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陈思逊
·1·
退隐故乡
1938年5月，厚黑教主李宗吾已年近六旬，时在四川省政文编审委员会任职。像他这样的年龄，古往今来的学者多尚未及便作古了，如程明道、陆象山活了54岁，韩昌黎、王阳明活了57岁，与他同时的梁任公也56岁就死去，这些人可以说是功成名就，著作等身了。据宗吾自己说，讲到年龄，他已经有了这些同道的高寿，要喊程、韩、梁等人为老弟，因而早生退隐的想法。另外他在官场混迹20余年，遍尝各种酸甜苦辣，已感到十分厌倦；加之他有关“厚黑学”著作的大量印行，揭穿了官场的腐朽黑暗，使当局大为恼怒，他在受到漫骂、围攻的同时，甚至还有被抓捕的危险。
其时，正值省政府改组，宗吾所在的政文编审委员会撤销，他被安排在新成立的一个编译室。不久，该编译室由5人编制压缩为3人，不厚不黑的李宗吾，缺乏疏通关系的本领，自然被排挤出局。对于“倒甑子”，李宗吾是想得通的。1913年他在省上也遇到机关裁撤，清廉一身的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借钱时曾作诗三首，其中有首云：“大风起兮甑滚坡，收拾行李兮回旧窝，安得猛士兮守沙锅。”此次倒甑子，其实恰合他老来归隐之意。“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1939年4月，在他满过60岁后不久，便和家人悄然离开成都东胜街37号寓所，乘汽车到内江，然后转坐滑竿，回到了故乡自流井。
自流井原属富顺县管辖，宗吾回乡这年才正式成立自贡市，自流井、大文堡、贡井等区从此划归自贡市管。自流井是因不经人工开凿，盐水自流而得名的，这一带是著名的井盐开采地，明清时期盐业生产已颇具规模，原盐畅销西南各地及两湖等许多省市。自流井位于沱江支流釜溪河畔，釜溪流至邓井关李家湾汇入沱江，沱江又在泸州与长江汇合。自流井的水上交通非常发达，载满盐巴的木船，就是从这条运输线将盐运往省内和省外各地的。宗吾为客家李姓，祖辈由粤入川住隆昌萧家桥，后迁入自贡市高峰大岩村，后又迁住一对山附近，宗吾曾祖父，就曾在一对山不远的汇柴口开过染房。汇柴口是一个高地，为旧时农产品集散地，有商店、茶馆、作坊等。挑夫担着盐担子从洗脚河上来后，要经过这里歇脚，然后下一长长的石梯，来到盐船的起运码头张家沱。宗吾父亲所置田产，也在离此只有几里路的张家山一带。宗吾回乡后住家的地点，也在汇柴口坡下不远处的小竹湾。
宗吾住处小地名叫洗脚河，小竹湾系他自己给取的名字，所以很少有人知道。难怪蜀光中学教员孙伯蔚，受宗吾朋友之托，曾遍寻此处无着；另知道李宗吾姓名的，也只有汇柴口茶馆和油房里的人，所以他晚年的确是过的一种鲜为人知的隐居生活。宗吾住的是一旧式瓦房，堂屋较宽，两边为卧室。屋边竹林掩映，后有邓关至贡井的一条旧式马路，大门面山临溪，看来这儿环境十分幽静。宗吾一家人口较多，因两个儿子死得早，孙儿孙女都由他统率，加上老俩口和二儿媳，一共9口人吃饭。他因一天到晚思考问题或忙于写作，生活的自理能力不强，家里的大小事情全靠李妻一人掌控。宗吾研究“怕老婆哲学”有年，加之生活上要依赖她，因此总是尊重她的意见，其幽默的口头禅为“夫人说了算！”妻子钟性荣，卫坪乡松树坪人，能干、贤惠，善于勤俭持家。如她规定每月初一、十五打牙祭，其余时间都吃素。家里的人每年到生日那天，“寿星”可吃上两个鸡蛋，说是才能“滚得过”（灾难、不幸）。每天晚饭必煮稀饭，因晚上“卧床巴折”，消耗少。为了节省火柴，她便用糠壳捂火，以备纸撵点之。就是常用的辣椒面，也被她“控制”较紧，舂好放入竹筒，用时放很少一点点。
