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英国驻华大使馆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英国）是最早与清王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英国驻华大使馆建在北京东城区台基厂大街（见下图）。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后，在台基厂的英国驻华大使馆变为驻京办事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表现出了与美国不同的姿态，很快就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外交原则，对英国作出了慎重的回应。当代中英关系从此拉开了序幕。但是从英国承认新中国到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却花了22年多的时间。
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致电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宣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自本日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表示“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已准备与中央人民政府互派使节”。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英国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侵人朝鲜，中英建交谈判变得困难。
朝鲜战争的结束缓和了国际局势，也使中英关系走出低谷有了可能。为了实现大规模的“一五”建设计划，中国政府决心利用朝鲜战争结束、国际局势缓和的有利时机，发展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以改善相互的关系。1954年上半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恰恰为中国改善与英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在日内瓦会议之前，英国没有打算同中国讨论双边关系问题。英国外交部建议：在日内瓦会议上，不做改善英中关系的任何努力。在英国不打算主动采取改善中英关系步骤的情况下，周恩来凭借他那超人的外交才能，积极主动展开外交攻势，促成了会议期间两国外长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频繁接触，并迅速就改善双边关系达成了一系列出乎意料的成功协定。
6月17日，两国达成了互派代办的协议。协议规定，两国代办的任务除谈判建交外，还可以处理侨务和商务问题。9月2日，中国政府任命宦乡为中国驻伦敦的代办。从此，中英两国都在对方首都设立了代办处，两国关系进入了“半外交关系”的阶段。
从这一年的夏天起，英国政治、经贸及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活动变得十分频繁，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了英国，两国各方面关系空前地密切起来。然而，1954年中英关系的升温只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不久，台湾海峡危机等事件对中英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之进人了不冷不热的漫长时期。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英国追随美国的对台政策，搞“两个中国”。
1966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不仅搞乱了全国，而且极大地冲击了对外关系。尤为严重的是,1967年8月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使中英关系几近破裂。1968年，中英紧张关系开始有所松动。4月，英国取消了它对中国驻英外交人员的限制，中国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两国往来很少，非常冷淡。在这种情况下，中英外交关系更不可能突破半外交状态，取得进展。
进人70年代以后，中英两国都采取了进一步的有力步骤来促使外交关系迅速提高到大使级水平。1972年3月13日，中英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并于当日公布。历经曲折漫耸的岁月之后，两国终于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
“英国驻华大使馆”位于朝阳区光华路11号，属于英国规模最大的驻外使馆之一，主要致力于扩大英国的利益，增进世界各国更紧密合作，特别是发展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领域的联系，提供快捷公正的签证服务，为英国公民提供有效外交保护，同时通过开展扶贫项目来帮助中国减少赤贫人口的数量。
领事处为英国公民提供全范围的领事服务包括护照签发，文件证明，婚姻注册等等。
签证处主要负责处理和发放英国入境签证。签证类型包括：学生签证、官方代表团签证、以及旅游、商务、探亲等等其他类型的签证。在中国，签证申请人应到设在北京、沈阳、济南、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深圳、福州、重庆和成都的英国签证申请中心递交申请。所有签证申请都要在遵循英国议会制定的“入境法案”的基础上进行处理。
贸易与投资处负责英国政府贸易发展的部门英国贸易与投资总署（UKTI）支持英国企业通过派遣代表团、召开研讨会、举办贸易展览会、进行调研和提出咨询建议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它还通过积极与中国政府有关方面进行磋商，促进改善双边贸易和投资的环境。
新闻处的职能是为公众和媒体提供关于英国及其政府政策方面的信息。您可以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和英国驻华各总领事馆获得最新新闻信息，讲话和采访记录，大使馆和各领事馆信息以及英国驻华大使的相关信息。
随着中国开放政策的推行，政治和商业领域新机遇不断涌现，英国驻华大使馆的职能也逐渐扩大。目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达数百人，他们来自英国、中国及其他国家。英国雇员大多隶属于英国政府部门，包括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际发展部、贸易部、内政部、国防部。英国文化协会在北京也很活跃，相当于使馆的一个文化教育部门。中方雇员主要从事会计、翻译、贸易发展专员、教育顾问等职业。我们还与英中贸易协会、驻北京的英国商会及其他在北京设立的英国机构保持着紧密合作。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各方面方工作一样，受到极左思潮日趋严重的干扰和冲击。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
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1967年夏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对外交大权的控制。毛泽东在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屡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多次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特别是1967年夏天，北京连续发生所谓“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造成我国与各国关系紧张的局面，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外事工作陷入困境。“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其中最为严重、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的背景
1967年4月23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紧急召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伦，强烈抗议印尼军警包围、封锁我国驻印尼大使馆，武装劫持我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的严重事件。
