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奇人李宗吾的晚年生涯 厚黑学李宗吾原版pdf

作者:陈思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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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隐故乡

1938年5月,厚黑教主李宗吾已年近六旬,时在四川省政文编审委员会任职。像他这样的年龄,古往今来的学者多尚未及便作古了,如程明道、陆象山活了54岁,韩昌黎、王阳明活了57岁,与他同时的梁任公也56岁就死去,这些人可以说是功成名就,著作等身了。据宗吾自己说,讲到年龄,他已经有了这些同道的高寿,要喊程、韩、梁等人为老弟,因而早生退隐的想法。另外他在官场混迹20余年,遍尝各种酸甜苦辣,已感到十分厌倦;加之他有关“厚黑学”著作的大量印行,揭穿了官场的腐朽黑暗,使当局大为恼怒,他在受到漫骂、围攻的同时,甚至还有被抓捕的危险。

其时,正值省政府改组,宗吾所在的政文编审委员会撤销,他被安排在新成立的一个编译室。不久,该编译室由5人编制压缩为3人,不厚不黑的李宗吾,缺乏疏通关系的本领,自然被排挤出局。对于“倒甑子”,李宗吾是想得通的。1913年他在省上也遇到机关裁撤,清廉一身的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借钱时曾作诗三首,其中有首云:“大风起兮甑滚坡,收拾行李兮回旧窝,安得猛士兮守沙锅。”此次倒甑子,其实恰合他老来归隐之意。“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1939年4月,在他满过60岁后不久,便和家人悄然离开成都东胜街37号寓所,乘汽车到内江,然后转坐滑竿,回到了故乡自流井。

自流井原属富顺县管辖,宗吾回乡这年才正式成立自贡市,自流井、大文堡、贡井等区从此划归自贡市管。自流井是因不经人工开凿,盐水自流而得名的,这一带是著名的井盐开采地,明清时期盐业生产已颇具规模,原盐畅销西南各地及两湖等许多省市。自流井位于沱江支流釜溪河畔,釜溪流至邓井关李家湾汇入沱江,沱江又在泸州与长江汇合。自流井的水上交通非常发达,载满盐巴的木船,就是从这条运输线将盐运往省内和省外各地的。宗吾为客家李姓,祖辈由粤入川住隆昌萧家桥,后迁入自贡市高峰大岩村,后又迁住一对山附近,宗吾曾祖父,就曾在一对山不远的汇柴口开过染房。汇柴口是一个高地,为旧时农产品集散地,有商店、茶馆、作坊等。挑夫担着盐担子从洗脚河上来后,要经过这里歇脚,然后下一长长的石梯,来到盐船的起运码头张家沱。宗吾父亲所置田产,也在离此只有几里路的张家山一带。宗吾回乡后住家的地点,也在汇柴口坡下不远处的小竹湾。

宗吾住处小地名叫洗脚河,小竹湾系他自己给取的名字,所以很少有人知道。难怪蜀光中学教员孙伯蔚,受宗吾朋友之托,曾遍寻此处无着;另知道李宗吾姓名的,也只有汇柴口茶馆和油房里的人,所以他晚年的确是过的一种鲜为人知的隐居生活。宗吾住的是一旧式瓦房,堂屋较宽,两边为卧室。屋边竹林掩映,后有邓关至贡井的一条旧式马路,大门面山临溪,看来这儿环境十分幽静。宗吾一家人口较多,因两个儿子死得早,孙儿孙女都由他统率,加上老俩口和二儿媳,一共9口人吃饭。他因一天到晚思考问题或忙于写作,生活的自理能力不强,家里的大小事情全靠李妻一人掌控。宗吾研究“怕老婆哲学”有年,加之生活上要依赖她,因此总是尊重她的意见,其幽默的口头禅为“夫人说了算!”妻子钟性荣,卫坪乡松树坪人,能干、贤惠,善于勤俭持家。如她规定每月初一、十五打牙祭,其余时间都吃素。家里的人每年到生日那天,“寿星”可吃上两个鸡蛋,说是才能“滚得过”(灾难、不幸)。每天晚饭必煮稀饭,因晚上“卧床巴折”,消耗少。为了节省火柴,她便用糠壳捂火,以备纸撵点之。就是常用的辣椒面,也被她“控制”较紧,舂好放入竹筒,用时放很少一点点。