宗吾回乡后深居简出，除偶尔与余焕文、雷明心喝茶谈天外，绝少与外界朋友来往。余焕文，家住卫坪乡糍粑坳，前清廪生，曾为富顺县中、宜宾中学教席；雷明心，家住贡井，雷铁崖之弟，同盟会员，与宗吾系炳文书院、四川省高等学堂的同学。余雷二人思想、文学修养都较高，与宗吾谈得来，尽管时有争论，但非常投契。笔者那时家住自流井二道桥“砖房子”，离宗吾所住的小竹湾只有一两里地。我父亲与他是东兴寺炳文书院的先后同学，也曾同为卢庆家山长的学生，虽然认识但很少交往，只从侧面了解他的一些情况。父亲生前写有一篇《李宗吾先生轶事》的文章，其中这样写道：“先生家在汇柴口马路侧，平房数椽，家无长物，惟线装书尚多，大抵为‘四部丛刊’之类。因先生与李伯祥比邻而居，而伯祥与余系属戚谊，不时过从，因得以知先生家庭梗概。晚年先生退归，每届冬令，尝见其手抱火笼一个，在马路上信步徐行，悠然自得……”。
1939年下半年，宗吾遇上一桩敲诈他的事。一天他因事进城，走到下桥桥头，突然被一流氓、外号人称米蛙虫的张某拦住。这人一手抓着李宗吾的右臂，跳起来劈头就给他一记耳光，然后大声吼道：“李宗吾，你别装糊涂！你欠老子行内20石黄谷，非还我不可。不然，你是厚黑教主，政府正在通缉你，连我们（特务机关）都接到了公事，今天老子拖你到市政府去，你就受不了啦！”宗吾遭此不测，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早年任校长、督学时，因力主严格考试制度而多次挨打的经历来，现今更落得“虎落平阳被犬欺”，真是又气又恼，且有口难辩。心想，还是隐忍为上，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缓缓伸出三个指头，答应给他三石糙米了事。经过这一敲诈事件后，宗吾平日更少出家门了。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在重庆读到了李宗吾的《厚黑学》，认为是败坏人心、危害社会的坏书，下令禁止出版，并通缉作者李宗吾。后经著名学者、蒋的幕僚吴稚晖说项，此事才在无形中搁浅了。
·2·
挥毫著述
宗吾同许多作家、思想家一样，一天到晚都在思索、读书或写作，不修边幅，也不拘小节。他穿的长布衫多日不洗，脏了以后也不知道换下，得由老妻提醒；他有时一边啃煮包谷，一边抠脚丫，还要一边看书。他成天就坐在堂屋的楠竹马夹椅上，旁边放着花生、葫豆、香肠一类的下酒菜，且饮且思，不时又起身到桌子边，挥毫写下自己的腹稿。家人还常常见他躺在椅上用手前后比划，这就是在练自创的“无极拳”。宗吾早年曾向富台山庙内的和尚学过功夫，后又学练派别甚多的四川静功，对同善社、刘门、关龙派、吴礁子派等，他都拜门称弟子。曾仔细研读过丰城黄元吉来川讲道时的著作、各派奉为天书的《乐育堂语录》。但他本人对此缺乏恒心，练时从未坐上30分钟之久，越想静坐，心思越乱，强自镇静，则如受苦刑。结果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实验过；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实验无效。于是他又想练拳术，先学权术家的气功，继而又学太极拳。而他认为前者无非装模作样，违反自然规律；后者虽似相宜，但要受一种约束，他自然不耐烦。最后，自己发明了一种拳术，名曰“无极拳”。这种拳据他自己说，无非是恍兮忽兮，玄而又玄而已。他晚年就练此拳，直至去世从未间断过。至于效果，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宗吾晚年著述甚丰，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定期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为此，他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主张规划国家大计，要从宏大、长远的目标着眼，要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制宪应当仔细斟酌，切不能照抄欧美宪法。