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卖白菜莫言
1967年冬天，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而揭开炕席的一角，掀动几下铺炕的麦草，时而拉开那张老桌子的抽屉，扒拉几下破布头烂线团。母亲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
“社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娘，”我悲伤地问：“您要把它们……”
“今天是大集。”母亲沉重地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104棵白菜，卖了101棵，只剩下这3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在一年的三个季节里，我和母亲把这104棵白菜从娇嫩的芽苗，侍弄成饱满的大白菜，我们撒种、间苗、除草、捉虫、施肥、浇水、收获、晾晒……每一片叶子上都留下了我们的手印……但母亲却把它们一棵棵地卖掉了……我不由得大哭起来，一边哭着，还一边表示着对母亲的不满。母亲猛地把我从她胸前推开，声音昂扬起来，眼睛里闪烁着恼怒的光芒，说：“我还没死呢，哭什么？”然后她掀起衣襟，擦擦自己的眼睛，大声地说：“还不快去！”
看到母亲动了怒，我心中的委屈顿时消失，急忙跑到院子里，将那个结满了霜花的蜡条篓子拿进来，赌气地扔在母亲面前。母亲提高了嗓门，声音凛冽地说：“你这是扔谁？！”
我感到一阵更大的委屈涌上心头，但我咬紧了嘴唇，没让哭声冲出喉咙。
透过蒙眬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从墙上钉着的木橛子上摘了下来。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小时被牛犊或是被孩子踩了一脚，所以它一直长得不旺，当别的白菜长到脸盆大时，它才有碗口大。发现了它的小和可怜，我们在浇水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我曾经背着母亲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但第二天它就打了蔫。母亲知道了真相后，赶紧地将它周围的土换了，才使它死里逃生。后来，它尽管还是小，但也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集市在邻村，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母亲让我帮她把白菜送去。我心中不快，嘟哝着说：“我还要去上学呢。”母亲抬头看看太阳，说：“晚不了。”我还想啰嗦，看到母亲脸色不好，便闭了嘴，不情愿地背起那只盛了三棵白菜、上边盖了一张破羊皮的篓子，沿着河堤南边那条小路，向着集市，踽踽而行。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不时有赶集的人从我们身边超过去。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在地时我竟然不知道。篓子落地时发出了清脆的响声，篓底有几根蜡条跌断了，那棵最小的白菜从篓子里跳出来，滚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母亲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骂道：“穷种啊！”然后她就颠着小脚，乍着两只胳膊，小心翼翼但又十分匆忙地下到沟底，将那棵白菜抱了上来。我看到那棵白菜的根折断了，但还没有断利索，有几绺筋皮联络着。我知道闯了大祸，站在篓边，哭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母亲将那棵白菜放进篓子，原本是十分生气的样子，但也许是看到我哭得真诚，也许是看到了我黑黢黢的手背上那些已经溃烂的冻疮，母亲的脸色缓和了，没有打我也没有再骂我，只是用一种让我感到温暖的腔调说：“不中用，把饭吃到哪里去了？”然后母亲就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我在后边帮扶着，让她站直了身体。但母亲的身体是永远也不能再站直了，过度的劳动和艰难的生活早早地就压弯了她的腰。我跟随在母亲身后，听着她的喘息声，一步步向前挪。在临近集市时，我想帮母亲背一会儿，但母亲说：“算了吧，就要到了。”
终于挨到了集上。我们穿越了草鞋市。草鞋市两边站着几十个卖草鞋的人，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堆草鞋。他们都用冷漠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穿越了年货市，两边地上摆着写好的对联，还有五颜六色的过门钱。在年货市的边角上有两个卖鞭炮的，各自在吹嘘着自己的货，在看热闹人们的撺掇下，悬起来，你一串我一串地赛着放，乒乒乓乓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硝烟气味，这气味让我们感到，年已经近在眼前了。我们穿越了粮食市，到达了菜市。市上只有十几个卖菜的，有几个卖青萝卜的，有几个卖红萝卜的，还有一个卖菠菜的，一个卖芹菜的，因为经常跟着母亲来卖白菜，这些人多半都认识。母亲将篓子放在那个卖青萝卜的高个子老头菜篓子旁边，直起腰与老头打招呼。