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你可能不知道的知青“上山下乡”
历史迷思最近两年，由于电视剧《知青》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先后播出，各种媒体上有关知青的话题随之热闹起来，虽然观点各异，但发声者均为当年从大城市下乡的“老三届”，便给人以错觉，似乎大城市的“老三届”便是全部的知青，而知青们的表现也无非是两种，要么是幻灭后的重生，经风雨后见彩虹，如今高唱“青春无悔”，要么是被动地遭受无尽的苦难，今日言之仍痛心疾首。这其实不是历史的真实，至少不是历史真实的全部，本人曾下乡7年，便想谈谈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情况，算是给知青话题补充一点材料。
一、知青下乡并不始于更非止于“老三届”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已经开始，1964年国务院就曾发布有《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央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1961、62、65年全国各地均有城市中学生下乡插队或者去农场，人数已达一百多万。1966年文革爆发后，上山下乡运动中断，不但中断，已经下去了的知青还趁机离开农村或农场返回城市造反，闹得很厉害，希望能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将户籍迁回城市。但到了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全国又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此时首批下去的主要就是后来所称的“老三届”、即66、67、68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其实谈不上毕业，从66年春夏文革发动，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串联、造反、打派仗，甚至武斗，根本没读书。之所以说“主要”，是因为几乎同时下去的还有69届初中生，这届初中招生时恰逢文革发动，有的地方有的学校来不及招生运动已经爆发，就没招生，有的地方有的学校却招了，比如上海就招了，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王安忆就是69届初中生，并且还写过一部《69届初中生》的长篇小说;又如本人家乡四川省江津县龙门区(现为重庆市江津区龙华镇)，区上的中学没招生，下面龙门公社刚刚兴办的农业中学却招了首届也是最后一届学生。这些学生刚进校运动就开始了，连课本也没有见到，没上一节课，到“毕业”时正赶上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成了首批下乡的“知识青年”。首批下去时，三届甚至四届学生集中一起下，又是开头，而且“最高指示”是新的，并正值文革狂热和领袖崇拜的巅峰时期，便弄得声势很大，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动员大会誓师大会欢送大会场面热烈，确实有不少人“激情燃烧”热泪盈眶，是发自内心地响应号召，是自愿，但不管自愿不自愿，最后全都得下去。首批之后，全国的中学陆续“复课闹革命”，开始招生上课，但不能考大学，大学虽然后来也招生了，却是从“工农兵”中推荐，没中学生的份，于是每届中学生毕业都得下乡。此时的政策早已是“深入人心”，各级组织不过是循例行事，不需要再有强大的宣传声势，于是一届比一届下去得悄无声息，“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新知青们早就从先他们下乡的自家或者邻家哥哥姐姐那里了解了“广阔天地”的真实情形，也就没有了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更不见有人热泪盈眶，倒少不了总有人凄然泪下和失声痛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期间的1973年有过小幅度的知青政策调整，规定城市家庭可以留一个“身边子女”不下去，病残的可以不下去，已下去可以将户籍办回城里，除此之外，仍是全都得下去。，直到1980年，全国才完全停止中学生毕业后就到农村的政策，结束了知青下乡的历史。
从上述事实可见，在“老三届”之前，已有文革前就已下乡的大批知青，与“老三届”同时下乡的，在有些地方还有69届初中生，在“老三届”之后，更有长达近10年的中学毕业生下乡，若论人数，三者相加，很可能要远远超过“老三届”，一部知青的历史，不能少了他们。
二、下乡知青并不都来自城市，更不都来自大城市
现在的知青话语，言说的都是城市知青，并且集中在大城市下去的知青，实际上，当时的知青下乡运动是全国性的，全国所有的中学毕业生，大城市要下，中小城市要下，乡镇要下，甚至本来学校就建在农村“广阔天地”里的也要下。仍以我的家乡四川省江津县为例，县城的有一所公办中学和一所民办中学，所有的毕业生都下了，我所在的龙门区有一所公办初中和一所上面提到的龙门公社办的农业中学，农业中学并不在街上，而是建在离街数里的农村，两所中学的学生大半是农村户口，其余则是街上户口，所谓“街上”，是指龙门公社下辖的龙门街村，公社本来就是农村人民公社，街村更是和农村生产大队平行的建制，和城市是不沾边的，连“镇”也不是，但两所学校的毕业生一样得下乡，农村户口的就直接回家，叫回乡知青，街上户口的就去插队，成了下乡知青。其实，当时是否下乡的标准并不是家在哪里，而是看是否是否是非农业户口，是否吃商品粮，龙门中学学生中有父母在农村村小教书的，有父母在设在农村的商店工作的，家就在农村，从学校回家都是回农村，这时同样得“下乡”当知青。
