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学良与于凤至、赵一荻
一
张学良的一生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这种传奇色彩，大致可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他的出生，他是东北王张学霖的长子，自少年时代起，在人们的眼中就是富公子，就是东北大权的“接班人”；
二是他二十几岁就独掌了东北的大权，就成了第二代“东北王”，就是一方谁也不敢忽视的诸候；
三是他在1928年“易帜”，为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中国，创造了条件，功不可莫；
四是在1930年蒋与阎冯李的中原大战中，他出兵关内拥蒋，使那场大战迅速有了结果，让蒋得以取胜；
五是“9·18”事变，因他的不抵抗而让东北大地很快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他成了一时被国人痛骂的民族罪人；
六是1936年他与杨虎城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停战，从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阵线奠定了基础；
七是“西安事变”后，他不顾许多人的反对，毅然决然亲送蒋回南京，从而被扣押，一直软禁了半个多世纪；
八是他的个人生活的丰富多彩、尤其是与元配夫人于凤至、终生与他相伴的赵四小组的爱情故事，浪漫而凄美动人。
所以，张学良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一个有很大故事、很多故事、很精彩故事的人，而惟其有故事，才能让人大感兴趣，引人关注、研究。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的辉煌点，也随之而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事变之前的张少帅那是风光无限，曾一度荣任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蒋介石外，似乎没有人比得上他；而事变后，他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初为“看管”十年，可蒋始终不给他自由，直到他垂垂老矣，总算获得了自由身，可以到美国访亲、并最终定居在夏威夷，终老于此。
对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当然国共两党的观点不一，共产党一方那是热烈拥护支持，并实际上积极参与其中，事变后给予张杨很高的评价，因为这场事变，让中共红军在陕北真正得以“喘息”，从而发展壮大起来，这才有了以后敢于并能与国民党军队叫板的力量，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而对于蒋介石而言，这场事变则完全打乱了他的“周密计划”，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计从而失败，所以尽管张学良对于他本人、对国民党有天大的恩情，可他还是终生记恨这个“犯上作乱”的拜把小兄弟，一生都不原谅于他、不肯放他出来，给他自由。
杨虎城因为对蒋没有什么贡献与恩情，所以结局也只能是那样的悲惨。假若，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没有失败，那么蒋也未必就杀死杨。这让我想起了东汉末年袁绍手下的那个叫田丰的谋士，在官渡之战前，田丰刚直犯上，坚决反对袁绍对曹操用兵，然袁不听，结果大败而回。如果袁得胜回来，那田丰未必会死，可他败了，田丰只能掉下脑袋了。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其命运往往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尤其是面对拥有大权的独裁者，只能无可奈何地去面对，而难以随心所欲地去改变。时也、势也、命也，就是那么一回事情。
