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金融改革：无声革命
《财经》:你以前担任过金融大臣,主持了金融改革的进程,你认为金融改革的成果主要在于什么地方?
竹中平藏:刚才我讲了调整资产负债表。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调整资产负债表意味着处置不良资产。我常想起三年前,我第一次被提名为金融大臣时,就主张商业银行必须处置不良资产。当时,几乎所有的银行家、政治家,甚至日本媒体都反对这一改革。主张处置不良资产的人不多但很坚决,其中就有首相小泉。
当时,从政治上看,形势非常严峻,对我非常不利。但在首相的支持下,改革措施终于带来了成果。例如三年前,全体银行借贷中的不良资产率达到8.4%,比例相当高,而今天已经下降到2.9%。日本金融市场由此实现了正常化。三年前,许多媒体在使用“金融危机”这个概念,认为主要银行可能破产。现在银行都在盈利,金融市场稳定,股价上升。因此,处置不良资产的政策是成功的。
《财经》:我想,世界已经意识到日本的大银行的确摆脱了不良资产的包袱。但是如何摆脱的呢?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读过很多分析,都说经济复苏了,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就消化掉了。到底何者为先呢?
竹中平藏:我理解,你是要谈银行资产负债表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答案很简单——两者都重要,但首要的推动力还是处置不良资产。
不良资产减少,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而由于经济得益于此,两者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联动关系。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三年前没有这个政策,经济能出现今天这样的复苏吗?可能不会。整个变局还是由政府相关政策引发的。
《财经》:你在过去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竹中平藏:最难的是如何实施政策,这就是要给市场一个好的预期。市场预期很重要。一旦预期恶化,一切都会恶化,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形成良性循环是非常重要的。像我刚才提到不良资产和宏观经济复苏的关系,关键是给市场一个好的预期。这是最难的。
在实施改革政策之初,有一些媒体的看法也极为负面。好在日本市场相当健全,能够理解调整资产负债表的必要性。一旦这种观点扩展开来,就在政策和市场、市场和政策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一良性循环的产生有一个拐点,即政府在三年前向(破产)银行注入公共资金。
《财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困难吗?
竹中平藏:需要一些积极的震荡,以引导市场走向正确的方向。在改革之初,我们就确信这一政策方向正确,但诚实地说,很难估计什么时候才能见效。2003年政府向银行注资,给市场提供了信息,表明日本政府很迫切、很认真地想使市场正常化。这个信息对市场很重要。基于此,市场给以积极回应。从此,股价开始上升,经济也开始复苏。努力把信息带给市场很重要。
《财经》:金融改革是否已经完成?你对此项改革有何评价?
竹中平藏:改革没有止境。就金融改革而言,我当年提出了降低不良资产的计划,但仅适用于主要银行。日本共有600家地方银行和小银行。它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处置不良资产。这是一点。
另外就是对大银行而言,可以说,一部分改革已经完成得很有效率,但是,还是要考虑其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大银行的公司治理目前还很不完善,按国际标准看,其盈利能力也不算很高。因此,当前强化大银行的公司治理仍是重要的任务。以此基础上,大银行也必须增加盈利,提高资产回报率。
《财经》:可否再谈谈日本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
竹中平藏:我现在不是金融大臣了,并不分管负责金融监管的金融厅。三年前我任职时,监管体制不完善,我提出了新的监管标准,以之对大银行进行严格监管。这个努力仍在继续。不过,当前更重要的任务是增加和强化所有银行的公司治理,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公司治理和通过市场治理,成为比政府监管更重要的内容。重心已经从政府监管转移到市场上来了。公司治理的监督方面,股东和市场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这是当前的趋势。
《财经》:在日本有“主银行制”,现在这个制度有什么变化吗?
