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顾委当年批评于光远的“生活会” 于光远的五个女儿

中顾委开于光远的“生活会”

1980年代后期的于光远鲍乃镛摄

本文是作者王晓中（曾担任原中顾委办公室秘书）的回忆：

1987年上半年，中顾委召开了两个“生活会”，批评帮助于光远和张光年。于光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党内经济学家，中顾委委员。

一、中央4号文件和生活会的由来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颁布（1987）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的主题，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对那些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有系统错误观点的人”进行批评或批判，对有些人要予以组织处理。文件中虽然有一些政策限制，但根据这个文件，“有系统错误观点”，就成了一顶政治帽子。

在短短一段时间里，相关措施迅速铺开。刘宾雁、王若望和方励之被公开开除出党，通报全党。作家张贤亮，《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现代经济学者温元凯，都在不同范围内被点名批判。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吴祖光则被胡乔木亲自登门“劝退”出党。据说，胡乔木当面告诉吴祖光，“不愿意劝退，就开除”。

本来，在这个名单内，就包括了于光远。可是，当时党的领导人觉得这样搞打击面太大，提出了一个较为缓和的意见，让中顾委自己开个生活会，对于光远进行批评帮助就可以了。这个意见获得了邓小平的默许和中央的赞同。这就是中顾委生活会的由来。

4号文件颁布不久，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致函伍修权和薄一波，传达书记处的决定，要求中顾委召开党的生活会，对中顾委委员于光远进行批评帮助。

邓力群在信中说：“2月9日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中顾委开一个生活会，帮助于光远同志。一，收集材料。二，主要问题是：（一）制造‘马丁风波’；（二）‘双百方针’纪念会问题；（三）社会科学院马鞍山马列讨论会；（四）五十周年学术活动纪念；（五）社科院经团联摆脱党的领导等。三，中顾委参加哪些人请中顾委定。还建议一些人参加，有与于光远意见相同与不同的人。四，理论局编印的材料由中顾委分发。五，正式会议前，找于光远以外的同志开个准备会，中顾委指定专人与于光远谈一次话。”（参见1987年2月邓力群致伍修权、薄一波的信函）。

与此同时，他指名要求开会批评的还有张光年。

二、生活会上的情景

2月10日，临时机关党委书记伍修权约于光远在中顾委机关小会议室谈话，正式通知他，遵照中央书记处的要求，中顾委准备召开生活会，对他进行批评帮助。

伍修权说：“这几年，你在各地发表的意见比较多，我们也接触到一些，但不系统。希望你能把你的思想有系统地谈谈，讲讲你的主导思想。你认为正确的、不正确的，都可以讲。这不困难。”

于光远好像并不吃惊，心平气和。他只是要求给些时间，做些准备。伍修权把中宣部理论局为会议准备的一套材料交给于光远，让他有针对性地做准备。

在谈话中，于光远回顾了自己的过去。他说，我1936年从清华毕业，是学物理的。从1937年起做了职业革命者，后来到了延安。1948年就到了中宣部，一干就是二十七年，直到1975年才离开。“文革”中，是个“关牛棚”的水平。自己是个闲不住的人，文章写得多，有数量，没质量。兴趣广泛，是个杂家。近几年到各地去，人家叫讲，自己就讲一讲。最后他说：“大家谈一谈很好，很愿意使大家了解我，特别是让党了解我。”

3月11日，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召集机关办公会，布置生活会会务工作。

荣高棠说，遵照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要以中顾委的名义召开党的生活会，批评帮助于光远。中顾委常委、临时机关党委成员、各支部书记参加会议。根据邓力群的安排，一些外单位的人士也要参加会议。

荣念了一遍邓力群的信，传达薄一波的指示。

荣高棠说，薄老指示，会议情况在中顾委内部不传达，不讨论。原来邓力群安排参加会议的外单位人士有二十多人，但薄老不同意，要求不超过十个人。全部发言录音，会议不出简报，最后汇总报中央。薄老一再强调，要严格控制范围，参加的人越少越好。薄老认为，估计这个会解决不了问题，思想问题不是开一两次会就行的。不管于光远是否接受，这对他至少是个震动，最后对他提几点要求，要具体一点。