听母亲说老头子是我的姥娘家那村里的人，同族同姓，母亲让我称呼他为七姥爷。七姥爷脸色赤红，头上戴一顶破旧的单帽，耳朵上挂着两个兔皮缝成的护耳，支棱着两圈白毛，看上去很是有趣。他将两只手交叉着插在袖筒里，看样子有点高傲。母亲让我走，去上学，我也想走，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风迎着她吹，使她的身体摇摆，仿佛那风略微大一些就会把她刮起来，让她像一片枯叶，飘到天上去。她也是像母亲一样的小脚，甚至比母亲的脚还要小。她用肥大的棉袄袖子捂着嘴巴，为了遮挡寒冷的风。她走到我们的篓子前，看起来是想站住，但风使她动摇不定。她将袄袖子从嘴巴上移开，显出了那张瘪瘪的嘴巴。我认识这个老太太，知道她是个孤寡老人，经常能在集市上看到她。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她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是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去看看吧，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吧。”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
老太太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母亲：“这是谁？是你的儿子吗？”
“是老小，”母亲回答了老太太的问话，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
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箢斗放在地上，腾出手，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大婶子，别撕了，放到这时候的白菜，老帮子脱了五六层，成了核了。”母亲劝说着她。
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的、洁白的菜帮。在清冽的寒风中，我们的白菜散发出甜丝丝的气味。这样的白菜，包成饺子，味道该有多么鲜美啊！老太太搬着白菜站起来，让母亲给她过称。母亲用秤钩子挂住白菜根，将白菜提起来。老太太把她的脸几乎贴到秤杆上，仔细地打量着上面的秤星。我看着那棵被剥成了核的白菜，眼前出现了它在生长的各个阶段的模样，心中感到阵阵忧伤。
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
母亲因为偏头痛，算了一会儿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用我刚刚学过的乘法，在地上划算着。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地揭开，露出一叠纸票，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母亲也一张张地点数着。我看到七姥爷的尖锐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戳了一下，然后就移开了。一块破旧的报纸在我们面前停留了一下，然后打着滚走了。
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蜡条篓子摆在她的身边，三棵白菜都在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为被老太太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喝酒贾平凹
我在城里工作后，父亲便没有来过，他从学校退休在家，一直照管着我的小女儿。从来我的作品没有给他寄过，姨前年来，问我是不是写过一个中篇，说父亲听别人说过，曾去县上几个书店、邮局跑了半天去买，但没有买到。我听了很伤感，以后写了东西，就寄他一份，他每每又寄还给我，上边用笔批了密密麻麻的字。给我的信上说，他很想来一趟，因为小女儿已经满地跑了，害怕离我们太久，将来会生疏的。但是，一年过去了，他却未来，只是每一月寄一张小女儿的照片，丁宁好好写作，说：“你正是干事的时候，就努力干吧，农民扬场趁风也要多扬几锨呢！但听说你喝酒厉害，这毛病要不得，我知道这全是我没给你树个好样子，我现在也不喝酒了。”接到信，我十分羞愧，便发誓再也不去喝酒，回信让他和小女儿一定来城里住，好好孝顺他老人家一些日子。
但是，没过多久，我惹出一些事来，我的作品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争论本是正常的事，复杂的社会上却有了不正常的看法，随即发展到作品之外的一些闹哄哄的什么风声雨声都有。我很苦恼，也更胆怯，像乡下人担了鸡蛋进城，人窝里前防后挡，惟恐被撞翻了担子。茫然中，便觉得不该让父亲来，但是，还未等我再回信，在一个雨天他却抱着孩子搭车来了。
老人显得很瘦，那双曾患过白内障的眼睛，越发比先前滞呆。一见面，我有点慌恐，他看了看我，就放下小女儿，指着我让叫爸爸。小女儿斜头看我，怯怯地刚走到我面前，突然转身又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就笑了，说：“你瞧瞧，她真生疏了，我能不来吗？”