文章还从政治、经济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设想，如政治上应实行民主共和制；经济上首先应将世间财物公私分明，提出“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归社会公有，脑力和体力归个人私有。”依据此一原则来改革经济制度，其文独具远见卓识。宗吾倡导政治、经济、外交的“合力主义”，故继《制宪私议》一文发表后，原打算写一篇《外交私议》，后因“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他便改写成《抗日计划之商榷》了。他在这篇洋洋数万言的“计划书”中，认为对日抗战，应用三种战争：全民抗战，即为武力战争；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施以经济制裁，即为经济战争；将中国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即为心理战争。这三种战争必须同时发动，才可战胜日本。他还说，孙中山先生革命，分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而在国难当头的今天，应三者同时并进。宗吾满60岁那年，为答复时在重庆的朋友张默生邀他作自传的请求，而写了《六十晋一征文启》的妙文。
宗吾归隐后，除继续研究他的厚黑学外，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中国民族性”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心理与力学”问题，而除从事研究著述外，大半时间都花在与好友张默生的书信来往上。1940年，宗吾厚黑学单行本在成、渝、沪等地大量印行，友人王渊默给他来信说：“厚黑学三字，业已传播众口，无从收回。……厚黑是社会病状，你各种作品是医病之药。我为你计，不如把全部思想之系统，和各种作品之要点，详详细细写成一文，附载于后，作为厚黑学的说明书，使社会人士了解你的用意所在，否则仅以厚黑学三字流传于世，你将得罪于社会。”宗吾读信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听其劝告，写了《我的思想系统》一文，交王印行。后来，他又着手写《性灵与磁电》，此文原名《佛老与磁电》经与张默生函商，才将“佛老”改作“性灵”，这是他对“心理与力学”的更深一步探讨，可以看作是其思想发展的极至。
宗吾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不仅否认了“性善学”、“性恶学”、“性善恶混说”以及“性有三品说”，而且发现人的心性无所谓善恶，但却有一种力的存在。此“力”能推能引，与物理的现象并无不同，于是而有《心理与力学》之作。而今他又提出大胆假设，认为人的性灵是从地球的磁电转变而来。他说这一假设，尚待以后的专家学者证实或推翻。此外，宗吾有感于好友的真诚，决心不写传的他，竟写了2万5千字的《老迂自述》寄张默生。在自述中，他记下了自己的平生大事，较为翔实、具体，可算是这位厚黑教主的自传了。
·3·
情谊深重
1940年的某一天，宗吾正在家中，突然听到院里有人喊：“李宗吾先生在吗？”，宗吾闻声迎面而出，见是两位青年来访，其中有位就是他的忘年交南怀瑾。南怀瑾那时刚好20出头，他生于浙江温州，少时已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同时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并深得其精要。青年时代，南怀瑾毅然辞亲远游，西行入川。曾任教于中央军校，又入华西坝金陵大学，研究社会福利学。其时，每逢假日闲暇，便遍游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并有缘拜川北禅宗大师袁焕仙为师，潜心研修佛学。1945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后又讲学于四川大学。