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
一、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米德，美国文化人类学者，19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结识本尼迪特克与博厄斯，并爱上人类学。
1928年[1975年]--《萨摩亚人的成年》
1930年--《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
1935年[1963]--《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
1970年--《文化与承诺》
二、《萨摩亚人的成年》之前——人类学的进化论到米德的心理人类学
由于人类学的“研究人的学问”的本质，早期的人类学关注人类的各不相同的体质：肤色、鼻子、眉毛、头发等等。形成了“人体测量学”、“人种学”等侧重于研究人类体质变化的理论。19世纪下半叶，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和赫胥黎相继出版了关于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研究。人类学开始思考人与动物的不同，人与人的不同，在当时的社会思想来看，西方社会显然是文明和高级的代称，而许多已经开始被研究的非西方地区却是原始与荒蛮的象征。人类学进化论和传播论开始为这一现象展开研究，并用文化是有等级差别之分来解释当时的文明格局。这样的一个转变是人类学研究人类“体质”到研究人类“文化”的节点，也开启了广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在王铭铭的研究中，广义的“文化人类学”是对人类文化的研究，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关于人的造物、语言和社会习俗而形成的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见《人类学是什么》）在笔者看来，在体质人类学之后形成的所有人类学理论都是研究人类文化的，也都可以囊括在广义的“文化人类学”之内，在这种意义上讲，“文化人类学”不是一个理论流派，而是一种人类学理论范式。而19世纪末兴起的人类学进化论和传播论则是这一理论范式的开端。
人类学的进化论着眼于对全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的研究，同时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主张全人类的文化是像自然进化一样不断推进的，而世界诸多不同文化现象，是由于有些文化进化得更高级，而有些文化处于原始文化的遗留状态。代表人物为斯宾塞、泰勒和摩尔根。而因进化论的研究方法采用“文化残余”和“文化类比”，较多地分析考古学和民族志资料，故进化论也属于考古人类学的理论范畴。
传播论起源于德国的民族学，传播论将“各种文化抽象地剖析为一些成分，并在不同文化的同一类成分之间，而不是文化本身之间，建立起继承性和逐步分化的关系。”传播论认为有“文化圈”的存在，一个区域有一个中心地带，只有这个中心能自己产生文化，它向外传播开，各地不同文化都是接受源文化传播的结果。传播论内部形成了单中心论和多中心论的分化。德国和奥地利的多中心论认为世界原有几个文化中心，所有的文化都是这些文化中心经空间传播形成的。因此，现代世界各种不同文化必然有因地理空间的相近而存在的相应的相似文化，这些文化组成“文化区域”或“文化圈”。这样的思想与后来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的思想有一定的相关。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世界内部的利益冲突，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科技发展导致的世界联系的紧密和格局重新分化，非西方世界的觉醒等，引起了人类学研究的重大转向。人们不再执着于文明程度的高级与低级，对人类文化的形成历史的兴趣逐渐减弱，开始对人类社会和文化进行共时性的研究。
法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涂尔干，是在人类学发展历史上第一个将社会作为整体来强调的。他主张个人是经过组合而形成一个体系即社会，而每个社会中的人都会受到社会的影响。他推崇从社会的内部规则和整体对人类进行研究。有社会决定论，社会整体观，集体观念。
美国历史具体主义学派，博厄斯看到了进化论和传播论在解释文化现象方面的诸多矛盾，所以他主张“真正的问题在于确定客观世界跟在不同社会里形成的人的主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而非试图把握和重构历史。博厄斯持有文化相对论，认为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内在动力和形成特征，文化没有高级低级之分。由于地理学和物理学的视野，博厄斯将研究定格在具体时间的具体社会区域中，进行文化区域研究形成历史特殊论或历史具体主义。