当年的大城市不如现在大，更不多，以四川为例，就只有成都和重庆，而县城和乡镇街村却是以百以千计，虽难以统计，但可以肯定，从县城和乡镇街村下乡的知青，数量要远远大于大城市。
三、知青并非都是中学生，也有小学生，甚至文盲
继1968年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掀起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后，1970年《人民日报》又发表《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号召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也下乡。于是，根本没上过中学、甚至一天书也没读过只要是非农业户口的青年统统得下乡，下乡前叫做社会青年，简称社青，下乡后就变成知青。我就是这样的知青。本人因家庭出身地主，1964年小学毕业不得升初中，失学(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我们当地“出身不好”的子女就一律不得上中学，而且小学高小阶段也只能上民办学校，因为民办学校只办了高小，不然公办小学连初小也不会让上)，居上面所说的龙门街村，无工作，不时到砖厂挑砖，去码头挑煤、卸货、下一点苦力，到1971年11月，街村开了个会，宣读了一下名单，去公社办了一纸社内迁移证，插队到本公社的黄沙大队第4生产队，就成知青了。龙门街村和我同时下乡插队的社青有几十人，最高文化程度的就是高小毕业，还有许多只读过初小的，甚至还有一天书也没有读过一字不识的文盲。他叫周积龙，是个傻子，所以从没上过学校，别说是小学，就是幼儿园也没上过，但其时已21岁，符合16周岁至25周无工作的下乡条件，也便在劫难逃，必须得下，于是摇身一变，一下子由文盲加傻子变成了“知识青年”(周积龙身体还算强健，但智力低下，生活不能自理，下乡后得有人照料，好在他家弟兄姐妹众多，当年符合下乡条件的就有4个，如果能够插队在一起当然最好，但一个生产队不可能接收这样多“知青”，便被分到了相距仅几里的两个队，一个队2人，他和他三哥住在一起)。
我们这样的“社青”下乡以后，并不只是名义上成了知青，实质上也是“享受”知青的“待遇”：下乡时保留12个月的商品粮油肉供应，一年后不管自己所挣的工分多少，都按本队单身劳力的最高标准分粮，统一给安置费，由生产队给盖房和置办农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种自留地可使用队上从社员那里收来的肥料(猪粪)，房子漏雨了可以要队上给免费维修翻盖，后来“大返城”，都尽可能安排了工作(那个周积龙也回到龙门街村，但因是傻子，哪个单位都不要，实在没法安排，例外;此人于上世纪80年代在龙门街上走失，不知所踪)，现在，退了休下乡的年头要算“知青工龄”，退休金能够多一点儿(据说这要感谢胡耀邦，知青下乡年限算工龄，是他拍板决定的)如我，1971年下乡，参加工作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去年退休，工龄却从1971年算起。
没上过中学的青年甚至文盲也成了知青，看似荒唐，其实符合知青下乡运动的内在逻辑。试想，既然一届届的中学生都得下农村，而如果不读中学就可以不下，岂不是不读中学就可以逃避?只有不管文化程度，只要到了年龄都得下，才是“公平”的，才无空子可钻，运动才可以持续不断地推动下去。这其实很能说明上山下乡运动尤其是文革发动后大规模知青下乡运动的实质，并不是什么知识青年要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接受再教育，而是国家经济一团糟，无法解决城镇劳动力就业，可能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便转嫁到农村。农村确实是“广阔天地”，兵团、农场多在边远地方，插队更是一个个成了孤零零的个体，将集中在城镇的无业可就的大军分散开来，问题便可消解于无形。
四、知青的不满情绪、绝望感及其表现
知青下乡后，大多数人初期都是要挣表现的，苦活累活抢着干，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评价，赢得被推荐招工或者上学的机会，但大家很快发现，这是没用的。1970年下乡的“首批”知青，一年多后就有被招工的，到1973年，加上被推荐上大学的先后走掉为数不算太少的人，走掉的劳动表现未必好，劳动表现很好的未必能走掉，走掉走不掉，和劳动表现没关系，而明显是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以我们龙门中学的“首批”知青为例，1972年因江津境内新建国防工厂招工，走掉了一批，几乎全是区、公社、街村三级干部的子女，再就是和掌权的革委会一派的下乡前学生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或骨干。这对走不掉的知青们打击巨大，本来就埋藏着的不满情绪爆发且相互传染，加上1973年后几乎就没再招工，没走掉的在当时看来是永远也走不掉了，真要一辈子在农村“扎根”了，我没做过广泛的调查，不好说全国的情况，但在我们江津，可以说留下来的知青们陷入了群体的绝望。
一方面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一方面是对前途的绝望，知青们变得不安分了，不仅越来越多的人不肯再在生产队好好劳动，更有绝非个别的知青经常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甚至公然抢劫，，成为当年乡村社会的公害!
