉林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等高校合作。锦州市局还建立了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此项目在重庆则被移植到西南大学。在2004年10月，锦州市局在大连举办了第11届国际颅面鉴定学术会议，王立军为会议执行主席。

从此，他的属下除了称呼他“敬爱的立军局长”，还称呼他“王立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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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黑真相

主笔_季天琴 记者_龙盛亚 实习记者_唐爱琳、徐雨雯、常晔、王皞 重庆报道

“缉枪治暴”隐情

在重庆故事落幕之前，王立军并未像离开锦州那样，发表正式的谢幕词。

2008年6月，王立军曾在锦州市公安局《警察文化沙龙》上发表《我心永驻》一文。这是他离开锦州的谢幕词。在这篇临行自白中，王称：让我从渤海之滨，去感受巴山夜雨。

在重庆，王立军的开幕式是低调的夏季治安综治行动。这个行动虽不如打黑一样为外界熟知，却颇得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赞赏。

2008年11月1日，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数次找重庆市局班子谈话。在场记者回忆，市委领导指着王，对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光磊称：要多给年轻人压压担子。

当月，王立军还在市局开展忠诚宗旨教育，摘录了市委主要领导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让民警学习。

在这些铺垫后，王立军在一个涉及军地合作的案子中，打响了他的重庆第一枪。此案也让他履渝后首次在央视《法治在线》和《天网》两档节目中亮相。

2008年8月12日，王立军责令成立“缉枪治暴”专案组。为保密，“8·12”成为此次行动代号。参与行动的许令（化名）称，渝湘黔边界枪患曾一度猖獗，经中央政法委牵头三地警方治理，情况大为好转，但王上任后，声称枪患上升3倍多，并派刑侦人员前去渝湘黔边界的重庆秀山摸排。

许称，由于摸排不理想，王提出“打击技师就是打击造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选好造枪点，提供设备和资金，邀技师重操旧业，并经专案组布局，于2009年1月9日凌晨对秀山“地下兵工厂”进行集中清剿。

一张大幕徐徐拉开。许透露，警方本想申请运兵专列，未获通过，遂以旅游名义申请到了专列。2009年1月7日，装甲车及其他作战车辆先行，车队绵延五六公里。次日，千余名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等各种轻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乘坐专列，到达指定位置。

许回忆，行动场面壮观，“炸药轰隆隆响”。三号制枪点在溶洞，随访记者回忆，王立军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因在场的公安部刑侦局领导不同意，此举遂作罢。

许令介绍，之所以安排在溶洞，也是为了让冲突更具戏剧化。

行动收工，王立军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装甲车、警车整齐开过，阵仗如同检阅部队。围观的一位当地老者对许令称：一辈子就看到两次解放军进城，一回是解放，一回是这次。

2009年1月，重庆警方通报称，在5个月的缉枪专项行动中，缴获仿制式手枪183支。

重庆打黑第一枪

秀山缉枪后，2009年2月，王立军接替刘光磊，成为重庆市局党委书记。现在看来，这是此后三年重庆打黑的起点。

这也是王立军仕途最为顺遂的时期。2009年3月19日，重庆某驻渝部队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身亡。案发后，王立军任专案组总指挥。一周后，他兼任重庆市局局长。

尽管“3·19案”在其任职三年期间并未破获（案犯周克华于2012年8月14日在重庆被击毙，当时王已被免职），此案仍成为王立军对重庆警情基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机。

案发一月余，4月27日，王立军在治安整治动员会上透露，以“3·19案”为契机，警方完善了情报信息，把全市883万重点人口和27万不放心人员全都梳理了一遍，“这在全国是没有过的”。

此案还促成了“警务信息化”。当年5月，在视察网监总队电子证据中心时，王透露，重庆市委开全国先河，把移动、金融几十个部门的数据都整合给公安。他要求，对于被锁定人员，要“法律事权不商量”，意即可上情报手段。他以窃听为例，称窃听就应列为秘密证据。