二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生于今辽宁台安县九间房乡一个叫张家窝堡的村子里，字汉卿。他的父亲张作霖原来是一个赌徒，后来成为了胡子，靠着他的精明，一步步发展着自己的势力，慢慢就成了雄踞东北三省的张大帅。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那么又为什么叫“小六子”呢？原来这里面有个故事：张学良乳名叫双喜，3岁时，他母亲赵氏请人为他算命。算命的先生说：“这孩子的命很硬，克母！”如何避免克母的事情发生呢？以算命先生的说法是，双喜必须拜一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当义母，借义母的福分来消灾避祸。但当时竟没有一个人愿意认这个胡子的后代为干儿子，双喜的妈妈不得已就指认了路边的一棵马兰，让儿子对着这棵草磕头，可没想到这棵马兰不几天死了，这让赵氏更加迷信其子是克母的说法，最后又有人说让双喜到寺庙里去做“寄名和尚”，可以避灾。
她选了一个所谓的好日子，带着双喜去寺里烧香。一个老和尚过来说：“自小多灾害，父母担惊骇。自许入空门，全凭佛爷带，前殿不打扫，后殿不礼拜。脱下僧袍来，赶出山门外……”说着，让双喜跑出寺外，听到第一个人的名字时，就拿来为自己所用。那天当他跑出外面时，正好有人喊“小六子”，从此“小六子”就取代发“双喜”而成为张学良的乳名，这是所谓完成了“跳墙和尚”的仪式。
后来，张学良曾自嘲道：如果那时候有人喊王八蛋，我也就叫王八蛋了！当然，张学良没有成为“王八蛋”，也似乎没有人再知道“双喜”那个名字子，而小六子却一直为人们所熟知。
1912年，张学良11岁那年，他的母亲还是病世了，但此时的张作霖却在东北站稳了脚跟，拥有很大的势力，这样的家世就能够给张学良应有的教育。他父亲先是请来一些老先生教儿子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那时候一些西洋的先进东西也引了进来，引起了年轻的张学良极大的兴趣，他渐渐对四书五经不那么重视了，而更多的时间则用于学英语、打网球、自行车、开汽车、后来又学开飞机上面了。
少年时的张学良一度曾萌发了要学医、将来成为职业医生的想法，然而，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这个既是“官二代”、“富二代”，也是“匪二代”的张家大公子，不可能走上那条道路，他的命运一开始就与他父亲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1916年，著名教育家、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到奉天青年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报告，给了张学良极大的震动与影响，张伯苓说：中国是不会亡的，因为有我！“假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这样想：‘有我在，中国就绝对不会亡！’四万万人，一心一德，中国焉有不强之理呢？”这话语对给张学良留下深刻的印记，让他终生不忘。许多人也由此而认为，张学良是有爱国之心的，他的爱国之心最早是受到张伯苓先生启发而来的。
1919年，张学良走进了由他父亲刚刚创办的东北讲武堂，开始了一年的军事学习生活，在这里他遇到了平生最佩服的知己郭松龄教官。1920年，张以第一名的成绩从讲武堂毕业，从此走上了职业军人之路。
三
张学良一生情感生活丰富多彩，据他晚年讲，不算妓女，不算妻子，光相好的情人就有11个。他坦诚对人说：“我年轻时，什么都来，最喜欢女人和赌博”。曾有诗云：“平生无憾事，惟一爱女人。”垂老之年还作诗总结道：“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人至老矣，其言也真，张学良倒是一个率性而为的人，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与做法。
可以说，年轻时的他凭其洒脱的个性与强势的家境，他想弄到手的女人几乎没有能够跑掉，甚至是有些女人主动向他投怀送抱，而他本人则是放浪形骸，随心所欲，花花公子之特色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然而，尽管他好色成性，有许多女人，可真正成为他妻子的只有两位：于凤至与赵一荻。
张学良的原配妻子于凤至是张作霖选中的，于凤至的父亲与张作霖是好朋友。早在1908年张作霖奉命剿匪，进驻今吉林省双辽市一个名叫郑家屯时，他所率的巡防营部设在了“长聚长”商号的后院里，商号老板叫于光斗，也就是于凤至的父亲。那于老板对张作霖很是友好，两人无话不说，慢慢就成朋友。第二年，张作霖在漠北龙王庙与一批蒙古土匪对决时，由于援兵不足，粮食缺少，处在困境之中。在此关键时刻，于光斗去说服了当时对张作霖存有敌意的另一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让吴派出精锐骑兵前往龙王庙助战，使张作霖反败为胜。由此，他感激于光斗，并声称日后若有出头之日，必当厚报。