4月2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抗议印尼政府粗暴践踏国际关系准则，悍然宣布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和驻雅加达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丧心病狂地迫害华侨的反华暴行。4月26日下午，北京各界群众集会，声讨印尼政府的反华行径。
从4月24日起至4月28日止，北京各大中学校师生、工人、机关干部等各界群众连续前往印尼驻华大使馆进行抗议，示威游行，累计人数超过60万人。5月6日，香港新蒲岗一家人造塑胶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镇压，殴伤多人，拘捕21人。11日和12日又大肆逮捕示威群众，事态进一步扩大。15日，中国政府进行干预，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外交部在抗议声明中说：“这次血腥暴行，是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反对中国的阴谋的一部分，妄图以高压手段抵制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影响。”
声明要求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即：立即接受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几天以后，香港发生了左派行动，导致九龙暴乱。19日，北京举行10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部长陈毅等出席大会。
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内容有3点：一、美国必须停止以香港作为军事基地；二、香港国民党特务迫害亲共人士的罪行决不能宽恕；三、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决不能受到干扰。英国政府没有对此作出回答，中国外交部于22日宣布取消英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限令其人员于48小时内离开上海。5月22日，香港再次发生暴乱，街头贴满了醒目的反英标语。在5月23日的群众游行示威中，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5月26日，英国航空母舰“堡垒”号以参加军事演习为名开往香港。香港政府随即发布措辞强硬的紧急法令。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香港当局和英国政府进行严厉谴责之后，号召香港爱国者“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这无异于是号召采取行动解放香港。在这一天，香港有500人被捕。
在这期间，周恩来曾专门召集外办、外交部、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强调同港英当局的斗争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批评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的口号和采取的极左做法，对“要打死几个警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的说法，提出严厉的批评。左图是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察棍棒相向的照片。
他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香港的工作照抄内地红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周恩来还批评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香港问题上有意夸大的做法。当时，新华社报道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据此又冠以“血腥大屠杀”的标题刊登。周恩来指示新华社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了一人。周恩来严厉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失实，更加激起人民的义愤，使我国在政治上很被动。发这样大的消息报道，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你们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6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印度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间谍罪，驱逐出境，宣布印度大使馆三等秘书维杰为不受欢迎的人，限其3天内离开我国国境。6月17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划的袭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暴行，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6月18日，以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为主的群众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
6月26日，韩念龙副外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烈抗议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连续袭击我国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6月30日，北京各界群众40万人到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游行。7月1日，中国外交部向缅甸驻华大使馆转交中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在6月29日备忘录中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抗议缅甸反华暴行的示威游行的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缅甸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
到7月3日为止，到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游行、抗议的群众累计超过100万人。3日下午，北京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故宫午门召开了十万人的抗缅大会，声讨缅甸政府。会后大批群众涌向缅甸驻华使馆，砸了大使馆的一些设施。
据后来揭发的材料说，声讨缅甸政府的大会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策划的。戚本禹找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开会说：“中央文革认为有必要开大会抗议缅甸政府。政府发表的声明，有局限性。总理做事稳重、谨慎，未免有点保守。会后要搞两路游行，一路到缅甸大使馆，一路到外交部，叫外交部的领导看看群众的革命精神。”
7月15日起，外事系统造反派开始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开展“揪陈(毅)”活动。当时，由北京外语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十余所大专院校和其他单位联合组织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成为在外事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造反派组织。8月1日上午，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70多人冲进外交部大院，要揪斗陈毅。一些学生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据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人员反映，有的学生对警卫战士说：“周总理是陈毅的后台，不打倒总理就打不倒陈毅。总理说话不算数，伯达同志叫陈毅到群众中去，就是总理不放。”8月2日上午，北外“六一六”的一些人又冲进外交部的外宾接待室，打骂前来劝阻的工做人员，并写了“外交部是卖国部，都是洋奴才”的大标语，贴在外宾接待室。