根据薄一波的指示，荣高棠一再强调控制会议规模和会议范围。会议决定，负责会议记录的有一位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三位局长和荣高棠的秘书。录音由二处派一人负责，不要广播电视部来人。（根据相关规定，平时中顾委会议录音及会场音响保障工作，都由广播电视部机要处负责。薄一波为限制生活会扩散范围，指示由中顾委办公室自行负责会议录音并管理会场音响设备。）

随后，负责会议记录的人都领到一套中宣部理论局准备的材料，先熟悉内容，了解情况。

从这些材料看，于光远的一些观点、提法，有悖于传统的思想理论原则，有些话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引起思想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例如，材料声称，在于光远的言论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有“古典的”和“现在的”，“革命的”和“建设的”。“古典的马克思主义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写的，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而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迫切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不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只是一个，而是不少问题。”

于光远说，讲理想就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离开商品经济讲理想就是空谈。经济效益说白了就是向钱看。如果发展商品经济，你不许人家向钱看，就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一切向钱看是不道德的行为，一切不向钱看也是不道德的行为。他说他“十分赞赏‘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四句话”。

他还说，要为个人主义正名，大公不能无私。对个人主义怎样认识，是个观念更新的问题。社会是由无数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组成，怎么能否定个人主义？个人事业，个人价值，个性解放，个人奋斗，个人利益，个人观念，等等，都不能否定。精神文明建设的要领在“建设”，“意思就是不能禁止，不能批判”。

此外，材料还介绍了于光远近些年来在经济界、理论界的一些活动和做法，他的治学作风和工作作风也招致许多非议。譬如所谓“马丁事件”和“经团联”的问题。

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宋祥龙的文章，标题是《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署名马丁。文章认为，《资本论》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批判经济学”。

文章的观点引发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否过时的争论。以党内传统的理论依据权衡，这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文章也由此引起各方面关注。

《新华文摘》首先全文转载。《北京周报》删改后译成英、日文登载，向海外发表。文章由此受到美、日一些媒体的注意，开始连续报道，并按他们的理解加以评论。

国外评论认为，马丁的文章反映中国出现了怀疑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潮。最后，纽约《中报》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引起新华社的注意。

1986年2月，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编辑选登了国外报刊以及《中报》的评论。中央领导人看了这期《动态清样》，感到文章的寓意值得注意。薄一波、胡启立、胡乔木都有批示，要中宣部对这一情况加以研究。

根据这些批示，3月，中宣部理论局召开关于马丁文章的座谈会，请思想理论界的一些人士交流看法。于光远参加了座谈会。

在会上，于光远称赞马丁的文章，称新华社编撰的《动态清样》曲解事实，是“谎报军情”，于是发生了激烈争辩。后来，在相关圈子内把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和影响称为“马丁事件”。

“经团联”即“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成立于1981年3月，作为“社团组织”，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团联”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学术团体，有三百多个团体会员，遍布全国，设有十几名顾问，于光远是其中之一。“经团联”的宗旨是开展对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和探讨，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事业服务。

材料中说，在一段时间内，“经团联”以秘书长办公会议取代了党组领导，既不向社科院党组请示报告，也不与全体顾问通气，主要就是于光远自己在指挥。这种情况，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

1986年，国内社会科学界数十个单位发起一个“纪念于光远学术活动五十周年”活动，在上海、北京组织聚会、报告会，声势比较大，赞誉之辞殊多，招致诸多反感和非议。

所有这些来自中宣部的材料，成为会议批评于光远的基本依据。在会议期间，大家的发言也主要围绕这些材料中反映的问题。除此之外，中顾委本身没有组织其他任何材料。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上记叙的相关问题和说法，都是来自这些材料，仅仅据此还原当时的实际情况。至于于光远何时、何地说过哪些话，或做过哪些事，孰是孰非，本文都无力去一一考证。

经过紧张的准备，3月16日，于光远生活会在“301”会议室召开。到会的有三十多人，其中有中顾委部分常委、临时机关党委成员和各支部书记共二十余人，来自其他单位的人士共十二人，记得其中有薛暮桥、许涤新、吴树青、罗元铮、张棂、董辅、喻权域等，都是经济学界、理论界和新闻界的学者或负责人。