1913年，张作霖在东北已成气候，他拥兵自重后就去郑家屯看望好朋友于光斗，在于的桌子上忽然发现了他的长女于凤至的庚贴，又招呼他的女儿出来见面。相见之下，感觉于凤至温柔贤淑，相貌清秀，知书达礼，而且那名字叫“凤至”，岂不意味着凤凰将至？这让张作霖大感兴趣，尽管凤至年长学良两岁，但这不是问题。张大帅回去后就请吴俊升当媒人。可是当时年仅12岁的张学良对此却强烈反对，他还是个孩子，根本无心娶妻，何况找的又是一个乡下姑娘？张作霖主意已定，告诉儿子：这门婚事就这么定了，谁说也没有用。但同时又答应儿子——于凤至娶回家后，可以跟卢夫人（张作霖的二姨太）过，你小六子在外面再找别的女人，老子也不干涉。就这样好说歹说，张学良才答应了这门亲事。1914年他先是到了郑家屯去拜见了未来的岳父，算是订了婚。两年后，在他15周岁那年把17岁的于凤至迎娶回家。
于凤至是那种很有水平、有内涵的人，她处事冷静而周到，为人极其聪明，说话办事非常得体，所以婚后张学良很满意，特别佩服这位大媳妇的才学，两人感情很好，学良称凤至为“大姐”。第二年他们就生下大女儿，取名闾瑛，后来接连生下了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闾珣、闾玕、闾琪。最小那个儿子据说长得最像张学良，可惜早夭，而那两个儿子后来到美国，也都死在他父亲的前面。
虽然张学良对于凤至较为满意，可他生性风流，不会满足于这位年长他两岁的媳妇，他知道于凤至放在家里也跑不了，出不了事，不会干预或影响他在外面找别的女人。婚后不久，他结识了一个叫谷瑞玉的妓女，两人租房同居了一些日子，张作霖闻知后大骂“小六子混帐！”张学良后来考虑再三，还是与那姓谷的女人分手了，并提出给她十万元，让她跳出风尘，另择佳偶，去幸福安度一生，可谷瑞玉拒绝赠款，不愿嫁人，也不再沦落风尘。后来，张学良在沈阳为她找了一处房子在那里居住，谷氏独自在此终老。
另外，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张学良还分别与宋美龄与蒋士云有过感情纠葛。在1925年，张学良代表他的父亲到上海去调查“五卅惨案”，在交际场所遇到了还待字闺中的宋美龄，那时尽管蒋介石在追求宋家大小姐，可宋家并未答应。张学良在上海与宋打得火热，还曾声称：若不是与于凤至结了婚，他会娶宋美龄为妻的。他们俩虽未成夫妻，可后来一生的感情都很好，在张被蒋软禁的几十年间，宋美龄给予了极大的关照，还有人说：若不是宋向蒋求情，张学良早被处死了。
蒋士云是苏州名媛，人长得漂亮，风情万钟，很得张学良喜爱，两人也一度曾谈婚论嫁，可终未能成。那蒋小姐后来嫁给了中年丧妻的著名银行家贝祖贻，成了建筑设计大师贝律铭的继母。不过，在张学良90岁那年，获得去美国的机会，在纽约住了三个月，大多时间就住在身体还很健康的蒋士云家里，许多活动也都是由蒋安排的，可见两人的感情也是终生的。
于凤至明知自己的丈夫在外面到处找女人，但并没有过多干涉，或许她知道，对于这一个花花公子，有权有钱的主儿，你能说什么？即使说了，还有用吗？所以她干脆装着不知，也不去过问，你愿怎样就怎样。于凤至这样的大度，反倒让张学良时时感到愧疚不安，有时也能自觉地收敛一下。
四
张学良在外面再怎么胡作非为，但从没提出与于凤至离婚，他把赵四小姐弄到家里，也只好没有给她任何名份，表现出对元配妻子的足够尊重。而一直忍隐的于凤至则始终给自己丈夫最大的自由，也似乎那个小男人就是自手中的一个风筝，不论他飞得多高多远，她明白迟早有一天他会回来，回到她的身边，或者说是需要她来抚慰于他的。而于风至在进入张家之后在一些大小事情上的表现，也的确令张学良以及全家上下敬佩、尊重。在赵四走进张家后，她没有半点怨言，这是其一；
其二，在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被炸死、各种危险的情况都可能发生，而于凤至伙同张作霖的五姨太，静观局势，冷静处理各种事情，从容不迫地应对各路来人的探访，制造着张大帅只是受伤、而没有生命危险的假象以迷惑日本人、等待张学良从北京赶回；
其三，西安事变爆发的时候，于凤至为弥补自己学识的不足，正带着三个孩子在英国读书。当她惊闻丈夫被蒋介石幽禁在浙江奉化溪口的消息后，忍痛离别三个年幼的孩子，赶到溪口，陪伴囚禁中的张学良，让赵四在香港伺候自己年纪尚小的儿子。
就这样，于凤至留在了被幽禁的张学良身边，一起过着非人的生活，在最艰难的时日里她从溪口一直陪着张学良到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前后整整三年多的时光。在此期间，远在伦敦的次子被纳粹的狂轰滥炸所惊，患了较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肝肠寸断的于凤至一边忍受着对母亲来说最为残酷的精神折磨，一边宽慰张学良，帮他解除内心的悲苦。在贵州，于凤至不幸患了乳腺癌，必须转地动手术才有存活的希望。在宋子文等人的帮助下，1940年，于凤至孤身一人赴美国治病。