米德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的时候遇见博厄斯及其助手本尼迪特克的，没有更多的信息证明他们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是米德的研究和主张也是可以被归于博厄斯代表的美国文化人类学流派的。更具体地说，米德对文化人类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她对人类文化和人格的关系的研究。米德主张人类人格的形成是深受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的影响的，不同文化对儿童的养育方式不同，故而有不同的人格形成。米德的结论是在其做了大量的人类学田野研究之后得出的，她23岁时进入南太平洋群岛的美属萨摩亚，对当地三个村庄中的68位青春期少女的研究，并得出了在西方文明中出现的“青春期叛逆”并非是普遍的人类生理决定的，因为在萨摩亚的青少年身上就没有体现青春期的危机和冲突。之后她又进入几内亚地区对其中的儿童成长进行田野研究，并著有《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
三、《萨摩亚人的成年》背景
周晓虹在《文化与承诺》的译者言中提到，在米德之前，美国心理学家斯但利·霍尔根据他对西方社会青年的研究，率先于1904年在两卷本的《青春期》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青春期危机”的理论。霍尔从“个体发生概括了种系发生的重演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青春期象征着人类的一个动荡的过渡阶段。青春期的出现是一种新的诞生”，意味着个人心理形态的突变和危机。沿着霍尔的思路，斯普兰格把青春期誉之为“第二次诞生”，而霍林沃思更是形象地喻之为“心理断乳”。但是，种种发韧于心理学的青春期理论都在重复着同一个主题：即遗传决定的生理因素引起了人的心理反应。因此，青春期的特征具有生物学的普遍性。[1]
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肯定是有失偏颇的，这种思想建立在一种纯自然科学的实验角度，这与当时“心理实验室”的崛起不无关系。霍尔在冯特的莱比锡大学实验室工作过，并且美国的第一所心理学实验室也是霍尔创建的。这种实验室式的对人类心理的研究要求一定的自然科学性质，比如实验应该有实验组和对照组，变量控制，结果的观察等。这种研究必然是以一定的样本为基础，此处的样本并不是其他什么生物，而就是人类，并且是具体的每一个人。
米德与马琳诺夫斯基“共同反对把个人当成个体来研究，主张把他们放在个人所处的文化场合里分析。”而且米德接触人类学是从博厄斯开始的，博厄斯主张的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内在动力和形成特征，文化没有高级低级之分的思想应该对米德也有所影响。所以米德要探究“人类（野蛮而未经教化的原始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是如何塑造人格的”。（米德《来自南海》，1939年版，7页）简言之，她力图找出决定人格的文化因素[2]。
以上研究也并非单纯地是从人格研究方面对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反驳，也是基于当时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势，美国政府派资要求对其他国家的国民性进行研究。国民性其实就是一定范围内的文化特征的研究，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这种范围是由国家区域划定的。本尼迪特克的《菊与刀》就是对日本国民性研究的反映。
四、《萨摩亚人的成年》解读
萨摩亚的前喻文化
“前喻文化”是米德在晚年出版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提出的概念，前喻文化是指在一个在长期不怎么变动的社会中，后代与前辈甚至祖先都拥有相同的生活模式的情况下，前辈的经验是最为宝贵的财富，而听取长辈之劝诫则是生存和发展的最好选择。在前喻文化中，已有生活和社会文化成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被后代接受，不会有人对这种生活模式和文化加以意识和研究。
另有一种情况是，即便某种固定和稳定的社会遭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自身文化在经过调整之后，仍然不会跨入“并喻文化”。“1925年，当萨摩亚人和现代文化按触了100年以后，他们仍然继续谈论萨摩亚人和萨摩亚人的风俗，仍然把孩子当成萨摩亚人的孩子来训导，他们将先前的玻利尼西亚人的自认和同外国殖民者对比之后得到的自我观念集于一身。”
整个体系就是如此．它并不依赖于对过去的描述，而那些自小熟听这些描述，并将其视为真实的后人，实际上却并没有生活在过去。“我是何人?作为整个文化的一分子，我的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我该如何说话、行动、摄食、栖息?该如阿造爱，如何为人父母，如何迎接死神?”对所有这类问题的回答只能根据前定的经验。一个人可能无以为英雄，无以为父母，无法继承来自于祖辈的品德和业绩，但是他的失败却无碍于他仍和那些成功者一样。仍就是自己文化中的一员，如果自杀是一被认可的自毁方式，那么便会有一些甚至许多人选择自杀；如果自杀这一方式为人所不齿，那么同样的自毁冲动将会采取其它形式。那普遍的人性驱力和有效的人类防卫机制，认知与统觉，再认和回忆以及心智的重整过程将溶合于此。而包容这一切的体系本身却极为独特和鲜明。