宗吾回乡后深居简出,除偶尔与余焕文、雷明心喝茶谈天外,绝少与外界朋友来往。余焕文,家住卫坪乡糍粑坳,前清廪生,曾为富顺县中、宜宾中学教席;雷明心,家住贡井,雷铁崖之弟,同盟会员,与宗吾系炳文书院、四川省高等学堂的同学。余雷二人思想、文学修养都较高,与宗吾谈得来,尽管时有争论,但非常投契。笔者那时家住自流井二道桥“砖房子”,离宗吾所住的小竹湾只有一两里地。我父亲与他是东兴寺炳文书院的先后同学,也曾同为卢庆家山长的学生,虽然认识但很少交往,只从侧面了解他的一些情况。父亲生前写有一篇《李宗吾先生轶事》的文章,其中这样写道:“先生家在汇柴口马路侧,平房数椽,家无长物,惟线装书尚多,大抵为‘四部丛刊’之类。因先生与李伯祥比邻而居,而伯祥与余系属戚谊,不时过从,因得以知先生家庭梗概。晚年先生退归,每届冬令,尝见其手抱火笼一个,在马路上信步徐行,悠然自得……”。

1939年下半年,宗吾遇上一桩敲诈他的事。一天他因事进城,走到下桥桥头,突然被一流氓、外号人称米蛙虫的张某拦住。这人一手抓着李宗吾的右臂,跳起来劈头就给他一记耳光,然后大声吼道:“李宗吾,你别装糊涂!你欠老子行内20石黄谷,非还我不可。不然,你是厚黑教主,政府正在通缉你,连我们(特务机关)都接到了公事,今天老子拖你到市政府去,你就受不了啦!”宗吾遭此不测,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早年任校长、督学时,因力主严格考试制度而多次挨打的经历来,现今更落得“虎落平阳被犬欺”,真是又气又恼,且有口难辩。心想,还是隐忍为上,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缓缓伸出三个指头,答应给他三石糙米了事。经过这一敲诈事件后,宗吾平日更少出家门了。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在重庆读到了李宗吾的《厚黑学》,认为是败坏人心、危害社会的坏书,下令禁止出版,并通缉作者李宗吾。后经著名学者、蒋的幕僚吴稚晖说项,此事才在无形中搁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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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毫著述

宗吾同许多作家、思想家一样,一天到晚都在思索、读书或写作,不修边幅,也不拘小节。他穿的长布衫多日不洗,脏了以后也不知道换下,得由老妻提醒;他有时一边啃煮包谷,一边抠脚丫,还要一边看书。他成天就坐在堂屋的楠竹马夹椅上,旁边放着花生、葫豆、香肠一类的下酒菜,且饮且思,不时又起身到桌子边,挥毫写下自己的腹稿。家人还常常见他躺在椅上用手前后比划,这就是在练自创的“无极拳”。宗吾早年曾向富台山庙内的和尚学过功夫,后又学练派别甚多的四川静功,对同善社、刘门、关龙派、吴礁子派等,他都拜门称弟子。曾仔细研读过丰城黄元吉来川讲道时的著作、各派奉为天书的《乐育堂语录》。但他本人对此缺乏恒心,练时从未坐上30分钟之久,越想静坐,心思越乱,强自镇静,则如受苦刑。结果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实验过;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实验无效。于是他又想练拳术,先学权术家的气功,继而又学太极拳。而他认为前者无非装模作样,违反自然规律;后者虽似相宜,但要受一种约束,他自然不耐烦。最后,自己发明了一种拳术,名曰“无极拳”。这种拳据他自己说,无非是恍兮忽兮,玄而又玄而已。他晚年就练此拳,直至去世从未间断过。至于效果,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宗吾晚年著述甚丰,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定期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为此,他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主张规划国家大计,要从宏大、长远的目标着眼,要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制宪应当仔细斟酌,切不能照抄欧美宪法。文章还从政治、经济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设想,如政治上应实行民主共和制;经济上首先应将世间财物公私分明,提出“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归社会公有,脑力和体力归个人私有。”依据此一原则来改革经济制度,其文独具远见卓识。宗吾倡导政治、经济、外交的“合力主义”,故继《制宪私议》一文发表后,原打算写一篇《外交私议》,后因“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他便改写成《抗日计划之商榷》了。他在这篇洋洋数万言的“计划书”中,认为对日抗战,应用三种战争:全民抗战,即为武力战争;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施以经济制裁,即为经济战争;将中国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即为心理战争。这三种战争必须同时发动,才可战胜日本。他还说,孙中山先生革命,分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而在国难当头的今天,应三者同时并进。宗吾满60岁那年,为答复时在重庆的朋友张默生邀他作自传的请求,而写了《六十晋一征文启》的妙文。