在“3·19案”完成摸排后，借“6·3案”，王立军打响了打黑第一枪。2009年6月3日，重庆江北爱丁堡小区发生枪案，警方为此成立了“6·3”专案组。王未能预料的是，“6·3案”也为后来的李庄案预埋了伏笔，令他遭遇了打黑以来的最大阻力。

在当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上，王称，“6·3案”前，98%的干警不知要打黑，“6·3案”后，警方第一时间捕捉战机，技侦、网监各警种即时介入，“没一个专案组的基地是3天建立起来的，最快的一天一宿，武警要多少给多少”。

对于打黑对象，王立军也胸有成竹。2011年9月，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郑某时，王不无自得地称，部署打黑时，他一张纸也没有，就说出400多个黑恶团伙成员的名单，“不到一星期就抓了800多”。

“6·3案”后，2009年6月25日，重庆警方通报，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陈坤志、龚刚模、岳村已经落网。他们皆为民企老板。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指出，重庆打黑几乎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2009年7月14日，原重庆市人大代表、渝强运输公司老总黎强被刑拘。黎强被抓5天后，王立军在第二批次打黑除恶斗争会上透露，在出租车罢运期间，黎竟然向政法系统的一个“一把手”叫板，称要在两会上联名人大代表罢免对方，导致该干部拍案而起，称要在两会开幕前将黎抓进监狱。

“我向市委领导汇报时说，他要敢向我叫板，我就会告诉他，我可以将你击毙。”王称：“大家能想象，黑恶势力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王强调，打黑是市委主要领导的要求。2010年6月，在会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时，王立军称：打黑关键要看执政党的决心。

黎强被抓次日，到渝仅一年的王立军接替刘光磊，兼任武警重庆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这是继秀山缉枪案后升任市局党委书记、“3·19”案后担任局长之后，王立军在重庆的第三次升迁。

091专案组

如果说“6·3案”打响了重庆打黑第一枪，091专案组则帮助王立军完成了内部整肃的第一枪。

091专案组由原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牵头。作为王立军的嫡系部队，091专案组参办了包括文强案、李庄案在内的所有打黑要案。该专案组得名于2009年打黑第一号重要案件”，成员包括原禁毒总队队长王智、万州民警熊峰等人。市局民警杨渝透露，熊峰因手段残酷，在内部有“万州熊”之称。

2009年8月7日，在重庆江北机场，数百警员包围飞机，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王立军的亲自带队下，被带上警用防暴车。

2天后，王立军召开警方警示、督办会议。他在会上宣布，打黑除恶取得了决定性突破，除铲了文强、黎强等“五强”外，还有公、检、法、司参与的“司法打捞队”，及9名律师。王透露，市政法系统一有级别的干部还为落网的律师鸣冤叫屈，自己托市委一领导带话给该干部，让其好自为之，“现在这人闭嘴了”。

在打黑中，擅长数字管理的王立军，将案件分为A、B、C类。 A类为市局参办案件，B、C类为区分局、基层派出所参办案件。部署打黑仅2月余，2009年8月，王立军在国庆60周年安保工作会上透露，目前除16个重点专案外，其余ABC类案件已达270多个。

在办案透明度极低的情况下，律师依法为其当事人进行的辩护，被王立军视为打黑绊脚石。2009年12月，北京律师、“6·3”案首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李庄成为王立军决心清理的第一块绊脚石。

据案卷，2009年12月10日，091专案组民警熊峰等人从龚刚模处获得突破，龚反映了李庄教他编造刑讯逼供的情节。

随着李庄案庭审的推进，“铁山坪”基地浮出水面。这是重庆24个打黑基地中的标志地点。“6·3”案的所有涉事对象在此接受讯问。龚刚模称自己在铁山坪“被吊了8天8夜，大小便失禁”；其侄龚鹏称，专案组用窗帘把摄像头罩住，把他吊在窗户的防护栏上打；“6·3”案的第二被告、已被执行死刑的樊奇杭在其生前偷录的一份视频中称，他不堪折磨，曾两次撞墙自杀，咬下舌尖自残。

