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又到清明节了，还是不能到父亲的坟前去祭奠。
很久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一点纪念父亲的文字，却一直没能成文。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对父亲的感情。
每当想起父亲，我心中就有无限的愧疚和遗憾。我知道父亲最疼我，小时候他叫我“酒坛子”，说是汉川老家习俗，女儿出嫁后每次回娘家就要带酒给父亲。后来我结了婚，每次回家我总是会为他带一二瓶好酒。
小时候，父亲总喜欢把我带到身边。当年父亲把我带到商业局幼儿园的情形，带我在商业局礼堂看《文成公主》《节振国》《野猪林》《东方红》等等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成为我对童年时代最愉快的回忆。
三年困难时期，每当周末父亲回家我就围着他欢呼雀跃，因为他的手提包一定会有他特意在商业局食堂为我买的黑白两色馒头。父亲每个周日早上都要带我到附近的餐馆“过早”，有一次父亲差一分钱没有买上早点，感叹地说：“一文钱难死英雄汉啊！”我当时仰着头很好奇地看着他，想到：“呵呵，原来我父亲是英雄汉啊。”还有一件比较尴尬的事情，武汉的冬天天气寒冷，家里不能洗澡，父亲总是带我到公共浴池洗澡，一个很大的热水池，木板拖鞋，白色毛巾，后来大了，懂得不好意思了，才不再跟着父亲进男浴池了。
想起父亲，我总是无限地愧疚。
小学一年级就要填表，每当填写“家庭出身”一栏我就很迷惑，不知道该填什么。母亲说填“起义人员”，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成分。同学们的嘲笑让我无地自容。看见同学填自己的家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自己就羡慕万分，从此就有了自惭形秽自认为低人一等的感觉。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有人对我说“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要背上出生不好的包袱”一类的话了。可是很奇怪，每一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被打入另册了，因此别人越是对我说起这句话，这无形的包袱就越显得沉重。
我们一家人都对父亲的过去讳莫如深，好像他过去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如今时时刻刻都应该为自己的过去赎罪，我懂事后就不再缠着父亲玩，甚至也很少跟他说话了。我们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视他为敌人，时刻对他保持警惕，要与他划清界限，随时准备要与他作斗争。
无论我们怎样对待父亲，他从来不跟我们计较，他几乎从来就没有骂过我，再苦再难的时候，只要我开口向他提要求，他总是设法满足我。家里人多，一家人吃饭就成了大事。没有人做饭，父亲就买了一本菜谱，一板一眼地看着菜谱学炒菜，还笑咪咪地把我拉到身边，要我跟他一起切榨菜丝，切豆腐干。到现在，我最喜欢吃的菜仍旧是父亲的拿手菜麻婆豆腐。
60年代中期，“四清”“文革”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当社会上到处都在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我们被列为“黑五类”，打入18层地狱，我们就用“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座右铭来勉励自己，努力“与剥削阶级的父母划清界限”，争取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那是我精神上最痛苦的时代，我割舍不下父女亲情，可是我无法责怪社会，更不敢质疑那个荒诞的年代，我只能怀疑我自己，怀疑我的父母。当一群红卫兵到我家抄家的时候，我躲在门背后瑟瑟发抖，拉住一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女中学生问：“我很害怕，如果有人打我骂我怎么办呢？”她指着红袖章安慰我：“不怕，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如果有人打你骂你，你就找戴着这样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会保护你。”
现在想起来，那个女中学生并不坏，她跟我一样天真。在这种撕裂人格的大环境中，我对父母的任何怜惜和同情都被认为有悖于革命，因此我不断地冷落自己的父亲，甚至文革结束后很多年，我仍旧习惯于远离父母。