会场中央摆着一个长方形的大桌子，伍修权作为主持人，坐在桌子顶头。到会的中顾委常委、荣高棠和于光远的座位围着桌子两侧，荣高棠就坐在于光远的对面。其他人分两边坐在这些人身后，面前都有长桌。

会议一开始，于光远就让他的秘书抱了二尺多高的一大摞书进来放在桌上。伍修权诧异地问：“光远，你这是干什么？！”于光远说：“都是我的著作，里面有我的思想。”他的这种表现，搞得一些老同志很意外，也很反感。有的老人在发言中说，这哪里是接受批评，简直是来给我们上课。

按预先议程安排，伍修权宣布开会后，请于光远先发言。

于光远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是介绍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研究的问题和成果，并表达对会议的看法。

他说，我有一个座右铭，叫做“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但在行动上，在党内生活中，组织上决定的事，不论我思想上能不能接受，行动上总是服从的。我参加这个会，就是这样。坦率地讲，对开这样的会，我是有意见的。专门组织一种“生活会”，在今天是有特定含义的。这是从批评耀邦同志开始，采取的一种新形式。中顾委开这样的会，是否意味着我就属于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如果把我摆到这样一个位置上，我是不能接受的。

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能够有机会让党了解自己，听取同志们的意见，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是，我们党内有一些人，至今还搞断章取义，根据只言片语来整人。对这种做法，我历来很反感，尤其是那种对别人的言论进行加工，从而制造许多混乱的做法。特别是专门负责反映情况的机构，这样做更是可怕。

眼看于光远越说越尖锐，荣高棠打断他：“光远，你认为我们这里编这些材料？”于光远说：“没有。”荣高棠说：“那你说这些干什么！”于光远非常不满，大声说：“党员嘛，在党的会议上，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不能不说，同我有关系嘛！”

接着他列举了材料中提及的一些事例，说这是片面收集、编撰他的材料，歪曲他的意思。

伍修权又打断他：“我们没有收集这样的材料！”于光远很不服气地说：“有没有你可以查嘛！”

这时，萧克举起手里的材料追问于光远：“你说的不是这些材料吧？！”荣高棠立刻对萧克解释：“不是，他（指于光远）不是说这些材料。”萧克就没有再问。

于光远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他说：“我没有说这些材料，我也没有说中顾委。但我正式向中央建议，请中顾委代为转达，以后还允不允许搞这种材料？这种做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但他又说：“中顾委的这次生活会，采取的做法不一样，发给大家的十七份材料，都是全文，不是断章取义的。与会的同志可以研究这些材料，做出自己的判断。”

此时，伍修权插话说：“（材料）都是全文，大家可以提意见。如果说我们这个方法在党的生活中以后绝对不允许，这话就不对了。”

于光远说：“我说的是那种断章取义的做法。”

伍修权语气坚决地说：“这个问题我们这里不存在！”

可于光远又说：“但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些材料中，有几份是有问题的，要作一些订正，材料不完全确切。如果根据它发表意见，就可能不确切。”

接着，于光远针对会议参考材料中的一些内容，一一进行申辩和反驳。这次发言两个多小时，记录有两万七千多字。

于光远的一些话似乎出现了矛盾：一方面斥责有人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整材料，可又说会上颁发的材料都是全文，不是断章取义的。这使得第一次接触到这些情况和材料的人有些困惑不解。或许于光远说的是还有另外的材料？也许说的是材料以外的情况？但是，中顾委的生活会上，除了会前发下的、据称是中宣部组织的材料以外，没有见过其他任何材料。

也许，于光远在压力之下，在这种处境中，一方面想把问题说清楚，可又不想和中顾委搞僵，十分为难。从于光远的话中可以听出，他是有所指，可又不便明说。

最后，于光远说：“《晏子春秋》里有一个故事。周王室有一个官员叫柏常骞。他到齐国找晏子求教。说自己如果‘正道直行则不容于世，隐道诡行则不忍’。问晏子，如何得以‘道无灭，身亦无废？’古代的确有不少士大夫，近代的确有不少知识分子有这样的苦恼。反正我是一定要‘正道直行’的，要带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灵魂去见马克思。”于光远说到这里十分激动，声音哽咽，几乎要掉眼泪。