1947归隐于杭州天竺，披阅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继而于江西庐山天池寺旁结茅蓬清修。1949年春，南怀瑾辞别家乡，只身赴台。到台湾后，先后执教于台湾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并应邀至多所大学、机关、社会团体讲学。执教三十年，桃李满天下，不少台湾党政、军政要人及工商巨子，都曾拜在南怀瑾门下。其学问博大精深，融贯古今，教化涵盖儒、释、道，更及于医卜天文、诗词歌赋，人们尊称他为“教授”、“大居士”、“宗教家”、“哲学家”、“禅宗大师”和“国学大师”。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南怀瑾焚膏继晷，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三十二部专著，一些著作在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一版再版，长销不衰。其中《论语别裁》、《原本大学微言》《老子他说》、《孟子旁通》、《易经系传别讲》、《金刚经说什么》、《佛说入胎经》、《如何修正佛法》等颇受欢迎。
原来在1938年下半年，由于宗吾任职的编译室紧员，宗吾出局后滞留成都。这期间闲来无事，他便常常到少成公园（今人民公园）楠木林茶园喝茶。那时正值抗战前期，南怀瑾从浙江展转入川，他年轻气盛，很想求仙学道，学得飞剑功夫去打日本人。所以，经常拜访一些有名的、有学问的、有武功的人。少成公园地处成都市中心，环境宽敞清幽，是成都名人贤士、遗老遗少会聚的地方。这儿经常可以看到穿长袍、着布鞋的，各种各样古怪的人。这些人正好是南怀瑾要寻找的，为此他便成了这公园的常客。南怀瑾就是在少成公园喝茶时结识了李宗吾的：有一天，南正在公园里同几个前辈朋友喝茶下棋。这时，进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背稍稍有点驼，戴一顶毡帽，面相很特别，象一个古代人。别人见他进来，都向他点头，或打招呼。南就向忘年交梁先生打听这位是谁，梁老先生说，这个人你都不知道？他就是厚黑教主李宗吾，在四川很有名的。经由梁先生引荐，南等人认识了李宗吾。据南怀瑾回忆，大家一起喝茶聊天，就是听这位厚黑教主在那里议论时事，针砭时弊，讲抗日战争，骂四川的军阀，他骂这些人都不是东西。
这次宗吾在自己的家里，见到成都来的朋友，自是非常高兴。问道：你怎么来了？南说：我来看一个死人朋友。宗吾以为他在开玩笑，说：我还没死啊！对此误解，南怀瑾赶紧作了解释。原来南的一个朋友，在杭州认识的和尚去世了，他死在自流井，因欠他的情，南决定前去扫墓。南和好友钱吉一道，徒步走了8天，从成都到自流井，找到了那个朋友的墓，烧了香，磕了头。从自流井回成都，还要8天，可他们身上的盘缠快完了，发愁之际突然想起：厚黑教主李宗吾的老家就在这里，不妨找他借点路费。因此，便找到小竹湾来了。宗吾看见二人的狼狈相，马上安排做饭招待。现杀的鸡、从鱼塘捞出来的活鱼、现成的蔬菜，他们吃了一顿正宗的川菜。酒足饭饱之后，南怀瑾就开口向他借钱，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回成都没有盘缠了，请借十块钱跟我。他站起来就到里屋拿出一包现大洋递给南，问他多少，他说二十块。南说多了，并说不知什么时候能还？他说不要说还的事，先用了再说。后来南怀瑾在回忆时深有感慨地说：“从我借钱这件小事来看，厚黑教主的为人道德，一点儿也不厚黑，甚至是很诚恳、很厚道的。”
