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济王赵竑案”的专制底色 赵竑懿

宋理宗与史弥远为“伪学逆党”案平反昭雪,把原先差一点被“加少正卯之诛”的“大奸大憝”朱熹捧到九天之上,一会儿“追封信国公”,一会儿“改封徽国公”,一会儿又“诏恩从祀孔庙”,却不肯为济王赵竑的冤案平反昭雪,因为这是由他们新手造成的冤狱,在他们看来,平反昭雪,就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否定。

济王赵竑之冤具有双重内涵。理宗的皇位,本该是他的,只因他不满史弥远的擅权自重,发了几句牢骚,传入史弥远之耳,使史弥远蓄意废了这个皇储,矫诏立了理宗,此事本来就冤;赵竑被贬为济王,当地百姓为其不平,起事拥立赵竑为帝,赵竑深知此事体大,派人告发,率兵“讨叛”——其实这些被讨之“叛”也很冤——史弥远与宋理宗却依然把事变的罪责横加于赵竑,逼他自尽,这就冤上加冤。

南宋末年“济王赵竑案”的专制底色 赵竑懿

这个冤案,牵涉甚广,绝不只是皇室的权力之争,其中不少环节,诸如文字成狱、以言定罪等等,尽见宋代专制本质。

先说文字成狱。

临安诗人兼书商陈起编辑出版《江湖集》,收录约从北宋末至南宋末200年间的诗人诗作,作者多为流落江湖的文人,幽居终生的隐士,也有六十余人曾涉身仕途,他们或宗江西,或尚晚唐,或远模汉魏乐府,或近规陆放翁、杨万里,可谓风格多样。这本是文人雅事,却因其中收有敖陶孙“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的诗句,让史弥远的鹰犬闻出什么气味,硬是弄出一个案中案来。敖陶孙曾在宁宗朝的“伪学逆党”案中写诗送朱熹,又作诗悼赵汝愚,忤韩侂胄,尽管韩侂胄为史弥远所诛,“伪学逆党”也在他与理宗手上平反昭雪,但对此类正直之士,史弥远之类心中有鬼的人总是多长一个心眼,他们认为“何王”隐指济王,“彼相”暗喻史相,认定此诗“哀悼济王而讥诮弥远”,于是滥施淫威,劈掉《江湖集》的书版,将编辑出版《江湖集》的陈起流放边州,将写下“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的敖陶孙贬逐出京。

此事难免使人想起北宋神宗朝的“乌台诗”案,那位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正是从苏轼的“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湖州谢上表》)中,摘出“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之罪名;另一位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经过四个月的时间潜心钻研,从《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找了几首诗,也用同样的寻章摘句法,摘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之类的诗句,构陷苏轼的罪状,说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史弥远之流所做的,正与“乌台诗”案之构陷一脉相承。看来,据说是“善待士人”的宋代,早已有构陷文字狱的基因。清代的“文字狱”是举世闻名的,但从“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之套路看,继承的还正是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遗产呢!

再说以言定罪。

对于济王赵竑案,仗义执言的大臣不少。大理评事胡梦昱上万言书,不仅直言无忌,还把副本送达史弥远。他认为济王冤案关系“立国之根本”:“戕天理,弃人伦,对我宋立国之根本损伤太多!”史弥远恼羞成怒,夺其仕籍,令其停职,贬窜象州,胡梦昱最后屈死贬所。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因为不肯屈从史弥远的淫威,被史弥远的鹰犬称为“真小人”与“伪君子”。真德秀为济王赵竑案“进补过之说”,希望理宗“力行众善,以掩前非”,理宗文过饰非,不为所动,史弥远反咬一口,将其罢官;魏了翁每次见到理宗,均言“请厚伦纪,以弭人言”。胡梦昱遭贬,他不畏牵连,出城饯行。史弥远竟以“首倡异论”、“朋邪谤国”之罪,将其连降三级。监察御史洪咨夔起草归葬诏书时说济王“虽死不朽”,因为此时史弥远已经病死,史弥远的鹰犬不敢对洪咨夔下手,便以“与谋”为名加罪于周成子,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大理卿徐宣“力辩其非”,两人“皆坐贬死”。

在理宗一朝,济王赵竑案始终是一大禁区,言者有罪,整你没商量。冤案业已铸成,自然能压就压,能捂就捂。倘若此案平反昭雪,史弥远该当何罪,宋理宗又该置于何地?

有论者说宋朝不是专制王朝,仅济王赵竑一案,就很难解释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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