（一）青春期
通过米德的研究可以发现，在萨摩亚的文化中，并不存在特定的关于“青春期”的定义，因为儿童与成年之间并没有那么明晰的界限。孩子的出生礼仪很重要，但是萨摩亚人从来不记录孩子的年龄，也没有生日的存在，只用相对年龄来区分同龄人之间的关系，并以相对年龄来规定每个人的义务。以女孩的成长线索来看，她们要经历：出生、跟随大孩子（爬）、帮忙家务、看孩子、使唤小孩子、移动居住、性尝试、编席、结婚/私奔、生育。这一切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序进行，由于萨摩亚不记录年龄的风俗，所以需要从与他人相比较的相对年龄以及身体发育状况来判定每一个人正处于什么阶段，并应该具有相应的义务，做出相应的行为。
在西方世界中青少年的性危机似乎也没有出现在萨摩亚社会中。可以说每个人从小就混在大孩子队伍中间长大的，因为性尝试被认为是合理的，所以小孩子在成长到可以进行性尝试的过程中已经可以获得足够多的性认识。所以“在《成年》中，米德提出，性压抑不是全人类共同经验的心理现象。她在萨摩亚社会中‘发现’，教育与乐趣不可分割，年轻人的成年既充满嬉戏，也从嬉戏中获得社会的自然法规，从而压抑的感受并不存在。萨摩亚人比西方人生活得轻松，正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未将教育区分于游戏之外。”[3]
（二）不用选择
西方文明社会为每个人提供无数的选择可能，并鼓励每个人做自己的选择，一个人的选择即是他的存在。但是在萨摩亚，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萨摩亚人可以不为前途的选择而担忧，也不用因为年龄到了另一个阶段而必须进行相应的选择。
例如小女孩的成长，她什么时候应该跟着大孩子混，听大孩子使唤，什么时候可以使唤别人，那不是她自己需要去思考和选择的事情，必须由亲属里面是否有比自己更小的孩子出生来决定。小女孩什么时候必须留在家里照顾小孩，什么时候可以跟着妇女去工作采集，也是由自己身体是否长得足够承担工作而定。
西方文明社会崇尚优异，崇尚聪慧和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在萨摩亚，社会地位是由相对年龄决定的，某些职位的获得也可以由能力来决定，但是因为地位伴随着责任，所以萨摩亚人不会特别崇尚高地位，也就不羡慕为获得此种地位而有着高能力的人。相反，如果谁做得比同龄人好，会犯下“装得比自己大”的罪。所以在萨摩亚，没有人会为了某个目标而孤注一掷。（保持童贞的问题也如是）
（三）互不占有
在与他人相处的社会交往中，萨摩亚人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漠，他们轻视那种非常强烈的感情。人与人之间表现为互不占有的相对独立状态，但同时他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萨摩亚这样的群族当中的。
在亲属关系中，哪怕是自己的亲身父母对孩子都没有绝对的占有，青少年在自己家中不快活他可以到任意的亲属家中暂住一段时间，这对儿童也是一样的，小孩子即便彻夜不归父母也不用担心，因为总会有人给他饭吃，让他睡觉。
与同龄人的相处中，以女孩子为例，没有强烈的友谊可言，谁与谁在一起说话，谁与谁更亲密一点都不是长久的状态，也没有期中一方会因“朋友”与别人更亲密而生气。
夫妻关系同样如此，从来没有要求一对夫妻从结婚开始必须“白头到老”。他们只是现在互相喜欢，住在一起而已，他们彼此不是互相拥有和占有的。
五、《萨摩亚人的成年》之外
（一）没有冲突还是回避冲突？
虽然从宏观的社会建制方面来看萨摩亚的青少年成长的冲突不多，但是如果深入到细节处应该还是会有矛盾的。
例如男女的性别界限在一定年龄的时候就会非常明显，而且会有严格的禁令不允许小男孩和小女孩接触。这在米德的研究中是以自然的状态呈现的，但是如果萨摩亚社会中对性是那么宽容地接受的，而且小孩子也很容易了解到，那么男女孩子的接触禁律如何不会给想要了解异性的孩子带来烦恼和冲突呢？
（二）是有为的教育还是无为的教育？
持有文化相对论的人类学者，以美国文化人类学学者为代表，对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进行批评。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看到，西方文明下对儿童的“教育”事实上产生了青少年的心理压抑，而所谓的“野蛮社会”中的“放任自流”式的儿童教养方式却是实实在在体现了对人格成长的良好影响。
人类教育的发展亦经历了如此的发展轨迹。最原始时期的人类没有产生对“教育”的意识，只是根据生存的需要对下一代进行生存技能的训练，这被后人称之为教育之起源，而当时代的人类是在无意识中的“无为”。经历几代人的稳定发展，人类发现对下一代的训练是有规律可循，并且循着这样的规律能够让下一代更快更好地掌握技能，提高生存的几率，这是一种“教育意识萌芽”的状态。于是人类教育进入了上千年漫长的“教育之为”。人类探寻生存元素，社会需求，认知规律，教法技能等等。建立起专业的教育机构，严格的教育制度，丰富的教育理论系统。但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成长出现严重的问题，是不是每个教育内部的微领域的极致研究加起来就是对教育的完整解读？