外交部原准备当天在外宾接待室召见蒙古驻华大使，向他们提出抗议，由于造反派的捣乱，召见不能进行，蒙古大使反向我方提出抗议。8月3日，北外“六一六”50多人将外交部门口堵死，工作人员不得出入，文件、电报都发不出去，外交部的业务工作中断，外交部党委瘫痪。造反派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并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扬言：“只有中央文革说话我们才听，中央文革不说话就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
8月5日，北京造反派和群众在抗议和示威游行后砸了印尼驻华大使馆。此举致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于8月6日和10月5日两次遭到袭击和捣毁，并使两国外交关系中断。8月7日，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发表了煽动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此后，外事系统的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掀起了反对周恩来、打倒陈毅的浪潮。8月10、11、15日，造反派在外交部和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举行陈毅批判会，姬鹏飞、乔冠华等陪斗。8月14日上午，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事前他们曾向王力请示，王力表示不赞成砸，但他又居心叵测地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请示，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造反派心领神会，便自行其事地照原计划行动。
8月16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通过了由姚登山抓总的“业务领导小组”夺权方案。8月17日，外交部“九九兵团”抛出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筹”夺权方案。8月18日，“革命造反联络站”又议定了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委会”夺权方案。在此期间，造反派还在外交部和天安门广场刷出“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大标语。8月19日，由进驻外交部的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小分队封了外交部党委，宣布“一切党政大权归联络站”。
8月20日，外交部“联络站”、“九九兵团”和北外“红旗造反团”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白天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晚上放出来向造反派“汇报”。他们企图用继续扣押副部长，中断外交活动和积压文电的办法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承认他们的夺权。在造反派夺权后，外交部发往驻各国领使馆的电报中竟出现“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大权一时落入造反派手中。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经过
在外交部被夺权的混乱时期，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1967年5月以来，受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香港、九龙的一些群众也起来“造反”，搞游行示威，搞联合罢工，受到港英当局镇压。7月中旬以后，港英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和“防暴队”，连续对港九工会、工人俱乐部、工人子弟学校等进行武装袭击和搜捕，先后打死九龙劳工联合会书记何枫等7人，打伤40多人，逮捕多人。8月17日，香港法庭对经常报道“文化大革命”的《香港夜报)、《新午报》和《田丰日报》等3家报纸判决停刊。
2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要求英国政府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3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释放被捕的19名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撤销对爱国报纸及印刷公司的非法诉讼。港英当局没有理会。22日，北京红卫兵和群众1万多人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游行示威，举行“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声讨大会指出:英国政府竟敢无视我国外交部8月20日照会的要求，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挑衅。中国人民决不允许英帝国主义者在香港横行霸道。英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8月20日由谢富治主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
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从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报道：“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
克莱尔·霍林沃思写道：“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大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还穿着精制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踏。”
魏思敦爵士（SirJohnWeston）曾经担任过英国内阁的副秘书长、英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的常驻代表等要职。在1967年到1968年期间他曾在英国驻中国的外交代办处任职，亲身经历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39年过去了，魏思敦爵士在谈起这一经历时仍然无法摆脱那种恶梦般的感觉,他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经历的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1967年8月20日，因港英政府封闭了香港三家报馆，中共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限令在四十八小时内撤消对三家报纸的停刊令。与此同时，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数万人的声讨港英政府的大会，还有所谓的“反帝反修联系站”也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港英政府的大会。
8月22日晚，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和许多红卫兵跑到位于东城区内务部街的英国驻代办处门前，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又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毁了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导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当时英方有23个人在代办处的大楼里面，其中有5名是妇女。他们每个人都因遭到人身攻击而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唐纳德．霍布森先生。他被打得昏昏沉沉，受到重击后的头部鲜血直流。
下面是根据对魏思敦爵士的专访记录整理后的事情经过：