父亲住下了，我们睡在西边房子，他睡在东边房子。小女儿慢慢和我们亲热起来，但夜里却还是要父亲搂着去睡。我丁宁爱人，把什么也不要告诉父亲，一下班回来，就笑着和他说话，他也很高兴，总是说着小女儿的可爱，逗着小女儿做好多本事给我们看。一到晚上，家里来人很多，都来谈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谈报刊上连续发表批评我的文章，我就关了西边门，让他们小声点，父亲一进来，我们就住了口。可我心里毕竟是乱的，虽然总笑着脸和父亲说话，小女儿有些吵闹了，就忍不住斥责，又常常动手去打屁股。这时候，父亲就过来抱了孩子，说孩子太嫩，怎么能打，越打越会生分，哄着到东边房子去了。我独自坐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对，又不想给父亲解释，便过去看他们。一推门，父亲在那里悄悄流泪，赶忙装着眼花了，揉了揉，和我说话，我心里愈发难受了。
从此，我下班回来，父亲就让我和小女儿多玩一玩，说再过一些日子，他和孩子就该回去了。但是，夜里来的人很多，人一来，他就又抱了孩子到东边房子去了。这个星期天，一早起来，父亲就写了一个条子贴在门上：“今日人不在家”，要一家人到郊外的田野里去逛逛。到了田野，他拉着小女儿跑，让叫我们爸爸，妈妈。后来，他说去给孩子买些糖果，就到远远的商店去了。好长的时候，他回来了，腰里鼓囊囊的，先掏出一包糖来，给了小女儿一把，剩下的交给我爱人，让她们到一边去玩。又让我坐下，在怀里掏着，是一瓶酒，还有一包酱羊肉。我很纳闷：父亲早已不喝酒了，又反对我喝酒，现在却怎么买了酒来？他使劲用牙启开了瓶盖，说：“平儿，我们喝些酒吧，我有话要给你说呢。你一直在瞒着我，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原本是不这么快来的，可我听人说你犯了错误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怕你没有经过事，才来看看你。报纸上的文章，我前天在街上的报栏里看到了，我觉得那没有多大的事。你太顺利了，不来几次挫折，你不会有大出息呢！当然，没事咱不寻事，出了事但不要怕事，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要有个主见。人生是三节四节过的，哪能一直走平路？搞你们这行事，你才踏上步，你要安心当一生的事儿干了，就不要被一时的得所迷惑，也不要被一时的失所迷惘。这就是我给你说的，今日喝喝酒，把那些烦闷都解了去吧。来，你喝喝，我也要喝的。”
他先喝了一口，立即脸色彤红，皮肉抽搐着，终于咽下了，嘴便张开往外哈着气。那不能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使我手颤着接不住他递过来的酒瓶，眼泪唰唰地流下来了。
喝了半瓶酒，然后一家人在田野里尽情地玩着，一直到天黑才回去。父亲又住了几天，他带着小女儿便回乡下去了。但那半瓶酒，我再没有喝，放在书桌上，常常看着它，从此再没有了什么烦闷，也没有从此沉沦下去。
１９８３年作于五味什字巷
母亲是一座教堂（节选）安 黎（陕西《美文》副主编）
1
不知道我长到了多少岁，才知道了母亲的名字。从小我就听村里人叫我母亲“任家娃”，尽管我猜测那可能不是她的本名，但在村庄里，人们称呼女性都是某家娃之类，听着也就习惯了。大概上了初中吧，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明白母亲原来还有一个颇富诗意的本名：任润梅。
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小一个轮回，也就是说，相差十二岁。母亲的娘家在河川里，她爬上高坡，嫁给比她大许多而且身体残疾的父亲。父亲成过一次家，前妻因病亡故，迎娶母亲显然是他的二婚。母亲的条件比父亲优越，但她为什么会嫁给无依无靠且已结过婚的父亲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母亲娘家的穷困。
母亲给我说过，解放后她娘家的成分是“雇农”。我起初并没怎么听过雇农，倒是耳朵里塞满了“贫下中农”这个词。后来才明白，雇农比起贫下中农来，还要一无所有。贫农好歹还有少量的地，可雇农呢，一分田地也没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外公兄弟两个，都是靠给人下苦力维持生计。挑担子，背石头，两个外公腰都弯驼了，才积攒了一点银两，购买了一亩薄地。这一亩地除了埋葬先祖，能用于耕种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母亲年幼丧母，自然内心有着相当的痛楚。她和大多数农村女孩子一样，都没有进过学堂读书。她嫁给我父亲后，又承担了赡养自己父亲的责任，直到把已经失明的老父亲送至天国。
母亲的生命轨迹有着太多的酸楚，但奇怪的是，她的性情却异常乐观开朗，豁达大度，全然没有受苦受难的痕迹。母亲惟一让我窥探到她内心图谱的是她拜了一个干姊妹。这个被我称作姨姨的人比母亲大一岁，是外县人，从小失去双亲，流落在我们村，与村上一个矮小瘸腿的男人结了婚。母亲对我解释她们结拜的原因，仅仅三言两语，说是她们都命苦云云。我姨姨尽管和我母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却亲如真正的姊妹，两人相互帮扶，相互支持，一直携手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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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不管干什么都特别舍得力气。修梯田最苦的活不是推地轱辘车，而是挖崖。时值冬日，天气料峭，土地冻得如同锈铁一般。母亲挥舞着铁锹，一锹狠狠地砸下去，崖上除了留下一个牙痕，再就是蹦出几颗米粒般的土屑。母亲挖崖采用了科学的方式，她瞅准一块崖土，就在它的四周不停歇地掏挖，直至将它周围的土掏空，才迫使那块崖土轰然倒地。崖土常常很庞大，又很坚硬，它在倒塌的一瞬间，母亲得快速撤离。