（三）从自身之外寻求理解
这是一种相对思维，当我沉浸于自我的世界中无法解答自己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我需要跳出自己的视野，走出自己的圈子，从不同于我的别处寻求解答。这就如中国古人所言“当局者迷”的现象一样。这亦给予教育学的研究以从他处寻找自我理解的思路，或许这一“他处”本来就是教育学自身的一个部分——教育活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区分导致了
[1] 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周怡译，《文化与承诺》
[2] 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周怡译，《文化与承诺》
[3] 王铭铭，《人类学思潮十讲》
《萨摩亚人的成年》读书会讨论整理稿
主题发言：陈兰点评：功媛时间：2012.3.17
周功媛：
点评：
兰兰对人类学发展的脉络梳理的很清晰。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前喻文化”这个概念的。在陈述中她所用的“不用选择”和“互不占有”这两个词，我有点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以用书本中“感情专门化程度比较低”这个词来代替“互不占有”这个词；如果当真感情专门化程度比较低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比较自由，如果比较自由的话，那就意味着有多选择，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不用选择，只是没有那么激烈，就是说需要很大的代价的选择少一点。另外，兰兰还说过萨特的一句话话——“选择就是你的存在”，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提出“为选择而教育”，作者希望的是孩子们有选择的能力，并且社会给了孩子们选择的自由和空间。好像克尔凯郭尔也强调“选择”这个概念，不知道这个“选择”和作者所说的“选择”有什么不同。
思考：
首先是关于性格的差异，西方逐渐在模糊性别的差异，而把人格的差异发到了比较显著的位置。我有时候认为要以人格来看待人，但是我们在人当做人看的同时，也把人当做男人或者女人来看待。米德看重的是，萨摩亚社会的一些模式是否有给我们借鉴的地方，米德一些看法给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她的影响力那么大。既然自己社会的价值不会变，但是移民可以达到相应的目标，可实质上有些地方是无法到达的，比如萨摩亚。
讲座学习：
前天，我在我们学校听了一个邵龙图的讲座，他是做广告发达的，先前是在机关上班的，因而对一些工厂很熟悉。我认可他的一些思想。第一个，他说现在上海的离婚率已经跌破38%了，他认为一些家庭的功能正在消失，比如生育的功能、生产的功能、教育的功能。第二个就是他所说的关键词——“调情”，他说，这个其实很重要，传播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调情。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会调情，语调和表情都比较僵硬。我们应该叫我们孩子会笑、会调情，这些可能比其他的方面更重要。姜文对电影理解上，也使用了“调情”这个词，好的电影就是会调情，演员和观众要互动、要调情、要沟通。
李学良：
首先，我觉得这本书有个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简而言之：青春期难道是必然的吗，也就是说，危机的过程是不是必然的，作者是带着问题去的。书本结构是，第一章导论说明的研究的原因、研究的方法，第二章到第十二章就是描述了萨摩亚的具体的情况，第十三、十四章就是讨论的部分。作者对萨摩亚社会的描述，是对照美国说的。一个就是刚才陈兰师姐讲到的“选择”的问题。在现在社会，选择是很多，不同的选择是并存，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更重要是社会或者我们的父母，总是试图把自己的信念强加到孩子们的身上，孩子们就成为成人信念或者信仰相互冲突的战场。在我们这边让孩子产生自卑的原因就是孩子比较笨；但是萨摩亚人的社会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对早熟的漠视甚至压抑，对发育迟缓孩子采取宽容的态度，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冷漠的。作者提到另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性的，这是困扰青春期孩子们的重要问题。作者认为，我们这个社会很少让孩子看到性和死这样的东西，把生育、性和死看做是禁忌的和神秘的，这种怪异的想念在孩子们身上产生了冲撞；但是对萨摩亚人，则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对性、生育和死持开放的态度，认为这样都是孩子必须要经历的，这种开放的态度使得他们把性开做是自然的，性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同样对死则是天生的反感。