宗吾归隐后,除继续研究他的厚黑学外,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中国民族性”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心理与力学”问题,而除从事研究著述外,大半时间都花在与好友张默生的书信来往上。1940年,宗吾厚黑学单行本在成、渝、沪等地大量印行,友人王渊默给他来信说:“厚黑学三字,业已传播众口,无从收回。……厚黑是社会病状,你各种作品是医病之药。我为你计,不如把全部思想之系统,和各种作品之要点,详详细细写成一文,附载于后,作为厚黑学的说明书,使社会人士了解你的用意所在,否则仅以厚黑学三字流传于世,你将得罪于社会。”宗吾读信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听其劝告,写了《我的思想系统》一文,交王印行。后来,他又着手写《性灵与磁电》,此文原名《佛老与磁电》经与张默生函商,才将“佛老”改作“性灵”,这是他对“心理与力学”的更深一步探讨,可以看作是其思想发展的极至。

宗吾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不仅否认了“性善学”、“性恶学”、“性善恶混说”以及“性有三品说”,而且发现人的心性无所谓善恶,但却有一种力的存在。此“力”能推能引,与物理的现象并无不同,于是而有《心理与力学》之作。而今他又提出大胆假设,认为人的性灵是从地球的磁电转变而来。他说这一假设,尚待以后的专家学者证实或推翻。此外,宗吾有感于好友的真诚,决心不写传的他,竟写了2万5千字的《老迂自述》寄张默生。在自述中,他记下了自己的平生大事,较为翔实、具体,可算是这位厚黑教主的自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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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谊深重

1940年的某一天,宗吾正在家中,突然听到院里有人喊:“李宗吾先生在吗?”,宗吾闻声迎面而出,见是两位青年来访,其中有位就是他的忘年交南怀瑾。南怀瑾那时刚好20出头,他生于浙江温州,少时已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同时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并深得其精要。青年时代,南怀瑾毅然辞亲远游,西行入川。曾任教于中央军校,又入华西坝金陵大学,研究社会福利学。其时,每逢假日闲暇,便遍游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并有缘拜川北禅宗大师袁焕仙为师,潜心研修佛学。1945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后又讲学于四川大学。1947归隐于杭州天竺,披阅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继而于江西庐山天池寺旁结茅蓬清修。1949年春,南怀瑾辞别家乡,只身赴台。到台湾后,先后执教于台湾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并应邀至多所大学、机关、社会团体讲学。执教三十年,桃李满天下,不少台湾党政、军政要人及工商巨子,都曾拜在南怀瑾门下。其学问博大精深,融贯古今,教化涵盖儒、释、道,更及于医卜天文、诗词歌赋,人们尊称他为“教授”、“大居士”、“宗教家”、“哲学家”、“禅宗大师”和“国学大师”。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南怀瑾焚膏继晷,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三十二部专著,一些著作在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一版再版,长销不衰。其中《论语别裁》、《原本大学微言》《老子他说》、《孟子旁通》、《易经系传别讲》、《金刚经说什么》、《佛说入胎经》、《如何修正佛法》等颇受欢迎。