在会上，中顾委老同志的发言，主要是针对道德伦理的一些言论提出批评。例如关于“一切向钱看”和“为个人主义正名”的言论。薛暮桥、许涤新两位经济学家主要从经济学概念中的问题和治学态度方面提出意见。例如，许涤新指出，于光远平时要注意“信口开河”的毛病，把“钱”解释为经济效益，也是不严谨的。对这类发言，于光远没有辩驳，也没有自我批评，基本没有理会。

其他几位外单位的人则占用了大量时间，就于光远和一些单位的活动和纠纷大谈来龙去脉，并进行批判。于光远反应最为愤怒、反驳最为激烈的也是这一类问题。

就“马丁事件”发言的、也是这一事件的“发起人”和“见证人”，是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他也讲了整整两小时。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在中宣部理论局的座谈会上他和于光远之间的争论情况。他最后说，当他们在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和一些思想倾向作斗争的时候，“希望一些老同志不要‘打横炮’（意思是干扰、捣乱）！”他讲完后，许多到会的人都鼓掌，认为讲得好。

对有关上述问题的发言，于光远毫不退让，不断插话，针对这部分内容和一些发言一一进行说明和反驳。这部分情况，中顾委的老同志们都不了解内情，没有说话。

会议一停，我们就连夜加班整理记录，拿记录稿和录音逐句逐字核对，誊写出清样，送中南海印刷厂排印，所有的记录清样，都交由发言者本人审阅。

休会时，荣高棠和于光远单独谈了一次话，提醒他要端正态度，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

薄一波看到会议记录，对于光远的态度很不满意。他在记录清样上批示道：“看了于光远同志的讲演（按：指给中顾委常委上课），很不是味。”

3月17日，荣高棠召集会务组开会，小结会议的工作情况，布置下一步工作。

荣高棠说：“昨天，我和光远谈了。我对光远说，大家给你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好？在座的老同志资格都比你老，用不着你教训！有的老人都还不认识你，结果你一露面就是这么个形象！希望你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

荣高棠谈了他的看法：“光远的问题只是思想理论观点不对，只是思想帮助。我们始终没有说他是‘有系统理论错误’的人。一个老党员，搞理论的，有成绩，很勤奋。越是有成绩，应该越虚心，越能听别人的意见。要有创见，但要认真思考。作为一个党员，要遵守党的决定，要守纪律。”

他提议，起草伍老的总结讲话就按这个意思考虑。

最后，荣高棠布置大家分头和与会的老同志联系一下，征求老同志的意见，看谁还要发言，想谈些什么内容，归纳一下报告伍老，以便伍老掌握议程和进度。

会议一共开了九次，每次半天。从始至终，于光远没有任何自我批评。伍修权、荣高棠和几位老人同于光远几度当面争辩。这些争辩的焦点主要是于光远的态度问题。

3月21日，按计划，会议准备结束。伍修权做总结发言。

伍修权说，会议充分肯定光远同志在理论研究、理论宣传的工作和成就。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批判“极左”的过程中，光远做出了贡献。他关心改革和建设，勇于探索，勤于思考，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但近几年来，光远在言论和行为上，在对待党的纪律，对待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团结方面有不少错误，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伍修权批评他，在发言中没有一句检查自己的错误。相反，还讲了许多不成道理的道理，有时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这种态度，不像个老共产党员的样子。至于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态度，原因在什么地方，希望于光远同志认真思考。

最后，伍修权提出“约法三章”：一，遵守党章和党内生活准则；二，发表文章、言论，在重大问题上如有与中央精神不一致，必须事先请示党组织，也可以报告中顾委，报告中央；三，参加社会活动、学术活动不能脱离有关党组织的领导。

伍修权讲完，再请于光远表态。会前，伍修权告诉于光远，会议准备就此结束，只要求你表个态就可以了，不要拖得太长，“不然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陪不起”。可于光远不干，表示一定要把一些问题讲清楚。伍修权说，给你二十分钟，于说，至少一个小时。争了几句，伍修权只好说，我不和你再做买卖了，先讲讲看。