讨论主题一：萨摩亚人释放压抑的问题
李学良：最让我不明白的是，萨摩亚的社会存在的冲突和压抑可以在个性化的舞蹈中得到释放，我觉得这是做不到的。
唐开福：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压抑，但是我们唱唱歌也是可以释放的。
周功媛：在米德眼里，萨摩亚人的压抑就是比较少的。
万方：我比较喜欢舞蹈，我在大学的时候，舞蹈就是我释放负面情绪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是我情绪释放的突破口。所以，我比较理解少数民族中，他们的负面情绪比较少，因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机会释放自己积极或者消极的情绪，这才是人类原有的状态。
讨论主题二：宗教及外来文化对已有文化的影响
李学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她说到了基督教对社区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很少的。作者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的透彻，这种外来的文化对于萨摩亚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哪些，社会对这种文化的反应到低是啥样子的，并没有说的很清楚。
唐开福：作者也讲到了一点，比如在少女来例假的时候，不要洗澡啊什么的；还有就在教士家里住，延长了和同龄人接触的时间。
李学良：我觉得还是不很充分。
陈兰：我接着学良的话补充一点。我今天又看了《文化与承诺》的电子版，重要看了“前喻文化”这一部分，因为这与萨摩亚社会的文化特点比较像。萨摩亚文化已经经历过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其中一个部落和外界接触了一百多年，最后这些亚人还是把自己的孩子当做萨摩亚人来培养，虽然一些细节有所变化，但是整体的文化结构并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萨摩亚的文化结构还是比较坚固的。作者在说到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的时候，提到了巴厘岛，它的原始社区文化与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冲突，虽然生活的细节有所变化，但是整个生活的模式和基调并没有改变。所以，很多的原始文化，他们的自我保护性还是很高的，并不容易被同化掉。可能会受到宗教影响的，但是外来文化还是无法改变萨摩亚的生活的。
讨论主题三：本书写作
唐开福：下面，我讲一点。这本书的布局非常好。她是带着一个问题来的，首先就是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退，就是青春期的波动是不是必须经历的，然后就选择了萨摩亚作为研究的地域，因为这是一个原始部落。从目录看，作者的论述时有一条主线的，就是从孩子出生到死的过程，但是主要讲的还是孩子成长的历程，对死的描述还是比较少的；在主线之下，还有对萨摩亚文化组织的介绍，比如在书中就讲到了户，对户中的重要职务进行了介绍：这两个是相互交织的。后面，还专门进行了讨论，这是对我们的写是有启发的。我们在写作的时，可能也是先完整的讲述故事，然后再集中讨论。一边叙述一边讨论的要求更高，恐怕我们无法把握。我想我们在读的时候，要有意识的去学怎么写。
万方：这本书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青春期的存在的原因，不是文化，而是把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放置在一起生活，就是加强了他们的气场，孩子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加强了青春期的动荡。
李学良：这里还有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对比。
唐开福：对的，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对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写作书法。
讨论主题四：“互不占有”的解读
万方：在萨摩亚社会汇总，父母对子女、夫妻之间都互不占有，这是一种文化还是本能？
唐开福：我觉得是文化。这里是站在社区的角度，是社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是有家庭告诉你怎么做的。所有的标准都是社区统一的文化。
万方：你说是文化。以我儿子为例，他才2岁，可以说没有接受多少的社会文化，但是他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占有欲。另外，在萨摩亚社会，是没有呢，还是米德淡化了冲突？
