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杨秀珠，林春平，刘锡荣

为民主法治进步鼓与呼

　　● 陈东升
　　黑格尔说过，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担任《法制日报》驻站记者十几年来，我一直视推动民主法治进步为自己的职业使命，报道了浙江民主法治方面的大量原创新闻，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在我看来，新闻记者为民主法治进步鼓与呼，就是在新闻报道中，以法治精神记录社会变迁，是非分明、奔走呐喊，靠声音推动法治进步；以法治精神观察新闻事件，理性思维、专业分析，靠权威引导社会舆论；以法治精神审视社会热点，独立思考、敢说真话，靠事实开展舆论监督；以法治精神揭露腐败行为，不惧邪恶、勇往直前，靠法律实现公平正义。
　　
　　靠声音推动法治进步

　　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在村口被一辆路过的工程车轧死。因为此前对土地征用补偿不满，钱云会曾和一些村民一起上访，突然遭此横祸，便有人猜疑他是被当地政府派人谋杀的，借助网络传播，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热点舆论事件。
　　从网络上获悉这一事件后，我驱车300多公里从杭州赶至寨桥村现场采访，在《法制日报》视点版上刊发了《“乐清村主任之死”案调查》。因另有早已安排好的采访任务，第二天一大早，我赶赴余姚法院采访一先进人物事迹。不料中午打开电脑一看，发现上面质疑声有增无减，国内外50多家媒体100多位记者从四面八方赶到乐清采访，我顿感事态严重，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采访。
　　乘坐动车赶回乐清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就网络上的种种疑问，我马不停蹄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逐一采访了肇事司机费良玉、目击证人钱成宇、所谓的“目击证人”黄迪燕、办案民警、遇难者家属等各方人员，刊发的《“乐清村主任之死”案再调查》以大量事实告诉人们，这确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全国几百家媒体纷纷转载此文，《人民日报》、新华社也相继发表文章，提醒人们要防止“网络水军”制造事端影响社会稳定，舆情渐趋平息。
　　虽然网络上已不再是热点，但我依然关注乐清湾畔这个美丽的渔村。听说村委会举行换届民主选举，2011年3月10日一大早我就赶到寨桥村，排除干扰，采访了多名村民，包括钱云会的父亲钱顺南，钱云会的堂弟、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之一钱云孟。82岁的钱顺南老人通情达理、深明大义，他说，“云会死了，寨桥不能没有村主任，我当然要来投票。”“今天村里没有一个警察，很好。我们寨桥在毛主席时代是标兵村，懂文明、讲法律。选村主任是为了村里好，我们不会乱来的。”
　　在寨桥村，从早上7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我一直在不停地观察、采访、思考，了解了钱云孟以1788票公开公平、民主合法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的全过程，采写了特写《还是太阳底下的选举好》。有人看到后在微博上质疑，为什么寨桥村换届选举，只有你陈东升一名记者被允许进入现场采访？他所不知道的是，那天去寨桥村采访的本来就只有我一名记者，因为不请自去，面生，进村不久便被发现。可能是怕我在场影响选举吧，当地有关人员三番五次要我离开现场，被我断然拒绝后，又派多名工作人员如影随形跟在我后边。
　　有新闻界前辈早就说过，“优秀的新闻记者，新闻发生时，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我看来，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新闻从业环境下，仅仅赶到现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除了提供新闻通稿，没有一个新闻发生地单位会没事找事、主动为你提供新闻事件背后的细节、内幕和真相。要写好新闻报道，需要的是充满激情，敏感、勤奋和奔跑，需要的是争强好胜和不厌其烦，需要的是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社会关系，透过许多貌似没有联系的细节，去还原新闻的真相。事实上，也只有这样，你发出的新闻才有可能是独家的、原创的。
　　基于这样的新闻理念，近年来，全国首起村官罢免案、首起非法证据排查案、首份行政案件司法审查白皮书……浙江民主法治进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全国第一，都是我第一个报道的。2008年3月，在与温州市法制办主任聊天时，我无意中获悉温州市市长邵占维正在编纂一本行政案例选编，收集了50个各级行政机关的违法败诉案件，随即跟进采访，消息刊发后，网民称这一做法有利于官员举一反三、增强依法行政意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还以此文为研究对象，撰写了论文《记者判断事实报道价值的眼光》，认为“这除了敏锐的新闻感觉、熟练的采写能力外，还需要熟悉国情和政策法规，以及对此的动态把握”。
　　
　　靠权威引导社会舆论

