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去世引发的沉思
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美国图桑市当地时间（4月6日），准备前往学校上课离开家门前，突然病发猝然辞世，终年76岁。
【方励之简历】1989年6月5日，方励之、李淑娴夫妇潜入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寻求“庇护”。而在方励之出走前，曾是国内乃至世界举足轻重的科学家。1984年到1986年底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在中国率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及宇宙学研究。
方励之在出走美国后，曾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授，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但学术上却一事无成。后任所谓“中国人权理事会”共同主席，2005年1月9日因抗议所谓“中国人权理事会”内部财务管理混乱而与林培瑞等理事退出中国人权理事会。
环球时报：方励之与他那个时代
移居美国的那批“精英”，其追求和用力与中国的前进没有合上拍子，甚至相逆，因此他们离开后，影响迅速溃散。西方也因此逐渐轻视他们，直到他们实际上被抛弃。
据外电报道，方励之于4月6日在美国病逝，享年76岁。他这些年的逐渐销声匿迹，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移居美国的政治对抗者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
方励之曾是中国有名望的科学家，后来因从事政治对抗，受到美国驻华使馆的庇护。自近代以来，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的支持，在中国被习惯性看成很有分量的力量生成元素。在方励之前后去美国的那批对抗者后来都一事无成，渐被中国社会遗忘，其中一些默默客死他乡，这是很多人当初没想到的。
根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已经强大起来，在正常的开放条件下，外部影响中国的能力总体上在下降。看上去又是全球化，又是互联网，外部的思想渗透无处不在，但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盘，实际上已历史性地牢牢把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当中国弱的时候，外部力量通过支持、庇护中国内部的各路精英而影响中国，是比较容易做的事。在一个多世纪里，这几乎成了一种模式，对中国的实际影响则十分复杂。
当中国在国际上毫无竞争力，并且与外部力量没有形成政治对立时，外部的这种庇护会相对单纯些。但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特别是随着中国逐渐崛起，这种庇护很快走形，成为外部力量与中国做地缘政治竞争的手段。
西方庇护最多的中国人是达赖喇嘛，西方对其他政治对抗者提供庇护时，考虑都差不多。这些人原来都曾在中国多少有一定影响，西方庇护他们，是希望能够维持、放大他们针对中国现行体制的对抗力量，增加与中国博弈的杠杆。
但达赖又何尝不是悲剧人物。他受西方支持了几十年，落了个表面风光，其实他的“事业”越来越无希望。他给中国添了些麻烦，但从历史的长距离看，这些麻烦就是他脱离中国社会时一些拖泥带水的挣扎，对历史的结果来说不具有任何意义。
移居美国的那批“精英”，不如意的程度更甚。首先，他们的追求和用力与中国的前进没有合上拍子，甚至完全相逆，因此他们离开中国后，影响迅速溃散。西方也因此逐渐轻视他们，直到他们实际上被抛弃。
那批“精英”在美国的遭遇提供了一个启示：对中国来说，少数人受外国庇护与国家对抗的模式难以为继，它总体看属于旧时代，是在往回走，而中国的前进风生水起。
中国早已走在改革开放的路上，社会多元化已成现实，知识分子合法影响国家的途径越来越多。很多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选择与国家的改革做建设性互动，在中国法律框架内推动民主建设。非跳到法律之外从事对抗活动，都不会有前途。
随着中国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竞争越来越明显，挟洋自重也将越来越不被中国主流社会接受。当年“跑出去”的政治人士，包括后来在国内受到西方支持的“异见人士”们都让人有脱离草根和主流的感觉，这是原因之一。
逝者已矣，愿活着的人更有理性。国家和民族复兴中国人梦想了一二百年，今天它就在眼前。支持它、推动它应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行动。而且顺其势，个人力量才能激活。逆其行，个人的才干和生命只能空耗，最终被这个时代淹没。
一位物理学家去世引发的沉思