周功媛：确实是不多，但是我们是生活在现代社会，在他们生活的原始社会中，他们更多的考虑的是族群、社区经济。
李学良：他们的经济占有也不是分的很清楚。
唐开福：他们就没有多少的东西。
李学良：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去你家要东西，你就不得不给。
李云星：是的，在原始社会，你家的东西是我的，我家的东西也是你的。
唐开福：不是，还是会分的，比如，他们的东西就挂在屋子里。但是，如果一个人去要，你就得给。
万方：那只是说明人的本能还是自私的呀。
李云星：人的本能也有强弱，也受文化的调节。我们不能绝对化，不能说文化决定一切。所有的文化，都会讲人有恻隐之心。
万方：那就还是文化调节的作用了，就是我要在这个社会生活下去，就必须接受或者适应社会或者社区的文化。
唐开福：小孩与成年人还是不同，小孩子进入这个社会时是没有一个外在的文化理念。我们现在是带着一个外面的文化眼光来看这些问题的。
陈兰：生活在现在文明中的小孩，他一出生就受到文化的影响了，不存在原始的人类冲动那样的东西。每家小孩就是在1岁的时候，你拿到一起比，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小孩都会受到各自家庭文化的影响。
李云星：在农村和城市长大的孩子就是不一样的。在农村，一个孩子可能更多的被很多人抱，但是城市里的孩子好像很少。
万方：我的儿子也是在农村长大的，我觉得他的占有欲还是很强的。
唐开福：小孩也有占有的欲望，但是会变的。一个人的占有欲可能是生理的、遗传的，但是还是随环境可以变的。如果把孩子放到萨摩亚，他的占有欲可能就会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就被逼回去。天性是有的，但是会被被文化改变的。
万方：但是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很淡的……
李学良：这个问题，米德也有一个解释。萨摩亚社会中，结为夫妻，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因为政治或者经济的地位，而且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所以在一起与不在一起都是非常简单的。
万方：那对我们现在社会影响是不是，夫妻有感情就在一起，没有感情就不在一起？
唐开福：那就是说，夫妻之间的感情要淡漠一点，要看的开一些，相互之间不要有很强的依赖感。讲求个人的独立，而是不要相互的依赖。
讨论主题五：回到“如何读书”
孙丽丽：我觉得大家讲都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一个学科最基本的问题要有所了解，我们要试着去理解一个学科或者领域的逻辑和结构，我们的读书会要依照这个方向进行。我们不要产生思维的依赖，不要等着师兄或者老师来总结，我们要学着自己去提纲挈领的思考问题。
李云星：我接着丽丽说的往下讲。前些天，我在一次就文化与教育的发言上，是从地理文化学的角度切入的。后来，一位编辑说：“我怎么觉得你什么方面都知道。从好的方面说，是知识面比较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没有自己专业的方向。”回到丽丽这个话题，我们时常感觉人类学是很虚的，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学科的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是认识不清楚。不管我们将来做不做这样的研究，但是我们对一些基本的概念还是要明晰的。我们后面的研究，要从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思路来展开。比如，陈兰对人类学发展的梳理，都是非常好的。这本书，对于现在的我们来看，就发现的角度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么我们都这本书要读些什么？我觉得我们读书，一些感悟、一些启发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有更深层次上的追求：就是要回到这本书在人类学的地位；要把这本书放到当时美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比如说，陈兰讲到了不同的学派，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理清这些学派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另外，就是关注写的问题，就是一本书的框架是什么，是怎么写的。比如写萨摩亚的一日，这是人类学著作中经典的写法。虽然是写一日，但是并不是记录某一天的细枝末节，而是把每天的情况揉和在一起。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青春期是不是一个必然的时期？这本书书是受到博厄斯文化相对文化方面的影响，就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就是说各个地方有各自的文化；文化绝对主义是有一种文化决定论的倾向。