2010年2月9日，李庄伪证罪二审宣判，获刑一年半。李在陈述中留下了“被逼认罪缓刑”的藏头诗迷局。该月月末，重庆召开表彰大会，庆祝“打黑除恶”阶段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李庄案公诉人幺宁获“重庆人民卫士”称号。熊峰被记一等功，从郊县提拔为沙坪坝区刑警支队常务副支队长。

在内部会议上，王立军称，干警为了工作违纪，市局一定力保，有些同志打人，“确实打得很重，确实构成伤害了，我说那是刑讯，不是逼供。检察院捕了，那也要未罪不诉”。

在杨渝看来，熊峰的上升路径只是过去三年重庆警界的一个缩影，“刑讯逼供、私设监狱之所以泛滥，是因为王立军把恶魔从瓶子里放出来，对他们封官许愿，让他们尽情释放人性的恶。”

“大情报”

对重庆而言，打黑完全成为其进行社会管理的杠杆和抓手，并直接依靠警察部门的扩张来达到目的。

除打黑办案外，王立军还有个外界看不到的武器，那就是“大情报”。2009年12月14日， 李庄归案2天后，王视察情报信息中心，感谢他们在李庄案中的辛勤努力，并希望他们“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战斗团队”。

在当月的情报信息中心启动仪式上，王立军表达了自己在“大情报”上的野心：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这次要用科技革命，能够向它冲击的要毫不客气！

2010年1月，在情报中心组建座谈会上，王介绍，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监控其行动轨迹。他称，除数字化保障外，勤务也会跟进，市府主要领导已经同意，今年我们招警1.08万人。

2010年3月16日，在“大情报”专题讲座上，王要求，从社保到银行，除军事、战争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视为自己的资源。他羡慕其他地方的进度“有的已经一刀切到网通和移动的中心平台上”，并称大情报应对的是虚拟社会和虚拟群体。在他看来，“大情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难动民心，需要解放军；政府一告急，马上公安局。”

2010年5月14日，在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做报告时，王透露了“大情报”建设的奇迹：春节前5天，4000多名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了重庆，6小时内被锁定，3400多人被警方点对点地见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时内离开了重庆。

在王主政期间，技侦总队队长这一要害职位，由其门生、东北籍干部王鹏飞担任。在王立军铁岭公安局长任内，王鹏飞被提拔为铁岭公安局副局长，主管技侦和刑侦。王立军2003年调往锦州市后，王鹏飞调盘锦市担任公安局副局长。2010年末，王鹏飞由盘锦调入重庆公安队伍，任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渝北区副区长等职，同时兼任重庆市局技侦总队队长。

2011年10月26日，王立军向北邮校长方滨兴透露，重庆警界刑侦、技侦、网监一次性各发3.5亿元设备，“现在我们每天要查87000人，还有技侦、网监的秘密介入，现在我们打掉了5000多人，主城刑拘以上的就达到这么多”。

2011年12月，王立军向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长盛威介绍，重庆市局共发了27亿的设备，都是德国和以色列的，“哪个省能比？”

“鲨鱼吞小鱼”

在重庆，王立军持续地强调打黑，并将之打造成当地最重要施政标志之一。通过打黑，王立军不仅实现了仕途的上升，也实现了个人权威。打黑办案以及情报系统的组合运用，成为其威慑民营企业家、公民乃至整个社会的主要手段。

在打黑除恶全面推进3月后，2009月9月，王立军倡导的“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庆名营企业家共认捐7000余万。

2010年9月，在会见“世界名博沙龙主席”一清时，王立军称，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称，这就是民情，如果黄光裕在重庆，不会发展到今天。

在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看来，重庆打黑是实施了剑指民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打黑除恶初期涉案企业家，都家破人亡：龚刚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明亮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岳村被判处死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5亿元……

2010年6月，在打黑除恶一年之际，重庆希尔顿老总彭治民因涉黑被091专案组带走，彭原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身家数十亿。