母亲尽管小心翼翼，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有一回我放学回家，发现母亲坐在炕上，面色不好。尽管她见了我佯装一副笑脸，但我从她不时扭动的嘴唇上，还是觉察到了她的疼痛。她时不时地用牙齿咬紧嘴唇，似乎不把嘴唇咬出血就誓不罢休。
我掀开捂在母亲脚面的被子，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母亲的一只脚肿得活像一个巨型面包，红得如同喝醉酒者的脸庞；小腿也肿胀，略略有点青紫。母亲告诉我，是倒塌的崖土砸伤了她。我转过身去，眼泪夺眶而出。可母亲却一个劲儿地声称没事没事，过几天就好了。母亲在炕上坐了一两天，只是涂抹了一些父亲采摘的草药，就挣扎着下地干活。
令人辛酸的是，那么高强度的体力活，母亲却常常饿着肚子在干。那时候，我只要不上学，就会随母亲去地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包工的机会，尽可能地多挣些工分，以减少超支的数目。天不亮人们就陆陆续续地往地里赶，走到地边，第一件事是点燃一堆柴禾，烤烤火，暖暖身子。这个闲暇，也是大多数人吃早点的时间。多数人会从口袋里掏出玉米馒头，那玉米馒头冻得像秤锤一样僵硬。人们把玉米馒头放进火边烤，等馒头的皮肤被烤得黑红，再拣起它啃咬。但我母亲和我却从口袋里掏不出玉米馒头。母亲只能搂着自己枯皱的肚子，看着别人吃。
10
母亲去世时五十六岁。
父亲去世时，因为他病了一阵子了，我心里多多少少有所准备。可母亲突然而轻率地撒手人寰，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接受。母亲是我生命中的天，天塌了，年纪尚轻的我，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悲痛，又如何能担当起她未竞的责任呢？
母亲是在祷告期间突然发病，至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病夺走了她的生命。我猜测她有可能是冠心病，但冠心病只能平躺着等待医生，不能乱动。但那些教徒看母亲病危，都抱着她摇晃，又是扼她的脖子，又是掐她的人中。也许本来还有救，但经过他们的折腾，母亲彻底失去了重回人间的希望。
可怜的是，母亲去世当天，还在为一户人家看门并照顾他们的孩子。那户人家男主人祖籍河南，过完年，夫妻同去河南拜年，临走时把他们的孩子托付给我母亲。三个孩子白天在我家吃饭，晚上母亲则陪孩子在他们家睡觉且替他们照看门户。母亲已经替他们免费服务了三天，她随教徒外出时，还不忘专程去叮咛孩子，让他们早早地关了门，让他们不要害怕，她会早早地回来陪他们的。
我至今都在自我谴责：我为什么要把舅舅家发生的事情告诉母亲呢？母亲一辈子有半个心都在我舅舅家，她听了舅舅家的打闹，是不是滋生闷气而导致疾病猖獗，以至于命丧黄泉呢？
没有棺木，没有殓衣，更没有钱。看着一群孤儿在哭嚎，作为长子的我悲痛欲绝。母亲最让我伤心的是，她活着时，竟然没有照过一张照片。祭奠她时，没有一张照片在灵堂前摆放。后来经过妹妹的回忆，才想起来她的一个同学曾经手拿傻瓜照相机，给母亲拍过一张照片。就是这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成为母亲留给我们，也留给这个世界惟一的图影。
母亲是累死的。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村里众多人的看法。田野里，她是个壮劳力；家庭里，她是个顶梁柱；她和父亲养育了八个孩子，还要加上舅舅一家人以及众多相干不相干的人的吃喝，让她的生命车轮，老处于一种高速运转的状态，没有片刻的休息与宁静。一架机器，也需要休养维护，何况母亲是个血肉之躯呢？
母亲去世后，村子里有多一半的人都哭红了眼睛。这些抑制不住流淌的泪水，就是写给母亲最好的悼词，也是献给母亲最晶莹的赞美诗。
母亲当然也有自己最自豪的事情。母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村里谁家的钱我都能借到。在那个贫穷而又四分五裂的山村里，对于一般人而言，借钱有着“蜀道之难”，但对于母亲，却易如反掌。母亲到谁家的借钱都不会空手而归，不正是从一个侧面映现出母亲人格的伟岸和信誉的卓著吗？
母亲已经去世将近二十年了。从没有见过母亲的弟媳来城里看我，聊起我的母亲，她也是感慨连连。她不明白母亲究竟是如何为人处世的，十九年过去了，村里人还在谈论着我母亲，还在赞美着我母亲，还在为母亲的早早离去而惋惜不已。
我的父亲母亲活着时是贫穷的，甚至是屈辱的，但他们用他们的老实、善良、宽厚、仁义、慈悲、博爱等品质，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父母是茫茫人海里的小人物，但在我的心中，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和最灿烂的人。如果说父亲的弯腰驼背，是我站立并行走的一座桥梁，那么母亲的所作所为，则是净化我灵魂的一座神圣的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