“1967年8月22日的上午，我们发现有很大一群红卫兵和其他人在代办处的外面。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在事发之前我陪代办处主任去中方外交部时收到了一个外交照会。中方要求英-港政府在限定的时间内释放与几起在公共场所安置炸弹案有关的、被香港法院判决后关押的一些人员，否则后果自负。回到代办处后我们向伦敦做了汇报，告诉伦敦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后果会是什么。
当时守卫大楼的军人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想出去办事、买东西、回家等要求一概都被拒绝了。他们说，‘如果你们出去的话，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代办处外面的人一整天都在那里，而且越聚越多。后来我们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那时其它国家使馆的人看到了红卫兵拿着燃烧瓶和其它的凶器向我们的代办处走去，他们却无法用电话通知我们。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天也慢慢地黑了下来，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的意思。
晚上10点半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颗信号弹飞上了天空。这时，整个人群一下子骚动了起来，有人推倒了代办处的院墙。人们大声地尖叫着向代办处的大楼冲了过来。他们不断地砸着窗户和门。直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对代办处的袭击，我们将是这次袭击的受害者。
我们大家很快地转移到了楼中最安全的保险库，打开了所有的灯。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大家都保持着安静。但是，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朗了：他们这次袭击的目的就是要烧掉代办处的大楼。通过窗上的玻璃，我们看到了燃烧的火焰，浓烟从被打破的窗户和通风口进来了。房间里的烟雾变得越来越浓，外面的喊叫声也越来越大。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喊着：“杀，杀，杀！”我们几个能听懂这喊叫的人不敢告诉那5个妇女这喊叫是什么意思。这时的大楼已经有一部分被他们占领了。有一些人是从房顶上进到大楼中的。还有一些人是把大楼的墙推倒了一部分后进到大楼中的。
我们在保险库里停留了大约45分钟到一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留在里面的危险性比在外面还要大，因为里面非常热，浓烟也很呛人，大家都难以呼吸。在这种情况下，代办处主任做出了打开大楼紧急安全门的决定，这样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出去。
安全门打开后，我们看到的像是一幕戏剧似的场景：整个的大楼都在燃烧，夜空被火光映得通红，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群红卫兵暴徒。他们一看到我们，马上就象发了疯的动物似地冲到我们的面前。当时，我一只胳膊挽着我的太太，另一只胳膊挽着另一名妇女。我看到有个男人伸手抓我太太的头发使劲地拉。我做了一件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连想都没想就咬了他！因为我看到他拽着我太太的头发要把她从我身边拉走。咬他的时候我在想，让我的牙齿进到他的胳膊里，让他松手。
在混乱中我一直挽着我的太太，但是另一名女同事却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我。后来我们渐渐的能够移动一些了。我看到一个军人，马上抓住了他。我对他说，‘你有责任帮助我们。’我后来一直跟着他。慢慢地，我们几个代办处的人和人群分开了，聚到了一起。这时候，有人搬来了照明灯，开始给我们这些没能履行外交照会的英国人照相。疯狂的人们向我们喊叫着：你们这些英帝走狗，向毛主席请罪！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是很难熬的……
最后，来了一些军人，他们站成两排了。有一辆拖拉机慢慢的开了过来。他们开始把能够看到的我们的人都叫到拖拉机上。他们让我们都躺在拖拉机里，两排军人们分别站在我们的两侧。从拖拉机外面看里面，好象里面只有那些军人。就这样，拖拉机慢慢地从还在袭击大楼的人群中开过。拖拉机把我们送到了当时大多数外交官居住的外交大楼。这时已是23日清晨2点半。
回想起来，当时中方上演了一场文革中经常上演的政治戏剧：在代办处的院墙外面有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在把守，而在院墙和大楼之间充满了红卫兵。在这背后的安排是：由于外交上的原因，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不应该去干涉院墙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样红卫兵们就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在我看来，那天晚上的安排中最危险的是，那些筹划这件对英国政府“复仇”之事的人没有办法控制现场的情况。在整个事件中，我们都受到了人身攻击和伤害。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他当时满脸都是血。幸运的是，我们当中没有人当时被打死。
第二天，我们回到代办处后，看到的是整个大楼都被烧毁了，旁边的大使官邸也被烧毁了。我们还发现，那些在22日的混乱中进入到大楼的人中有一些是特工人员。他们进了我们的联络室，切断了通向联络室的电缆，偷走了我们用来与伦敦联系的电传机。我们后来得知，事发时伦敦方面得到的最后一句从我们这边电传过去的话是：他们正在向我们走来。从那时起，在整个事件中伦敦方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我们的消息。”
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我们从地下室来到院子里时，院子里已有近5000人了。有人抓住我的头发拖，揪住领带勒，用手中拿着的东西朝我们打来。不一会儿，我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办处的人不仅受到唾骂、挨踢，还被强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后来警察进行了干预，将我们撤离了代办处大院。在向外走时，还有人不断撕扯我们的衣服。”“有几名女士曾经想到对面的阿尔巴尼亚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他们关上了使馆大门。两位姑娘进入了荷兰使馆，受到保护。”
22夜晚，大街上广播车中传出周总理与“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联名指示，命令所有进入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人立即撤出，停止一切破坏行动。这样，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力事件才逐渐平息下来。清华的高衡庆说:“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大好，为什么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周总理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做错了事。大楼是怎么烧起来的，是个谜。”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火烧起来后，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强烈谴责了这次违法行为，并断然否定了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的方案，命令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立即撤出外交部。8月25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单独召见了刚从上海毛主席那里回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最近北京发生的大事和对形势发展的担忧。并将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让他立刻回上海交给毛主席看。8月26日，毛主席对杨成武发出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并在王力“八七”讲话稿上写上了:“大大大毒草。”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对戚本禹也做了同样处理。