　　2012年1月18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消息传出，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一些经济学家抨击说，吴英被判死刑是改革倒退，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意味着融资是特权而不是基本权利，意味着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有效保护，意味着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受到摧残，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1981年出生的吴英原为浙江东阳本色集团董事长。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吴英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等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案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声、批评声，我不跟风盲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凭借《法制日报》作为权威法制媒体的优势，采访了二审审判长和多位法学家，独家报道了《浙江高院：“枉法违心判吴英死刑”系谣言》。之后又到民间借贷非常活跃的温州等地实地调查采访了半个多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2012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以人文关怀为原则，以法治精神为视角，我又连续发表了8篇关于浙江民间借贷的深度调查报道，认为吴英有罪，但罪不至死。文章刊发后，国内外媒体大量转载引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3月14日中午12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应邀坐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第5排28号的位置上。当温家宝总理说到“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对吴英案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时，我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此后不久，3月28日，国务院批复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2年执行。
　　每当遇到涉法重大疑难事件发生，我从不躲闪回避，而是直面现实，知难而进，深入现场，采访权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逐一回应解释人们关心的疑点问题，像《杭州斑马线上再发交通命案专家建议增加新罪名》、《浙江吴大全案五大疑问真相调查》、《零佣金网络司法拍卖挑战传统拍卖业潜规则》等发表后，成为权威性报道。我认为，作为以推动民主法治进步为己任的法制日报社记者，我有责任通过摆事实讲法理，讲清是非，讲清利害，客观公正地告诉人们这些新闻事件的真相，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
　　
　　靠事实开展舆论监督