于光远铺开讲稿，开始发言。他依然态度强硬，没有一句检讨，继续对一些问题进行申辩。

他说，伍老的讲话好多条都没有依据事实作判断，特别是所谓“马丁事件”。西方报刊和评论根本就歪曲了文章的本意，而《国内动态清样》在编辑情况时，没有核对原文，又进一步曲解西方报刊的报道和评论，责任在新华社和反映情况的有关单位。况且，他只是认为马丁的文章可以发表，可以讨论，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并非材料中所渲染的“大力赞扬”。是有人借所谓“马丁事件”歪曲事实，嫁祸于自己。

眼看他又是长篇大论，荣高棠打断他说：“光远，照你这个讲法，就没有时间了。你把它写出来好不好？”

于光远很不高兴，大声说：“你不要打断我好不好！人家讲了我两个小时，我讲二十分钟都不行？太不君子了吧！”

说到这里，他的情绪又很激动，越说越愤怒，嗓门儿也越来越大。

这时，会场里有人说：“不要激动，心平气和地讲嘛！”

荣高棠又提醒他说：“光远，你这样有情绪，讲话容易出错！”

于光远依旧气呼呼地大声说：“我可以把情绪压下去，马上就压下去。可是一讲到这件事，我就激动。”

荣高棠见他不听劝，就质问他：“是不是所有批评你的意见都不符合事实，都是不对的？”

于光远说：“我没这么说，那是你的概括。”

荣高棠说：“不是我概括，我是问你。”

于光远说：“没有的事！只要是事实，我就承认，是错就错，不错就是不错，我就这个态度！”

看到于光远这种架势，荣高棠也火了，对他说：“前一阵子搞一个纪念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四十几个单位，上海搞了又在北京搞，净给你抬轿子，可你就愿意坐！”

听到这话，于光远使劲儿摘下眼镜，狠狠地瞪了荣高棠一眼。

黄火青说：“于光远，这几天，我们给你提了这么多意见，你承认两点、哪怕一点也好啊！”伍修权说：“光远，你要是这个态度，我们这个会就不好往下开了。”

过了一会儿，于光远口气缓和了一些，说：“好，我接受一点，那就是我不再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儿！但是，我用这个词儿，丝毫没有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的意思！”

于光远又说：“伍修权同志开会前和我讲，因为我是经济学家，会谈到经济问题，所以要请一些经济学家参加。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请一些不是经济学家的人来！我总觉得其中有某种不正常因素！”

眼看他越说越较劲，黄火青又打断他说：“于光远，你是不是把你的意见写出来，给我们每人一份，大家认为还要讨论，就讨论一下，认为满意了，就拉倒。今天不要在这里谈了，谈不清楚！”

伍修权接着说，看来你还有话要讲，我们会给你时间。希望你能着重讲讲自己有什么缺点。哪怕你有十分之一的错误，人家批评了你，你能接受这十分之一也好。我们给你充分的时间，可以把你的意见写出来。

伍修权说完，没有让于光远再讲，宣布会议结束。

会开到这里，各方僵持不下，不欢而散。显而易见，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会后，于光远把他没有讲完的发言稿交给伍修权。这份讲稿又是一万六千多字，共分“五个问题”，列出“七件事”，把会上大家提的意见全部反驳一遍。其中，光是“马丁事件”就占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又把整个过程说了一遍，也驳斥一遍。但是，后来中顾委也没有就此再组织任何讨论。

三、会后会外

尽管薄一波、伍修权和中顾委机关对会议保密有严格要求，但由于参加会议的单位和人员各有来历，会议准备又涉及中宣部、社科院、文联、作协等许多机构，会后在这些单位又有传达，所以，会议的情况早就四下传开了，只是在公开场合谁也不说。

在于光远的生活会期间，在中顾委老同志的一次支部会上，有人提出，请参加生活会的王平和黄镇谈谈会议情况。二人说，他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但可以扼要地讲讲大概情况。

当王平提到“马丁事件”时，中顾委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昌插话说，这件事他知道，是《国内动态清样》有曲解。于是，在他和黄镇之间发生了争论。

李昌谈了“马丁事件”的大致经过，说于光远在这件事上没什么错。文章本来没有大问题，是外国人希望中国出个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日本报刊转载时就有意歪曲，纽约的《中报》又有歪曲。