原来在1938年下半年,由于宗吾任职的编译室紧员,宗吾出局后滞留成都。这期间闲来无事,他便常常到少成公园(今人民公园)楠木林茶园喝茶。那时正值抗战前期,南怀瑾从浙江展转入川,他年轻气盛,很想求仙学道,学得飞剑功夫去打日本人。所以,经常拜访一些有名的、有学问的、有武功的人。少成公园地处成都市中心,环境宽敞清幽,是成都名人贤士、遗老遗少会聚的地方。这儿经常可以看到穿长袍、着布鞋的,各种各样古怪的人。这些人正好是南怀瑾要寻找的,为此他便成了这公园的常客。南怀瑾就是在少成公园喝茶时结识了李宗吾的:有一天,南正在公园里同几个前辈朋友喝茶下棋。这时,进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背稍稍有点驼,戴一顶毡帽,面相很特别,象一个古代人。别人见他进来,都向他点头,或打招呼。南就向忘年交梁先生打听这位是谁,梁老先生说,这个人你都不知道?他就是厚黑教主李宗吾,在四川很有名的。经由梁先生引荐,南等人认识了李宗吾。据南怀瑾回忆,大家一起喝茶聊天,就是听这位厚黑教主在那里议论时事,针砭时弊,讲抗日战争,骂四川的军阀,他骂这些人都不是东西。

这次宗吾在自己的家里,见到成都来的朋友,自是非常高兴。问道:你怎么来了?南说:我来看一个死人朋友。宗吾以为他在开玩笑,说:我还没死啊!对此误解,南怀瑾赶紧作了解释。原来南的一个朋友,在杭州认识的和尚去世了,他死在自流井,因欠他的情,南决定前去扫墓。南和好友钱吉一道,徒步走了8天,从成都到自流井,找到了那个朋友的墓,烧了香,磕了头。从自流井回成都,还要8天,可他们身上的盘缠快完了,发愁之际突然想起:厚黑教主李宗吾的老家就在这里,不妨找他借点路费。因此,便找到小竹湾来了。宗吾看见二人的狼狈相,马上安排做饭招待。现杀的鸡、从鱼塘捞出来的活鱼、现成的蔬菜,他们吃了一顿正宗的川菜。酒足饭饱之后,南怀瑾就开口向他借钱,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回成都没有盘缠了,请借十块钱跟我。他站起来就到里屋拿出一包现大洋递给南,问他多少,他说二十块。南说多了,并说不知什么时候能还?他说不要说还的事,先用了再说。后来南怀瑾在回忆时深有感慨地说:“从我借钱这件小事来看,厚黑教主的为人道德,一点儿也不厚黑,甚至是很诚恳、很厚道的。”

饭后聊天的时候,宗吾突然提出来,叫南怀瑾不要回成都,留下来向赵四太爷学武功。他接着介绍赵四太爷的情况,赵四太爷从小就是个瘸子,但是功夫很好,尤其是轻功,他穿一双新的布底鞋,在雪地里走上一里多路的来回,鞋底上不会沾上一点污泥。由于他教的徒弟后来变坏了,就一直没招弟子。宗吾害怕赵四太爷的功夫传不下来,太可惜了,就竭力鼓励南怀瑾留下来跟他学。他说:跟赵四太爷学三年,学一身武功,将来当个侠客也不错。他还提出,这三年的学费由他承担。南怀瑾看他一片诚意,不好当面拒绝。便说:学武功挺有吸引力,只是三年的时间太长了,容我再考虑考虑。当晚,二人辞别宗吾,回客栈过夜。第二天一早,李宗吾来到客栈,还是劝南留下来学武功,最后仍被婉言谢绝了,他直觉得遗憾,说“可惜,可惜。”