我只能仍以江津为例。江津的本地知青，因离家近受家庭约束相对比较“老实”，但许多人也并不肯成年呆在生产队出工，农忙季节劳动强度最大的时候就回家，农闲尤其是分粮的时候才回到队上，即使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也是每年都有那么两三个月根本不在生产队，而是跑到本县林区的一家伐木厂打工挣钱去了。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们对这样的现象当然都是不满的，但也无可奈何，因为1973年后上面对“知青政策”强调得很厉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比起重庆知青来，我们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下到江津的重庆知青主要来自于同一所中学，是1970年下来的“首批”，即“老三届”初中生，是在学校造过反在重庆搞过武斗的，集中下到江津，插队却是分散的，各区乡都有，一般一个生产队只2人，如果走掉一个，就只剩下孤身一人。1973年后，走不掉还留在农村的重庆知青已经很少有还在生产队好好出工的，而是常年几个十几个的纠集在一起，今天去你的知青房，明天去他的知青房，去到哪里就用自制炸弹炸哪里的狗，见到鸡鸭只要不是在圈里，就抓，农民自留地里的蔬菜也是经常遭殃的，弄得有些地方的农民只要听说“知青来了”，就像听到“鬼子进村”，又紧张又害怕。农民惹不起知青，农民有老婆儿女，而且是一盘散沙，知青打架是一起上，而且个个都是亡命徒。重庆知青是经常打架的，但很少和农民打，而是去赶场，这一拨重庆知青和那一拨重庆知青打，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原来在学校就是两派，也许是为了女知青，打得头破血流，那个狠劲，那份凶悍，让赶场的农民看着都害怕。重庆知青还有抢劫的，当扒手的，龙门街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个赶场天，下雨，重庆知青抢农民卖的斗笠，农民不依，被捅了刀子，杀成重伤，知青被抓判刑。另一个赶场天，有两个非本公社的重庆知青扒窃被发现，人少势单，这次赶场的农民不怕了，大发作，几十人一路追打到场外长江边的沙滩上，一人逃脱，另一人被一阵乱扁担猛砍，直到毫无反应，有人说像是死了，才一哄而散。这个重庆知青，当时其实没死，但就在那沙滩上躺着，没有人管，当天他父母从重庆赶来接走，听说死在了路上。重庆知青的抢劫、扒窃并非孤例。本人在林区打工去赶附近的乡场，到馆子吃饭，便被掏包，被掏时即已发现，却不敢做声，和扒手一起的共四男二女，一眼便可看出，都是重庆知青，得手后并不跑，而是用挑衅的眼神看着我，这哪里是扒，分明是抢。我只能自认倒霉，白丢了十几斤粮票和二十几元钱，这对于当年的我，可不是个小数目!
知青的此等表现，现在的知青回忆文字尽皆绝口不提，想是认为不光彩，有损知青的整体形象，但真相如此，不应该被掩盖。而且应该看到，正是知青们普遍的不满和绝望，才有了后来首先在云南西双版纳爆发的势不可挡的“知青大返城”，正是后期为数非少知青的“不良”表现，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城镇家庭和农村社会都难以继续承受，才最终促成了知青政策的彻底改变。可以设想，假如下乡知青都是“无怨无悔”，或者只是默默地受苦受难，前后持续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会否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戛然而止并寿终正寝?
结束语：本文旨在给知青话语填充“空白”，既是“填空”,别人说过的情况就一概不再言说，比如知青在农村劳动生活条件的艰苦，又比如有不少女知青被侮辱强奸等;文章也不顾及体例，只列一二三四，以方便读者跳着看，看自己所不知道的，已经知道的可以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