黄镇说：“于光远肯定马丁的文章，说是好文章。”

李昌说：“是《内参》（指《国内动态清样》）歪曲了（马丁的文章）。”

黄镇说：“你说歪曲，这不对。我参加了那么多天的会，你现在就下结论说它歪曲了，你的根据是什么？中宣部的会（讨论马丁文章的座谈会）是个倾向性很大的会，是于光远同志在那儿指挥的。”

李昌说：“材料过去我就看过，事实是最重要的。”

两人争辩几句后，黄镇说：“那么你和于光远同志在马丁事件上是不约而同的了，你和他是站在一边的。”

李昌一听很生气，厉声说：“你别给我扣帽子！”

黄镇说：“我不是给你扣帽子，我是说你和于光远同志的观点一样。”

李昌说：“我讲的是事实。我看了文章，知道有歪曲。”

黄镇说：“我要是给你扣帽子，我作自我批评。”

李昌说：“你说我和于光远观点一致，不是扣帽子？”

黄镇说：“于光远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完全是教训到会的同志，一个字的自我批评都没有。马丁事件是于光远的问题之一。新华社的喻权域同志作了详细介绍，大家一致鼓了掌。我们刚才的矛盾也很简单，就是你认为新华社的内参有歪曲，而我们是鼓了掌的。”

李昌说：“他（指喻权域）反映马丁的文章就是有歪曲，不实在。”

这时，王平、陈野苹都插话，简要地谈了生活会的其他情况，李昌和黄镇的争论这才平息下来。

5月5日、6日，遵照中宣部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召集马列主义研究所和“经团联”负责人以及党员干部开会，传达了于光远生活会的情况。

在讨论时，争论激烈。有人在发言中说中顾委生活会“不严肃”，一些问题“莫名其妙”，“岂有此理”，“不实事求是”。有人还提出“表示抗议”。

会后，社科院纪委将情况登载在当期《社科院纪检信息》上。中纪委将这份《信息》转给中顾委。中顾委又将其转发各位常委和临时机关党委各位书记、副书记参阅。

伍修权阅后，于6月2日在《信息》上批示：

“一，中顾委帮助于光远同志的生活会是在心平气和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仍然保留原来的意见。

二，理论上的问题确实不是一次讨论会可以弄清楚的。

三，中顾委不准备再讨论于光远同志的问题。

四，马列所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但于光远同志的问题如何搞清楚，请他们自己决定。

有一点必须指出，在反映中几次提到‘抗议’这个词，这是在党内生活中讨论问题时不该有的现象，是不能接受的。”

6月20日、7月15日，社科院马列所冯兰瑞先后两次分别写信给社科院党组、中宣部和中顾委，为于光远作辩护。

冯兰瑞是李昌的夫人，社科院马列所副所长、顾问，曾任经团联秘书长。

在信中，冯兰瑞就经团联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和马丁问题等阐述情况，为于光远辩护，指出中顾委生活会的报告中有“不实之词”，“做出如此不实的判断，是很不严肃的”。

她在信中说，据她亲身经历，“马丁风波”之后，新华社曾专门编辑了一份《动态清样》，承认之前反映情况有误，喻权域为此也作过自我批评。事情已经过去，为何现在又翻旧账，而且颠倒是非？她还就经团联的工作情况作了说明，所谓“脱离党的领导”、“就是于光远在那儿指挥”，都不符合事实，有关指责是不妥当的。

她要求把她的信或意见呈报有关中央领导同志。

于光远本人对生活会更是一直不服气。7月5日，他给中央领导赵紫阳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说：

“中顾委生活会后，我一直在思考自己有生之年如何更好地为党工作的问题。”

“生活会上许多老同志真心实意地想帮助我，我是理解的。但会议把我作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持有系统错误观点的人来对待，我想不通。我没有那样性质的问题。入党五十年来，我做了一些工作，缺点和错误是有的，我也是愿意认真对待的。但是，生活会上对我的批评所依据的材料，许多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最后归纳为我的错误或与事实不符，或带有任意上纲的性质。因此我不能不在会上说明事实，要求澄清。”