后来,南怀瑾二人又回到了成都。不久,南怀瑾入峨眉山大坪寺修持,闭关三年,遍阅《大藏经》,印证个人修持所得,同外界断绝了联系。有一天,从山下挑米回来的小和尚说:厚黑教主李宗吾去世了。南怀瑾听了心里很难过,心想,借他的二十块现大洋也没法还了。他就每天给宗吾念金刚经,超度他。并以此还他的债,还他的情。

宗吾还有一位“道不同,志不合”的好友张默生,他俩感情甚笃,先是通过书信往还结识,后宗吾两下重庆张的住地晤谈,遂成莫逆。张默生,字敦讷,1895年生,山东临淄人。其父为前清举人,幼承家学。1919年考入北京高师,先学英语,继转入国学部。在北京高等师范读书时,他非常刻苦,半夜即起,秉烛而读。寒暑假也不回家,坚持在校读书。一年暑假,他带着两箱书到了西山普照寺避暑读书、游乐,“倦则憩古木之荫,饥则餐野果之味”,一个假期将两箱书通读了一遍,还作了许多读书笔记,自谓“身心大觉开阔,受益匪浅”。

张默生毕业后,任教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又受聘于齐鲁大学。张默生在齐鲁大学教书时,登门拜访者极多,其中大部分是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对这些来访者,张默生常赠之以书籍,待之以饮食,自己的薪水几乎都用在招待客人上了。时任山东省督的张宗昌以“赤化”的罪名通缉他,后经友人多方营救,谎称他得了神经病,改姓赵住进了福柏医院,脱险后流亡至朝鲜。张默生从朝鲜回来后好客之习未改,1930年他出任济南高级中学校长时,丁玲、胡也频、楚图南等进步作家在济南开展活动,受到他热情接待,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进步作家们,幸亏与张默生交往甚密的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派人连夜送信给张,张又立刻通知胡也频等人,并资助他们路费,使他们提前逃走。抗战时期,张默生携眷入川,任教于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

1949年后,在四川大学任古典文学教授、中文系主任。1957年,耿直狷狂的张默生提出“诗无达诂”论,为流沙河散文诗《草木篇》辩解,加上宣扬厚黑理论、推崇厚黑教主等“罪名”,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长达20余年。1979年得到改正,同年9月24日病逝。张默生对旧学、新文学、西方文化和佛教文化都有所钻研,特别对先秦诸子研究颇深。他涉猎甚广,对传记文学尤为热爱,很有研究。他的传记主要是写有奇异行为且有一种至性的人。著有《苗老爷传》、《疯九传》、《鸟王张传》、《异仆传》、《厚黑教主传》、《义丐武训传》等作品。

张默生来四川后,住在离重庆仅50公里的青木关(现沙坪坝区青木镇),在重大和迁入内地的复旦大学任教。由于水土不服,他的三个幼子先后患病夭折,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整天闷闷不乐,无聊时便到书店去翻书。无意中发现《厚黑学》,翻读之下,大感新奇。张默生曾说,那时我个人的遭遇很惨,正在怨天尤人,对于诸多事都看不上,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资本家压迫劳动者,聪明人欺凌愚拙者,好人不得好报,恶人坐享安乐……种种的事象,都使我愤恨,使我苦闷。忽然见到这揭穿人类史上大黑幕的著作,使我的愤恨苦闷,得以发泄舒畅,自然对于著作者产生同声相应之感。

后来,张默生又买了宗吾的其它多种著作,拿来研究。并从他著作的字里行间看出,作者的为人既不厚,也不黑,甚至还有一副菩萨心肠。他愤而揭穿官场的千古黑幕,好比燃犀照鼎,使宇内的魑魅魍魉丑态毕现,教人有所警惕防范。张默生认为,宗吾继《厚黑学》后,许多充满真理的著作,往往容易被他“开宗明义”和从不离口的“厚黑”所掩蔽。在替宗吾惋惜的同时,又得为真理叫屈,为此,张默生想劝他不要再讲“厚黑学”,便试着通过《华西日报》社转递,给素不相识的李宗吾通信。