饭后聊天的时候，宗吾突然提出来，叫南怀瑾不要回成都，留下来向赵四太爷学武功。他接着介绍赵四太爷的情况，赵四太爷从小就是个瘸子，但是功夫很好，尤其是轻功，他穿一双新的布底鞋，在雪地里走上一里多路的来回，鞋底上不会沾上一点污泥。由于他教的徒弟后来变坏了，就一直没招弟子。宗吾害怕赵四太爷的功夫传不下来，太可惜了，就竭力鼓励南怀瑾留下来跟他学。他说：跟赵四太爷学三年，学一身武功，将来当个侠客也不错。他还提出，这三年的学费由他承担。南怀瑾看他一片诚意，不好当面拒绝。便说：学武功挺有吸引力，只是三年的时间太长了，容我再考虑考虑。当晚，二人辞别宗吾，回客栈过夜。第二天一早，李宗吾来到客栈，还是劝南留下来学武功，最后仍被婉言谢绝了，他直觉得遗憾，说“可惜，可惜。”
后来，南怀瑾二人又回到了成都。不久，南怀瑾入峨眉山大坪寺修持，闭关三年，遍阅《大藏经》，印证个人修持所得，同外界断绝了联系。有一天，从山下挑米回来的小和尚说：厚黑教主李宗吾去世了。南怀瑾听了心里很难过，心想，借他的二十块现大洋也没法还了。他就每天给宗吾念金刚经，超度他。并以此还他的债，还他的情。
宗吾还有一位“道不同，志不合”的好友张默生，他俩感情甚笃，先是通过书信往还结识，后宗吾两下重庆张的住地晤谈，遂成莫逆。张默生，字敦讷，1895年生，山东临淄人。其父为前清举人，幼承家学。1919年考入北京高师，先学英语，继转入国学部。在北京高等师范读书时，他非常刻苦，半夜即起，秉烛而读。寒暑假也不回家，坚持在校读书。一年暑假，他带着两箱书到了西山普照寺避暑读书、游乐，“倦则憩古木之荫，饥则餐野果之味”，一个假期将两箱书通读了一遍，还作了许多读书笔记，自谓“身心大觉开阔，受益匪浅”。
张默生毕业后，任教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又受聘于齐鲁大学。张默生在齐鲁大学教书时，登门拜访者极多，其中大部分是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对这些来访者，张默生常赠之以书籍，待之以饮食，自己的薪水几乎都用在招待客人上了。时任山东省督的张宗昌以“赤化”的罪名通缉他，后经友人多方营救，谎称他得了神经病，改姓赵住进了福柏医院，脱险后流亡至朝鲜。张默生从朝鲜回来后好客之习未改，1930年他出任济南高级中学校长时，丁玲、胡也频、楚图南等进步作家在济南开展活动，受到他热情接待，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进步作家们，幸亏与张默生交往甚密的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派人连夜送信给张，张又立刻通知胡也频等人，并资助他们路费，使他们提前逃走。抗战时期，张默生携眷入川，任教于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
1949年后，在四川大学任古典文学教授、中文系主任。1957年，耿直狷狂的张默生提出“诗无达诂”论，为流沙河散文诗《草木篇》辩解，加上宣扬厚黑理论、推崇厚黑教主等“罪名”，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长达20余年。1979年得到改正，同年9月24日病逝。张默生对旧学、新文学、西方文化和佛教文化都有所钻研，特别对先秦诸子研究颇深。他涉猎甚广，对传记文学尤为热爱，很有研究。他的传记主要是写有奇异行为且有一种至性的人。著有《苗老爷传》、《疯九传》、《鸟王张传》、《异仆传》、《厚黑教主传》、《义丐武训传》等作品。
张默生来四川后，住在离重庆仅50公里的青木关（现沙坪坝区青木镇），在重大和迁入内地的复旦大学任教。由于水土不服，他的三个幼子先后患病夭折，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整天闷闷不乐，无聊时便到书店去翻书。无意中发现《厚黑学》，翻读之下，大感新奇。张默生曾说，那时我个人的遭遇很惨，正在怨天尤人，对于诸多事都看不上，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资本家压迫劳动者，聪明人欺凌愚拙者，好人不得好报，恶人坐享安乐……种种的事象，都使我愤恨，使我苦闷。忽然见到这揭穿人类史上大黑幕的著作，使我的愤恨苦闷，得以发泄舒畅，自然对于著作者产生同声相应之感。