谁料这一别竟是他们夫妻的永别！从1940年到1990年张学良得以自由，可以访问美国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于凤至没有再能与丈夫见面。而在上个世纪60年代，由于张学良与赵四信仰了基督教，在宋美龄的导演下，说是基督徒不能有两个妻子、必须与于凤至办理离婚手续才可参加洗礼。远在美国的于凤至闻此后，当即给在台湾的赵四写了一封情深义重、令人感动的信：
缇妹慧鉴：
时间过得真快，自从１９４０年我赴美医治乳癌，已经廿余年不曾见面，真是隔海翘首，天各一方
记得是１９２８年秋天，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你父亲赵燧山因你和汉卿到奉天而发表的《启事》，声称与你断绝父女关系。那时虽然我与你还不相认，但却有耳闻。你是位聪明果断，知书达理的贤慧女子。你住进北陵后，潜心学业，在汉卿宣布东北易帜时，你成了他有力的助手。为了家庭和睦，你深明大义，甚至同意汉卿所提出的苛刻条件：不给你以夫人名义，对外以秘书称谓。从那时开始，你在你父亲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表现出超人的坚贞和顾全大局的心胸，这都成为我们日后真诚相处的基础与纽带！
你我第一次见面，是１９２９年的冬天。我记得，那天沈阳大雪纷飞，我是从汉卿的言语上偶尔流露中得知你已产下一子，这本来是件喜事。但是我听说你为闾琳的降生而忧虑。因为你和汉卿并无夫妻名分，由你本人抚养婴儿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你有心把孩子送到天津的姥姥家里，可是你的父亲已经声明与你脱离了关系，你处于困窘的境地。我在你临产以前，就为你备下了乳粉与乳婴的衣物。那时我不想到北陵探望，令你难为情。我思来想去，决定还是亲自到北陵看你。我冒着鹅毛大雪，带着蒋妈赶到你的住处，见了面我才知道你不仅是位聪明贤慧的妹妹，还是位美丽温柔的女子。你那时万没有想到我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来“下奶”，当你听我说把孩子抱回大帅府，由我代你抚养时，你感动得嘴唇哆嗦，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你叫一声：“大姐！”就抱住我失声地哭了起来……
汉卿后来被囚于奉化，你已经由上海转香港。我非常理解你的处境，你和闾琳暂避香港完全是出于不得已！经我据理力争，宋美龄和蒋介石被迫同意我去奉化陪狱。嗣后，我随汉卿转辗了许多地方，江西萍乡、安徽黄山、湖南郴州，最后又到了凤凰山。转眼就是三年，缇妹，我只陪了汉卿三年，可是你却在牢中陪他２０多年。你的意志是一般女人所不能相比的，在我决心到美国治病时，汉卿提出由你来代替我的主张，说真的，当初我心乱如麻。既想继续陪着他，又担心疾病转重，失去了医治的机会。按说你当时不来相聚也是有理由的，闾琳尚幼，且在香港生活安逸。我和你当时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要么放弃闾琳，要么放弃汉卿，一个女人的心怎能经受得住如此痛苦的折磨？
后来，你为了汉卿终于放弃了孩子……缇妹，回首逝去的岁月，汉卿对于我的敬重，对我的真情都是难以忘怀的。其实，在旧中国依汉卿当时的地位，三妻四妾也不足为怪（依先帅为例，他就是一妻五妾）。可是，汉卿到底是品格高尚的人，他为了尊重我，始终不肯给你以应得的名义……闾瑛和鹏飞带回了汉卿的信，他在信中谈及他在受洗时不能同时有两个妻子。我听后十分理解，事实上２０多年的患难生活，你早已成为了汉卿最真挚的知己和伴侣了，我对你的忠贞表示敬佩……现在我正式提出：为了尊重你和汉卿多年的患难深情，我同意与张学良解除婚姻关系，并且真诚地祝你们知己缔盟，偕老百年！
特此专复
顺祝
钧安
姊：于凤至
于旧金山多树城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
为了满足张学良提出离婚的想法，于凤至甚至说：“汉卿是他们笼子里的一只鸟，他们随时都会把他掐死的。几十年来，我为了汉卿死都不怕，还怕在离婚书上签个字吗？”她又说：“汉卿的事情，我都是无条件支持的，只要对汉卿有好处，叫我死我都愿意的。”
可以讲，为了张学良，于凤至真的是仁至义尽，做到了极限，什么样的牺牲都无所谓。也由此，而成全了赵四小姐终于在1964年以正式妻子的身份与张学良得以安度幸福的晚年。他们的故事是凄美而动人的，也有点残忍。所以，当1990年1月，年过九旬的于凤致病逝后，张学良在随后以自由之身访问美国时，曾专门到于凤至的墓前，跪倒在地，大哭喊道：大姐，你去得太匆忙了。如果你能再等一等，或许我们还会见面的。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也是于凤至终生的憾事。夫妻分别50年，竟再没有相见的机会，谁说不是残忍的事情？
五
