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的脑子里，一直残存了些关于女知青的记忆片段。
我对女知青的最早记忆，跟平生第一次臀部肌肉注射有关。那种青霉素软膏注射进去很痛，所以，我才会如此记忆深刻，直到今天都没有忘记。而扎我屁股的那个赤脚医生，名字叫蔡文玲，就是从沈阳来的一个女知青。我已经忘记当时自己生了什么病，一见她挎着药箱来到我家，就急忙从炕上爬起，逃到炕尾的角落里死活不肯出来。蔡文玲一边跟我妈说话，一边做扎我屁股的准备工作，看见我躲在那里不肯出来，就忍不住咯咯地笑了。随后，她跟我妈一起爬到炕上捉我。我哭着闹着奋力反抗，还学着那些男知青的样子骂她是“菜包子”。“菜包子”毫不生气，仍然笑嘻嘻地捕捉我，捉到后牢牢地抱进怀里，随后按倒在炕上剥掉我的裤子。我妈负责抱住我的头，她负责用一只膝盖按住我的双腿，在我绝望的哭喊中，将针头刺入我的臀部，把半管的药液推入我的体内。
之后，我提起裤子逃回那个角落，一边哭，一边听蔡文玲跟我妈聊天。听着听着，就逐渐忘了扎针的事，也就忘了继续哭。她们聊得最热闹时，我还忍不住跟着插了几句嘴。蔡文玲见了，就又笑嘻嘻地逗弄我说：“好啦？不疼啦？不骂我啦？”说得我很不好意思，就不敢再插嘴了。蔡文玲跟我妈聊得够了，就跟她说：“二嫂，我该走了，还要去别家打针呢。”重新挎上那只紫色的牛皮药箱，系好围脖戴好棉手套走出我家。窗玻璃上结满窗花，我从窗花的空隙里望出去，看见窗外是一九七一年冬天的厚厚的积雪，蔡文玲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外走着，呼出的白汽依稀可见。这个踏雪而去的场景，就此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男知青给她取绰号“菜包子”，估计是因为她有些丰满。我还依稀记得，有一次蔡文玲要搭乘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去县城，同来的沈阳男知青彦国忠盯着她往车上爬的背影，曾自言自语地说：“他妈的，早晚非×她一下子不可！”我妈听了就批评他说：“彦国忠，你说的是什么流氓话呀？你们都是知识青年，可不能跟村里的男人学坏了！”彦国忠听了就不再说话，只是继续盯着蔡文玲的肥屁股。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们当年都正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下放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不能恋爱也不能结婚，肯定憋得非常难受，就忍不住用冒粗口来宣泄了。
彦国忠、马玉林、高德祥等人跟蔡文玲一样，都是第一批下放到我们村的沈阳知青。这批知青到来时，村里还没有知青点，所以，他们都分别借住在贫下中农家里。这三个人就曾住在我大伯家，跟我的二爷和大堂哥一同住在北炕，晚上睡觉时，清一色的男人，都仰着脑袋打呼噜，有一次蔡文玲的同学，另一个女知青（名字我忘记了）来串门见了，曾笑着说要找把斧头，一斧头一个将他们的脑袋全都剁下来。我妈听了就笑着说：“这丫头，看着挺俊的，说起话来却这么吓人。”知青点是后来抚顺知青到来时建的，据说是城里的一些工厂出的人、设备和材料，就在村北头的河边建了一排红砖瓦房，也成了全村的第一座砖瓦结构的房子。
我已不记得沈阳知青是什么时候走的，抚顺知青又是怎样来的，因为那时候我实在还很小，记不得太多太复杂的事情，再说，主要精力都放在玩耍上了。
我似乎听我爸说过，沈阳知青一共来过两批，他们陆续回城后，再来的全是抚顺知青，断断续续地来，陆陆续续地走，一共有几批都搞不清楚了。抚顺知青跟沈阳知青的主要区别，一是沈阳知青都称我的爸妈为“二哥”和“二嫂”，抚顺知青则称他们为“二叔”和“二婶”，二是沈阳知青人数较少，抚顺知青人数较多，三是沈阳知青几乎不打架不偷窃，而抚顺知青几乎什么调皮捣蛋事都干。打架多数时候出现在男知青之间，邻村两个知青点之间打，同一个点内的人偶尔也打，但很少有男女知青之间打架的。我只曾亲眼见过一次一男一女两个知青，在山坡上的灌木丛里打架，裤子都撕扯掉了，露出白晃晃的屁股。最后男的将女的压在了身下，尚且不肯算完，还不停地挤压和冲撞人家。那男的我看清了，是一个叫李军的。女的因为有遮挡，始终没看见面部，也就始终不知道究竟是哪个。事后，我和同伴很快就都忘了这件事，也就一直没有说出去。当然，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已经知道了那并不是打架。