后来，张默生又买了宗吾的其它多种著作，拿来研究。并从他著作的字里行间看出，作者的为人既不厚，也不黑，甚至还有一副菩萨心肠。他愤而揭穿官场的千古黑幕，好比燃犀照鼎，使宇内的魑魅魍魉丑态毕现，教人有所警惕防范。张默生认为，宗吾继《厚黑学》后，许多充满真理的著作，往往容易被他“开宗明义”和从不离口的“厚黑”所掩蔽。在替宗吾惋惜的同时，又得为真理叫屈，为此，张默生想劝他不要再讲“厚黑学”，便试着通过《华西日报》社转递，给素不相识的李宗吾通信。
信发出去后，如泥牛入海，音信全无。张默生又在《厚黑丛话》中读到，当时鼎鼎有名的大人物、著名学者吴稚晖，这人李宗吾都不愿意去见他。心想，自己只是个不见经传的无名下士，不足以使厚黑教主挂齿。于是，打消了自己能得到回信的念头。不料半年以后，竟突然得到李宗吾从自流井寄来的复信，真使张大喜过望！原来宗吾有从不给陌生人通信的习惯，给张默生写信是他有生以来第一遭，而这都是源于朋友们的再三劝促。张默生当即回一长函，仍委婉地劝他不要再讲“厚黑学”。从此他们便信札往还，而且越来越勤，意见虽不能一致，但感情融洽，亲切而知心。
张还通过在自贡市蜀光中学教书的朋友孙伯蔚，多次到宗吾住宅访谈，劝说宗吾不再讲“厚黑学”。可是他却听不进去，你不让讲他偏偏要讲。宗吾在复信中说：“劝我不谈厚黑，等于劝孔孟不谈仁义，劝韩非不谈法术，劝程朱不谈诚敬，劝王阳明不谈致良知，试问能乎不能？”后来张默生在回信中，承认他是厚黑教主，因有背十字架的精神；确认他不厚不黑，而偏要讲厚黑的所以然。据他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不再劝他不讲厚黑学。张默生又劝宗吾写自传，宗吾不愿写，复信道：学者可以写自传，教主则不可写自传，孔子有自传吗？老子有自传吗？然而，宗吾有感于张的情真意切，称张为平生第一知己，并引郑板桥的话赞之：“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为此，决心不写自传的他，在好友张默生一再的劝促下，终于给张寄去了长达2万5千字的《迂老自述》，将他一生所经历的大事，都一一写上了，可看作是他较为完整的自传，为张默生写《厚黑教主传》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
1941年12月初，宗吾偕同长孙长翊冒雨来重庆青木关，拜访好友张默生先生。那天中午张和夫人正在吃饭，忽听有人操四川土音道：“厚黑教主来见张默生！”接着叩起门来。张开门一看，见一身材高大的老翁，旁边是一位面显清瘦的青年，这正是宗吾祖孙二人。张狂喜之际，真想把他抱起来。热情款待之后，将祖孙送往青木关镇上旅馆住宿。此后，张默生便天天到旅馆，与宗吾攀谈。由彼此的身世，谈到思想、观点的诸多问题，并商定宗吾新旧著作出版的缓急和具体时间。宗吾还接受张的劝告（此一想法与王君渊不谋而合），写一篇有关自己思想系统的文章，用以冲淡“厚黑”气氛，解除读者对他的许多误解，这就是后来发表的《我的思想系统》一文。
当时张默生在复旦大学兼课，每星期须到北碚授课三天，宗吾祖孙就陪同前往。他们开好旅馆等候，张默生上完课后即来到旅馆，与宗吾作彻夜长谈。三天过后，祖孙二人又陪张返回青木关。他们就是这样，彼此恋恋不舍地来往于两地之间，二人无话不谈，谈必放浪形骸，倾其所有而后快。据张默生回忆，他平生总共有三次快谈，这次断断续续，在七八日之中，几乎一生中想说的话，彼此都倾囊而出了，是为快谈中之尤快者。张默生有感于宗吾从不轻许人，交友十分慎重，且笃于友情，道义千古。他一再谈到两位心服的亡友，也都是他在省高等学堂的同学。一为革命家张列五，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四川首任总督，后作总统府顾问，被袁世凯所杀；一是理学家兼教育家廖绪初，也是宗吾的同乡，曾任四川审计院院长，后见国事日非，在老家郁郁而终。两人都对革命赤胆忠心，办事公正严明，宗吾每每谈及二人，便扼腕叹息不已，几欲流泪。