张学良一生阅女无数，与于凤至感情深厚，然最爱的女人还是赵四小姐——那个不顾一切投入到他的怀抱、与父亲脱离了关系的至情至性的女人。
赵四小姐，名叫赵一荻，本名赵绮霞，因在家里四个女儿中排行最小，故后来人们就多称她为赵四或赵媞。她1912年生于香港，比张学良小了11岁。
她的父亲赵庆华，是浙江金华人，清末监生出身，历任九广铁路总办、津浦铁路局局长、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沪杭甬铁路局局长、交通部航正司司长、交通部次长等要职，是北洋政府时期交通系统的一员干将，交往的朋友也多是社会名流。
赵四出生在这样的显赫家庭里，自小就受着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于天津有名的浙江小学和中西女中。赵四人长得漂亮，又善交际，为人活泼可爱。她有个姐夫叫冯武越，创办《北洋画报》，得到过张学良的资助，两人的关系不错。上个世纪20年代，天津最有名的的交际场所是蔡公馆，其主人是张学良的三弟张学曾的岳父，那人留学过德国，有西洋派头，常在公馆里举办跳舞晚会或电影晚会，请一些公子哥、小姐或阔太太们前去玩乐。
1927年，奉系的势力已达京津一带，所以张学良经常去天津公干，他的业余时间也多是在那种娱乐场所打发的。有一天，他去了蔡公馆，恰巧碰到了随着哥哥姐姐姐夫去公馆参加舞会的赵四小姐。一个26岁，青春鼎盛，人才一表，潇洒风流，权倾一方，众星捧月；一个豆蔻年华、娇嫩美白，含苞待放。两人一见钟情，相互倾心，一曲歌罢，意犹未尽，再下舞池，千转不疲，自此爱情的种子就算是在彼此的心间深深地埋下了。
自第一次见面之后，张学良以后有了机会就到天津与赵四相会，两人的感情日益激增，到了相互谁也无法离开的程度。到了1929年3月，这时张学良自己独挡一面，主政东北，他派其副官秘密把赵四接到沈阳，安置在北陵别墅，开始了同居生活，当时张学良28岁，赵四17岁。
当年，于凤至对丈夫在外面胡搞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可真的把女人带到家里来，她也是有火气的。当张学良提出要将赵四从别墅接到大帅府来居住后，于凤至一度也曾大怒过，夫妻两人也吵过。张学良一怒之下，还拿出手枪，可于凤至毫不妥协，挺着胸说你打好了。张一看硬的不行，随来软的，最后达成初步协议：赵四不能有“夫人”的名份，对外称是张学良的私人秘书，对内则称赵一荻。此后，于凤至与赵四相互忍让，和平共处，三人的关系慢慢也变得平和，张称于凤至是大姐，称赵四为小妹。
赵四的父亲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男人，对于小女儿与人家私奔一事非常恼火，他其实知道那男人就是少帅张学良，他无法对付这个拥有兵权的二代东北王，只好把火气撒到了自己女儿身上。赵庆华一怒之下，在天津的《大公报》与《庸报》上刊登了与女儿断绝关系的启事：
“我族世祖清献公，系属南宋后裔，居官表正，持家整肃，家谱有居家格言，家祠有规条九例，千余年来，裔孙遵守，未尝败坏。历朝御赐文联，地方官吏春秋致祭，即民国前大总统、总理亦赠匾对，荣幸何似！讵料四女绮霞，近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二十二条，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依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任何情事，根不负责，此启。”
当爹的人弄出这么一个“启事”，那也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结果，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他的痛苦恐怕也不是外人所能知晓。赵庆华因了这个小女儿的大胆行为，自感教女无法，脸上无光，自此不再为官，只携一妾，隐居北京香山，诸事不问，可见伤心到了何种程度。1930年11月，18岁的赵四为张学良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张闾琳。因是早产，加上当时赵四身体不太好，为了以后只一心一意照顾好这个儿子，赵自愿做了绝育手术。于凤至为了应对外界，假称那孩子是她所生。
六
赵四小姐是一个至情至爱的人，自从跟了张学良，她不计较名份得失，不顾一切、死心塌地爱着这个男人，为他而忧为他而喜为他而痛，与他而终生相随相伴。