陈兰：在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他们中深发了两个流派，一个是社会决定论，一个是社会决定论。前一种认为，社会的结构决定了人的性格，社会结构在对人的影响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后者也是研究社会，但是他们更偏向于文化这一方面。但是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为何坚持相对主义的呢？我个人认为，博厄斯有着地理学的背景，这种学科背景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背景使他知道地球上不同的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圈，同一文化圈中的交流比较的频繁，这种文化的形成有自己的合理性；不同的文化圈之间的交流是很少的，每个文化圈的形成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和自己的内在驱动力。
万方：我看到另外一本书中认为，不同的文化圈之间不断地交流、不断的取长补短，从而不断的发展。每个文化就像每个人的性格一样，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只有不断的吸收别的文化的优点，才可以不断的进步发展。比如日本文化，它就在不断的吸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民族的个性也越来越完善。
唐开福：这种文化之间的交流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持开放的态度，因为每个文化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要是不开放，别的文化是进不去的。封闭也就意味着落后。
万方：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消亡的原因，就说明了一个文化如果不对外开放，不与其它的文化交流就会逐步的消亡。如果不吸收其他的文化，即使这种文化自身的系统是很完整的，但是由于外来的文化竞争，它也会走向灭亡和消失。清政府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闭关锁国，不与其他的文化交往。
李云星：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的文化，自鸦片战争时候，就在引进西方的文化，但是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保护机制的，再说中国的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不是什么文化都可以进来并发挥作用的。但是对并不深厚的文化来说，它就可能被消解掉。中国文化是有很强大的反射里。
唐开福：中国文化有着很深厚的底蕴。
李云星：人家不是常说，罗马战胜了希腊，但是希腊征服了罗马。
唐开福：罗马也有自己的文化，就是比较彪悍、比较崇武。文化是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的谈论越来越深入了，已经讨论到了文化。记得在读《写文化》时候，李老师说，读书有几个境界：第一个要求就是看这本书时候，首先要看这本书的名字，并把这本书放到历史背景中去读，看这本书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再者就要看这本书写了什么，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粗浅的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看这本书是怎么写的，我们时常会掉进书的内容之中出不来，我们一定要跳出来，看这本书的结构是什么。
周功媛：我插一句，也有人常常由于结构能力太强，掉不进书里去。
唐开福：当然是，首先要进得去，然后再出来，就是常说的“若乎其内，出乎其外。”第一步就是进的来，就是要具备结构能力，然后再看看这本书对我有什么用。（我们读书有两种方法：一是单独看，就是快速的看；二是对比看，就把相关的书一起看。）
李学良：前些天，我们跟着刘世清老师读了一篇文章。他说，读一篇文章，首先是这本书是怎么写的，就是行文的思路是什么；其次是他是怎么想的，就是要寻找他的立足点是什么、逻辑假设是什么、支撑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什么；第三就是一篇文章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是什么。
李云星：现在李老师关注的是怎么写的问题，因为怎么写的就是怎么想的。这就是《写文化》这本书主要观点。
唐开福：文章是写出来的，但是怎么想的还是不同于怎么写的。怎么写也不同于怎么讲。
周功媛：讲和写是不同的，因为讲是有一个受众的。
李云星：写也是有对象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在纠结写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写。写对于我们是个大问题，我们需要不断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