信发出去后,如泥牛入海,音信全无。张默生又在《厚黑丛话》中读到,当时鼎鼎有名的大人物、著名学者吴稚晖,这人李宗吾都不愿意去见他。心想,自己只是个不见经传的无名下士,不足以使厚黑教主挂齿。于是,打消了自己能得到回信的念头。不料半年以后,竟突然得到李宗吾从自流井寄来的复信,真使张大喜过望!原来宗吾有从不给陌生人通信的习惯,给张默生写信是他有生以来第一遭,而这都是源于朋友们的再三劝促。张默生当即回一长函,仍委婉地劝他不要再讲“厚黑学”。从此他们便信札往还,而且越来越勤,意见虽不能一致,但感情融洽,亲切而知心。

张还通过在自贡市蜀光中学教书的朋友孙伯蔚,多次到宗吾住宅访谈,劝说宗吾不再讲“厚黑学”。可是他却听不进去,你不让讲他偏偏要讲。宗吾在复信中说:“劝我不谈厚黑,等于劝孔孟不谈仁义,劝韩非不谈法术,劝程朱不谈诚敬,劝王阳明不谈致良知,试问能乎不能?”后来张默生在回信中,承认他是厚黑教主,因有背十字架的精神;确认他不厚不黑,而偏要讲厚黑的所以然。据他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不再劝他不讲厚黑学。张默生又劝宗吾写自传,宗吾不愿写,复信道:学者可以写自传,教主则不可写自传,孔子有自传吗?老子有自传吗?然而,宗吾有感于张的情真意切,称张为平生第一知己,并引郑板桥的话赞之:“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为此,决心不写自传的他,在好友张默生一再的劝促下,终于给张寄去了长达2万5千字的《迂老自述》,将他一生所经历的大事,都一一写上了,可看作是他较为完整的自传,为张默生写《厚黑教主传》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

1941年12月初,宗吾偕同长孙长翊冒雨来重庆青木关,拜访好友张默生先生。那天中午张和夫人正在吃饭,忽听有人操四川土音道:“厚黑教主来见张默生!”接着叩起门来。张开门一看,见一身材高大的老翁,旁边是一位面显清瘦的青年,这正是宗吾祖孙二人。张狂喜之际,真想把他抱起来。热情款待之后,将祖孙送往青木关镇上旅馆住宿。此后,张默生便天天到旅馆,与宗吾攀谈。由彼此的身世,谈到思想、观点的诸多问题,并商定宗吾新旧著作出版的缓急和具体时间。宗吾还接受张的劝告(此一想法与王君渊不谋而合),写一篇有关自己思想系统的文章,用以冲淡“厚黑”气氛,解除读者对他的许多误解,这就是后来发表的《我的思想系统》一文。

当时张默生在复旦大学兼课,每星期须到北碚授课三天,宗吾祖孙就陪同前往。他们开好旅馆等候,张默生上完课后即来到旅馆,与宗吾作彻夜长谈。三天过后,祖孙二人又陪张返回青木关。他们就是这样,彼此恋恋不舍地来往于两地之间,二人无话不谈,谈必放浪形骸,倾其所有而后快。据张默生回忆,他平生总共有三次快谈,这次断断续续,在七八日之中,几乎一生中想说的话,彼此都倾囊而出了,是为快谈中之尤快者。张默生有感于宗吾从不轻许人,交友十分慎重,且笃于友情,道义千古。他一再谈到两位心服的亡友,也都是他在省高等学堂的同学。一为革命家张列五,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四川首任总督,后作总统府顾问,被袁世凯所杀;一是理学家兼教育家廖绪初,也是宗吾的同乡,曾任四川审计院院长,后见国事日非,在老家郁郁而终。两人都对革命赤胆忠心,办事公正严明,宗吾每每谈及二人,便扼腕叹息不已,几欲流泪。