在当期重庆市局下属的《警察文化沙龙》杂志上，发表《希尔顿擦枪走火》一文。该文称，彭“公然诽谤打黑除恶成果”， 于是被重拳喝止。

当年7月，在接受打黑创作组采访时，王立军提到，像彭治民这样的人，共产党早就在他裤腰链上挂了定时炸弹。他还为民营企业家拟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暴力色彩，罪恶累累，原罪运行”，下联是“党政勾结，司法保护，刑经并行”，横批“好自为之”。

王称，如果这些民营企业家，包括党政官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还是宽以为怀，否则他们会在深水区爆炸。”

在打黑中，为最大限度地寻找权力运行空间，王立军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学。他指向的对象，一类为其下属，对方是否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取决其“忠诚”。另一类为民营企业家、后又扩展至党政官员、社会各界，即对方是否会落马，取决于其是否“听话”。

在重庆打黑中，一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国有企业，又补助地方财政。2011年，希尔顿老总彭治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

这个模式，被王立军称为“鲨鱼吞小鱼”。在陪同客人参观打黑展时，王称：只要是黑社会，马上叫银行把它吞进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过来。

这种明火执仗，还体现重庆民警留学基金的成立上。2011年5月18日，王立军指示刑警总队长李阳，“找些企业家，让他们拿点，给我们支付留学经费。”当年7月19日，王接见了重庆13名民营企业家。当天，老板们一共认捐留学基金3000万。

在其主政后期，随着权力的膨胀，王立军的自由裁量哲学也越发精进。2011年12月1日，王立军向某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表明自己如何爱护金融系统，称有些涉案金额达到七八百万，“我们全轻轻放下了。”

王称，自由裁量权在其手中，他以希尔顿为例，称“他说1000万，我们说只值200万，签个字就可以拿进来。跑的时候归他，划跑道的时候归我们。”

“裤腰上的定时炸弹”

童之伟在其报告中指出，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公民基本权利中因此而受损最严重之一即为言论自由。

2009年9月，重庆男子彭洪因在论坛中转发打黑漫画《保护伞》，处以劳教二年。当地青年任建宇、黃成城、田宏鸳等，也都仅因评点时政便蒙冤劳教。2011年1月，重庆市民龚汉周因转发“交巡警平台寒天裸拷酒醉男子”一帖，被以“攻击政府职能部门”为由，劳教一年半。

2011年4月22日，李庄漏罪案撤诉。李庄获得自由之际，涪陵区林业局干部方洪却因此案受牵连。方洪(网名方竹笋)因发表讽刺李庄案的“一坨屎”的打油诗微博，被劳教一年。

令重庆司法形象受到负面影响的李庄案第二季，成为王立军在渝第四次升迁的契机。2011年5月17日，王立军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对李庄案上的败绩，王立军并不心甘。2011年6月25日，王立军会见北邮校长方滨兴，副局长郭维国作陪。

“防火墙之父”方滨兴介绍了演讲时遭鞋袭后自己的应对。方的办法，为郭、王提供了灵感。郭维国称，像杨金柱、陈有西这样的人，就是要揭他的家庭住址。陈有西为李庄第一季的辩护律师，杨金柱为湖南律师，李庄案第二季时曾赴渝声援。

王则希望方能在重庆网监种试验田，“我们现在有五百多人的队伍，天天在做”。

4个月后的10月26日，王立军再次会见方滨兴。说到网上对重庆不利的言论，王称，无论实名还是匿名，“我们不客气”。

民警孙凌透露，王甚至建立了黑名单，“飞机一落地，记者和律师全在掌控中。他要审查你的背景，监控你发表的文章。”

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除极少数权力人士外，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在重庆市局2011年第14次扩大会议上，王立军提及原重庆移动董事长沈长富因受贿罪被刑拘一事，称以前警察上移动公司要数据，居然被拒，“公安局的小号平台，也给我们乱切，说了还不听，所以郭维国把沈长富刑拘是对的”。王还提到：打黑期间，有的银行行长不给我们提供单子，当作妨碍公务，立即拿下。

