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张学良、阎锡山和戴笠的日记

叶永烈:张学良、阎锡山和戴笠的日记








叶永烈:张学良、阎锡山和戴笠的日记
叶永烈在台北阳明山张学良故居采访


在国民党政要之中,受蒋介石影响(也有的本来就有记日记的习惯),很多人写日记,蔚然成风。这些日记,成为中国现代史、当代史重要的史料。

张学良就有记日记的习惯。1946年10月19日,军统局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把张学良用转机从重庆秘密转移到台湾。1946年12月15日,台湾省主席陈仪前往新竹看望软禁中的张学良。张学良依然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对陈仪讲述了关于中日历史症结及对未来发展的看法。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彼对中日问题,有深刻认识,特殊见解。言到吉田松阴对日本尊王,吞华思想之提倡,伊藤博文、后藤新平吞华之阴谋,被认为日本侵华思想一时难为消除,美国亦将上日本人的当。并言到三十年后中日恐成联邦,但如中国人自己不自强,恐大部分政权反落到日人之手。”这清楚表明,在西安事变10年之后,张学良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保持高度的警惕。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立开始与中共和谈,并发表了八项主张,其中有“释放政治犯”,提出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1月25日,张学良从看守刘乙光给的《申报》中,读到八项主张。张学良在日记中记下:“23日《申报》载,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

阎锡山早年就有写日记的习惯。阎锡山在1949年4月11日飞离太原时,他的1931年至1944年的日记共16册遗留在太原。阎锡山日记为蓝皮红色竖格宣纸本,毛笔抄录。这些遗留在太原的阎锡山日记,在2010年由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全书共60多万字。

阎锡山写日记,很有个性。他曾经说:“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对人类作贡献,我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贡献。”阎锡山写日记,怎么个“对人类有贡献”呢?据阎锡山日记研究者称,阎锡山写日记,“俨然一个学贯中西、自恃自律的思想者,对处人、处世、治政、理家均有一套心得”。“日记中不乏其精心总结的治政思想、用人经验以及对政局国是的推测预见。”

阎锡山在日记中写道:“施政,无论如何好的事,人民未经过,不能使之信。须周密的考虑,明白的讲解,次第的推行”,“公务员做甚不务甚,对人民告说甚人民不信甚,教人民做甚人民不听甚,焉能自强”,“雪亮聪明的人,不足以担大任。一偏聪明的人,不足以任全事”,“今日非将一盘散沙的人民变成一块胶石的人民,不能图存”……

阎锡山写日记的方式也与别人不同。据曾经担任阎锡山秘书、留居山西、年近九旬的李蓼源老先生回忆,阎锡山的日记多数并非其本人亲自书写,而是由其口授,秘书记录。内容大致可分为六类:一为重要事件的记载;二为重要信件的记载;三为重要文件的记载;四为阎锡山本人诗词的记载;五为感怀、警句和论点记载;六为家事、政事、梦事的记载。

李蓼源说,1941年前后,年仅16岁的他曾一度负责记录阎锡山口授日记。他回忆,阎锡山口授日记在时间、数量上均无一定规律,可能一天说几段,也可能十天八天说一段。阎说出一段两段,他便马上记在本子上,然后读给阎锡山听,如没问题,便交给誊录秘书,用毛笔抄录到专用的16开红色竖格宣纸日记簿上。

阎锡山做事仔细。他生怕自己的日记在战乱中散失,请人再抄一份,所以他的1931年至1944年的日记虽然有一份遗留在太原(被称为“留晋本”),另一份却被他带到台湾(被称为“留台本”)。由于阎锡山对日记曾经做过修改,所以“留晋本”与“留台本”在个别文字上稍有差异。

1949年6月13日,阎锡山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于广州宣誓就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49年6月24日阎锡山在日记中感叹:“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争起来无理的说人坏,有理的说己好。不说事怎样做,只说人怎样用……”

1949年12月8日阎锡山随蒋介石败退台湾,1950年3月6日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无权无势无兵的他,为了尽量不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躲进阳明山极为荒僻的菁山,度其余生。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驾鹤西去,享年78岁。

笔者寻至菁山,访问阎锡山鲜为人知的故居及墓地,发现阎锡山的墓碑上竟然刻着日记!

阎锡山死前,曾嘱其家属,“墓碑上刻日记第100段和第128段”。阎锡山故后,夫人徐竹青遵嘱把他的日记打开,找到了第100段和第128段,见上面分别写着:“义以为之,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我在阎锡山日记中,还看到一段格言式的话,概括了阎锡山的人生哲学:“做事是人生的结果,做的事多就是此生的结果大,做的事少就是此生的结果小,为做人即应当做事。”

在台湾,我还注意到军统头子戴笠也记日记,其中部分日记已经公开,可供查阅。1946年3月17日,戴笠死于空难。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细读戴笠日记,见到戴笠在日记中提及:“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郭同震何许人也?此人1935年在北京大学读中文系时就加入了军统局,戴笠派人与他单线联系。据称,郭同震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书记,后又转到八路军林彪的115师担任侦察大队长。郭同震受到了戴笠的欣赏,被任命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戴笠死后,军统改为保密局,毛人凤任局长。由于戴笠日记上有那句话高度评价郭同震的话,毛人凤重用郭同震。郭同震有七、八个化名,用得最多的一个化名是谷正文。谷正文随蒋介石来到台湾之后,成为台湾保密局的顶梁柱,直接受命于蒋介石。谷正文最受蒋介石称许的,是在1955年4月精心策划了暗杀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所幸周恩来总理因临时改变行程,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而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外记者11人因飞机失事而殉难,震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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