在青木关住了十余天后,祖孙告别张默生去到重庆,先住新蜀报馆,后住国民公报社等处。在渝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主要编校翻印他的几种著作:《厚黑学》、《中国学术之趋势》和《心理力学》等。《厚黑学》附加《我的思想系统》一文,《心理与力学》附加《性灵与磁电》一章。

重庆期间,宗吾还会见了吴稚晖先生。吴稚晖又名吴敬恒,生于1865年,江苏武进(常州)人。青年时入江阴南菁书院,后任北洋大学教习、南洋公学学长。1902年与蔡元培、章炳麟组织爱国学社。后去伦敦加入同盟会,与张人杰、李石曾等在巴黎发刊《新世纪》任主编,后任南京政府教育部读音统一会议长。1916年任《中华新报》主笔,组织华法教育会。1920年任中法大学校长。后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任中央监委。1935年初,以中监委常委身份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1936年11月以临时主席身份主持“制宪国民大会”。后任“总统府资政”。抗日战争胜利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2月,吴稚晖随国民党去台湾。在台期间,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职。1953年10月30日卒于台北。著有《上下古今谈》、《二百兆平民大问题》、《荒古原人史》、《吴稚晖近著》、《吴稚晖先生全集》等。

1935年吴稚晖入川,从重庆到成都,登峨眉游嘉定,会见了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却端端没有来见李宗吾,宗吾对此耿耿于怀。他把吴稚晖比作大观园中的刘姥姥(吴外号人称吴姥姥),自己则是大观园外面最清白的石狮子,他说:“石狮子看见刘姥姥在大观园进进出出,刘姥姥独不知道有石狮子”。并对约他同去会吴的记者说:“我不去会他,特别给他留点憾事。”后来吴稚晖读了宗吾的书,认为宗吾目光锐利,读书奇博,特别是他的《心理与力学》,“实为最惊奇的发明,尤其前半部,真万古不磨之论”,认为宗吾是了不起的思想家。所以,在宗吾遭通缉的时候,吴稚晖才肯在蒋介石面前为他说情,使这一事情不了了之。

1940年前后,吴稚晖读到了《厚黑丛话》中,宗吾抱怨吴未能见他的那段话,颇感遗憾,急欲一识李宗吾。后经《华西日报》记者撮合,两人开始通信。不久宗吾就由青木关而重庆,会见了名重一时的吴稚晖先生。经几度交往,二人谈得非常投契,并讨论过“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宗吾将自己的全部著作送吴过目。后来,吴还为他新印的三本书,亲笔题写了封面书名。

1943年春,宗吾应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的邀请,再次来到北碚,又和张默生见面了,他们还是无话不谈。张只觉得这位朋友,仅一年多未见,精神状态已见衰老,每次吃饭除饮几杯酒外,几乎不沾饭粒。张为宗吾的健康十分担忧,力主他回家好好静养,宗吾接受了这一劝告。临别时,张对他说:“我将站在志不同道不合的立场上,为你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作一部10万余言的大传,来报答教主不远千里而来的的枉顾!”宗吾很感动地说:“这样,我可以死矣!”张默生立刻意识到,这是不是两人最后的诀别?不禁为之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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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星寂灭

酒,与中国的文人有着不解之源,酒不仅给他们以快乐,而且更能给他们以情思和灵感。不得志的文人,往往借酒浇愁,以慰藉自己失意的灵魂,金圣叹有诗云“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宗吾一开始就陷入文人饮酒的怪圈,特别是晚年,更是嗜酒如命,无以自拔。宗吾亦知道过量饮酒对身体有害,曾多次戒酒而不得成功。据他家人讲,在堂屋、睡房的墙壁上,他到处都贴着“戒酒”的字样,以警醒自己,可总是下不了决心。访问过宗吾的孙伯蔚说他每饭必酒,酒气阵阵扑面而来。实际上,他喝酒并没有顿数,而是“长麻吊线”,杯不离手,思、读、写,往往都是伴酒而行。