在东北那些日子里，他们的生活相对安定，但自“9·18事变”后，张学良受国人的指责，背上了不抵抗的骂名，他的日子开始很不好过。在巨大的压力下，1933年张学良通电下野，在蒋的指使下，去欧洲诸国考察，那一路上全是赵四在陪伴着。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很快被收审，之后先转到蒋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一个风光特别好的地方——雪窦山，在那里被戴笠手下的一个叫刘乙光的特务头子带着一批人看押着。赵四得知这个情况，马上通过各种关系，赶到溪口，陪在张学良身边。与此同时，远在美国的于凤至也迅速飞回看望丈夫。自此之后，于赵两位女人，为了陪同张学良，两人来了个轮班倒，你一个月，我一个月，你来我走，走者去上海暂住，两人基本上没有同时一起陪伴。
由于张学良与赵四的唯一儿子张闾琳当时年幼，需要母亲照顾，于凤至就劝赵四让她留在上海好好陪着儿子，说这边有她自己可以。后来上海沦陷，赵四又带儿子转到香港居住。张学良从奉化而后不断地随着日本人的轰炸而转移，那些特务们带着他与于凤至，先后到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每到一处，当然都被安置得很好，生活上没有任何问题，随便出走也完全可以，只是有人在身边“保护”着。
1940年终，于凤至的乳腺癌发作，情况很是糟糕，宋美龄得知后力劝她马上赴美治疗，并帮助联系好了医院。不得已，于凤至要离开丈夫，赵四把年幼的儿子交给一个好朋友照料，迅速赶往贵州修文，从这以后，于凤至直到1990年去世，再没有见到张学良，而赵四也再没有离开张学良一步。
赵四是那种能上能下、能奢能俭的女人，在陪伴张学良的日子里，生活也并不都是如意的，绝对不是当年在东北时那样随心所欲，要什么有什么的情形，她有时还要自己缝补衣服，还要亲自喂鸡，但不论做什么，她都做得很好，因为她心灵手巧，什么样的事都难不倒她。为了亲爱的人，她心甘情愿地去做一切能做的事情。
赵四在长期陪伴张学良的过程中，一直没有什么名份，用现在的话讲，她始终是一个“小三”，名不正言不顺，可她无怨无悔地坚守着。一直等到1964年，由于她与张学良都在宋美龄的影响下，信奉了基督教，所以才有了上面于凤至成全他们俩而写的那封感人至深的信，于凤至主动提出离婚，让那“小妹”好与张学良在法律上结成夫妻，合乎基督的要求。这样，1964年7月4日，在台北他们举行了一场引起各方关注的婚礼，许多要人出席表示祝贺，陪伴张学良走过36年的赵四小姐也终于成为了“少帅”的合法妻子。
婚礼那天，63岁的张学良与52岁的赵四小姐打扮一新——新郎身着白色衬衫，黑色西服，扎一条黑白相间的领带；新娘身穿红色旗袍，脖子上挂两串珍珠项链，婚礼是由两位知名的牧师主持的，出席的佳宾有宋美龄、张群、张大千、王新衡等好友。信奉上帝的张学良感叹地说：“要不是这些年幽居岁月让我们相依互靠，我早不知到何种地步。能健康地活到今天，要感谢上帝的安排。”其实，他更应感谢的是眼前的这位新娘子，是她的相伴才让他坚强地活了下来，并得到了生活的乐趣与勇气。尽管张赵的婚礼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举行的，但这样的好事是难以真正保密的。到了同年的7月21日，台北各家报纸都纷纭登出了他们结婚的新闻，《联合报》用了五行大字标题隆重推出：
“三十载冷暖岁月/少帅赵四
红粉知己/夜雨秋灯
小楼东风/当代冰霜爱情
正式结婚/白首缔盟
梨花海棠相伴老/往事不堪回首了”
一时间，张赵之婚礼成为台湾人民茶余饭后谈论的一个焦点话题，这让张学良十分恼火，估计是好朋友莫德惠透露出去的，险些与这位几十年的好友断交。
七
从1964年张学良与赵四正式结婚，一直到2000年赵四去世，他们俩个人又一起生活了36年。这很有些意思，前36年与后36年，仿佛那婚礼就是一道分水岭，一半对一半，前一半没有名份，后一半有了名份，不偏不倚，刚好各为36载。如果说他们的前36年，曾经荣耀过、风光过、艰辛过、颠簸过、危险过，那么后36年则是平和平稳平静平实的。
由于他们信了上帝，更由于老蒋小蒋相继去世，整个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张学良不再受什么“看管了”，人身也渐渐由相对自由而完全自由了，他可以随意地会亲访友，也可以接受记者的采访了，甚至在对日本电视台的记者大谈起当年的西安事变了，没有人再对他限制了。
在这期间，他们除了每天读《圣经》、做礼拜外，张学良更多的时间则用于欣赏字画与养花上面。他与张大千是好友，大千先生挥毫泼墨时，他常常站在一旁静静观赏；遇有重要的画展，他也前去观看。而对花草的喜爱，则缘于他对自然的热爱，家中的小院里培植了不少名花，尤其对兰花，他情有独钟，好多世界名兰不但可叫上名字，而且也曾花巨款购来培养。1993年春季，北京举办第三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张学良欣然命笔，写去贺词，大谈兰花：“兰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品格高超的名花，自春秋时孔子自卫适鲁，作猗兰之操，誉为‘王者之香’……”。