在青木关住了十余天后，祖孙告别张默生去到重庆，先住新蜀报馆，后住国民公报社等处。在渝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主要编校翻印他的几种著作：《厚黑学》、《中国学术之趋势》和《心理力学》等。《厚黑学》附加《我的思想系统》一文，《心理与力学》附加《性灵与磁电》一章。
重庆期间，宗吾还会见了吴稚晖先生。吴稚晖又名吴敬恒，生于1865年，江苏武进（常州）人。青年时入江阴南菁书院，后任北洋大学教习、南洋公学学长。1902年与蔡元培、章炳麟组织爱国学社。后去伦敦加入同盟会，与张人杰、李石曾等在巴黎发刊《新世纪》任主编，后任南京政府教育部读音统一会议长。1916年任《中华新报》主笔，组织华法教育会。1920年任中法大学校长。后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任中央监委。1935年初，以中监委常委身份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1936年11月以临时主席身份主持“制宪国民大会”。后任“总统府资政”。抗日战争胜利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2月，吴稚晖随国民党去台湾。在台期间，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职。1953年10月30日卒于台北。著有《上下古今谈》、《二百兆平民大问题》、《荒古原人史》、《吴稚晖近著》、《吴稚晖先生全集》等。
1935年吴稚晖入川，从重庆到成都，登峨眉游嘉定，会见了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却端端没有来见李宗吾，宗吾对此耿耿于怀。他把吴稚晖比作大观园中的刘姥姥（吴外号人称吴姥姥），自己则是大观园外面最清白的石狮子，他说：“石狮子看见刘姥姥在大观园进进出出，刘姥姥独不知道有石狮子”。并对约他同去会吴的记者说：“我不去会他，特别给他留点憾事。”后来吴稚晖读了宗吾的书，认为宗吾目光锐利，读书奇博，特别是他的《心理与力学》，“实为最惊奇的发明，尤其前半部，真万古不磨之论”，认为宗吾是了不起的思想家。所以，在宗吾遭通缉的时候，吴稚晖才肯在蒋介石面前为他说情，使这一事情不了了之。
1940年前后，吴稚晖读到了《厚黑丛话》中，宗吾抱怨吴未能见他的那段话，颇感遗憾，急欲一识李宗吾。后经《华西日报》记者撮合，两人开始通信。不久宗吾就由青木关而重庆，会见了名重一时的吴稚晖先生。经几度交往，二人谈得非常投契，并讨论过“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宗吾将自己的全部著作送吴过目。后来，吴还为他新印的三本书，亲笔题写了封面书名。
1943年春，宗吾应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的邀请，再次来到北碚，又和张默生见面了，他们还是无话不谈。张只觉得这位朋友，仅一年多未见，精神状态已见衰老，每次吃饭除饮几杯酒外，几乎不沾饭粒。张为宗吾的健康十分担忧，力主他回家好好静养，宗吾接受了这一劝告。临别时，张对他说：“我将站在志不同道不合的立场上，为你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作一部10万余言的大传，来报答教主不远千里而来的的枉顾！”宗吾很感动地说：“这样，我可以死矣！”张默生立刻意识到，这是不是两人最后的诀别？不禁为之泪下。
·4·
慧星寂灭