父亲被关了一段时间牛棚之后，被下放到武汉市五七干校烧锅炉。他有肺结核老病根，却每天要掏炉灰，常常满头满脸都是灰尘，咳嗽不止，可是我从来没听过他抱怨。后来我也下放到五七干校，他托别人给我带来两个大红苹果，我舍不得吃，可是却没有去看望他；80年代末，父亲到洪山宾馆开会，走了很远的路来我家看望我，我却忙着孩子，忙着洗碗，没来得及跟父亲说话，等我忙完已经9点多了，父亲又独自一人回到宾馆；老公出国前夕，当时的飞机票要几千元，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元，哪有什么积蓄，在我最着急的时刻，父亲专程从汉口过来送了一千多元给我让老公买机票，我又忙着接待同学没来得及跟父亲好好说说话；我自己出国前夕，父母到婆婆家来送行，我也没有好好多跟两老说话，忙着跟送别的人打招呼而冷落了父母。可是我万万没想到，那竟然是我与父亲最后的永别。
最最让我后悔的是，1996年，我在德克萨斯州，父亲大病一场之后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回家看看，我以为不着急，没想到过了几个月，父亲突发疾病离开人世。父亲很少跟我谈起他的过去，我到政协工作以后，才知道了一些零星的碎片。
他早年父母双亡，16岁从老家汉川徒步到武汉，正值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他报考了武汉军校，开始了戎马生涯。武汉军校后来纳入黄埔军校，因此80年代他成了武汉市首届黄埔同学会会长。抗战初期，他担任阳新县县长，完成各种战时任务，动员全县人力物力做好战时后勤，抢修机场，修公路等等。当地军队抓了5个共产党，父亲释放了他们，结果因此被陈诚抓起来关进了监狱。湖北籍国民党元老石英先生与父亲情同父子，亲自出面营救才得以出狱。此后父亲在襄枣师管区担任司令，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战斗在最前线。再后来，他跟随程潜在长沙起义，之后回到武汉安家。
父亲的人生中还有一些传奇故事，比如他与徐复观、徐远举是黄埔同班同学，又是把兄弟。二徐都是浠水人，当年在军校都只有十几岁，此后风云变幻，各走各的仕途，父亲是左派，历来反蒋，徐复观却是蒋介石亲信，徐远举是军统，三人政见不同，却一直是挚友，直到失去联系。49年徐复观跟随老蒋到台湾之前还给父亲准备好了机票，父亲却没有走。80年代，中国打越南，徐复观在香港发表文章支持，《参考消息》转载之后，父亲与徐复观重建联系，我曾经看到过徐复观写给父亲的信。徐去世后我们家还协助其家人将骨灰送回老家安葬。
三人之中徐复观年长，父亲次之，徐远举最年轻。网络上查到关于徐复观的介绍，1943年抗战期间，徐受命任驻延安任高级联络、参谋，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有所交往。6个月后返重庆，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少将军衔，是蒋介石十四位核心幕僚之一，参与机要，后来徐到台湾，再后来到香港，成为著名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其名言是不能将“党”置于“国”之上。徐远举则是小说《红岩》中大名鼎鼎的坏蛋徐鹏飞。父亲常常说徐远举是三个人中的小弟弟，性格直率，并不像小说中所写的那样罪大恶极。49年西南地区解放前夕，徐远举逃到昆明准备到台湾，因沈醉<红岩中的严醉>突然向共产党举报而被捕入狱。我曾经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中看到49年后徐远举与沈醉都作为战犯被关押，不知道为何沈检举了徐之后仍旧被当做战犯关押。后来在网络上看到文革期间四人帮一直逼迫徐远举等前中统军统的人写材料揭发一些共产党高级干部，徐远举拒绝提供任何不实资料。徐本来身体很好，年龄也不算大，但性格太耿直，70年代初因不满监狱管教的指责而脑溢血，死在战犯管理所，而黄维等人终于在文革后期被释放。沈醉在特赦之后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写过《军统内幕》等回忆录，现存有关徐远举的资料多数出自沈醉等人，有多少可信度值得怀疑。
父亲20多岁就当南京市上新河区区长，阳新县县长，30多岁就官拜少将，他一定还有许多精彩的故事。只是他自己不敢讲，而我们则视他的历史为罪恶，不仅不问，而且采取敌视态度。所幸的是，他生性宽容，淡泊名利，无论我们怎样对待他，他从不计较，始终对我们充满爱。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始终将他那军人的身板挺得直直的，从未沉沦。
父亲半生戎马，半生受批判，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万分懊悔，我的最大心愿是让父亲能够过上安静舒适的日子，饿了有可口的饭菜，衣服脏了有人洗，如今已是“子欲养而亲不在”，空留无限遗憾。
父亲，愿您的在天之灵安息，永远爱您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