于光远着重就两个问题作了说明。这也是他在生活会上花费大量时间辩解的问题。

他说，我在讲“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同时，也讲了“我不赞成一切向钱看”。另外，我历来赞成“大公无私”的道德要求。既没有写过批评大公无私的文章，也没有对别人提出的这一问题表过态。最后却被说成自己主张“一切向钱看”、反对“大公无私”，这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他最后说：“我接受这样的看法：以我在学术界的地位，在讲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的确要仔细考虑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应该更慎重一些。更慎重、更谨慎、更周密地考虑自己提出或提到的概念可能引起的各种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这是今后我在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我愿意为此而努力。”

他请求：“如果不干扰小平同志繁忙的工作，这封信希望能转给他看一下。”

7月12日，于光远的信转给了邓小平等老人和中央政治局。

鉴于这种情况，薄一波认为有必要在相应范围内说明情况，澄清视听。7月17日，他在这封信上批示：“请修权同志考虑，是否把生活会议简况及于光远的主要错误写一写发送同一范围。薄一波　七月十七日”

根据薄一波批示，中顾委起草了《有关于光远同志生活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准备呈送中央各位领导人。

8月11日，伍修权召集同在北戴河休养的部分中顾委常委和机关党委委员，在北戴河中直礼堂召开临时机关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报告草案。

在讨论中，老人们对于光远拒不承认错误、抵制批评帮助的态度非常生气。老人们说，有些党员，包括一些老同志，究竟思想上有没有入党？我们过去是有过“左”的错误，可现在连批评和自我批评都不敢搞了。中顾委开会对一个老同志进行批评帮助，就有人“抗议”，这也是党风问题，这也不正常。对于光远，我们是仁至义尽了。

有的老人越说越气，提出要对于光远继续严厉批评，如果他的态度没有转变，“帽子”该戴还得戴，必要时就要采取组织措施。对这些意见，伍修权没有回应。

中顾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阐述了四点意见：

一，中顾委召开生活会对于光远进行批评帮助，是根据中央4号文件精神和中央的决定进行的。会议自始至终，于光远抱着抵触情绪，不作自我批评，也拒绝大家的批评。

二，社科院党组先后向马列所和经团联党员干部传达了生活会情况报告。冯兰瑞、苏绍智、张显扬等人指责中顾委生活会“不严肃”、“不实事求是”、“莫名其妙”、“岂有此理”，等等，冯兰瑞还提出“抗议”，先后两次给中顾委和有关单位写信，一再为于辩解，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常的。

三，生活会上印发的材料和对于光远的批评帮助，并无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和无限上纲的问题。

四，伍修权同志在总结中归纳的问题有“一切向钱看”和“大公有私”，对这些问题的批评是正确的。

最后，报告提议于光远所在支部对于光远继续进行批评帮助，并提请中央责成社科院党委对他进行批评帮助。对于于光远、冯兰瑞等提出的问题，也请有关部门进一步清查，中顾委不再与之纠缠。

这份报告表明了中顾委对此事的基本态度，获得一致通过，随后报送中央。

在此之后，中顾委没有在任何范围再开于光远的会，也没有再和有关方面为之再有来往。至此，两个生活会（另一个是批评帮助张光年的生活会）偃旗息鼓，逐渐过去。

虽然中顾委的生活会自始至终都没有给任何人扣帽子，在会议发言和文字报告中都没有说于光远、张光年是“有系统错误观点的人”，但对照4号文件，邓力群坚持要求开这个会，说明至少是他就认为于光远、张光年属于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言自明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在中顾委以外，多数人对这两个生活会的做法另有看法，认为这是有人在借机整人。有些议论认为，中顾委开了耀邦的会，又开于、张二人的会，就是整人。

在此期间，我曾去看望一位文艺界的老人。他知道我在机关当秘书，就问起我有关中顾委生活会的情况，说是他们单位已经传达了主要精神。我感觉到人们对这两个生活会怨气很大，倒是对于光远和张光年相当同情。

一天，在食堂饭桌上，一位中办的同志对我说，他们知道了一些会议的情况，听说于光远“顶得很凶”。我回应说：“不清楚。”他笑了笑，不为难我，接着说了一句：“于光远骨头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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