酒，与中国的文人有着不解之源，酒不仅给他们以快乐，而且更能给他们以情思和灵感。不得志的文人，往往借酒浇愁，以慰藉自己失意的灵魂，金圣叹有诗云“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宗吾一开始就陷入文人饮酒的怪圈，特别是晚年，更是嗜酒如命，无以自拔。宗吾亦知道过量饮酒对身体有害，曾多次戒酒而不得成功。据他家人讲，在堂屋、睡房的墙壁上，他到处都贴着“戒酒”的字样，以警醒自己，可总是下不了决心。访问过宗吾的孙伯蔚说他每饭必酒，酒气阵阵扑面而来。实际上，他喝酒并没有顿数，而是“长麻吊线”，杯不离手，思、读、写，往往都是伴酒而行。
他在给张默生的信中，这样写道：“是以每当无聊时，辄浊酒一壶，展读惠书各信，等于汉书下酒……”。宗吾身躯高大，又无时无刻不在运用思想，而饭量却少得可怜，这样入不敷出，已使身体极度虚弱。体内潜伏的“酒病”，正蓄势待发。当然，作为思想家的宗吾来说，对于生死他是无所谓的。他60岁那年说：“鄙人今年已满60岁了，即使此刻寿终正寝，抑或为日本飞机炸死，祭文上也要写享年六十有一上寿了”。1941年，他在重庆时曾抽时写了《锸随漫话》一文，这“锸随”二字，是说酒仙刘伶喝酒，不计家产，入林而居，常乘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锸随之，说：“喝死便埋掉！”宗吾引此何处醉死何处埋的故事，明显是在自我解嘲，也表现了他开朗豁达的思想境界。
1943年8月中旬的一天，宗吾在堂屋伏案写作时，突然觉得人不大舒服，便从书桌前站起来，拿着茶杯到一个柜子前准备倒茶水喝。当时所用的一种日常泡老荫茶的粗瓷茶壶，大约有家里蒸饭的甑子那么大，十分厚重，外面裹着一层厚厚的棕套。因为茶壶太重，柜子较高，宗吾倒茶时并没有把茶壶提起来，而是左手端着杯子，右手抓住茶壶提手，把茶壶嘴往杯子方向倾斜。不料，宗吾的身子也在往拿杯子的左手方向慢慢倾斜，竟至一跤跌倒在地。老妻和孙女见状急忙上前搀扶，却见李宗吾的意识已经有点模糊。妻子随口抱怨道：“你就是酒喝多了!”李宗吾竟拼其余力回答道：“我看酒就是还喝少了啊！”说完脖子一歪，即昏迷不醒。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看来教主临中风失语时，还不乏幽默诙谐之风趣。
在场时年17岁，现已80多岁的宗吾孙女李若英老人，在谈到祖父中风时眼眶红湿，仿佛历历如在眼前。家人立刻将宗吾抬往雨台山，入仁济医院（今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检查，为脑溢血造成肢体瘫痪，限于当时医疗技术和条件，院方表示无能为力。后来只得将宗吾抬回，找黄震铺（今沿滩区黄市镇）一位姓钟的中医把脉。吃了几付药后，病情不见好转，终日昏迷不省人事。宗吾像一颗思想界的彗星，光芒四射，可这光芒却慢慢地黯淡、熄灭了。到9月28日，一代宗师终因不治，于宅内寿终正寝，享年64岁。
宗吾去世第二天，成都各报以显著位置，刊登“厚黑教主”不幸逝世的消息。数日后，自流井各界人士为宗吾召开追悼会，大会由其生前好友雷明心主祭。追悼会收到成、渝及本地挽联甚多，内容多从“厚黑教主”立论，颇有深意。其中汪瑞如挽联为：“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李坚伯挽联曰：“讽刺于厚黑，仙佛心肠，与五千言后先辉映；致经理呼煮熟，贤哲品学，拟念四史今古齐名。”老友张默生得知宗吾逝世的消息后，在文章中写道：“观此噩耗，震惊不容自已，天丧我良朋，呜呼痛哉！昔庄周过惠施之墓而叹曰：‘自夫子之死，吾无以为质矣！’我亦不禁有此同感！”
遵从宗吾的遗愿，其灵柩埋葬在附近富台山上的接官厅（上级官员下榻的公馆）旁，说是这里地处山顶，视野开阔。宗吾曾预言这儿城市建设将有可喜的变化，山前将出现一条宽敞繁华的公路，今天他的这一预言，果然成了现实。1992年5月7日，因城市建设需要，李宗吾墓作为衣冠冢，由富台山迁出，安葬于李氏老家所在地：红旗乡大岩村7组，小地名为青龙山的地方。厚黑宗师，一代奇人李宗吾，至今长眠在这杂草凄凄的荒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