抚顺女知青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个叫曹静的姑娘。她之所以给我的印象最深，主要是长得最白，也最丰满，圆脸大眼睛，粗腰大屁股，一直嵌在我的记忆深处。尤其是她的屁股，很像那次在灌木丛中看见的那只。当然，许多事情不能因为像就认为是。真正让我无法忘记她的，其实是有一段时间她有些精神错乱，独自跑到村里一间空房子里，整天盘坐在炕上，抱着一只小枕头悠来晃去，嘴里还哼着摇篮曲，还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吓得我们这些小孩子只敢隔着窗户卖呆儿，不敢进屋子里去看。后来，曹静不知什么时候从村子里消失了。我听我妈说，经大队和公社领导的同意，她是被批准回城里看病去了。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此后就再没见她回来过，直到全体知青都返回了城里。
记忆中的另一个抚顺女知青，姓吴，叫什么我却忘记了。她当时是村广播站的播音员，所以，经常跟大队支部书记等村领导在一起。一开始，她跟村支书的老婆相处得很好，整天腻在一起，简直就像亲姐妹一样。后来不知为什么，那女人却突然跟她翻了脸。有一次还怒气冲冲闯进广播站，凶神恶煞地扯着吴姑娘的大辫子将她拖到院子里，当着众人的面又打又骂，搞得那姑娘衣不遮体狼狈不堪。因为是两个女人打架，围观的男人都不好意思上前，直到我妈去了，才拼力将她们分开。事后听人讲，打架的原因，是因为村支书的老婆怀疑吴姑娘跟支书睡觉了。这个女知青不久就不见了，现在想起来，估计是村支书害怕他老婆不依不饶，赶紧想办法让她返城了。
等到我十一岁时，一个叫王淑清的抚顺女知青经常出现在我家。我依稀记得她梳着两条黑粗的辫子，人很朴实，也很随和，闲暇的时候，经常来我家帮我妈做家务，我妈做饭时，她一边帮着烧柴，一边跟我妈聊天，这跟她出身矿工家庭有很大关系。那一年我大哥十八岁，刚刚中学毕业回家务农，然后成为民办代课教师。王淑清只比我大哥大两三岁。村里的邻居认为她经常来我家，冲的其实是我大哥。我妈听了这话开始担心起来，背地里曾三番五次告诫我大哥，可千万不能跟人家搞对象呀。那时候，跟女知青搞对象风险很大，很容易被冠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罪名。好在那位姐姐和我大哥从不单独接触，每次来都是跟我妈在一起。我大哥每次见她来了，也都是打过招呼后就借故出去。村里人猜测的事情始终没有发生。等到知青大规模返城，王淑清也跟着返回城里，村里的传言也就自消自灭。他们俩有没有产生过感情，凭我当时的智商根本看不出来，而且，至今也不得而知。
二十多年以后，我爸妈和大哥先后都迁居城里。一次，大哥陪妈去医院看病，竟意外地遇见了王淑清。她早已是这家医院的护士长了。从医院回来，我妈背着我大哥又一次跟我提起过去的事情。她老人家告诉我说：“其实，妈那时心里早就相中那姑娘了，可是……没办法，不敢呀！”我搜寻了一下记忆里的碎片，然后疑惑地跟她说：“可是我记得，当时有女知青嫁给农村青年的情况呀。”那个女知青叫刘艳霞，也做过村里的赤脚医生。有一次给我妈打针，因为不懂不同批号的青霉素禁止混用，还险些要了我妈的老命，导致她老人家此后只要闻到青霉素的味道就会起过敏反应，直到现在都如此。她当时就嫁给了村里一个叫李俊杰的小伙子，还生儿育女了呢。文革结束知青大返城时，因为已经结婚又不想离婚，只好做了折中选择，去了县城工作，也将丈夫和孩子一同带到了县城里。我妈听了就说：“咳，咱家哪儿能跟人家比啊，人家李俊杰他爸可是大队干部啊。”我听了无语，妈的，忘了那曾是个有阶级等级之分的年代了。
我十二岁那年的记忆里，还有个名叫牛玉琴的知青姐姐。那时候我即将发育，脑子里已开始懵懵懂懂地产生了对异性的爱慕之情。这一点，当时大概只有我自己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牛玉琴当然更不会知道。我记得她长相一般，但很高很苗条，两条大辫子一直垂到屁股上。她跟几个女知青在学校边上的田里挖土，见我跟几个小男孩在一旁看热闹，就摘下草帽扣在我的脑袋上，很温柔地跟我说：“给，帮我戴着。”然后继续干活。草帽带着她的一丝发香，吸入我的鼻子里后，我的身体和精神一瞬间产生了奇异的化学反应。傍晚回到家里，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味她看我时的眼神，还有那句温柔的话，忽然发觉自己对女孩已经有了感觉，尽管这个女孩要比我大六七岁。