提要：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许多被他影响过的群体对这位物理学家的不满在于，为何他不把民主的所有信息告诉血气方刚的年青学子？他既然是青年导师，启蒙者，应该具备相关的知识，但为何过滤了如此多的信息？比如他应该知道民主化在西方国家是如何充满暴力和流血才走过来的----而且是渐进式，持续一百多年，他也应该知道绝大多数非西方的发展中国都是民主试验的失败者。
4月6日，曾经在中国颇有影响的一位天体物理学家突然家中离世。二十多年了，西方媒体显然还没有忘记他，虽然还不好说拿死人压活人，但还是炒作了一番，法新社称他为中国的“萨哈罗夫”（苏联氢弹之父，后因为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捕，曾获诺贝尔和平奖）。做为曾被他所影响的一代人中的一员，笔者的感受则是一言难尽。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很少没有人受到他的影响，但现在反思起来，却是教训多多。一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质疑，他仅凭几句口号就能把年青的学生煽动起来。而且现在看来，他当时的许多观点既偏激又违反常识。比如他1987年声称，毛泽东三十多年来一件好事都没有做过！可就是令人不明白是，许多年青人就如同文革一样着魔般的追随他。现在当然可以看的很清楚，整个社会离文革太近，文革的影响（思维和行动方式）其实无所不在。这和文革时，一位领导人喊几个口号就能把年青人煽动起来本质上是一样的。应该说中国真正开始摆脱文革，还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其中的一个插曲是一个打着气功的邪教影响全国----这应该是文革最后的余绪（其理论荒诞无比，比如声称它“是在我们这一次人类文明历史时期从来没有公开传出过，但是，在史前一个时期广泛度过人”）。今天的大学生则拥有了充分的批判和质疑能力，不管是谁，都不可能仅凭几个名词和抽象的理论就产生影响。今天的大学里，持各种立场的学者都存在，也都有支持者和反对者，任何理念的一元化现象已经不复东来。
但今天还仍然有学者停留在这个物理学家的时代水平，比如有民间经济学家之称的茅于轼，他声称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我倒可以随手提供几个数字给这位经济学家。2001年中国GDP是1.32万亿美元，现在是7.5万亿美元；世纪初外汇储备只有1600万美元，现在则是3.2万亿美元。这种违背事实的观点，除了被人一笑外，再也不会产生如同二十多年前的轰动和追随者了，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这位经济学家也只能得到美国的自由奖，而不会是经济学奖。
二是哪个时代虽然人人喊民主，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民主。涌到广场上的学生上演的却是一幕又一幕的争夺权力、政变。当时中国的人均GDP才三百多美元，这样低水准的社会搞民主会是什么后果当时没有人去想。这位物理学家在进入美国使馆时，竟然还从未见过微波炉，他不敢置信地问：“它真的什么菜都能做？”一个精英学者的见识尚且如此，由此可想全国了。我2011年在巴黎遇到一位当时的风云人物，曾问到过类似的问题。回答是：确实还早，但我们希望渐进式的推动。
今天的大众，对民主的认识程度确实提高了很多。谁都明白，贫穷下建立的民主必然不稳定和短命。谁都能看到民主做为一种制度模式是有条件的，高风险的。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国家可能分裂，社会可能动荡，国外势力的介入。民主后的社会对腐败却无能为力（印度、俄罗斯、菲律宾），甚至由于内耗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如台湾），当然还有西方已经持续快五年的经济危机。应该说，今天的中国百姓对民主，已经从理想、幻想走向实事求是。正如环球时报（英文）所做的调查，虽然多数人肯定西方的民主，但却认为不适合中国。这才是一个成熟和理性的民族应该有的表现。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许多被他影响过的群体对这位物理学家的不满在于，为何他不把民主的所有信息告诉血气方刚的年青学子？他既然是青年导师，启蒙者，应该具备相关的知识，但为何过滤了如此多的信息？比如他应该知道民主化在西方国家是如何充满暴力和流血才走过来的----而且是渐进式，持续一百多年，他也应该知道绝大多数非西方的发展中国都是民主试验的失败者？当然，除非他本人对民主就是一知半解----考虑到他是物理学家不是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或许也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这种猜测是真，八十年代被影响的一代就更为可悲（当然到今天还在相信和支持这位物理学家的人就不再只是可悲了。这就如同文革时成为红卫兵很正常，到现在还要成为红卫兵就是闹剧一样），而他可就不仅仅是一个误人子弟的责任了。