在王立军时期，公安独大，王甚至能决定判决结果。2011年1月，针对《王天伦涉黑团伙“漏网之鱼”王东明受审》的报道，王批示：“要处极刑，否则，向社会怎么交待？而且如不判死刑，那将是后患无穷！”四个月后，王东明一审被判死刑。

即便是重庆市政府主要领导，对王立军也颇为忌惮。2010年1月4日，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工作会上，王称，市府主要领导向他承诺“立军，你们什么时候要我开会，我就什么时候开，你要我们开多少会，我认为都不过分，要哪些部门参加，任何部门不得讲价。”

2012年5月，在公安平联办工程会议上，一市府主要领导笑称，昔日区县的领导看见王毕恭毕敬，看到他却嬉皮笑脸，“我知道，他在你们裤腰上都挂了炸弹”。

打黑展的功能

在多个场合，王立军都会提到，“熙来书记不是讲了嘛，一旦中央领导来了，一旦专家学者来了，得挤干压尽。”

杨渝透露，过去三年，凡来渝视察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市局参观打黑展览，节假日期间，来参观的退休老领导尤其多。市局宣传处还得将此作为政治任务，要写稿。

杨介绍，打黑展最初的解说词是由政治处民警写成，不过，每当有官员来参观，王立军都会随口发挥，形成新版本，“领导来了他表现欲望特别强，他喜欢戏剧化的东西、高潮迭起。”

杨举例称，截至2011年，按内部统计，参观打黑展的省部级干部共有463名，在王的口中，这个数据达到了600多名。当解说组组长对此表示疑惑后，王怒称“跟我作对，就是跟市委市政府作对”。有关领导私下做组长的工作，称王也是副部级干部，“这两年，他来回100多次总有吧，加起来不就600多了么？”

在孙淩看来，王立军的行事近乎疯狂。孙称，2010年12月，一中央领导到重庆市局参观。有个场景是该领导顺着王所指，看打黑展资料，后王授意把照片上的背景抹掉，剩下就是领导顺着他所指，看向远方。

警令部民警蒋山（化名）回忆，一退休的中宣部领导参观过打黑展后，王立军要求在稿中加入该领导赞成打黑的内容，并称这是领导对他的耳语。类似的还有一退休的原中纪委领导，王要求将“退休老领导的话发挥一下”，最后稿中加入了该领导在任时的讲话。

蒋山介绍，后来来渝的不少领导，参观打黑展时都咬紧牙关，既没表情、也不说话，稿子里只好增加领导的肢体语言，如凝神贯注、频频点头等。

“王立军要出险棋、险招，不走中庸之道。他喜欢绑架别人，自己想说的话要通过别人的口说出来。”蒋称。

2010年11月，某中央领导在渝考察。新华社关于此事的统发稿全文共1600余字，关于其肯定打黑的内容共50余字，《重庆日报》上关于该领导此行的稿子达3700余字，其中肯定打黑的内容有300余字。

蒋山称，这次王立军照例要求市局写稿，但特别报道小组以该级别领导的稿子只有新华社总社可写，他们以没资格、怕犯错误为由拒写，惹得王大怒，“公安内网上的新闻，跟新华社有什么关系？！”

最终，这条新闻，市局特别报道小组写了6000余字。蒋称，平常的稿子，王都亲自批示，但此稿呈给王后，他没签字，后经一副局长拍板，稿子才得以上网。在事后的总结会上，王却责骂相关人是“胜在起点，败在终点”。

“我们揣测，王对新闻报道的规定肯定有耳闻，所以他不签字，一旦追究起来也能规避。另一方面，他又拿这个来捆绑干部，收放自如。”蒋称。

蒋山感慨：但是王立军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被更粗的绳索捆死。

2009年12月，得知王立军欲对自己动手的风声后，李庄从重庆跑到了成都。2012年2月6日，陷入困境中的王立军选择了跟李庄同样的走避路线，他逃离重庆，潜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在2012年9月24日的成都中院庭审现场。王立军被判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四罪并罚，领刑十五年。王当庭表示不上诉。

这是“打黑英雄”王立军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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