赵四静静地陪伴着她一生心仪的男人，慢慢的一起变老。她对身边这个男人也越来越了解了，忍不住还要拿起笔来写点什么，评说一下。1990年6月3日，张学良90岁生日时，赵四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文章，倾诉着她对自己丈夫的印象：“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做的事负责，绝不推诿。他原来是希望学医救人，但是事与愿违，他十九岁就入了讲武堂。毕业之后，就入伍从军。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为争地盘。他开始时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这里，她对他显然给予很高的评价，当然也有为他辩护的意味——“服从中央的命令，不得已而为之”，岂不是说“9·18”不抵抗，是“服从中央的命令”？是他“不得已而为之”？虽未明说，可意思很是清楚。做为一生爱恋的人，赵四对张学良当然是要说好话的，是要为之辩护的，是要把这个男人看成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的，否则也不会跟随他几十年。
但是，张学良晚年也曾公开说过——“9·18事变”那天，是他亲自下令东北军不抵抗的，而不是接到中央或蒋介石之命令的，是他自己判断上出了错误，认为日本人不过是一种试探，不会制造出更大的事端来，这件事不能推给蒋介石。从现在披露出来的资料也证明，那一天，蒋不在南京，正在江西督战，对东北发生的事一点也不知晓，张学良一是没找蒋，二是即使找也找不到。当时他正在北京一家剧院看演出，顾不得那么多，就亲自下令要自己的军队不要抵抗。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把罪责推给老蒋，有失公允。而赵四所说那样的话，是想为丈夫洗清不白之冤屈？还是另有其意？不得而知。
到了生命临近尽头，张学良与赵四夫妻俩决定迁居到檀香山，感到那里的气候风光更适合他们的生活，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张学良有个弟弟在那里居住，另外，他们不想回大陆，也不愿久在台湾住下去，想着换个地方，所以就选择了此前先来过感觉不错的檀香山了。
在人们的感觉里，比赵四大11岁的张学良或许应当走在他妻子的前面，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反倒是赵四先行了一步。2000年6月22日，88岁的赵四小姐一病不起，在夏威夷去世了，张学良坐在爱侣的身边，紧紧握着爱人的手而久久不愿放下。
赵四去世，对年迈的张学良是一个沉重在打击，他的精神支柱似乎一下子全倒了，他在痛苦与孤寂中与死神抗挣，但终于倒下了，2001年10月15日，他在平静中走完了自己百年的风雨历程。
八
就个人的生命历史而言，张学良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我看来他的资质与能力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以他这样的水平与能耐，若是生在一个贫苦之家里，或许一生一事无成，一辈子默默无闻地做个农民或工人或小职员，不会在历史上有这么多的名声。他沾光于家世，他的那个有着非凡能量的老爹张作霖为他打下了一片江山，为他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基础，这一点无法否认。
就个人的本事来说，张学良无法与他父亲相提并论，但他也绝非是阿斗式的脓包，他还是有些胆量与气魄的。在张作霖死后，原东北势力派人物杨宇霆与常荫槐两位一度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任意妄为，这让张很是恼怒。经过一番思考，他采取了果决的手段，一举将杨常除掉，一时间震动了中国政坛军坛，也让许多人对这位少帅刮目相看了；而把蒋介石这位中国当年头号人物抓起来，那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别人不敢做或做不了的事，他也做了。所以，张学良仅就这两件事看，其能量不在小也！但终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蒋介石在日记中曾这样评价这个结拜的“义弟”：“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持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蒋阅人无数，眼光尖锐，看人看事，往往透视骨头，他对张学良的看法，可谓一语中的。