对八九年的事件如何评价，确实见人见智。不过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假设他们成功了，今天的中国会怎样？是会成为解体的苏联、南斯拉夫、捷克、马里，还是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表现远比现在的中国要好？我想信，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第一种可能性要远远高于第二种可能性，是灾难和倒退而绝不会是今天的高速发展和崛起。中国是一个不问过程、不管手段只看结果的实用理性民族----所以才有“黑猫白猫论”，从我们的传统出发，对八九年的历史评价不就自然而然就得出来了吗？
我们都知道，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使它走向现代化，摆脱被西方殖民的命运。但在明治维新的前十年，仅农民起义就发生了一百五十多起，还有下层武士引发的内战，史称西南战争，三万余人被杀。这些抗争都被明治维新政府残酷镇压了。假如农民或者武士的抗争获得了成功，日本会是什么样子？
或者人类的历史就是如此。没有圈地运动，没有贩卖黑奴，没有殖**动，也就没有西方的现代文明。还记得英国哲学家罗素上世纪二十年代应梁启超邀请访问中国时，曾有学者向他请教中国如何走一条没有西方这种代价的现代化发展之路，罗素的答案是：绝无可能。
现在的国人之成熟还表现在对西方所扮演角色的认知上。当年美国救走这位物理学家，还有不少人感谢美国。但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人再这样看。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不是第一次发生，真相也早已大白于天下。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在日本的全力救助下来到海外。当时他真心以为日本是要帮助中国变法，一度想依赖日本完成大业。后来才发现日本只不过把他当作对付中国的手段、筹码甚至玩偶。于是后来梁启超就摆脱了日本的控制。国外的例子则有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他被苏联开除国籍，被美国庇护，成为美国名誉公民。但他进入美国的哪一刻起，闭门不出，绝不让美国把自己当成对付自己祖国的工具。而在他相当少见的公开活动中则抨击美国社会道德堕落。为此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流亡的1970年代警告总统福特不要接见他。苏联解体之后，他回到俄罗斯，看到实现了民主和自由但却满目疮痍的祖国，他以前的反苏立场发生了巨大变化。199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里，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的评价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但“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他对1998年要颁给他的“圣安德烈荣誉勋章”嗤之以鼻，并说：“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当然对于这样的人，西方是从来不会设立一个“索尔仁尼琴”奖的。
而今天的中国已经从东亚病夫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而这位物理学家显然不能够反思自己二十多年前的言行，也没能够从梁启超和索尔仁尼琴身上领悟到什么。相反，他一直在海外“教训”西方不要对中国抱有幻想，把中国描述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拉美右派独裁政权，反对西方和中国的接触（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就是反对中国援助西方嘛，难怪西方对其不予理睬），甚至他把中国比做二战时作恶多端、军国主义的日本！就差直接呼吁对中国进行利比亚式的北约干预了。
最后要讲的是这位物理学家的一件轶事。他在美国的全力帮助下好不容易来到英国，结果在接受NBC新闻采访，竟然抨击美国在人权议题上有双重标准，对苏联严格要求，却对中国轻轻饶过！于是当时此事件的亲历人、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可不能原谅他竟然这样突然勇敢地抨击辛苦解救了他的布什政府。”
这位物理学家去世后，曾有媒体讲一个时代结束了。是的，他的时代永远结束了，也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因为中国已经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注：就在本文结束之际，刚看到英国牛津大学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只有29%的利比亚人希望建立民主。另外35%的人希望国家被一个强人统治。这应该是百姓当面临国家分裂和内战这样的民主后果时，很自然的反应。这或许是对这位物理学家及其时代最好的送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