　　记者应当正直善良，如同康德所言，对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要有永恒的敬畏。当一名好记者，应该关注民生，敢于为老百姓说真话。
　　2011年8月底，法制日报社总编辑雷晓路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宣部等五部门部署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要求我们这些老记者带头到基层去，与干部群众交朋友，倾听乡亲们的呼声，顺便也帮助乡亲们解决点实际问题。
　　我回到了老家温州市龙湾区黄石村四十亩自然村，乡亲们告诉我，当地政府推出了农房集聚改造工程，包括我老家在内的附近农村都要拆除，统一迁往在邻近山北村开工新盖的6幢14层高公寓里居住。旁听了动员大会，我又回到村里，走家串户，请乡亲们说一说心里话。小学同学陈先光说：“新楼房好是好，就是负担太重，实在承受不了。”他算了一笔账：新公寓每平方米3980元，总价1134300元，扣除政府10万元补贴，还得自掏100多万元。就算不吃不喝，干上10年也攒不下这笔钱。
　　2011年9月9日，《法制日报》刊发了我写的通讯《温州农房集聚改造几家欢乐几家愁》，呼吁惠民利民工程要以人为本、依法办事、由民做主。中宣部新闻局阅评认为，《法制日报》记者走基层、接地气、算细账、说真话，报道聚焦温州农房聚集改造中的三本账，体现了各方人士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关注。温州市委领导也主动约见了我，表示虚心接受农民群众和专家学者的意见，注意做好规划、科学实施、循序渐进、让利于民，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扎实，让农民拆得起、搬得起、住得起。
　　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现实生活中，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寥若晨星，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就是其中的一个。2012年3月10日下午，刘锡荣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团发言时说，共和国建立60多年了，至今仍没有编制法，乱设机构和乱定级别，领导干部的职数超编和公务员超编现象严重。这“两乱”、“两超”为买官卖官留下无限空子，给亿万人民加上额外负担，给反腐倡廉带来巨大压力。在发言时，他大声疾呼：中国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作为在场记者，我为刘锡荣的赤胆忠心击节赞叹、敬佩不已。经其同意，采写发表了《官满为患给老百姓带来极大负担》。400多万名网民阅读后赞扬刘锡荣敢为老百姓说真话，是“真话代表”、“良心代表”，但也有人不高兴，一副部长认为报道所提的全国公务员数不准确，指责刘锡荣乱说话，《法制日报》记者乱报道。刘锡荣知道后在代表团驻地找到我，说他所批评的“千万公务员”数字来自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的新闻发布，再次核对，准确无误。刘锡荣说，敢说真话就要敢于担当，如果真的说错了，由他一人承担责任。
　　
　　靠法律实现公平正义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一直视此为自己的职业座右铭。我认为，当一名好记者，应该不畏金钱权势，为公平、正义、法治呐喊，敢于开展正确的舆论监督。2006年7月，我采写发表了《温州农民建房搭车收费竟达14项》，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派调查组到浙江督查，依法处理了各级领导干部32名，将多收的500多万元退还给农民。近年来，我采写披露了多起违法违纪事件，像《如此扶贫愈扶愈贫》、《红顶商人击倒台州黄岩党政四要员》、《温州科技馆展品合格率仅7.1%》等见报后，一些贪官污吏受到了党纪国法追查惩处、锒铛入狱。
　　2003年春夏之交，坊间盛传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腐败东窗事发外逃的消息。杨秀珠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任温州市分管城建副市长多年，一些老干部一直控告其是温州巨贪。当我顺着新闻线索到有关机关进行采访时，却遭到了拒绝。对方说，这是条高压线，情况复杂，要记者别多管闲事。一些朋友也好心劝告，说杨秀珠在温州经营多年，关系盘根错节、党羽遍布，劝我停止这次充满危险的采访。
　　面对这些情况，我困惑过、犹豫过，但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地投入采写。2003年5月23日，《女厅长失踪之谜》在《法制日报》一版刊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当天两次作出批示。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杨秀珠被开除了党籍、公职，后来在荷兰落入法网，其二十几个党羽也先后被绳之以法。北京有人告诉我说，这篇报道还直接促进中央制定完善了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审批管理制度。
　　但在当时，局势远没有这么明朗。文章刊发后，我接到了好几个匿名恐吓电话，那些恶狠狠的声音使一向对此满不在乎的我不得不变得谨慎与警觉起来，一再叮嘱妻子与尚在初中读书的女儿，如果在路上遇到坏人攻击，赶紧往人多的地方跑。作为一名记者，我品尝过抢不到新闻的苦涩，也享受过报道发表后那无以言说的欢乐，这些都是我的分内事。但由于我作为一名记者对新闻事业必须奉行的忠诚与责任，妻子与女儿却受到了连累，承受了不应该承受的惊吓和不安。将近10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往事，我都内疚不已。
　　2011年底，正值温州深陷局部金融危机之时，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商人林春平突然高调宣称，其斥资600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大西洋银行。凭借此举，林春平跃升为温州民间资本突围的标杆人物，成了第十届温州市政协委员，许多媒体争相报道。
　　对这位红极一时的“正面人物”，我却持怀疑态度，因为许多蛛丝马迹告诉我，这一轰动全国的新闻背后可能藏着一个弥天大谎。如果真是这样，任骗局发展，对温州已经出现的信用危机无疑是雪上加霜。在内参中，我把自己的调查和怀疑向中央政法委和浙江省委领导作了反映。几乎同时，新华社也组织国内外记者开展实地调查，结果证明，林春平所谓收购大西洋银行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谎言被揭穿后，林春平通过媒体向公众鞠躬道歉，并被迫辞去温州市政协委员职务。从神话到笑话，闹剧草草收场。
　　原以为此事到此为止，不料2011年5月底，我突然接到一条新闻线索——林春平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数额巨大，可能已畏罪出逃。历经多处挤牙膏式的采访，我艰难而迅速地整理出这一事件的基本轮廓，6月4日下午在法制网上发布稿件，第一个报道了林春平出逃的消息。浙江省公安厅和温州市领导对此高度重视，要求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将其抓捕归案。6月9日夜，林春平在广东珠海落入法网。负责抓捕的温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叶望庆事后说，在林春平身上搜出了一个假身份证，如果温州刑警迟到一天，他就出境外逃了。
　　与其说记者是安身立命的职业，我更愿意把它当做是奉献追求的事业，当做是舍我其谁的毕生使命。当了26年记者，我仍然激情不减当年，始终发自内心地热爱和忠诚于新闻工作。为推动我国民主法治进步，我愿继续秉持公平、正义和良知，一辈子奔走呐喊在新闻采访路上。
　　
　　陈东升，1964年生，温州师范学院毕业。中共党员，法制日报社浙江记者站站长、主任记者。

　　原载《青年记者》2012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