他在给张默生的信中,这样写道:“是以每当无聊时,辄浊酒一壶,展读惠书各信,等于汉书下酒……”。宗吾身躯高大,又无时无刻不在运用思想,而饭量却少得可怜,这样入不敷出,已使身体极度虚弱。体内潜伏的“酒病”,正蓄势待发。当然,作为思想家的宗吾来说,对于生死他是无所谓的。他60岁那年说:“鄙人今年已满60岁了,即使此刻寿终正寝,抑或为日本飞机炸死,祭文上也要写享年六十有一上寿了”。1941年,他在重庆时曾抽时写了《锸随漫话》一文,这“锸随”二字,是说酒仙刘伶喝酒,不计家产,入林而居,常乘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锸随之,说:“喝死便埋掉!”宗吾引此何处醉死何处埋的故事,明显是在自我解嘲,也表现了他开朗豁达的思想境界。

1943年8月中旬的一天,宗吾在堂屋伏案写作时,突然觉得人不大舒服,便从书桌前站起来,拿着茶杯到一个柜子前准备倒茶水喝。当时所用的一种日常泡老荫茶的粗瓷茶壶,大约有家里蒸饭的甑子那么大,十分厚重,外面裹着一层厚厚的棕套。因为茶壶太重,柜子较高,宗吾倒茶时并没有把茶壶提起来,而是左手端着杯子,右手抓住茶壶提手,把茶壶嘴往杯子方向倾斜。不料,宗吾的身子也在往拿杯子的左手方向慢慢倾斜,竟至一跤跌倒在地。老妻和孙女见状急忙上前搀扶,却见李宗吾的意识已经有点模糊。妻子随口抱怨道:“你就是酒喝多了!”李宗吾竟拼其余力回答道:“我看酒就是还喝少了啊!”说完脖子一歪,即昏迷不醒。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看来教主临中风失语时,还不乏幽默诙谐之风趣。

在场时年17岁,现已80多岁的宗吾孙女李若英老人,在谈到祖父中风时眼眶红湿,仿佛历历如在眼前。家人立刻将宗吾抬往雨台山,入仁济医院(今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检查,为脑溢血造成肢体瘫痪,限于当时医疗技术和条件,院方表示无能为力。后来只得将宗吾抬回,找黄震铺(今沿滩区黄市镇)一位姓钟的中医把脉。吃了几付药后,病情不见好转,终日昏迷不省人事。宗吾像一颗思想界的彗星,光芒四射,可这光芒却慢慢地黯淡、熄灭了。到9月28日,一代宗师终因不治,于宅内寿终正寝,享年64岁。

宗吾去世第二天,成都各报以显著位置,刊登“厚黑教主”不幸逝世的消息。数日后,自流井各界人士为宗吾召开追悼会,大会由其生前好友雷明心主祭。追悼会收到成、渝及本地挽联甚多,内容多从“厚黑教主”立论,颇有深意。其中汪瑞如挽联为:“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李坚伯挽联曰:“讽刺于厚黑,仙佛心肠,与五千言后先辉映;致经理呼煮熟,贤哲品学,拟念四史今古齐名。”老友张默生得知宗吾逝世的消息后,在文章中写道:“观此噩耗,震惊不容自已,天丧我良朋,呜呼痛哉!昔庄周过惠施之墓而叹曰:‘自夫子之死,吾无以为质矣!’我亦不禁有此同感!”

遵从宗吾的遗愿,其灵柩埋葬在附近富台山上的接官厅(上级官员下榻的公馆)旁,说是这里地处山顶,视野开阔。宗吾曾预言这儿城市建设将有可喜的变化,山前将出现一条宽敞繁华的公路,今天他的这一预言,果然成了现实。1992年5月7日,因城市建设需要,李宗吾墓作为衣冠冢,由富台山迁出,安葬于李氏老家所在地:红旗乡大岩村7组,小地名为青龙山的地方。厚黑宗师,一代奇人李宗吾,至今长眠在这杂草凄凄的荒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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