竹中平藏:“主银行制”长期以来一直在发生变化。大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主银行制”就发生了变化。“主银行制”本质上就是代理制,其积极作用不能被否认,因为它在运行良好时,可以降低总代理成本。但是在日本,“主银行制”演至极致。在美国和欧洲,也有“主银行制”,问题在于日本的“主银行制”太极端,成了代理成本的例外。当然,现在已经正常化,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制度事实上已经趋同了。
[背景]
银行沙皇:竹中杀手锏
竹中平藏接受采访时,谈得相当平静,但人们很难忘却三年来日本金融改革经历的惊涛骇浪。
2001年4月出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的竹中平藏,一年后的9月又被委任兼职金融大臣,自此开始了他作为“银行沙皇”的生涯。
自日本股市1989年从近39000点的高峰破裂,日本金融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中积累了大量坏账。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在过去若干年中,日本历届政府一次又一次试图改革,曾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法规,设立了专门处理坏账的机构,着手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等一系列问题。但由于金融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加之遭遇重重反对声浪,担心对经济形成过大冲击,最终都未能有效兑现改革初衷,反使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
竹中2002年9月兼任金融大臣后,强硬派姿态更加显著,仅10月7日在国会一番讲话就引起强烈冲击。很快,东京股市连续下滑,跌破了8700点大关,日本朝野一派紧张气氛。自民党内部对竹中指责不断,反对党则于10月24日向国会递交决议案,要求追究竹中平藏的政治责任。
然而,民众站在竹中平藏一边。在2002年10月30日东京电视台举行的舆论问卷调查中,竹中获得69%的支持票。
2002年10月底,竹中平藏如期推出“金融再生计划”。金融厅还公布了严格的实施“金融再生计划”的时间表,要求在2004财年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以恢复全球对日本金融体系与金融行政的信任。
这个“竹中计划”有两柄杀手锏:其一,以美国财会方式计算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这意味着日本传统上将全部预计退税额列入自有资本的方式被否决,改为仅其中10%可列入自有资本;其二,银行所持有的土地、股票或债券不能以“账面价格”入账,必须按市场价格确定资产价值。据此计划,日本金融机构将减少6万亿日元自有资本金,资本充足率低于8%。
按“竹中计划”对银行清理坏账,是一种权责对称的清理办法。银行必须对自身的坏账承担财务责任。2000年以前,日本政府曾以认购优先股形式向主要金融机构注入大量国库资金。“竹中计划”明确规定,如果金融机构不能如期实现赢利计划,董事长须下台;若连续三年亏损,政府将考虑把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参与该金融机构的管理,并视情况将其收为国有。
改革举措对经济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更使资本市场发生震荡。机构投资者纷纷抛售日本的银行股票。至2003年3月,日本股市跌破8000点大关,回到1983年的水平。
危机当前,竹中也曾采取了一定措施稳定人心。2003年7月日本关西地区理索纳银行濒于破产,政府拿出1.96万亿日元资金给予救助,成为给市场的积极信号。
此外,在实施日本的存款保险制度方面,竹中也体现了灵活性。日本的存款保险制度原规定最高偿付额为1000万日元,自1996年以后这一制度被冻结。2002年4月,竹中决定恢复这一制度,但将偿付额提升,改为活期账户存款无限偿还。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2005年3月主要大银行财务状况基本改善时止。
2003年8月1日,就在日本国会否定了反对党要求追究竹中责任的议案后不久,日本金融厅发布命令,要求日本瑞穗金融控股集团等15家政府持有股份的金融机构提出“改善经营状况计划”,报金融厅审核;此外,每个季度都必须向金融厅提交“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计划发布后,日本主要金融机构纷纷抗议。时逢小泉面临自民党内选举,种种压力再度指向要求竹中下台。
2003年9月,小泉纯一郎再度当选自民党总裁,旋即改组内阁,但仍继续任用竹中平藏推进改革。2004年10月,日本内阁重组,竹中平藏担任了经济财政及邮政民营化改革大臣。
金融改革继续推进。自1993年以来即无真实利润的银行业,从2003年底扭亏为盈。到2005年3月,日本主要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终于从2002年3月的8.4%降至2.9%,不良资产余额则由2002年3月的43.2万亿日元减少到2005年3月的17.9万亿日元,减少了58.6%。
2005年10月,日本新内阁组建,竹中平藏再度入阁。这一回,他卸下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重任,担任了总务兼邮政民营化改革大臣。