这件事导致我弟弟来找我玩时，我很恼怒他打断了我的沉思和幻想，恶狠狠训斥了他一顿，搞得他很迷惑很委屈地走开了。多年以后的今天，再次回忆起这段往事，才发觉自己那时真是很花痴。好在这毛病随着成长已经不治而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知青年代的末期，正当很多大哥哥大姐姐都陆续离开村子的时候，知青点却莫名其妙地又来个漂亮的女知青。而且，这女孩跟此前的所有的女孩都不一样，皮肤雪白细皮嫩肉，无论相貌举止还是穿着打扮，都酷似老电影《英雄虎胆》里王晓棠扮演的那个女特务阿兰。而且，这位女知青不但从不下地劳动，还整天烧水洗衣服、洗头发，把自己侍弄得干干净净，像个大地主家的小老婆，惹得我们这些小男孩思想上非常矛盾，明明心里喜欢这大美女，嘴巴上还要说些诋毁的话，以表明自己是正经人，不喜欢这种毫无劳动人民本色的女孩。我那时青春期刚刚开始，正集叛逆、冲动和攻击性于一身，经常靠跟女同学打架消耗这些东西，见到这样一个既像女特务又像地主婆的妖艳女子，自然本能地爆发出一种强烈的雄性动物的本性。有一次，我们几个男孩在路上玩，看见她端着盆热水，袅袅娜娜地迎面走来，我就突然不由自主地骂了句：“妈的，妖精！”然后撒腿就跑。那位姐姐回过身呆在那里，好一会儿才气得大骂：“小流氓孩儿！”这大概是我平生干的第一件龌龊事，此后直到好些年，一回想起来都自觉汗颜。上大学后，读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书后杨绛女士的《记钱钟书与“围城”》里，看到回忆钱先生幼时跟弟弟一同“欺负”女裁缝的女儿宝宝的段落，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辱骂那个美女姐姐，也只是“顽童刚开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现”而已。
关于女知青的最后一个记忆片段，不是来自我自己的大脑，而是来自一位同事大哥的悠远回忆。
这位大哥是也知青出身，曾跟我一同共事几年。闲来无事，总喜欢给我讲他年轻时代的往事，其中就有关于女知青的。他讲的那位女知青，比他大六七岁，跟他在同一座村子的知青点。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农村呆了七年仍无法返城。同样无法返城的知青，随着年龄增长，先后都成家落户在农村，打消了回城的幻想——当然，这些特殊年代组成的夫妻，文革结束回城之后，有好多最终还是选择了分道扬镳。此事后话。她因为成分问题，没人敢追求她，久而久之心理就出了问题。有一年春节回城过年，同事大哥跟那位大姐同乘一列火车，车厢里非常寒冷，坐在对面的大姐就揭开棉袄，强烈要求他把脚伸进她的怀里取暖。他当然不好意思那样做，大姐就反复说服他不要想得太多，最后已经上升到了革命友谊的高度。同事大哥没办法，只好红着脸按照她的要求去做，软玉温香的感觉，直到今天都令他难以忘怀。每当谈起来，那老兄的脸上都充满着幸福，目光不知不觉游回到那段美好的过去时光。
同事大哥还说，那位大姐后来还做出件更出格的事情。有一次在田里干活，干着干着，她突然跳上一座土包，撕开衣裳袒胸露乳大喊道：“大家看看，姐哪儿不好啊？怎么就没人肯娶姐啊！”把所有人都惊呆了。我听了不胜唏嘘：“都把人压抑、扭曲到这个份儿上了，那是个什么鸡巴年代啊！”
闲来无事，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将记忆中有关女知青的片段梳理一遍，并写成这篇博文。文中人物都是真名实姓。假如这些人能够看见这篇博文，一定会感到莫名惊诧：想不到自己的青春往事，居然就这样被一双幼童的小眼睛一一记录下来，并存盘在他的脑袋里，多年之后，还以文字的方式再现了出来。
我这么做，是想尽可能如实地记下那段岁月，也是因为担心时光渐行渐远，我会最终遗忘了这些珍贵记忆。
我还意识到，假如有时间，将这些记忆再好好整理一下，创作出一部小说来，名字一定要定为《苍凉之下的青春岁月》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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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15
江苏·连云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