赵四说张学良“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这也有点不合历史事实。就我所知，在“9·18事变”之后，日军很快攻占东北，但毕竟也有一个过程。当时军事战略要地锦州曾是沈阳等大城市落入敌手之后，日军攻入关内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在锦战中，东北军仍旧没有打一枪一炮就撤往关内，导致锦州很快沦陷，全国舆论大哗，再次掀起了谴责张学良的高潮。张为了平息人们的议论，在1932年1月5日，竟发表通电，谎报军情，为自己辩护，说什么：“学良迭承中央命令，复荷国人期勉，及时奋勇惕，矢与共存，一面严饬部属力战死守，一面熟审情势，将一切实况分电报达。祗以日方兵力增厚，武器精良，皆远胜于我，自其发动以后，竟以飞机、坦克及大品径炮分路猛攻，我军英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
张学良为确保他的东北军兵力不受损伤，战前就私自下令撤出锦州，何来“激战十昼夜之久？”这不是弥天大谎吗？这与中日甲午战争时期那个清军将领叶志超一边逃跑，一边发电谎称取得“大捷”的做法，又有何区别？所以仅从此点上看，他张少帅的一生并未总是“诚实而认真”的，甚至在人品与人格上还是有些暇疵的。
我们看过大陆上出的太多的书中写道：张学良被蒋介石关押，这是蒋的小人做法等等，可是换个角度看，张杨发动的兵谏，那是一种什么行为？对于蒋而言，那就是背叛，就是造反，就是犯了杀头之罪的。这样的事，若是发生的中国古代随便那个帝王身上，比如秦始皇或朱元璋被手下人关起来了，那后果是会怎样？还会软禁你的一生？肯定是要诛杀九族的；即使发生在现代的斯大林这样独裁者身上，你张学良也绝对没有存活的可能。
蒋对张学良，从独裁统治者对下属这种犯上的行为所采取的措施看，还是相当仁慈的，杀杨虎城那是大陆丢失了，否则也会继续留着；而不杀张学良，我在前面说过：在蒋那里是内心还在感激当年张曾帮助过他，另外蒋这个人并不十分狠毒，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他，还顾及许多情份上的事，还讲究一点兄弟情谊。张学良虽说是被软禁了，可从没有受过一点皮肉之苦，谁也没有在他面前呼前喊后的说着不好听的话，他还是很受尊重的，包括戴笠那样的大特务头子，不管写信还是亲自见面，对张学良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的。而在物质生活上，蒋介石更是尽着最大能量去照顾张的，而且也总是考虑他的安全，让他能平安地度过一生，同时还经常鼓励他多读书，从历史上体味人生之道理。
自1936年底失去了自由的张学良，照理讲会对蒋介石十分痛恨，或心生怨气，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张对蒋不但没有痛恨与怨气，反之则越来越钦佩，在晚年时他在总结反思自己的行为时曾对凤凰卫视的记者说西安事变是：“误长官，害朋友，毁部下，莫此为甚”。这里的“长官”显然是指蒋介石，而“朋友”则是杨虎城；部下，当然是他的东北军了。
1988年，他又亲自作诗道：“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那么这里的“主”又是指谁？他自己心里很是明白。在蒋介石父子都已做古之后，他评价蒋时说“蒋介石是真正的抗日民族英雄。有人说他是中华五千年抵御外族入侵的第一人，这话一点没错！”我相信这是他的真诚话语，也是他几十年所感触所体味出来的肺腑之言。
孙中山曾说自己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爱革命，一是爱女人。而张学良则说自己也有两大爱好，一是爱女人，一是赌博。爱女人没有什么不好，凡正常男人都喜好美女，而爱赌博的这一大爱好，在张学良一生中都没有改变。1990年他到美国去，都那么大岁数了，竟还是去赌了一把，过了一下瘾。他玩的是二十一点，输了几百美元，连称那发牌小姐厉害。别人劝他换张桌子，他就是不肯，结果连输。在我看来，他发动西安事变，把老蒋抓起来，也是一次大赌，他并没有认真考虑这场赌博的后果如何，只是凭着一时的血气而下手了。
张学良，有人说他是千古功臣，有人骂他为千古罪人。功臣也好，罪人也罢，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所给予的不同评价。千秋功罪，只待后人评说。历史上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定论。具体的每一个人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粒沙子，微不足道，不管他做过什么或怎么做的，随着历史的脚步向前推移，慢慢都变成了尘埃。