感受震荡:手术刀与安全网
自2002年4月日本恢复实行存款保险制后,不少日本储户将储蓄转入资产质量较好的银行。当时经营最为稳健的东京三菱银行由此受益不浅。
副行长金成宪道回忆,自那时起,东京三菱接到从瑞穗、三井住友等银行转过来的大批存款,其存款额几年来翻了两番,从15万亿日元增至现在的60万亿日元。
“从2005年3月起,存款保险制度已经调整,单一银行的存款以赔付1000万元日元为上限(无息部分除外)。不过金融已经比较稳定,所以我们行也不再见到这种大规模转单了。”他说。
作为日本大型金融集团中经营最好的银行,东京三菱银行虽经“金融再生计划”的洗礼,但并未因震荡性改革受到过大冲击。2004年,日本第四大银行日联银行在被迫大规模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暴露出大量问题;更因试图在财务报表中造假受到金融厅查处,公司岌岌可危,被迫与东京三菱银行进行合并谈判。
2006年1月1日,合并后的三菱东京日联银行正式开业,以162.7万亿日元(约合1.4万亿美元)的总资产,成为世界最大银行。
“比起金融厅的前任大臣,竹中平藏很不一样,他熟悉经济学,理解市场经济。他在恰当的时候获得了恰当的职位,所以日本金融改革有此成果。”金成宪道这样说。
与金成宪道一样,《财经》采访的专业人士与学者专家,目前都对日本金融改革的成就相当认可。例如加藤宽就认为,坚决处置不良资产,确保稳定健全的金融体系,恢复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功能,是日本改革最重要的经验,恰如推迟这一做法正是“失去的十年”中的主要教训。
曾经在中国工作多年的丸红特别顾问西田健一也认为,中国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第一还是要清理坏账,不清理的话,银行也不能发展。如果银行本身的体质不好,对于企业也有影响”。
“如果不清理坏账,就像背着‘炸弹’在行走。”他说。
金成宪道还介绍了东京三菱银行当年处理不良资产的几个做法:通过司法程序讨还;由银行支持担保帮助好企业重整盈利业务,靠企业利润后偿还;由银行协助问题企业进行债务重组,收回部分贷款;直接打入坏账等。
金成还特别强调了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的“安全网”。他认为,这是日本得以成功处置不良资产的一条经验。在关键时刻,政府通过注入公共资金,让濒于倒闭的民间金融机构国有化,然后再通过有实力的企业出资重新民营化。日本设立的“存款保险机构”以及“产业再生机构”,也大大缓解了处置不良资产造成的冲击。
“1997年日本北海道最大的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造成一连串相关企业破产,整个地区经济在五年中一蹶不振。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会使用公共资金救助一些银行,重整之后再出售。”金成说。
主银行制式微:银企利益纽带松绑
赴日本采访之前,京港两地不少专家都对日本主银行制的演变表示了兴趣。“日本的金融体制会不会逐渐发生改变,从过去的银行中心、主银行制的体制,朝向一种更高程度的整合?”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的高级经济学家王君就如此设问。
所谓“主银行制”,也称“主办银行制”,系指企业的主要融资业务由一家银行来承担,倘该企业需要向其他银行贷款或以其他方式融资,也由这一银行负责安排。《财经》首席研究员陆磊赞同竹中平藏的说法:“主银行制”的确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优点,日本的“主银行制”走到极端,也走向了反面。“银行和企业交叉持股,银行间亦交叉持股,完全结成了利益纽带关系。”
野村证券的木内登英向记者介绍,二次大战以后,日本最初是由政府主导资金配置,政府从日本储户拿钱后,投向特定产业,比如钢铁、煤炭;至上世纪60年代以后,政府将此职能让位于私人银行。如果银行按市场需求配置资源,这本来是件好事。但银行却把资金过多地投向了自己的掌控的某些产业,例如建筑和房地产,这些极易产生泡沫的领域。
此外,日本“走向极端”的“主银行制”过去显著地听从政府指挥棒的调遣。“银行按政府的意思安排贷款,这样来推动产业。结果一旦企业不行了,产业不行了,银行也就出问题了。”加藤宽在谈及此时,还批评了产业政策,认为这“其实是一件坏事。通产省制定的产业政策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弊端。”
日本的“主银行制”近年来确实发生一些实质性变化。特别是日本有关法律已经规定,银行所持企业股份不能超过其自有资本。通过改变资产负债表的“金融再生”,日本的大银行被迫大量减持企业股份,其对企业的控制和影响也早已不复当初。
《财经》在采访一些企业家时,可以明显感觉到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在降低。朝日啤酒的前董事长濑户雄三就认为,日本经济衰退十余年,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企业必须自立,不能依靠他人”。他称,“以前日本有‘主银行制’,企业受到一定保护,企业发展也受到了局限。”
曾担任过丸红专务董事的西田健一也承认,过去“并没有认识到贷款太多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不过现在丸红的贷款已经下降到2000亿日元。我们现在不再贷款了。”
木内登英相信,“主银行制”还会继续存在,但其功能会持续减弱。“企业开始寻求其他融资工具,例如股本融资和公司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