美国友好人士韩丁（WilliamHinton）,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1年夏天访问了清华大学，他亲自访问了清华大学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根据大量的访问记录，写成了一部纪实性的著作：《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其中有亲身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忆。
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陈毅，主张让从雅加达回国的代办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国代办处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释放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
在通牒规定的限期要达到的那一天，清华“414”接到电话，要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许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椎、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发言者随后打开一张地图，指出代办处的位置，以及电源闸盒、水管、水箱的位置。“我们都很兴奋，”高衡庆(音)说：“我们出动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进城，后来还觉得不够，又派出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地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他说，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击代办处。“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实际上，那些妄图打倒总理的人，早就策划了这次冲击，‘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有几个小伙子想从他们头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下来了。士兵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予，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大好，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是做错了什么事。大楼是怎么烧起来的？我们414由始至终参加了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从那以后，许多人反对我们，批判我们，给我们施加了许多压力，我们检讨了很多次，而团派没有卷入这一事件，他们便利用我们的这一错误拼命整我们。”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善后处理
北京发生“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之后几天，中国驻英代办处也受到英方的报复。部分英国民众到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外抗议。中方人员与民众起冲突，认为警察偏袒示威人士，遂挥舞大棒等物与英警互殴，各有伤者。几名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左图是中方驻伦敦使馆外交人员被打伤抬走的照片。
众所周知，驻外大使馆象征着所属国的领土，不可侵犯；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权，人身自由不容侵害。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这种在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践踏国际公约、侵犯外交使者安全的事却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件让中国蒙受耻辱的悲剧。
23日凌晨，当周恩来得悉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外交部夺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周恩来在讲话中断然否定了外交部的夺权方案并命令北外“红旗造反团”撤离外交部。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周恩来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早已觉察到在造反派的背后有坏人在操纵群众运动，在他们最猖狂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暴露得最充分的时候。在外交工作中制造严重混乱，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果断地进行反击。
8月25日凌晨，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指《红旗》杂志在8月1日发表由关锋主持起草的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臭”，并说“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接着，各地出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派性武斗激化等严重状况。)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周恩来说完，将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给毛泽东看。26日，毛泽东即对杨成武发出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第二年1月，对戚本禹也作了同样处理。
8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于中央，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革命领导干部”（刚从雅加达返回北京的原驻印尼大使姚登山，后被抓捕入狱），给他发出了严正的警告：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姚登山辩解说：“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精神讲的。”他哪里知道，王力、关锋这时已经被隔离审查了。几天后，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英国人的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极大地损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在对外关系上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迫使我国政府付出重大代价以善其后。
为此，中国政府投入巨资修缮了被烧毁的馆舍，对毁坏的物品作了赔偿。1971年2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峻工。24日，英代办处为修复迁居举办了招待会，周恩来总理在1971年3月2日接见新任英国代办谭森时就这次事件向英方作了正式道歉。
周恩来针对此事批评外交部领导说：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作出解释，当着其他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外交部给英国代办处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复迁居时你们却不报告我。3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时，向他解释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问题。周恩来说：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